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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京都学派、新清史、内亚史观 -- 多余6569
事实上，这几样东西都是一路货色。
内藤湖南、矢野仁一、宫崎市定，京都学派这几位旗手，也是一脉相承，痴心不改。
“唐宋变革论”、“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元清非中国论”、“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这些苦心炮制出来的“先进理论”，目的也只有一个，制造民族分裂，肢解中国。
如果是十几二十年前，对这些东西揭露不够，大家迷迷糊糊还可以理解，现在网上资料之多随手可得，还有人相信这套骗人的鬼话，那我也只能建议一句，有时间还是多读点书吧。
目前史学界对此基本定性，河里面包叔去年也驳斥过一回，已经批倒批臭的僵尸，就懒得码字了，转点东西大家自己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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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的思想出现在清朝晚期，之所以出现在这个时期，和当时的民族危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不断侵略中国，也试图让清朝解体。而日本更是阴险，企图制造满汉矛盾来分裂中国。内藤湖南就提出“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以鼓动国内的反清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日本曾经广发《告十八省豪杰书》，宣传满清入关就是亡国灭种。日本的蛊惑的确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革命党人都将推翻清朝的统治作为奋斗的目标，甚至主张建立汉地十八省共和国。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是想学习朱元璋，将满清驱逐到东北。”
【评注】所谓的“汉地十八省共和国”，东北、蒙古、新疆、西藏都被排除在外，彻底就是苏联解体的模式，这就是内藤湖南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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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崖山之后无中国”说
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21&id=44455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北方民族史研究再添力作
http://kaogu.cssn.cn/zwb/kgyd/kgsb/202108/t20210804_5351901.shtml
檄文的发表时间是甲午战争期间。
主笔宗方小太郎，身份是长期居留中国的著名间谍。
檄文的发布者，是入侵朝鲜的日本第一军，主帅是赫赫有名的山县有朋，后来担任日本首相，号称日本陆军之父，也是以后军部暴走的始作俑者。
1894年10月，日军已经占领朝鲜全境，兵临鸭绿江畔，准备入侵辽东。
开战前夕，日本第一军发布檄文《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扬言要直捣北京，让清朝皇帝“面缚乞降”。同时呼吁汉地18省豪杰“速起”，携手日军，共击窃据中国的“满清蛮族”，“勿为明祖所笑！”。
这次呼吁虽然当时没有起到作用，但是大约一年后，孙文领导的“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之后十余年间，“同盟会”又发动不下8次起义，排满运动如火如荼；甲午之后第六年，一票封疆大吏与列强约定“东南互保”，袖手坐视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继而攻占首都北京……最需要上下一心一致对外的危机关头，国家内部分裂，日本的挑拨离间并没有完全落空。
另外，这篇檄文的部分内容（见以下檄文节选），如果直接翻成白话文发到河里，也是一点不违和的。
历史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反咬一口，也是很讽刺很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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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氏元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人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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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作为中国人观的中国将来观及其批评（节选）
发表于1921年11月《大阪朝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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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
