主题：【原创】国学收官之人钱宾四先生一点点 -- karman

这里不讨论太祖，不歪楼了，还是回归钱穆。

英国当时正处在急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很多社会矛盾发生在工厂里面。为了化解矛盾，议会派出的工厂视察员会调查各个工厂的情况，然后把报告呈送国会。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对童工问题的调查。

当然，这种调查并不全面，和现代的经济数据无法相比。但是，这毕竟是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原始档案的性质。

钱穆昨天死了，活了九十六岁。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导，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并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已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龚鹏程语）全是胡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三、今天联合报登“民初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张玉法语），也全是胡说，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一中学教员，受胡适提拔，北上入京，已是一九三○年以后的事，又何来“民初”？钱穆声名，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这是今日贴金耳。不过，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四、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今人皱眉；但他不以此力足，倾余生之力，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严格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更见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算命，更见其上学朱子手法，而头脑不清则一。

　　五、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

　　六、蒋介石“用公帑建宾馆”，为钱穆安老于“素书楼”，证明了双方都公私不清。今天中央日报登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其实，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钱穆谈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义利当头，却贪鄙如此，实在有愧晚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显示了大家爱他以德，他在搬家三个月后死去，颇有“曾子易箦”味道，这全靠钱太太深明大义之功。中国时报登“显示了他对辞受之际自有分寸”（龚鹏程语），其实白住了二十二年而受之不辞，这又何来“分寸”？搬家以后，他喃喃以我要回家（指“素书楼”）为言，足见其本人“义利之辨”，老犹不清，幸赖豪门之女钱太太之扶持，方得以“一身傲骨”脱走，呜呼，亦云险矣！

一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钱穆的旧学成就，算是很牛逼很牛逼了。

但他的“学说”，如果能称之为系统化的学说的话，如同很多其他学说一样，不可能不和当道发生关系----这倒不是要追究他本人的什么“责任”，毕竟，他只是个学者，手里没攥着刀把子。

海外所谓“新儒家”的“道统”，指向谁，比如，“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是对哪一段历史教育而言；再比如所谓“儒家倡导自由经济，反对统治经济”，指向哪一种意识形态，其实是相当明确的。

问题是啊，风水轮流转，皇帝轮流坐，现如今传统汉文化被看作是一种有效的宣传国家主义的思想工具，于是国学大兴，人大都开国学班了----更有重量级人物提出要整合“三统”，把儒家，毛主义，邓思想拧把到一块，搞出一个“新道统”，据称近可拯救中国，远能拯救世界-----呵呵，既然都要整合了，那新儒家以前的“指向”是谁，貌似也可忘了算了。

本来嘛，只言片语的解释总是多义的----就说这“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吧，当然可以指2000年的传统社会，但也可以拿来说大跃进与文革；恰如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318可说，129可说，45，拖拉机进城一样可说。

难于上青天。

他受胡适的影响太深。钱穆真正的地位不是做为史学家，而是作为理学家。这也是他的历史意义之所在。理学到底会向何处去，是否会成为一种能够更新与新时代的信仰，这是钱穆活动的真正意义。李在这方面其实不如钱。当然他也有他自己的难处。

太祖在延安之前，也很少读真正的哲学。后来拉着胡乔木、艾思奇那个狂补课啊

我最佩服这位老爷子的是，只看典籍，就能旁征博引加条分缕析，一条条给辑出来，说的明明白白，而且绝无逞意穿凿之处。可惜老爷子挂的有点早，没等到楚简出世，徒留今人争讼不已。但要说国学收官之人，恐怕过了，因为国学研究不是死的东西，还是在发展的。如果说国学大师收官之人，我感觉可以与饶宗颐并列算，学问越来越繁细，以后再难有如此大师了。

《八十自述、师友杂记》里面似乎没有说自己5岁就能如何如何的说法。这多半是帮闲人士的吹捧罢了。

天下就不要想了。

其实中国历史熟读24史+资治通鉴也就够用了。

据说太祖资治通鉴读了17遍。

不过有点不相信：显然太祖读诗书是不可以用遍数来衡量的，他应该是读得很熟，可以随口引用，有兴致就翻一番，有需要就查一查那一类。

你能说陈寅恪把《新唐书》读了多少遍？

《资本论》讲的也不是资本家如何赚钱啊

在有文物证据之前，任何根据文献的出的结论都不能算错。

就好比在战斗结束前，任何作战计划都不能算错一样。

他其实年轻时身体很弱，又有严重胃病。后来到台湾讲学是又差点被坍塌的楼板砸死，后来居然活到９５。

想问下，您见过几个文科生，见过几个不喜欢太祖的文科生，然后就跑这里来分门别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