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代转Capo原创】再论袁毛公案及与碧血汗青商榷 -- 焚琴煮鹤道长

再论袁毛公案及与碧血汗青商榷（麻烦斑竹转至谈古论今区多谢） [capo1234] 于:2006-03-19 12:37:38

再论袁毛公案及与碧血汗青商榷

文/Capo

明末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案，向来纷议不断，争吵不休。直到现在，仍然有好些资深的明史研究者对其各执一词，无法定论。双方的观点以阎崇年先生和樊树志先生各为代表，而其中的牵涉又繁杂无比，史料浩瀚，极难厘清。近日偶读到碧血汗青兄关于袁崇焕斩毛文龙公案辨析一文，引证颇丰，但仍有不敢苟同之处，于是随手再写些零碎文字，算是争鸣。

由于时空的限制，今人若要还原历史，只有求诸史料与考古实物。但当这些资料严重缺失或者自相冲突的时候，如何窥测真相，去伪存真，就往往成了天大的难题，甚至有时候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历史学也往往就此由史料之争，变成了观点、立场、感情乃至口水之争。所以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翻案”，或者“还原绝对的真相”，而只是希望在不同观点的交流中，旁观者可以同时听取到来自双方的证据，从而自己得出更为公允的结论。本人在感情上并非“挺毛派”，但本文的基本立场是挺毛的，希望能够在观点的碰撞中有更多的收获。[cｃｈｅre.net 西西河 capo1234]

一. 毛文龙要投降皇太极吗？

碧血兄文章的第一部分《斩帅公案》，通过对《满文老档》记录的分析，得出结论说，毛文龙降清已是迫在眼前，因此袁崇焕杀毛程序上固然不对，或者似乎有更佳的解决方法，但整体上来说，“袁崇焕斩帅斩得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也并不冤枉”。

那么，毛文龙真的像碧血兄所说的那样，如此迫切地想要投降后金，以致事态严重到必须马上斩杀的程度了吗？我们再从头审视一下《毛文龙来信》，也许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满文老档》的来历以及渊源，碧血文中已经记叙颇详，不再赘述。碧血兄接着说：“这些信起于……天聪二年正月，止于四月。”这里已经犯下一个错误。因为稍加解读，我们就可以发现，虽然这些信件被归档于天聪二年正月及四月，但实际上它们跨越的时间幅度非常之长，甚至一直到了毛文龙被袁杀死以后！许多档案的归档时间给清朝的官员搞错了！

比如王子登三月二十五日的来书，是向皇太极解释阔科为何被俘，马通事为何被杀的（和碧血文一样，若无特别说明，本文中引文均来自1990年北京版的《满文老档》）。但查后面毛文龙的来书，明明写道：“先于四月二十六日，阔科、马通事等五人来至镇江。五月初三日，迎入皮岛……”则五人明显在五月份才到达皮岛，五月十六日还在去镇江的路上，王子登又怎么能够于三月二十五日的来书中未卜先知，提前解释他们被俘的原因？再看后面又说：“又去岁八月，刘副将（注：指刘兴祚）来岛告称……十月，刘副将之诸弟来岛告称……”查《崇祯长编》及《清太宗实录》，知道刘兴祚明明是在崇祯元年，也就是天聪二年的九月逃到皮岛的，这说明，王子登的这封来书实际上写于天聪三年的三月，给错编到了天聪二年！了解实际的时间顺序，对我们搞清楚各封“来书”之间的关系将会有极大的帮助。[cｃｈerｅ.net 西西河 capo1234]

再如毛文龙第四书，显然是写于五月十六日，将阔科等人送回镇江之后。毛文龙第五、六两书，是解释为何这些人“误入户部船”。按朝鲜人赵庆男所著《乱中杂录》卷七，崇祯元年十月十七日，毛营的都司苏万良率家丁等到达沈阳送信。皇太极问：“前去信史曲虎（按：即阔科）等四人，何至今不送？杀马通事官何也？” 都司刘万仁回答说，信史在那边杀了四十余个汉人，罪在通事，所以杀之。可见当时皇太极仍不知道该事的缘由，使者送去的可能就是毛的第五书，则这两书都写于崇祯元年的九月之后。

《满文老档》中的《毛文龙来信》，非但时间上归档混乱，而且连来信人也是相当不清楚。所收好几封档案仅仅称：又有书云……之类，既无时间又无来信人。如 “我向以礼貌待人……”一函，读来又不像是毛的手笔，也不像是王子登手笔，只是混归于一处罢了。而清朝对此的回信，更是没有一封收录。导致这批书档的混乱，在整个《老档》中显得绝无仅有。对比《老档》中袁崇焕与后金的来往书信，不仅时间人物清清楚楚，而清朝的回信也是收录俱全，前后衔接，明明白白。相比之下，《毛文龙来信》显得一笔糊涂账。更好笑的是，《毛文龙来信》中有一些极其明显并非出于毛文龙的文字，也给混杂于一处，最明显莫过于毛第七书的后半部分，从“前者我遣周姓人……”开始。这一段显然是王子登或其他人在毛被袁杀死后写给后金的书信，明眼人一读便知。[cｃｈerｅ.net 西西河 capo1234]

该段文字称：“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显然写信人看到毛文龙“欲降之心半真半假”，又看到皇太极也是“犹豫狐疑”，觉得等毛文龙投降已无指望，干脆以毛文龙蓄意叛逆密告袁崇焕，从而杀了毛文龙。而告发者，即写信人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若此信是毛文龙所写，他又怎会向袁崇焕告发自己叛逆？又怎会在自己被杀之后还因为“告叛有功，升为副将”？

碧血文中对如此明显的漏洞竟然视而不见，并随心所欲，篡改了原文。把“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改成“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可见碧血原文）。即使如此，读来仍是不通，因为前面仍有“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的话，而且毛已经是总兵官，又怎来“升为副将”？碧血本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加注问道：“此何意乎？”[ｃchｅrｅ.net 西西河 capo1234]

碧血汗青所依文字，自然是1990年北京版之《满文老档》，而为了避免矛盾，自作主张随意改动内容，则不可取。又或者是翻译问题？虽然本人不通满语，但对照我可以找到的各种《老档》版本，如台湾版，或者是阎崇年在《袁崇焕资料集》中所另外翻译的版本，都可知这段话并无翻译或印刷错误。现在通常所谓毛文龙致皇太极的七书，并不包括这最后一段在内。碧血兄若数《老档》目录，可知其实有八书，但这最后一封显然不是毛文龙的。

这段文字后面又说：“负恩逃来……”，毛文龙从未在后金当差，又怎会有“负恩逃来”之说？显然是原后金官员说的话。又有“闻汗于宁远议和……”，这是指第二次袁金议和，说明此信最早也是在天聪三年写的，而非归档所称的天聪二年。又有“毛总兵官死后，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毛文龙又怎会写出“毛总兵官死后”？而且按《表忠录》，毛尚在时，耿仲明还叫毛有杰，又何来“耿千总”？该文又称，因为“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动。”按《毛都督轶事状》，毛文龙仅有两弟，曰仲龙，曰云龙，都在杭州，毛死后才加封为都司和锦衣卫指挥，又怎会有“四弟往山东”？可知这封信其实是崇祯二年六月，毛文龙被袁杀死后才写成的，写信人大致就是前面那个王子登，因为王子登本来就是后金的镶黄旗副将，所以才有“负恩逃来”的说法。而且我们很快会分析到，从头至尾的“归降”事件正是这个王子登从中唆使促成，甚至伪造的。而且“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也符合后来的事实：孔、耿在山东叛乱，王子登就在其军中，并且曾出过大力。按毛霦《平叛记》，攻陷登州城后，叛军付都元帅李久成死，而王便代其守城。因此十分明显，这最后一封信本来就是清朝的史官给归错了档，误放在毛的来书后面而已。以此来大力论证毛降金迫在眼前，不免大谬。[cｃｈｅre.net 西西河 capo1234]

