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张献忠屠蜀” -读江上苇《锦城破》有感 -- 萨苏

张献忠屠蜀，一向是历史学方面一个争论的焦点。其主要争议有二，第一，从当时的人口变化和文献纪录，认为清军和明军在四川可能也有屠杀现象；第二，张献忠屠蜀的纪录文献虽然内容丰富，但主要依据是《蜀碧》和《明史.流寇志》。这里面前者是乾隆朝进士彭遵泗的作品，彭作为清朝的官员，有为清朝统治者混淆是非，隐瞒清军的屠杀而嫁祸张献忠的可能，后者更是清朝的官修史书，对张献忠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自然不会有好口碑。

个人看法第一条并不足训，并不能因为布痕瓦尔德死亡集中营的存在就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罪恶，清军有屠杀行为，不能因此张献忠的屠杀就可以被选择性遗忘。第二条就值得作进一步的讨论了。

对于张献忠屠蜀，我曾经也对《蜀碧》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其描述超出了理性的范围，在彭的笔下，张献忠与其象一个暴君，不如说更象一个精神病患者。如某些历史学者所说，或许是出于阶级立场的造谣。

然而后来看其他一些当时的文献，却发现记录张献忠屠川的远非《蜀碧》一书。在当时的各种书籍，特别是一些笔记体文献，对张献忠的行事记载都间错其间。

比如曾经看到某笔记（好像是《墨堂丛语》）中有对一个四川人的记载就令人慨叹。

此人本为农民，在家中耕作，忽闻张献忠军屠戮而来，大恐而逃，连妻子都不及顾。幸好跑得快才躲过劫难。这一逃就逃到了广东，慢慢作了生意，几十年后才敢回乡。回来看时，田庐都成丘墟荒无人烟，为草莽覆盖。人伴一同劈开荆棘，进到原来村中，竟然发现自己的房子还没有倒。

这时，有人用十分生涩的话问道：是谁到我家来？看时却是一个老妪，衣服是树皮所串，粗糙不堪，大约多年不与人说话，言语都不灵便。细看之下，却原来是他的妻子。于是悲喜交集上前相认。几天以后其妻才能顺畅说话。原来那天他跑后，其妻无力跟随，只好在勉强爬上屋顶躲避，张军官兵杀绝村人，却没有发现她，匆匆而去。

这一次屠杀之后，周围都没有了人烟，这女子脚小，无力出门，也不知道逃难可以逃到哪里，无法，只好自己种地，并用树的纤维作衣服，居然活了几十年等到自己的丈夫回来，可称奇迹。

这些零星的记载，或有意或无意，都指向了同样的结论。合在一起，就只能说要么是这些作者都在说谎，要么就是张献忠真的在四川有过这样的恶行。类似的纪录，在《蜀警录》，《蜀难叙略》等书中也可看到。

至于张献忠如果有这样的杀戮狂征兆如何还能成为农民起义军领袖，我的看法除了他可能在其他方面如军事韬略上有出色表现以外，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色大约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色中有一大陋习就是不尚合作，所谓“一个人干，八个人拆”是也，谁也不服谁，容易一盘散沙。因为这个原因，开国君主好一点儿的演出杯酒释兵权，坏一点儿的那么就要火烧庆功楼了。原因是一同起兵的老伙计很难保证对自己的忠诚。这种文化特色下要成为领袖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不再是一个人。无论“造神”还是“造鬼”，只有当这个领袖在部下心中不再是一个“人”，才没有人敢于反抗他。

从这个角度，如果张献忠确有历史记载中那种喜怒无常，也许还是他成为领袖的一大条件呢。

也许，为张献忠辩护的历史学家，也是放不下自己的那一份阶级立场吧。其实，放下也就放下吧，从这些记载来看，在那个时代死在刀下，根本无论贫富，这已经不是一个阶级问题了。学者能够这样为张献忠辩护，或许心中至少明白自己是无需去面对张献忠的大军的，正如给岳飞“重新定位”的人物是无需岳家军保护他的天灵盖一般。

呜呼，乱世之民。

[完]

• 8，杂货铺（历史通论及各种其他专题）

从李自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来看，张屠蜀很有可能，因为流寇的通性如此。

你说他蜕化也好，精明也好，这是明太祖比其他起义军都出色的地方。

除非通过时空转换给李自成或者张献忠送去一个合格的政委，否则他们不可能有走向封建王朝以外的第二条路。

而如果连怎样走向一个王朝也没谱的话，那就什么都可能发生了。

我们经常拿八旗子弟来形容满清军队后期，其实到鸦片战争的时候，恐怕只有蒙古铁骑还有点战斗力，绿营八旗都废了，明朝末期其实有点类似，原由的军队完全松弛，只有经常担负与后金作战任务的关宁精兵还堪一用，而杀了袁督师，自毁长城，唯一可用的兵也离心离德，这样的朝廷怎么可能不灭亡？我一直认为明非亡于李，亦非清，而是亡于己，正可谓，自作孽，不可活。

