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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八月，唐帝国西南边疆重镇松州，也就是现在因旅游胜地九寨沟而闻名的四川松潘。

睡梦中的松州居民突然被四周震天的喊杀声惊醒，起来后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所在的城市已经被敌人团团包围，这些装束奇特长着红黑脸膛的敌人漫山遍野数量众多，随后又传来消息说，这些敌人来自一个让当时的唐人听着十分陌生的地方——吐蕃。

松州人简直无法相信，天底下竟然还有人敢主动进攻自己身后这个庞大富强的帝国，这无异于在挑战无往不胜的天可汗的权威。很快，令人安慰的消息传来，本地最高军政长官、松州都督韩威已经迅速集结好部队并准备出城应战，松州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相信天可汗的军队无人能敌，于是在家里安心等着好消息的传来。

可他们等来的却是噩耗，唐军居然战败了！随韩都督败退回城的残余部队也证明了此事非虚。城内人心开始浮动，谣言更加变本加厉，说这些来自吐蕃的敌人极其野蛮，不仅没人读书识字，而且竟然以生肉为食，即令人恶心的所谓茹毛饮血；谣传这些吐蕃人很可能是狗的后代，因为听说他们连平时打招呼都是两手趴在地上学着狗叫。

据说，吐蕃的首领无比狂妄，胆敢要求我们伟大的皇帝把公主嫁给他，甚至扬言如果朝廷再不答应，就率兵到长安自己去娶！人们还进一步听说，这个敌人首领叫什么“弃宗弄赞”，啧啧，瞧瞧这倒霉名字，肯定是一个连祖宗都不顾的轻浮家伙。

随着初战失利和谣言四起，松州城笼罩在一片令人不安的阴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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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更新中）

《第一部 英雄序曲：两君王》

《1、赤松赞与李世民》（点击阅读）

《2、倒霉的吐谷浑》（点击阅读）

《3、松州战与和》（点击阅读）

《4、雷人的禄东赞》（点击阅读）

《5、国王与公主》（点击阅读）

《6、殷勤的女婿》（点击阅读）

《7、甲木萨悲歌》（点击阅读）

《8、一个时代的终结》（点击阅读）

《9、两线作战的大唐》（点击阅读）

《第二部 无可奈何的初唐》

《1、“遥传仁贵，咋舌称神”——大非川的罗生门（上）》（点击阅读）

《2、“遥传仁贵，咋舌称神”——大非川的罗生门（下）》（点击阅读）

《3、“皆哀其枉”——姓氏古怪的常胜将军（上）》（点击阅读）

《4、“皆哀其枉”——姓氏古怪的常胜将军（中）》（点击阅读）

《5、“皆哀其枉”——姓氏古怪的常胜将军（下）》（点击阅读）

《6、英雄末路——无以为家的噶尔.钦陵（上）》（点击阅读）

《7、英雄末路——无以为家的噶尔.钦陵（中）》（点击阅读）

《8、英雄末路——无以为家的噶尔.钦陵（下）》（点击阅读）

《随笔：关于噶尔.钦陵》（点击阅读）

《随笔：噶尔家的文采》（点击阅读）

《9、力挽狂澜的女杰——吐蕃太后赤玛蕾（上）》（点击阅读）

《10、力挽狂澜的女杰——吐蕃太后赤玛蕾（中）》（点击阅读）

《11、力挽狂澜的女杰——吐蕃太后赤玛蕾（下）》（点击阅读）

《12、曲怨关山月，妆消道路尘——甲木萨再来》（已完成，点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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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贰】

《龙狮之舞——唐蕃争霸英雄记》之《一、英雄序曲：两君王》

2、倒霉的吐谷浑

这是一幅堪称国宝的传世名画，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它的名字叫做《步辇图》，其作者据说是大唐初年的工程美术天才、日后大明宫的总设计师、高宗时曾任宰相的阎立本。

所谓“步辇”，是帝王所乘坐的代步工具，通常称为“辇”，本来和车一样是有轮子的，秦以后，帝王、皇后所乘的辇车被去轮为舆，由马拉改由人抬，由是称作步辇，而画中步辇上那个盘腿而坐悠然自得、把六名抬辇的娇小美女压得不堪重负的胖大壮汉，便是本画的核心人物，大唐帝国的太宗皇帝。

画面的左侧，穿红衣留着大胡子的唐朝典礼官身后，站着一个看上去相当瘦弱的男人，他身着紧身团花衣拱手肃立，留着相当奇特的发型，长着明显不是中原人士的面容。小时候学过中学历史课本的朋友们想必已经回忆起来了，画中这人似乎叫做“禄东赞”，身份好像是吐蕃王松赞干布派来唐朝求亲的使者，而这幅画作所记录的，就是流芳千古的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的故事。

（按：关于《步辇图》的真伪，以往一直没听说有什么问题，但近来似乎出现了争议，有专家研究后认为它并非阎立本所画，姑且存疑。）

只是，仔细研究后人们发现，这段历史可能并非并非像后人传颂的那样其乐融融，其中很可能隐藏着一些别的东西，具体却是说来话长。

吐蕃雄主松赞干布在统一西藏本土以后，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派遣使节，首度与大唐接触，但这个使臣应该并不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禄东赞。其实，禄东赞中“禄”字，学者们认为是吐蕃官职“论”的异译，并非他的姓氏，他的藏语全名为噶尔.东赞域松，出身于吐蕃权势显赫的噶尔家族，该家族在松赞干布死后曾控制吐蕃朝政达半个世纪之久，此是后话。

噶尔.东赞域松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最得力的大臣之一，以足智多谋著称，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他甚至很可能救过松赞干布的性命——吐蕃权臣琼波.邦色邀请赞普去自己的领地赴宴，实则打算杀死藏王阴谋篡位，松赞干布答应了，先派东赞域松去打前站安排，这位机智的大臣到达后立即发现事情不对头，马上跑了回去向赞普汇报，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成功的谋杀。

史载，这位邦色也是个当断则断的人物，发现自己的阴谋暴露后，他马上叫来儿子，命其割下自己的人头火速献给藏王请功，随即自刎。其子向松赞干布献上父亲的头颅，赞普没有理由处置这个“大义灭亲”的家伙，只好宽恕了其家族。

因此，位高权重的噶尔.东赞域松不太可能仅仅为吐蕃与大唐这种无关紧要的尝试性接触而专门出使，很可能这位吐蕃使臣只是名普通官员。对于这个世界屋脊上刚刚崛起的陌生政权，大唐自皇帝以下的整个朝廷一头雾水全然陌生，比如《通典》和《唐会要》记载：“不知有国之所由。”《旧唐书.吐蕃传》说：“其种落莫知所出。”《新唐书.吐蕃传》则写道“未始与中国通。”随后，好奇的太宗皇帝随即派遣使者冯德遐前往抚慰吐蕃。

值得注意的是，吐蕃这次入贡在贞观八年十一月，而仅仅一个月之后，唐朝大军就开始大举进攻唐蕃之间位于现在青海的吐谷浑汗国，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唐太宗此时派冯德遐出使吐蕃，很可能不只是简单的对吐蕃遣使的回访，而是带有政治和军事目的，甚至有学者认为冯德遐入吐蕃的目的，就是在于形成唐、蕃共攻吐谷浑的军事联盟。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纯属牵强附会，因为吐蕃十一月遣使朝贡而唐军十二月即开始大举集结进攻，当时唐与吐蕃互相了解甚少，而吐蕃在这次战争表现并不积极，且大唐的实力远远超过吐谷浑，唐蕃双方在战前结成共攻吐谷浑的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不大，冯德遐出使吐蕃的主要使命应是了解对方并建立关系，告知唐军打击对象仅为吐谷浑，打消吐蕃对唐朝军事行动的顾虑，避免吐蕃在战争中支持吐谷浑，保证唐军征讨吐谷浑的顺利进行。

那么，这个吐谷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吐谷浑，中间那个字其实读“玉”音，但考虑到“阿房宫”、“确凿”等词现在的官方标准注音，这个词将来被官家勒令读做“吐古浑”的机会应该相当大。

这是一个被考证为慕容部鲜卑人建立的国家，据说，该国的创建者为慕容鲜卑部落首领的庶长子，名字就叫做吐谷浑，大概在公元三世纪末，他被继承父亲当上部落首领的弟弟排挤，被迫率领自己的部众由辽东开始了漫长的向西迁徙，穿越蒙古高原一直到达现在的宁夏、甘肃一带，定居于甘肃临夏附近开始繁衍生息，他的子孙们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国王遂以乃祖的名字将国家命名为“吐谷浑”。

在血腥而动荡的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汗国却保持着难得的稳定，并不断扩张着领土。到了伏连筹可汗时期，吐谷浑疆界东边到了甘肃的迭部县（叠川），西南与新疆的和田（于阗）相邻，南面边界延伸到了阿尼玛卿山、昆仑山，北边到了祁连山，西北边与新疆的哈密（高昌）相接，拥有着东西约两千公里、南北约上千公里的辽阔疆域。

吐谷浑汗国控制着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青海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被战争阻塞，人们便开辟了丝绸之路青海道，往返东西方的商贾、使节和僧侣从西宁经青海湖，过柴达木盆地到达新疆。吐谷浑汗国立国达三个半世纪，因垄断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贸易而富足天下，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自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眼红和觊觎。

公元609年4月，隋炀帝的大军西征吐谷浑，在覆袁川（今青海门源县西北永安河谷一带）设置了绵延九百余里的包围圈，吐谷浑大败，可汗仅率两千骑南奔党项，从此客居在党项部落之中，吐谷浑亡国，其故地被纳入隋朝版图。

十年后，隋朝灭亡，亡命党项的吐谷浑可汗立刻率领部众返回故园，重建了吐谷浑汗国。吐谷浑虽然得以复国，但其往昔的荣光早已不在，可汗不明智地选择与继隋而立的大唐对抗，终于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就在与吐谷浑西方的吐蕃建立联系后不久，唐朝的太宗皇帝派出五路大军，大举讨伐吐谷浑，主帅便是当年闪击东突厥的英雄、皇帝驾前最有能力的将军李靖。在李卫公的猛烈打击下，吐谷浑人溃不成军，可汗一路狂奔，跑到了新疆南部的且末，太子慕容顺向唐军投降。唐军在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海中锲而不舍，疯狂追赶着吐谷浑可汗，可汗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最后在突伦碛（在今新疆且末与和田的大沙漠）神秘死亡，后世或曰自杀或曰被杀，总之吐谷浑再度亡国。

在此期间，吐蕃似乎也没闲着，按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其后，赞普亲出北巡。在北道，既未发一兵抵御，亦未发一兵进击，迫使唐人及吐谷浑入岁输贡赋，由此，首次将吐谷浑人收归辖下。”

前面说过，一些学者认为唐朝和吐蕃曾订立过夹击吐谷浑的协议，因此所谓的“唐人输赋”，大约是唐朝答应吐蕃出兵所给馈赠。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吐蕃并未真正出什么力气，而是趁火打劫，利用唐、土两国在东线大战的有利时机，乘虚侵占了吐谷浑的南部地区和党项部落的领土，于是其东部边界已与唐毗邻，甚至势力一直延伸到松州即今天的四川松潘附近，松州以西本属党项旧疆，当时已向唐朝臣服，其酋长也由皇帝册封。

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出人意料地下令让吐谷浑复国，唐军遂扶持已先期归降的吐谷浑太子慕容顺继任可汗，唐朝官方宣称是为了体现“以德怀远”的精神，但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新可汗慕容顺继位仅十天，就被对唐朝心怀不满的部下杀死，大唐又立其子诺曷钵为可汗，封号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意为智慧富贵的君主）。于是，在亲唐的汗国政府领导下，吐谷浑就此成为了大唐王朝的属国和西面的一道屏障。

大概是此后新可汗的表现让大唐皇帝相当满意，一年之后的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太宗宣布将皇室族女弘化公主下嫁诺吐谷浑诺曷钵可汗。太宗皇帝当时肯定没有想到，这一决定竟引来一场和吐蕃的突然战争，并进而导致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事件的发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唐朝使者冯德遐访问吐蕃后，松赞干布又派使者携带厚礼随冯德遐来到长安，其目的是为藏王向唐朝求婚，希望能迎娶一位大唐公主。但是，对于这个自己不甚了解、且正对自己的属国吐谷浑虎视眈眈的新兴政权，大唐皇帝李二郎并没有表现出过高的兴趣，几乎没有怎么考虑就拒绝了这门婚事。

据说，吐蕃使者感觉很没面子，不知道回去如何向赞普交代，就在这时候，他得知了唐朝将弘化公主下嫁吐谷浑的消息，于是计上心来。按照《册府元龟》的记载，吐蕃使者回去后，对松赞干布说：“我刚到的时候，唐朝对我相当好，也答应了把公主嫁给您，可就在这时候，正赶上吐谷浑王入朝，他对唐蕃关系挑拨离间，唐朝因此对我的接待标准下降了好多，最后再也没提出嫁公主的事儿。”

深感自己受到了羞辱的松赞干布大怒，马上从吐蕃和象雄抽调大批军队，向东猛攻他认为坏其好事的吐谷浑。刚刚复国的诺曷钵无力抵抗，逃到了青海北部地区以避藏军锋芒，该国的人口牲畜被吐蕃大量掠夺。松赞干布并不肯罢休，率大军继续向党项和羌族部落地区推进，一路如摧枯拉朽，一直打到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潘）西部边境。

此时，藏王放出了狠话，扬言如果唐朝再不答应出嫁公主，就带着军队去长安自己迎娶。这段言语在新旧唐书中的记载略有不同，《旧唐书》写的是“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而《新唐书》记的则是“公主不至，我且深入”，但大概意思差不太多。

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唐朝的松州都督韩威出兵迎战，但唐军却出人意料地吃了败仗，这场失败诱发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原来归降唐朝的当地党项人首领如阔州、诺州刺史等“并以州叛，附于吐蕃”，他们的叛变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帝国西南边境的稳定，史载“边人大扰”。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八月，意识到形势严峻的唐太宗终于做出了强烈反应，皇帝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右领军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将军刘兰为桃河道行军总管，督步骑五万抗击吐蕃，正式揭开了松州之战的帷幕。

这是唐、蕃两个亚洲强权之间的首次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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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狮之舞——唐蕃争霸英雄记》之《一、英雄序曲：两君王》

3、松州战与和

这次吐蕃入侵的军队数量庞大，松赞干布纠集了吐蕃、象雄等西藏各部联军，据说人数达二十万之众，而太宗皇帝派往迎击的唐军只有“步骑五万”，双方众寡悬殊。而对唐军更为不利的是，即使是这区区五万唐军也并非一体，而是分别在各地集结并组成四路，由四名将军率领开往前线，每路估计也就一万余人。此种局面的形成，与唐初采用的府兵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我们后面再谈。

阔水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牛进达率领的一支唐军，最先抵达松州前线。关于绵延两个世纪的唐蕃战争中产生的这第一位英雄牛进达，史书中对他的记载却相当不详细，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只知道他名秀，字进达，濮阳雷泽（今属山东鄄城）人，据推测他年轻时很可能参加了瓦岗军，后随秦叔宝、程知节归降王世充，然后又跟秦、程在战场上投唐反正，从此成为秦王府的一员战将，在李二郎麾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累官至左武卫将军。

左武卫将军是府兵十二卫中左武卫的长官之一，位列左武卫上将军和大将军之下，官阶从三品。在唐朝，这并不是一个很低的职位，甚至可以说相当高，要知道那时候除了身兼中书令、侍中、仆射等高级官衔的少数人之外，一般宰相也不过是“同中书门下三品”，即享受三品官的待遇，而身为六部长官的尚书也仅是三品官。

按：唐朝初期实行府兵制，府兵共十六个卫，除了管理禁军的左右监门卫和皇帝的贴身侍卫左右千牛卫之外，其余十二个卫包括前面说的左武卫遥领天下六百多个折冲府，是各地府兵的领导机关。唐军平时兵农结合，除边关一部分常驻军以外，军队由折冲府统一管理户籍和军事训练，战争时再由皇帝任命指挥官称某某道行军总管（如出征时不只一个行军总管，则通常设一总指挥，称为行军大总管），凭皇帝圣旨再配合虎符、鱼符或令牌等调兵凭证，临时调集某部府兵出征。