而碧血文中为了回避以上种种极明显的矛盾之处，尤其是绝对难以解释的“毛总兵官死后”一句，干脆就在引文中不声不响把它给自动删掉了。

我们不妨从头再来分析一下所谓的《毛文龙来书》，但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中去：

天启六年（1626）八月，努尔哈赤在叆鸡堡去世，十月起，袁崇焕即以吊丧为名，开始了与后金的第一次和谈。在明方来说，此举是为了给他们既定的重堡推进战略争取时间，趁休兵之际，赶修锦州、中左、大小凌河、松山等地的城墙和防御工事，从而实现“且筑且前”的目标。从后金一方来说，则是要赢得正面的歇战期以扫除后顾之忧，特别是朝鲜和毛文龙的威胁，所谓“先抢东江，次犯宁远山海关诸城”（见《李朝实录》）。于是后金于天启七年发动征朝鲜之役，也就是所谓的 “丁卯之役”。按《东华录》，皇太极在出征前说：“此行非专征伐朝鲜。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尔等两图之。”可知清除毛部的威胁是其主要战略目标之一。[cｃｈerｅ.net 西西河 capo1234]

战争结果，朝鲜义州、郭山、汉山、安州、平壤、昌城等地俱皆陷落，被迫屈服，签订和约，开市纳贡，以满足后金的经济要求。后金又强迫朝鲜，今后不准毛文龙部队在朝鲜境内入城或登陆。据《仁祖大王实录》五年九月丁卯，金国的使者扬言：“毛将今后下陆，若耕一亩田，则我国决难终守合约，贵国受兵必也。”毛部此时主力都在皮岛，云从岛及各海岛上，铁山一带只有老弱数千，也被金兵屠杀殆尽。从此毛文龙几乎失去了大陆上的所有根据地，情势相当恶劣。《熹宗实录》与《东江疏揭塘报节抄》里虽有毛文龙所奏在丁卯之役中大捷的报告，但甚有可能是冒功虚报，在此不论。当是时，以袁崇焕的正面关宁精兵，在朝廷严旨下都不敢去救朝鲜，表面上大为布置一通，却一直在三岔河一带徘徊不前而已。要求毛的敌后部队正面接锋，野战杀败后金主力，也未免不太现实。

杀败朝鲜，彻底把毛文龙赶到海上之后，皇太极和谈的战略目的已然达到，于是立即起兵，扑向锦州。四月十八与朝鲜的合约墨迹未干，五月初六出征锦州的兵马已经动身。至此第一次和谈彻底破裂，明军的大小凌河等城尚未修筑完毕，均又被金兵毁坏，但锦州已经修好，藉此明军取得了著名的宁锦大捷，在此不再多述。然而此战只能说是一次战术上的胜利，明军在战略上依旧未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取得任何战略主动权。不久形势又再次变化，袁崇焕去职王之臣接任，然后天启皇帝驾崩，崇祯上台后剪除奄党，朝中政治形势天翻地覆。而此时，大明在财政上也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各地欠饷之多之严重前所未有，哗变之事此起彼伏，只需查之《明实录类纂》之军事史料卷，触目惊心，自然了解。在此内外交困下，明军终于不能再坚守锦州，主动放弃之，金兵派人将其城墙轻易破坏。至此，明方藉第一次和谈休战时间而赢得的全部成果丧失殆尽，战线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空费了大量版筑之金钱，而后金则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标，客观来说，是第一次和谈中得益较多的一方。[ｃｃｈｅｒｅ.net 西西河 capo1234]

然而在恶劣的情势下，再次和谈对于明方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一，新皇帝上任，朝中政局不稳，难以集中精神在边事上。第二，急需筹措饷银，以安抚各地的饥兵。第三，辽东残破，尚需从头再次经营。对于毛文龙来说，新败之后退守海岛，失去了陆上的基地，朝鲜又已经屈服于后金，无法再借为屏障，也需要好好修整再筹画下一步的部署。之前袁崇焕因为讲款误事而被迫离任，接任的王之臣对后金封死了一切谈判的渠道，这就给了毛一个契机。加上王子登等人新近从后金那边逃过来，极力撮合，于是就有了毛文龙试图与后金和谈的举动。

按照《毛文龙来信》第一封里的说法，这种尝试开始于天启七年十一月，毛文龙派遣游击金秀柱和王子登的两个家人前往金方送信，试探和议的可能。这些人于十一月十三日进入威宁营边界，但从此就再也没有音信，不知是被守边的兵抢劫杀了还是给皇太极扣留了。因此毛文龙于崇祯元年正月又写了我们今天见到的第一书，再次询问和谈的事宜。[cｃｈerｅ.net 西西河 capo1234]

此信尚有汉文原档残存，现藏于台湾，亦被收录在《明清史料甲编》内，文字基本上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档案封面有“天聪元年初次来”七字，时间上与《老档》颇有冲突。考查内中文字曰“于十一月十三日……入境，至今两月，未见回音”，则该书写于正月无疑。若按《明清史料》的说法，则该信写于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之正月，但当时天启皇帝尚在，决不会有“况我先帝代逝”的句子，因此应是《老档》为准。而后金官员对历史档案整理之混乱，又可见一斑。

再考之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其六年三月有记载，胡差曲虎（即阔科）带着七个人去向毛营，说到年前毛帅曾差人通气，说“新天子即位以来，有意于和亲云”。但金国“不信其言，抑恐毛帅有他谋，斩其人而不纳”。不久后毛文龙又派遣王姓之人，再陈述和好之言，前后相符，于是皇太极才回心相信，派遣曲胡和七个从人，连同王姓人一起去毛营谈判。“细听其言，如其不诬，则定与约和而还”。[ｃchｅrｅ.net 西西河 capo1234]

《仁祖实录》的记载，有力地印证了毛第一封书信之事，可见第一批派去的人因为未能取信于后金，已经被斩了。而《满文老档》中又有王子登之密信，相互对照，也确证此事无误。王子登本是后金镶黄旗参将，驻石城岛，天启三年毛文龙就曾与之通书，欲招揽之，结果被告发。但金方认为这是明朝的反间之计，不但并未处罚王子登，反升其为副将，此事亦见于《满文老档》。王子登得后金信任，感激非常，誓死效力。他于天启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到达皮岛，毛文龙甚是高兴，封其为总兵官，但王子登实际上仍是为后金办事，成为毛身边的奸细。王子登写给皇太极的密信，实际上就是敌后工作的报告。

