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小猫的原创——也谈中国的战车 -- 妖猫drake

P.S. 最近貌似很时兴在经济管理版面讨论中国古代的战车，小猫也来凑个热闹吧。写这些的目的，主要是罗列一些资料，小猫试图介绍一下中国的古代战车和同时期的兵制，免得列位都用西方骑士的路数往车战上套。根据猫写东西的习惯，篇幅估计会拖得比较长，呵呵

1.战车的起源

关于战车的起源，看到了某位仁兄说中国的战车乃是西方传来，这点小猫是比较怀疑的。的确，从发掘的到文物看，似乎是西方较早的发明了战车，或者更确切的说，将驴车用于战争。

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西方战车文物，是公元前2500年乌尔城墓葬木旗拓片上的苏美尔人战车，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后世战车的庞大装备，拥有一个巨大的车厢，可以方便的塞入多名战士，还能运载士兵们的武器，从这辆车的形制上看，这就是一辆普通的大车，很可能临时蒙上了皮革。而且，拉车的牲畜并不是马，而是四头驴子。

苏美尔的军用四轮车

由于马匹驯养的问题，西方用了几百年才把拉车的驴子换成马，公元前1900年，赫梯人造出了最初的双轮双人马拉战车，这种能够在荒原上驰骋的装备后来经由喜克索斯人传入古埃及。

看到有兄台认为驯马能力决定了战车的运用情况，在猫看来，驯马情况的确重要，但是另一方面，金属加工技术，木工技术，都极大的决定了车辆的水平。比如喜克索斯人带给埃及人的除了战车，还有重要的青铜器，没有相当的青铜器加工水平，是不太可能制造高速奔驰的战车的。

那么中国的战车是何时出现的呢？应该是夏朝，首先，夏已经拥有了专司战车的官职“车正”，尚书中说“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另外，司马法中提到“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即夏朝对战车的要求主要是平稳。

由于在系架法上的区别以及挽马较少的缘故，西方的战车采用了两人制方式，每车配属一位御手一位战士，此时西方战车的主要武器是弓箭，而以投刺两用的矛作为近战武器。别小看车组人数这个问题，这可能一定程度上决定东西方对战车不同的使用。

西方的战车，主要是一个射击平台，这并不是说西方战车不能同步兵进行近战，相反，利用车毂上的利刃，以及战马的践踏攻击，战车对单兵拥有绝对优势。但当步兵们手持比较结实的木质或者金属制盾牌，通过训练能够迅速结成盾墙时，战车对于密集步兵环形防御阵型也真有点束手无策，总不能拼着两败俱伤正面撞过去吧？

夏商时代的早期中国战车，也是一个主要用来射箭的平台。采用这种战术的原因，一是在商军中，徒卒和车兵仍分别编组，商代早期车兵尚未取得军中的核心地位，军队中战车数量较少，比如汤灭夏时出动的战车数量，各类记述从最少的九乘（墨子），到最多的70乘不等，这一时期的甲骨卜辞中，一般只记录征卒若干，俘虏若干，不太提战车的事情。不过由于战车比较适合中原的地形，同时也适合贵族高贵的身份，自身的战斗力也较强，战车在军队中的地位是迅速上升的。

中国战车在商代仍然是同时有四马和两马驾车的形制，不过三人制车组已经确定下来，即车左、御手、车右。在商代，一车之长是由“车左”担任，不过看到有河友说车左司射，车右持矛和盾，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东汉人注《诗经.鲁颂》，说“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而从考古发掘来看，三人制车组一般是携带两把铜矛、三把铜刀还有两套弓箭的，也就是说，车右也可以射箭，车左照样能够拿矛，那么为什么有“左人持弓”的说法，为什么会将一辆战车称为“一射”呢？

