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一天晚上，我们在荣军航空货运站打了一个漂亮仗，“缴获”了好几个送往梵蒂冈的过境邮袋，里面装有教廷驻欧洲各国大使的几百份报告。从内容和写法来说，教廷大使的报告是最出色的了。教皇的代表都可以充当“杰出的特工人员”。他们的邮袋将象通常一样受到处理：拆开、拍摄文件、天亮前送回原处。

我手下的两个人伪装成行李搬运工，身穿蓝色工作服，将邮袋装上一辆埃斯塔费特型汽车。这时已是午夜，街上车辆寥寥无几，行动小组组员决定不要备用车，直接驱车前往离共和国广场最近的一个实验室。他们认为，这个时候是不会发生危险，不会出现麻烦的。

两个伪装的搬运工来到僻静的广场。街道昏暗无光，四周万簌惧寂，仿佛置身于深山之中。广场上空无一人。行动小组组员打开车门，开始卸车。每个人肩上扛着一个邮袋，被沉重的邮袋压得直不起腰。他们向共和国大街拐角上的一栋大楼走去，技术员在二楼等候他们。

蓦然间，从黑暗的角落里现出几个人影。

“举起手来，不许动！你们被捕了！”这些人叫道。

我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发现自己面对着冲锋枪的枪口，原来已被治安警察包围。这些警察埋伏在门洞下，窥伺着在拐角出现的“小偷”。他们认为抓住的是小偷。

我的人把邮袋放下来举起双手，因为警察命令他们把手举起来。他们俩用眼色相互示意，仿佛是在商量如何摆脱这一险境。

他们接受的命令非常严格：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守机密，保证邮袋里的文件安全；别人无权拿走邮袋，也无权向他们追问邮袋的来历。任何机关都无权制止他们的行动，部长也不例外。他们只向本处处长汇报。

他们配备有武器：在他们的蓝色工作服下面佩带着特别扁平的小型冲锋枪。他们的射击又快又准，肯定会胜过那些自以为把他们吓住了的警察。

为了将邮袋送到实验室，然后又带走，他们原则上可以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使用武器，必要时还可以用米对付企图阻挠他们执行任务的警察。

过去尚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但那天晚上形势却非常严重。在无法同警察对话时，我的工作人员只有遇到紧急情况，万不得已才能开枪。同样，如果警察开枪，他们可以还击。在后一情况下，按照规定，应由一个特工人员掩护另一个特工人员，甚至牺牲自己也要使邮袋安全通过。

这两个人身穿司炉工的蓝色工作服，好几天没有修面，本来是为了使伪装更加逼真，过时在别人眼里却显出一副贼相。实际上，他们是真正的军官，毕业于最著名的学校，完全是由于兴趣才选择了这个需要隐姓埋名的危险职业。他们每个人至少会三种外语，在巴黎的任何一个沙龙里都可以应付自如。可是，那天晚上警察却把他们当作小偷抓起来了。

“你们的口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往哪儿运？是想再作一次案吗？”警察问道。

警察的问题象连珠炮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我的特工人员尽力避免最坏的情况。他们回答说。“到警察局去回答问题好了！把我们领到局长那儿去，我们会对他说的！”

警察看到他们态度沉着，反而有点窘，心想这两个人为何如此冷静。警察用冲锋枪对准他们，把他们押送到共和国大街警察分局。我的人重新扛起邮袋，在警察押送下来到了警察分局。

他们被带到警察分局局长面前以后，就要求这位局长立即与“NOR92-00”通电话。

“这是国家大事，”他们说，“我们只能对你说这一点，不能再多了。请你告诉他们，我们在这儿，在你的手里！”

局长目瞪口呆地服从了。这时，我的人站在角落里，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邮袋，手里挨着藏在身上的冲锋枪。如果警察想知道口袋里装着什么东西因而动手夺取的话，就会遭到扫射。

局长看见他们神态坚决果断，便叫自己的下属保持冷静。但是，他又向警察总局和附近的警察分局求援，而且深更半夜还把自己的第一助手和第二助手找来。我是睡觉以后被人叫醒的。当我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分局已经戒严了，有几十名武装警察站在人声嘈杂的走廊里。我们那两个小伙子在角落里戒备着，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邮袋。