读王子登的密信，可知他到达皮岛之后，大力向毛宣扬皇太极的仁德。毛露出口风说：“倘与我和为一家……富贵封侯，有何难哉！……今我掌权，独断独行，其所奏之言，均可施行。如此则大事岂有不成乎？”王子登一听之下，“不胜欢喜”，马上亲自草拟了和议书送去，并急急写密信告于皇太极。读毛文龙第一书，决无 “投降”的意思，只不过试探和议的可能。并说道，往日袁崇焕请和，因为群臣齐相争议，这才迄无定论。而他毛氏权柄独操，“海外地方，俱令我辖”，因此若是他来讲和，“帝必纳之”，“断不似伊等贻误国家大事”。口气虽然狂妄，却决无乞降之意。而此时，双方经历年前丁卯之役后，正是仇怨极深之时，向来对和谈极有兴趣的皇太极收到口信后，非但不敢相信，甚至怀疑毛有什么阴谋，干脆把第一批使者给杀了。可见毛之前和金人是不折不扣的死敌而已，更没有什么“世交”。王子登在密信中也是战战兢兢，称道“事若王子登泄露，则将生命不保矣”。可见毛文龙要是发现他的奸细身份，那也是当然不会客气。此时是崇祯初年，也即天聪二年的正月。离袁崇焕双岛杀毛文龙事已经只有一年半了。我们再接着看看毛文龙如何在这一年半中突然180度大转弯，死乞白赖非要投降不可的。[ｃｃhｅre.com 西西河 capo1234]

毛的第二书，据《老档》所载，是（崇祯元年）二月接到的。以其言语看来，似乎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口头协议，所谓“初和之事，两国告成”。而毛一方收到了金方的礼物，以绸布等回赠。其中看不出有投降之说。该书也有残档，见于《明清史料甲编》，文稍不同。

王子登的第二书，也是再次大力催促皇太极与毛文龙议和。“汗须始终如一，勿违毛都督议和之意，凡事相议而行，何患大事不能成”。若毛文龙要投降，作为内奸的王子登怎能不立马飞书通知皇太极，并以此邀功。所以写这封信时，毛文龙和后金仍只是正常地进行和议而已。这封信没有时间，但应当在二、三月间。

毛文龙的第三书，按《老档》记载，于（崇祯元年）四月接到，是一份类似誓约的东西。双方对天发誓，从此和好。皇太极一方“思欲和好，即归还旧地，誓告于天”，而毛文龙则“若怀前仇，阴谋杀害，肇起异端，则唯天鉴而诛我毛文龙”。我们无法得知双方私底下还进行了何种交易，若只看该档文字，则简直就是明朝前所未有的外交大胜利。皇太极要和平的话，需要马上归还占领的明朝旧地，这是何等让步，袁崇焕当年在宁远和谈时就从未做到过。而毛文龙呢，只要不怀前仇，不阴谋杀害，不制造冲突就可以了。明军当时屡战屡败，见金兵避之唯恐不及，又何敢“肇起异端”？所以这份誓约是否能够实现，倒是颇值得怀疑的。不过仍看不出毛文龙“投降”之迹象。《明清史料丙编》有一残档，为一使官所叙述的和约内容，文字大体相同。[ｃcｈeｒe.com 西西河 capo1234]

从毛文龙的第四书起，形势突变，刚刚达成的和议突然又陷入僵局，原因就是皇太极的使者阔科被抓，押往北京。该事碧血文已经记载甚详，不再赘述，但是碧血文颇有言不及义之嫌疑。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关于此事的那几封书信。

毛写第四书时，按照文字，应在五月十六日之后。按照毛文龙的说法，户部的人对金人往来频繁，已经产生怀疑（该书亦有残档留世，见于《明清史料丙编》）。查阅此书，字里行间虽然有些偷偷摸摸，但也未提起要投降叛变的说法。又查谈迁《国榷》之崇祯元年三月之记载，有“援辽总兵毛文龙奏：建虏遣可可固山、马秀才等五人，至皮岛求款”的说法，证明这次和谈，毛文龙是上报了朝廷的。而毛文龙第六书（我们暂且跳过有“两面夹攻”句子的第五书不论，后面另谈），突然称这些人“误入户部粮船”，被抓走了。这第六书也有残档流传，载于《明清史料丙编》，但多有破损。单看毛的第六书，似乎也不像投降的语气，只是说“我与尔彼此能罢兵休战，共享太平，则我心中不胜喜悦”云云。但因为阔科误被抓去，必然导致“汗与诸贝勒，亦不再听信我言”，因此“败我大事”。于是毛文龙在书中推卸责任，说明此事并不是他的“哄诱”，并要求继续和谈，“同享幸福，名垂万世”。[ｃｃhｅre.com 西西河 capo1234]

如果按照碧血汗青的猜测，户部官员黄中色识破了毛文龙与后金私下往来的机密，暗中设套，抓了阔科等人，人赃俱获（既然擅自抓了人，想必毛给皇太极要求“投降”的回书也自然一并缴获了），直接解送朝廷，那我们自然要问，黄中色为何后来没有在御前狠狠参劾毛文龙谋反叛逆，而朝廷对此也没有任何反应？更进一步，要是毛文龙当真投降后金，眼看大事即将败露，如此生死攸关的时刻，以其海外天子的权势，当年“不惟阅不阅在我，并他去不去亦不由他”的狂妄，莫说把人截住不在话下，甚至把黄中色一班人全数杀了灭口，来个死无对证恐怕也有可能。但毛文龙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过来还在《塘报》中大肆吹嘘自己将夷人头目“俘解至阙”的功劳。再查明方朝廷记录，按《崇祯长编》元年七月，有“东江总兵毛文龙，送大清议款使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四人至京”的记载。《明实录》本无崇祯一朝，《崇祯长编》乃清编《明史》时，按明方档案特意补上的，谅非毛文龙之力可能篡改。这说明在明廷看来，阔科等人是毛文龙送来的，而并非黄中色暗自瞒着毛文龙抓捕而来。[cｃhｅｒｅ.com 西西河 capo1234]

就算毛文龙神通广大，可以封住阔科的口，这“私通外番”的罪名总归逃不过去。但查当时朝廷记录，也绝无对此的攻击。要知道当时魏党垮台，毛文龙的处境极为不妙，一众文官对其的攻击无时无之，在粮饷上对其的克扣更是严苛。后面将分析到，毛文龙当此逆境，思想稍有动摇也并非没可能。但并无人攻击其谋叛通敌之类罪名。阔科等人到北京后一个多月，山东总兵杨国栋疏陈毛文龙有十大罪，但凡能搜罗之罪名全部上纲上线，居然也绝口不提这新鲜热辣的“通夷”一事，说明阔科被抓一事决非瞒着毛文龙私自行动的。而对照后来王子登密书中所称“科道各员闻之，俱奏书称，毛文龙欲亲敌国，设计谋叛，事已属实”的言语，可知王子登之言，当真不尽不实。

多方比对之下，这件事最有可能的原因，可能还是毛文龙想玩小花招，顺便给自己邀功请赏一番。如碧血文所说，毛的自己人“误入户部船”似乎不大现实。而按前引《乱中杂录》卷七载，都司刘万仁在十月对皇太极解释此事的时候说：“信史出去时，杀汉四十余，枉害人物，罪在通官，故杀之。”可见后来王子登所称的滥杀无辜一事多半不假。毛文龙得知之后，恼怒之下杀了马通事，顺便把阔科一行交由户部之人带回北京邀功。对后金则谎称“误入户部船”，推卸自己的责任，不致和皇太极翻脸。[ｃｃhｅre.com 西西河 capo1234]

