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 -- old

大一的上学期，我就听好几个人说起过，每年春季学期都有一门叫“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的本科生课——这门课的实际内容就是带着学生把马克思的主要经典著作读一遍，让学生对马克思的理论框架有个了解，因此说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不为过。杜克居然还有这种课？当时一听我就来了精神。虽然阴差阳错地错过了三回，我还是在本科的最后一个学期幸运地坐在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课堂里。

学生和老师

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我就被吓了一跳：50人的课容量（这在人文社科院系绝对算是大课）居然爆满，还有一堆没抢到位置还来蹭听的。究其原因，一是这门课被列为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五个专业的选修课，自然增加了对学生的吸引力；二是这门课早已名声在外，几乎成了左派学生的精神朝圣之地。因此，每年开课时学生们都趋之若鹜，也就不奇怪了。

讲这门课的教授Micheal Hardt，是当今西方知识界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他与意大利学者、社会活动家Ano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诸众》、《大同世界》三部曲，简直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当代世界的“战斗宣言”。然而，课堂上的Hardt教授将“自我”掩藏得很好，鲜有提及自己的学术和政治观点，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向学生阐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逻辑、带领学生透过马克思的核心概念观察社会现象上。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上透着一股严肃知识分子特有的自省和克制，在课堂上常常抛出“这块儿我可能没讲清楚”、“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之类的话来，与他著作里那个充满战斗精神的鼓手形象相去甚远。

“马原”怎么教？

如前所述，这门课的重头戏是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阅读，而课堂上的讲授只是为了辅助学生们理解阅读内容。除去一些零散的单篇文章之外，这门课带着学生完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手稿）》、《资本论第一卷》的一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以及《法兰西内战》。平均下来，每周的阅读量在100页左右。这在人文社科课程里自然不能算繁重，但马克思的著作，非精读不能理解其要义，有时一页的内容竟需要我来来回回读三四遍才能理解个大概。因此，这门课所需要的阅读时间，其实大大超出了课程大纲里体现的阅读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门课也是我上过的所有人文社科类课程中，唯一将考试作为最终考核方式的。这与人文社科教学看重学生“自由发挥”能力的传统大相径庭。三次考试，都是由若干小作文和一篇大作文组成，重在考察学生对马克思的基本概念、理论以及各个概念和理论之间的联系是否有透彻的理解。这也再次体现了这门课的主旨：帮助学生理解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而不是鼓励学生在缺乏理解的情况下自由发挥。

这门课带给我的收获，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还原马克思、拼接马克思、超越马克思。

还原马克思

所谓“还原”马克思，就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文本中，看他究竟说了些什么，理解其话语背后的逻辑。这样做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人们惯常印象里对马克思的种种误解，全都不攻自破。比如，上世纪许多国家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实验，其实正是马克思大力批判的、将私有生产资料进行粗暴集体化的“原始共产主义”（crude

communism）。又比如，马克思对于代议制民主的批判，是因为代议制民主依然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划上了一道清晰界限，使得这一政治制度成为了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马克思主张的，是一种更直接有效地赋予所有人政治参与权的民主制度，而绝不是回到专制。再比如，马克思既不反对劳动分工，也不主张抹除商品市场本身，更不想让社会回到资本主义兴起以前的“原始状态”——未来的生产关系应该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否定。

其实，除却“停止对人的异化”和“消灭阶级压迫”这样的纲领性原则，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的社会应该是什么具体的面目。他没有某些知识分子那种“帝师”般的自大，因为在他眼中，未来的可能性是在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被创造出来的，不是知识分子拿嘴说出来的。

真正读过马克思构建理论的过程，就会知道，中国中学政治课本里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绝非虚言。在阅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忍不住感叹：这人实在是太聪明了！他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能够从极为简单的概念、假设出发，经过一系列严丝合缝的逻辑推演，导出令人震惊的结论。在看马克思如何从“劳动决定商品价值”这一基本假设开始，推导出“剩余价值”的产生，进而迈向“剥削的本质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这一结论时，我体会过这种震撼；看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定义中演绎出两者的互动机制，从而写下“人类社会的所有根本问题，只出现在那些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发展成熟之际”这样十分精巧而反直觉的论断时，我又体会到了这种震撼。

