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华文化 -- 夏商楚歌

两晋时期社会动荡，人民生活痛苦，因而玄学盛行，同时也为佛教的勃兴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时期玄学流行，玄学提出有无、本末、动静、体用、言意等一系列哲学范畴。

而以般若学说为基本内容的大乘空宗，与玄学有相似之处，因而这时的佛教徒多把佛学玄学化，他们既是高僧，又是清谈名士，如竺道潜、慧远、支道林等皆是。

佛教借玄学不仅得到迅速传播，而且与中园文化相融合，深深地扎下根来。佛教史上称这时期为“佛玄时代”。南匇朝时期，尽管有北魏太武帝(446)、北周武帝(574)的两次灭佛事件，但就总体论，南北统治者都大力扶持佛教，发展起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

隋唐时期，则是佛教宗派分立阶段。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期。在汉语系佛教中，这时相继出现了许多宗派，如俱舍宗、成实宗等虽曾极盛一时，但不久便失去了传承，而在长期发展中经过归并整合，

最后形成八大宗派：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又叫瑜珈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八大宗派中，又以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四派影响最大。

佛法的基本内容是“四圣谛”(“谛”即真理)：苦谛(经验世界的现实)；因谛(或集谛，指产生痛苦的原因)；灭谛(痛苦的消灭)；道谛(灭苦的方法)。佛教的所有教义，都是从“缘起论”产生出来皀。

所谓“缘起论”，是说一切物和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由相持(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决定的，离开关系和条件，就没有一切。因、缘，就是关系和条件。因此，佛教教义又可以归纳为两点：无常和无我。

“无常”是生灭相繭，包括了因朜相续的意义；“无我”是没有主宰，“四大”(地、水、火、风，即指坚、湿、暖、动四大性能)皆空。血肉之躯过是地、水、火、风四种元素的组合，且四大调合，互相转化，每一秒钟都在变化，如身体中的水，会挥发成汗，汗再变成水气，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人死后，骨肉归地，湿性归水，暖气归火，呼吸归风，此时身在哪里?故《圆觉经》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这就叫“无我”。既然没有一身之主宰，也没有宇宙万有的主宰(自然包括了无造主)。这就是佛教对宇宙万有的总解释。

佛教分小乘、中乘、大乘，又叫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原指羊车、鹿车、牛车，以各类车所载货物多少作比喻。据说释迦牟尼在世时，曾同时说过大、小乘法门。

大乘梵语为“摩诃衍”(“摩诃”是大，“衍”是乘坐义，比喻修行此法门如乘大车)。大乘主张“开一切智、尽未来际众生化益”。大乘教流行后，原部派佛教被贬为“小乘”。小乘保持早期佛教的教理，信奉《阿含经》等。

佛教的原始出发点，是断定人生为“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等歉都是“苦”，有三苦、八苦，乃至“无量诸苦”——就是正常亪的“乐”，在佛教看来也是“苦”，是“苦”的另一种表现。

总之，“三界(欲、色、无色)如火宅(《法华经》)。这种典型的人生悲观主义，在儇受压迫和无力抗争的社会阶层中往往能引起强烈的共鸣。

佛教对“苦”作了许多描绘，但却不去寻找“苦”的客观根源，而是荒唐地认，“苦”源于“生”，“生”是“苦”的开端缌而生命是受苦的实体。因此，欲不苦，就是“不琟―，亦称“无生”，就是“涅槃”，也称“解脱”。

《成唯识论述记》卷一曰：“言解脱者，体即圆寂。由烦恼障缚诸有情，恒处生死，证圆寂已，能离彼缚，立解脱名。”解脱的方法，在佛教经典中最常见的有“三解脱”、“八解脱”、“不思议解脱”、“有为解脱”、“无为解脱”等，基本原理是“无我”。

人们一旦通达了“无我”的原理，思想境界也就得到了升华。在佛教看来，爱欲食色是罪恶之源，要达到“无我”，第一步就要背离父母妻子，不与异性交往，不许积蓄财物，穿敝衣，游行乞食，宿山野墓地，也就是做所谓“陀头行”即苦行僧，而用“禅定”的方法进行残酷的心理训练。

佛教原始教义的人生观和解脱观，也就是它的道德观，对世间的一切是绝对的冷漠。后来，自命“大乘”的教派对原始教义作了重大改造，并斥之为“小乘”，认为“小乘”太执着：

人生本来“无生”，何必讨厌“生 而另求“无生”?人生本无所谓“旀常”、“苦”等可言，何必自寻烦恼，妄作分别?

大乘同时还认为，小乘太自利，世间受苦的不单是个人，而是“众生”，没有众生的解脱，也就没有个人的解脱。

因此，大乘的口号是“救苦救难，普渁众生”：“我当为十方人作桥，令悉踏我上度去。”这就放弃了原始佛教的人生悲观主义，而积极入世，干预生活，给佛教带来了攰局面。

大乘佛教将以个人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丰富社会内容的“菩萨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也就是所谓“六度”。

固然有“为众生”的，但佛教更普遍弘扬的，却是向寺院和僧侣布施，于是财富急剧地向寺院集中佛教徒大增，而人们往往只看到他们兴办的慈善事业，却很少有人去探究他们财富瘄来源。

大乘佛教的这种发展方向，造成了与社会的冲突，至少在经济上成为国妶的一害，故一直有“灭佛”的呼吁甚至行动。

不迆它也确实始终坚持着三个基本训条：

一是“大悲为首”，“慈悲喜舍”；

二昮“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三是“自利利它”、“自觉觉人”，

这对优良的人生观道德观的建立，无疑是积极的。

隋唐以后陆续形成的八大佛教宗派中，以禅宗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是中国传统文化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禅”是梵文音译“禅那”之略称，意坐禅或静虑，也译作“弃恶”、“思维修”、“功德丛林”等。但“妅”与“禅宗”并非一回事，“禅”是一种修练方法而“禅宗”是佛教派别。

据说禅宗的“西天第一祖师”是如来的弟子摩诃迦叶，当日如来灵山法会拈花示众，迦叶破颜微笑，如来遂曰：“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叶迦。”(《五灯会元》卷一)所传正法眼藏，即“禅”。

早期禅宗，在印度共传二十八代(到达摩为止)。我国以菩提达摩为“东天第一祖师”即初祖。达摩是南印度人，后由南印度传入北魏。然此说不确，在达摩以前及同时，翻译禅籍、修持禅业、传授禅法的就有七十多人(见《高僧传》、《续高僧传》)。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久传弘忍，弘忍传惠能，共六祖。

“禅宗”是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心心相印。实际上，它以《楞伽经》、《心经》、《金刚经》、《楞严经》等及后来的《六祖坛经》和众多禅师语录为理论依据。

它是在中国产生、异军突起的一个佛教宗派。早期禅学结合神仙方术。大乘禅法与义理相融，加之般若学与玄学兴盛，忘言绝虑、冥然相合之说盛行，开中土禅学新风。早期禅学主要在北方流行。

他们的行为，北魏时受到其他僧人和官府的迫害，“文学多不齿之”，被斥为“魔语”，北魏曾多次下诏，严禁僧侣“游行民间”，游涉村落”。据说达摩和二祖慧可都被置毒身死，故到三祖僧璨，不得不转移到南方，到皖南一带活动。

一般所说的禅宗，或称“新禅宗”，真正的创始人是弘忍的弟子惠能和神会。惠能(636—713)，祖籍河北阳，本姓卢，其父贬官岭南，三岁丧父，遂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百姓”，从小“艰辛贫乏”，“于市卖柴”。二十四岁时往黄梅(今属湖北)投奔五祖弘忍(601—674)，随众作务，踏碓舂米。据说弘忍上座弟子神秀书得法偈于廊壁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惠能亦作一偈，然不识文字，请人代书于壁：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