按毛文龙的一贯表现来说，做这种事情自是顺理成章。杀马通事固然是其罪有应得，而毛文龙究竟是有意杀之，还是一时性起杀之，如今也不得而知。但“献俘至阙”，却是毛最喜欢做的事情。毛文龙好大喜功，捏造冒赏就不用多说了，而每次抓到俘虏，必定要大张旗鼓，一路押解到北京领功。天启五年十二月，毛解京的一百三十名俘虏行至石城岛时“兵变”，杀伤不少，登莱巡抚武之望就曾上奏说，各边擒获的俘虏，极少有解献入京城的，除了少数几个大头目，多半是就地正法。唯有毛文龙“一解再解，以至踵解不已”，沿途保护、看管、耗费不少，要求以后不要再解俘，上疏通知就可以了（《熹宗实录》五年十二月乙亥），但毛文龙仍是解俘不已。按《表忠录》里徐尔一的奏折，当时已经累积到四百七十多人。这当然是毛文龙喜欢邀功的表现，也说明他向来是那种有了功劳决不放过，没有功劳也要夸大谎报的那种人。以户部刚巧在岛的借口对皇太极搪塞，对朝廷则大肆吹嘘自己的功劳，也符合他的一贯作风。若毛文龙此时已有投降之心，则决不至于冒着跟后金翻脸的危险，去邀明朝无用之虚功。而若说是黄中色设计擒拿，毛文龙无可奈何，以前文分析之，是更加站不住脚的解释。阔科事件之后，毛部兵官更是在朝鲜各地大肆截杀“差胡”（后将详谈），也说明把对方的使者做为俘虏擒杀邀赏，正是毛文龙的拿手好戏。[ｃｃhｅre.com 西西河 capo1234]

那么，在毛文龙身边的后金奸细王子登，为何没有向皇太极及时报告真相呢（如前文所分析，直到次年三月二十五日，皇太极才收到王关于此事的密信）？第一，王子登未必事事亲身经历，亲眼目睹其中内幕。第二，就算他清楚毛文龙只是献俘邀赏，对皇太极的解释不尽不实，以他当时的身份处境推想，默不作声也是最好的作法。从前面几封书信中我们已经看到，毛文龙和皇太极的和谈，本是王子登一手促成并大力推动的，只有把“大事”做成了，他才算是有功于国。毛的第一封求和信就是王子登亲自草拟，而在第一封密信中，他更是大力鼓动皇太极，“速遣通晓汉语亲信之人，与去者同往皮岛”，促成谈判。现在毛文龙突然把后金的使者抓起来送去北京，皇太极怎能不迁怒于他？按朝鲜《仁祖实录》六年四月，“王子登有子之妻，尚在虏中”，可知王子登的家属并未一起逃来，还在后金手中。他要敢说明使者其实是毛文龙解去献俘了，皇太极的第一反应不外乎是：好哇，你毛文龙居然借和谈的幌子诱哄我的人！而第二反应恐怕就是：谁当初竭力说服我去和谈来着？不就是你王子登么？现在我的人没有了，怎不拿你家属是问！因此王子登所要做的，恐怕也就是为毛文龙全力撇清责任，就算知道，也只好默不作声。若《老档》最后那段显非出自毛文龙的文字是王子登所书，则他在其中称毛文龙“欲降之心，半真半假”，“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就最好地印证了毛文龙此时的行为，前后文件对照衔接，极为合情合理。[ｃcｈeｒe.com 西西河 capo1234]

但事情坏就坏在，这个阔科（或曲虎）并非是一个普通的使者，而是皇太极极为宠信的心腹大将之一。按《仁祖实录》六年十月壬寅，“上曰：曲虎何如人耶？兰英曰：汗之爱将，而多领汉人矣。”因此皇太极对此事极为愤恨，一直念念不忘。以致事发近十个月之后，王子登不得不再写密信给皇太极，再次解释阔科之事，这就是《老档》王子登（崇祯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信件（被误归至崇祯元年）。

在这封密信中，王子登先是大力叫苦，说他一心促成和谈，“谁知对二处均无利益。我诚天地间无用之人也。”毛文龙怪他当初说金国汗如何如何亲善仁德，想不到派来的诸申使者扰乱地方，又以“大言欺我”，这都要怪在王子登的头上。而皇太极更是因为阔科一事，不再信任王子登的话。于是王子登再次解释阔科事件，说道该事的缘由，其实是那二人自己不好。纵观全信，王子登一方面竭力撇清毛文龙的责任，以证明毛是好人并非诱骗，当初和谈其实相当正确（从而体现他本人的功劳），一方面又大力劝说皇太极捐弃前嫌，再次派使者前来，更以毛文龙“去岁七月”曾有归降之意来作为说词。别的暂且都不论，该信中一字一句的用意，在今人看来都是很明显的。毛文龙最初是把责任全部推给户部官员，给皇太极留足面子。而王子登则提到使者滥杀无辜一事，说明他们本身也有问题，试图平息皇太极的怒气。而且据前引《乱中杂录》，该事恐怕早已为后金所知，隐瞒亦无益。碧血文中长篇大论，力证两者之不同，因此非一人伪造。但首先，毛的第六书并未流露出有投降或叛变之意，纵然是毛之原文，也不能证明毛通敌。第二，两书之写成已相隔半年左右，就算是出于一人手笔，因当时情势迥异，对事情的解释前后稍有不同，亦不出奇。何况前文已经分析，使者在毛文龙无力挽回的情况下被户部俘获，直接献于朝廷，无论从毛之性格、当时之情势、朝廷与舆论之后的反应看来，决无可能。都是写来搪塞皇太极，以达到继续和谈之目的罢了，谈不上哪篇更接近真相。[cｃhｅre.com 西西河 capo1234]

在此要专谈一下毛文龙的第五书。该书前面亦只是解释阔科事件的原因，到最后忽然奇峰突起，竟说道：“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特致书以闻之。”这难道不是毛文龙通敌叛变的铁证？

但这封档案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满文老档》中收毛文龙来件七封，有五封都有残档留存，收于《明清史料》中。内容大体相同，文字稍有出入，当为满文翻译之故，但足以互相印证。这第五封则不见于档案，难知是真是假。纵然有此一书，文字上是否是原来的意思，也难以考证。特别是《毛文龙来信》不署时间，更无后金的回书作参照，不免使人摸不着头脑。

第二，从文字上看，该书前半大段都在解释阔科“误入户部船”的缘由，这和毛文龙的第六书彻底重复。对比两书，大体所讲都是一样，为何同一事要反复解释两次，且文词雷同，甚是奇怪。而且看第五书，前面陈述被捉事由，行文条理清楚正常，最后劝谕皇太极之后若派人，“须仔细辨认”。按说到此书信已经结尾，后面突然冒出来“无论尔取山海关……”此类语言，和前文绝无逻辑联系，突兀之极，不禁教人惊愕。[ｃcｈeｒe.com 西西河 capo1234]

第三，联系当时和谈的情况来看，我们已经分析过毛的一、二、三、四书，只是和谈而已，并无任何投降或者叛变的迹象。之后的第六、七两书文词闪烁，但以“大事”概括，也绝无明目张胆，公然书写欲投降或叛变的地方。若按前分析，这第五书的递送时间当不早于崇祯元年九月，而该年元月，皇太极还和毛文龙势若死敌，把他派来的使者杀掉。该年四月的第三书，皇太极还要“归还旧地，誓告于天”。该年五月，毛文龙还有意无意地把皇太极的使者解送京师，塘报里大肆报功，令皇太极恼怒非常。因此这番言语就和之前之后的僵持情况无法吻合，令人颇感大惑不解。恐怕突然见到“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皇太极本人也要大吃一惊吧。

