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36年鲁迅与党的文化官员周杨的冲突 -- 某人

解放后毛关于鲁迅的话，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这个我就不说了。尽管我对鲁迅的文章感到很生涩，但不可否认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蒋中正转右后，大部分作家转向了GCD或左翼组织。1930年，鲁迅创建了左翼作家联盟，现在看来，实际上就是GCD的外围组织。其成员虽然都有偏左的政治倾向，但却代表着非常庞杂的政治观与艺术观。有的时候之间也有争论，比如激进与保守两种文化思潮之争、现代性与反思现代性的对抗。在联盟里，对于政治和文学问题，进行的是完全公开的辩论。

到了1935年，在上海的官员周杨，在王明的指导下，根据莫斯科的命令，在没有同鲁迅商量的情况下，解散了”左联“，而另创了一个组织――中国作家联合会――以“国防文学”为口号，以参加抗战为唯一条件，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作家也可以参加。

鲁迅虽然接受了统一战线的政策，但他担心会由于非左翼作家的加入而削弱革命精神。因此鲁迅与胡风、冯雪峰一起发起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并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冯雪峰这个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1年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后来参加长征，1936年春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所熟悉的上海开展工作。到了上海后，与他的老师鲁迅取得了联系，并把手头一笔鲁迅的稿费买了香肠、香烟和毛巾送给延安的毛等人，不过除了毛巾，其他的在西安就被自己人给瓜分了。鲁迅知道自己的稿费被……，也表示赞同，认为是他和红军的“丹心一片”。据冯雪峰后来回忆，“于是谈到“国防文学”口号，胡风说，很多人不赞成，鲁迅也反对。我说，鲁迅反对，我已知道，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胡风说，“一二八”时瞿秋白和你（指我）都写过文章，提过民族革命战争文学，可否就提“民族革命战争文学”。我说，无需从“一二八”时找根据，那时写的文章都有错误。现在应该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来提。接着，我又说，“民族革命战争”这名词已经有阶级立场，如果再加“大众文学”，则立场就更加鲜明；这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胡风表示同意，却认为字句太长一点。我和他当即到二楼同鲁迅商量，鲁迅认为新提出一个左翼作家的口号是应该的，并说“大众”两字很必要，作为口号也不算太长，长一点也没什么。……”党的两个官员，冯雪峰和周杨却走了不是相同的路。

文革时，冯做检讨，冯雪峰谈到同意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时说：但我当时是有严重错误的，就是，没有把提出一个口号看成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而既没有向党中央请示，也不曾同鲁迅商量，请他用他的名义提出。同时也由于我当时对“国防文学”口号的错误也认识不足，反对它的态度也不坚决。并分析鲁迅为什么和周杨会发生冲突：第一，当时上海文艺界的一些纠纷，尤其是革命文学工作者中间的某些不团结的现象，很刺激了他。第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于没有人对他正确地解释过，最初他确实是怀疑的；加以“左联”的解散也不曾经过很好的讨论，到那时候他的感情也还扭转不过来。第三，他的身体已经一天一天坏起来，他虽然顽强地不相信他会被病所征服，可是病却暗暗地在威胁他。

周及其同事（田汉、夏衍和阳翰笙）虽然在表面上持自由的立场，但暗地里发起了反击，诱使鲁迅的一个学生徐懋庸写了一封信，暗示说胡风和他的追随者在从事反党活动，鲁迅公开了徐的信进行反击，并附上文章支持胡风，指责周等人把叛徒的标签贴在别人身上，无非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鲁迅反对党把自己的工作纳入政治轨道，并对周只是凭着党的授权就想当知识界领导人不满。因为周还发表过一部引人嘱目或者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

几十年来这件事的“是非”也折腾过好几个来回了，特别是文革和“胡风”案前后，相关结论就变过好几次。

这个事我觉得有两面：

1，鲁迅和胡风等表现了自己的某种独立性，不肯完全成为上级的应声虫；

2，但反过来说，无论是从抗日的大局，还是中共发展自己的“小局”-----从事后看，是否上级的决定还是更有道理，更有利于团结呢？

从这件事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首先考虑的是思想与组织问题，而不是个人和专业方面的问题。

鲁迅与胡风等人并不是党员，所以没有上级之说。这其实是党与知识分子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两个口号，鲁迅他们的态度比党更为革命，但在对待革命党方面，他们不但对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保持独立、非教条的态度，而且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党组织。