这就要从贵族的军事教育说起，商贵族的军事教育主要有三项：射、御还有舞。射也就是射箭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当时最重要的贵族学校“序”的主要科目就是射箭，所以孟子说“序者射也”。而御也就是驾车还有舞，也就是兵器演练还有军事体育也很重要，但是对于作战的意义上比不上射。既然射术如此厉害，为什么不让战车上的两名战士都以弓箭为主要武器呢？

我们可以从战车的结构上找原因，一个正常的右利手人，他拉弓放箭的攻击角度大约是身体左侧半球，那么倒霉的车右想要向战车右侧放箭必须大幅度的转移身体，这个姿势使得他的攻击速度和命中率都大打折扣。

不过车右的位置和姿势却很利于使用长柄的矛或者戈进行攻击，大家可以自己做个掩饰，想象一下自己手持长达三米的矛或者戈分别向左右进行挥击和横扫，你有没有想过右手后面那一段不断的戈柄尾部会不会扫到什么人呢？虽然商代战车的车厢稍大（出土商代战车车舆，最宽134cm，最窄的只有94厘米），但是三个人挤在车厢里还得是前一后二的品字形站位，车左这位一戈横扫或者啄击，估计先遭殃的就是在他身侧的御手和车右。而车右则基本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其实基于这个原理，我们也能猜测长枪方阵除了后背外哪里最为脆弱，其实就是方阵的左侧，因为在紧急转向的情况下，枪兵密集阵型向有转向是比较容易的，而向左转向必须先通过统一口令竖起长枪，全体转身再放下长枪，反应时间慢的很多。

而对商代战车而言，由于此时步兵和车兵仍分开编制，即便装备了长柄戈矛，车兵一般也更愿意选择以前三角型（最基层的车兵小单位共有5辆战车，前部三辆两马驾车组成纵队，后两辆四马驾车在纵队左右翼，然后五个小单位以前三角队形组成25辆战车的大单位，战车部队最大编制为百乘，商军后期有战车300乘，分属左中右三师）高速从地方步兵或者战车的右侧翼冲过去，边冲边发射弓箭，只有在万不得已比如被地方密集方阵保卫或者战车损坏停住的情况下再使用戈矛甚至青铜刀近战。

这也是为什么商代战车崇尚速度（殷曰寅车，先疾也，出自司马法）的原因，而从高速奔驰的战车中射箭还能命中对方，非得是优秀的贵族射手才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商代以车左为一车之长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在猫看来，商并非中国战车和车战的成熟期，因为战车的分类和战术均没有完备。甚至终周一朝，中国战车都在不断的发展，尚未迎来自己的高峰。

周朝由于手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战车的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司马法谈到周战车，“周曰元戎，先良也”，终于开始要全面发展了，这也难怪，在周朝，光是木工就分了七种专业分工，其中轮、舆、车三个专业同战车制造关系密切。

从《考工记》看，周朝的战车已经有尺寸标准，性能上也有了一系列要求，比如上下方便，形式迅捷，在泽地行驶不沾泥土等，光是车轮，就要用规测圆，用矩和悬绳测车辐是否正直，用水测车轮的材质是否均匀，用秤测两轮是否等重，其他还要测车毂的空隙是否达到要求，这一切要求均满足了，才算一部好车，跟现在造辆手工劳斯莱斯一样麻烦。

而且在兵制上，战车终于拥有了核心地位，步兵开始降格成为战车的伴随属兵，甚至军队的最基本建制单位都是以战车为主的“乘”。 一乘一共多少兵马呢？始终是众说纷纭，光是司马法就有30人和75人两个说法，猫比较赞同30人说，即“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其他也有10人的算法“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大约是只算了贵族甲士，还有“每乘二十五人”，这是算了战斗徒卒的，这三十人的一乘，甲士十人，3个在车上，7个在车下带领战斗徒卒15人，还有5个管后勤的徒卒，其中2个是伙夫、2个饲养员，一个是武器保管员，一乘还附有二牛挽驾的辎重牛车一辆。

