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10月8日21章 -- 马前卒

十月革命和苏联如今已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但在革命之初，很少有人看好苏维埃政权的前景。当时的观察家不一定认同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们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中得知：信奉人间天堂的理想主义者一向只是历史的配角，偶尔的胜利是昙花一现。维系一个国家，特别是象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从根本上超出了理想主义者的能力。因此，尽管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将发生巨变，但共产主义者的胜利还是被看做一个小概率事件，共产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则完全被各国统治集团忽视了。从当时的力量对比来看。他们的看法倒也不无道理：20世纪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是一批缺乏实践经验的理论家，内部派别林立。直到1917年3月，其中组织最好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不过数千人。除了回忆1870巴黎公社的失败经验，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借鉴。这样一群人宣称要取代运行了上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打破数千年的规律，要在一个强权即真理、数百万军队只是寻常数字的世界上建立新社会。确实是匪夷所思。

现实的奇特总是超出人类的想象力。被预计为一场速决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旷日持久的拖了下来。沙俄这个虚弱的半工业化国家能在这场工业时代的大战中拖到1917年，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惊诧。即便按19世纪的标准，沙俄统治集团的衰朽不堪，面临危机时的麻木不仁也到了骇人的程度。仅以军队为例，大批军官靠出身当到将官；执掌军务的陆军大臣居然无暇花完购买炮弹的专款（1915年，许多一线炮兵奉命每天每门炮射击不得超过三发！）；从1908年到1914年，俄国总参谋长换了6任，根本没有一个连贯的备战计划；在战争最激烈的1916年5月，总参谋部还有15天休假，所有部门空无一人。这样的军队，在新败给日本之后就要主动进攻世界第一陆军强国，唯一可以依仗的就是600万农民士兵的生命。1915年，俄军一线步兵的步枪配备率不到2/3， 1916年，许多俄军士兵只能用捆绑了刺刀的棍棒当武器，用手去拆除对方的铁丝网，农民士兵最终拒绝了这种自杀式战斗。1917年初已经有100万士兵，即现役部队的1/6开小差，政府既无力阻止也无力追捕他们。这些事实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恐怕比列宁的革命更难以置信。

在日趋恶化的的局势下，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左翼力量逐步扩大了影响，但谁也没有想到革命来的如此之突然。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市民因面包涨价而骚动，几个工厂的工人因为劳资纠纷也在同一天游行。由于左翼势力的鼓动，游行人数最终达到20万人，惊恐的沙皇政府命令军队镇压。3月11日，军官强令士兵向游行队伍射击，一些贵族军官甚至亲自开火。同样出身贫民的士兵对屠杀大为不满，当晚哗变，16万首都驻军一夜散尽。到第二天早上，只剩不到2000军队还在名义上忠于沙皇。其余士兵有的自行回家，大部分与市民联合造反。若非沙皇亲自去了前线督战，恐怕当晚就会成为革命士兵的俘虏。俄罗斯帝国、世界列强之一的首都就这样不可思议地陷落了。

