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赵紫阳之死（续） -- 温相

赵紫阳的个人能力综合评价起来应该在建国以后的历届卸任的总理中算是不错的。（这里说的是卸任而包括现任）他在接手总理国务院的任务以后所面临的局面和周恩来一九四九年以后所面临的局面的背景有类似的地方。周恩来那时候是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人面临一个全新的斗争模式，也就是说如果从军事角度考虑中国改为从政治乃至经济角度考虑中国，这在于一直致力于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压力之大是显而易见的。赵紫阳虽说说所处的大环境和周恩来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可是一九八零年的中国的艰难困苦的情景并不见得比一九四九年单纯。赵紫阳作为一国的总理手中棘手的问题未必见得比周恩来少。他比周恩来幸运的是，他的引路人邓小平同志是坚定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这一条上给予赵紫阳必要的支持和理解，这也是赵紫阳取得一定的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

回首从一九七八年中国吹响改革开放号角到一九九八年中国国民经济迈上新的台阶的这二十年，赵紫阳执掌国务院和中国经济的八年占有它应该占有的一席之地。这八年当中，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文革以后罕见的成绩，勃勃生机的中国逐渐获得了世界的认同。同时，这八年所犯的一系列的错误、失误也不应该因为这八年的成绩而得到掩盖或者蒸发。

在这一段时期，赵紫阳得以放手的主抓城乡经济有赖于邓小平的鼎力扶持和胡耀邦的密切配合，胡耀邦从大局出发，对于赵紫阳国务院系统的要求给予最大限度的满足，而这个时期，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合作也基本是和谐的。

一九八三年以后，赵紫阳因为政策、路线、工作上的分歧和不同角度的认识与胡耀邦之间产生了矛盾，再以后这种矛盾被进一步的夸大，赵紫阳亲自给邓小平、陈云写信要求改组中央的领导机构，矛头直接对准胡耀邦，成为当时倒胡声浪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插曲。（具体可以参见我的《赵紫阳对胡耀邦致命的最后一击》系列，此不赘）现在一些人回顾起这段历史时不免慨叹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合作不永，也有人认为赵紫阳误上人当，实际上，与其说赵紫阳被人拉走，毋宁说是赵紫阳巧妙的利用了倒胡阵营给自己的政治天平上增加了必要的砝码。无疑，胡耀邦下台之后，赵紫阳当仁不让的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成为邓小平身后的接班人。赵紫阳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他赶上了也抓住了。刘华清在他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中详细的描写了邓小平在十三大之后对军队主要领导干部交待关于赵紫阳接班军委负责人的讲话，说明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当选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只是一个过渡，其目的是以后接任邓小平的军委主席工作，然而，这些安排都被稍后的八九政治风波冲散了。

邓小平同志评价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时说这起风波是迟早要来的，这是极言其必然性，而事物的发展还有它的偶然性，这次事件的偶然性就是胡耀邦的突然病逝。胡耀邦的逝世让本来已经涌动的思想暗流得以借口喷薄而出，从清污、反自由化开始积累的政治怨气得以借口发泄。学生民主运动是被推到前台的最好选择。赵紫阳在对待学生运动一开始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并无不同，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李鹏和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们商定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之后通报给赵紫阳，赵紫阳也圈阅了这个报告。

然而，在五月的“五四运动”纪念日和亚洲银行年会上的讲话中，赵紫阳似乎没有完全认同四二六社论的观点，或者说比较那篇社论的口气缓和了很多。这就让当时的常委们大感不满，以后，赵紫阳自己放出话去，说他愿意为四二六社论不合适的地方单独负责，这是许家屯透露的，赵的讲话显然令常委们倍感不快，这等于把其他常委划到顽固立场上去，以后，中央一位领导人就指责赵紫阳“话为什么不讲到当面，当时你不同意社论的草稿，可以明确提出来，也没有人逼你，你也是签字同意的，也就是你的同意我们才宣布拿出去的（指的是社论的原稿），现在你自己单方面宣布这种消息（指的他要单独负责的话），把常委会放到什么地方了？”还有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针见血的指出：“共产党不是闹袍哥、搞哥老会，弄个江湖义气是不行的，常委决定的东西你一个人一风吹了，而且事前也不打招呼，就和境外的人去吹，香港都知道了，可是我们才知道，组织纪律性哪里去了？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了？”对于这些指责，赵紫阳后来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做了一定的解释，当然，那时候他的解释苍白无力的。

