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话商君】说秦国（七）南门徙木（上） -- 履虎尾

一根不粗不细的树干戳在南门之外，若是有人能将它送至北门的话，将获得官府悬赏的十斤黄金的酬劳。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将如何处理？这根树干重不过三五十斤，南门到北门远不过三五秦里，而十斤黄金却是一般平民几辈子不吃不喝也积攒不出来的一笔大财……当你正在首鼠两端狐疑不定的时候，官家又有了新命令，重量里程皆不变，但酬劳的数量更改了，已经不是刚才的区区十金了，而是足赤黄金整整五十斤了！！！这笔大财能落入你的腰包吗？呵呵，这便是《商君列传》里传说的那个“南门徙木”的故事。

对于“南门徙木”，历代史家对此几乎是一致的肯定，其中对此评价最高的是北宋王安石。据传，北邻老人家伊里奇对王安石评价极高，说过“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云云。既然王安石得到列宁的肯定，那么，他的话也应该是不容置疑的。王荆公认为，商鞅最重的是个“信”字，而南门徙木的目的正是取信于民。王介甫有四句诗说得明白：“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君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在政治上有个一时瑜亮的对头，他就是温公司马光。这荆温二公，一个在火里，一个在水里，真所谓处处意见相左，如同针尖对麦芒也。然而，尽管几乎处处作对，但两人却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南门徙木”的评价出人意料的一致。司马温公在《通鉴》中是这样讲的：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南门徙木真的是取信于民、示民以诚信吗？俺履虎尾却以为，非也非也，这根本谈不上什么“信”字与“诚”字，这不过是典型的“愚民政策”而已。

诚信属于道德的一个内容。伦理道德包括很多内容，又区分为若干层次。处于伦理道德第一个层次的，是忠孝仁义。诚信不居于第一个层次，充其量在第二层次而已，受到第一层次的制约。不讲求忠孝仁义，哪来的诚信可言？有人会反驳，须知“盗亦有道”哇！呵呵，丛林法则，不得不如此而已，怎么会扯到道德上去呢？

说起愚民政策，有点年纪的人们，头脑里立刻出现会这个名词的限定语——这是“儒家”一派的学说啊！在四十年前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全国人民齐上阵，深揭狠批林彪孔老二，林与孔的一个共同罪状就是蒙蔽群众，大搞愚民政策。孔老二曾经恶狠狠地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第八》中的这句话，便是孔夫子鼓吹愚民政策的如山铁证。

当时的履虎尾们有些糊涂了，孔老二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难道不是商鞅“南门徙木”的最好注脚吗？把这句话同这件事放到一起，这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然而，当时的评价是：此事商鞅做出，便是取信于民——法家；此话孔夫子说出，便是愚民政策——儒家。

这，这不公平，有失公道啊。这就是后来网络上出现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吧。当然，这个质疑是在四十年之后做的，如果在四十年前，你敢如此质疑法家人物的话，呵呵，小心你的狗头吧就是六个字。

这句“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确实出自《论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无法否认。文革结束后，为了给孔夫子辩解，有人采取了迂回战术，采取重新标点、重新解释的方法，他们把孔夫子的这句话重新点断，于是乎就有了两个新的版本。

其一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其二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些辩解，其实大可不必。我们知道，儒家重视学习，《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儒家主张以学为主，学思并重。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还认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家讲求教育方法，“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与义，儒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在“辩证唯物主义”教材中，整天探讨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研究“一生一世”与“一时一事”的辩证关系。你怎么能根据不知所指的随便一句话，就给一家一派贴标签呢？

我们知道，《论语》是孔门弟子在老师去世后，追忆孔夫子的言论，东一句西一句拼凑起来的。当然，你也可以美其名曰“集腋成裘”。孔子的每一句言论，都有其发生的特定场合特定背景。如果剥离了这些特定条件，把针对某人某事的特殊判定，推广为普遍性的一般判断，肯定要出大问题。

譬如，孔夫子曾经非常严厉地批评过几个弟子。

对昼寝的宰予，孔老夫子骂过：“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对冉有，孔夫子骂得更厉害：“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对樊迟，孔夫子则是无比的蔑视：“小人哉！樊须也。”

尽管孔老夫子骂得严厉，但却丝毫不影响被骂的这几位的名声，他们依旧被排在七十二贤人之列。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师严厉批评的缘由，大家都知道，老师针对的是某件具体事件，而不是对被批评学生的全盘否定。

比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夫子还有一句话更为后人弊病。在《阳货第十七》中，孔老夫子居然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好家伙，一句话得罪了全世界二分之一的人口。两千多年来，女同胞们提起这句话，貌似无不愤愤不平——其实，这也是在具体的场合，针对具体的对象，有感而发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断言，这句话绝对不是家祭时候所说的吧！也绝对不是瞻仰閟宫时所讲的吧！否则的话，三千弟子绝对会散去二千九百九十九个！我们后人虽然不知道这句话的具体针对性，但编书的弟子把这句话放在《阳货》篇里，于是俺履虎尾大胆胡乱猜测，这一句感慨，或许是在“子见南子”之后，老夫子有感而发的吧。