革命军占领首都的消息当天传遍全国。一旦发现沙皇的统治机器原来如此脆弱，工人和士兵迅速起义，几乎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都在几天内落入革命军之手。前线军队也受到革命影响，下层军官和士兵选举代表，监督军官，派人回后方参加革命，军官无力弹压。3月13日沙皇试图冒险回首都恢复秩序，发现铁路工人根本不允许他通过。绝望的沙皇在普斯科夫被军官团说服，决定退位以安抚民众。被指定继位的米哈伊尔大公慑于革命之威，拒绝了这个危险的皇位，沙皇统治就此结束，二月（以旧俄历计算）革命获取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革命是沙俄旧制度整体衰竭的必然结果。作为马后炮，今天的人可以找到许多革命必然爆发的理由。在经济方面，战争的持久化使沙俄耗尽了积累的现代工业资源，英法等工业物资相对充足的协约国却不能打通黑海航线，提供足够的补充。沙俄被迫把动员起来的工业产能尽量转向军工。这种政策使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了1/3，而统治集团却没有足够的工业财富去安抚、控制下层，促进农业。结果1916年罢工比1914年多了20多倍，参加的人数增长了30多倍，革命的大部分动员工作已经由沙俄政府完成了。在军事方面，工业时代的大战使得伤亡数字大大提高。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一般法则，贵族军官团中相对有活力和责任感的成员迅速消耗殆尽。同时军队人数从140万扩张到接近700万，增补的军官要么是无能的纨绔子弟，要么来自不满现秩序的底层。由于类似的原因，在士官、士兵这两个更庞大的阶层中，同情革命的一般工农子弟已经占了大多数，富农、哥萨克、流氓无产者等半职业士兵不再是军队的主力。这样的军队事实上无法用来镇压革命。在当时，作战各国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但在缺乏城市人口和中产阶级，民族问题复杂的沙俄，此问题尤为严重。这样的军队结构还意味着大批专业军事人员是潜在的革命者，1870年巴黎公社对对军事资源的闲置、浪费，以及在一些基本军事问题上的失策绝不会在这次俄国革命中重演。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沙俄外强中干，日久必然生变，但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大部分人还是高估了这个政权的耐力。在1917年，没有哪个组织或集团主动的去策动起义。当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冒险成功时，他们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任何领导机构。在革命前的俄国，合法的反对派基本存在于战时休会的国家杜马即议会，因此有的起义者认为应该服从杜马的领导，一些杜马议员也认为自己理应取得政权，于是部分杜马议员出面组织了临时政府。不过，杜马是一个畸形的议会，它由多层选举产生，在选举复选代表时，每个土地贵族的一票相当于大资本所有者的4票、中产阶级的65票、农民的260票、工人的543票。如此产生的议员自然难以服众，于是大部分工人士兵决定按1905年革命时的经验组织苏维埃（俄语意为会议），自己执掌政权。其他地区也成立了地方苏维埃，还派出了代表组建全国苏维埃。俄国出现了两套政权体系。

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都是多种政治势力、多党派的联合体。临时政府脱胎于杜马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被原沙俄社会中上层左右，倾向于维持既定国策，保持原有社会基本结构，然后进行平缓的改良。另外，由于俄国工业部门中外资比例很高，英、法等国可以通过经济部门的代理人和经济-军事援助对临时政府施加影响。苏维埃是起义的工人、士兵自行组织的议事机构，下设各种委员会作为执政机关。工人士兵久受左翼宣传，倾向于共产主义，二月革命时革命军就以马塞曲和红旗作为自己的标志。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主张激进社会革命的一些左派政党很迅速的在苏维埃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两个并存且倾向不同的的政权自然迅速发生了矛盾甚至冲突。

沙俄倒台以后，原来处于地下、半地下状态的各种政治势力、民族独立运动得以公开活动，尤其以长期被压制的左翼政治势力为甚。流亡在外的政治人物纷纷回国，如普列汉诺夫因主张继续对德作战被英国军方专程送回，列宁因主张继续推进革命得以在德国默许下穿过战线。一时间，无数种互相冲突的意见充斥俄国舆论。这种纷乱使所有人都清楚俄国因为人民革命而正在发生巨变，并期望新的政府和社会制度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和希望，至少希望能够得到和平。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和人民在革命中展示的力量阻止了内战立刻爆发。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先是合并了彼此的军事机构，然后在5月份达成暂时妥协。由于暂时没有进行社会革命，所以原政权的军政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脱胎于杜马的临时政府看起来比新建的苏维埃更善于管理这套机构，因此妥协的方式是临时政府接受苏维埃的代表加入政府，分享权利。

临时政府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新气象，英法的统治集团需要俄国攻击德国来表明自己依然是盟友，旧军官团需要作战来恢复自己的权威，最重要的是，军事行动所需要的纪律可以成为打击苏维埃的最好借口。因此回避了内战的临时政府决定继续参与世界大战。6月份，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亲自巡视前线，剥夺了士兵委员会的一些权利，重申贵族军官团的权威，从整个国家抽调可靠的精锐部队，竭泽而渔的搜集军事物资。7月1日，俄军大举进攻。不过，沙皇政府做不到的事情，临时政府也无法驱使渴望和平的士兵做到。两周的攻势使俄军消灭了几万德、奥、土联军，前进了几十公里。7月19日德国人的精锐部队一到，已经耗尽工业资源和精力的俄军立刻全线溃退，许多师在后撤过程中自行解体。只一周时间，不但最近的战果全部丧失，1916年以来占据的全部领土也丢给了德国人。到了9月份，德国人已经能威胁彼得格勒。临时政府以军事冒险来巩固地位的希望破灭了。