十六卫最高长官为从二品的上将军，其下是正三品的大将军和从三品的将军，但一般这些高级军官们只是“遥领”某卫即享受某卫长官的待遇，并不具备真正的指挥权，战时则如前所述，由皇帝临时派行军总管为指挥官。

这种情景在电视剧《贞观之治》（注意，是<之治>，可不是什么<长歌>）中经常有所表现——包括当年还是秦王的李二郎等统兵将军们，在出征回来后要将调兵凭证交还中书省，嘴里还念念叨叨：“某某道行军总管某某某，交回陛下赐予的统兵权！”中书令验证无误后，再将这些调兵凭证放入木盒中专门保管好，以便下次再用。关于唐代的军制，有许多专门的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唐军前线指挥官牛进达，这个在帝国统一进程中身经百战的将军飞速判断着战场形势，按照战场指挥官可以灵活决策的唐初军事传统，他果断决定不再按常规等待兄弟部队都到达后再请示总指挥侯君集下一步行动，而是要乘吐蕃不备，率本部人马趁夜发动突袭！

不出牛所料，唐军果然告捷，史载“进达先锋自松州夜袭其营，斩千余级”。对唐军先锋这次夜袭吐蕃军营的战果，后来的学者评价不一，或认为“大捷”，或认为“小胜”。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次夜袭是唐军在先期不利形势下对吐蕃发起的反击，就具体战役结果而言，尽管被歼千余人，但吐蕃主力并未受到损失，唐军的确谈不上大捷。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唐军只是出动了四路军队中的一路估计约一万人，竟然敢对二十余万敌人主动进行攻击，并且取得了歼敌千余人的可观战果，贞观年间唐军的战斗力之强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看到，如果没有这场夜袭或夜袭失败，唐军士气势必进一步低迷，在兵力处于劣势（五万对二十万）的情况下将进一步陷入不利境地。故从整体战略态势来看，这场夜袭虽不足以决定战争全局的胜负，却扭转了唐军一再被动的不利形势，改善了唐军的处境,增加了大唐对吐蕃和谈的筹码，使唐、蕃双方以较为平等的地位对话，因而它对后面的和平达成具有重大意义。

不久之后，主帅侯君集以及执失思力等将领率领的增援队伍陆续到达前线，唐军士气大振，而吐蕃军队则压力陡增。

西藏各部联军围攻松州城十余日不能下，又被唐军夜袭所败，兵锋已钝，士气已泄。同时新兴的吐蕃王朝的内部并不稳定和巩固，让松赞干布时时刻刻不敢安睡，比如被杀的象雄王李弥秀的旧部在王子李聂秀的领导下继续与吐蕃为敌，他们甚至一直坚持到唐蕃这场冲突五年之后的贞观十八年（644年），才被吐蕃最后平定。另外，西藏联军对唐作战不利，这些来自青藏高原的武士们在唐朝边境的松州无法建立巩固的后勤基地，这导致他们此前掠夺来的作为战利品的物资大量消耗，而又难以从唐地掠夺物资进行补充。

这些都大大削弱了西藏联军的凝聚力，进而影响到联军的战斗力，加剧了内部分歧。其实，即使从吐蕃刚刚攻入唐朝边界起，就不断有将领主张见好就收，反对只为了面子继续打下去，要求撤军回国，《新唐书》中甚至记载了吐蕃大臣们以极其惨烈的“尸谏”方式向松赞干布表达了对这场战争的不满，且大臣们前仆后继，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其大臣请返国，不听，自杀者八人”。在这种情况下，吐蕃的军心很可能已经开始动摇。

但令人奇怪的是，实力大增且士气振奋的唐军并没有乘胜进攻，反而安心地驻扎下来，似乎只想凭借坚城足粮把孤军深入的对方熬败，这大大违背了唐朝初年的军事传统。要知道，自身先士卒勇猛无畏的大唐皇帝李二郎以下，唐初的将军们心中从来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在几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的敌人面前也毫无畏惧，常常主动对优势敌人发动猛烈攻击，就在十年前，皇帝最优秀的将领李靖仅仅带领几千轻骑和裹着随身粮草，就敢在正月的寒风中深入不毛之地，寻找到控弦数十万的东突厥王庭，随即突然出现并彻底摧毁之，从而解决了困扰大唐多年的东突厥问题，此前牛进达的初战告捷无疑也是这种优秀传统的延续。

松州前线几路唐军的总指挥是被任命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的吏部尚书侯君集，他在后世的演义中被描绘为一个獐头鼠目、妙手空空的梁上君子，而在史书中，尽管没有关于侯君集具体长相的记载，但说他一向以勇武自称，这样看来他的外形大概更偏向于肌肉男，似乎不会是个时迁般相貌的人物。

事实上，侯君集是皇帝李二郎当年做秦王时候的老部下，不仅战功累累，而且在那场决定许多人命运和唐王朝走向的玄武门之变中积极出谋划策，发挥了十分关键作用，是皇帝的绝对亲信。

另外，侯君集还是前面反复提及的那位大唐最优秀的指挥官、日后被神话为半人半仙的李靖的弟子，太宗皇帝曾亲自安排他跟随李靖学习兵法，但这对师徒的关系似乎并不和睦，侯同学向皇帝抱怨说李老师像猫教老虎一样留了一手，并不把最好的能耐传授自己，李老师则向皇帝反驳说，自己早看出这个学生不是个东西，因为以侯所承担的职责而言，自己教给他的本事已经足够了，而他贪得无厌竟然想“求尽臣术”，这家伙如果不是想谋反又是想干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还是李老师的眼光狠辣，侯同学果然在贞观末年因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最后被太宗挥泪诛杀。

所谓名师出高徒，尽管没学到老师所有的本领，侯同学的军事理论修为起码也不会太差，身经百战又学得了自己老师亲口对皇帝承诺“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的兵法，可谓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了，他完全有能力对战场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采取有效的措施。

但在初战告捷士气高昂的情况下，数万唐军却躲在松州坚固的城墙后面踟躇不前，从统帅到士兵，其表现确实耐人寻味，似乎他们在刻意保存着实力，这又是为什么呢？是想等敌人挺不住撤军时再一举歼灭之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也算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侯将军的兵法课成绩也算得到了检验。

于是，唐蕃双方莫名其妙地进入了对峙阶段，都没有再出战。但是，相对于本土作战的敌人，战场胶着形势对远离西藏的吐蕃军队带来的压力无疑更大，在这种不利情况下，随着粮草不继人心浮动，藏王松赞干布终于先熬不住了，不得不主动提出和谈，唐书载“弄赞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

公元639年秋天，唐蕃终于达成和议，吐蕃如释重负地撤军了。出人意料地是，松赞干布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唐军没有趁机开门追击，反而如一阵风般迅速，从松州神秘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就在这年底，一支数万人的唐军突然出现在西域，如狼似虎地扑向投靠西突厥与大唐作对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唐军统帅的名字我们相当熟悉，侯君集。而在其麾下的，仍然是执失思力和牛进达等一干人马。

一切疑问都有了答案。原来，这支军队本来就是准备用来征伐高昌的，但由于西南边疆的突发事件，不得不紧急抽调到松州填坑，而这支生力军的力量必须尽可能地保存，这就不能和吐蕃过分纠缠——贞观时期，唐军尽管强悍无比，但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让志在四方的太宗皇帝时常捉襟见肘，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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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狮之舞——唐蕃争霸英雄记》之《一、英雄序曲：两君王》

4、雷人的禄东赞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月，吐蕃使臣又一次来到唐帝国的首都长安，献上黄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再次为藏王松赞干布求婚。人们认为，这次吐蕃派来的使臣，应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吐蕃重臣禄东赞或称噶尔.东赞域松，而相传为阎立本所作的传世名画《步辇图》，记录的就是太宗皇帝接见禄东赞的情景。

当时的禄东赞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之下的头号人物，担任着相当于宰相的“大论”，并在此前吐蕃进攻象雄的战争中出谋划策，起到了关键作用。史载，就在征服象雄胜利后，藏王松赞干布兴奋异常，在庆功宴会上他自充麦霸，引吭高歌：

“啊！若问王者是何名？

乃是赤松赞。

若问臣者是何名？

乃是东赞域松。

……

我等君与臣，

君不抛弃臣，

君若抛弃臣，

则宜守天边；

臣若背弃君，

则当受惩处！”

这段歌词被记录下来，并一直存存至今，留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因此，吐蕃王派地位如此重要的禄东赞朝见太宗，对婚事不可谓不重视。

与上一回不同，此次太宗皇帝已经了解了这个青藏高原新兴政权的强大实力，也从吐蕃派遣第二号人物亲自来朝中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遂欣然允婚。于是，一个即将远嫁西藏的大唐宗室少女就这样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让人遗憾的是，她的名字、生年均不详，亲生父母亦不知为何人，人们多怀疑她是太宗族弟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而在后来汉藏两族的史书上，则称呼她为文成公主。（关于文成公主的名字，正史确无记载，至于后世所传闻的‘李雪雁’等等，大家听听也就算了。）

在西藏民间故事中，对于松赞干布派遣禄东赞求婚的这次事件，做了许多绘声绘色的描写，即使在后世喇嘛们撰写的西藏正规史书中，关于文成公主进藏过程的记载，其艺术性和文学性都远远超过了史书应有的范畴，可谓雷声一片。

比如，藏族史书上说，唐太宗于禄东赞抵长安求婚时，多方刁难，歧视尤深，但禄东赞均一一化解，至于唐太宗如何五难吐蕃使的故事，早已在西藏民间广为流传，感兴趣的朋友自己去搜索，应该相当容易找到，本文就不再多说这些肯定是八卦而非史实的东东了。

另外，据说禄东赞还给唐朝皇帝带来了藏王松赞干布几封充满威胁性的书信，每当他解答了唐朝皇帝的一个刁难，就让皇帝打开一封，里面不但准确预见了皇帝出的难题，而且每封信的结尾处都扬言“要是这样做了你还不许嫁公主，我就要派遣神变大军前来，杀死你，劫回公主，摧毁你所有的城市！”真是让人怕怕……

藏史继续写道，后来，在吐蕃使者解决了所有难题后，唐太宗不得不按约定同意出嫁公主，但为防止禄东赞再使损招，确保公主安全抵蕃完婚，皇帝让公主的队伍先行出发，扣留禄东赞为人质达三四个月之久。但狡猾的禄东赞在遭扣留期间，却继续大冒坏水愚弄唐朝皇帝，讹其将一切续绸焚烧，屠杀猪羊，焚毁一切山林，煎炒种子播于田中，致全无谷实，使汉地福运为之衰减，并趁间逃亡，在公主一行人出发五个月后，追上了她们，然后一起返抵吐蕃。

尤其天雷滚滚的是，按照藏史的记录，西藏民间还流传一种说法，说禄东赞在护送文成公主的漫长旅途中寂寞难耐，遂设法引诱了文成公主，两人一路干柴烈火，甚至还生了一个女儿……

但从汉文史书的记载来看，禄东赞这次出使，得到的待遇其实并不坏，甚至可以说远远优于一般外交使者，我们还是看看那幅《步辇图》空白处的题跋吧：“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禄东赞是吐蕃之相也。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于吐蕃，其赞普遣禄东赞来迎，召见顾问进对皆合旨，诏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妻之。禄东赞辞曰：臣本国有妇，少小夫妻，虽至尊殊恩，奴不愿弃旧妇。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安敢辄取。太宗嘉之，欲抚以厚恩，虽奇其答，而不遂其请。”这些内容在其他汉文史书中也反复提及，应该不会是伪造的记载。

这样看来，太宗皇帝对禄东赞其实相当赏识，且对这位吐蕃重臣极尽拉拢之能事，赏赐他右卫大将军的待遇（这个官阶为正三品，比松州前线建立奇功的牛进达还要高一级），甚至强行把琅邪长公主外孙女嫁给他以示恩宠。如果按照藏史所述，那么太宗对禄东赞刻意推恩在前，又扣留为人质在后，这样肯定导致前功尽弃，就完全不合逻辑。同样，唐蕃双方经过战争洗礼，才达成和亲协议，太宗又为何要多方刁难他所赏识的禄东赞，又何苦去得罪一个极具关键性的重要人物，笼络推恩仍嫌不及，还反其道而行，可能吗？

因此学者们认为，“这纯为藏中僧侣，于苦读佛经、辩经之余，揽史自娱，所作之无聊趣谈，纯戏谑之语，此正合藏人好开玩笑的本性。也可能是误会禄东赞所娶的琅邪长公主外孙女段氏为文成公主，因藏人翻译汉文史料，常会有误解文意而错译者，因而指鹿为马。”也就是说，这些内容多是古代喇嘛们吃饱了没事干，念经之余穷极无聊时的YY之作，与现在的那些穿越雷品大概差不多。

人们还认为，倒是西藏史籍所记载禄东赞愚弄唐太宗，反映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是以吐蕃二等角色（因禄东赞之上，还有一位松赞干布)，玩弄汉地一等角色于股掌之间，充分流露出藏族人的幽默感与优越感。要知道，这些书中的许多内容产生于或改编于元朝，也就是那个藏族人被划为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而多数汉族人则是地位宛如首陀罗般低下的“汉人”或“南人”的时代，上面那些天雷滚滚的描写其实也不算太过分。

现在的人们已经知道，历史上中原王朝派去和亲的那些所谓的公主们，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冒牌货，没几个真是皇帝的女儿。中原王朝的那些皇帝们，厚道一些的如我们的唐太宗，起码嫁出去的还是与自己有一点儿血缘关系的本家侄女，前面提到的那位和亲吐谷浑的弘化公主就是所谓的“宗室女”；而无赖一些的如西汉的元帝，把个小宫女包装一下就号称公主嫁了出去，待临别才发现这个叫王昭君丫头原来天资国色，于是又想耍赖自己留下，最终因顾及国家脸面不得不放手，皇帝只好把那个当初把美女形象PS成猪头，从而导致自己无法准确识别的画像师杀了解气。

尽管后世的藏文史书众口一词，说她就是唐朝皇帝的亲生女儿，但从汉文史书来看，我们的文成其实就是这样一位如假不换的公主。西藏佛教史家处于宗教目的，将文成公主描绘成绿度母菩萨的化身，他们宣传说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是为了得到释迎牟尼像和弘扬佛教，从而将唐蕃间充满政治色彩的联姻关系，叙述得面目全非。

我们可以认为，松赞干布之所以连续向唐求婚，是因为他娶得大唐的公主，无疑对提高自己的声望和正在进行的统一青藏高原的事业是有利的；而中原王朝自汉朝起，就有同周边民族尤其是与北方民族间和亲联姻的习惯，动机虽各有不同，但都起着笼络人心的作用，是历代中原王朝羁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奉太宗皇帝之命护送文成公主前往吐蕃与藏王完婚的，是大唐宗室将领的杰出代表、曾在帝国统一和反击突厥的战争中建立了赫赫战功的江夏王李道宗，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当年就是被李卫公麾下的这位王爷擒获的。这位李道宗，按照后代许多历史学家的猜测，很可能就是文成公主的亲生父亲，如果这种猜测属实，那么太宗皇帝的这一安排，让后人在波谲云诡的政治中确实感受到了一丝温暖的人情味儿，可是皇帝完全可以做的更好一些，比如真的让自己的女儿远嫁，而不是派别人的女儿顶缸。

我们可以想象，在公主这位杀气腾腾的将军父亲的严密监护下，陪同公主回藏的禄东赞如果想在途中与她私通且生儿育女，其难度可想而知，更不用说这段旅程他们花费的时间也不过半年，尚来不及有留下一男半女的足够孕期，因此可以认为，藏史上的那些八卦桃色记载完全不靠谱。

关于这支送亲队伍所走的路线，至今仍有争议，从而引起后来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的无数口水。按照“度娘”（BAIDU）上的介绍，唐蕃古道“从陕西西安市出发，过咸阳，沿丝绸之路东段西行，越陇山，经甘肃天水、陇西、临洮至临夏，在炳灵寺或大河家渡黄河，进入青海民和官亭，经古鄯、乐都、西宁、湟源，登日月山，涉倒淌河，到恰卜恰（公主佛堂），然后经切吉草原、大河坝、温泉，花石峡、黄河沿，绕扎陵湖、鄂陵湖，翻巴颜喀拉山，过玉树清水河，西渡通天河，到结古巴塘，溯子曲河上至杂多，沿入藏大道，过当曲，越唐古拉山口、至西藏聂荣、那曲，最后到达拉萨”。

但在各地藏族人民的传说中，文成公主的足迹却似乎遍布于所有的藏区，比如四川甘孜州新都桥到八美之间的塔公草原，尽管那时即使在藏族人看来都属于尚未开化的遥远的嘉绒地区，大唐送亲的队伍由西安翻越秦岭到四川盆地再向西到这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当地人就是宣称说文成公主当年曾到过塔公，当地的名刹塔公寺内至今还供奉有据说是公主留下的佛像。

不管路线具体细节如何，从西安到拉萨，文成公主走过的这道路反正被后人赋予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唐蕃古道，从而流传千古。经过约半年的跋涉，送亲队伍终于在河源地区（一般认为在今天黄河上游的札陵湖，也有人说位置较札陵湖稍南，在通天河谷的白利湖）与吐蕃赞普率领的迎亲队伍会合。

史载，松赞干布与李道宗相见，执子婿之礼甚是恭敬。我们不知道，藏王恭敬的是泱泱大唐，还是未婚妻的亲生父亲，亦或两者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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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狮之舞——唐蕃争霸英雄记》之《一、英雄序曲：两君王》

5、国王与公主

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就在松赞干布再次派往大唐求亲的使者禄东赞正赶赴长安时，唐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率领着薛万均、执失思力和牛进达等一干猛将，已经风卷残云般攻破了西域高昌国的都城，太宗遂以高昌之地设西州，随后又设安西都护府。此役，这些唐朝将军们所指挥的那支虎狼之师，根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很可能是一年前曾在松州前线与吐蕃作战的同一批军队。

就在唐军破城的前一个月，高昌国的老国王麴文泰死了——他是在绝望之中被郁闷憋死的，因为他此前根本不相信唐军能够远征数千里前穿越大沙漠来讨伐自己，而让他更没想到的是，自己所依仗的西突厥驻军竟然还没与唐军接战便逃得无影无踪。于是，当知道唐军已经兵临城下时，老王惶恐惊骇但却毫无办法，最后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已经不年轻的身体终于彻底崩溃......