第四，第五书里对阔科的处理方法为事理所必无。按毛文龙的说法，使者在他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被户部抓去了北京，而他得知以后，“连夜遣人赴京，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请少待数日，奋力交涉，俾还于汗。”这阔科（曲虎）乃是和毛文龙谈得“同气同意”的使臣，而从之前所引《仁祖实录》的文字来看，他更是从皇太极收到第一封信起，就专门与毛文龙交涉的使臣，经历了到那时为止整个谈判的全部过程。所以要是毛文龙和皇太极已经谈好“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 的作战计划，这个阔科决无不知道之理。按说掌握这等重大机密的关键人物，要是被人捉了去，毛文龙有灭族之灾（按《表忠录》，毛之家人已经给他遣返杭州去了），且不说皮岛范围之内，毛决无救不出俘虏的道理，就算真的鞭长莫及，毛应当怎么做呢？自然是尽快杀人灭口，杜绝后患，越早越好。又怎会“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若我是毛，得知朝廷抓住该使者并判了死刑（显然，还没有问出什么来），谢天谢地还来不及，恐怕还不放心，不等秋后勾决，自己雇个刺客先将其杀掉再说（有这个神通救人，还没这个神通杀人？）。决不能花上大把银子把他“养之于内地”，那岂不是多活一日便多一日危险？更况且从文字中看，毛虽然能救其性命，却还无法把他自由地再运出来，尚需“奋力交涉”。这种贿赂之事，多一道关节便又是多一道危险，毛和该使者之间的重大关系，又多一人知晓，此等不智之举以毛文龙一贯性格来看，当不可能。以上可知，这第五书应当只是欺凌皇太极的假话大话而已，既然如此，所谓“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又怎当得真？[ｃｃhｅre.com 西西河 capo1234]

第五，根据王子登次年三月的密信，毛文龙在崇祯元年七月左右的时候被众文官纷纷弹劾，心中郁闷，曾有“往登北岸”的想法。但是手下说，我们当年抓了镇江的佟游击解送，如今又抓了牛录额真阔科解送，又不清楚汗的意思，就算突然前往，对方也不会容纳。于是毛文龙恍然大悟说，“所言良是，我将遣人往观汗意如何”。由考虑投奔转为试探，但不料“前往之人被羁留”，于是断绝了一切投奔的可能性。而且纵观整个《老档》之密信，可知皇太极因为阔科一事，对毛文龙派去的使者均羁留不放，后来更发生了皮岛收留刘兴祚一事，皇太极大怒之下，更加绝情，言称“若送还诸申，可以往来；否则不再往来”，断绝了一切交流的渠道。王子登之言是为了说动皇太极继续议和，其真假夸张程度不知如何，但至少说明：一、在崇祯元年七月之前，毛文龙和皇太极并没有谈过归降的可能性，不然也不会 “未能仰副汗意”，“忽然前往”。二、所谓“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就算真的是毛文龙之书，也应当是一次试探，但最后根本没有得到皇太极的回应。因为至少到次年的三月二十五日，离毛被杀只有三个半月（该年闰四月）时，双方的和谈仍然陷于僵局，甚至没有使者互相往来，由王子登书可证。[cｃhｅre.com 西西河 capo1234]

综上所述，毛文龙的第五书，其来历可疑，内容矛盾，就算真有其文，也并不能作为毛文龙投降叛国的证据，后文更将结合毛、金以后之表现而论证。《崇祯长编》二年闰四月：“总兵毛文龙报称：大清皇帝言，屡次与毛文龙讲和，文龙回书语皆饰欺，及送礼讲和，又将我人解京，又将我心腹刘爱塔兄弟七人收回岛去……”说明金方也认为毛文龙的来书一向是“语皆饰欺”，并不当真。更查《仁祖实录》六年（即崇祯元年）十二月壬辰，有“龙骨大（按：金人也）招朴璇密语曰：……贵国既以诚信相待，何敢有隐，与毛相通果有之，而非与贵国以信相和。彼欲觇我，我欲觇彼，以相通也。”可见后金一方也并不把与毛的和谈当成一回事，认为只不过是双方互相要窥探对方的情报，所以暂且往来相通谈判而已。

崇祯元年九月，原后金的守备刘兴祚（又名刘爱塔）以诈死为掩护，投奔皮岛，十月，其兄弟共七人又陆续到来。刘兴祚可谓后金建国以来，降明的最高级别官员，因此皇太极极为忿怒，指明皮岛要人。毛文龙在刘兴祚归降一事上对内自然又是虚构冒功了一番，但面对皇太极的要挟，拒不放人，使得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皇太极定是派人去皮岛送书，把毛文龙大骂了一番，说其“骄恣失信，俾人生疑”，于是就有了毛文龙的第七书回信，也就是《满文老档》中毛文龙的最后一封来书。[cｃhｅｒｅ.com 西西河 capo1234]

这封书亦未署明时间，总之必在崇祯元年十月之后。毛文龙在该书里口气强硬，近乎谩骂，因此孟森先生才说此书“词气倨傲，绝不似投降口吻”。譬如“尔若不顾，则亦已耳！何以大言欺我？”“事成之前，尚且如此。一入陷阱之中，岂能以礼待我耶？”“尔言误矣！”“然在彼处，尔之过失亦不少也！”“屡行欺诈，反复无常……良可惊也”，“诚然如此，我亦闻之尔处之事，又何惧哉！”“何其无智乃尔！”“设尔进退维谷，听命于我，我岂肯乎？”……不一而足。观此书，和《毛信》中第四、五、六等急急切切，寻求谅解的口气已经迥然不同，确实难以教人相信，这竟是迫不及待想要投降之人。皇太极信中说，如果不送还刘兴祚等人，就不再来往，毛文龙又借口拒绝。双方之后的关系必定更加僵化，以致于王子登坐立不安，终于又写了三月二十五日的密信，要皇太极尽释前嫌，甚至不惜亲自去说动刘兴祚也成为“卧底”，以此来劝说皇太极重新谈和。

这便是《满文老档》中毛文龙的最后一封来书，而其后半部分并非毛文龙手笔，之前已经分析过，不再多说。如果这段误归入毛文龙来信的文字可以相信（多半是王子登所写），那么至少可以得出结论，毛文龙直到被杀，并无真心投降之意，以致王子登觉得已经没有指望，干脆以蓄意叛逆的罪名密告袁崇焕，以此杀了毛文龙。若其事不假，则毛文龙亦是为反间计所杀，和袁崇焕又何其相似！而且毛文龙“降敌”的证据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若不然王子登作为和后金谈判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焉有不收集铁证而呈给袁崇焕，以确其事之理；而袁崇焕之后又焉有不在杀毛文龙时，将该证据公诸于世，定为第一该杀大罪之理？直到毛文龙死后，王子登仍是战战兢兢，不敢书东江之事，害怕“一旦传扬，唯恐被牵连，事将难解”。那王子登本就是后金奸细，若毛文龙一心投降，则根本不必隐藏身份，直接引见便是。可见毛欲投降之说不确。[cｃhｅｒｅ.com 西西河 capo1234]

有无可能，毛文龙在第七书之后又接连去书，谈好投降之事，只不过《老档》未收呢？第一、由《老档》最后那段可知毛至死并未有实际投降的意思。第二、《毛信》第七书最早亦应该写于崇祯元年年底，而从崇祯二年正月开始，宁远的袁崇焕开始了与后金的第二次和谈（其往来信件清楚明白，均载于《老档》），皇太极对毛文龙“骄恣失信”极为恼恨，现在和谈有了一个正规的渠道，自然再也无意理睬毛文龙这边。从王子登三月二十五日书可见，双方之间已经无甚交流和来往。