以上种种，只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演绎大师”的马克思。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在分析真实具体的历史事件时，马克思展现了另外一种特异功能：从纷繁琐碎的历史细节中提炼深层历史机制的能力，从刚刚发生的政治变局里把握历史的长程发展线索的能力（但不排除马克思没把历史“真相”搞对，事实上，所有研究历史的学者，都要承担搞不对历史真相的风险）。当读者跟随着他的分析笔触，眼看着法国的资产阶级是如何试图捍卫自身的阶级利益而在无意中把第二共和国一步步引向王权复辟时，唯物主义史观的力量展露无遗。与人们的惯常印象相悖，唯物主义史观并非一套死板、机械的结论，而是一种分析视角。当它被应用于分析某一具体的历史语境时，反而能展现出历史那充满讽刺的动态美感。

“还原”马克思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将马克思当人看。Hardt教授在阐释文本时，常常引导学生设身处地站在马克思的角度上，想象他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是如何引导他思考问题的。只有将马克思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看，才能真切体会年轻时候的他在《共产党宣言》里那种血气方刚的“愤青”精神，在面对路易-波拿巴复辟王权时的无奈与强作乐观，在巴黎公社兴起之时的激动，在公社失败之后那种“又为斯民哭健儿”般的至痛悲愤，在中晚期作品里对自己早期思想的反思，以及在“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两重身份间的挣扎。

拼接马克思

在精读马克思的核心著作之外，这门课的另外一个着力点，是帮助学生思考马克思提出的各个概念、“理论模块”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只有将这些理论如玩拼图一样“拼接”起来，方能看到马克思的理论格局有多么宏大。

人们贴给马克思的学术标签，通常是“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但在我看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于历史发展背后的根本动力学的阐释，是撑起他若干理论支脉的地基：历史发展是一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历史发展提供了结构条件，而生产关系当中孕育的阶级对立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主观推力；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剥削”、“异化”“原始积累”的一整套论述，是为了具体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之下的生产关系是如何运作、从何而来的；而他关于法国政治史的一系列分析，则旨在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政治斗争中的具体表现；最后，马克思关于历史在超越资本主义之后如何发展的模糊构想，则可以和他一系列关于“人的本质为何”的哲学讨论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在玩“拼接马克思”的游戏时，还能惊喜地发现一个彩蛋：某些绝妙的隐喻，在马克思的各个“理论模块”里反复出现，对比来看，十分有趣。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自掘坟墓”这个隐喻。在梳理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时，马克思指出：当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程度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崩溃的那天也就到了。因此，资产阶级越是使劲发展生产力，就越接近资本主义的崩溃。同时，资产阶级为发展生产力而发明的一系列剥削手段，恰恰激发了被剥削者的阶级意识和反抗精神，反而塑造、培育了推翻资产阶级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讲，资产阶级无疑是在“自掘坟墓”。而这一隐喻，又同样出现在马克思对于法国国家机器发展史的评论中：在他看来，从波旁王朝后期开始，历经第一共和国、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一直到第二帝国，无论共和还是专制，无一不在建设、巩固一个高效的、无孔不入的、极度中心化的强大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越强大、管得越多，其身上的负荷就越重、面对的社会不满就越普遍、离倒台也就越近。换句话说，国家机器的日益完善同样是在“自掘坟墓”。这两处关于“自掘坟墓”的论述，指向同一个精辟的历史机制：一个事物越是发展，便越是培育出推翻其自身的力量。而这，又和马克思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相连。

超越马克思

本课上到最后，依然还是绕不开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学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理论演绎过程还是被后世学者揪出了漏洞，他对于经验事实的解读也常常存在偏差。今日资本主义的运转机理之复杂，也远超他当初的想象。更有甚者，他的某些“理论模块”（比如劳动价值理论）被后世学术界整个儿地证明是解释力有限。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依然存在大量局限性，他忘记谈论的东西远比他谈论了的要多（当然，事实上社会科学里也不存在完备的大一统理论）。

既然马克思有种种不是，我们还读他干嘛？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两样东西，使我们能超越马克思本人的具体论断，去分析更为复杂的当今社会。这两样东西，一曰“视角”，二曰“概念”。