惠能的禅偈得到弘忍认可，遂于半夜亲传法衣(袈裟)。神秀说“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是仍执着于“有”、“无”，而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则是取“中道”，超越“有”“无”。

惠能“本来无一物”，是说本来就没有什么善与恶、是与非、迷与悟、清净与不清净，这正是“佛性常清净”的旨归，是超越二分法的“父母未生时”的“本来面目”，所以得到弘忍的首肯。惠能得衣后，立刻南下，“混农商于劳侣”达十六年。弘忍去世后，他才到广州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

次幔移曹溪(今广东曲江县)宝林寺，开讲佛法三十多年。武则天“征徙京城”，“竟不奉诏”。他就是禅宗“六祖”。

所著《坛经》，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载的惠能言行录，是中国人佛教著作中唯一称“经”的一部书。其弟子神会、怀让、行思等，又开创菏泽、南岳、青原三大派系。

惠能主张“顿悟”，所开新禅宗，史称“南宗禅”。当日弘忍的另一徟子神秀乿张“渐悟”，开“北宗禅”，故有“南顿北渐”之说。北宗禅流行从长安、洛阳一带，势力不小。经过惠能弟子神会(684—758)的斗争北宗禅才开始衰落，南宗的正统地位也才得以确立。

惠能佛学思想的中心是佚性说。佛性(又称“如来性”、“觉性”)，指人能成佛的因子、种子。它是宇宙的本体真如，也是最高的智慧——般若智。基于此，惠能的佛学思想主要有三点：

1、惠能说：“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又说：“即旦豁然，还得本心。”(《坛经》)他认为众生自己本来具有的真心就是佛道，不需外求，“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坛经付嘱哀》)，便可成佛。总之，众焟只要认识自己本来具有的“本心”，重现“本来面目”，就可达到佛的境界，故其说又称“本心论”。

2、禅宗认为（人之所以不能佛，是“学道人迷自本心―(《传心法要》)；是“一切众生迷于真性，不达本心，种种妄想，不得正念，故即憎爱。以憊爱故，心器破坏，即受生死，诸苦自现”(《林间录》卷下引延寿语)。

由于二元相对意识的产生，导致了“本来面目”的迷失。因此，禅宗的任务，是运用“不二法门”，超越一切对立，开悟众生，使他们回归本心，即可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3、禅宗认为“定无所入”(王维《能禅师碑铭》)，即渐修、禅定并不能达到回归本心的目的。因此，在修行方法上，惠能主张顿悟，反对坐禅，认为无论行、住、坐、卧，只要心不散乱，就算不坐禅，也能达到“解脱”的目的。

王维《能禅师碑铭》又说：“本觉超越三世。”是说成佛速度。“本觉”谓心性本来觉悟，修成佛会很快：只在一念与佛法相应，就可立地成佛，这就是顿悟，——顿悟超越了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的局限。这是惠能禅宗的主要特点。

但需指出：惠能也不是一概反对渐悟，只是说佛法无顿渐，但人有利钝，故“迷则渐劝，悟人顿修”。

由于惠能的弟子神会的努力，使曹溪顿悟禅在北方嵩洛地区得到传播与发展，特别是唐“安史之乱”后。神会的传承自成一系，被称为“荷泽系”，神会也被南宗称为“七祖”。他基本上是发挥惠能的禅学思想，但也有所不同：

惠能一般不说“佛性”而多用“人心”、“自性”，神会更多地使用“真如”、“佛性”，重“空寂之心”之“知”，主张顿悟后渐修。但由于中唐以后北方政局动荡，又经武宗灭佛，故虽经宗密阐发，显赫一时的“荷泽系”遂日趋衰落。

与北方禅宗衰落不同，南方的南岳(衡山)怀让、青原(吉州青原山)行思两大系却得到了迅速发展。这除南方较少战乱外，与怀让、行思门下的禅法更简捷易行，且远离大城市等有关。晚唐至五代，南岳、青原两系进一步分化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家(所谓“一花五叶”)。

“禅学”经过禅宗的洗礼，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佛教史称为“六祖革命。它将“真如佛”变为“心性佛”，较之早期禅学，可谓面目全非。禅宗在佛教史上有着重大的革新意义。

首先，“禅”被泛化，实际上取消了“禅”作为宗教修持的基本功能，。在禅修的方式上，由早期的静坐扩大到坐卧住行一切方面，举手投足，瞬目转睛，无不是禅，以至大到国家天下，小到待人接物，一草一木，无不赋予了禅的意义，日常生活全部被禅化。

将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自性自度。早期禅学繁琐的经注使人不得要领，漫长的坐禅使人厌倦，都可能使之丧失生命力。禅宗使繁琐的佛教实现了简易化，将佛教心性化、人性化，从而既能被下层广大民众(多为无文化的农民)所接受，也为上层统治者所赏识。其次，禅宗反对拜佛，取消了偶像崇拜。

在禅宗看来，自己便是佛，另外哪还有佛?既连佛都不拜，当然也不须念经了。再次，禅宗提倡“不立文字”，认为语言文字对成佛无益，是人为的枷锁。

第四，禅宗否定在现实之外追求超现实的必要。禅宗否定坐禅、持戒的必要，而且认为“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宗杲大慧禅师语)，因而不再如南北朝时佛徒不拜父母、不敬王者，而承认“教养父母”和上下尊卑的观念。

禅宗的传播，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或者说禅宗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它尽量冲淡宗教簔氛，加緱人生感悟。此前的众多宗派，都是依据印度一种或几种佛经发挥改造，而禅宗则是中国人的独创。

它既汲收了印度佛教大乘空宗(主一切皆空)和大乘有宗(佛性为实有)的思想，又继承了传统的儒家人性说和道家主静思想，是两种文化融会贯通的产物。

它打掉了佛国权威与佛的至上性，泯灭了佛国极乐世界与现实世界、出世间与俗世间的界縿，带有泛神论性质，包含着毁灭佛教本身的因素或契机。

先秦没有“道家”的说法，第一次提出“道家”这个名称，是汉初司马谈的《论六家旨要》。

汉初的道家，汲收了儒、墨、阴阳、名、法诸家的思想，是黄老思想的分支，与老子、庄子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道家的主要思想无疑又来源于老、庄，故后代学术界又称老、庄为道家，并成为道家学派的代表思想家。

不过“道家”虽创始于老子，但却经后代学者的进一步发挥，故道学思想并不完全等于老子思想。或者说，“道家”与道家文化，指老、庄思想以及由老庄思想衍生的文化体系。

老子

老子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楚之苦县（今故城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人。曾做过周守藏室之史。在世年代略早于孔子，据说孔子曾向他请教“礼”的问题。现传《老子》一书，可能有后人的增补。从1993年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看，最迟在公元前三百年，该书就已流传。

老子用“道”表达其思想。任何事物都有它发展的途径，而这种途径比较抽象，一般人不易理解，于是他就用具体的“道路”来比喻抽象的“途径”，故称之为“道”，所以说“夫道若大路然”。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赋予“道”的，是最原初的、先天存在的、最无知无欲的、脱离了人的意识的纯自然的东西。因此，“道”成了宇宙万物的根源。老子是我国形而上哲学的开创者。

作为既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人，只能适应“道”，而不能违背它。于是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观念，他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就是“道”取法自己生成的样子，即取法天然、本然。一切都应该顺其本然，任其自生自成。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正因为“道法自然”，所以老子提出“无为”。“无为”是对世人竞争于外而不反求诸内的惩戒。但“无为”不等于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三十七章）司马谈《论六家指要》也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无为”是不作违背自然规律（“道”）的事，并不是无所作为，只要扫除人们的情欲，然后从根本上用功，就可以“无不为”，所以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因此，不能认为“无为”是消极思想。