1905年，日俄战争后，双方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强迫清政府承认《朴茨茅斯和约》中有关中国的各项规定，取得经营安（东）奉（天）路、修筑长春到吉林的铁路以及在鸭绿江右岸伐木等权利，又开放东三省十六处为商埠。自此，中国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出现从一国独占变为两国分据南北的局面。日本又加紧了对朝鲜的控制，至1910年（宣统二年）完全兼并了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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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实行极其阴险的“以鲜制华”政策，不断推动朝鲜人政治移民中国东北的活动。日本在朝鲜人聚居地区设置领事馆，强调“朝鲜人是日本臣民，受日本管辖”。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之马前卒。当时情况，日本拓务大臣官方档案曾有详细概括：
1、朝鲜人移居处多设有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常引起种种事端，侵犯中国主权。
2、朝鲜人与中国人发生利害问题时，定会成为领事裁判问题，不受中国法律制约。
3、部分朝鲜人制造反日事件，日本则借机加深侵略，中方若为防范此类事件驱逐某些朝鲜移民，又反会遭遇日本干涉，寸步难行。不断进行殖民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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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天在中国领域之外的日本也好朝鲜也罢，也都应当与现代中国国民一视同仁，纳入中国国民的势力中心、文化中心的移动领域之内。朝鲜这种不适于形成势力中心的民族姑置不论，日本则与中国国民一同，被包括于一领域之内，具有形成势力中心的资格。……当日本文化成熟之际，或者将会对中国文化施加比今天更大的影响，成为东亚世界整体领域的中心，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了。
中国人今天对日本势力抱有强烈敌意，对日本文化动辄表示轻蔑的思想，是个很大的错误。……中国人对于日本在东亚所肩负的使命，实不应抱有嫌恶猜忌之心。……今天中国人面对日本的压迫，极其神经过敏，正表明了这一点。……就好比五胡十六国之乱使中国国民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形，这正应当看作是粗暴治疗，其中所表现出的压迫蹂躏，到底也不过只是在治疗时表现出的痛苦而已。
对当下流行的所谓中国国际管理论，也应当从这一意义上给予考察。这条道路，是由其他国民来代为管理中国人最不适合的政治经济工作，而中国国民本身则致力于完成更高等的文化，也就是完成作为趣味性产物的艺术。……中国国民向来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方式，说到底已经没有发展的前途，因此有可能，这些人应当要接受其他国民的管理，与其他国民相协作来营造其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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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磨灭了中华文化不对吗？
呵呵呵。
日本的确加入了当时的反清运动，头山满嘛！！犬养毅啦！！
还有活跃于各个军阀的日本顾问，但是，也不只有日本人啊。
内藤湖南激进一点合理，呵呵，内藤湖南支持的也确实是日本全面侵华之前了，呵呵呵。
当然了，看得出来，你是不满意的，别人，我不知道，至少三十年代，全面侵华前，九一八之后，没看到内藤湖南在这上面跳。呵呵呵，看来你是少看了一些资料吧。
在风起云涌多重思潮的二十年代，内藤湖南的确说了一些话，这是属实的。
但是就此推导他在二战支持日本侵华，尤其是你主要指如此，说服力恐怕不足。
至于其他人，咱不认识，你要套，需要更多的证据。
还是您学问大。
您看我都不敢在您的主贴里发言，自愧不如啊。
您的立场也是异常之坚定，一以贯之，无可动摇，所以我也从没指望说服您。
当然，您也肯定说服不了我。
既然彼此心知肚明，说再多都是浪费时间，我们可不可以来个君子协定：
我不去您的帖子烦您，您也高抬贵手不来小店光顾，大家一团和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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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封建政体。
有几个资产阶级？
不是说按照西方政体搞起来的政权，就是资产阶级政府了。
再说实际上，辛亥之后是军阀割据，即使后来的国民政府，也只是买办政权。
教科书把中国的官僚制中央集权称为封建或者皇权，应该是很不科学的，算是历史遗留问题吧。
其实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不是哪种先进哪种落后这么简单，中国的传统又远比任何国家深厚，脱离自身传统，盲目移植所谓先进制度，各方面冲突会相当严重，革命的结果往往还不如改良。比如日本的改良，显然就比我们付出的代价小得多。
我的看法是，还是少谈点概念，多一点具体分析吧。
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或者外族人。而民族这个概念是在抗日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是一个整体的思路，虽然在局部不总是成立。比如河南很多地方箪食壶浆迎日军，就是因为本地军阀地主压迫已经甚于日军。所以毛主席建立新中国，一直强调的是解放，而不是国民党说的光复。
在阶级矛盾前，这些小节都是可以忽略的。当年改开刚开始，治安急剧恶化，根本不是事。后来一个日本女人给强奸了，才开始发起严打。不是说小平贱，觉得日本人血液高贵；而是因为这会影响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大局。养鸡场死几只鸡是小事，得罪了买鸡的贩子可是大事。古代士大夫管理老百姓用的一个动词很形象，叫“牧”。
当然，虽然都是皇帝，但是别人会取名字，美其名曰君主立宪。