你看这一乘正好是一个可以独立作战的作战单位，这点上，中国战车比西方战车先进，西方的战车部队一般都是独立编组，在使用上或者靠近重骑兵，或者靠近弓骑兵，几乎没有进行过步车混编和协同作战。但是中国的步车混编也带来了问题，那就是战车需要控制好速度，不能像以前那么疯跑了。

当时每一乘都会编入矩形的松散方阵，作战中由战车引导进行冲击，为了容纳伴随步兵，每一乘的小方阵都较为稀松，由这种稀松小方阵拼合而来的大型方阵十分灵活，但是想要维持一个紧密度事宜的方阵，各战车的速度必须一致，要保持一定的车间距，这种相对固定位置对御手的要求极高，驾车人的牛逼程度直接决定了乘的战斗力，因此还是由于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现在一车甚至一乘之长，变为了御手，他一般会装备最好的全身防御盔甲。当然在大将的指挥车上老大还是车右。

周战车的驾驶难度比日后的春秋成熟战车要高很多，首先周战车的车轮直径较大，在1.3~1.4米，轮辐较少一般为18~24根，两轮间距在2米以上，车舆较短，在0.8米左右，这种设计，轮大辐稀，不够牢固，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也不耐颠簸。轮距大车舆短，战车转向就较为困难，再加上是单车辕驾车，四匹挽马全靠御手用马缰绳控制，的确不是一般人玩的来的。

也难怪六艺中有射和御两条，商代的舞则被归入乐之中了。周朝的贵族子弟从十五岁如学校学习被称为“五射”“五御”的技法，再利用每年“春中”、“中夏”“仲冬”的三次实兵大演习练习作战队列和作战驾车技巧，如果能在演戏后的田猎中驾车冲击兽群，斩获颇丰，估计小伙子离出头之日不远了。

妖猫drake:【原创】小猫的原创——也谈中国的战车（二）

• 【原创】车战之式微——兼与诸君商榷（一）

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搜集的资料。据我所知，这个说法最常见的出处是《中国军事通史》第二卷《春秋军事史》第二章《演变之中的军事制度》第三节“军队兵种及编制”二“军队编制的变化”所载：

“当时乘的编制变化的最显著标志，就是随着军赋征收征收标准的改变，每乘30人制开始向每乘75人制过渡。这在有关古人征引的《司马法》逸文中有具体的记载“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即一般每乘为75人，其中甲士仅为3人...而徒兵则激增至72人”

先看本段文字中所引文字资料，根据书中所标注：

《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马法》曰：“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备，谓之乘马。””（《诗·小雅·信南山》孔颖达疏引）

我另外查了一下《汉书.刑法志》，也有基本相同记载，“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

所以，这里所谓“乘马之法”，应该只是当时的“军赋”制度，而不能理解成军队编成规定。如果是将引文理解成军队编成规定的话，怎么解释“牛十二头”问题？难道这12头牛也要和一辆车3甲士72步卒混编？

一乘三十人的乘编制也有“牛两头”，因为要“重以大车驾牛”啊。周朝有国野在赋税上的不同，但是此时文武尚未分职，地方组织和军队编制完全就是一套班子，商的民军制度已经是有预定编制和隶属的，周朝也是如此，一同三万家正好出甲士一千，徒卒两千，战车百乘，组成一师。

另外，俺对“乘”按老兄所说的错误看法，并不是来自军事通史那么新的书，老兄有兴趣可以看下 蓝永蔚先生 《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虽然是出版年代较早，但讲这个时期的中国军事，国内似乎还没有超过此书的著作。

我所疑点的在这里。总不能说剩下的牛是当军粮的吧（弦高哭了，牛肉你们早吃上了）。如果是配给后勤运输的话。那说明全部牛并不是编入一个编制单位的。如果牛可以打乱编制，为什么步兵不能打乱呢？况且《司马法》成于战国，自春秋末至战国初时步兵单独编成的记载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了。即使单独编成，也可以维持72人一队的体制嘛。