所谓视角，无外乎是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视角为何，决定了我们能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决定了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时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而马克思的视角是极具开创性的，他带领后世看到了前人几乎从未看到过的东西：在貌似平等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底下看到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在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中看到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马克思的视角，把后世社科学者引向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他对于国家行为如何“催化”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被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扩展为对国家-市场关系的全面解读；他提出的“劳动力商品化”现象，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母题，引出许多学者探讨不同形式的劳动（比如“情感劳动”）被商品化后的社会后果；他关于统治阶级如何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讨论，被葛兰西、阿尔都塞等学者发扬光大，从而深入揭示了意识形态如何被当做政治统治和社会控制的工具使用……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同样来自于其理论体系内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这些概念，既有明确的内涵，又有充满弹性的外延。这样一来，后世学者在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可以毫无困难地对马克思的原始概念进行扩展，并将其当做进一步讨论的起点。譬如，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高度金融化的今天，当代学者已经将“剥削”这个概念从“压低工人工资、夺取生产资料”的“工业剥削”扩展至“依靠信贷工具强行入侵消费者生活”的“金融剥削”。又譬如，“异化”这个概念本来是指在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的过程中，劳动者与“人性”相分离的现象。而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这个概念同样可以用来分析“用商品定义人”的现象如何导致人和人性的分离。再譬如，马克思提出的“原始积累”概念，原本是指资本主义兴起时的一种特定现象，但当今社会中大量公共物品被转变为私有财产的现象同样符合这一概念的内核。甚至是“自掘坟墓”这一隐喻，在当代学者眼中也可以被翻转过来：西方的劳工抗争运动，直接导致了“福利国家”的出现，而在某种程度上，“福利国家”又发展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用以弱化劳工的政治动员能力。劳工阶级的“自掘坟墓”，又展现出历史如恶作剧般的讽刺。

同时需要承认的是，马克思的著作中留有许多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用Hardt教授的话说，“解读马克思就跟解读《圣经》一样，所有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都能在文本里找到依据。”然而，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张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而断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换句话说，是社会的宏观“结构力量”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步调。然而，马克思在《宣言》里同样写到，无产阶级不能躺在床上静等着结构力量摧毁资本主义，而必须靠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行动起来去推翻它，因此才有“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著名论述，才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振臂一呼。

宏观结构因素和个体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到底是什么关系，马克思本人没能解决，就这样自相矛盾地留下来了，但这一矛盾引发了无数后世学者的思考和论辩，由此诞生的研究工作不计其数。

“马克思，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点，而不是它的全部”，这句话无论对于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于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适用。所有试图批判性地看待当今政治经济现状的尝试，都是绕不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何时灭亡？共产主义是什么模样？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可是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分析，通过无数个“无名个体”的政治行动，我们至少可以让资本主义世界变得不那么可恶。

英国为什么成为蒸汽机的诞生地

作者：老潘的博客

英国为什么成为蒸汽机的诞生地？简单地说，就是因为英国具有与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相适应的储量丰富的铁和煤，而且埋藏浅，易于开采，铁矿与煤矿距离近，运输方便。那个时候的英国，铁和煤炭都是非常丰富而且廉价的商品，这成为发明蒸汽机必须具备的的物质条件。这种煤铁资源条件是当时英国所独有的，是大自然送给英国人的礼物，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