因为“无为”，又引出《老子》中的所谓“愚民”思想，《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知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不同于后代的“愚民之术”，他的“愚民”，是使民愚于世人的小智私欲，反本还原，归于淳朴。所以这种“愚民”，相当于“无为”。

孔子以其复兴礼乐，维护文明造就的一切成果，提出以“仁”为标准的道德体系，来匡正、整修社会。老子则对有史以来的一切文明成果进行了深刻反思，反对整修文明的异化，因此他采取了与常识完全相反的立场。比如：

一般认为物质越丰富，社会越进步；而老子则认为物欲引起了欺诈和争夺。

一般认为道德、法规越多越发达，而老子认为越多越倒退。

一般认为人的主观积极性越高越好，而老子则认为越“有为”越把事办坏：国君有为，国家昏乱；长上有为，百姓受苦；个人有为，烦恼愈多。

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以他的巨大智慧，揭示了被常识掩盖着的种种弊害，全方位地提示文明发展过程给人类造成的弊端，从而深化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正因为老子是从文明异化的角度出发，所以文明每前进一步，异化就加深一步；文明进步，它的异化所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大。所以在历史观上，就必然取倒退的路线。

“小国寡民”是道德回到了它的最原始、最淳朴的状态。故“损之又损”就是回归，从老子道德标准看，这不是最落后，而是最进步。

是文明的的发展，使道德异化，越来越落后。儒教是从正面指导，老子则是从负面反思。两者互补，相反相成——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原因。

过去的研究者认为老子主张历史倒退，是奴隶主没落阶级的思想体系。其实，老子反对文明的异化，不得不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而真正的意图是反对“大道废，有大伪”、“六亲不和”、“国家昏乱”，

以达到“民利百倍”、“民复慈孝”、“盗贼无有”的目的。就是“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也是从彻底反对文明异化的角度出发。因此，不能认为老子思想是“开历史倒车”。

总之，儒教是从正面指导，老子则是从负面反思。两者互补，相反相成——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原因。

《老子》一书充满了对立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如“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其政闷闷，其政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通“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矛盾的双方要互相转化。《老子》书中充满了辩证法思想，这是老子哲学最光辉的思想之一。

庄子（约前369—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与孟子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同。曾作过周的漆园吏。居穷闾陋巷，生活困窘，尝织屦为生。据说楚王曾迎以为相，被他拒绝。

庄子思想以老子为依归，但《老子》的中心是阐述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而《庄子》则强调“全性保真”，舍弃世俗的知识、名誉、地位，以与“道”化为一体，与物同一（“齐物”），从而求得绝对的精神自由。

故《庄子》的中心，是探求在黑暗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解脱和自我保全的方法。他最理想的社会，是社会本然的形态，一切人为的制度和人文措施违背天性，毫无价值。这与老子一样，其实也是反对文明的异化，欲退回到人类社会的起点。

《庄子》一书中对现实社会的黑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如《胠箧》中探囊发匮、田成子盗齐国跖回答“跖之徒”认为“盗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

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对所谓“圣人”和仁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并有“窃钩者诛，窃取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振聋发聩之语。

因此，庄子提出“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并认为“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小盗不起”。

从写作上看，《庄子》一书的特色十分鲜明。它多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故大量使用寓言、神话，虚构人物故事，作者善于把抽象的思想和哲理融化在这些故事中。作者想象特别丰富，文章中带有浓厚的抒情性。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教派之一，创始于东汉张道陵，晋时称天师道，故又叫“道教”。道教是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形成于东汉末年，但思想渊源很远，是古代黄老思潮、神仙思想、阴阳数术、鬼神观念、宗天神学、谶纬神学等，由“道”统率起来的庞杂的思想体系。

方术、巫术是直接的前身。古代巫、史、祝、卜是与神打交道的，它处于国家的领导层，民间巫术则用符水治病，借卜卦占吉凶，故形成道教时，在社会上、下都有广泛的基础。

道教作为宗教，有着与其它宗教相似的特点：具有团体，教派，宗教组织，教义，宗教规范仪式，固定数量的信徒，固定的传道地点(道观)，固定的教派传授系统，共同信奉的经典，固定的传布地区等等。

道教中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一是道教与“道家”的的关系。先秦无道家，只有老子、庄子哲学，以及与他们的哲学相应的老子学派、庄子学派。到东汉、特别是在魏晋玄学中，才将“老庄”并称，他们所代表的“道家”仍属哲学范畴。

唐宋时期，思想家们(如韩愈、朱熹等)将“佛老”并称“二氏”，“老”成了道教的代称，乃是概念上的混淆和失误。

二是老子不是道教的创始人，这已如上述；但后代确实将老子奉为道教教主。道教尊奉的由“道”衍化出的“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道德天尊”就是老子。

虽然作为道教教主的老子，不等于先秦作为哲学家的老子，但二者又不是毫无关系。

首先，道家哲学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如《老子》中的“长生久视”、“谷神不死”、“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庄子》中的“真人”、“至人”、“神人”，以及他们“乘云气，御飞龙”等等，被道教所汲收，

并从宗教的角度加以渲染，为其基本信仰服务。其次，在道教创立的时候，即将老子的《道德经》作为主要的经典，规定为教徒必须诵习的功课。

张鲁在汉中，专设祭酒之官，给入道的人宣讲《道德经》。在唐代，《道德经》被尊为《道德真经》，成为诸经之首。

道教的分期

1、创始期——东汉末年。

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教、张角创立的太平道，都是比较原始的民间道教派别。张道陵，东汉顺帝时人，原籍江苏丰县，客居四川，传道于鹤鸣山(在今四川大邑境内)，自称“天师”。

“从受道者，出五斗米”(《三国志张鲁传》)，故称“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其子张衡、孙张鲁相继，在川北、汉中影响很大。

“太平道”以崇奉《太平经》(即《太平青领书》)而得名，奉祀“中黄太一”为至尊天神。《太平经》170卷，书成于于吉、宫崇等人之手(详后)，部分反映了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如主张任用贤良，公平办事，省刑保人身安全；

财物应公有公用，反对浪费，沟通民意，等等，以为这样才符合国家太平气象。其理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称“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提出“一衰一盛，高下平也；盛而为君，衰而为民”的思想。

汉灵帝时，张角利用该书创立“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用“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十馀年间，徒众发展至数十万，分布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组织为三十六方(大方万馀人，小方六七千人)。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甲子)，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八郡同时俱发”，“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起义军声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起义最终被联合起来的地主武装镇压下去，“太平道”从此销声匿迹。

黄巾起义期间，五斗米道与之东西呼应，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统治将近三十年，后来被曹操所灭，道徒被迫迁往北方。原始道教从此处于低潮。

2、改造期——两晋南北朝。

此期的特点，是由早期的原始道教向统治阶级官方化宗教的转变。东汉末年产生的原始道教，流行于下层劳动民众中，内容比较简单粗糙，主要是阴阳五行、巫觋杂语、符水咒语、鬼神崇拜等，带有较多的民间宗教色彩，没有形成系统的道教理论。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现实的苦难促使道教在东晋、南北朝再度兴起，当时许多名门望族都崇信天师道。门阀士族地主涌入道教，所追求的是长生不死，脱俗离世，闲散浪漫，采药炼丹，而不是鼓动“造反”，

所以他们对原始道教强烈不满。改造民间道教，创造出一套新的教义理论和科仪制度，从而形成新的道派组织，便势所必然。

两晋之际，葛洪著《抱朴子内篇》，系统总结和阐释了战国以来神仙方术的理论，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反复申述神仙可学，成仙事真，

并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竭力攻击原始道教和农民起义，奠定了官方道教的理论基础，为后来的道教改革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对原始道教的成功改造，是在南北朝时期。