他们是难能可贵的，是独立、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

说到抗日，都是为了抗日，鲁迅他们的组织严整，而周组织的反而松散了。这有什么不良影响么，没有吧？至于论战，也是周等人挑起来的。

当然了，在党全面控制知识分子方面，是不适宜的。42年整风后，党做到了这一点。

不过我对“谁先打的谁”这个问题还有些二乎------我了解到的关于徐懋庸那封信的情况，和这篇文章中说的稍有差别。如果说“看怎么说”的话，对鲁迅他们这个小集团的动机，可以猜测否？

另外，“难能可贵的，是独立、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你这个断语，鲁迅他们会同意么？据我了解，他最后十年，很大程度上是在和这些据他说“貌似独立”的“第三种人”“叭儿狗”作不懈的斗争吧？-----比如，对新月派被镇压的反应？

从整人起家到被整结束，九十年代《人民日报》的记者兼编辑李辉写过一本叫做《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找来看看，这里面基本代表了一些人对周扬晚年的一些看法，可是，我认为这实在美化周扬此人了。

李辉说周扬晚年进入忏悔期，我以为不然，这点看看丁玲、李之琏等人的回忆就知道了，就像我们说什么巴金对文革有啥深刻的认识一样，都是小骂大帮忙而已。

周扬早年秉承毛泽东的意志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僚大打出手，他一手培养的两个文化打手刘白羽、林默涵真是对整人有一种天然的爱好。

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中介绍刘白羽在丁玲贺客盈门的时候居然说“看她（丁玲）还能高兴多久？”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呢？这种语言还是我党的语言吗？

周扬就是对这些人爱护有加，相反则对那些才华横溢、有些刺头的作家或者文艺工作者则是倍加打击，鲁迅当年评价此公的话是一点也没有错，而且一针见血。可惜的是有些人吹捧所谓周扬晚年觉悟的时候恰恰忘了鲁迅的这番教诲。

那就是其过程很象德国牧师说的关于二战德国的名言。

刚开始持独立性的还很多，随着多元论精神和自主意识的被压制，党指导下的文化和遵守党纪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运动中，第一步分小组，不能保持沉默，每个人都要表态。第二步，对小组成员进行审查、批评。第三步，个人进行自我批评，并得到小组领导人的认可。坚持下来的人很少，象42年，开头多数人不同意把王实味定为托派、反党分子。但大会小会的开，在不断的压力下，王的朋友们也开始了对他的批判。比如丁玲在斗争会的最后几天，也转变了，否定了自己的著作，对王进行攻击，说他影响恶劣。到了48年，对萧军，丁玲已经不用到最后才转变了，大会是由她来主持的。当然，57年的时候，丁玲自己也被抛出来了，没人来支持她。

历次运动，对要批判的作品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和详细批驳，与被批判者划清界限的可得到宽大处理，表现突出的得以升官。这样，被批判者的支持者开始逐渐沉默不语。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在知识分子阶层外没有得到理解和支持。

首先是建立对艺术界和人文科学界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允许自然科学家有较大的自由，因为他们的工作深奥，理论性强，党的领导人懂得不多。而科学技术对党的经济现代化至关重要，所以也不大干预科学工作。但只是时间问题，54年在批判冯雪峰会议的闭幕会上，郭沫若宣布：不仅文学，还有历史、哲学、经济学、艺术、语言学、教育，甚至自然科学，在所有这些领域里都要开展思想斗争。

换言之，毛泽东对整风的结果并不十分满意，所以，文革这个怪胎是迟早要出现的，这个祸根从延安整风时期就埋下了。

对知识分子企图置身于党的领导之外，要求艺术独立于政治的观点，在整风中进行了批判，要求任何时候，艺术家和艺术都要服从党所规定的政治任务。号召文学为党的目标服务，歌颂群众，作家们不能在依据事实或自己的观察来批评现实，要把现实描绘成它应该成为的样子，或者党所认为的那样。

当时以为已经控制住了，结果到57年百花的时候，发现不满和痛苦超过了党的预料。M原以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经被彻底改造，没有想到对党会有如此之多的批评，他大失所望（百花前，他的同事有疑虑，他当时很有信心），作出的反映也因此更加强烈。放弃了把知识分子看作经济发展的关键的观点，转而日益担心受过教育的青年（下一代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革命觉悟。所以后来发动WG也不是什么怪事。

到了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M宣布，将把60年代初的相对宽松政策转变为对知识分子活动加强控制。他号召进行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M表示忧虑，认为深受一些观念、甚至小说影响的公众舆论会推翻政权。这表明他越来越强调思想觉悟了，想要努力制止对他政策的批评，扭转他所认为的革命势力减弱的趋向，并开始实行WG。

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

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

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

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

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

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

鲁迅说：“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