第三、毛文龙和后金双方由于和议谈僵，关系迅速恶化。据《仁祖实录》六年（崇祯元年）九月，毛部有人诈降后金，称朝鲜已经与毛谈好，一起讨伐金国。这算是反间之计，或者也可以算是嫁祸之计，只不过若毛一心投降，此计似无任何必要。另据《仁祖实录》，毛部开始在朝鲜境内四处扑杀小股的后金使臣，如崇祯元年十月辛丑，“都督票下军兵生擒真鞑七人，斩级一人，胡马五匹”。十二月庚戌，有后金商人八十在朝鲜会宁府扰攘，毛文龙欲以大军征讨，朝鲜官员生怕惹祸而拒之。而后金也奋起反击，崇祯二年二月，突然杀入蛇浦，毛部在此屯耕，猝不及防，慌忙逃走。不久后后金又进剿铁山，杀毛部官兵数百人。后金同时又对朝鲜加强了外交压力，以其违背当初不准毛部上岸的誓言，威胁恫吓。即《崇祯长编》，也有“（崇祯二年四月）大清遣兵至铁山，索刘爱塔兄弟及王得库等”之记录。纵观种种，可知自崇祯元年末以来，双方关系极度紧张，更不像是在火热议降的姿态。[ｃｃhｅre.com 西西河 capo1234]

第四、若毛文龙一心降清，则其对明朝必定处处防范，尤其是崇祯元年起，朝廷严查汰兵，将其兵额由二十万减为二万八千，饷减为三十余万，更把前年多发的扣掉充数。而袁崇焕上台，蓄意剪除东江，自崇祯二年三月起开始掐断毛的经济命脉，令所有粮饷由宁远转运，以致皮岛上“动粮不至八月，竟无颗粒之颁”（《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二年四月奏）。而朝中对毛的议论弹劾，更是愈来愈烈，以杨国栋疏毛文龙“十大罪”为代表，以致毛文龙自己在奏章中有“臣受数十疏捏谤以来，心如死灰”之语（《崇祯长编》二年四月）。然而毛文龙即便在此情形下，对明朝官员亦无任何防范之心，竟只身前去宁远与袁崇焕议饷。此见于兵科抄出之袁崇焕奏折，中有“……凡此，皆愚之也，文龙果坠毂中，是以来宁相见。”等语，确切不假（此奏折载《明清史料甲编》）。可知在袁杀毛一事中，正是袁设下步步陷阱，而毛则毫无机心。袁为了立威，必欲在双岛众人面前杀之，而毛以人多势众，并无反抗。若干野史记载，袁假说是奉旨杀毛，而毛则安然就死云云，不论真假，都说明毛并无反意。若毛一心降清，哪能如此束手就擒，甚至先发制人，抓个蓟辽督师作为投名状恐怕也不稀奇。[ｃｃhｅre.com 西西河 capo1234]

第五，从毛的一贯表现来看，并无降清之意。早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后金就两次致书毛文龙，试图将其招降，书均见于《满文老档》，而毛文龙不为所动。毛自己在崇祯元年将妻、子遣回杭州，作王翦多求田舍以自保之意，后来也并未将其运回皮岛。该子名珏，甚是忠义，后来清朝想招募他，他辞而不受，说“恐违先将军之志也”（《表忠录》）。而且若毛真想“归降”，从后金一方来说也决无态度冷淡，拒不理睬之理。皇太极对于明朝来降之人是如何热情诚恳，翻之以后的史料，自然便知，在此不必多说，岂有独拒毛文龙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所谓《毛文龙来信》的脉络。

天启七年九月，王子登逃往皮岛，得到毛文龙信任，并大力唆使毛给皇太极写去了和议信。但第一批使者于十一月出发，此时正是双方关系紧张之时，皇太极难以相信，斩之。

崇祯元年正月，毛文龙再次去信（即第一书），皇太极回心转意，派阔科等使者回访，探讨和议的可能。[ｃcｈｅrｅ.com 西西河 capo1234]

崇祯元年正月，王子登密信皇太极，大力鼓动皇太极开展和谈。

崇祯元年二月，双方达成初步的口头和议，互赠礼物（即第二书）。王子登也再次去密信，鼓励皇太极始终如一，达成大事。

崇祯元年四月，双方达成一个暂时的和议，对天立誓（即第三书）。

崇祯元年五月，阔科、马通事等人又来到皮岛，在来途中滥杀汉人，结果毛文龙恼怒之下，把马通事给杀了，又趁户部大臣黄中色等正好在皮岛发粮，让他们把阔科等执送北京请功。毛文龙在奏折里大肆邀功，在写给皇太极的信里（即第四书）则含混其词，推卸责任。

崇祯元年七月，朝中对毛文龙的攻击逐渐增多。户部定皮岛兵额一下子变成了只有三万多，粮饷顿减。毛文龙当此困境，可能一时有了投向皇太极的念头，但因为之前双方从未有此试探，所以不知深浅，派使臣去打探，正好皇太极因为阔科一事在火头上，结果使臣被扣留，试探失败（如果第五书的确是毛的手笔，则应该是这段时间所写的）。[ｃcｈeｒe.com 西西河 capo1234]

崇祯元年九月到十一月间，皇太极仍不肯放过阔科一事，为此毛文龙写了第六书解释。这封书仍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毛文龙可能已经失望，于是干脆打断念头，不惜与皇太极再次撕破脸皮，收留了后金逃来的刘兴祚等人。皇太极问皮岛要人，不然就断绝一切来往。与此同时，双方在朝鲜境内的冲突逐渐增多，关系渐趋紧张。

崇祯元年年底或崇祯二年年初，毛文龙写给皇太极第七书，语气傲慢狂妄，再次拒绝归还刘兴祚等人。但仍然留下后路，没有把话说绝，希望双方继续议事。但此时皇太极已经与袁崇焕开始第二次和谈，所以反应也不热烈。

崇祯二年三月底，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仍然陷于僵局。王子登心急如焚，写了密信给皇太极，再次解释阔科一事，并力说皇太极不要拘泥于刘兴祚等逃跑诸申的小问题上，希望能和毛文龙把大事办了。在这前后，后金已经对开始毛部大肆打压，攻破铁山等地，并严令朝鲜不得让毛部上岸。

崇祯二年三月起，袁崇焕掐断皮岛粮饷海路，改由宁远转运，毛文龙与之力争，并去宁远议饷，未果，约于双岛再议。[cｃhｅre.com 西西河 capo1234]

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袁崇焕杀毛文龙于双岛。在此之后，王子登（？）再次写信给皇太极，说明前后缘由，是他觉得毛文龙归降之事并不能指望，干脆密告袁崇焕杀之，并称自己已经同“耿千总”谈判投降之事。后几年便有山东之叛。

以此推论，我认为，纵使相信王子登为邀功的一面之词，承认毛文龙曾有过一时的动摇，也无法得出他必然投降后金的结论。更不用说这个动作迫在眉睫，“很可能在袁崇焕杀他之前就归降后金”，或者如果不斩的话，“非但东江一镇可能将马上不为大明所有，也许还要连带宁锦、山海关以及登莱两府一起不保。”这些结论，我想是经不住推敲的。从事实上来看，毛文龙至死仍然忠于大明并坚持抗金不已，更况且袁崇焕之杀毛，很可能是受到奸细诬告的冤杀。毛文龙其个人可能有种种缺陷，但说他死乞白赖，在后金反应如此冷淡的情况下非要倒贴投降，我觉得是不成立的。