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一点在争论中都被忽视了。

《春秋时期的步兵》我先去看看，看有没有这方面合理解释。

说的是一乘30人中有一辆牛车，如果说一乘75人的话，辎重部队肯定是随之增多的，蓝先生认为春秋时候有百人制的乘，是楚国的，战斗兵75人，后勤25人，装备轻车一辆，重车一辆，还有若干人力大车，考虑到这群人的装备较商朝一乘要多近两倍，挽牛增加也是很正常的。

至于编组，后勤辎重和非战斗徒卒在战时都是留在后方的，行军队列中也是落在后面，但是安营扎寨之时就要和本乘的战斗兵和在一处了。春秋的步兵虽然是毁车为行了，但也是逐渐开始单独编制的。至于为什么没有打乱编制，老兄可以看下管仲对士乡的论述，同乡合编，有利于作战和指挥的。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老兄到底是认为75人一乘这个编制部队，还是觉得压根就不存在一个步车混编的叫做乘的基层作战单位？

一车配七十五人编制下的车步协同。这种混编在战场上根本不可能会玩开。古人绝不可能这么傻。在步兵数量翻倍增加的情况下，只有一种编制符合战场规律：即车兵和步兵完全分离。

关于队形的问题，我会在之后的帖子提到，但是我也是在看书和参考西方的阵型的基础上自己表述，而蓝先生的《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中涉及这种步兵和车兵混合编组的章节有几个，从两的步兵小组到大型的军阵十分详细，能够回答一下老兄的疑问，至少是提出了一个解释，供老兄参考。这书我有电子版，老兄有兴趣的话我把电子书发给你。

刚在新浪爱问上下的。看法等我看完了再说吧。

上古时代没有统一的军区，后勤和参谋部，各部落在部落长老参加的加盟大会后各自自带干粮独立出兵，双方汇聚在约定的战场上械斗两三天。打不过了或干粮吃完了就各自回家吃饭。部落互相吞并后，大部落组织械斗就要发起人准备后勤了，周商就是以国为单位的后勤组织者。发起人传贴，组织作战目标，规定时间内到某地集合。干翻对手后，大家分钱，分妹子。但敢不出兵或迟到的就要被别人分钱，分妹子了。 从属部落要出人出兵器，但干粮准备就光准备从家里出发到集合地和估计械斗天数的分量。 到时候还要打多少天，就看发起人能多供应多少天，仗多打多少天。周商能维持八百年，和以部落国家发起革命整体战的后勤技术困难关系很大。 也就周灭商时，出现过一次越打越多人趁机加入落井下石后勤越简单的正反馈革命效应。后来加入的都是自带干粮的，周用兵势威胁周边小国解决其核心军队的后勤反而变得简单了。周吸取了商灭的教训，用利益集团贵族代替自由散漫投机的部落族长组织国家。再到了春秋战国国战后，就没有什么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事情了。 没有部落，只有领地出的人和兵器都由世家的军事将领统一组织，后勤也是下属领地的人专门负责。战国后期各国适龄男性全部上战场，妇女老人负责部队后勤的情况都很正常了。具体来说就是卒的抽丁数量和在军队比例空前扩大。

《司马法》里记载的乘马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备，谓之乘马”到底是军赋之法，还是军队组织之法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吵了两千年了。根据楼主提供的《春秋时期的步兵》作者意见，春秋时期一辆攻车能直接指挥一个72人的步兵方阵协同作战。72人还要分成3个小方阵，每个方阵五列，每列5人。由战车上甲士跑进第三列中间担任指挥。这是防守时。这三个方阵要位于战车前，左，右。然后再和其他战车的步兵再组织更大方阵。进攻时，甲士再上车，七十二个步卒跟着车去攻击。