吴起也搞过，就是展示法令制度的执行性，这倒和愚民无关，对于一个新上台的政府，这种手段是必须的，即使是五代，上台以来一连串的打老虎同样是这个效果。法家的愚民主要内容是焚书，除了和法令精神吻合的书籍都会被焚烧掉。

徙木立信并非愚民，而是民愚不得已而为之。

－－毛泽东，1912

我基本站在履虎尾这边，南门徙木实际就是诈术，不是立信，而是立执政者的权威。

徙木就能得金，很显然，这超出了人们一般的常识，也不可能定为常例（否则就得把秦国国库搬空了），成为新常识，那么执政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执政者真正追求的是建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追求的是让百姓绝对服从。

如果商君是依照常识来赏罚，比如拾金不昧赏10金，那么即使他做的再好，他也只能是获得相对的权威，因为他的权威还是要靠百姓的常识来决定，如果哪一天，他所做的不符合百姓的常识了，那他的权威就会丧失。所以商君的“立信”必然是靠超常识的事件来树立，击碎常识，听我的话就有肉吃，不要管这话有多荒谬。

他在秦国是一个新人物，所行之法又是同秦国传统法令完全不同，如果不用这种立竿见影的广告效应，如何让老百姓确定这套法令不会朝令夕改？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没等新法广泛确立，秦国早被灭了。

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被各种坏思想所蒙蔽，烧书是“破愚”，才是爱民。百姓是不需要胡思乱想的，只要乖乖听话、好好干活，国家怎么能够不大治呢？

不能立竿见影的东西他们都不会重视，这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是很能获得支持和共鸣的，十九世纪后半叶不少思想家都主张过重兴法家。

你有一样新产品上市，最好的广告就是，还没上市前就让产品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比如小米，锤子。现代人生活在信息商业时代，对炒作有免疫力，但生活圈子狭小的古人，认识一个走马灯一样换的丞相不容易。丞相对国人直接发布命令，而不是通过各层中间贵族，候爷，更是革命性的。国人怀疑这种好事，怎么会没被中间人提前捞走是正常的。和清华，北大在大门摆出，围校门跑一圈者，直接入取一样。这样的校长用一个名额换回来的名声，远不是私下批多少名额能得到的。

此文的落款处为1912年，可见其作者应该是十八九岁的大一或大二学生。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对“人民”这个概念的认识，同孙中山鲁迅郭沫若邹韬奋大致相同，是居高临下来看的：“祥林嫂”、“闰土”、“阿Q”、“七斤”、“老栓”等等吧，一言以概括，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等老人家过了而立之年，对“人民”这个概念的基本态度改变了。在老人家的正式出版的文章讲话中，“人民”二字有了神圣的意味。每当老人家提起人民二字，就如同基督徒说起“圣母玛利亚”，佛教徒说起了“观世音”，中国人提起了父母，那是毕恭毕敬，诚诚恳恳，绝无半点的不尊重。俺从小读老人家的书，至今依然记得，老人家说过“组织人民”，“教育人民”这样的话，好了，“组织”和“教育”是用在“人民”二字上价值评价最低的定语。而更多的，是教育我们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老人家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还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还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是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即便是在群众认识确实上不去的地方，老人家也一定换一个说法，而不是指责人民或者群众“落后”、“无知”、“愚昧”等等。譬如：“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

觉得意犹未尽，所以又发挥了几句。

没点本事是不行的

“百金立木，千金买骨”其实都是一回事，都是树立一个榜样，广而告之，让大家来追随罢了。

“百金立木”针对的是平民百姓，“千金买骨”招徕的可都是知识分子。如果前一个是“愚民政策”，后一个难道是“愚知识分子政策”？

非也，不论“百金立木”还是“千金买骨”的背景都是新政权刚刚上台，还没有建立足够的威信。大家对新政府还没有建立起信任。那么如何才能建立其信任？作为政府就要做到言出必践。商鞅用这个方法来取得大家的信任罢了。

本质是商鞅的法虽然是他提议的却不是他的，法还是秦国的法，老百姓信不信是看秦王的，根本上是老百姓信不信秦王，今天的老百姓的知识和信息来源非常广泛，对于当官的来龙去脉也未必清楚，也难以知道某个法律究竟是谁的提议，法律发布出来也不是以个人的名义发布的，只能是以秦王的名义发布，那时的老百姓就更没法关心哪个当官的是不是新人物了，对于那时的秦国老百姓来说商鞅只是一个宣传员而已

简单的说就是解放前和解放后，指望民众立刻相信这些法令的执行力是需要有例子的，否则别说民众，就连相应的官吏也会阳奉阴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