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老农熟悉的国军少将 -- 中国农民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所说的，只能是你的梦想，不太可能实现。至少是在中国不太可能实现，因为中国从过去到现在都是私兵。封建主义到中国的现在莫不如此。另外萨你很聪明，知道在说不过我的时候放弃了。好了最后说下同意你所说的，这个话题打住。

您的ID就说明咱们不一定非要争出高下，何况意义也不大，您要是叫“玩命”，那老萨赶紧跑得远远的了。。。

哈哈开玩笑了。别当真。

毕竟中国自1840年以后变的很多了，

生活方式，科技进步。。。

而萨提到的这点，实际上涉及一个国家的

根本，也涉及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自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但总应该是

国人努力的方向。

花之.

西西河里面,曾经有一位朋友也说过一句话:

"此处非我家, 我冢在中华".读了很感动.

好像叫严啸虎；当时成都的防务总司令是盛文

---盛文从彭山脱逃

盛文，胡宗南手下的干将，国民党第三军军长，解放前夕是成都的城防司令。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盛文随国民党第七兵团残部，向当时的西康省逃窜，途中被我军击溃，化装脱逃离开了大陆。盛文化装脱逃中，在彭山公义乡曾被乡解放委员会人民武装挡获。由于伪装巧妙，没有暴露身份，骗取信任，得以脱逃。据县教师进修学校退休老教师郭仕勋（临解放时曾在地下党员郭祝三领导下组织武装，负责宣传工作）回忆：

大约是1950年元月初的一天下午，有人向我反映，有一群衣衫褴褛的人，路过公义乡后边大桥时，送了黄金给岗哨被放行。我当即找到两位守岗的民兵，民兵将所收到的黄金交出（共18两）。我问明这群人的穿首和去向后，就带着几个武装向去彭山县城的大道追去。在公义乡鱼嘴（今鹤林村七组），赶上了这群人（有三男一女和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为首的是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身材魁梧，自称是成都一汽车行老板，湖南海长沙人，叫陈少华，汽车被国民党军队拉军差，在去邛崃的路上打坏，现带上爱人孩子和车行师爷（年约50岁左右，化名李雨南）及佣人（一个20岁左右的棒小伙子）回湖南老家，并出示了有关证明。当时对其身份虽有怀疑，但一时也无法弄清，所以我坚持把他们带回公义乡街上。当晚留在我住房外面的茶馆里，并派出武装民兵看守。

由于刚解放，大家的思想觉悟和革命警惕性都不高，终于相信了他们是开汽车商行的。所以，第二天就放行了。至于18两黄金的问题，自称是陈少毕的中年男子表示：捐献给公义乡将来作地方公益事业之用。临走前，陈卖了几两黄金，买了些衣服。适乡上民兵要运送收集的武器进城（到彭山县城），这群人在吃过早饭后，就随同运送武器的10位民兵，离开了公义乡。

1950年冬，我在《川西日报》工作时，听一个公义乡的老乡讲：“那次放走的是盛文，他到香港后写有信来，还有香港的报纸。”1962年我回公义乡时，曾向知情者了解印证。据告诉：“1950年冬盛文来信是实。寄来的香港报纸上盛文抵港的消息报告，另外还有一篇访问记。访问记中还特别谈到公义乡脱逃的情况。信和报纸只有少数人看过当即烧毁。”

http://www.pengshan.net/psgs/ftrwcs005.htm

这是我问外公的。我外公跟我解释他的级别低就是因为西安事变时的表现差。

他的最后职务是少将师长，代军长，成都警备（城防？）司令。

其它的就不知道了。此人很威严，我们小孩子不敢跟他说话的。

兄弟相争的内战，谁也不光彩，愿吾中华永不内战。

不能因为是内战，就可以因为过去的对外作战功劳而不问青红皂白地乱发悲情，如此那中国也就别闹革命了，碰到革命军的敌方有曾经对外作战的英雄，大家就只能束手待毙或缴枪投降，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还承大清皇帝的恩泽做着大清的子民。

内战又几种，诸如革命战争、民族冲突和军阀混战。如果一味大侃“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味地为曾经在抵抗外患时立过功的官兵抱屈，那么孙文就是第一个应该批判的对象。在晚清的对外抗战中立过战功的清兵不在少数，难道只许你为国民党在内战中把打死的抗日英雄叫屈，就不许他人为在辛亥革命等内战中丧生的清兵清将喊冤。

为国民党死在内战的将士抱屈出于什么心态大家都心知肚明，这种拿死人来说话翻案的基于什么思想也不是什么秘密。不过自从邓小平上台全面恢复了国民党的路线，以这种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而言，的确除了争夺统治权外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从这种角度而言，倒是共产党的“叛乱”破坏了国家的正常社会秩序和和平发展，邓小平最多是在赎从前跟毛匪破坏秩序的罪，共产党的所谓革命烈士倒真是死有余辜，而国民党内战阵亡将士才是为国为民死得其所。

如果如某些人所言，奢谈什么“兄弟相争的内战，谁也不光彩，愿吾中华永不内战。”，那么大家只有当满清皇帝顺民的份了。无论在民族革命的关头，还是在民族抗战的关头，只要还是军人那就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站队而出现在敌对的其中一方。无论是站在反动政府的一方还是站在伪政府的一方，那么就注定成为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无论他个人如何脾气好性格随和以及以前是否在革命或对外作战中立过大功。