您觉得春秋时中国人打仗有可能这样么？

即组织编制和作战编成是有区别的。

组织编制：战车和步卒混编，比如一乘有乘车甲士三步卒七十二，作为军队实力统计的一个标准单位。比如千乘之国之类。

作战编成：打破各个乘的编制，战车和步卒分别集中配属使用。

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我觉得可能和春秋时期战争和社会变动的不同速度导致。一般而言，战场上的情况总是社会变化的先声，速度更快，战争规模扩大和专业性加强，要求各兵种能集中配属使用，以发挥长处——比如战车如果分散在步卒中，就无法发挥高速冲击的优势；而春秋时期，分封还没有郡县制取代，军队人员、装备的补给还没有统一的组织，所以混编的组织编制更适合。

等到了战国，郡县制的推广让军队的补给有了统一的组织，自然就消除了这种矛盾了。

我看可能是一个车当罗马百人队的旗子的功能，步兵方阵跟随车移动。车实际上没有承担多少指挥功能。也可能是保持贵族在军队中的特殊地位，政治压倒了军事。

在详细的步兵装备和训练细节得到解答前这个问题可能是没有答案的。对付松散的征召而来的农民，战车可能很强大，没有必要改良，但是对付训练有素的罗马式地主军队是另外一回事。

一百人上下的小队编制并不一定是实际指挥的需要，而是一个纯粹的方便管理的规模。

火牛阵之类的奇计也就偶尔成功几次。 不受训练的惊牛更可能是到处乱跑而不是冲击对方的阵地。而大批训练战牛比训练人难多了。有这功夫，农民都训成精兵了。

春秋左传正义

很明确说明一乘，四马，三甲士，七十二卒和十二牛是一甸，六十四井（576夫）的兵赋。 没说要驾夫和射手，驾夫，射手和更多的甲士估计都是贵族本族人和训练的私兵。从阶级分析和战术使用的角度来看， 贵族会更倾向于把自己的亲族和私兵集中起来训练成精兵部队使用而不是分散开来去领导农民。打仗要是不顺，当然是贵族领着私兵，驾着车自己先跑了，而不是去收拢部队后撤。

2.“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看大家都在讨论“乘”这个编制变化的问题，小猫觉得要讨论这种演变要从头说起。乘成为一个车兵和步兵混合的编制，一般认为是在西周。此前的商军，从考古发现来看采用的是将步兵密集队形和倒三角战车编队分开编成的作战队形。商朝的步兵包括两种，一部分是低级奴隶主阶级组成的徒步甲士，也就是所谓的“虎贲”，这支步兵的阶级构成与希腊世界重装步兵的比较接近，是由经过军事训练的“平民”或者说是由“国人”组成的，算是一种民军制的残余。

而另一群人，就是被驱赶上战场，冲击在前，撤退在后的奴隶，这支装备原始、阵亡率颇高的部队几乎是被文字记录完全无视的，但是我们却能从武王伐纣牧野决战中找到他们的影子——那一计惊天动地的反戈一击，他们一劳永逸的向商族报了仇，也迫使奴隶主们重新考虑战场编队的问题。

当然，奴隶军团中还有另一群特殊的奴隶，这就是商王的世袭王室奴隶们。他们世代为商王服役，是商王最为信任的力量，于是有商王“用其携贰者以宰治其同族”，以这批御用奴隶监视其他奴隶主，而且，商王的王室奴隶卫队还以“多臣”之名参与征伐西方，但是由于他们身份仍是奴隶，所以并不在国家军队的编制中。类似的国家奴隶部队也出现在波斯人的军队中——他们被称为“万人不死军”。

