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邮袋装好、缝好和重新封好以后，就交给等在实验室前厅的行动组长。他的时间，尤其是在最后，都完全花在焦急不安地看手表上。他的不安是正常的。因为，至少有十个人的安全，包括整个小组的陪送人员和货运处职员，都取决于严格安排的时间。

有时他也几乎要犯心肌梗死，因为他心中总在盘算给他剩下来的时间够不够将邮袋送回仓库。到装飞机和装火车时，如果邮袋尚未送回原处，如果因“失踪”造成一些问题并促使人们进行调查，那么应由行动组长对此“纰漏”负责。

有时，外交邮袋锁得过于严实，我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利用这个邮袋而不冒任何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放弃开封的打算。有时，刚打开邮袋还没有来得及取出信件，就由于害怕超过限定的时间而不得不匆匆忙忙地将邮袋封好送走，但是，有时当我们有幸碰上一个来源特殊重要的邮袋，而且属于政府和总部窃密计划的范围·我们就会大胆地玩火。比如说，对俄国邮袋就是如此。

那时，检查员在取得行动组长同意后，可以冒更大的风险，并多给技术员一、二个小时。然后，再由行动组长在整个行动的最后阶段即送回邮袋的途中争取时间。

相反，如果邮袋来自象毛里塔尼亚这样的国家，那么，在存在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坚持开封。我们在毛里塔尼亚有足够的关系和人员，他们有条件了解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情况。

检查员在决定是否开封时，还要考虑到总的政治气候，考虑到世界上某个地区会出现争端，考虑到某两个国家正准备开仗，考虑到经济危机，考虑到货币动荡，以便重点窃取某一方面的情报。如果猎获物非常重要，需要做出慎重的决定，那就要通知我；即使是深更半夜，必要时也得通知我。我接到通知后，便匆匆忙忙在睡衣外面披上一件大衣来到实验窒，亲自领导整个操作过程。

有时，为了搞乱线索，以免出现麻烦时暴露法国，我便让我们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存物处工作的谍报员取出邮袋。因为，正如下面所说的，我的组织不仅仅限于法国本土，而且还按照同样的标准和方法在全世界建立了据点。我们往往迂回曲折地进行工作。

有一次，需要处理的外交邮袋，是由我们在英国的行动小组取出后通过秘密渠道送来法国的。我们在巴黎的一个实验室负责处理这个邮袋，清查完毕后立即将它送回伦教，由我的谍报员放在即将发出的邮袋一起。

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将需要的邮袋放在实验室的桌上，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口袋无缝，而且是用挂锁锁好，用绳子扎好的。我们取下两个封印，很容易地复制了出来。我们成功地打开了挂锁，解开了绳结。这时，我们碰到了意外的困难。捆扎邮袋的绳子里夹杂着一根钢丝，上面还有一个铅封。

实验室主任告诉我：“这一次可是个新鲜玩意儿。我不知道从何下手。还试一试吗？”

对西欧来说，这个国家的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决定接着干下去。

“但要注意，”我说，“我觉得我们在和一些坏家伙打交道。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圈套。”

钢丝是去不掉的。技术员们小心翼翼地把钢丝放松，让邮袋口开得比较大一点，以便从中取出信件。

“的确还有一个圈套。”实验室主任对我说。“全部信件都得在暗室里拆开。这种信纸的感光性能极强，在任何光线下，甚至在红外线下也能感光。”

到了复原邮袋的时候了。当工作人员仔细地抽紧钢丝时，却突然断了。有人向我报告；“真倒霉！要想别人看不出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仿制一根钢丝。要是这样，就还需要多花几个小时。”

我们在邮袋上已经用了十二个小时。必须在三小时内送到伦敦，放回原处。于是，我第一次做出了使我自己感到为难的决定，因为这一决定同我们的方法和目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我下令：“毁掉！”

这个邮袋连同里面装的东西一起被焚毁了。当然，有关国家怀疑的不是我们，而是伦敦和英国特工部门。但是，我们试图截取其机密的那个国家的政府采取了很多安全措施，因此以后谁也无法接近它的外交邮袋了。

据我所知，这是唯一没有将邮袋送回去的一次，有时，我们也故意制造邮袋被人动过的假象。尤其是对苏联的邮袋，当我们无法拆开时，就制造一些假象。应该说，俄国人确实有办法使别人无法打开他们的邮袋。他们的邮袋不仅是捆得好、锁得好，还有各种各样既巧妙又复杂的装置，铅封和圈套，而且还用胶水粘了又粘，上下左右全是胶水。简直象用布带缠起来的木乃伊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既然无法取出信件，那就应该施展计谋破坏俄国人传送的秘密，制造邮袋已被开过的假象。

其实，这种伪装的技术比一般拆开邮袋更困难、更复杂，因为需要使人相信已竭尽全力消除窃密的痕迹。然而，不应该让俄国人一看就知道邮袋已被开过，而是要让他们比较仔细地检查以后才得出如下的结论；“啊，这帮混蛋，他们得手了！简直无法相信！”

这样，我就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使苏联特务机构被假象所迷惑，误认为我们技艺高超，从而过高地估计我们，怕我们。另一方面，使它们相信我们已经知道它们的邮袋装的什么东西，从而认为它们的秘密业已过时。

这种欺骗对手的方法，我们从六十年代一开始就称之为“以假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