工业革命开始前夕，欧洲大部分稳产高产的煤矿都在英国。1700年前后英国煤炭产量占欧洲煤炭总产量的80%，1700年统计的英国煤炭产量达到298.5万吨。还有更优越的条件是“铁矿附近大多会探明储量丰富的煤矿”（ 罗伯特.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 ——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第433页），铁矿与煤矿之间以及二者与人口聚集的工业区之间距离很近，运输十分方便。在工业社会的运输工具（轮船、火车、汽车）被发明之前，农业社会的人力和蓄力运输工具便能够承担起最初的运输任务。一旦焦炭冶铁技术把煤矿与铁矿相结合，铁产量就出现了突飞猛进地增长。英国在使用木炭作燃料冶铁的年代，铁矿附近（经济上合理的运输距离内）的树林几乎被砍伐殆尽。之后，由于燃料缺乏铁产量大幅度下降，不得不从北欧进口铁。而在采用焦炭冶铁以后，英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铁产量迅速增长到占当时世界铁产量的半数以上，从铁的进口国变为世界最主要的出口国。有资料显示， 1800年左右，英国的煤和铁的产量比世界上其他地区产量的总和还要多。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钢铁产量达到了世界总产量的2/3，当时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钢铁出口国。应当注意的是英国的国土面积不大，当时的人口也不多。当时英国的人口仅相当于法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更无法与中国的人口数量相比了。可见，英国当时钢铁和煤炭产量无论从人均方面看还是从单位国土面积方面看都相当可观。这种情况导致铁和煤炭在当时的英国都是非常廉价的商品，煤炭价格仅仅是欧洲大陆的四分之一，中国更无法与之相比。产量庞大又十分廉价的铁和煤炭在经济上产生了特有的、巨大的、具有突破瓶颈的革命性的作用，构成了发明和使用蒸汽机的物质基础。有了廉价的铁作材料和廉价的煤炭作燃料，才有可能把用铁很多、造价高昂、能耗很高的“大铁疙瘩”——初期的蒸汽机当做人们研究制造和使用的对象，使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在经济上成为合理的，在实践中成为可能。在这里，铁和煤炭的巨大产量和低廉的生产及运输成本是问题的关键。特别廉价的铁和煤炭是研发和使用蒸汽机的前提条件。

我们注意到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焦炭冶铁技术的发明和进步与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基本上是同步的，都发生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晚期，而且都是在英国这块狭小的地理空间内发生的。

在英国，用煤炭（原煤）冶炼生铁开始于17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煤炭冶炼的生铁再用于炼钢存在质量上的缺陷，除了生产铸铁产品以外，冶炼用于炼钢的生铁以及炼钢仍然使用木炭作燃料。英国最早关于焦炭做加热燃料的记载是17世纪末，最早的焦炭冶铁的记载是亚伯拉罕-达比于1709年采用焦炭代替木炭作为燃料的鼓风炉冶铁。亚伯拉罕-达比为其摸索出的铸铁工序申请了专利，却没有为焦炉冶铁技术申请专利。他使用焦炉时他才刚刚涉足冶铁业。由此推测，在1709年之前应当已经有人使用焦炭作燃料冶铁。使用初期的焦炉冶铁消耗焦炭量很大，以后随着技术的改进迅速得到推广。到18世纪后半叶，焦炭冶铁技术在英国境内得到了普及。

纽卡门式蒸汽机的发明人纽卡门于1712年设计的第一台实用性蒸汽机在英国的杜德利投入运转。这种蒸汽机造价昂贵，运转速度不稳定，适用范围很小，主要用来为当地煤矿抽出矿井中的积水（1698年发明了真空抽水机），在其他领域几乎找不到用武之地。纽卡门式蒸汽机是耗煤大王，只适合在燃料（煤炭）几乎可以免费供应的煤矿附近地区使用。由于英国煤炭供应充足价格低廉，蒸汽机在英国才有用武之地。以后蒸汽机经过不断的技术改进，到1768年詹姆斯-瓦特制造出有分离式冷凝器的蒸汽机，1769年申请了专利。瓦特的蒸汽机使燃料消耗降低了50%。此后，蒸汽机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使用木炭做燃料冶铁改为使用焦炭做燃料冶铁的结果是克服了冶铁工业的燃料瓶颈，导致铁产量爆发式增长，铁的生产成本急剧地下降。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改进除了得益于十分廉价的煤炭燃料以外，就是以产量巨大价格低廉的铁作为前提条件，这就是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与焦炭冶铁技术的发明改进基本同步的秘密所在。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英国发明了蒸汽机的是工业家，是私人企业家，而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科学研究机构。这与埃及古代金字塔和中国古代长城等宏伟建筑不同，研究蒸汽机的目的不是统治者的奢侈需要或者国家的军事需要，而是生产的需要、盈利的需要。它不是国家项目，而是私人项目。国家项目可以不计成本，可以倾国家之力，可以不顾老百姓死活。而工业家使用的是私人资本，是以盈利为目的，必须首先考虑经济上的合理性。在英国，正是产量巨大价格低廉的煤碳和铁提供了这种经济合理性。没有高产与廉价的铁和煤碳，就没有发明和使用蒸汽机的经济上的合理性可言。尤其在发明蒸汽机的初期，更需要廉价的铁和煤炭的支撑。没有初期的经济合理性，蒸汽机不可能被发明出来并被投入使用，后来的改进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在农业社会，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认为研发蒸汽机会成为国家项目并由国家不计成本地投入人力和物力，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而且在初期看不到前途的项目。