局长注视着我。我向他走过去，把我的总理府特派员的证件递给他。他用手接过证件，翻过来翻过去地仔细验看。

“不过，”他大声说道，“请休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对他解释说，我是到他这个分局来进行正式交涉的。这两个人必须立即释放，他们的口袋也要放行。我明确地说：“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我无权对你多说！”

“怎么啦？”他气愤得嚷嚷起来了。“这两个人威胁我的警察，把警察局闹得乱七八糟，我还得释放他们。连个‘对不起’都不说！运送什么东西也不愿讲！”

我差点向他谈到闻名于世的墨杜莎①，也就是希腊神话中谁敢瞧她就把谁变为石头的那个女怪。在某种程度上说，打开一个邮袋，检查袋里的东西，这对外人也是同样危险的，谁要是发现了这样的国家机密，谁就会受到惩罚。

“为了让你完全明白你现在的处境，”我对他说，“你可以用

①墨杜莎，亦译“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谁被其目光触及，即化为石头，－译者

我工作证上的电话号码去打电话，我想你到时就会清楚的。”

这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值班室的电话号码，是地位较高一点的法国警察都知道的。

“啊！”这位局长低声说道，“我明白了！”

“既然这样，”我对他说，“那就尽快让我的人走吧！”

“但是，”他说，“你可以再呆一会给这两个人做个保吗？”

“如果这样做能使你放心的活，当然可以。不过，现在赶快放人！”我说。

这个局长神情沮丧，两眼突出，活象个机器人。他向属下的治安警察示意，命令他们释放嫌疑分子。我听见有人埋怨。警察执行了命令，但很不乐意，而且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直到最后一分钟当我看到我的那两个无忧无虑的小伙子带着邮袋在共和国大街消失时，我还在担心可能出事。后来，警察们就冲着我来了。他们认为我应该对这种滥用权力负责，并指责我为了救出两个流氓而对分局局长施加压力。有些愤怒的警察差点儿揍了我一顿。

争论越来越激烈，局长也参加了争论。他顶住最激烈的人，用自己的身体挡着我。一想到总理的特派员在警察分局受到自己属下警察的欺悔和辱骂，这位分局局长就感到伤脑筋。

“这件事会断送我的地位的！”他悲叹道。

“哦，不！这件事就我们俩知道！”我对他说。

于是，这个老实善良的分局局长讲出了当天晚上最可笑的一段话。他说：“既然你和你的朋友住在我们这个区，那为什么不来找我呢？那样一来，事情就简单了。只要我下一道命令，就不会有人去打扰你们了！”

如何回答呢？难道对他说我们都是百分之百的秘密工作人员，或者说我们有秘密实验室，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我一面听这个局长讲话，一面盘算着次日如何彻底清除我们路过共和国广场的痕迹。几小时以后，实验室的设备将全部拆除和迁走。

因为，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冒险，哪怕是最小的风险也不行。

在我们这一行里，我们不得不怀疑一切。现在知道我们在这个区有落脚处的警察太多了，我们没有时间对他们都进行一次安全调查。有些人可能属于左翼工会，有些人还可能是某个政党的成员。

也不排斥他们会对第三者谈及共和国大街发生的怪事。我很喜欢《鸭鸣报》，可不怎么想自己的姓名上报。

“不，局长先生，”我对他说，“说真的，我是不能到这里来拜会你的。那会连累你，因为你无权知道我的事。我们各有各的工作，你负责治安，追捕歹徒，我不向你打听你在干什么。至于我，我有我的任务，你为什么让我对你谈我的任务呢？”

他叹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可能就是这个老实的局长一生中度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夜晚。

“要是这一次没有和你联系上呢？”他问道。

“那就糟了，至少会把你扔进埃罗河底淹死！”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当我在愤怒的治安警察中间挤出一条路，向门口走去时，我还听见他在我后面嘀嘀咕咕。副局长陪我走到门口，一面撇着嘴，对他的上级表示轻蔑，一方面对我连声道歉说：“我们刚才太蠢了！”

我对他说不要担心，他的警察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我的人实际上也显得可疑，最后一切总算圆满结束了。这位副局长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讲了最后一句话：“请你告诉我，要想加入特工部门该怎么办？”他在向我求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