五月十三日，学生决定绝食，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名义邀请在京的十二位比较有影响的特别是能和学生对话的学者出面劝阻学生停止绝食和撤离广场，并且作出具体的事后保证，当天上午，学生广场指挥部接受了十二位学者的条件，准备撤离，中午，封从德、柴铃从鲍彤处回来后突然一口否决了上午的决议，李洪林（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八九事件后被捕入狱）对此做过详细的回顾。根据被捕的学生头目交待，封从德是被鲍用电话找去的，谈了一个小时以后才回来的。回来以后的封从德公开打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口号，事态就此扩大化。

五月十六日，邓小平在接见苏联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指出：“你和赵紫阳同志的稍后会晤将表明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随后两国的关系也将正常化。”然而，下午赵紫阳见到戈以后说：“你和邓小平同志的会晤已经表明了中苏两党的关系正常化，你们的会晤是两党最高级会晤。”他还说了那番著名的介绍邓小平在党内作用的讲话。这番讲话很快就被广场指挥部加以利用，严家其说：“我们现在开始已经可以进一步行动了。”

次日，也就是五月十七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话劝说学生离开广场和停止绝食，此前学生提出只要赵紫阳或者李鹏去广场说一句学生是爱国的，他们就撤离，但是，事实上，学生在见到这篇讲话以后仍旧没有撤离的迹象，在赵紫阳讲话之前，鲍彤单独约见严家其、苏绍智、封从德等人，随后北京知识界发出著名的“五一七”宣言。五月十八日，严家其等人说：“我们现在应该把斗争的主要焦点变成支持紫阳同志，他是党内的孤立派。”五月十九日，赵紫阳在中办负责人的陪同下讲了最后一番能够让全国观众看到的话，他说他老了，无所谓了。这是公开的赵紫阳留下的最后的面对群众的谈话。

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撤销赵紫阳党内外一切职务，赵紫阳的政治生命从这一天开始就结束了。而赵紫阳留下的功过是非却是一直到今天都有普遍的争论，相信历史有一天会对他作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价的。

目前的情况,资料不全,很难客观的评价赵紫阳.但历史自有公断.

客观两字，何其难。

看来版主是一个锻炼人的职务啊，呵呵

同意啊.

啥事客观过呢?啥事又不是主观做出来的?

也可以算是对他生命的后10几年的安慰。

有位朋友和我聊起开枪的事，说实话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枪声大作，也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但是，最后还是开枪了。当然你可以尽情的指责为什么调动军队，为什么开枪，为什么开启坦克。不过，什么事都应该追本寻根的想一下。

就在戒严以后，中央还是在一再的强调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事态进一步扩大，学运的矛头已经公开对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甚至有人公开组织政党要搞轮流坐庄，（事后，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一共有八个非法政党在这个时期成立，包括所谓的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联合同盟、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社会民主政团同盟等）这种情况如果维持一段时间以后，中国将要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是可想而知的。

设想一下，如果一边是中国继续动乱下去，或者说政局进入混乱状态；一边是选择武力平息，请高明者教我应该选择哪一种从而使得事情变得损失最小呢？

赵紫阳也算是开创了我党党内斗争的新纪录了。而在赵紫阳之前分裂党的王明、张国焘出国以外，其他的诸如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高岗、彭德怀等都是身败名裂的。

原先对紫阳观感并不好，反官倒，他公子的民愤最大。但是广场上的那一幕，彻底扭转了观感，感到了他政治家的情怀，也是他真情流露。那一刻，我就觉得两个字，“感动”。

我个人觉得，就凭他广场的最后几句话，就比现在台面上的大多数政客要强。

晚上没用机枪坦克不也解决了吗。几千疲惫不堪的学生，用两倍以上数量的武警公安解决总可以吧，为什么要用坦克，把个天安门广场压来压去，用机枪扫射纪念碑，事后组织所谓的有觉悟的工人换天安门的石砖，换纪念碑的玉雕。可惜蠢笨的当局者忘了石头新旧颜色，不是更换就能够抹去的，就像坦克机枪的记忆当局极力想从历史中擦掉，最终也是徒劳的。

如何？我只是提一个建议，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

是首都群众自发的，而八九事件发展到最后各派势力纷纷插手，这点似乎没有人怀疑吧？而且，八九事件的声势和规模是四五事件根本无法相比的。

还有，四五事件中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高喊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而八九事件发展到五月下旬之后，公开打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而四五事件也没有人敢于公开说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而八九事件中公开谩骂中国共产党为“一代奸党”，组建反对党公开要求共产党下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范围内，出现这样的口号按照中国的宪法规定不是“危害国家安全”（以前叫反革命）又是什么呢？古人说：“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信夫？

那时和1989时有着很大的不同，你说得很对。

党主席之类，北京公安局是不是为了邀功请赏故意捏造，要不然就是隐瞒不报，还有两种可能就是发布这份名单的中央当局不认为这些党的威力有多大，还是威力大到需要向全国人民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