在此节最后，说说载于《明清史料甲编》的关于毛文龙“降清”的另一份档案。其文不见于《满文老档》，但内中称“与足下通此大事，已今三次”，“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等说法。但行文语气也颇为傲慢，有“岂知你奸计百出…… 良心何在？天理何在？”“你到底是鞑子家做事，只图目前之小利，哪知日远之大妙”，“何其气量偏浅而无容忍之甚也”，等等言语。在此封档案之首尾“毛文龙”三字上，均盖有红色“平辽大将军”之印信。[ｃcｈｅrｅ.com 西西河 capo1234]

关于此封档案，如果真实可信，据其文内“听说刘爱塔兄弟在铁山，我等星夜来抢拏他来了”的句子，应写于崇祯二年三、四月后。此时双方关系已经相当紧张，所以该文以抱怨为主，已无乞降的意思。至于“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的话，当是自抬身价之语。若此文当真是出自毛文龙之手，自然逃不出忤逆的嫌疑，但也并非异常急迫的危险，因为该书全篇只不过是在试图恢复双方的信任，打破紧张关系，重新进行谈判而已。毛文龙恨后金一边送书，一边用兵，偷抢人民，大骂对方背信弃义，是鞑子做事成不了大器。也承认之前做事“屡做屡败”，并未成功过。不过若允许任意猜测，则毛文龙亦有可能是在用大话欺凌对方，让对方收兵以赢得喘息，“互相玩弄”而已。设身处地为毛着想，则其最佳的利益无非是保持原状（最好明朝不要克扣饷银），做个海上皇帝，与后金又不必打仗，自由快活。按《仁祖实录》崇祯二年三月癸未，朝鲜特进官李景稷从皮岛回来，报告说“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坐岛中，享其富贵而已，似无他意矣”。想来毛文龙若一意投降叛变，似乎也无甚意义。何况此封档案不见于《老档》记录，又无缘无故，和他书不同，特意加盖“平辽大将军”之印，真假亦是难知。有王之登这种一心促成和议的奸细在内，伪造文件也是家常便饭，如孟昭信先生在论文中就曾经断言，《毛文龙来信》除了第一书以外俱是王子登所伪造（见《史学集刊》1981年复刊号）。我虽不完全赞同此观点，但从之后王子登对毛文龙失去信心的情况来看，凭这些文件最多说毛文龙语言大胆狂妄，和其“牧马登州，取南京易如反掌”之类狂话类似，也难以凭此确断毛之降金叛明即在眼前，即杀之而不惜。[ｃcｈeｒe.com 西西河 capo1234]

以上是对碧血汗青文第一部分的简析，以下再说说东江的饷银一事及东江镇在明末整个国防体系中的作用。

关键词(Tags):[毛文龙][袁崇焕][皇太极][满文老档][降金]

• 7，明清/太平天国（上）
• 事实上，我没造谣，因为我说的是这一篇
• 我希望大家都去看看那次论战

碧血文中对如此明显的漏洞竟然视而不见，并随心所欲，篡改了原文。把“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改成“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可见碧血原文）。即使如此，读来仍是不通，因为前面仍有“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的话，而且毛已经是总兵官，又怎来“升为副将”？碧血本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加注问道：“此何意乎？”

没看过原始资料，最好就不要人云亦云凭空妄断，不然免不得自己要尴尬。

因一些原因制约，我在未完成全部稿件前，是不能将全文贴出的，而正文去掉的话则无法前后通顺，因此在这里贴的时候就去掉了注释。

其实上面文中说的一些问题，我在注释中做了详细说明，引文括号里的语句，系增补之缺漏文，而非我之注释。

在正文中，我也早就说明

正文夹评注，为当前所做文之体例所不允，是以置于注释。

今将相关条目之注释简附于下，一看便明了。

又：关于毛文和王文的时间问题，老档中归档确实有误，是以我文中未做特别说明那一封信是何年，而是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来排列，以避免不应该有的错讹。

至于第七封信的作者猜测，则历来有之，此文猜测为王子登，亦有猜测为刘爱塔的，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其实真说起来，与其说是王所做，还远不如说刘所做更为合理，我在第四节《东江崩溃》里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有关注释如下：

（8）《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一册；神田信夫：《“满文老档”に见える毛文龙等の书简について——毛文龙と后金の和议と交涉をめぐって》。据神田先生考据，王子登抵达皮岛的确切时间为明天启七年，清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九月二十九日。

……

（13）（19）《崇祯长编》卷十一；《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二年四月：“臣部之兵，倡义原有数十万，一裁之词臣姜曰广科臣王梦尹，为十六万；再裁之饷臣黄中色，为六万。”

……

（1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六年：“金起宗启曰：黄户部……曰：‘俺非但运饷，专为纠察军务而来矣。’又曰：‘国王不惟问安，又送礼物，极知厚意。俺当受之不暇，而但任是御史，先受礼单，则必见侮于诸将。’始终固辞，不得已辞矣。”

（2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七年：“凡有虏来投者，使其养子毛有见主之，即换着汉服，人不得识别矣。”

……

（22）此两封信均出自《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二册。第六封信中：“我与刘德库初议时曾言，我两国之事若能成，不仅送还诸申，连我亦无处可去等语”，台湾版本做：“我与刘德库初议两国之事成时，不仅送满洲人，即我亦岂能往他处耶？”似更清楚。

“尔诚信赖我，俾我从速登岸，又何必急于索还所有诸申耶？何惜此数诸申人”几句中，末句在台湾版《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中多一“我”字，为：“我何为惜此数人”，当为是。

台湾版第七封信的起首为：“忆先使赵姓往告上与诸贝勒，请率兵来，我为内应。”使者姓氏有所不同。

“又云：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对遣来之刘保等人仍以善言惑之，做速遣回，事将自然完结等语”几句，台湾版为“又谓我欲降之心未必全真，所使之刘实等仍是巧言欺诈；请速遣回，事自完结”，似更清楚。

“即行劫掠”一句，台湾版本注明因原档残缺而空白。

“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此几句台湾版本为：“并以我有叛心，密告于袁都司杀之；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此何意乎？”北京版本脱漏“此何意乎？”一句，未知为当时抄写之漏抑或现代译文之漏。然台湾为原档册本，应为是。

“唯因汗与诸贝勒弗能通情达理，是以我归心未定”，台湾版本此后还有：“上何不见谅乎？但来时，即尔之臣工也。”北京版本脱漏。

“虽在彼照常养之”一句，台湾版本注明因原档残缺而空白。

“若书东江之事，一旦传扬，惟恐被牵连，事将难办，遂未书之”， 台湾版本为“东江之事，一或播扬，恐为牵连”，而没有后一句“遂未书之。”阅其全文，全为讨论东江之事，而云“遂未书之”，颇为不通，联系上文，当为“可勿书之”，即皇太极誓书内可不写东江之事以免事泄张扬，其意则顺。

“我将乐于做事”台湾版本此句为“我即愿行”。

末尾语中“耿千总”，台湾版本为“刚千总”。若是“刚”，则应指当时后金负责与毛部联络之刚林，语亦通。

北京版本信末语为“毛总兵官死后，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台湾版本则无“毛”字，为“我与刚千总商议欲降之法，三弟在宁远、四弟在山东，时明兵又至，故慎而未动。上诚有意于我，如用我时，遣人来告。倘以欺诈见疑，即行停止，我亦不再使人矣。”毛总兵官死后云云，语颇不通，亦如“此何意乎”，“耿”“刚”之误等，未知为当时抄写之误抑或现代译文之讹。然比较日本版本之译文，亦无“毛总兵官死后”等语，三地译文两处均无此句，而台湾又为原始档册，是以应以台湾之原始档册为准。

意见尽管发表，俺很希望看见有价值的意见。至于自己不看也不知道任何具体有价值的资料和依据，就信口开河的意见，我还真是不屑一顾的。

你既然那么喜欢下结论，那么至少要看过原始资料才有这个资格，不然的话你的结论就是毫无依据的凭空妄断，如果你不觉得因此会尴尬的话，请尽管继续，言论自由吗，是不是？

可不是吗，您千万别跟我呕气，把您气着了我可担代不起。有这工夫，不如再仔细看看您自己的文章，好好琢磨琢磨。我们大家伙儿正等着看您如何回答capo1234呢!