这样的背景下，拉起武装的李张等人，该是属于军阀性质，而当他们所到之处，基本上属于无政府状态，他们手下那些士兵和军官基本素质极差，李开始的时候还拉拢部分地主阶级反叛者例如李岩，牛金星，稍微可以约束下，而张手下象样的谋士也没有，完全就是流寇，土匪进城，能干什么好事？当然是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正是明朝的灭亡证明了儒家的理想境界超出了现实。

必有以报之

十七世纪明朝告终。当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随着改朝换代而兴起的各路大规模农民起义军中出现了一个反抗暴虐的木匠名叫张献忠。他于公元1600年出生于四川以北荒芜不毛的陕西省。身材魁梧，下巴很厚，面色苍黄，外号黄虎。1628年，全陕饥馑。成群流离失所的农民组织起来，在北部平原上四处流亡，并自立各种称号，例如什么“山中侯”、“平原王”等等。张献忠就是这么个头目自称“八大王”，他率领一支队伍，转战在赤地千里、饿殍无计的北方广阔的黄土高原上。后横渡黄河，直奔中原各省，抢占鄂西长江中游两岸湖泊连片的鱼米之乡，杀富济贫，称霸一方。

明朝历代皇帝从1622年开始就同北方女真族交战，所以无力镇压烽火四起的造反叛乱。虽有葡萄牙耶稣会扶助朝廷铸造大炮、购置军火也无济于事。女真族在明朝叛将协助下，一举攻进关内。在此期间，张献忠于1635年溯河西上，第一次入川，攻下成都。在当地明官军阻击下又北上，返回陕西老家。1640年张献忠和其他农民军领袖结成同盟之后，再次离开陕西，重新割据了鄂西二十一个地区，重新西进入川，又攻陷成都。据说这次他残暴至极，竟逢人便杀。

满清的史学家引用了张献忠的话谴责张献忠：“上天以仁待人，而人反天。杀、杀、杀、杀、杀、杀!”根据惯例，得胜的将领可以准许士兵，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烧一支香的时限内任意烧杀，为所欲为。而据传张献忠在攻克成都之后，大开杀戒。他竟点了一支大蜡烛，这支大蜡烛点了七天七夜，听任士兵胡作非为。

张献忠在成都称王，定国号为大西，自称西王，抗拒清兵入川。尽管他为人残暴，却被誉为爱国义士。1644年清室第一个皇帝在北京称帝，张献忠声明效忠于明皇朝，准备在川、陕两地招兵买马作为抗御清兵的基地，无奈满清骑兵飞入进川，他终措手不及，清军于1645年秋挫败并杀死了张献忠。成都又遭洗劫，惨况空前。

随后的五十年中四川战乱不断，大规模的残杀，使成都平原人口大量减少。数不清究竟有多少人在刀下丧生。但根据1710年人口统计，当时成都平原入籍者不到十二万人。而十七世纪时曾高达二百万人。幸存者当时都纷纷逃到深山，或者像猴子一样栖木为室，或者像人猿一样穴居于临江的岩洞。 ．

直到1949年成都解放，那儿的一个公园里还矗立着一块张献忠短暂统治时期留下的“七杀碑”。在这块花岗岩碑上刻了七个杀字。四川所有的孩子都知道这块张献忠的石头，都听说过他杀人的事情。对于这种说法，我也一直信以为真。后来到1963年，我才在杭州的一个博物馆里听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却又为今天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根据这个新的认识，张献忠是一个爱国的罗宾汉式绿林好汉的领袖。他生性残暴这一点虽然不假，但使四川人口锐减的并不是张献忠。事实上张献忠战死后四十年中，那些与清兵抗争的各个据点依然存在，战祸一直延续不断。四川平原后面的山民如苗族和倮锣族一直坚持抗清斗争。再加上长期战乱之后，接踵而至的瘟疫和灾荒又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今天，成都公园里已经不再陈列这块“七杀碑”了。成都大学的历史学家们经过认真细致的考证研究之后，已推翻了这桩历史公案，为张献忠恢复了名誉。

就像《鹿鼎记》里讲得：“‘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

“七杀碑”是民间长期以来流传的一则关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传闻。据说，张献忠杀人如草，还特别立碑明志,上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也就是有名的“七杀碑”。

更据说，49年以前此传闻天下皆知，作家田闻一在采访中特别提到，这块碑一直保存到解放初,他父母那辈的都见过。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网络的发达，学术成果在民间的传播交流远胜以往，已经有众多专业的或业余的论者指出过，考古发现的所谓“七杀碑”上并无一“杀”字，与传闻截然不同，实为张献忠“圣谕碑”(“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可见“七杀碑”实为清统治者为诬蔑张献忠而散布的流言，并且，此流言影响之大，足以证明在清朝的严厉思想控制下，“众口皆碑”道出的未必是事实。