所谓盖棺定论，一个人的历史评价是对他整个生命的旅程的总结，而不可能是定格在某个历史时刻或时期。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曾经在甲午战争中流过血立过功的萨镇冰在辛亥革命时期率领海军攻击起义军而被革命军击毙[注意这只是一种基于同样逻辑的虚拟假设情形]，那么我们是否以这位为清廷卖命镇压义军作战的甲午抗日名将而诅咒否定造成一场内战的辛亥革命起义？是否也可以同样说一些不着边际的似是而非的“兄弟相争的内战，谁也不光彩，愿吾中华永不内战。”如果中国再次出现腐败的满清和蒋家王朝，难道谁闹革命并因此导致再次内战，谁就成了千古罪人？

更为迫在眉睫的就是台湾问题，难道台湾独立大陆就只能为了避免内战而放任台湾独立？如果国民党诸如郝柏林等曾经参加过抗战的人抵抗统一大军杀伤解放军官兵，就可以仗着抗战功劳而不能打死？这种逻辑虚伪得很。

国民党方面以参加过抗战作理由，为内战中伤亡的官兵叫屈，这不太好接受。因为内战中伤亡的共产党官兵难道没有打过日本的？

这根本是两码事，两场战争。

以张灵甫而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作为中国人应该永远的纪念。

引发张灵甫阵亡的那场战争就和抗日战争是两回事了。

但这和他在孟良崮的死没什么关系。孟良崮是内战的一部分，你作为一个军人，参加内战的一方，就有可能在这场战争中阵亡，国民党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张灵甫也罢，别人也罢，这是一个很合逻辑的结果。

打内战而死，为某个集团的利益而战死，虽然尚武精神有可取之处，但总不是什么太光彩的事情。

同样的例子可以放在林彪元帅身上，在战争年代的功绩应该被人们所记住，这和文革中推波助澜于红色恐怖的副主席林彪，是应该区分开来的。

至于对内战的看法，哪些属于革命的，哪些属于不革命的，兄弟才疏学浅，是不敢评论的。

外战是阵营分明，为民族而战，这个分别历久而不变。内战，有的时候这个分别就比较模糊。

老兄提到清朝的统治，其实这里有不少不同的地方，清朝在当时说白了其实也是异族统治者。而且其落后愚昧，已经完全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而国共两党，则都不是这样的政党。

国共两党，说实在当时的争执从根本上还是主义和道路之争，两个政党都可以说是有理想的政党，当时也都吸引了很多热血青年，他们有的去延安，参加中共，有的则去黄埔，参加

复兴社，军统， 国民党，。。。，他们很多都是痛惜国家的贫弱和落后，有抱负的青年，都是为了中国的富强，结果却走上不同的道路，兵戎相见，流血厮杀，这难道不是令人痛惜的事情？

至于哪条道路对，这个问题在今天看，和在当时看会不同，不同阶层的人看也会有不同的观点。

我很同意老萨的一个说法，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再为当年的那场内战站队。

希望我们能逐步建立这样的体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部的争执，不再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某些人对国民党政治经济政策的全面回归，而这种回归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这个全面港台化的改革的衷心拥护。这一点在西西河是主流，虽然有些人也象当今中国政治一样口头上大谈什么不争论，但是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最讨厌的就是文人的这种貌似中立的遮遮掩掩，讨论吗就直接亮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倾向，整天说这阴谋那诡计，但殊不知热衷这些的正是他们自己。

纪念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定性，所以提到谁该纪念谁不该纪念最好还是用盖棺定论整个人生轨迹来谈论，而不是分段纪念谈论，除非是一些中性的军事才能之类的方面。你说“以张灵甫而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作为中国人应该永远的纪念。”，那汪精卫是否也可以因为在辛亥革命的英雄事迹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英雄来纪念？还有，象张勋张宗昌这种在对外战争中很可能死烈但是却在内战中杀人如麻有甚于侵略者的人是否也值得进行纪念？上面当然是作为一个假设，但是抗战中确实还真存在这么一个既反共反蒋同时又抗日的活宝，这个的细节你恐怕比我清楚

。所以，即便死在抗日战场也不都是可以作为烈士来纪念的。

所谓服从是军人的天职这是一种典型的驯服工具论，如此那还有什么资格去审判德日的战犯，毕竟都是上指下派的服从命令。国共内战不是因为谁胜谁败来下结论，正如同法国大革命虽然失败但是最终法国人纪念的推动法国社会进步的革命者，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但是梯也尔德政府军也最终不会成为现代法国人的纪念对象。革命和其敌对一方的斗争和尚武不尚武没有任何关系，不同方面的军人死得是否光彩还是可以区分并必须区分的，否则大家都做顺民和帮凶而革命者反而要披上不光彩的袈裟，那么这个还如何让这个社会不断进步？因此，代表落后势力的一方决不应成为纪念的对象。当然有些人是希望目前这种状态最好千秋万代下去，反正对他们而言这种状态并不坏，然而这不正是中国在近代走向没落的思想根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