在后方，各地群众不断游行示威，抗议临时政府不尽快结束战争。许多失望的群众在游行中提出由主张和平的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象它的前任一样报以镇压。由于布尔什维克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临时政府查封了它的机关报，通缉列宁，逮捕托洛斯基，不惜代价地维系自身地位。但右派认为临时政府还是过于软弱，希望能对激进左翼赶尽杀绝。俄军总司令利用右翼军官团的这种倾向发动军事政变，结果被工人和士兵的消极抵抗所挫败。政变之后克伦斯基自任总司令，只是让局势更加混乱。人民需要“土地、和平与面包”，但临时政府既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也无力平息所有骚动。随着每日面包配给从一磅变到半磅，被压制的布尔什维克在人民中的支持率越来越高，主要地区的苏维埃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所控制，列宁终于发出夺权的号召。1917年11月7日，革命部队轻取冬宫，无人抵抗。莫斯科也在一星期后被占领，25日旧军队投降。布尔什维克主导的苏维埃取得了俄国政权，史称十月革命。漏网的克伦斯基只能得到数百部队的效忠，绝望之余逃亡海外。

苏维埃取得了中央政权，但列宁和他的敌人都不认为大局已定：在国外，德国和土耳其依然在进攻，英、法宣称将惩戒背叛的盟国，日、美则想趁乱夺取领土和资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是苏维埃的敌人。国内民生凋敝，叛乱四起，国库空空如也，旧军队毫无战斗力，专业技术人员消极怠工，甚至几万名战俘都可以横行数千里。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蔑视，狂妄的白卫军宣称将很快恢复旧秩序，外国干涉军则相约瓜分俄国，把俄国变成殖民地。在这种危机之下，初次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主义者只能勉力维持，尽人事听天命。当新政权的寿命超过上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巴黎公社时（不过两个半月），甚至列宁都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庆幸并纪念的事件。当时革命政权的形势之险恶可见一斑。

协约国认定苏维埃根本不会管理国家，德国试图观望俄国局势，等最强势力出头后再进行打击，维持俄国的内乱状态，其他同盟国则缺乏攻击能力。由于认为俄罗斯旧统治集团和旧军队会很快平息共产主义者的“闹剧”，尚在全力作战的列强没有立刻给反革命势力提供实质性支持，因此初期的叛乱缺乏协调和工业资源支撑，主要以旧军官团叛乱和民族地区叛乱为主。这给了新生的苏维埃以喘息之机。在革命士兵的绝对支持下，苏维埃政权镇压了旧军队，掌握了沙俄帝国的核心地区，为迎接更严酷的挑战奠定了基础。同时，旧军队的无能和不可靠使布尔什维克决心建立新的武装力量，1918年1月28日，苏维埃政权以革命军人为基础成立红军，并吸收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旧军官。这支部队很快就证明自己是最可靠的武装力量。

1918年初，立宪会议召开，4000万人参与投票，其中大部分是农民。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这个选举结果其实并不出乎意料，苏维埃的根基本来就在于城市，最早的苏维埃甚至没有农民代表。比起临时政府，苏维埃因为士兵中包含大量农民而和农村关系稍近一些，但最多也只能换得农民的善意中立而不是支持。农民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社会革命和未来，不关心迫在眉睫的威胁，他们只希望排除外界干扰，过上平静的小农生活。最终，一直主张维护村社土地制度，以农村为基础的社会革命党得到了最多的选票，排在布尔什维克之前。列宁对这个选举结果嗤之以鼻，解散了立宪会议，以苏维埃为唯一的议会和执政机构。列宁不相信农民的选择代表俄国和世界的未来，不相信几个刺客能够抵抗磨刀霍霍的德军与协约国军队，更不相信改良派能阻止旧统治集团回来废除一切改良成果。为了生存与革命，他决心实施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春天，同盟国和协约国向苏维埃政权发起正式进攻，国内随即爆发了大规模叛乱。与红军相对应，宣称要消灭革命的叛军一般被称为白卫军或白军。