其实，综合各种史料，尤其做为一个国王来看，这位可怜的麴文泰绝非桀纣那样的亡国暴君，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宅心相当仁厚的人，高昌百姓在他的治理下生活得也相当滋润。这个国家扼守着丝绸之路的咽喉——吐鲁番盆地，它由于交通商贸而富甲一方，但同时也因怀璧其罪而引起身边两个强大的邻居——东方大唐和西方突厥的觊觎和争夺。对了，尽管身为西域的国王，但高昌的麴氏王族却是不折不扣的汉人，其祖籍在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祖先据说可以追溯到西汉的尚书令鞠谭。

不知道在麴文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脑海中是否会闪过当年那个年轻僧人的身影，如果他知道，他的这位结拜兄弟后来将会把他们两个人的故事讲述给徒弟们听，而其徒弟们又把这些谈话记录下来，并整理成书流传后世，从而使后人除了《旧唐书》所记麴文泰“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之余，还能了解到关于他另外一面的故事，也许这位老人还能走得稍稍安详一些。

十年前的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正当盛年的麴文泰国王隆重接待了一位身处困境、衣衫褴褛的年轻行脚僧，僧人此时正在被大唐通缉，因为他竟敢违背太宗皇帝的旨意偷渡国境，试图前往印度学习在汉地已歧义百出的原始佛教经典。交谈之后，国王对僧人的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决定用荣华富贵挽留他在高昌国内长久传教，而不要再踏上生死两茫茫的西行求法之旅。

在多次劝说失败后，国王干脆将僧人软禁起来，希望时间能让后者回心转意。年轻的僧人于是开始绝食，在他绝食的第四天，国王得知了被囚禁者生命垂危的消息，终于明白了对方是以生命为代价来表达自己绝不回头的意志，无法不被其感动的国王跪在僧人面前，指日发誓，号啕大哭，答应“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

僧人终于开始重新进食，同时他也答应国王，留在高昌讲经一个月后再出发。

高昌王决心牢牢把握与年轻僧人之间这最后一段相处时间。于是，每当僧人讲经时，麴文泰都亲自手持香炉前来导引，而僧人上座时，麴文泰就跪下用自己的身体当台阶，天天如此。不仅如此，国王还与僧人结拜为异姓兄弟，这位僧人后世所谓的“御弟”称号，大概就源自于此。

在新结拜的弟弟离开时，麴文泰不仅为他配备了一支随从队伍，还为他准备了足可供二十年使用的物资，包括法衣三十套、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以及棉衣、手套、靴、袜和大量绫绢。此外，为了避免僧人路上遇到麻烦，高昌王还提前写好了二十四封书信，每封信附一匹大绫作为信物，送给沿途的二十四个小国，请他们照顾自己的这位弟弟。

尤其重要的是，麴文泰还专门准备了一封信和珍贵的礼物，收信者是当时中亚的统治者，西突厥强大的统叶护可汗，信中请求说：“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当时，中亚草原一直到北印度的广大区域，都向统叶护可汗座下的突厥铁蹄臣服。从结果来看，麴文泰如愿以偿，统叶护可汗对他的恭顺态度和礼品厚度都相当满意，遂同意在自己的辽阔辖区内保障僧人一行的安全。

此情此景，即使那位已修炼得心如止水的年轻高僧，也深深受到感动，这在他写给自己这位国王哥哥的信中可见一斑：“决交河之水，比泽非多，举葱岭之山，方恩岂重。”而哥哥的回信则让弟弟又一次如沐春风：“法师既许为兄弟，则国家所畜，共师同有，何因谢也。”正所谓，We borthers who are who!

就这样，在麴文泰国王的周到安排下，他的和尚弟弟一路顺利地进入北印度，也许在他探求佛法的过程中，心中还一直牢记着当年告别时对高昌王的承诺：取经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再到高昌，看看结拜兄长。

想必人们已经猜到了，这位远足的僧人就是伟大的玄奘法师。在人们的印象中，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地天竺就是印度，但其实古印度的范畴其实远远不止现在印度的疆域，不用说别的，佛教创始人释迎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园就在今尼泊尔境内。

据他的弟子们记载，玄奘在天竺期间，曾多次到与佛陀生活与弘法相关的各处圣地去参拜，而后人考证它们位于现在的印度、尼泊尔等好几个国家，比如在公元635年，他去参观了佛祖诞生之地蓝毗尼（现在尼泊尔南部兰毗尼专区的鲁潘德希县内），以及佛祖故乡迦毗罗卫（具体地点目前仍无法确定，但距蓝毗尼不太远，应该也在现在尼泊尔境内）和佛祖圆寂之地拘尸那迦（现在印度北方邦哥达拉克浦县内）。

一些学者认为，玄奘时代的尼泊尔或其古称泥婆罗，很可能已经属于吐蕃王朝的管辖范围，它是吐蕃的属国之一。

当时的人们称呼这片地域为“泥婆罗”。泥婆罗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南侧，由于雄伟的喜马拉雅山作为屏障，气候与寒冷严酷的吐蕃迥然不同。同时，泥婆罗深受古印度文明的熏陶，婆罗门教、佛教等古印度宗教均在其境内得到广泛传播。

按照藏文史书记载，与文成公主齐名，藏王松赞干布的另一位王妃尺尊公主，就是来自泥婆罗。

现代藏族历史学者才让先生对尺尊公主时候的泥婆罗，做了相当诗意的描写：当松赞干布的军马驰骋于西藏高原时，泥婆罗仍是个信奉佛教的国度。历史上高原居民从喜马拉雅山口迁徙泥婆罗，或者将羊群赶入泥婆罗出售外，从没带来不安和震动，而现在松赞干布的吐蕃铁骑，正跃跃欲试，敲响战鼓，要踏破几千年来喜马拉雅山地的宁静……

据《新编尼泊尔史》（[尼] 阿里亚尔&顿格亚尔著）记载，当时泥婆罗的统治者为希瓦.德瓦一世，他约于公元588年即位，但这个国王似乎不善理政，国家的政务主要由宰相阿姆苏.瓦尔玛执掌，约于公元606年左右，希瓦.德瓦一世甚至连名义上的国王称号也放弃了，在他死后，宰相阿姆苏.瓦尔玛自立为王。阿姆苏.瓦尔玛的女儿名布里库提，后来的藏族学者认为，她就是藏文史籍中所载的赤尊公主。

这样看来，这位尺尊公主似乎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泥婆罗王室血统，她甚至连文成公主那样的“宗室女”都不是。

与文成公主类似，藏文史书中同样认为尺尊公主是白度母菩萨的化身，并对吐蕃迎娶尺尊的过程作了类似戏剧性的记述，甚至连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同一个人：那个藏族传说中狡猾无比、满肚子坏水的吐蕃重臣禄东赞。

按照藏文史书的记载，藏王松赞干布派遣他的智囊禄东赞或称噶尔.东赞域松，携带礼物和随从一百余骑前往泥婆罗求婚，并给泥婆罗国王献上五枚金币和嵌有宝石的琉璃宝盔。

元末的西藏萨迦派僧侣索南坚赞在《西藏王统世系明鉴》（又名<西藏王统记>）里写道，起初，泥婆罗国王非常傲慢，认为没有必要同这个茫茫雪山中的王国联姻，先后向禄东赞提出吐蕃有无十善法、有无寺院、有无五种妙欲受用的三个问题。禄东赞很从容地献上具有先见之明的松赞干布写好的三封信函，信中早已事先分别回答了泥婆罗国王的三个质问，而每封信后都有内容相同的恐吓言词：“要是这样做了你还不许嫁公主，我就要派遣化身军旅五万人前来，杀死你，劫回公主，摧毁你所有的城市。”

这样的情节是不是相当熟悉？神圣的Ctrl+C和Ctrl+V啊，您无往不胜的伟大风采，怎不让古往今来的写手们顶礼膜拜……

藏文史书继续写道，至此泥婆罗国王才惶恐不安，答应把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而五世达赖喇嘛著的《西藏王臣记》中则更进一步，说藏王松赞干布派出“神变大军”突然出现在泥婆罗王宫前，扬言如果吐蕃的要求得不到应允，这里就会变成吐蕃赞普的皇宫。

后世的西藏学者们推测，松赞干布的军队很可能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使泥婆罗王切实感受到吐蕃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威胁，因而不得不同意让公主远嫁西藏高原，以此来取得与吐蕃间的和平。所以，从泥婆罗方面讲，和亲带有策略性及某种程度上对吐蕃的屈服。

赤尊公主进藏的年代没有准确的记载，泥婆罗史载赤尊公主的父亲阿姆苏.瓦尔玛——如果确实是其父的话——死于公元621年，故赤尊公主入蕃似在公元621年之前，因为阿姆苏.瓦尔玛死后，王位又回到原来泥婆罗王室的手中，尺尊将不再拥有公主头衔，藏王也不太可能放弃真正的王室公主而迎娶这样一个失势家族的姑娘。

当然，这个年代并不确切，只是大致的推断，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尺尊公主身份的假设基础之上，而现代的许多学者甚至根本否认尺尊公主这个人物的存在。

与人们想象的不同，现代中国的汉族学者大多热情洋溢地与藏族同行一起赞颂尺尊公主将佛教传入西藏的功绩，对她抱怀疑态度的，反而是常被中国人认为心怀叵测的那些西方学者，因为同时期的各种史料中，包括中原史书以及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都没有提到这位泥婆罗公主的存在。事实上，有些日本学者甚至认为，所谓的尺尊公主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后世的西藏喇嘛们出于宗教需要编造出来并被记录在他们创作的藏文史书中的。

姑且存疑吧，总之如果真存在这位尺尊的话，那么通过和亲，吐蕃与泥婆罗相互间的关系确实得到了加强，而吐蕃王朝对喜马拉雅地区的影响也愈来愈大，这在此后吐蕃对泥婆罗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可见一斑。

赤尊公主的父亲死后，由老国王德瓦一世的长子德瓦二世继承，但他被弟弟废黝，后者随之登上了王位。德瓦二世之子纳伦德拉德瓦逃至吐蕃请求援助，公元641年，也就是文成公主进入吐蕃的那一年，吐蕃军队护送纳伦德拉德瓦王子进人泥婆罗，并杀死了王子篡位的叔父，纳伦德拉德瓦遂在吐蕃军团的扶持下顺利登基。

与扑朔迷离的尺尊公主不同，关于吐蕃护送泥婆罗王子复辟的这段历史，在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和《旧唐书.泥婆罗传》中都有相关记载，因此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人们认为，自赤尊公主出嫁吐蕃起，泥婆罗开始臣服于吐蕃王朝，成为吐蕃的藩属，据信到了后来，吐蕃的赞普甚至还常往泥婆罗。而考古学也为双方关系的确认提供了一些佐证，据尼泊尔保存的一块古代石碑记载：“由于要向吐蕃纳税的原因，所以每年由五名官员负责率领携带着贡物的苦力，到吐蕃进贡。”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随着和亲和用兵的恩威并施，对吐蕃来说，喜马拉雅山脉这个西藏与北印度之间的天然界线，业已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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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雄序曲：两君王》

6、殷勤的女婿

续前，公元641年，也就是文成公主进入吐蕃的那一年，吐蕃军队护送前国王之子纳伦德拉德瓦进人泥婆罗，杀死了王子篡位的叔父，纳伦德拉德瓦遂在吐蕃军团的扶持下顺利登基。随着泥婆罗国的归附，喜马拉雅山这个天然界限形同虚设，北印度的门户已经向吐蕃敞开。

然而，从那以后一直到公元647年，整整六年时间，吐蕃在南亚方向却没有任何大的动作，似乎泥婆罗附庸的局面已令其满足，而对富庶的北印度得陇望蜀，看上去并不在吐蕃的计划之内，这显然不符合松赞干布雷厉风行的一贯作风，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北印度，正处在一位与松赞干布同样强大的君王的统治之下，使得松赞干布无机可趁。在玄奘法师留下的不朽名著《大唐西域记》中，这位国王被称为“尸罗阿迭多”，汉译名为“戒日”王，佛教史家甚至认为，他是继首倡佛教的阿育王之后古印度最伟大的君主。

戒日王是以德里为中心的坦尼沙王王国国王波罗.瓦尔那之子，属笈多王族的旁系后裔，因此也有人将戒日王朝视为笈多王朝的延续。通过三十余年的征伐，戒日王扫灭六合，用武力将印度各邦国收归治下，建立了一个以曲女城（今印度卡瑙季）为国都，疆域包括包括恒河流域、旁遮普和拉其普特的大部分地区、直到西印度卡提阿瓦尔半岛一带的大帝国，统一了除古吉拉特和西旁遮普之外的北印度，戒日王朝也成为继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之后又一个基本统一北印度的政权。

除了是自己疆域内说一不二的共主，戒日王对其周边地区也拥有强大影响力，前面提到过泥婆罗王子纳伦德拉德瓦那个篡位自立的叔父，一些尼泊尔历史学家认为支持他的幕后黑手就是戒日王，而那位叔父篡位成功后也不过是个傀儡，实权其实掌握在一位来自印度笈多王族的宰相手中，直到该人最后被吐蕃军队铲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泥婆罗的王位之争其实就是松赞干布和戒日王之间的附庸代理人之争，尽管最后松赞干布占到了一些便宜，但这种外围的小小失利对戒日王无关痛痒。

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玄奘法师对这位国王的评价相当高。关于戒日王治下的印度，玄奘赞颂道“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务修节俭，营福树善，忘寝与食。”而戒日王对这位来自中国的高僧似乎也相当感兴趣，为了迎请他，戒日王甚至不惜威胁要与东印度的鸠摩罗王发生战争，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迎请玄奘，很可能只是戒日王对觊觎已久的印度东部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在鸠摩罗王表示屈服并送来中国法师后，戒日王心满意足地收兵了。公元642年，戒日王在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了盛大的法会，邀请印度诸王和各派僧侣参加，就在这次大会上，玄奘舌辩群僧，据说在场的佛僧及外道五千多人无一人能予诘难，中国法师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有十八名印度小邦的国王在会后拜其为师。

会后，玄奘法师功成身退，他要返回已阔别十多年的故国。戒日王挽留不成，于是再度召集印度诸王，召开了长达七十五天的无遮布施大会，为法师隆重饯行。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玄奘正式辞别戒日王东归。