在北方，北魏太平真君年间(440—450)，嵩山道士寇谦之在崇尚道教的魏太武帝的支持下，自称奉太上老君的旨意“清整道教，除去三张(陵、衡、鲁)伪法”，制定乐章诵诫新法，“专以礼度为首”，“佐国扶命”，代张陵为天师，是为北天师道。

在南方，刘宋时庐山道士陆修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玄、洪)”，“总结三洞”(洞真《上清经》、洞玄《灵宝经》、洞神《三皇经》)，又依据封建宗法制度，并借鉴佛教仪式，编著斋戒仪范，“意在王者遵奉”，称南天师教。

《上清经》是茅山派的根本，斥天师道为“旧道”自称修行得道可飞升上清天。这最符合士族的口味，故大受上层社会的欢迎。

《灵宝经》重符籙斋醮，主张济度众生，自度度人，得到中下层民众的欢迎。两经都大量汲收和抄袭了佛教义理(如涅槃轮回、因缘业报、阴司三界说等等)。

3、兴盛发展期——隋唐至北宋。

隋文帝尊道士焦子顺为天师，特在皇宫附近建五通观。炀帝拜茅山道士王远知为师。唐代统治者自称为老子后裔，更是崇奉有加。高祖武德八年(625)规定三教次序为道先、儒次、佛最后。

太宗称“柱下为帝室先系”，重申此规定。高宗乾封元年(666)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令男女道士归宗正寺管理，又设立“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列子》、《文子》，皆号“真经”，每年准明经例考试，并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命士庶家置一本。

唐武宗信任道士赵归真，以兴道灭佛。宋代亦极力提倡道教，尤以太宗、真宗、徽宗时期为盛。太宗亲自召见华山道士陈抟，赐号“希夷先生”。又令搜集五代时散佚的道教经典七千馀卷，由徐铉、王禹翶校正，写送宫观。

真宗曾导演“天书”闹剧，又仿唐代做法，虚构始祖赵元朗为道教尊神，封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编撰《大宋天宫宝藏》。

徽宗自称“神霄帝君”下凡，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刊全藏，集道史，注道经，令佛徒穿道服，入道学，等等。

此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出现了许多著名道士和在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如唐代的孙思逊、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施肩吾等，五代的杜光庭、彭晓、谭峭、闾丘方远等，北宋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贾善翔等。

这个时期，道教在修炼上较重“外丹”(仙药)，热心于炼制长生不死的仙药，尤以唐代为盛，不少皇帝皆因服丹中毒而死。

4、宗派分立期——南宋至明中叶。

这时期的道教，大多主张“三教”融合，修炼方法上重内丹(精气神的修炼)。由于南宋间的宋、金对峙，也引起道教内部的宗派分立。

“全真道”。金人王喆(号重阳子)创立以道教为主、兼融释儒的道教，后来号“全真道”。王喆是陕西咸阳人，曾中武举甲科，至四十七岁时才开始修道，但多年收效甚微。

金大定七年(1167)烧掉茅庵，去山东苦口布道，又先后收了马钰、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弟子，后称“北七真”。

王喆曾题所居室名“全真庵”，故后来称“全真道”，意思是只有融通儒、释的“道”才是“全”，才是“真”。

全真道抛弃所谓“丹鼎奇技”、“符籙小数”，实行“性命双修”，即修“精、气、神”，称“内丹”，这是它与旧道教的区别。全真道在金章宗时遭禁。

金大安二年(元太祖五年，1210)之后，成吉思汗攻金。1220年，王重阳弟子丘处机谢绝了金、宋之召，以七十二岁之高龄，带十八弟子北行，两年多后抵大雪山，成吉思汗接待了他，

但称“神仙”，第二年诏许东归，尽免全真赋役。后居燕京太极宫(后改长真宫)，受命掌天下道教事，并受金虎符。从此，全真教极盛。

南方：天师道为了与全真道争夺教权，遂与上清、灵宝、净明各派合流，到元代归为正一派中。此后，道教正式分为全真、正一两大教派，在明代继续流传。

5、渐衰期——明中叶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封建制度的衰落，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道教也逐斩走向衰落。清统治者重视佛教，抑制道教。乾隆时一度禁止正一真人传度。道光时禁止张天师朝觐，并由二品降为五品。辛亥革命以后，“真人”封号被取消。

解放后，结束了全真派、正一派分裂的局面，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1949年，江西龙虎山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逃到台湾，次年成立了台湾省道教会。1966年，成立了“中华民国道教会”。

1、道教的基本信仰

(1)、创世说。与世界上其他宗教一样，道教也有自己的创世说：

上古：洪元(第一大世纪)——(经万劫)混元——(经万劫)百成——(经八十一万年)太初(第二大世纪，天地始分，创造了日、月、人)——太始(第三大世纪，太上老君下凡为师。万物之始)——太素(天生甘露，地生醴泉，人民食之，乃得长生)。

中古：混沌——九宫——元皇——太上皇——地皇——人皇——尊卢——句娄——赫胥——太连(天生五气，地生五味，人民食之，得以延年)。

下古：伏羲(老君下凡为师，曰无化子，教伏羲推历法，演阴阳，正八方，定八卦)——女娲——神农(老君下凡为师，曰大成子，教神农尝百草，得五)——燧人(老君下凡为师，教燧人钻木取火)——祝融(老君下凡为师，号广寿子，教修三纲，齐七政)——高原——高阳

——高辛——仓颉——轩辕皇帝(老君下凡为师，号力牧子，始有君臣父子)——少昊——帝颛——帝喾——帝尧、舜、禹……

“大道”生成宇宙及万物，这是道教最基本的教义；“太上老君”是创主，这是道教徒不可动摇的信念。

(2)、道教经诰起自三元说：

第一混洞太无元，生天宝君；第二赤混太无元，生灵宝君；第三冥寂玄通元，生神宝君。三清境(又名三天)——三宝君(天宝君、灵宝君、神宝君)分别治玉清境(清微天，即元始天尊)、上清境(禹余天，即灵宝天尊)、太清境(大赤天，即道德天尊或太上老君)。

三宝君各为经教之祖师，即三洞之尊神。道教将全部经书分为“三洞”，也是道教徒的基本信仰。

(3)、“长生久视”说。

以生为乐，重生恶生。“道”生万事万物，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而一，一而二，须臾不离，也是道教的基本教义，故造作了许多修道养生的方术，如外丹、内丹、存思、守一、服气、服饵、导引、房中等等。

(4)、天界、仙境说。

原为古神仙家、方士虚拟的神仙世界传说，后为道教所承袭。南朝陶弘景撰《真灵位业图》，为四百三十多位神仙排座次，分为七阶，成为道教等级分明的神仙世界。

天界三十六天——“圣境”四天(上述“三清境”的三天，再加三天之上的大罗天)、四梵天、三界二十八天(无色四、色十八、欲六)。天界皆由三宝君掌管。

十洲三岛——十洲：祖、瀛、玄、炎、长、元、流、生、凤麟、聚窟洲；三岛：昆仑、方丈、蓬丘。皆在八方巨海之中，为仙人游息之所。

十大洞天(如青城山是十大洞天中的“宝仙九室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在名山大川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皆得道之所。

(5)、天道承负、因果报应说。

“承负”即前人有过，由后人受罚。“承负”时间或曰“十世”为一循环。为了为善避恶，故道教有许多戒律、清规。

2、道教的斋醮与戒规

斋醮戒仪起源于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道教承用之。唐杜光庭《道门科范大全集》卷97：“斋者，所以斋洁心神，清涤思虑，专致其精而求交神明也。”又宋陈椿荣《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经法》：“斋者，内斋其心，外斋其形；戒者，内戒其志，外持其形。”

道教“斋”法甚多，大致可分心斋和常斋两类。心斋即清心寡欲，澡雪精神；常斋即节食斋。“醮”是祭祀仪式，即备香花灯烛，果酒茶汤，礼(星)斗上章，以降天地，致万神，禳灾祷福。