最先发难的是同盟国，1918年2月9日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割让大片领土。负责谈判的托洛斯基高估了德国内部危机，于是中断谈判，宣布单方面停止战争。2月18日，同盟国发起全面进攻。旧军队一如既往的无能，刚刚成军的红军只能防御一些要点，无力阻止德国的全面推进。3月3日，列宁宣布承认同盟国已经占领的一切，包括1/3的领土和几乎全部的煤、铁矿，以换取暂时的生存空间。和约签定后，内部确实存在问题的德国军队停止了全线进攻，但依然占领了一些局部目标，建立了一系列傀儡国家和反苏维埃政权。德国在战败投降后，协约国还勒令德国在协约国接管前继续控制俄罗斯西部，以遏制苏维埃政权。德国始终是苏维埃的大敌。

1918年3月，英、美、日等协约国军队在一切够的着的港口登陆。由于美国加入战争和德国力量的衰竭，协约国能够拿出大批物资支援白卫军，苏维埃的真正考验到来了。在随后的2年内，原沙俄帝国的土地上一片大乱，数十条战线同时开火。在内战的特定条件下，战线往往非常模糊，经常纠缠在一起，最终蹂躏了俄国大部分土地。战线的一边通常是红军，另一边是来自所有资本主义强国的部队和千奇百怪的白卫军。主要的敌人有英、法、日、美等国在北方和远东港口附近的干涉军、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南方的邓尼金和爱沙尼亚的尤登尼奇，他们各拥有十几万到数十万的正规部队。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小规模的白军集团，和来自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等国的干涉军，规模从数百人到数万人不等，难以一一罗列。所有的白卫军和干涉军都可以指望协约国强大的工业和海运支持，并在1918年11月以后利用协约国堆积如山的战争剩余物资。红军建立时只有10万部队，到1918年末也只有50万人，其中不到40万野战部队。由于大部分军官反对革命，早期红军的军事素养不如白军，更不如协约国干涉军。苏维埃政权只能对乌拉尔山和波罗的海之间北方内陆地区的资源和人力进行有效利用（白海沿海不算），其中列宁格勒（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两城附近，与15世纪莫斯科公国大致相当的地区勉强算是稳固的根据地。由于战乱和封锁，苏维埃控制区内的工农业比大战前萎缩了一半以上。无论是比资源、人力还是生产能力，内战前期的红军都远不如自己的对手。然而，苏维埃政权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打败了所有敌人。到1919年底，红军已经发展到200万，将所有敌人赶出了俄罗斯核心区域，让所有对手都承认它是俄国唯一值得进行谈判的势力。如果把胜利和内战开始时的实力对比结合起来看，胜利是惊人的。

苏维埃政权在内战中的胜利得益于敌人内部的混乱与分歧。各支白卫军以及在背后支持它们的列强都有自己的利益。初期白卫军蔑视苏维埃政权，盲目攻击以抢占地盘，并企图为战后瓜分利益争功。到了内战中期，虽然形势需要有组织的作战，但建立在地方势力和旧军官团基础上的白卫军本来就缺乏真正的权威，一旦部队规模变大，占领富庶地区，军阀的短视本色就显露出来。各个白卫军派系内部尚且做不到有效指挥，更无从指望派系之间乃至和中间势力的合作。至于协约国列强，在世界大战结束后利益不一，正为了更重要地区的利益吵的天翻地覆，也不愿意为了消灭苏维埃消耗太大的实力。而红军一方指挥统一，各部队尽力合作，又占据了铁路网的中心地区，享有内线优势。因此红军得以灵活调动主力，利用不同方向敌人大规模进攻的时间差应付各路危机。