按照当初的约定，玄奘回程无疑应该取道高昌，探望一下自己那位已分别十五年的结拜兄长麴文泰，但此时的法师并不知道，就在他印度学法期间，他所走过的那个西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初曾帮助过他的许多故人，包括他的结拜兄长和西突厥强大的统叶护可汗，早已归于尘土。

统叶护可汗统治时的西突厥，被认为是其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雄据中亚的同时还觊觎着西亚，屡次攻击波斯的萨珊王朝，拜占庭史料记载，拜占庭的希拉克略皇帝就是在统叶护可汗的突厥军支持下，取得了对波斯的决定性胜利，据说这两个皇帝还曾于现在的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城下会盟。但是，与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松赞类似，连年的穷兵黩武使得可汗的属下们怨声载道，不满渐渐在他们的心中萌发。

公元628年，玄奘带着义兄高昌王的礼物和书信，拜见了统叶护可汗并取得了其承诺的安全保障。这次会面可谓非常及时，因为就在玄奘安全离开可汗领地进入北印度后不久，可汗就被其叔父莫贺咄谋杀，西突厥从此大乱，如果玄奘晚到一步的话，他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就很值得怀疑，起码他后面的行程不会像当初那么顺利。

唐朝迅速填补了西突厥留下的西域权力真空，尤其是对吐蕃和亲以后，唐朝再无后顾之优，得以全力西向拓宇，规复两汉西域旧疆。继贞观十四年（640年）占据高昌始建安西都护府后，唐军又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击败统叶护可汗死后已分崩离析日薄西山的西突厥，一直进军到龟兹国（新疆库车县一带），把大唐的版图向西推进至葱岭，而这支西进唐军的统帅，竟然是归顺唐朝的东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

在唐军挺进西域期间，大唐皇帝的藏族女婿松赞干布曾给予老丈人大力协助，甚至直接派兵参预了攻克龟兹之役——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十二月唐朝颁布的诏书中，起草者以骈四俪六般优美的对偶句，对此事做了明确记载：

“又发铁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十余万骑。沸涌动沙场之地，呼吸振广漠之风。道自金微，会于葱岭。又遣吐蕃君长，逾玄菟而北临，步摇酋渠，绝昌海而西鹜，齐飞白羽，周设天罗。”

按，文中之“玄菟”，学者们认为指的就是昆仑山，吐蕃大军应征越此天险北上，之后唐将阿史那社尔率领唐蕃铁骑取北道仰攻于前，从而迅速占领了龟兹。

自文成公主进藏之后，唐蕃双方交往频繁，根据《册府元龟》的记载，自贞观十六年（642年）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松赞干布派遣的蕃贡使连岁皆至，而且贡礼丰厚，“甲于诸藩”，女婿的这种恭顺态度，显然让任何挑剔的老丈人都会相当满意。

也就在这期间，唐朝与当时还叫中天竺的北印度戒日王朝建立了外交联系，史载双方的外交使团来往频繁。据说，在双方关系建立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由北印度东归的玄奘法师，而其源头竟然与一首音乐有关。

根据玄奘弟子们所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戒日王曾问玄奘，我听说您的国家有首曲子，叫什么《秦王破阵乐》，不知道这个秦王是啥人，他有啥能耐，竟然能搞这么拉风的个人崇拜？玄奘赶忙以其辩尽印度无敌手的吐莲之口，把曾经的秦王李二郎也就是现在的太宗皇帝的丰功伟绩，大大地bula-bula-bula-bula一番。

据说戒日王当时就给震了，马上一抒胸臆，表达了对大唐皇帝的无比仰慕之情：“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为物主也！”他随即决定遣使，去大唐围观自己的这位偶像。每读至此，笔者总不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遥想大唐皇室当年亦读至此时，其跨下骏马的臀部恐怕已经隐隐见红了……

这首《秦王破阵乐》现在早已失传，据说它最早是一首歌颂唐军在秦王率领下攻城拔阵的军歌，类似于《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之类。李二郎登基后，亲自主持绘制了《破阵乐舞图》，又让文臣填写歌词，重新排演成《秦王破阵乐舞》，遂把激扬慷慨的军旅战歌，改编成声势浩大的宫廷乐舞，可称唐朝的《东方红》。

不管怎么说，总之按照玄奘弟子们的记载，音乐票友戒日王与伟大领袖唐太宗之间，通过一首拉风的乐曲产生了充分共鸣。此后，在遥远的唐王朝与戒日王朝间，来来往往的外交使节便如过江之鲫一样络绎不绝，我们马上要提到的王玄策大人就是其中之一，光他就曾三次出使印度（也有人认为次数可能更多）。

要知道，当年从唐朝去北印度，要么走当年玄奘的那条路线，即向西到中亚然后折向南方进入印度次大陆，要么经吐蕃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过去，总之无论那条都相当艰辛。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个皇帝如此频繁来往，并非只为了交流音乐创作的心得、促进双方并非睦邻的友好关系，更可能还是为了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那个横亘在中亚大草原的西突厥汗国——西突厥对戒日王朝始终是个相当大的威胁，一千来年后，自称成吉思汗后裔的莫卧儿人正是由中亚蜂拥而入，建立了又一个统一北印度的庞大帝国。

人们有理由相信，王玄策等唐朝外交官更可能是经吐蕃前往印度的，而根据玄奘以后的唐朝人统计，从陆路去印度求法的唐朝二十三名和尚中，有超过三分之一都是取道吐蕃过去的，唐蕃和亲之后，一条沟通中印之间的新道路已经畅通。

与此同时，尽管已使泥婆罗成为附庸，但觊觎北印度的吐蕃王松赞干布却只能继续等待，边看着老丈人与自己身边的戒日王眉来眼去，边不断献上各种礼物并陪上殷勤的笑脸让老丈人满意。

公元647年，一个衣衫褴褛狼狈不堪的唐朝官员突然来到吐蕃西南部与泥婆罗的边境，随后他派人向吐蕃王献上一封书信，信中带来了令松赞干布兴奋不已的消息，戒日王已经驾崩，北印度国内大乱，吐蕃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

同时，这名唐朝官员又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从维护赞普自己老岳父的脸面出发，他请吐蕃火速发兵进攻泥婆罗。

关于这件看上去有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其来由大约是酱紫滴：

“海内魁首花旗国向慕天朝，遣使鸡心哥叩访。鸡哥始抵天朝，不料太祖无故驾崩，九鼎未定四方逐鹿，太子、圣姑、花帅、沧海，混战不可开交，无人有鸟鸡哥之意。

“天朝遂闭门拒纳，贡品并为乱军所掠，花旗护兵死伤殆尽。鸡哥大怒，然计无所出，彷徨不定。

“忽忆天朝之侧尚有赫秃，素与己主公眉来眼去，鸡哥思之大喜，挺身亲至螺丝，檄招四海贼军，号为靖难。闻诏，赫秃发精兵数千，诸斯坦亦助兵数万，并粮草辎重，以付鸡哥。

“鸡哥小丑，顽冥不化，竟与副使分将贼军，反攻天朝。王师连战败绩，大溃，流血飘杵，伏尸X万。贼军斩首XX级，俘男女X万，牛马（汽车？）X万，并筑京观以彰其能。

“未几，鸡哥贼兵竟克京师，大掠数日，虏太子、圣姑等，献俘华府以还，赫秃并遣使贺捷。

“悲夫天朝！”

事儿肯定是胡编的，但意思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如果您看着刺眼，那么把其中的“花旗国”替换成当时亦为海内魁首的大唐，可杀不可辱的“天朝”替换为可杀且可辱的戒日王朝，善解人意的“赫秃”和“诸斯坦”替换为大唐皇帝那位乖巧的女婿松赞干布和他的附庸泥婆罗王，就大致符合当时的情况了。

当然，这场大戏的主角“鸡心哥”，无疑是要由号称“史上最彪悍的外交官”——我们的王玄策大人来扮演，他就是前面说的那个跑到吐蕃西南边境求援的唐朝官员。对这位带来天大利好消息的王大人，大唐的好女婿松赞干布大王喜出望外求之不得，自然允其所请，立即派遣吐蕃与泥婆罗联军攻破中天竺，擒拿肇事者带到长安向老岳父献俘。

其实，明眼人能够看出，在这场争端中，最大的得益者无疑是“赫秃”而非“花旗”，除了那场“不吃馒头争口气”的相当拉风的献俘仪式，唐朝从中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皇帝却从此失去了一个能在背后牵制自己那位野心勃勃女婿的潜在盟友。

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场战争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疾病缠身的太宗加速推向死亡——王玄策将一名从古印度俘获的方士献给了皇帝，这个叫那罗迩娑婆的阿三号称能炼成太宗无比渴望的长生不老药，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据说，倒霉的王大人在新皇高宗即位后再也没有得到重用。

而吐蕃则不然，戒日王死后本已分崩离析的北印度经此战又被大大削弱，藏王从此开始了对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持续征伐，直至几代之后“立碑于恒河之滨”。而紧临印度的泥婆罗应该也有所收获，史载此次战争中吐蕃泥婆罗联军“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中天竺“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这里面不可能没有泥婆罗的一杯羹，我们不要忘记，在身为大唐女婿的同时，松赞干布大王也是泥婆罗的女婿。

关于那位泥婆罗公主，前面说过，尼泊尔史家认为尺尊是在公元621年之前嫁入吐蕃的，如果这种推测正确，那么到文成公主进藏时的公元641年，尺尊公主很可能已与松赞干布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以上，这样她起码应该有三四十岁了。

而当时的文成公主不过十几岁，尽管自己的娘家看似更强大更有势力，但拉萨与长安之间远隔千山万水，并没有泥婆罗那样来往方便。对于在西藏已混了二十年的尺尊来说，初来乍到的文成无疑是个可以任意推倒的箩莉。

小箩莉P.K.熟御姐，我们的大唐公主又会经历怎样的委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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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狮之舞——唐蕃争霸英雄记》之《一、英雄序曲：两君王》

7、甲木萨悲歌

大昭寺，西藏最神圣的寺院，也是西藏现存最早的吐蕃时期建筑和西藏现存最早的土木结构建筑，开创了藏式平川式的寺庙布局规式。它曾先后被称为“惹刹”、“逻些”——这两个词后来都演变为拉萨的古称，因此也可以说，没有大昭寺，就没有拉萨这个名字。

一般认为，大昭寺建于公元647年，也就是吐蕃与泥婆罗联军攻入北印度的那一年。也许是由于文成公主名气太大所造成的误导，更可能是因为大昭寺中现在供奉着文成公主带来的那座国宝级的佛像，人们往往被告诉说大昭寺是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而建，但这其实是不对的，附近的小昭寺才是其丈夫为她建的，而大昭寺则是松赞干布为自己的另一位夫人——来自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修建的寺院。

误会的产生大概源于另一位远嫁吐蕃的公主。公元8世纪初期，大唐帝国的金城公主成为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的王后，两位唐朝公主都并非皇帝亲生而是所谓的“宗室女”，但文成公主名义上是太宗皇帝的女儿，金城公主名义上则是太宗之孙中宗皇帝的女儿，因此两人是祖孙的辈分。

金城公主大概有理由对其姑奶奶竟居于尼泊尔公主之下感到不满，也有可能觉得辉煌的大昭寺应该供奉更巍峨的佛像，总之她将寺内原供奉的尺尊公主带来的不动金刚佛像（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移置于小昭寺，而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那座更大更拉风的觉卧佛像（释迦牟尼十二岁时等身像）迎至大昭供养。二者互换之后，估计此后以讹传讹，大昭寺就变成文成公主的寺庙了。

在藏语里，对文成公主有个专门的尊称——“甲木萨”，“甲”意为“汉”，“木”意为“女”，“萨”意为“妻室”或称“氏”，合意为“汉族王后”，而这位甲木萨公主嫁入吐蕃以后的生活，其实一直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前面我们说过，松赞干布的年龄问题是一个千古之谜，笔者前面采用的所谓“享年三十四岁”不过是其中一种被人们接受较多的说法，其实另外还有三十六岁、五十八岁、八十二岁（这是多数藏族史书所持的看法）等多种说法。于是随之而来，关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这对新人结婚时候的年纪，就有了很有意思的八卦。

两人成婚时，根据唐朝女子普遍的早婚现象，文成公主在二十岁以下应该是公认的结论，但关于松赞干布却有不同看法。通常的说法比较心善，认为这位藏王当时25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两人的年纪到也般配，可谓郎才女貌，英雄美人相得益彰；但不那么中听的，却说这位赞普时已为年过七旬的垂垂老朽，于是这桩名垂千古的著名姻缘便成了大煞风景的祖孙配。

比如，已故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就认为松赞干布当时已73岁高龄，因此那位去迎亲的吐蕃赞普，可能并非两唐书所说的松赞干布本人，因为这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未必能远赴河源地区拜会唐朝送亲队伍，退一步说，即使他能过去，也未必会向正年富力强的李道宗王爷“执子婿礼”，否则这也太过滑稽。

任先生认为，去迎亲的人可能是王孙芒伦芒赞，当时王孙已有16岁，文成公主先是安排要嫁给王孙芒伦芒赞，后因松赞千布虽老而精神矍砾，爱慕中华文化与公主之美，因而自纳；或因禄东赞等大臣劝阻，恐公主外仗李唐之势而内控幼主，对吐蕃未来发展不利，故大臣们劝松赞干布自纳为王妃；或者因吐蕃人当时的伦理观念，父子祖孙可以相承同娶一妻……

即使纯粹从情感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希望这不是事实，不是吗？而且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结婚时已73岁，这位藏王去世时82岁的话，在那个医学极不发达的古老年代，再考虑青藏高原的恶劣环境，借用天朝某位官员的话说：这是一个奇迹。

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按照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008年的公布，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藏族人口平均寿命，才由解放初期的35.5岁提高到现在的67岁。当然，并非说这个奇迹在那个年代不可能发生，因为古代确有凤毛麟角的少数藏族老人活过了这个年纪，比如四世班禅甚至寿高九旬，只是它发生的概率不可能很大。

关于文成公主抵蕃后的生活，如敦煌历史文书和两唐书等汉藏第一手史料中均缺载，只有在后代西藏史书中才能找到蛛丝马迹。比如，成书于14世纪的《王统世系明鉴》（即<西藏王统记>）中，就生动描述了文成公主到达西藏后的遭遇：

当文成公主抵达吐蕃的时候，西藏臣民皆来欢迎，一片欢腾。适巧藏王的另一个老婆泥婆罗公主在皇宫屋顶晒太阳，瞧见后妒意大发，于是发表了一篇饱含着醋味儿的言论：

“凡事要有个先来后到！老娘俺是先嫁过来的，而且还是泥婆罗王的女儿，我才是大老婆，后来的就只能做小老婆，大老婆就是王后，小老婆就是丫头！怎么？不服气啊？！那您就过来和老娘练练，如果搞不过老娘，那您就别指望陪大王睡觉，也别指望当什么王妃！”

文成公主听了，心中悔恨不已，“自念抛去父兄荣华享用，远来异邦，初来此地，未得居室，未得所依，未得见王，未受浩封，未得识内外上下诸臣，而无端受此嫉妒敌意”。

当时，那个满肚子坏水的吐蕃宰相禄东赞，也正对唐朝皇帝怀恨在心，看到公主鄙薄藏地，又回想起在当时在唐朝遭受诸多留难，遂又一次大冒坏水，“使公主上下人等，无人服侍”。于是进藏后几近一个月，公主都没有见到藏王，而且一行人连吃喝都没法保证。

《王统世系明鉴》继续写道：“公主从人皆出怨言，谓藏地号称饿鬼之乡，真实不虚，饮食服用均将不继。公主闻之，心中实难忍受，召禄东赞来质问，为何做此无耻小气之事，应供给我主仆上下人等饮食服用。

“禄东赞回云：我实无力奉送饮食，亦无力渴见赞普，诸事皆由泥后做主，你自行言于彼！言罢径去。”每读到这里，仿佛看到禄东赞正带着一脸坏笑，这就是那个传说中和文成公主有一腿的人吗，估计当时公主口中，那匹蛰伏已久的无敌神兽草泥马，几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文成公主大怒，决定率随从立即返回中原，他们马上收拾行李，并且大声放出话去：“都说吐蕃是个鸟不拉屎的破地儿，这回算是亲眼见识到了！”