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人工资比其他国家高出许多，有人认为这是英国工业家努力采用机器生产的原因之一。诚然，由于英国夏季没有高温，单位土地面积粮食产量偏低，粮食生产成本较高，进而导致劳动力生产成本较高，这种情况与工人工资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主要方面来看，与其说高工资是工业革命的原因，不如说高工资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工人工资比较高以及雇佣劳动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些都会产生对机器生产的需要。需要固然产生满足需要的动力，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促进对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生产设备的使用。但是，人类的需要不仅与社会实践有关，同时也与人的主观的意愿、欲望有关。因此，人类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是不断产生的，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永远无法全部得到满足。人类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能够满足的需要只不过是人类需要中的一小部分。人类的需要能否满足不决定于需要本身，而是决定于满足需要的具体条件。不具备条件的需要是无法满足的。所以，仅仅用需要来解释蒸汽机的发明是片面的。应当说，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仅仅是发明蒸汽机的一个促进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在社会的某个发展阶段上造成的经济上的合理性。

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发端于意大利，商品经济首先繁荣于地中海周边地区，大科学家多数出自欧洲大陆，取得海上霸权的首先是欧洲大陆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蒸汽机也是首先在法国被设计出来。法国人丹尼斯-帕潘“在1675年研制出了一台做工较为粗糙的蒸汽机”（ 罗伯特.艾伦在《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 ——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第241页）。然而，能够作为工业动力的蒸汽机却是在英国被制造出来并首先使用。这也说明最初的造价高昂、耗煤量巨大、运转不那么稳定的蒸汽机只有在英国使用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这就不能不认为与英国特殊的资源条件有关，与英国产量十分巨大、价格十分低廉的铁和煤炭有关。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英国制造的蒸汽机在传入法国初期遇了到“水土不服”，不受企业家欢迎。究其原因，除了法国引进的蒸汽机成本本身会高于英国以外，更因为法国缺少廉价的煤炭。在1700年—1850年间，“坑口煤炭在法国的售价基本上比英国贵3/4”。如果法国的工业区及其近距离内（与当时的运输条件相适应）缺少煤炭作燃料，再加上远距离的运输成本（人力和蓄力运输），更加使当时还高耗能的蒸汽机的使用失去了经济上的意义。这种“水土不服”要等到蒸汽机进一步改进和进一步提高效率，等到铁路运输被发明大大降低运输成本以后才能解决。这个“水土不服”与法国人设计了蒸汽机却没有制造出能够作为工业动力的蒸汽机出于同一个原因，就是一个经济合理性问题，就是企业家能否盈利问题。这与人们的思想开放或保守没有任何关系。

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以焦炭取代木炭作为燃料冶铁的转变比英国晚了70—100年。在如此近距离内，在贸易交往非常紧密的情况下，信息的传播决和技术的学习决不会用这么长的时间，也不会是因为欧洲大陆的人思想保守。实际上，要使焦炭冶铁技术在欧洲大陆和北美的适用，还需要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以及其他配套技术的发明，包括运输技术的革命。可见，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无法取代英国发明焦炭冶铁技术和蒸汽机，至少就目前知道的情况看是这样。

类似的问题也曾经发生在中国。在焦炭冶铁技术被英国人发明近200年之后，中国洋务运动大员张之洞作为政府项目不计成本从欧洲引进的使用焦炭炼铁的设备在生产中严重亏损，远远不具有企业经营上的经济合理性。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铁路运输还没有发展起来，无法把焦炭和铁矿石用合乎经济上盈利需要的成本运输到同一个地方。中国真正经济合理地用焦炭冶铁是在铁路运输发展起来以后实现的。英国没有铁路就可以把焦炭和铁矿石用经济上合理的成本运输到同一个地方冶铁，而中国不等到铁路建设起来，焦炭和铁矿石就无法用经济上合理的成本运输到同一个工厂。这就是区别，而且这个区别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意义十分重大，决定着工业革命的第一步能不能迈得出去。而建设铁路的主要条件则是焦炭冶铁导致的钢铁产量大幅度提高和价格大幅度降低以及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技术改进，这些正是中国无法突破的瓶颈，铁路更不是中国能够率先建成的。