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内线优势比内战中的红军还要大的多，因此光是内线优势不足以解释俄国内战的结果。在世界大战中，工人发现自己不仅要为统治集团赚取财富，而且要付出自己的生命去保卫他们的财产。他们对这个要求自己付出一切，却不能给他们温饱与尊严的制度极端不满，对新兴的革命政权充满向往。这才是苏维埃政权最大的战略优势，同时也是所有对手的劣势。因为占据了这一优势，苏维埃政权在所有的城市中拥有天然盟友，可以利用所有的铁路、工厂来支持红军，至少可以通过发动工人来阻止对手有效利用工业资源。红军也因此在城市中拥有了可靠的兵源，危急时刻还可以就地动员工人民兵来保卫关键要点，这些民兵往往和红军一样善于作战。在工业时代的战争中，这些优势非常关键。由于类似的理由，无论出身工人还是农民，旧军队中的大部分士兵都倾向革命。沙皇和军官团先后驱使他们为了沙皇在中欧的利益或英法在东欧的利益作战，苏维埃政权却号召他们保卫自己的政权，这种对比严重影响了白卫军的士气和作战意志，为红军提供了大批训练有素的士兵。

无产阶级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国内。4年的大屠杀过后，英、法虽然战胜，但国内无产阶级发现自己依旧一无所有。他们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牺牲只是为统治阶层赢得了利润，因此坚决反对在战后继续打仗，更反对政府派干涉军去扼杀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左翼政党组织工人游行示威，港口人员拒绝装运支持白卫军的物资，共产主义者则向干涉军宣扬革命。这些运动不仅给各国政府干涉俄国革命带来了困难，也让统治集团意识到再次动员、组建大规模远征军的可怕后果——彼得格勒兵变的教训就在眼前。所以，尽管白卫军很快证明自己不能抵御红军，但直到苏维埃政权彻底胜利，各国的干涉军始终没有足够兵力进军俄国腹地。

农民们对这场工业时代的内战持中立态度。社会主义革命与贵族军官的光荣都是农民无法理解的东西，征集余粮的布尔什维克和喜欢烧杀抢掠的白卫军都不会得到农民的真心支持。但农民们从革命中得到了土地，因此，如果一定要作出选择的话，他们宁愿接受苏维埃政权而不是声称恢复旧制度的白卫军。1918年6月份苏维埃政权组建贫农协会，以富农为代价动员了一部分农村资源。总的来说，农村是倾向于新政权的。

苏维埃政权的基础是本来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新政权因此不需要顾及旧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集团，可以充分动员一切资源来支持作战。在经济方面，1918年苏维埃政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维埃在工人支持下将大工业国有化，监督一般工业的运行；在农村征集全部余粮，所有物资都在苏维埃政权控制下生产并重新分配。这使得苏维埃政权能在狭小且被封锁的控制区内动员出远大于沙皇时代的资源，而各路白卫军只能利用残破的民政机构来支持战争。尽管白卫军一度占领了富庶的南方，但征集的物资必须先由原来的地方势力经手，然后在军阀和军官团之间分配，最后才能低效率地用于战争。协约国通过海运提供的物资无法弥补如此巨大的资源利用效率差异。在军事方面，布尔什维克党最初极端缺乏军事人才，领导人中只有当过军事记者的托洛斯基算是行伍出身，但士兵、士官和基层军官对革命的支持为组建一支正规红军提供了基础。托洛斯基征召了大批不赞成革命的旧军官加入军队，同时依靠军队底层的支持向各个红军单位派出政治委员，从而建立起兼顾军事素质和忠诚可靠的红军。到1920年，红军在军事素质和骑兵作战方面已经和自己的对手旗鼓相当，士气和作战意志则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共产党（1918年，布尔什维克改称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也是取胜的关键条件。在十月革命以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与战争制造了大批左翼组织。但惟有布尔什维克既主张发动人民实行广泛的革命，又坚持要建立一个坚定、强有力、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不论这一主张是否符合对共产主义理想，在俄国内战的年代，这是唯一能让革命政府生存下去的组织模式。内战期间，共产党员从1万多增至70万，依然保持中央集权和纪律严明的特征，还有特务组织负责清查内部。这种组织模式不仅将各地相对独立的革命力量组织成强有力的军政力量，还吸引了不少民族主义者站到苏维埃一边。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苏维埃才得以发挥其他优势，最终战胜组织涣散，目标不明确的敌人。