这下事儿闹大了，老狐狸禄东赞赶紧跑过来劝阻，他自觉无法搞定，马上派人去叫松赞干布。于是，当时很可能已七十多岁的松赞干布老爷爷，不得不亲自跑过来哄自己刚刚娶的这位小萝莉。公主纵怀大哭，历数进藏以来自己受到的种种委屈，以及吐蕃人的种种卑鄙无耻下流。

没想到这一数落却像捅了马蜂窝，藏史载“当时诸臣等亦来斥责公主，作不平之鸣。禄东赞亦言：一切汉人皆轻视我等，除馆妇一人外，乃无一人同情于吐蕃，尤以唐皇帝偏私心重，即公主本人，对我吐蕃亦多所鄙薄轻视。”兄弟我在长安的时候，除了大使馆里那个打杂的阿姨，其余没有一个人鸟我们，现在到了我们的地盘了，公主您还敢得瑟什么呀？

于是，“公主闻之，亦生内疚，不复再一言。”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只是不知道这位十几岁的可怜萝莉，是真“内疚”了，还是被“诸臣”们吓的……

学者们认为，从上述西藏史籍所载，可以反映出一些讯息：

第一，公主进藏后，因文化差异，在生活起居、行事思想上，均与当地相隔阂，引发彼此不少怨气。

第二，相对于物产丰饶的家乡，藏地在器用上，不及家乡丰厚精致，公主心中不免有所怨尤。

第三，由于文成公主是松赞干布晚年才娶进来，而在她之前，藏王已有其他妃殡，除泥婆罗公主外另有三妃，后宫妃殡的争风吃醋，彼此宫斗，也是人之常情，但也引发不少冲突与不平。

第四，文成公主年仅十余岁，又来自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心中不免有些骄气，吐蕃王考虑她很可能骄傲难制，因此吩咐后宫嫔妃和大臣们挫挫她的锐气，所以一直避而不见，这种情况也很可能存在。

第五，藏史记载禄东赞怨恨汉地，所谓“汉人皆藐视我等”、“特彼唐帝偏见尤重”等，明显异于两唐书所载太宗对其之特殊礼遇。另外描写文成公主被禄东赞报复得凄惨狼狈状等，按照著名藏学家任乃强的看法，认为这种描写主要是因为从明朝以来汉族人轻视藏族，导致藏族史家借写此事以泄愤。

相比宫廷而言，藏族民间对这位甲木萨公主却有着极强烈的好感，比如每当提到青海的日月山，他们会说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在此摔破了随身携带的日月宝镜，以示与家乡永别的决心，传说宝镜的碎片就化做了日月山，后人又在垭口两侧各修建了一座小亭子来纪念公主，这也就是山上日月亭的来历，而该山附近的那条倒趟河，人们则说是文成公主思乡的泪水形成。

再比如藏族人最主要的农作物青稞，人们说也是文成公主带过来的，传说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许多五谷种子及菜籽，教人们种植，其中的麦子不断变种，最后成为青稞。其实，考古证明青稞在藏族地区已有约3500年的栽培史，远比公主的历史长的多。

此外，藏族人还传说公主带来了三千八百种农作物，极大改善了西藏的农业，有分教：

“……

汉族王后文成公主， 带来不同的粮食三千八百类，

西藏的土地从此肥沃多产；

汉族王后文成公主， 带来不同的工匠五千五百人，

西藏的工艺从此繁荣昌盛；

汉族王后文成公主， 带来不同的牲畜五千五百种，

西藏的乳酪酥油从此年年丰收。

……”

——西藏民歌

另外，关于包括大昭寺在内的西藏各著名寺院的选址，藏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说。筹建大昭寺时，尺尊公主每次亲自选址建寺后都会坍塌，后得知文成公主精于历算，但争斗太久自己不好意思去问，便托狡猾的宰相禄东赞疏通，这家伙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竟成功忽悠来文成公主勘察建寺地址。根据勘察和计算的结果，文成公主认为西藏地形犹如一位仰卧的魔女，拉萨的一片湖泊（大昭寺基址）由魔女的心血汇成，红山和药王山形似魔女心脏的骨架。若能在此湖上修庙，供奉释迦牟尼，在红山上建王宫，就可以镇住魔女。于是松赞干布下令填湖造庙，在填湖工程中，大量的土是用白山羊作运料驮畜。当然，在魔女身体的其他重要位置，此后也相应地修建了许多座寺院进行镇压，具体不再赘述。

另外，大昭寺的镇寺之宝是相传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即觉卧佛像。传说佛祖等身像世上仅存三尊，都是按照佛祖本人形像塑造的并由佛祖自己开光，这便是其中之一（附近小昭寺主供的佛祖八岁等身鎏金铜像即不动金刚佛像也是这三尊之一）。据说凡是见到这尊像的人，都能够解脱三毒的痛苦，生起真实的信仰，具足一切见、闻、念、触的功德，与见到了佛陀本人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差异。相传当时佛祖亲自为等身像开了光，散花如持，藏于印度金刚座寺。佛像后来在南北朝时期由印度国王赠送给中国，一直供奉在洛阳白马寺，直到大唐贞观年间才由太宗皇帝赐给文成公主相伴入藏。

文成公主十几岁入藏，九年后（公元650年）丈夫松赞干布去世，她没有回大唐，仍住在吐蕃直至公元680年逝世。这位伟大的女性在青藏高原生活了近四十年，成为藏王们尊敬的老祖母和百姓们爱戴的绿度母，死后备极哀荣。

迷惘的历史中我们只能猜测，遥远的一千三百余年前，一位年仅十几岁，一向养尊处优的宗室少女，被皇帝命令嫁往既遥远，而又地有冷瘴、甚至喘气都困难的高原。她千里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到了完全陌生的国度。饮食起居、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等，均得重新适应与学习。

不仅如此，后宫原有殡妃争风吃醋；夫君亡后，守寡三十余年，夫家与娘家又长期争战流血不止；其立场之尴尬，难以自处；所遭受的忽视、歧视，自不待言，终致患病而亡，客死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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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A Moment In P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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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一部分有写

《一、英雄序曲：两君王》

8、一个时代的结束

公元649年7月10日，大唐帝国的西京长安，李世民大帝与世长辞。那一年，他和玄奘在翠微宫同住，谈论佛教中有关生死等问题。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皇帝感触颇深，他对玄奘诚恳地说：“我和大师相逢太晚了，没有能力兴扶佛事了”。

公元648年，也就是李世民死之前一年，大唐的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唐军打败了称雄中亚几百年的草原帝国西突厥，在西突厥境内的碎叶设立了军镇，著名诗人李白后来就出生在那里。

“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但有的事情是任何伟大的君主都无法逃避的，即使是“天可汗”也是一样，与厌倦了青春永驻的浮士德相反，李世民显然非常害怕死亡。

说来可能滑稽的是，就在皇帝与法师在供中坐而论道的同时，不远的金飙门旁，一位方士正在为皇帝修炼据说能摆脱死亡长生不老的金丹，这个叫做那罗迩婆娑的外道阿三是皇帝的女婿松赞干布麾下的吐蕃军队从古印度俘获的，很可能在家乡时就已经认得当时已誉满天竺的玄奘。

此刻，生命即将燃烧殆尽，皇帝才意识到，以往的野心勃勃似乎都毫无意义。仙丹并没有阻止死亡的降临，在皇帝弥留之际，玄奘讲解的佛经却为他减轻了面对死亡的痛苦。李世民去世前三天，玄奘完成了《心经》的翻译。玄奘翻译的这部经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李世民，法师希望这部经能为濒死的皇帝带来心灵上的安慰。

随着这位被后世尊谥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庙号“太宗”的李家二郎的离去，伟大的贞观时代结束了。

按，关于李二郎的称呼，其实并非笔者杜撰，唐初问世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便有此叫法，只不过后来可能只有李渊敢这么叫他了。《大唐创业起居注》为李渊的秘书——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温大雅所撰，记录李渊自起兵反隋直到攻克长安、废除隋帝、正式称唐帝为止共357日史事，可信度相当高，被认为是清代以前唯一传世的起居注。

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高宗皇帝，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以及代表着四夷尊长的“天可汗”头衔。据说，太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八方恸哭，许多酋长按照本民族的习俗以刀割面表达哀悼，那位曾率唐军攻占龟兹的突厥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甚至要求“请以身殉，卫陵寝”，高宗皇帝当然没有答应这个过于血腥的请求，而是变通地在太宗的昭陵前列置了十四蕃君长的石刻像，其中就包括了那位誓死在地下保卫皇帝的阿史那社尔王子，他作为突厥的代表之一而名列其中。

在与阿史那社尔的雕像站在一起的这十四蕃君长石像里，当然少不得太宗皇帝那位殷勤的女婿——松赞干布，他是作为吐蕃的代表而忝身其列，他们身旁还站着松赞干布名义上的连襟吐谷浑可汗、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已归降唐朝的龟兹王、高昌王等等。而让人感到搞笑的是，其中竟然还有吐蕃军队帮助王玄策从印度抓回来的那个中天竺伪王阿罗顺。

按照两唐书的记载，在唐朝新天子刚刚即位的这段时间里，他名义上的姐夫松赞干布表现得相当仗义。藏王不仅派人在已故老丈人的陵墓前献上十五种金银珠宝祭奠，而且还亲自给实际执掌大唐政务的宰相长孙无忌写信，信中表达了“天子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的强烈思想感情。而唐朝也礼尚往来，下诏册封他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对此松赞干布欣然接受，并对唐廷随后再次加封的“宾王”（也有史料作‘宝王’）名号以及杂色绸缎三千段等赏赐也都统统笑纳。

在这里，唐朝明显将吐蕃当作帝国治下的众多藩属之一，但松赞干布对这种待遇却似乎相当高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藏王并非自甘堕落，而是因为自己在这种来往中实在是获利非浅，大唐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大量引入，对整个西藏生产力的改进和提高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比如说，就在这次给老丈人上坟祭奠的过程中，看到皇帝非常高兴，吐蕃外交使团趁机相当恭敬地向唐朝请求提供蚕种，并派造酒、碾、磨、纸、墨的优秀工匠进藏指导工作，高宗皇帝此时想必自我感觉正相当良好，遂欣然同意。

其实在迎娶文成公主之前的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就曾派遣吐蕃子弟向大唐的国学申请入学，当时的大唐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优美先进的典章制度，有丰饶富厚的物产，在学术思想方面，也起领导的作用，亚洲各国均遣有子弟入唐学习，正求知若渴的吐蕃自然不落人后。

到了贞观十五年双方和亲以后，吐蕃对于中原文明更开始了疯狂的学习和引进。

文成公主进藏，给西藏带去的不仅有价值不菲的嫁妆，还有大唐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规章制度，据后代西藏史籍《柱间遗教》的记载，有绩罗绸缎等衣物、金银首饰及释迎牟尼佛像、大史集、二百六十经论文典、烹调食品法三百六十、配制饮料法多种、坚甲利兵三百六十、经史论集十四部、词藏、词库、词变、修身论著、放牧增殖法、数码与历算。中原占卜经典三百卷、善恶宝鉴、工艺技术六十整、治疗四百零四种病的医药、百种验方、五种针灸医术、四种炮制药物法和经部、续部佛经等。随同公主进藏的随从，除了公主奶妈一家、官属及其家属、若干侍女和卫士等，更有许多制造日用必需品的工匠和厨役，总之专业人士的数量相当可观。

但吐蕃的师父却又并不并只大唐一个，藏王松赞干布及其臣僚们像海绵般如饥似渴，从当时已知的世界各处虚心吸收关于政治经典、经济策略、文化理论、工艺技术、法律法规、生产种植等各种先进知识，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由少年走向青年时那种蓬勃向上的活力，藏文史书《贤者喜宴》中这样写道：

“从东方汉地和木稚，

引进工艺历算书籍；

从南方白色的印度，

翻译佛陀正法经典；

从西方粟特尼泊尔，

开享用财物的矿藏；

从北方霍尔和回纥，

获得法律事业典范；

统治四方的勇武之王，

各种财富源源而入……”

人们相信，佛教就是在这一时期正式传到吐蕃的。其实，尽管松赞干布曾允许甚至鼓励佛教的传播，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已经是一位佛教徒（后世的那些佛教史书当然不算），也许他只是为了体现兼容并蓄一视同仁的宗教政策，也许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两个信仰佛教的王妃的要求。

不过，根据现代人的研究，这两个王妃也未必真是佛教徒——泥婆罗是婆罗门教和佛教并行，按照尼泊尔史学家的记载，尺尊的父亲阿姆苏.瓦尔马更可能是一位婆罗门教徒，只是他同时也赞同佛教罢了；而李唐王朝的国教则是道教，太宗在其统治前期对佛教并没有太多的好脸色，直到玄奘法师归来后的潜移默化，才让太宗皇帝的态度有所转变。

就在大唐太宗皇帝驾崩后的次年也就是公元650年，吐蕃王松赞干布在国都逻些（现西藏拉萨）病逝。据后来的藏族史书记载，藏历铁狗年，松赞干布于宫中偶染风寒，起初只是伤风感冒，最后竟然发烧不止，直至不幸去世。

在负责葬礼的吐蕃大相噶尔.东赞域松要求下，专业技师们以檀香木水涂满松赞干布的遗体以便防腐。人们给已故的赞普国王穿上帛绢绫衣，扶坐在虎皮座上，然后用马车拉到西藏山南的雅隆香波雪山之侧，安葬在松赞干布的祖先们也就是吐蕃历代先王的长眠之地。

唐书载，闻听这位姐夫的噩耗后，唐高宗在长安为之举哀致祭。皇帝随后派遣右武卫将军鲜于匡济携带慰问诏书前往逻些，参加已故藏王的祭奠仪式。

松赞干布走了，后人们甚至无法确定他的具体年龄，但在他的身后，却留下一个面积超过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庞大王国，尽管贫瘠的青藏高原上雪水依旧奔流，但它们已无法约束吐蕃骑兵踏向四方的铁蹄：

在东方，吐蕃的势力已逼近四川盆地边缘的唐朝松州，青海的吐谷浑汗国节节败退，直至退入唐军保护的河陇地区，大唐与吐蕃这对曾经的翁婿之间，一场激烈冲突已经越来越无法避免。但可怕的是，女婿对丈人的家底儿了如指掌，而丈人对女婿的伎俩儿却一窍不通……

在西方，吐蕃早已吞并阿里的象雄王国，势力渗透到克什米尔地区和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和富庶的印度河流域已经近在眼前……

在南方，尽管占领中天竺后无法忍受当地炎热的气候，来自高寒地带的吐蕃军团不得不撤回休整，但天竺北部的蒂尔湖地区却被并入了吐蕃的版图，从而建立了一个今后继续南进的稳固桥头堡……

在北方，通过协同唐军攻占龟兹，吐蕃打通了青藏高原北下新疆的道路，同时还可以通过帕米尔高原向西域调动兵员，为此后吐蕃与唐朝、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连年争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青藏高原之外，一个崭新的天地正在向这些藏族武士招手，而之所以能窥到这片天地，人们认为多要归功于松赞干布，这样一个王者，即使仅仅享年三十四岁，他也已今生无憾！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回答，为什么这位本号“赤松赞”的吐蕃赞普，后来又被称为“松赞干布”的原因了——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记录了相关缘由，从中我们可以再次体会一下，回想当时那个正朝气蓬勃的吐蕃王朝：

“在上君主英明要数赤松赞，在下臣相贤能要数东赞域松，君如天山福星高照，臣如大地承受万钧，势大国强之条件，一应具备。

“时外疆域向四方扩张，内政坚实雄厚，磅礴不衰；平民黔首贵贱平等，轻徭薄赋，安居乐业，逸度春秋。眷属之享受，施赐如愿。

“分清歹徒，关押暴民，贬斥亡命，压制恐怖，依靠忠诚，褒奖贤明，崇敬英雄，任用巫祝。仪善政高，众人幸福。

“吐蕃以前无文字，此赞普时始出现。吐蕃之典章大法，大臣品位等级，大小官吏之权势，善行之奖赏，恶行之惩治，农牧计量之皮张与‘朵尔嘎’，均衡物资之升、合、两等，吐蕃之一切纯善法制典章，都出自赤松赞赞普时代。