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罗伯特.艾伦在《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 ——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一书中详细考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特别是对英国的焦炭冶铁的发生发展过程和蒸汽机的发明及改进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他还特别考察了英国煤炭资源和铁资源的情况，并拿英国的情况与欧洲大陆以及中国的情况进行比较。他在该书中说：“英国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取得的巨大成就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特例，奥秘就在于众多新发明、新技术都是与英国自身与众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产品成本结构相配套而生的，而欧洲其他地区并不具有英国这样的有利条件，以至于同样的技术移植到英国境外以后就变得无利可图了。一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杰出的工程技术人员才逐步完成对相关技术的深层次改进，使其仅适合英国特殊环境的偏向性渐趋淡化，进而在境外开拓出较为宽泛的应用领域，英国独有的竞争优势才告终结。”（第4页）罗伯特.艾伦把英国早期工业革命的成就称为“特例”。特例，就是独有的，不可重复的，不可效仿的，其他地方没有的。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在整个旧大陆，至少在当时世界农业文明相对发达的地方，这种铁矿和煤矿条件是英国独有的。由此可以说，只有英国那块土地上的人才能发明蒸汽机。如果没有英国这种独特的条件，如果没有英国人发明和使用蒸汽机，如果没有英国人对蒸汽机的不断改进，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仍然还在农业社会徘徊，还不知道工业文明为何物。

罗伯特.艾伦所说的“英国独有的竞争优势”“宣告终结”，是说其他国家利用英国发明的工业技术走上工业化道路，然后利用自己特有的优势而超越英国。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蒸汽机本身的技术改进以外，还应当有一项重要条件，那就是蒸汽机带来的运输工具的革命，那就是铁路的出现。否则，欧洲大陆铁矿与煤矿之间、煤炭和铁的产地与消费地之间使用传统运输工具的运输成本则造成冶铁成本及其他工业生产成本在经济效益上无法与英国竞争。如果欧洲大陆无法降低煤矿与铁矿之间、煤碳和铁与工业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即使使用蒸汽机也难有成本竞争力。在运输工具当中，铁路的发明和建设应当是关键因素，铁路的出现是运输工具的革命，是工业革命绝对不可缺少的环节。这里我们不要忘记，铁路同样首先出现于英国。这个耗费巨量钢铁的运输技术看来也只能在英国被发明。

应当指出，在蒸汽机被发明以前，英国丰富的煤铁资源对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业、雇佣劳动及商品交换的发展，对英国整个经济结构的形成同样起到特殊的积极作用。

但是到了瓦特时代，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开始发挥作用。在瓦特之前，改进蒸汽机比较典型和有名的是斯米顿，他采用的是纯粹的经验办法，不改动基本的设计，只是改变各个零部件的尺寸，然后有条不紊、一个一个的试验样机。这样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蒸汽机的实用性。瓦特在则更加重视科学理论的作用，主动地将实践置于理论的指导之下，由此才实现了对蒸汽机的脱胎换骨的改造。

在科学思想的熏陶下，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进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正确和超前的。实验与理论结合使瓦特少走了不多弯路，能采用更加科学的办法，可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瓦特并没有急于改进蒸汽机的结构，而是先进行了一些试验，想通过试验数据作为改进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数据是：一定数量的水能产生多少数量的蒸汽、且需要多少热量、又需要多少冷水再冷凝为水？如果把1克水从零摄氏度提高到100摄氏度所需要的热量作为100个热量单位，瓦特的试验结果是把1克水的温度提高到沸点并使其体积增加6倍，所耗费的热量单位高达534个，这超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经验。瓦特没有因迷惑而停步不前，他广泛向身边的科学家们求教。恰巧，格拉斯哥大学的布莱克教授正在研究温度与热量间的联系，并提出了“潜热”理论。实验数据和理论的高度统一，使瓦特意识到在汽缸交替加热和冷却的过程中，损失掉的热量是如此之多，对进汽和注水做再多的调整，都无法弥补这一基本缺陷。看来，只能让蒸汽在缸外冷凝，于是便产生了分离冷凝器的设想。瓦特甚至预先进行了理论计算，结果是这种新的蒸汽机的热效率将是纽可门蒸汽机的三倍。