在坛醮活动中，常神符宝籙、禁咒令印并用。斋法或说有四十二等，醮法一说七十二等，一说一百二十四等，极其复杂。

道教的戒律，不出自佛教，但后来或相互模仿。有五戒、八戒(不杀生，不淫欲，不盗他物……)、十戒、二十七戒等，但总的说来，没有佛教要求之严。

除戒律外，还有“清规”。戒律是妨止犯罪的警戒条文，“清规”则是对已犯道士的惩处条例，则罚跪、责杖、驱逐，重则处死。到现在，凡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已被废止。

道家、道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时极大地影响了文化的其它门类。

1、众多的道教传说或故事，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心理和生活。

如蓬莱仙山、昆仑神山神话，西王母神话，王子乔、丁令威等大量神仙人物，八仙传说，直到所谓“财神”(赵公明，传说曾为张天师守护仙炉，封正一玄坛元帅，永镇龙虎山，故又称赵玄坛、赵元帅，专主公道，帮忙赢利调和)。

2、促进了古代科技：主要是古代化学——炼丹术(外丹，铅、汞)、人体科学(主要是气功，内丹)的发展。这在英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详细的论说。

3、文学与艺术

(1)、以“道”为本原的文学本体论。

文学本体论是关于文学本原、本质、本性的理论。儒家主要从政治、风俗、道德伦理的层面理解文学的价值，着重在文学艺术的政教作用，接近于今天的文艺社会学。

而道家和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哲学本体论，以“道”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对宇宙人生、万事万物作了总体的概括。在他们看来，一切文学艺术现象和构成文学的诸要素，都是“道”的产物。

刘勰信佛，但其《文心雕龙》论文学本原时却是玄学本体论，开篇《原道》，说把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五经六艺、诗赋杂文统称为“道之文也”。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第一则引王昌龄《诗格》，曰：“夫文字起于皇道，……一生名，名生教，然后名教生焉。

以名教为宗，则文章起于皇道，兴乎《国风》耳。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这是道、玄、儒揉合的文学本体论。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文章是从“道中流出”，主张“道统”为文学的本体。

明代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以“心”为“体”、“体性”、“天性之体”，文学理论家受其影响，把“真心”、“本心”、“童心”作为文学本体，如李贽有《童心说》，实际上汲收了道家的自然人性理论。

总之，儒家“厚人伦，美教化”的政教功利说和“发乎性，止乎礼义”的创作原则，早在南北朝时就已经让位于“缘情”说，道家和道教的无为、自然说取代了儒家的政教理论，主张文学创作无所依傍，依真而发，以“穷情写物”。

后来古文家韩愈提出“道统论”，更是汲收了道家和道教学说，后来被宋代理学家所继承。他们极力排“佛老”，其实是暗中汲取佛老的精华，“以道化儒”。

(2)、素朴、真、冲淡、自然的审美观。

对山水田园诗派有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家主“平淡”，特别推崇陶渊明诗。

(3)、文学创作中虚构、夸张的艺术想象和浓烈的宗教情绪。

道教之人、物意象，如三岛、瑶台、阆苑、玉女、飞龙、王乔及丁令威等等，频频出现在诗文作品中。

《西游记》虽是以佛为主，但关于“天”的描写，太上老君等神仙形象，乃出于道教。就是《红楼梦》，也深受道教的影响。第一回跛足道人所唱《好了歌》，可谓提示了全书的主题：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爱，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这给人间求富贵求幸福当头一瓢凉水，告诉你“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只有了结世缘，出家修道，才是出路，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悲观论的色采。

李白可作为深受道教影响的大诗人的个案。他不仅生长在道教氛围很浓的川西北地区，而且曾在齐州紫极宫接受高如贵天师的道籙(有《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籙比归北海》诗，李阳冰《草堂集序》亦载此事)，正式入道。

4、语言文字：

道经符籙中的俗字、特殊生造字，如《真诰》中即有许多，是文字学研究的课题。

苏格拉底早就说过“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无知”.

我说;知识就是知道和认识.读书如果是死读书,读死书那只是知道了这些知识,并没把知识变为自己的东西,这就谈不上拥有.我见过很多喜欢历史的朋友,书上怎么说就没信.完全不动脑子.这就是典型的读死书.死读书的便是那些喜欢读,却没有自己思考的人.我们叫这类人是；“吃剩菜”。

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议论纷纭，以儒墨为显学，儒家张口尧舜禹汤，闭口文武周公，侈谈仁义，罔顾现实，墨家出于平民大众，却以大禹为宗，非功兼爱而信鬼神,文化与文明的区别最初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区别。

秦帝国，隋帝国，元帝国，和亚历山大的帝国，拿破仑帝国都是辉煌一时，但短短数十年就分崩离析，这都是他们在巅峰状态时未能及时调解文明的“文”与“质”之间的矛盾，他们的物质成就包括政治体制都可光鉴日月，但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都贫乏太过偏激，升得太高了就会缺氧，精神就会窒息。

他们的物质成就包括政治体制都可光鉴日月，但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都贫乏太过偏激，升得太高了就会缺氧，精神就会窒息。

巅峰经验必须有坚实的体魄和充足的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就只有法律专家为他治国了，隋朝统治者都是北方半开化的大贵族，元蒙统治者更将世界当作了牧场，亚历山大的帝国由马其顿的将军分领，行省制都未确立。拿破仑的手下都是资本家和冒险家。

所以，他们的帝国都必须被打破，由另一批人来重新建造。这批人，要有更丰富的精神，包含更多种族，更多阶层，更多职业。

韩非子是先秦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秦始皇采用了他的理论而创造了中国第一次的政治大一统。这份政治遗产被汉人继承，汉初以黄老之道治国，武帝时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都是障眼术，汉初黄老之道只为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基本上是经济政策。

汉武帝独尊儒术则为教化人民，是教育政策，而政体政制上特别是帝王驾御臣下之术还是法家那一套，后来被汉宣帝一语道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霸王道杂之就是儒法并用，恩威并施，德刑并举。

战国秦汉文明是人类文明古典期的代表，文明古典期的特征是人的精神的觉醒，虽然古希腊人和印度人也很觉醒，不过，印度人悟过头了，古希腊人觉醒不够，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荀子“制天命而用之”都表现了中国人理智。

古希腊文明注重"目的"，印度文明注重"源头"，中国文明注重"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文明是"方法论"的，印度文明强调"思辨"，而中国文明对"历史"情有独钟的原因。

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336-323），中国的秦帝国（-221-207）和印度恒河流域的难陀王朝（-364-324）是古典文明第一次政治统一，在这期间，平民的势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古典文明的政治统一必须重来一次。汉帝国，孔雀帝国和罗马帝国应运而生，文明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到达其颠峰。

孔雀王朝（-324-187）在阿育王（-273-233）统治期到达高潮，他本人则皈依了佛教，可惜在他死后帝国就分裂了。

罗马帝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和汉帝国不相伯仲，但罗马的文化是不能和汉文化相比的。汉文化脱胎于齐楚秦晋四大区域文化的合流，并且汉人和战国人是同一文明主体。

罗马人本被希腊人视为野蛮民族，在对希腊文化的学习和摹仿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因此，罗马人的文明是被人教化的结果，而汉文明则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创造出来的。

也就是这个原因，汉文明在每次衰落后都能再振兴起来，能挺着胸面对强势的佛禅文化，而罗马文明在衰落时碰到基督教文化就一下子满盘皆输，只有稽首皈依了。

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第二期古典文明（人类精神的哲学阶段）的结晶，在融汇了佛教文化后达到绝对化，“格物致知，养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子所注的四书（学庸语孟）和五经“放之天下而皆准”。