“万民感恩不尽，共上其尊号为‘松赞干布’。”

根据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考证，在藏语中所谓“干布”，就是“深邃沈宏”之义。

《一、英雄序曲：两君王》

8、一个时代的终结

公元649年7月10日，大唐帝国的西京长安，李世民大帝与世长辞。那一年，他和玄奘在翠微宫同住，谈论佛教中有关生死等问题。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皇帝感触颇深，他对玄奘诚恳地说：“我和大师相逢太晚了，没有能力兴扶佛事了”。

公元648年，也就是李世民死之前一年，大唐的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唐军打败了称雄中亚的草原帝国西突厥，在西突厥境内的碎叶设立了军镇，著名诗人李白后来就出生在那里。

“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但有的事情是任何伟大的君主都无法逃避的，即使是“天可汗”也是一样，与终于叫出那句叹息的浮士德相反，李世民显然非常害怕死亡。

说来可能滑稽的是，就在皇帝与法师在供中坐而论道的同时，不远的金飙门旁，一位方士正在为皇帝修炼据说能摆脱死亡长生不老的金丹，这个叫做那罗迩婆娑的外道阿三是皇帝的女婿松赞干布麾下的吐蕃军队从古印度俘获的，很可能在家乡时就已经认得当时已誉满天竺的玄奘。

此刻，生命即将燃烧殆尽，皇帝才意识到，以往的野心勃勃似乎都毫无意义。仙丹并没有阻止死亡的降临，在皇帝弥留之际，玄奘讲解的佛经却为他减轻了面对死亡的痛苦。李世民去世前三天，玄奘完成了《心经》的翻译。玄奘翻译的这部经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李世民，法师希望这部经能为濒死的皇帝带来心灵上的安慰。

随着这位被后世尊谥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庙号“太宗”的李家二郎的离去，伟大的贞观时代结束了。

按，关于李二郎的称呼，其实并非笔者杜撰，唐初问世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便有此叫法，只不过后来可能只有李渊敢这么叫他了。《大唐创业起居注》为李渊的秘书——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温大雅所撰，记录李渊自起兵反隋直到攻克长安、废除隋帝、正式称唐帝为止共357日史事，可信度相当高，被认为是清代以前唯一传世的起居注。

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高宗皇帝，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以及代表着四夷尊长的“天可汗”头衔。据说，太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八方恸哭，许多酋长按照本民族的习俗以刀割面表达哀悼，那位曾率唐军攻占龟兹的突厥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甚至要求“请以身殉，卫陵寝”，高宗皇帝当然没有答应这个过于血腥的请求，而是变通地在太宗的昭陵前列置了十四蕃君长的石刻像，其中就包括了那位誓死在地下保卫皇帝的阿史那社尔王子，他作为突厥的代表之一而名列其中。

在与阿史那社尔的雕像站在一起的这十四蕃君长石像里，当然少不得太宗皇帝那位殷勤的女婿——松赞干布，他是作为吐蕃的代表而忝身其列，他们身旁还站着松赞干布名义上的连襟吐谷浑可汗、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已归降唐朝的龟兹王、高昌王等等。而让人感到搞笑的是，其中竟然还有吐蕃军队帮助王玄策从印度抓回来的那个中天竺伪王阿罗顺。

按照两唐书的记载，在唐朝新天子刚刚即位的这段时间里，他名义上的姐夫松赞干布表现得相当仗义。藏王不仅派人在已故老丈人的陵墓前献上十五种金银珠宝祭奠，而且还亲自给实际执掌大唐政务的宰相长孙无忌写信，信中表达了“天子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的强烈思想感情。而唐朝也礼尚往来，下诏册封他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对此松赞干布欣然接受，并对唐廷随后再次加封的“宾王”（也有史料作‘宝王’）名号以及杂色绸缎三千段等赏赐也都统统笑纳。

在这里，唐朝明显将吐蕃当作帝国治下的众多藩属之一，但松赞干布对这种待遇却似乎相当高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藏王并非自甘堕落，而是因为自己在这种来往中实在是获利非浅，大唐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大量引入，对整个西藏生产力的改进和提高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比如说，就在这次给老丈人上坟祭奠的过程中，看到皇帝非常高兴，吐蕃外交使团趁机相当恭敬地向大唐请求，请朝廷提供蚕种，并派造酒、碾、磨、纸、墨的优秀工匠进藏指导工作，高宗皇帝此时想必自我感觉正相当良好，遂欣然同意。

其实在迎娶文成公主之前的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就曾派遣吐蕃子弟向大唐的国学申请入学，当时的大唐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优美先进的典章制度，有丰饶富厚的物产，在学术思想方面，也起领导的作用，亚洲各国均遣有子弟入唐学习，正求知若渴的吐蕃自然不落人后。

到了贞观十五年双方和亲以后，吐蕃对于中原文明更开始了疯狂的学习和引进。

文成公主进藏，给吐蕃带去的不仅有价值不菲的嫁妆，还有大唐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规章制度，据后代西藏史籍《柱间遗教》的记载，有绩罗绸缎等衣物、金银首饰及释迎牟尼佛像、大史集、二百六十经论文典、烹调食品法三百六十、配制饮料法多种、坚甲利兵三百六十、经史论集十四部、词藏、词库、词变、修身论著、放牧增殖法、数码与历算。中原占卜经典三百卷、善恶宝鉴、工艺技术六十整、治疗四百零四种病的医药、百种验方、五种针灸医术、四种炮制药物法和经部、续部佛经等。随同公主进藏的随从，除了公主奶妈一家、官属及其家属、若干侍女和卫士等，更有许多制造日用必需品的工匠和厨役，总之专业人士的数量相当可观。

但吐蕃的师父却又并不并只大唐一个，藏王松赞干布及其臣僚们像海绵般如饥似渴，从当时已知的世界各处虚心吸收关于政治经典、经济策略、文化理论、工艺技术、法律法规、生产种植等各种先进知识，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由少年走向青年时那种蓬勃向上的活力，藏文史书《贤者喜宴》中这样写道：

“从东方汉地和木稚，

引进工艺历算书籍；

从南方白色的印度，

翻译佛陀正法经典；

从西方粟特尼泊尔，

开享用财物的矿藏；

从北方霍尔和回纥，

获得法律事业典范；

统治四方的勇武之王，

各种财富源源而入……”

人们相信，佛教就是在这一时期正式传到吐蕃的。其实，尽管松赞干布曾允许甚至鼓励佛教的传播，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已经是一位佛教徒（后世的那些佛教史书当然不算），也许他只是为了体现兼容并蓄一视同仁的宗教政策，也许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两个信仰佛教的王妃的要求。

不过，根据现代人的研究，这两个王妃也未必真是佛教徒——泥婆罗是婆罗门教和佛教并行，按照尼泊尔史学家的记载，尺尊的父亲阿姆苏.瓦尔马更可能是一位婆罗门教徒，只是他同时也赞同佛教罢了；而李唐王朝的国教则是道教，太宗在其统治前期对佛教并没有太多的好脸色，直到玄奘法师归来后潜移默化，才让太宗皇帝的态度有所转变。

就在大唐太宗皇帝驾崩后的次年也就是公元650年，吐蕃王松赞干布在国都逻些（现西藏拉萨）病逝。据后来的藏族史书记载，藏历铁狗年，松赞干布于宫中偶染风寒，起初只是伤风感冒，最后竟然发烧不止，直至不幸去世。

在负责葬礼的吐蕃大相噶尔.东赞域松要求下，专业技师们以檀香木水涂满松赞干布的遗体以便防腐。人们给已故的赞普国王穿上帛绢绫衣，扶坐在虎皮座上，然后用马车拉到西藏山南的雅隆香波雪山之侧，安葬在松赞干布的祖先们也就是吐蕃历代先王的长眠之地。

唐书载，闻听这位姐夫的噩耗后，唐高宗在长安为之举哀致祭。皇帝随后派遣右武卫将军鲜于匡济携带慰问诏书前往逻些，参加已故藏王的祭奠仪式。

松赞干布走了，后人们甚至无法确定他的具体年龄，但在他的身后，却留下一个面积超过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庞大王国，尽管贫瘠的青藏高原上雪水依旧奔流，但它们已无法约束吐蕃骑兵踏向四方的铁蹄：

在东方，吐蕃的势力已逼近四川盆地边缘的唐朝松州，青海的吐谷浑汗国节节败退，直至退入唐军保护的河陇地区，大唐与吐蕃这对曾经的翁婿之间，一场激烈冲突已经越来越无法避免。但可怕的是，女婿对丈人的家底儿了如指掌，而丈人对女婿的伎俩儿却一窍不通……

在西方，吐蕃早已吞并阿里的象雄王国，势力渗透到克什米尔地区和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和富庶的印度河流域已经近在眼前……

在南方，尽管占领中天竺后无法忍受当地炎热的气候，来自高寒地带的吐蕃军团不得不撤回休整，但天竺北部的蒂尔湖地区却被并入了吐蕃的版图，从而建立了一个今后继续南进的稳固桥头堡……

在北方，通过协同唐军攻占龟兹，吐蕃打通了青藏高原北下新疆的道路，同时还可以通过帕米尔高原向西域调动兵员，为此后吐蕃与唐朝、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连年争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青藏高原之外，一个崭新的天地正在向这些藏族武士招手，而之所以能窥到这片天地，人们认为多要归功于松赞干布，这样一个王者，即使仅仅享年三十四岁，他也已今生无憾！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回答，为什么这位本号“赤松赞”的吐蕃赞普，后来又被称为“松赞干布”的原因了——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记录了相关缘由，从中我们可以再次体会一下，回想当时那个正朝气蓬勃的吐蕃王朝：

“在上君主英明要数赤松赞，在下臣相贤能要数东赞域松，君如天山福星高照，臣如大地承受万钧，势大国强之条件，一应具备。

“时外疆域向四方扩张，内政坚实雄厚，磅礴不衰；平民黔首贵贱平等，轻徭薄赋，安居乐业，逸度春秋。眷属之享受，施赐如愿。

“分清歹徒，关押暴民，贬斥亡命，压制恐怖，依靠忠诚，褒奖贤明，崇敬英雄，任用巫祝。仪善政高，众人幸福。

“吐蕃以前无文字，此赞普时始出现。吐蕃之典章大法，大臣品位等级，大小官吏之权势，善行之奖赏，恶行之惩治，农牧计量之皮张与‘朵尔嘎’，均衡物资之升、合、两等，吐蕃之一切纯善法制典章，都出自赤松赞赞普时代。

“万民感恩不尽，共上其尊号为‘松赞干布’。”

根据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考证，在藏语中所谓“干布”，就是“深邃沈宏”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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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雄序曲：两君王》

《9、两线作战的大唐》

公元649年，伟大的太宗皇帝驾崩，大唐朝政落入新帝的亲娘舅长孙无忌之手。作为功勋显赫的凌烟阁首席和玄武门之变的谋主，长孙太尉实际上在太宗晚年就已经左右了朝政，因此早无需再树立自己的威望，他要做的只是变本加厉地排除异己。一大批宗室贵戚遭到清洗打击，其中就包括先皇的族弟江夏王李道宗，而这位战功卓著的王爷，人们认为很可能就是吐蕃王妃文成公主的亲生父亲。

转过年，吐蕃的一代雄主松赞干布也病死于拉萨，史载他逝世时已没有活着的儿子，只能让年幼的孙子芒松芒赞即位，吐蕃国政从此由相当于宰相的“大论”噶尔.东赞域松及其家族掌握。尽管这位汉文史书称做禄东赞的东赞域松，早在松赞干布生前就以智囊著称，并且先后为藏王主持迎娶过被后世奉为神明的尺尊、文成两王妃，但他一直以来都只是谋士而非谋主，因此掌权后迫切需要立威服众，而能最快积累起巨大声望的途径，无疑就是赫赫军功。

随着李世民和松赞干布这一对名义上的翁婿君主相继离世，唐蕃之间在文成公主进藏后长达十年的蜜月结束了，二者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战争和阴谋间充斥着波谲云诡的动荡。

大唐和吐蕃大唐的亲戚纽带——“宗室女”文成公主是唐太宗名义上的女儿，也就是新帝高宗名义上的姐妹，而吐蕃新王芒松芒赞则是文成公主名义上的孙子，因此从双方通过文成公主所建立的亲戚关系来看，大唐新帝可以称为吐蕃新王的舅公，或者简而化之，就按后来一直宣传的“甥舅之谊”来论大唐和吐蕃吧，尽管这种辈分其实直到以后金城公主进藏才算真正建立。

现在，这对甥舅之间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和谐了。只是，狡猾的外甥对舅舅的家底儿找已摸得门儿清，而自大的舅舅对外甥的伎俩儿却一窍不通。

这位舅舅此时另有烦心事儿——东方的朝鲜半岛又闹起来了。至于原由却是说来话长，这事儿还要追溯二十五年之前……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冬，辽东。太宗皇帝无限惆怅，最后看了一眼那座千疮百孔却仍巍然屹立的安市城（在今辽宁省海城市），他长叹一声，毅然调转马头绝尘而去。

皇帝的身前马后，将士们连绵不绝一望无际，但却不约而同地与自己的皇帝同样沉默。而留下来的，是他们两千余名业已永远沉默的战友，东北亚的寒冬中，这些早已冻得硬邦邦的遗体，向活人们散发出一阵阵代表死亡的沮丧气息……

伟大的太宗皇帝无法说服自己，贞观年间战无不胜的唐军竟然连一个小小的高句丽都无法征服。事实上，这个位于现在中国东北部和朝鲜半岛的小国和大唐本来没什么过节，高句丽对身边的这个庞然大物相当恭敬，逢年过节也少不得送礼上贡，但没想到送礼也送出了毛病。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莫离支（相当于摄政，是权臣渊盖苏文或称泉盖苏文为自己专门设立的高句丽王朝最高官职，一般该职专指此人）派使者向太宗献白金朝贡，谁知道皇帝却愤怒地质问使者：“莫离支弑逆，汝曹不能复仇，今更为之游说以欺大国，罪孰大焉！”命令将倒霉的使者交付大唐的司法系统进行审讯，随即宣布讨伐高句丽。

这当然只是一个借口，大概是指两年前高句丽发生的一件惨案：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得知国王要谋划自己，于是抢先动手，将满朝文武杀了个干干净净，随即他率兵攻入王宫，高丽王自然难逃一劫。按说权臣篡位算不得稀奇，唐太宗李二郎本人就是杀兄逼父才当上了皇帝，但渊盖苏文却是个格外的狠人，竟然把国王大卸八块并且禁止收葬，随即他封自己为莫离支并另立傀儡新王。

当时的天可汗战无不胜，自我感觉可能比现在的美利坚总统好得多，大唐也与美利坚一样正以“世界警察”自居，孜孜不倦致力于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这个不听话的高句丽早已让他不爽了——在这件朝贡事件之前，高句丽攻打朝鲜半岛的另一个小国新罗，唐太宗下诏要他们停战，于是发生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莫离支开出了撤军条件：“昔日隋炀帝侵略我们，新罗趁火打劫侵占了我国五百里疆土，如果他们不归还我国被侵占的土地，恐怕战争是不能停止滴。”

唐朝使臣的回答则足以让后世的愤怒青年们热血沸腾：“那些事儿都是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了，干吗还要再提呢！至于你们这些个地方，以前本来就都是中国的郡县嘛，中国尚且还没有开口要，你一个小小的高句丽怎么有资格说什么恢复疆土呢！”这样的调停当然无法让高句丽满意，于是“莫离支竟不从”。

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高丽遣使朝贡时，太宗出征高丽的大军就已经厉兵秣马准备停当。这是一支自唐王朝定鼎以来前所未有的庞大军队，陆军战斗人员当在十万左右，如《新唐书》说：“始行，士十万，万驱。”《唐会要》则说：“初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

尽管与当初隋炀帝远征高丽的百万大军在数量上无法相比，但贞观时期唐军的质量和素质无疑要远远超过前者，何况此次还有七万水军协同陆军作战，可谓势在必得。

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曾经有多位大臣苦苦劝说不要出兵，皇帝均不听。前一年的岁末即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武阳懿公李大亮病逝于长安，这位曾久镇西北边关的老将临终再次恳请皇帝放弃攻打高丽的计划，后者仍然没有同意。