但是无论是由奴隶主阶级底层单独编组的甲士军阵，还是干脆被驱赶上战场的奴隶，乃至于专门以战斗为业的商王奴隶卫队，他们或者技战术娴熟，或者不习兵刃，但全都是缺乏指挥的，这些步兵军阵在战场上唯一能做的就是前进或者后退，区别不过是其中一些懂得排出整齐的密集阵型而另一群人就像赶鸭子上架。对于商的普通步兵而言，无论他们身上是否穿着精良的甲胄，这群人对作战机动的了解也就是个前进或者后退，对于密集方阵而言，转弯都是有困难的。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希腊世界的早期重步兵方阵中，阿彻.琼斯在《西方战争艺术》中如此评论这种一根筋的早期方阵“纵深密集的队形实际上没有机动能力，只能前进或者后退。早期的重型步兵方阵没有细分，因此只能实施简单的运动，比如，允许位于翼侧的人根据命令面向不同的方向。这种协同缺陷是由队形的性质以及民兵是业余战士的特点所决定的。要对方阵细分并进行战斗中有用的训练，就需要编组，以便在下级军官领导下经常一起训练。但是希腊民兵缺乏这种实践。”

何止是希腊民兵，在早期步兵上面，高级奴隶主们既没有，时间精力费心教导底层平民们复杂的阵型机动，又害怕拥有了自己指挥和机动作战能力的平民们会把学到的这一套用在对付看似强大的车兵上，因此贵族们宁愿让独立步兵处于一种战斗力有限的困境，也不愿通过教习复杂机动来提升密集方阵的作战能力。

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贵族们发现面对的敌人越来越强大和狡猾了，指望依靠几个密集方阵在战场上一条道走齐步，车兵集群侧翼机动射几箭就打赢一场战斗的“幸福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作为前骑兵时代战场上速度和冲击力的绝对王者，车兵在商军中是绝对的天之骄子，但是这些看似风光、高高站在普通甲士之上的贵族富N代们的实际战斗力却很值得怀疑。估计大家会说，你小猫不是说车兵又会射箭又懂得驾车，是贵族精英么？

没错，战车兵在训练和单兵战斗力上是绝对凌驾于普通步兵的，但是他们脚下的战车，却是一种脆弱的机械装置。

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各文明的战车在坚固性和耐久上都不如皮包骨头的战马，在崎岖地形或者危险驾驶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车祸，对于沼泽泥坑的难以通过的地形也极容易一头扎进去彻底困死。在面对步兵方面，集群步兵通过配合，完全有机会剿杀战车，至少可能利用手中的长兵器给战车兵造成伤亡。

德国的四轮木车

考虑到车兵和步兵在训练成本装备成本上的差异，战车同步兵正面碰撞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交换比，而以弓箭战术面对步兵集群，其实并不是太合适的战术，何况步兵也逐渐开始装备原始弓箭，虽然武器性能与车兵的有差距，但是却数倍于车兵的一车两弓，对射上车兵也不见得能讨什么便宜。

战国战车的复原模型

而且由于步兵缺乏指挥和士气激励，很多时候战斗的胜负决定于哪方的步兵首先崩溃，而非哪一方的车兵表现更出色。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车兵一次次的在战场上被步兵兄弟们卖了，被打得屁滚尿流之后，回去却不好说什么。

商朝的军制已经由部落时代的全民皆兵临时征集制演化为规定归属的民军军制，平民们此时已经将参与只有贵族或者说奴隶主阶级上层受益的对外征战试做一种被迫服的苦役，这种不甘心不情愿，再加上长期服役导致农田荒芜自家破产，步兵兄弟们在战场上越来越被动，越来越消极怠工，逃跑的技术倒是越来越娴熟了。

针对这种奴隶主阶级中一部分人越来越讨厌参战的的内部分化和矛盾，世界各种文明都最终使用常备军制来代替民军制，但是具体到改造步兵密集阵型上，东西方采取的方式却不同。

西方在密集方阵中引入了全职业的雇佣兵，这些人经验丰富，在战斗中积极主动，如色诺芬《长征记》中的雇佣兵团，远涉重洋，最终破关斩将历尽波折总算是打回老家，马其顿则依靠改良的长枪密集方阵配合完善的多兵种军队打遍欧亚无敌手。