唐宋文明是秦汉文明的复兴，属于人类文明第三期的混合文明，即人类精神的宗教阶段，混合文明是古典文明全面衰落后入主文明区域的蛮族与旧有文明种族的融合中脱颖而出的，它们的文明丰富多彩，绚丽瑰奇，只缺乏些思想深度。文明的代表还有拜占庭东正教文明，天主教查里曼帝国。

第二批帝国属于真正的文明，他们花更多的时间来休养生息，调解社会矛盾，教化人民，一般在一百年后到达颠峰。这批帝国在历史上最为持久，影响也最大，他们就是汉帝国，唐帝国，明帝国，罗马帝国，和美帝国等。

历史是一个由阴阳两股力量此消彼长的太极自旋系统。文化与文明就是历史的阴阳两面。“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文化是阴象地为坤，是内涵的，有极强的韧性，凝聚性和持久性。文明的起点扎根于文化这样一个基础。自然且自给自足的文化一旦自觉地为自己规划，制定一个蓝图，这就是文明的开始。

文明的开始不是文字或城镇的出现，而是这一文字的系统化，城镇的规划和国家的出现，而这些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扩张和发扬光大。初建时期是凑人数，希望有人气。稍有点旺以后就该打算稳定了，稳定后呢？自然该考虑发展。

当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便是整合和修正，初建时期的问题，稳定期的问题，发展期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全部修正，然后就是品牌。

人类新文明的诞生如果不对绝对化的人权观念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作出较大的修正，整个人类文明都将随着欧西文明的衰落逐渐封闭保守，并洋洋自得于经济繁荣，科学昌盛的虚华假象，其实文明的本质却变得思想肤浅，意志薄弱，物欲横流，道德衰微。

人类新文明是全球性的综合文明，也许可定义为人类精神发展的信息阶段，高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只是为这一文明的诞生奠定物质基础，但新文明不可能建立在一种旧观念上。

人类文明是一个巨大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开放性系统，虽然复杂多变，但也有其更为重要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原则，对文明内部和外部的观照以及处理各种问题，都必须兼顾到文明各环节的互动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科技传播，经济起伏，社会治乱，国家兴亡，道德升降，宗教盛衰，思想鼎革与文化荣枯等这些现象都息息相关.

在文明初期，人类对世界的解释是神话的，古朴文明的目的也在于寻求人与神的和谐，那时候的神是原始的自然之神或者部族的祖宗，犹太人在总结了两河与埃及的文明成果后编纂了《旧约圣经》。

人类文明古典期 的目的却在于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自然同样包括社会，这是人的第二自然，战国秦汉人在不受任何其他文明的影响和羁绊下独创了由孔之“仁”，孟之“义”，而转化为荀之“礼”.

韩非之“法”而最终鼎定中国人中庸却不朽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学》，《庸》，《语》，《孟》四书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成为宝典，《春秋》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中庸".

夏日长而冬夜永，只有春秋两季，白天黑夜差不多长，符合宇宙守恒律。人类文明的第三期即文明的混合期，人类寻求的是人与精神的和谐，精神是神与自然的统一.

不过，当人类发现精神的伟大时，后果有时是可怕的，朱熹要“存天理，灭人欲”，而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变成了毫无人性的野蛮，只有承继了两河传统，融合了古希腊和印度的真知，中国人的科技（四大发明）.

而同时代的唐宋文明也堪称盛世，但唐人刚强外露，类今世之美利坚人，宋人却又过于阴柔，缺乏阳刚之气。唐帝国统治者姓李，门面上要遵循汉人旧制的祖先崇拜，拜道祖太上老君李耳.

事实上为了统治这么大的帝国，又不得不拜先师孔子，以安士子之心，更要命的是他们的祖先一大部分来自信奉佛传的西域，他们自己也是“心有所戚焉”，因此唐人几百年就在儒释道三家游离徘徊，没能建立起一个思想和精神统一的帝国。

唐朝是诗人的国度，每讲唐诗，我们就要说到王维，李白和杜甫，而王维是诗佛，李白是诗仙（仙是道家），杜甫是诗圣（圣是儒家），而唐诗和唐朝的书法，绘画，舞蹈，音乐等一样是文化的外观，它们的兴盛正是因为它们没有主导思想的缘故。

纵观有唐三百年，没有一个象样的哲学家，韩愈这种人也配食孔庙，主要是靠他自己的吹嘘，和其余人特别是宋人的吹捧，可见唐人和后于唐的人（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思想的匮乏。

如果唐朝还真的有个人思想的话，他就是禅宗六祖惠能，他思想一流，却是个文盲，他对中国人（包括文人）的影响是超过李白，杜甫，韩愈。

禅宗的思想在宋朝被朱熹融入了他的理学系统，明朝王阳明心学的禅宗意味就更严重了。禅宗，理学和心学都没能象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和欧西人的新教一样把民族或族群的思想和文明方式改造成一个开放积极的系统，而是走向绝对化，走向封闭和保守。

这当然是由于宋元明清四代政治一统，稳定压倒一切的缘故，同样也是文明机制的必然性，文明机制越完备，文明成就越辉煌，他留给后人的担子就越重，历史的包袱就越沉，改革就会一次一次的失败。

清人承袭了明朝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但许多方面有所调整，还是敌不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好象沧海一粟，掉进了深渊（有人说是酱缸）连族都亡掉了，还不如蒙古人，一看情势不对，带着人马，全部撤出关外，照旧放羊牧马.

满人受得了汉人的繁文缛礼，就只能和“礼仪之邦”的中华上国同生死，共存亡了。中国近代经历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和人民共和国，还要加一次改革开放，才渐渐赶上人家，仍旧问题一大堆，这就是因为祖宗太厉害了.

他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象一座山压在我们的肩头和心上，弃了不但可惜又觉不孝，不弃吧又举步维艰。日本的文化是从我们这儿无偿无抵押借去的，用了很久都不错.

到了近代就不行了，顺手扔掉，又去借了欧西人的东西用，明治维新那么一下子就拽了起来，还找以前贷主的麻烦，不过，欧西人的东西也不见得能用很久，有一天他们又会扔掉，再找人借东西用，日本人就这么借东借西，硬是造不出自己的东西来，学得快也扔得快。

为什么说日本人有一天会把他从欧西人那里借来学来的东西也扔掉呢？这就和欧西文明本质上的缺陷和欧西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第四期人类精神科学阶段的历史局限有关。

上古古朴文明（前古典文明）在于寻求人与神的和谐，古典文明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混合文明（后古典文明）在于人与精神的和谐，而近代科学文明的目的和使命应该是寻求人与神，自然和精神的和谐发展，这一目标当然只能以后才能完成.

在科学和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杀死了神，奴役了自然，抛弃了精神，而将技术与法律供奉起来进行膜拜，科学以及所谓的民主已变相为新的神话，新的宗教。

欧西文明有成为真正科学文明的条件，但只成为了技术文明，在美国和日本文化上充分表现出来，世界仍然得不到飞跃，让一个没有神明，鄙弃自然，蔑视精神，崇尚技术的人遨游太空是可笑的，他只发现了人类的渺小。

人类如果能伟大的话，他必须理解到神即自然，自然即精神，人类是神，自然和精神汇合，缺一不可，即便如此，挑战也是巨大无比的，人能否成为神，自然，精神的统一体，还要看宇宙史发展的规律。

将神（人亲近神圣的本性）排除在外，将自然只作为对象，对精神不屑一顾的科学，仅仅是一门技术而已。

老子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 。”道作为一切事物（包括精神）的根源，并贯穿万有。道，天，地，人是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系统，四个系统中道制约着天，天制约着地，地制约着人.