尽管苏维埃政权占有上述许多有利条件，但它们发挥作用需要时间。布尔什维克最初只有数千人，红军需要从无到有的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必须一面作战，一面发展、巩固自己。十月革命以后的几年中，内战几经波折，苏维埃政权不止一次被逼到看似山穷水尽的境地。1918年7月，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叛乱，统帅主力野战军的东方面军司令随即叛变，几乎联合捷克军团攻占莫斯科。1919年，敌人一度攻入列宁格勒郊区，攻占库尔斯克，威胁莫斯科。

苏维埃和红军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付出了极大代价，或许还带了几分运气，终于在1920年春天基本肃清了沙俄帝国的中心地区，迫使波兰以外的相邻敌国要求谈判。

最后一次决定性挑战来自西线。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国，英、法、美都非常重视这个东欧“大国”对苏维埃政权的遏制作用。由于协约国（尤其是法国）的支持，以及对苏维埃政权的蔑视和过度的自信，波兰政府制订了宏大的扩张计划，试图将历史上波兰势力范围所及之处全部占领。1919年，波兰已经趁俄国内战占领了明斯克，控制了半个乌克兰。1920年春，波兰已拥有74万军队，在国内利益集团和英、法的鼓动下提出了苛刻的和平条件，被拒绝后于4月25日大举进攻，5月6日攻克基辅。然而，已经基本扫平内部的红军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实力，在初期的慌乱过后，红军进行反击。离后勤基地太远、野心太大的波兰军全线失败，几乎在敌境内被全歼。红军跟随败退的波兰军直逼华沙，宣称要将革命引向中欧，这令西方列强惊恐不已，一直等待波兰胜利的英国立刻出面调停。调停尚未有结果，历史就再次让观察者吃惊。在法国全力支持下的波兰军在华沙城下重整防线，又打了一个漂亮反击，歼灭了后勤不继的红军一线兵团，双方遂签订和约，俄国放弃了一些领土，波兰则暂时放弃了不切实际的扩张野心。这一战役的几次转折表明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已经根基稳固，但缺乏将革命引向境外的能力。

波兰战役以后，国内已经没有能和苏维埃政权对抗的集团。弗兰格尔指挥的南线残余白卫军于1920年末被赶下大海，在法国舰队协助下撤退。中亚、高加索地区也先后被红军占领。日军于1922年撤出远东，苏维埃政权终于统一了全国。从1921年起，苏联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余粮征集制度，转入和平建设。

5年内战，苏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700万平民死亡，100万红军战死，伤残者数倍于此，工农业产量分别下降到1913年的20%和50%。这些枯燥的数字充分说明了内战的惨烈。共产党员在内战中英勇作战，5万多党员战死或殉职，战前入党的党员损失过半。巨大的损失与共产党的迅速扩张降低了党员的质量和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保存了党的机构和目标。在接下来的大半个世纪中，世界1/6的土地被这个宣称将建设人间天堂的政权所控制，其余的地区也将被它深刻改变。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科学共产主义是唯一走入现实并站住脚跟的天堂梦想。

科学共产主义对天堂的定义一如既往的简单：“人类的自由发展”。这并没有什么出奇。但与以往的各种天堂概念相比，出现在19世纪的科学共产主义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科学”。科学共产主义不仅以唯物主义观去考察历史和现实，同时也将自身纳入唯物主义历史观。本书前面的部分已经详细介绍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最大的特点是不对历史事件贴道德评判`，而且认为物质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原因。在这种立场下，革命者为共产主义理想贴上的最显著的标签是“先进性”、“必然性”而不是道德上的优越性。革命者破除了既往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神秘性，否认有什么不言自明的道理。在总结历史上那些天堂梦想未能实现的原因时，他们不会把原因归结为古人不够努力或者道德水平不足，而是在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上找原因，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失败尝试。因此，革命者很理智的认识到，人间天堂必须在旧制度的裂缝中萌芽，在资本主义的残骸上建立。在世界大战把欧洲打成一片废墟以前，资本主义用全球霸权证明了自己依旧适合这个世界，因此共产主义者很有耐心的等到1917年。