当然后来罗马人在改造伊特鲁利亚式军制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职业士兵的军团-大队体制，其更为稀松灵活的阵型在在战斗中屡次击败了希腊密集长枪方阵，将方阵暂时打出了西方战争舞台。无独有偶，东方的周朝也选择了以更稀松更有弹性的阵型来代替密集步兵方阵，也就是每乘混编步兵小组和核心战车，再由“乘”组成的稀松大型方阵。

中国人对九宫格似乎有种特殊的爱好，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三》中提出了九阵之说，《李卫公问对》则称中国的九宫格式编组始于黄帝和井田制，“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闲地...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根据这段来猜测，乘的战斗兵共25人，车上甲士三人，车下甲士7人带领15名征伐奴隶兵，这车下22人应该是组成四个战斗小组，排布在战车四面，所以以九宫格方式来看，四角四格是没有部队的，所以叫做闲地。

以九宫格模式编组的“乘”

但是我们来想想一下这样的一“乘”，排入大型方阵，似乎有些问题，那就是两乘之间会形成没有战车居中的弱点。其实从曹操对春秋75人制大乘的描述“攻车七十五人，前据一对，左右角二队”来看，我们是误解了九宫格的说法。

曹操描述的乘是一个倒三角阵型，后部是没有步兵小队的，那是假如我们将下一个倒三角阵型拼合过来，就会发现，这种倒三角阵型正好解决了步兵小队之间缺乏战车联系的问题，而且完全符合九宫格阵型对闲地和陈法的描述。当然，由乘拼合而来的，实际是一个个联系比较紧密的纵队，纵队和纵队之间，仍然有不小的间隙，但小猫推测，这些敌军很容易就能挤入的空隙，很可能是车布混合阵型故意保留的。

为什么要故意保留这些空隙呢，我们只能从战场场景来推测。乘组成的车步混合大方阵要攻击的敌人无外乎两种，或者是编组完全相同的车步兵混合方阵，要么是由起义国人、起义奴隶或者是异族战士组成的步兵阵型。

假如敌军是车步混合方阵的话，那么两个方阵正面对冲，最高效的作战模式是什么呢？是西方步兵密集方阵那种前几排像玩橄榄球和相扑一样对撞，推搡，踩踏，打得异常野蛮，而后面绝大多数战士却像看街头卖艺一样摇旗呐喊助威围观呢？肯定不是。

我们的老祖宗们玩的战斗模式就要比西方的玩法高效的多，既能保证场面血腥好看，还能保证主角和大牌大碗们尽量安全的参演，这种打法没有名字，我们却可以用象棋的一个名词——“双车错”来为之命名。

既然是“错”，敌对两乘是擦身而过，各位可以试一下分开两手五指，在交叉握笼，这个过程中，我们指头的侧面互相摩擦，用力大一些还能挫的很疼。而战场上，由“乘”组成的车步方阵就像分开的五指，面对面而来，纵队间的空隙正好可以供对方的车步纵队插入，当然这种插入带来是每乘角队之间的血腥砍杀，因为角队的站位就像锉刀的挫齿，两齿相碰想不碰出火花都难。

但由于有角队和闲地存在，居于“乘”中心的战车只需要用弓箭对步兵间的作战进行支援，顺便鼓励或者说监视手下步兵们拼死而战就可以了，除了对方战车射来的箭之外，高高在上远远观望的奴隶主贵族精英们是能够保证自己安全的。

那么面对对方单一步兵时“乘”这种混合编组的效果如何呢？这次我们就要对比的是车兵和步兵分开编组与车步混合编组在对抗单一步兵时孰优孰劣。首先我们知道，周朝的战车虽然性能较商战车要高了很多，却仍然有机械脆弱的问题，这种隆隆而来，看似兼备速度和坚固的木质机械，即便撞击的障碍物只是人的血肉之躯仍根本不能多次承受冲撞时带来的巨大的撞击力。

中国兵车复原模型和出土的战车

丧失了战车机动性保护的战车甲士们，面对对方集群步兵次来的枪林剑丛，也只会被砍成一堆肉泥而已。所以，指望战车通过撞击和碾压来驱散对方步兵阵型只能算是一种危险性极大的赌博，最多作为计无可施时的手段。