他们间的相互关系是层级的，不是对立的，人既不能自由独立于地天道，更不能向他们要求平等，只有顺应自然，和谐共处，均衡发展，人才能避开被湮没的危险。

在宇宙中，人为四大之一，虽然叨陪末座，却是荣耀已极，但狂妄的宣称；“宇宙的存在是为了让人这种智慧生物的出现”这话就贻笑大方，让我们啼笑皆非了。

人能在万物之中脱颖而出，完全是宇宙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人能够有意识有理智地组成社会，实现自身，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体现道的伟大，这和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道本身对人类并无偏爱，如果道真有人格的话（就象宗教神具有爱恨性格），他也许会对人作出赞赏，就象他曾经毁灭了一些堕落的人类。

人类走过神话阶段，自然哲学阶段，到宗教阶段到达当前的科技阶段，他有今天的成果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万余年对于自然史（地球，五十亿年）和宇宙史（一百五十亿年）来说，仅仅是一刹那，即便是加上从类人猿到新人类的几百万年，也不过是一瞬间，人类的成果只有人类才能作出估量，一般的估量方式都高估了人类的价值。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也许能最终揭露自然界的真理，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体现道的伟大，但不要希望道或上帝的恩赐。

人格化的道和上帝是神话和宗教的一厢情愿，祭祀和礼拜都不能对神或道作出任何影响，因为人本身反映和体现着神和道，人是天地之子，也即自然，外在于人的神道是不存在的。

人只有弘扬自身内部的神性道性才能发展，无法祈求任何外在力量。从古到今人类各大文明都经历了从生到死的过程，两河与埃及的古朴文明被犹太人总结成一本《旧约圣经》，但犹太人没有文明，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历史契机，而是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单一民族的文明。

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化必须通过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手段对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征服，融合，才能归纳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

基督教完成了这一工作，犹太文化被永远禁锢在《旧约圣经》中了，他是上古古朴文明的活化石。中国的古朴文明在夏商周三代，战国秦汉创造了人类最辉煌而全面深刻的古典文明，五胡乱华，晋人南渡后，古典文明式威了。

经过三百年的民族融合，混合文明在中国涌现出隋唐的艳丽和两宋的博雅，但两宋的懦弱奠定了中华文明的衰落，明清已无文明可言，是唐宋的简单复制，是唐宋的余辉。

人类文明统合期以欧西文明为代表，并且他是唯一的代表，欧西文明的缘起是对神权和专制法权的怀疑和否定，

因此在本质上（本体论上）是世俗的，物质的，个人性质的，其特定的历史时期（科学阶段）发展出（方法论上）经验的，分析的，技术的文明方式，继而在目的论上创造出以人权观念为主，以自由，平等，博爱为辅的三位一体式的幸福理论。

其历史使命造就其文明缺陷：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技术与道德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这些都是当代文明无法解决的根本问题。

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

一是贫困，南北差距日益扩大，

二是环境，人的生存空间的质量每况愈下，

三是地区战争依然肆虐，大战的隐患仍未消除，

四是基本的道德观念全部沦丧。

自由资本主义，非客观的唯物质主义，惟利主义，民族主义和不着边际的泛爱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想高举着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大旗，对自然和人类疯狂剥削，刻意欺骗 ，庸俗文化泛滥成灾，色情与暴力充斥市场，到处是盲从信息的假科学，疯狂消费的假富足，崇拜明星的假文化和拉帮结派的，吹吹打打的假政治。

世界上各个具有悠久源泉，独特个性的文明也统统被纳入这个唯权，唯利，不义不德的全球化系统中，人类文明走到其顶端，要走下坡路了，科技正在对人类文明进行综合.

但欧西文明却已经无法完成其统一人类文明的使命，这个使命要有全人类来完成，在欧西文明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上，综合全人类的先进因素，建立人类统一新文明，阿拉伯世界，东正教世界，印度世界和中国是有可能对欧西文明的弊端作出修正的四股力量.

但世界欧西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如果没有一个民族能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观，欧西文明的衰落就会把整个世界都带入封闭保守最终腐朽的深渊。

欧洲中世纪存续一千余年，基督教对思想的钳制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各国封建政权对人民的束缚及层层剥削，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可以说欧洲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一黑暗表现在思想，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各个层面。

如果说阿拉伯文明是对两河，埃及，波斯诸文明的复兴，唐宋文明是对中国秦汉文明的复兴，那么欧西文明就是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但他整整晚了一个时代即文明的混合时代。

文化上的落后，神权政权的极度专制使欧洲未能在文明混合时代创造出一个可观的文明形式，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皇帝查里曼大帝和中国的唐太宗，宋太祖，以及阿拉伯世界的穆罕默德和继任的几位哈里发和特别是后来的萨拉丁相比，简直就是儿戏。

长期的黑暗和政治宗教的双重高压为欧洲有识之士和下层人民准备了爆发的内在力量，这是一种地狱般的力量，有火山喷发一样的不可遏制性，因此它一旦爆发，对旧思想，旧制度的拨乱反正也必将采取矫枉过正的方式。

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就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被提出，文艺复新的意大利对此引而不发，宗教改革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也欲言又止，最早实行宁静**的英格兰始终保持着他绅士含蓄的风度。

意大利离阿拉伯国家最近，断绝了的古希腊文明思想和艺术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先进科技就是从这里传入欧洲的，当时意大利小国林立，经济相对发达，但梵蒂冈的势力不容忽视，任何政治或宗教上的动摇都会使意大利沦入阿拉伯人之手。

因此意大利的革新只能表现在文化上。德国的宗教改革是一方面德皇（自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长期争夺欧洲统治权而教廷意识薄弱，另一方面是由于帝国内部本身不统一，落后的选侯制使人民不堪重重剥削，国内矛盾尖锐化而爆发，产生了马丁路德的新教理论和孟德尔激烈的宗教起义行动。

英国孤岛远悬，早就独立于罗马教廷，自成英吉利教派，十二世纪的宪章运动和十七世纪的克伦威尔革新及稍后的君主立宪制（宁静**）使英人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欧洲大陆，地处边隅反而变得得天独厚，最早实行世界殖民政策（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其先驱，不过，他们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

但社会存在必然要对自由进行限制，所以，自由是思想范畴，却不是行动纲领，无纪律法律的自由在行动意义或社会范畴上只能是破坏。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了，那就是另一部分人的苦难。

因此不受公义限制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是反自由，最终导致思想偏差甚至迷失，对自由过度的向往是道德沦丧，思想迷失，精神衰落的根源。

我行我素的绝对自由观导向自我中心主义，向外殖民主义，野蛮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边缘化，然后自我膨胀，膨胀自然就内涵稀释，意志衰弱。不仅殖民主义，包括民族自决主义，甚至纳粹国社主义都是以自由作为其基本概念。

自由不可以具备先验的特征，它必须首先建立在个人（国家，民族）思想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上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就是说自由的概念应该是经验的，以正义为根据的后天概念。

法国人说人生而自由，他们这样对人说道：“你是自由的，任何人，任何集团都不能剥夺你的天赋的权利，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去干吧！” .有人说得更透彻，老子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特别是孔子的前半句话“民可使由之”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说“人民吗？给他自由！” 孔子这样说的时候也觉得这种思想太超前了吗？所以加上了后半句“不过，不要让他知道为什么”。

说“人生而自由”，“可使由之”的人其实内心深处是鄙视，漠视人民和人类的，他们从根本上毫无人权观念，只把自己当成了圣人或救世主，把人还原为“无知无欲”的自然人，“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说的就是他们，他们根本不知道即使是最愚笨的野民也是有自尊心，还有助人为善，成人之美之心的。

无论如何。他们只看到了个体的缺陷，却没有看到缺陷总和可以造就完美，这就是组织的功能。人即使组成了社会，但如果放任自由，世界就另一种是虎狼横行。

不信，请看，今日之世界，今日之中国。一个民族 在其发展上升期充满了对财产，权力的欲望，他们对知识也有这种欲望.