应该说，这些劝谏的大臣们之间其实态度是有微妙差别的，比如谏议大夫褚遂良等并不反对攻伐高丽，只是请求皇帝不要亲征犯险，而李大亮等则是反对这场战争本身，但无论初衷如何，他们都不希望太宗出征。

其实，这次唐军的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太宗皇帝以下，尽管用兵如神的李靖早已退休，可贞观朝后李靖时代的三大名将即李世绩、李道宗和薛万彻悉数参战——史载，唐太宗曾经对侍臣们说：“于今名将，惟世绩、道宗、万彻三人而已。”

回家养老的李卫公曾向太宗要求由自己领军出征，皇帝考虑到他年已七十有五，遂婉言拒绝了这位老帅。太宗的老部下，致仕已久的尉迟敬德也上书要求皇帝不要亲征，太宗仍旧不许，但最终同意委任这位曾屡次救过自己性命的老友为左一马军总管，陪同自己一起出征。

战争初期，唐军进展相当顺利，在李世绩等百战名将的率领下，多次打败高句丽军队，史书中频现“斩首千余级”、“所杀万余人”、“拔某某城”等语，战果一直相当可观，直到他们来到宿命中的那个终点——安市城。

其实，唐军本来是可以避开这座坚城的，它的守将杨万春（也有记为‘梁万春’）尽忠的是高句丽王朝而非权臣莫离支，渊盖苏文叛乱时就曾派重兵围攻安市结果铩羽而归，太宗也知道这些，因此与主将李世绩商量，想要绕过这里先攻打相对弱小的建安城（在今辽宁营口），李世绩则坚决反对，认为战线拉得太长无法保证后勤，最后皇帝放弃了自己的想法，理由是“以公为将，安得不用公策！”

旷日持久的安市围攻开始了，唐军使尽解数，却始终无法越雷池一步，城上矢石如雨，还不时派小股部队下来趁夜突袭，唐军数名主要将领有可能包括太宗皇帝本人都受了伤，主将李世绩甚至发狠，要求破城之后“男子皆坑之”，这更激起了城内军民的高度反感，抵抗于是愈加激烈。

期间，又有大臣劝皇帝放弃安市，乘高句丽内部空虚直捣其都城平壤，尽快结束战争，但因遭到长孙无忌“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这样义正严词的反驳而不了了之。恐怕这是皇帝借国舅之口说自己的话，相比小小的安市得失，太宗皇帝可能更放不下的是“天可汗”的面子。

但是，与同样举倾国之兵远征高丽，最终导致天怒人怨直至身死国灭的表叔隋炀帝相比，太宗李二郎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修补漏洞，不让错误进一步扩大而造成决堤。随着辽东寒冷冬季的一步步到来，看到四周草枯水冻，唐军粮草不继，而安市城的攻克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太宗皇帝终于做出了一个痛苦但明智的决定——撤军。

当唐军终于从安市城下撤退时，攻守双方都体现了相当高尚的骑士精神。临走，李世民将百匹双丝细绢赏赐给安市城守将杨万春，以奖励其为国尽忠的顽强精神，并在城外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后有条不紊地回师，而杨万春则在城头拜谢皇帝同时送别远征军，并没有派兵追击。

古名将之悠然风度，直令今人向往不已……后来，宇宙无敌丝米达国在二十一世纪新建KDX-1级驱逐舰中的一艘，即以“杨万春号”命名，公平地说，它确也实至名归。

当时，亦为性情中人的李世民且悔且悲，心情想必相当糟糕。史载，太宗刚刚进入帝国北部重镇幽州（大致位于现在的北京市），即在城东为阵亡的将士举行隆重的哀悼仪式，并下令在此地建立寺院超度忠魂——但这座庙宇直到半个世纪后武则天当政期间才最后建成，女皇赐名“悯忠寺”，它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北京法源寺的前身。

返回长安后，太宗更陷入深深的悔恨而不能自拔，常常叹息说：“如果魏征还在的话，他肯定不会让我出兵的！”他随即命令以“少牢”（猪、羊各一，仅次于最高规格即牛、猪、羊各一的‘太牢’）的隆重礼仪祭奠自己这位已经失去的明镜，同时把那块被砸碎的石碑重新树立——就在几年前，当听说已故的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征生前曾把劝谏皇帝的那些有名的段落特意收集起来，很可能准备日后出版发行时，脾气其实相当暴躁的李二郎大怒，认为这个老不死的“田舍翁”是有意沽名钓誉，于是下令摧毁自己亲笔为魏征撰文的纪念碑，并取消了自己女儿和魏征儿子曾订下的婚约。

四年之后，太宗皇帝带着遗憾与世长辞，造成他死亡的直接原因，除了包括那个叫那罗迩娑婆（就是吐蕃帮助王玄策从北印度带回来的阿三）在内的方士们所炼成分可疑的丹药外，多年征战的累累伤病无疑是重要因素，其中的一两处很可能就是在安市城留下的。

后世棒子们的笔记小说里，说太宗在高丽被渊盖苏文射瞎了一只眼睛，这显然是胡说八道的YY之想，因为这些东东基本都写自十七世纪以后，与当时相距了差不多一千年之久；但电视剧《贞观之治》所描写太宗因屁股在辽东受伤而不得不病卧行军之情景，还是很有可能发生过的。

其实，与他的表叔隋炀帝相比，李世民高丽之战的整体表现并不差，从细节看甚至可以说相当好，史载唐军占领了十座城池，将七万当地人的户口迁徙入中国，同时对敌方武装力量也给予了沉重打击，“斩首四万余级”，而且撤退时基本没有受到损失。高句丽则经此一战元气大伤，此后只是苟延残喘，直至最后灭亡于卷土重来的大唐和新罗联军。

但是，由于灭亡高句丽的整体战略目标没有达成，这场战争唐朝充其量也只能说回来得不算难看，除了阵亡两千余官兵外，宰相之一的岑文本因过度劳累病逝于军中，李道宗等多名高级将领受伤。

也就在这次战争中，一名年轻的唐朝将领脱颖而出，使得太宗皇帝惊喜不已。史载，在唐军围困安市期间，尽管曾与安市守将杨万春不睦，但深知唇亡齿寒之理的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不计前嫌，立即发兵来救，救兵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唐朝远征军的总数，不同的史书有十五万、二十万和二十五万等说法，而“高句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因此可以说是起了顷国之军。

见高句丽援军依山结营，太宗于是分别命各位将领四面攻打。此后发生的故事如同一部精彩的孤胆英雄类型片：只见一位穿着醒目白袍的唐将手持大戟，腰上带着两张强弓，呼啸着纵马冲向敌军，大戟挥处无人可挡，战马踏过所向披靡，他前面的敌人纷纷败走，唐军于是乘胜进攻，高丽援军则不断退却，终于演变成彻底的溃败。

此役，唐军阵斩二万余级、俘虏三万余众，并缴获大量军资，朝鲜半岛最强大的一只武装力量从此不复存在。史载太宗欣喜万分，下马感谢上苍，并将所在山岭命名为“驻跸山”，随即飞马向留守长安的太子传递捷报。

对于那位立下首功的白衣英雄，本身就是英雄的李二郎自然不会忽视，《新唐书》这样记录了一段传颂后世的君臣际会：

帝望见，遣使驰问：“先锋白衣者谁？”

曰：“薛仁贵。”

我们要说的第一个主人公，就这样风光出场了。

《一、英雄序曲：两君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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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个前排，坐等下文。

《二、无可奈何的初唐》

1、“遥传仁贵，咋舌称神”——大非川的罗生门（上）

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青海大非川。濒临崩溃的唐军仍在坚持，但抵抗的意志已经越来越微弱，食不果腹的官兵们正承受着吐蕃铁骑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唐军主帅右卫大将军薛仁贵和他的两名副手，突厥族的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以及名将郭孝恪之子左卫将军郭待封，在占尽优势的敌人面前早已无计可施。这些绝望的将军们，只能和越来越少的部下如困兽一样，在尸山血海中拼命挣扎，以生命为代价拖延着全军崩溃一刻的最后到来……

按照史书记载，此时的薛仁贵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天意弄人：“今年岁在康午，军行逆岁，邓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败也！” 只是不知这一刻，薛将军的脑海中是否回闪过当年突厥九姓十余万人的血光，以及那句“杀降不祥”的古老预言？莫非自己受到了那些死人来自地狱的的诅咒，难道一向对我不薄的老天终于要收回所有的光荣吗？

后人分析后认为，薛仁贵等人率领的这支绝望的唐军并非乌合之众，恰恰相反，他们中许多人很可能就出自几年前那支在辽东战无不胜的虎狼之师，正是通过他们的英勇奋战，大唐才最终攻灭宿敌高句丽，从而为已故的太宗皇帝一洗安市城下之耻......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薛仁贵，名礼，绛州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市）人，据说是南北朝名将薛安都的后代——笔者之所以把薛安都泛泛称为“南北朝名将”，是因为很难确认他是属于哪个具体国家的名将，这位薛将军的仕途相当吊诡，他先仕北魏，然后投奔南宋，最末了又回到北魏，但无论在哪里，他都以作战勇猛无畏著称，每每以玩命的工作态度杀得对手心惊胆战，薛仁贵也许就继承了乃祖的这种不要命的特性。

当年，太宗皇帝为了征伐高丽，在帝国地大规模招兵，时年已近三十的薛礼还在家乡种地，正穷得叮当响，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于是便投军到辽东道行军总管、名将张士贵麾下，随队伍开到了辽东，并在上一章末尾所描述的安市城打援战中大放异彩。

其实，在这次战斗之前，薛仁贵已经初露锋芒，当时唐军将领刘君昂被高丽军队团团围困危在旦夕，薛仁贵前往救援，他“跃马径前，手斩贼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于是“仁贵遂知名”。

安市城下，当终于见到那位单骑冲阵的孤胆英雄薛仁贵本人后，太宗大喜过望，史称皇帝“嗟异”，随即这位勇敢的年轻人被“赐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从而由一名低级军官迅速提升为从五品的中级将领。

皇帝对薛礼的欣赏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不得不从安市城班师后，太宗又一次召见了他，这位当年也曾亲自披坚持锐的伟大君王，看到薛礼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暮年的李二郎无比感叹，从而留下了一段“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的佳话。无论太宗皇帝是真的求贤若渴，亦或只是那个扬言葡萄酸而找到更好吃东西的狐狸，总之年青的薛仁贵从此扬名天下。

这位得到太宗青睐的将领也知恩图报，用实际表现证明了自己对皇家的忠诚。九年之后的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一天夜里，长安突然爆发山洪，来势相当凶猛，大水已经冲到了玄武门，保护皇帝的卫兵们都四散逃命，已经是近卫军高级将领的薛仁贵对此相当愤怒：“哪有皇帝遇到危难，自己却逃跑的道理！”

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爬到门框上，对着高宗皇帝的寝宫大声叫喊，直到惊醒了睡梦中的皇帝，后者赶紧出来跑到地势高的地方，随即洪水就冲进了寝宫。高宗大为感动，对薛礼说：“如果没有你的呼喊，我恐怕就要淹死了，才知道世上有这样的忠臣啊！”

我们可以猜测，薛仁贵与皇室所建立的这种深厚的私人感情，很可能是他日后全军覆没于吐蕃却仅仅受到免职处分的重要原因，由于朝廷要一视同仁，随他一起大败的两名副手也因此沾光，都保住了自己的卿卿性命。

这是后话，此时的薛礼仍然是那位战场上无往不胜的猛将，而且表现得相当有政治眼光。比如，在名将苏定方攻打西突厥的时候，薛礼就上书建议对突厥武装进行分化拉拢，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朝廷依其言放还了一位突厥首领被唐军俘虏并将要卖为奴隶的家眷，使得这位突厥将军大为感动，“请随军效其死节”。

说来有意思，薛仁贵的老领导张士贵、苏定方以及前面提过的李道宗，其实都是唐初战功卓异的一代名将，他们的军事成就很可能还在薛仁贵之上，正史记载中他们和薛仁贵不但没什么过节，甚至还对其多有提携。但在后世的演义小说里，这些大唐的百战名将却都成了嫉贤妒能的奸臣，扮相不是丑角就是大白脸，每天都绞尽脑汁霸占别人的功劳，或者想方设法陷害忠良，直让人感叹历史的吊诡。当然，他们中有人的某些私德可能的确存在缺陷，比如被认为是文成公主生父的李道宗，就是一个曾让族兄太宗都挠头的贪污犯，但这也并不能淹没其在军事方面的卓越成就。

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在脱离冲锋陷阵的高句丽战场约十二年后，薛仁贵终于又回到了大唐帝国的野战部队，也回到了当年赖以成名的辽东，先后随名将程名振、梁建方、契苾何力与高丽军队作战。

尽管年已四十多岁，但薛仁贵不改猛将本色仍身先士卒，在横山（在今辽宁本溪市，一说在沈阳市东北棋盘山）之战中，他“匹马先入，莫不应弦而倒”。史载，高丽军中有一名神箭手，一连射杀了十多名唐军，薛仁贵大怒，遂又一次单骑闪电突击，那个家伙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拉弓，就被薛将军一把抓住，“遂生擒之”。此后，他又率军与契丹作战，因战果显赫被皇帝封为男爵，从此成为大唐帝国军功贵族中的一员。

很快，薛仁贵迎来了他传奇故事的顶峰，在他领兵讨伐天山的九姓突厥时，敌人派出几十名勇士来到唐军阵前挑战，薛仁贵亲自出场，只见他连发三箭，箭无虚发，接连射杀三人，突厥人的气势完全被镇住了，最终纷纷下马请降，唐军遂不战而胜，军中于是留下了“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著名歌谣。

当然，这是两唐书中的记载，具体经过未必这么简单这么有戏剧性，很可能唐军武力威慑之余还伴有利益的许诺，才使得敌人答应投降，但不管怎样，薛仁贵之勇猛表现应该是有据可查的。

随后发生的一幕，则完全体现了这位大唐名将心中黑暗的另一半。对于投降的“九姓众十余万”，究竟该如何处理，史书中只有寥寥十几个字，“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似乎是为了给薛礼的屠杀行为找一些辩解的理由，两唐书又纷纷表示“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

按照中国“杀降不祥”的古老传统，屠杀俘虏的名将军们如白起、项羽以及日后的年羹尧等，无论他们建立了多么大的功勋，多会因这种不仁的行为遭到神灵的报应。对于薛仁贵，老天今后会网开一面吗？

显然老天当时并没有立刻算帐，因为他对薛礼的青睐仍没有结束。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六月，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病故，诸子争立国内大乱，一直磨刀霍霍的大唐终于等来了复仇的机会。同年十月，出征高丽的大军再次出发，主将是一个叫李绩的人——不要被这个名字所迷惑，他其实就是太宗征高丽时的那位主将李世绩，由于高宗皇帝宣布今后要为死去的老爹避讳，因此与李二郎同带“世”字的李世绩不得不去掉中间那个字，他于是就成了李绩。

笔者曾经不厚道地想过，幸亏他避讳只需要躲开一个字，如果和李世民名字重复的部分都不能要，那这位李英公岂不是要回归先秦时无比拉风的一字ID？对了，其实李世绩或李绩原本姓徐，字茂功，是不是有些眼熟？没错，他就是后世传说中那个神机妙算的牛鼻子老道。

可惜李将军毕竟并非道爷，因此也就无需慈悲为怀，相反这个出身于瓦岗军的前起义军头领手段却相当狠辣，当年要求太宗在攻克安市后屠城的就是他。其实这个馊主意在当时丝毫不具备可操作性，李将军如此义愤填膺的请求，很可能只是为了拍在安市城下急火攻心恼羞成怒的皇帝的马屁。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显示，这个聪明的家伙对晚年李世民的心态了如指掌，知道当年那个以诚待人的李二郎现在已经炼就了玩弄权术的帝王之心，因此当太宗突然在朝廷上故意找茬将他贬官外放时，李世绩立即动身，家也不回行李也不收拾，其反映之迅速让太宗相当满意——自知时日无多的皇帝对太子也就是后来的高宗说，这是在测试李世绩的忠诚，如果他埋怨拖延不肯出发，那就杀了他，反之则证明此人真的可靠，足以让自己托付后事。高宗即位后，李世绩果然再次受到重用，他后来与当权的武皇后之间的关系搞得相当不错，在皇后册立的争端中更是起了关键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位世故且精通明哲保身之道的李英公，的确是一位值得名垂史册的军事天才，其战绩与神话般的李卫公即使不能并驾齐驱，起码差距也不会太大，攻灭高句丽更是其一生功业的顶峰。

