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示对俞平伯这两句话的理解是，“他不满意他和胡适对后四十回所作的考证，不赞成全盘否定后四十回的作法。这一想法，早在他病前便曾提及，他认为能续成后四十回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它至少使《红楼梦》变得完整，高鹗、程伟元做了一件曹雪芹未曾做到的事。当然，象‘胡适、俞平伯有罪’这样的话，并不可完全认真对待，因为那毕竟是他病中的呓语，是走火入魔的极端。”（32）

徐家昌也认为，“俞先生晚年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问题，实质上是曹雪芹要想改写《红楼梦》，改是改不了的，但可能有草稿，有的散失，有的幸而为高鹗所得。”（33）

俞平伯的临终遗言公布后，引起了不少学者的猜测和想象。有的学者认为，遗言表明俞平伯“临到生命的尽头才大彻大悟，破天荒地‘发现’了程本红楼梦是一部完整的作品，120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认为这一遗言，“彻底动摇了新红学的理论基石，超越并否定了胡适红学的根本观念”，“同时也宣告了脂本和脂砚斋这个大伪的破产”。（34）

有的学者认为，“腰斩’的说法，表明俞先生最终认为百廿回是一个人完成的统一的有机整体，后四十回不是后续的假肢，既不是程高所续，也不是他人所续。”（35）

或者认为“俞先生的大彻大悟，说明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他以毕生心血致力于‘腰斩’红楼梦的研究，是愧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种罪过，只有坚决否定续书说，才能走出新红学的误区，扫除自《红楼梦辨》以来给程伟元高鹗强加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充分论定程高保全红楼梦的历史功勋，重新确认他们在红学史上的应有地位。”（36）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脱离了俞平伯遗言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对遗言求之过深、发挥太多。这些观点的出现，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提出的“脂本伪造说”、“程前脂后说”是相呼应的。俞平伯的临终遗言恰好为这些学者提供了发挥的余地，他们试图通过俞先生的遗言为自己的观点张本，增加说服力。（37）

与上述观点相比，贾穗先生的观点更为客观些。他认为俞平伯的临终遗言，“乃是一种有感而发的愤激之言，针对的正是从70年代后期直到80年代中、后期，在周先生极端‘崇曹贬高’观点的误导下，红学界对待程伟元、高鹗、红楼梦后40回和程高本120回上那种予以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并希望重新认识、评价后40回。”（38）

在1998年，他又发表了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认为俞平伯的遗言“来自于数十年来内因和外因的变化，是一种逻辑发展的必然”。他认为:“《红楼梦辨》对后40回的批评，是在一定客观背景下作出的，俞先生主要是针对当时‘新红学’确立之前，人们长期把120回本当作一个整体来接受的看法，故而责之较切，批评也很严厉，认为是一个失败的续作。”在20世纪50年代，俞平伯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充分肯定了120回程高本使《红楼梦》具备了完整的故事性并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完整阅读文本，尤其是他从反封建的高度极高地评价了后40回所成功描写完成的宝黛爱情悲剧”。而从五十年代前期至六十年代前期，“新发现的一系列线索促使俞先生对‘高续说’产生了怀疑和动摇。”（39）

笔者认为，木示对遗言的理解是准确的。俞平伯的遗言,并没有认为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有同等的价值，更没有认为后四十回也是曹雪芹的原作。

对俞平伯临终遗言的不同了解，反映了红学界长期以来对于《红楼梦》后40回的作者、评价和脂本、程本的优劣等问题的不同看法。由于资料方面的原因，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今后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注释：

（32）木示《俞平伯的晚年生活》,新文学史料1990年4期,第41—77页。　　

（33）徐家昌《俞平伯晚年研究红学的主要观点》,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6期。　　

（34）曲沐《红学史上的一大奇迹———论俞平伯治红的三次发现与三次超越》,琼州大学学报,2003年4期。　　

（35）朱眉叔《真假红楼梦大战势必展开》,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2期。　　

（36）吴国柱《论俞平伯红学观念的演变》,贵州大学学报,1996年4期。　　

（37）关于“程前脂后”说的评价,可以参看周思源《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红楼梦学刊》1999年2期。　　

（38）贾穗《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红楼梦学刊》1996年4期。　

（39）贾穗《俞平伯论红楼梦后四十回述评》(上、下),《红楼梦学刊》1998年1期,1998年2期。

复公子大人，有自然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