又然而，仍有论者坚持以某些文章中提到的“解放区前一直保持的七杀碑”的存在为由，认定“七杀碑无杀字”为谬论或谣言，更质疑现存“圣谕碑”系解放后伪造，甚至说原来有“杀”字的“七杀碑”已经被“毁尸灭迹”了。

以上所谓“质疑”毫无根据，只能说明质疑着对“七杀碑”的历史所知无几却妄下揣测。不过，“七杀碑”的真伪问题的确是许多人关注的话题，故于此将“七杀碑”文物之原委略作简述，以释诸疑。

首先，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都是解放前在国统区发现的，当时的文献都有记载，并不是解放后才冒出来的，因此，“解放后伪造”一说绝不成立。

其次，所谓“解放前人尽皆知的七杀碑”，指出就是上面两块碑中的一块，该碑解放前陈列于成都市“少城公园”，后移至少城民众教育陈列馆。

第三，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

第四，除了照片以外，少城公园当时的陈列说明(见于30年代的出版物)中，文物名称是“献忠碑，世称之七杀碑”，附带说明三点，I 年代，II，来历，III，疑点。

第三部份，也就是疑点部份指出，碑文残缺，无法细辨，但残存的笔画中没有“杀”字的笔画，而有“与”“思”“量”的笔画，还有一个完整的“自”，这与史料记载中张献忠的“六言圣谕”相符(注，这则六言圣谕在明末清初的很多史料中都提到过，而传说中“七杀碑”的碑文与张献忠“圣谕”的差别，正在于后者没有七个杀字，多了“自思自量”几个字。换句话说，“七杀碑”碑文中有“杀”无“自”，“圣谕”中有“自”无“杀”)，因此，怀疑此碑并非“七杀碑”，而是“六言谕碑”。

可见早在“七杀碑”最早被公开于众时，就有学者质疑“七杀碑”之传闻名不副实，就连陈列方都怀疑“七杀碑”之说是以讹传讹，而且特意在陈列中说出来，所以在文物名称中没有用“七杀碑”，而用了“献忠碑，世传之七杀碑”，这个文物名称的意思就是说只能肯定它是张献忠留下来的碑，而且就是传闻中所说的那块所谓“七杀碑”，至于碑文是否与“七杀碑”的传说相符----“疑点部份”特意加以指出。

现存的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现在再看一下，广汉那块碑是很晚才由洋人发现的，名气不大很正常，成都那块“七杀碑”碑文上明明没有“杀”字，为什么长期无人怀疑呢？翻查一下史料就不难得知，原来这通碑本来一直放在成都一座官衙的空屋里，严禁外人靠近，据官府的说法，谁摸了它就会引起火灾，故而一般老百姓固然没有机会靠近，官衙里也没人敢去一探究竟。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当时任四川军政府成都知府的官员从重庆来到成都，住进这个衙门，才打开屋子，让允许人们看此碑。后来杨森到成都任职，就把它运到少城公园展览，同时命人写了“陈列说明”。这就是“七杀碑”真面目长期不为人知的缘由。

根据史料和文物，个人推断“七杀碑”的传说大致形成如下：

张献忠当年命人将自己的“六言圣谕”刊印刻石，于是有这样的碑刻留下来。(关于此事及“六言圣谕”内容的记载均非孤证)

张献忠当年曾经留下碑刻在成都官署的事，是有人知道的。但是那些人可能不识字，或者没有机会亲见，或者流传下来的碑文不完整，比如，只有前面两句“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留传了下来，后面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了。

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研究口碑的流变就会发现，完全凭空捏早的口碑是不容易流传的，而以已有传说为基础，捕风捉影，十倍百倍夸大的效果却很明显，正因为张献忠确实曾经有圣御碑留下，当时又有两句碑文流传下来，所以统治者在后面加七个字，将其“补充完整”，就比较容易被接受。久而久之，“七杀碑”的说法就深入人心了。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纪录，还不仅仅是《蜀碧》和《明史*流贼传》,大量明清间的笔记野史都有相关记述,著名的有费密的《荒书》、顾山贞的《客滇述》，费密系南明将领杨展幕僚，顾山贞也是南明桂王政权下的遗民，他们在书中都颇有不少对清朝不敬的话语——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两人似乎不太可能主观地替清朝编造谎言。

而《蜀碧》中诸多事件，彭遵泗言之凿凿，连来源都讲得清楚，也决非凭空虚造可得。

不过简单地说儒家的理想境界有问题有点不妥，那毕竟只是个最高理想，政治纲领，不是具体策略。

落实到具体问题，还是陆王心学传变了味道，就像今人把辩证法搞成了变戏法。

不管怎样讲，有没有碑与杀没杀人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