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以前，人类的科学活动基本上是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提炼出技术，然后才在改进技术的过程当中产生科学。瓦特是第一次在发明过程中主动地应用当时的科学理论成果，改变了过去经验性的发明的过程，大大提高了发明创造的效率，并最终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此以后，科技发展进入快车道，工业革命也随着科技发展持续的周期性发展。

从鸦片战争到瓦特蒸汽机，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经济增长周期都由科技突破而来。如果没有科技突破，那么经济是不能快速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只能起到优化作用，不能代替科技突破。

一个国家的实力与世界地位，不仅取决于该国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性的硬实力，而且也取决于该国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成员认同与践行，是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必然要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的一体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与行为习惯的重要方式。为此，新近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要求在立法修法中，坚持价值引领原则，使社会主义法律法规反映和体现社会主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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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的一体化建设，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以及叠加矛盾的不断涌现，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唯有国家治理体系保持社会主义的属性和方向，国家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所以，我国国家制度体系的建构，既不能离开体现当代中国精神、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引，更不能与“三个倡导”原则相背离，而是要把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有机地融入到国家制度体系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国家机构设置与改革、制度设计与安排的基本遵循。具言之，国家机构的设置、职能的配置、制度的建构，要本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要源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取向，要有利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准则的践行。唯有如此，国家制度体系的各个构成要素才能协同发力进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并从根本上解决现有机构设置、制度安排与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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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的一体化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的需要。我国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的中外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法律与道德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手段，二者的不可或缺性、不可偏废性以及二者功能的互补性。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要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要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有效发挥道德与法律的自律与他律、内规与外治互济的作用，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中。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法律作为治国之重器，是国家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在一定意义上，法治建设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法律是对社会组织、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规定，是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普遍行为规范。唯有法律理念、法律原则、法律规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原则贯穿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制度安排中，使制定和颁布的法律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才能使法律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正确的价值规导性，并从根本上避免法律规范与价值倡导相互矛盾、相互消解。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中，能够分解核心价值原则的抽象性。把核心价值原则要求具体化为法律行为规范，发挥法律惩戒的强制性，对人们良好品行的形成具有固化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仅停留在价值倡导层面，要落地生根，要具有现实关切性，要成为影响人们实际生活的实践原则，必须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到社会法律制度体系中，使之成为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价值标准，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仅仅是宣传教育的价值引导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构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制度的社会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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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的一体化建设，是我国良法善治的需要。法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它在本质上是对公权力的约束与对公民权的保护，从而为人类美好生活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它秉持公平正义理念，对社会的是非曲直进行理性权衡，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合理界限，为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提供标准化的范式，从而合理地规范社会利益关系、调节利益冲突与矛盾。维护社会正义是法律的本质和目的，法律本身具有善恶性质，故而，法律有良法与恶法之分。法治的本质是良法之治，良法是法治的前提。良法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有明确的要求。在形式上，良法要求法律具有普遍性、明确性、统一性、稳定性、先在性、可行性、公开性的特征；在实质上，法律体系本身必须具有正义性。可见，良法除了要满足法律形式上的一般要求外，还必须合乎社会正义精神。替换法律的实质正义来自法律体现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以及法律规范合乎国家和社会主倡的价值原则。恶法是对社会正义的“合法”践踏，是对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一旦个别法律或条款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相悖，就会打击美德义行，破坏公序良俗，道德教育的感召力就会受到严峻挑战。失去正当性的实在法，必须要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予以及时废止或修订。有鉴于此，中央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确保各项立法导向更加鲜明、要求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面对我国全面转型引发的社会结构转换、机制转轨、社会风险以及利益调整和各种利益诉求等，法律制度的设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依循，对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及其矛盾进行合理规范，提高立法质量，保障法律以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立法为民的目的，确保法律的良善性。与此同时，发挥好法律对道德的维护和保障作用。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既需要发挥社会舆论的扬善抑恶作用，也需要借力法律惩戒的强制性，对背德行径予以严厉的制裁。事实上，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衍变为法律问题。为此，需要把握好道德法律化的限度，积极推进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立法，以良法促道德，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社会成员内心诚服，自觉笃行。

（作者：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人：王淑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