教科书的解释是，君主立宪有议会来限制君主权力，但是事实上，除了英国女王，日本德国的皇帝，权力并不比中国皇帝小。
日本天皇要对侵华和太平洋战争负主要责任，德皇威廉二世基本是个战争狂人，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发动了一战。
日本德国都是当时的世界列强，可见有没有皇帝和国家富强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那么，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接受君主立宪，非要铁了心搞共和？
据说是，当时的国人认为，共和制比君主立宪更先进，更普世，既然要改制，当然要按照最先进的来搞。
共和梦从此成为中国几代人的执念。
但是这样的决策方式，理性吗？科学吗？
对种种现实问题认真考虑过吗？
历史事实是，辛亥革命成功，中国反而更混乱更落后了。
对此有种观点是用“大乱而后有大治”来含糊其辞，但是同为后发国家的日本，为什么就可以不用大乱而得大治？
当中国象个好奇的孩子，满怀梦想的做着各种社会实验，日本只是做了简单的几件事：
一是残酷压榨人民，勒紧裤腰带完成原始积累（我们在搞地方（乡绅）自治，藏富于民（地主））。
二是皇民教育洗脑统一思想，以此保持高压政策下的社会稳定（我们在搞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
三是饿着肚子疯狂扩军，拼命扩张生存空间（我们在搞军阀混战）。
两种路径的比赛结果是，我们差一点就被日本亡国灭种。
走了弯路就是走了弯路，总结历史不要文过饰非，不要变成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擦屁股。
缺永远是被动的。王国维辜鸿铭陈寅恪必然被时代淘汰。历史很现实，任何违反人的解放的思想和制度一定是失败淘汰的结局。德国纳粹主义如此，日本军国主义也如此。
风物长宜放眼量。你文末在同时代比较中隐隐透出对日本集权军国主义有欣赏的意思，50年后呢？现在如何？中华民族能屹立几千年不倒，求变和同化（当然，兼收并蓄的求变必然结果就是同化）是核心原因。而新中国短短30年内从弃子变成棋手，靠的就是人的解放，也就是人民立场和视角。
无产阶级专政也是集权，但它却有个无产阶级的前置条件。
君主立宪若像你那么标新立异的欣赏，像康粱那么鼓吹的有效，不至于光绪被囚，清廷十多年后帝祚终结。显然，当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存在改良的操作空间。
薄的遭遇证实了这一点。
就像明朝士大夫们争着主动让皇帝打屁股一样，任何脱离利益和现实的标新立异书生意气最终会沦落为历史笑谈。
辛亥之后的中国更乱更穷了。
追根溯源，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很有必要重新认识。
如果您不忙着扣帽子，而是稍微思考一下，以您的水平，应该不难发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国家战略，和我们建国以来的发展路线，虽然实现手段上存在根本不同，但是路径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1、建国后，我们同样有一个勒紧裤腰带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所谓的前30年，采用的办法是“剪刀差”。
2、维护社会稳定，物质手段上是社会主义改造，平均社会财富，精神力量上是共产主义理想，大同世界的美好想象。
3、为了保家卫国，出兵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饿着肚子搞出了原子弹（所以说您的“隐隐欣赏军国主义”是在扣帽子）。
以上对比其实也证明了，当时的日本发展路径是正确的，是合乎经济规律与历史规律的。
反过来也表明了，辛亥前后的中国，在制度上文化上纠缠不休是错误的方向，是违背客观规律的空中楼阁。
另外，君主立宪只是举例说明问题，而非表示支持。
我前面也说过，“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不是哪种先进哪种落后这么简单”，也就是说，不管哪种制度，必须要符合国情，要能够起到团结而不是分裂各族群、各阶层的作用，任何国家的进步，上下一心都是起码的前提条件。凡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制度，就是合乎现实的好的制度，否则无论看起来多美好的制度，都是脱离现实的坏的制度。
至于您提到的“人民”、“无产阶级”等概念性语言，我觉得还是太虚，适合用于国民教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但是对具体的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帮助。
辛亥革命之所以是一段弯路，没有起到团结而不是分裂各族群各阶层的作用，是最关键的理由。革命者以满腔的救国热情，推翻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得到的却是一个军阀割据的散装中国。
方向错了，热情越大，破坏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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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敢于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是通过对中国社会长期的观察，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军人将不敢抵抗外来的入侵，民众也会屈服于他们的统治，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很容易征服的，就像当年的甲午战争一样，中国一击即溃。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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