在发动革命时，革命者不会指望能通过说教解决主要问题，他们直接发动那些最可以依靠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去参与革命，通过暴力而不是宣传去打倒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取得政权，根据唯物主义历史原则，革命者将立刻改造社会结构，以此巩固革命，消灭资本主义主义社会带来的问题。然后的主要目标将是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以物质力量压倒敌人、保卫自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信徒是世界上最现实，对世界认识最清晰、最适应工业时代的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科学”或者说客观规律的尊重是胜利的基础。

不过，能在1917年带来胜利的指导思想不一定能保证永久性的胜利。

夺得政权的科学共产主义者急于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因为这样才能证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同时，新生的苏联既受到整个世界的敌视，又困于国内经济部门的残破，因此迅速发展工业经济成为了官僚集团的头号目标。列宁也看到了苏维埃政权及其继任者的诸多问题，但他认定“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潜台词是其他问题将在经济发展后迎刃而解。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将这一政策推行的更加彻底。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当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财富太多而陷入大萧条时，苏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和相对地位远超沙俄的军事强权。然而，物质竞争并不是历史的一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和共产主义者在俄国的胜利已经证明竞争压力不再是塑造社会制度的唯一力量。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布尔什维克本应认识到这一点，但在巨大的成功和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当然也因为官僚集团自身的利益和惰性，苏联继续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指望经济发展带来共产主义，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则赞美经济发展本身。

苏联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建设使它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承受了最重的军事压力和最大的损失，苏联还是在战后成为超级大国，并在许多邻国建立了类似的社会体制。苏联的新官僚对自身体制的信任和对物质力量的崇拜在这时达到顶峰。官僚们忘记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人类自由地追求新生活，而不是继续在地球这个竞技场中无限制的比拼物质力量——虽然物质力量的竞争依然很重要。一味追求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同时放弃世界革命理想的苏联在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单纯的物质竞争，用竞争压力而不是人类的理想来塑造自身社会。事实上，苏联已经建立了严密的社会等级，在平民中大力宣扬民族主义，甚至掠夺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盟国来发展经济。苏联尚且如此，其他在苏联影响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依样画葫芦，如此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放弃了自己最重要的理想和武器——摆脱物质竞争规律对人类社会的控制，让人类自由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联体制下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它的资本主义对手并无区别，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如因受到社会主义压力而改良的资本主义。

二战后的几十年间，苏联完善了世界上最大的免费医疗体系，建立了世界第一的陆军，制造了亿吨级的核武器，让成千上万的平民拥有了家庭轿车和别墅，在人均经济水平接近西方的同时将社会财富更平均的分配。但它依然不能让自己的人民满意。当社会主义把赢得物质力量的竞赛作为唯一目标以后，那个至少在名义上依然追求理想主义的官僚机构就显得很多余了，更不要说那些关心自身利益胜于关心经济发展的官僚。一旦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社会就动荡不安。最终，苏联在1991年解体，其余按苏式体制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渐变，或崩溃，也在大致的时间彻底转向西方体制。这其中原因很多，但20世纪科学共产主义的主流理论过于强调物质力量的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强调人类自由发展的理论却要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找到自身的“先进性”和“必然性”，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僵化的共产党官僚集团不能也不想去解决这个矛盾。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最初就因此而埋下了隐患。究竟这一矛盾是马克思的失误还是革命者的曲解，或者是形式所迫，在作者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矛盾本身。

二十一章完

预计还有7-8章 10万字

另外，苏俄内战时期，富农似乎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农村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反抗，一直到农业集体化彻底完成为止。

不知道是楼主的创见？还是另有来源？

顶这一句！

马前卒的文章真的很有内涵，篇篇花

可是曲高和寡，回的人没几个，连花的人都实在没有几个，竟然不超过5朵。

另外，推荐托洛斯基传，先知三部曲，写十月革命的历史写的很清楚

没的说。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