在单独编组时，本方独立编成的步兵们是不是会在远远停在阵后的战车的监视下奋力作战呢？肯定不会，无论是对外征伐，还是对内镇压，步兵兄弟们拼死奋战只能赢得的血和死亡，好处是不会落在他们头上的，对他们而言，倒是本方那群高高的躲在战车上的混蛋都死光了才更能合他们意。

那么当步兵和车兵以乘这样一个基础单元混合编组之后呢？还是由于角队和前据的保护和屏蔽，战车上的贵族精英们得以安全的射射箭、敲敲鼓、看看戏。

而原来可以消极怠工作壁上观的步兵们就倒霉了，角队和据的编组很小，远没到分编时代一群人混在一起可以法不责众的规模，步兵们不卖力作战，贵族们就可以用严酷的军纪杀鸡儆猴，避无可避，没有第二条路的步兵们只能挥戈向前，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战车上的贵族精英们赢得战功。

由此我们只可以发现，乘这个编组出现对于车兵正是幸福生活的开始，除了大大降低车兵的作战风险，同时也让功勋更容易取得，除此之外车兵们的地位也有所上升。

以前的车兵，单独编组，除了个别贵族中的贵族，中国车兵就像西方希腊世界的民军方阵中的普通一兵一样，在自己所在军阵中处于最普通、最底层的地位，这些徒步甲士，与同样徒步的奴隶兵相比，装备稍有优势，却很难体现他们的高贵。

“乘”这个步兵和车兵混合的编制出现后，徒步甲士们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至少是形式的。现在，徒步甲士们从一般打手，摇身一变成为带几个小弟的打手头目，能够满足一点统治欲望，也可以用徒步奴隶战士们作为自己的人墙，略微提升一点战场上的安全系数。

最悲催的就是奴隶兵了，现在他们收到越来越严酷的军纪的对待，监视他们的战场督工更多了也更近了，奴隶间的战斗也越来越变得血腥起来。

那么从经济基础上来讨论周军制和军阵的变化，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作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小段正统封建时代，周朝车兵步兵混编还有“乘”的出现，我认为与经济制度的变化是直接相关的。前面我提过，乘不光是一个军制中的基础作战单元，它拥有独立的后勤保障能力，也是一个能够维持作战的基础战争单元，同时乘也是周动员和军赋体制的一环，简而言之，甲士们是一位低层封建主的部属，而徒步奴隶战士也来自封建主的土地。

在日本和欧洲类似的经济体制时代，欧洲封建主和日本的小名庄园主养常备骑士、骑士侍从或者武士，战时则动员农奴上阵。

虽然文艺作品中的日本武士和欧洲骑士都是几骑滚滚而来绝尘而去，来去如风，其实他们采取的战术编组更类似中国周朝的“乘”编制，也是采用步骑混合编队，另外，小封建主甚至是农庄主们出征时也会自带后勤人员，甚至自备干粮，这种自给自足是保证独立性的一个基础，吃我的饭，穿我的衣，只向我效忠。

在欧洲，不列颠人曾长期使用战车做为高级贵族的作战装备，但面对罗马的步兵军团-大队，尚处于单独编组的不列颠战车从没讨到过便宜

因此对于春秋“乘”编制的演化以及随后步兵逐渐从乘中独立出去，再次恢复独立单独编组，以及车兵丧失军队核心地位，猫也倾向首先从经济基础来讨论其演化的原因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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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欧洲的封建时代，还是日本的战国乱世，封建主确实会养一支精干的常备军，但是战时却会将这些人作为低级军官分给动员的农奴部队，只有这种基干部队才能在战斗中更持久的维系动员兵的作战意志和斗志。否则，战况不顺，不等贵族逃跑，平民和农奴跑的更快，谁给贵族们殿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