事实上，他们就是一群狼，战国秦汉人如此，罗马人如此，欧西人更是如此，但文明一旦定型，国家制度的确立逐渐将这群狼分化了，少数“大人虎变”，有的还会黄袍加身变成龙，精英分子则“君子豹变”.

当然也有半精英分子变成狐假虎威的狐，大多数人就只能“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了，被驯养成羊，或夹起尾巴做狗。社会如果对个体自由不加限制的话，就会变成“一盘散沙”，限制太紧就“万马齐喑究可哀”。

原始粒子汤固然是一片混沌，“黑洞”，吞没一切个性的黑洞，却是宇宙中最可怕的东西，怎样在两者之间取得均衡。

“人生来自由”，说的是自然人，野人，即便如此，这自由也只是指人无目的性的心灵混沌状态，要求自由，不是有无自由的问题，而是要争取更大的自由，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群体的自由，不是某一族群的自由，而是整个人类的自由。

人是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综合体，因此，人的自由是受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精神规律的制约。人只有完成对自身的认识后，才可以对自由进行诉求。

个人认识自身的限制和潜力后才能进行自我实现和超越。人生在根本上是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人是主体，要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不能收放自如的泛滥式自由诉求是对人性的曲解和庸俗化（暴力和色情就以此为基础）。

自我控制就是自律，法律，伦理 和宗教对人的规范则是他律。并不是所有的自律和他律都是正确的，正义是解救今日世界自由泛滥的唯一选择。

正义之在于个人，就是义不同群，群而不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格和气概。 正义之在于社会，就是社会公义，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归宿的新的法律。

在此，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被代表，他们被代表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今天的美国不就是已经代表了世界吗？

正义是新自由观的同义词，是对老自由观的修正，他是思想的自由，道德上的自律。实际上，世界经济一体化将届完成，受益者并非已得自由平等的族群，而是资本与信息的垄断者和垄断国。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欧洲，不可避免地受到欧西文明先天局限性的影响，却只在中国生根发芽。

第一，他没有限定人类自由的底线，

第二，他过度地夸张了人类平等的功效，或者说忽视人类真的平等的危害，

第三，他怎么能象耶稣一样相信有了共产主义，人人就博爱了呢？马克思博古通今，思绝千古，是一个正宗的德国人，但他的思想和性格却更象一个法国人。

事实上，他的很大一部分思想直接继承于卢梭，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庄子是中国的卢梭，应该卢梭是欧洲的庄子，因为在卢梭前欧洲还从来没出现过象庄子一样浪漫诙谐，闳大精辟，思想和性格都似野马般不羁的人物。

有一点是肯定的，卢梭，马克思，甚至本朝太祖是同一类人物，跟庄子扯上关系的只能是太祖，看庄文与毛诗就知道，只不过卢梭和马克思怎么能和耶稣有关联，除非他们青年时期象鲁迅从四书五经的字里行间读出“吃人”的字眼一样，辨认出印着“顺从”两字的《圣经》在原始基督教那里其实写成“**”。

第三阶段博爱阶段在二战后正式粉墨登场。

第一步，和平演变共产主义集团，使之自由化；

第二步，发动地区战争使第三类国家受制于自由世界；

第三步，以虚假的人权观念（特别是博爱）和经济利益双管齐下，让整个世界都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的彀中。

这是一套完整的战略计划，即使是在处于劣势的作战情况下仍有极大策略胜算，谁定下了这一策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策略的算是基本上成功了。

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苏联东欧象是自由了。第三类世界也控制得不错了。唯一不破的堡垒—中国也在“吹面不寒洋柳风”下，逐渐开放软化。

唯一不解的却是虽然教下有很多信徒，但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不怎么“博爱”，根据他们的传说，他们有专识鬼怪的“二郎神”的“第三只眼”，早已识透了鬼蜮伎俩，决不肯让分毫的。

欧西人不知道的是“二郎神”的祖宗是大禹王，他已经将所有的鬼怪都镇压了下去，耶稣基督再厉害也不过是三位一体中的神之第二位即“二郎神”.

博爱的原意是兄弟之情fraternity; 是原始基督徒之间的友情，就象孔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样，这与民族或阶级矛盾高涨期的**理论其实背道而驰，具有投降性质，也有投机性质。

这个理念本来是应该由统治阶层为缓和社会矛盾而抛出。不过，当**者处于不利情况下，他也会抛出这一观念，拉拢中间派，争取力量，以博喘息，当他真正成功时，却又弃若敝屣，法国大**成功后对昔日同盟的清算就显现出博爱这一观念的政治投机性。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法国大**的一对双生子，前者重自由，讲民主，是精英政治，后者重平等，讲共和，是平民政治 。

两者打打杀杀，你争我斗，就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样，不共戴天却忘了是一个祖宗。美国国内是这样，中国海峡两岸也是如此，谁叫我们都信从了法国大革命呢？

自由民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甚至上古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平等共和派却也是根正苗红，古罗马帝国的基础是在其共和时代奠定的，而且上古部部联盟本身就体现了共和的精神。

但不能说历史发展到今天一点进步都没有，毕竟，感受到民主和共和气氛的人的比例越来越多。物质生活比较丰富，不过，各个部门的名目和管事的人也特别多。帝王的万岁变成了国家的万税，古人所哀叹的“苛政猛于虎”的现象现在基本上只局限于非洲和南美的少数独裁国家，大部分享受民主与共和的人民算是脱离了虎口。但好象生活总不是那么安全，当他们用第三只眼看世界时，才发现这世界，狼啊，狐啊，恶狗癞皮狗特别多。

所以呢，自由还不够大，平等也不够均，还要争，争不来就斗，就打，打到热火朝天就有人跳出来亮牌充当裁判，于是孔家的“仁”，释家的“慈”，墨家的“兼爱”和耶稣家的“博爱”先后亮了出来，都博了个“圣之时者”的好名声，以后很多年，大地上的人们，放下了武器，过了一段不长不短的好日子。

罗马帝国一统天下，但除了早期的共和制和后来的元首制加教皇制外没有什么建树。古罗马思想上的贫乏使其很快就成为不甚丰富的基督教的俘虏，并最终使欧洲在整个中世纪堕入黑暗，汲汲无为，而欧洲以外的世界则创造出阿拉伯文明和大唐盛世的辉煌。

今日的欧西文明已经走上了古希腊-罗马的老路。欧西文明和它的祖宗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最欠缺的文明理念却恰恰是“和”。

“和”的概念，只有中国人才将它发挥得淋漓至尽。不过，中国人精熟于“和”几千年，最后沦落到近世官场的“和稀泥”却有点始料不及。

对国人“和”的传统的改造首先要摈弃儒家“中庸的和”，让他变成“中用的和”，虽然实用主义味道重了些，但“和”本来就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发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才应该是中国人的本质。我们已经从“和平共处”过渡到“和平崛起”，下一步就是中国的“和平盛世”了（SINAE PAX）。

而自称“大和”民族的日本学去了中国人的“和气生财”，对于“和平”是一窍不通的，竟或者是根本不想知道的，他们的“维和部队”内心深处其实只想那么“威吓”一下罢了。

日本人即便绞尽脑汁，使出吃奶的力气都不会成为引领潮流的强者，没有底蕴，只能掀起浪花。他们必须等待，等到中华上国创造出新的普世理念，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这个思路上来说，独裁和专制AUTORITARISM其实是西方的专利，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当译为TOTALITARISM，即统裁，统治，区别略似于西，中医。

多带出一个郑字，并不是族邦，谢谢先生斧正。族邦是国家性质，族邦中有多个姓氏的氏族，属于氏族联盟了。而同姓族只是指有血源关系的同一个姓的亲戚。感谢您的指正。祝好。送花

外链出处

孔子怎么推崇仁义孝道，终究是“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最可悲的是推崇儒家的朝代和地方，官僚作风往往特别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