昨日匆匆草文未及详查，今天又偶翻资料，发现碧血汗青引文中偷换句子的地方倒也不是随心所欲改动的，而是在1990北京版的《满文老档》文字中，把矛盾之处都用清末金梁的《满洲秘录》老译本置换，特别是最后那部分。如在北京版“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文字之后，调换《秘录》文字：“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此何意乎？”（不知为何把“此何意乎”加上了括号）。又加“上何不见谅乎？但来时，即尔之臣工也。”一句。又删去“毛总兵官死后”这关键一句，不过这句话在《秘录》中倒也未曾译出。

虽然如此，但碧血兄在整段新版文字中，为了避免矛盾疏漏之处，随意穿插调换老译本文字以遮掩，又不于文中分析说明之，未免也不合规矩。碧血兄之文后有注释，但网上未曾见到，可能在注释中有说明，如此则恕罪则个。

不管怎样，这仍然不能改变该信并非毛文龙所写这一明显事实。首先碧血兄自己也明知，文中也详述过，金梁版《满洲秘录》翻译于1918年，年代久远，存在着严重的翻译错漏问题，极不严谨。对此信件的翻译显然先入为主，把所有的“毛总兵官”都想当然地译为“我”。因此在遇到明显矛盾的时候，翻译者就篡改原文意思甚至干脆跳过不翻。另外该秘录所依据的档案也是较为残缺的那部，文中有多处注明“残缺”处，已由新版补充之。[cｃhｅre.com 西西河 capo1234]

《满洲秘录》对于该书的错译，对比各种《老档》版本，则举不甚举。如把“周”译为“赵”,把“耿千总”译为“刚千总”，尤其是把“毛总兵官”自作主张地译为“我”，于是居然出现“以我有叛心，密告于袁都司杀之”，这样奇怪可笑的句子。碧血汗青调换的“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以及删去的“毛总兵官死后”，正是当初翻译者想当然地篡改原文意思的结果。若要以1918年的旧译文来推翻1990年的新译文，似乎不太合理。

我本人不通满文，但手头亦有神田信夫所译日文版《老档》之东洋文库2003年新版，内以罗马拼音标注满文原文。若有行家，亦愿录入以共享之。

为何此信决非毛文龙所书，如前文所述，首先文字上极为明显，一看便知。又有“负恩逃来”之语，“耿千总”之称呼，“升为副将”之动作，“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之事实，和毛文龙之背景身份及当时史实均格格不入。新版译本最后又有“将于春三月寄信”之语，《满洲秘录》不载，当是档案残缺或者译者不译之故。由此可知该书写于三月之前，若该书是毛文龙所写，则只能写于崇祯二年三月前，因为他在该年六月就被杀了。但查书中，却有“闻汗与宁远议和”的句子（《秘录》亦有），而袁崇焕第二次与皇太极议和，《满文老档》中记载他最早的一封回信也是在崇祯二年的闰四月初二，则三月前毛文龙又怎会未卜先知，知道宁远议和之事？若说书中的“三月”指明年三月，但毛文龙于六月五号被杀，则此书必定写于之前，他居然把下一次书信来往约定在起码九个月之后，似乎不太可能。所以合理的推测必然是，此书信乃崇祯二年底，毛文龙在双岛被杀之后，皮岛的原后金官员写给皇太极的，王子登则是最大的嫌疑。[ｃｃｈｅｒｅ.net 西西河 capo1234]

匆匆几句，算是补充。

碧血兄所言台湾版，似乎就是旧时的金梁版。如此当对照日译本比较之。北京版所依之档案应较为完整，因查《袁崇焕资料集》中之译本，意思俱在，当不为假。

翻日本出的《满文老档》太宗一 P170

bi mao dzung bing guwan be bucehe

我 毛 总 兵 官 死

manggi, geng ciyangdzung ni emgi dahaki

后 耿 千总 一起 投降

sere arga be hebdehe,

想 计划 商议

“我“是出现了的。“我“显然不是毛总兵官，哪有死后讨论的。满文老档原文是无圈点的,日本出的书是翻译的有圈点的后来抄本,

如果抄本没错的话，这封信就应该不是毛文龙写的。

台湾的是无圈点满文原档，应该是标准。印象中台湾出了满文老档的影印本的，到底写得什么，可以扫图出来看看。我是初学满文，让我翻译恐怕未必准确，但看各个单词有没有，应该是能看懂的。台湾的翻译是不是标准，就很难说了，从水平来看，我想应该是北京一史馆的先生们水平高。

印象中，国外做清史的学者，尤其是前清史的，一般是推荐学习满文的。这样有能力判断汉语翻译是否准确。

日本出的《满文老档》太宗一 P162

aikabade si San hai be gaicibe bi Sandung be gaicibe, juwe ergi deri hafitame afaci, amba

weile uthai toktombi kai, bi inu si ningge be denderakv, bi inu sinde kadalaburakv，cohome ere

bithei donjiburengge.

上面贴字里给出的中文翻译是

"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特致书以闻之。”

我觉得上面翻译似乎不妥。 aikabade 是假设，cibe是表让步，inu是也。上面翻成“无论“，应该是择其一的味道，和下面的两面夹攻似乎不一致。我觉得全句似乎应该翻成“就算你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两面夹攻，大事可定，我也不分你所得，我也不归你管辖，特致书以闻之。”

味道和上面翻译的不太一样，好像只是停留在假设的程度，强调的是后面。我是满语初学，不敢质疑一史馆先生翻译的东西，有高手给解释解释，我也能长点知识最好。谁能给出汉文版书信的原文?或者给出其他版本的翻译供参考吗？

我对毛文龙到底降没降兴趣不大，就是看看上面两位辩论挺有趣，听着都觉得有道理，就想说两句了。

俺一看到古文就头疼，不过很喜欢看capo兄、汗青兄、老兄、还有坛子里的各位高人的精彩解说，只要参与的人越多，就越有可能接近历史之原貌，实在是俺等之福气哈～

我等都是业余票友，究竟应该怎么翻译还是请教专家吧……台湾版现不在手上，若是《袁崇焕资料集》里的翻译，是翻成“如果你去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

这封信没有汉文档案，仅见于《老档》。

若要找无圈点老满文原文，似乎应该去找民国五十八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之《旧满洲档》。我有空去看看，不知能否找到。像此类问题，专业人士似乎并不怎么关心，大多是囫囵引用之，连老阎这样的袁崇焕专家，对于毛文龙第八书这种一眼便可看出争议的材料都不做辨析地取用（比如《袁崇焕传》），看来只有我们这些无聊人士先去查对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