这场复仇的战争自然少不了猛将薛仁贵的参与，战争中他也表现得一如既往的勇猛：在新城（在今辽宁抚顺）之战中，本为后援的薛仁贵挑选勇士突进，解救了被敌人围困的唐将庞同善，斩首数百级；金山（在今辽宁昌图）之战中，倒霉的庞同善又一次吃了败仗，高丽乘胜前进，见形势危急，薛仁贵遂果断率所部“横击”敌军，史载“贼众大败，斩首五万余级”，高句丽三座城池失守。

此后，薛仁贵决定仅率两千人突袭坚固的扶余城（今吉林四平，一说为辽宁农安），手下认为兵力太少而纷纷劝阻，薛则回答说：“在善用，不在众！”果然，薛仁贵身先士卒，对缺乏准备的高丽军“逆击大破之，杀获万余人”，迅速攻克了扶余，周围四十多座城池也都不战而降，薛将军遂率兵一路高歌猛进，直到与李绩的主力大军会师于高句丽国都平壤城下。

乾封三年（公元668年）九月十二日，唐军终于攻克平壤，立国已超过六个世纪的高句丽王国灭亡。唐朝将高句丽故地分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一管理帝国这一大片东方新领土，战功卓著的薛仁贵被任命为首任检校安东都护即最高军政长官，同时晋封为公爵，可谓双喜临门。

这位新上任的朝鲜总督很可能已经做好了扎根高丽奉献边疆的长期打算，从此在朝鲜半岛一心一意过起了日子，史载薛仁贵“移理新城，抚恤孤老；有干能者，随才任使；忠孝节义，咸加旌表”，久经战乱的当地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于是“高丽士众莫不欣然慕化”。

可是，在朝鲜半岛的滋润生活只过了一年多，薛仁贵便又接到了朝廷的调令，帝国的西部边疆即将爆发一场战争，皇帝命令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他为帝国远征军主帅，火速率部前往遥远的青藏高原作战，而他们的对手，就是我们阔别已久的吐蕃军团。

公元650年，藏王松赞干布死后，其年幼的孙子芒松芒赞（汉文史书作乞黎拨布）即位，大相噶尔.东赞域松即汉文史书所称的禄东赞开始执掌吐蕃国政，前后历时达十七年之久。

当时，唐朝凭借贞观之治打下的坚实基础，东击高丽西破突厥，并已经成为中亚草原的霸主，边界一直推展到帕米尔高原的乌浒水（即阿姆河）流域与河中地区。按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连吐蕃人自己也承认，“彼时，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亦归聚于唐，直至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

而当时吐蕃的情况却比较糟糕，赞普去世，新主幼弱，乱事迭兴，原已臣属吐蕃的白兰（为羌人一支，活动在今青海南部及四川西部地区）又发生叛乱，吐蕃的实际掌权者禄东赞被迫全力对内，无暇向外扩张。因此，吐蕃对唐关系依旧维持着当年恭顺女婿的原状，往来相当殷勤，直到显庆三年（公元658年）那件不愉快事件的发生。

这一年，鉴于藏王芒松芒赞已经成人，吐蕃王廷遂派遣使者携带珍贵礼物向大唐求婚，希望仿效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先例，再次为赞普迎娶一位唐朝公主。但是，几乎与松州之战前的故事一模一样，高宗皇帝像他父亲当年那样轻率地回绝了吐蕃赞普的求婚，让敏感的吐蕃人又一次感觉遭到了大唐的羞辱。

此前，吐蕃军队在禄东赞的指挥下，已经平定了白兰人的反叛，并乘胜一直推进到河源地带，唐朝认为已经对自己的西部边境构成了相当大的潜在威胁，另外，吐蕃铁骑当年协助唐军攻占西域龟兹后并没有撤回，而是一直驻扎在昆仑山以北，这更加引起了唐朝的不满，高宗皇帝此时拒绝这门婚事，也许并不只是为了羞辱对方，可高傲的天可汗却没有对吐蕃做出任何解释。

不管怎么说，这次拒婚事件标志着双方蜜月关系的正式破裂。此后，愤怒的吐蕃人开始对大唐及其附庸吐谷浑频频主动攻击，正在鼎盛的大唐当然以牙还牙，双方的火气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最后，在薛仁贵指挥的这场血腥的大非川战役中，唐蕃之间积累了十多年的怨念终于全面爆发。

关于双方决战的这个“大非川”究竟在哪里，目前起码有六种说法，一是青海海西柴达木河；二是青海湖旁的布哈河；三是青海共和县西南的切吉平原；四是惠云河，也就是《大清一统志》的盐河；五是共和县的苦海子草原；六是大坝河草原，即共和县切吉以南的黄清河与青根河合流一带。

无论大非川具体在哪儿，上面这几个地方都离青海湖不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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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可奈何的初唐》

2、“遥传仁贵，咋舌称神”——大非川的罗生门（下）

大非川之战爆发时，薛仁贵五十六岁，经过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想必已经是一位须发班白的老将了。其长子薛讷时年二十一岁，正做着城门郎的小官，他在未来将成为大唐及武周北方边境的柱石，也是后世传说中薛丁山（有说，薛讷字丁山）的原型，而薛仁贵的孙子薛嵩——民间传说中那位反唐薛刚的原型——也是大唐一代名将，其官爵甚至在父祖之上，直至被朝廷封王（曾先后被封为高平郡王和平阳郡王）。因此，尽管薛仁贵的子孙都是官二代，但薛家确实可谓虎父无犬子。

薛仁贵此时的对手，亦是一名虎父所生的虎子——吐蕃已故大相噶尔.东赞（即禄东赞）的二儿子噶尔.钦陵，由于他担任着吐蕃部长级的官职“论”，因此汉文史书中通常称他为论钦陵。汉文史载禄东赞有五子（比照藏文史料则至少六子），他们都是一时豪杰，其中尤以钦陵的才华最为突出，成为从薛仁贵开始几代唐将都无法挣脱的梦魇，即使是后来的汉文史书，对钦陵出神入化的将道也相当叹服。

但当时，身经百战的老兵油子薛礼未必把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放在心上——尽管史书上没有关于钦陵生年的记载，但他一直活到二十八年后的公元698年，才在突然之间非正常死亡（这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具体我们后面会详细叙述），死时正当年富力强。因此估计大非川之战爆发时，吐蕃军团的主帅噶尔.钦陵应该也就二三十岁年纪。

其实，大非川之战并非噶尔家族第一次领兵与唐军对垒，文成公主和亲之后吐蕃军团与唐军爆发的首次冲突，应该是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的河源之战，但史书对这场战争的记载却相当诡异。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如此记述，这一年，吐蕃大相禄东赞再次出兵攻打吐谷浑，他的副手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

但奇怪的是，汉文史书对这场相当拉风的大胜却没有丝毫表示，使得后人疑窦顿生进而众说纷纭，近代藏学大师根敦群培的《白史》甚至将以上的记载解释为“汉兵八万，不能胜藏兵一千之义”，可参看上下文又明显驴唇不对马嘴，完全颠倒了胜负关系。

后来的研究者参照各种相关史料，终于找到了相对合理的解释：是年，大唐名将苏定方出兵帕米尔高原以平定当地的大规模叛乱，这场叛乱很可能是高原以南的吐蕃所煽动的，因为就在一年前，大唐皇帝刚刚拒绝了吐蕃赞普的求婚，感觉受到羞辱的吐蕃人发誓报复。苏定方率军取道唐朝在青海的附庸国吐谷浑，途中很可能在乌海（可能在柴达木盆地的托索湖）以少胜多，击败了试图阻挠唐军的吐蕃大军，连吐蕃副相也在这场战斗中被杀。

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测，这场失利极大打击了急切希望通过军功来树立威望的噶尔家族，因为按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禄东赞随后辞去了吐蕃大相的职务，他很可能是迫于朝野压力而引咎辞职的，因此对打败自己的唐朝不可能抱什么好感。直到两年后的公元661年，噶尔家族才又恢复元气，禄东赞在这一年以谋逆的罪名除掉了前任大相，重新执掌吐蕃朝政。

禄东赞复职后，带领仍致力于建立显赫军功以服众人之口的噶尔家族，审时度势迅速改变了战略方向，改以西域为突破口，并为此与汉文史称大食的阿拉伯帝国结盟，同时积极接纳反唐的西突厥残余势力，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到禄东赞逝世的公元667年，吐蕃已经占领了唐朝安西四镇中的龟兹和疏勒，大唐西域总督治所——安西都护府也被迫迁往西州。

按照汉文史书的记载，禄东赞死后其子论钦陵即开始执掌吐蕃国政，但参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等相关考古证据，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继其父执政的，其实并非次子噶尔.钦陵，而是汉文史书中认为“早亡”的长子噶尔.赞聂多布，他担任吐蕃大相达十六年之久。

钦陵在此后十多年中，一直以吐蕃主要军事将领的身份辅佐哥哥，率领吐蕃铁骑东征西讨。到大非川之战爆发的公元670年，早已残破不堪的吐谷浑汗国终于被吐蕃彻底吞并。于是，只剩下数千帐可怜人马的吐谷浑末代可汗诺曷钵与王后弘化公主，高宗皇帝这对名义上的姐夫和姐姐，不得不逃进大唐的西北重镇凉州寻求保护。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高傲的大唐认为，该是教训一下这个不听话的亲戚的时候了，于是征讨吐蕃的大军开始行动，高宗宣布的出兵原由当然理直气壮：送自己的姐夫姐姐回家，即“护吐谷浑还国”。与皇帝有着深厚私人感情的猛将薛仁贵又一次被委以重任，由帝国最东方的高丽调到西部青藏高原，出任远征军最高统帅。

凭心而论，此时的大唐对自己这个边远的亲戚仍没有怎么重视，这从皇帝授予薛仁贵的头衔中可见一斑——逻娑道行军大总管，“行军大总管”前面说过，就是本次军事行动的总司令，而这里所谓的“逻娑”，是吐蕃的国都逻些的异译，也就是现在的拉萨。很显然，此次高宗皇帝的目标可谓雄心勃勃，绝不仅仅是送姐姐回家这么简单。

尽管在战略上藐视了敌人，但同时唐朝在战术上仍相当重视，这次出动率领的兵马不可谓不强。关于他们的具体数量，不同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即使同一史料的不同部分记载也差异很大，比如《册府元龟》中就同时有“领兵五万”和“率众十余万”之语，当然如果有人说“众”和“兵”是两回事儿，那也由得。总之，这是一支相当庞大的主力兵团，按照唐初的战法，很可能以方便大范围机动作战的骑兵为主，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就出自那支久随薛礼的朝鲜半岛得胜之师，至今仍无定论。

按照汉文史书记载，战争的过程大致如下：八月，薛仁贵率军进入青海大非川，命副将郭待封在大非川构筑工事以存放辎重粮草，薛仁贵自己则一如既往，亲率少量精锐向乌海（和上一个乌海可能并非同一个地方，学者们考证说这个乌海即青海兴海县西南苦海子）方向突击。

钦陵此时也率领吐蕃军应战，《旧唐书.薛仁贵传》说此次吐蕃参战兵力多达四十万，似乎有所夸大，要知道吐蕃并非匈奴、蒙古那样的全民皆兵，而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半定居民族，至今西藏的许多农民一辈子连马都没有骑过，在遥远的中世纪，于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征集这么一支庞大的军队无疑极其困难，如果它真存在的话，也很可能是吐蕃、吐谷浑以及附近羌、党项、突厥等各部落临时拼凑的联军。

兵贵神速的薛仁贵迅猛突进，在河口打败吐蕃一支防守部队，随即大掠当地牧民的牛羊以为给养。从后来战局发展来看，人们认为钦陵这时候很可能利用熟悉的地形，以及吐蕃军队在高海拔地区惯于作战的优势，果断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因为他很快就亲率铁骑包抄到唐军后方。

此时，唐朝副将、出身将门的郭待封却一直“耻在仁贵之下，多违节度”，他怕薛仁贵独占功劳，没有按照事先安排建立工事保卫粮草，反而带着笨重的辎重在薛仁贵后面慢慢跟着走，估计是打算一有机会就上前抢功，遂于钦陵的吐蕃主力相遇。郭待封大败，唐军辅重粮草全落入吐蕃军队手中。薛仁贵得知郭待封已败，遂不敢再进，只好退回大非川防守。

终于，在平坦辽阔的大非川（前面提过的那几个大非川疑似地，基本都是平原或草原），唐军被钦陵的吐蕃军团从四面合围，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吐蕃铁骑怒涛般冲击着唐军越来越残破的防线，黑压压的箭雨遮蔽了天日。防线的另一边，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饥饿的唐军在绝望中一个接一个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故事的结局没有任何悬念，史载最后“王师大败”，唐朝远征军在这里全军覆没“死伤略尽”，吐蕃军团赢得了大非川战役的全面胜利。

最后发生的一幕却相当诡异，唐书说“仁贵与吐蕃将论钦陵约和，乃得还”，对此您相信吗？这分明在说，当年美军在即将从地洞里挖出老萨的时候，双方却突然谈和，或者现在班加西过来的那帮人团团包围老卡以后，两边又握手言欢？没有证据显示吐蕃主将钦陵是位博爱主义者或者精神病人，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几名唐军主将很可能被吐蕃部队俘虏或者被迫答应了什么屈辱的条件，而心满意足的钦陵也不为己甚，或者惺惺相惜或者认为对方没什么危害，最后把他们都放了回去。

成书于北宋但基本利用唐朝史料撰写的《册府元龟》则提供了一个相对不那么离谱的记载：“仁贵、待封及阿史那道真并脱身走免。”也就是说，他们三个唐军主将是突围逃回来的，尽管全军“死伤略尽”，但主将身边可能还有少量残兵。鉴于唐初主力部队多为骑兵因而跑得不会太慢，在吐蕃的重重包围中有少量唐军漏网逃脱，这种可能应该说存在。

鉴于胜利的一方吐蕃人惜墨如金，在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对这场大战只有“于几玛郭勒击唐军多人”的寥寥数语，事情的真相也许永远成谜。

三人回去后，很可能由于薛仁贵和唐朝皇帝的特殊关系，他们都没有被处死而仅仅免官除名，不久之后因高丽复叛，薛仁贵又被起用，此后他还曾去西北边疆与突厥人作战，也许因为当年“三箭定天山”的余威尚存，据说突厥人见到他仍“相视失色，下马罗拜”。之后他可能一直镇守西北边境，直至永淳二年（公元683年）病逝，享年七十岁。

尽管皇帝对他当年的救命之恩一直念念不忘，屡次表达过“无卿已为鱼矣”的感激之情，但大唐的士大夫们也无疑有充分理由对这位未能效死疆场的败军之将表示自己的愤慨，比如当时的太学生也是后来的名相魏元忠，就曾愤怒地向皇帝上书，说薛仁贵“今又不诛，纵恶更甚。臣以疏贱，干非其事，岂欲间天皇之君臣，生厚薄于仁贵？直以刑赏一亏，百年不复，区区所怀，实在于此！”

的确，尽管将帅不和是失利的重要原因，但作为全军主帅，薛礼确实无法洗刷自己的罪过。大非川之战是唐朝开国以来对外战争中所遭遇的最大失败，此后不仅河源局势已无法收拾，西域形势也随之改观。

大非川之后，吐蕃乘胜扩大战果。很快，大唐在西域的主要统治中心，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和疏勒（今新疆喀什），即著名的安西四镇全部被钦陵统率的吐蕃军团收入囊中，唐廷被迫取消了这四镇的编制。不仅如此，原本臣服唐朝的西突厥十姓也转降吐蕃，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已经岌岌可危。

我们很难一言以蔽之，薛仁贵究竟是开疆拓土的英雄，还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历史中的薛礼早已离我们远去，而后世《明史记事本末》提到的那个“军若惊飚，彼同败叶，遥传仁贵，咋舌称神”的薛礼，以及《薛仁贵征东》、《薛家将》、《薛刚反唐》里那些令我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也许会永远存在于美好的想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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