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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浅谈王小波的精神世界 -- 达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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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八、偶像化与蒙昧化

我得承认我一直想找一个偶像,但始终没有找到。可能是我这人要求比较高,或者太吹毛求疵。有人说,偶像是呕吐的对象。我找偶像是为了方便学习,不是拿来崇拜。

不过偶像崇拜是很纯真很重要的,类似于宗教情感。人其实不能脱离情感,虽然我们反复强调理智,但综合而言,我还是觉得情感更重要。一个人若无情,必定无趣,若无理,必定无聊。

连岳老师说过:“启蒙,就是聪明人耍着笨人玩,耍得多了,笨的人也变聪明了,启蒙就完成了”,真是令人醍醐灌顶。很多学者说启蒙说到嘴皮子破了,我们还是没明白。连老师不愧是情感专家,三言两语就把事情挑明了。

但还有问题(我这里发扬一下笨人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传统):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足够聪明了呢?那大概就是看周围的人是否都比较笨了。这个问题有点像基督徒求证自己是否成为上帝的选民一样,但在圣经的基本教义里,这个问题是无法确知的。否则会给人为非作歹留下后门。如今的西方人,就在犯这个毛病。

所以,我们永远只能觉得自己智慧还不够,这才是智慧的态度。而评价别人,要从有价值处,聪明处去想。问题又产生了,如果聪明只有相对的概念,那向别人传播智慧,不是让自己失去优势吗?看来智慧还是自私一点好。

这么说来,启蒙启蒙就是边启边蒙,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让盖子一下子全打开,那就成潘多拉的魔盒了。人的智慧潜力无限,而心理承受能力有限,所以智者有智者的烦恼。只有心理足够强大的人,才能放心享受思维的乐趣。

为什么很多被王小波启蒙了的人,很难更上一个台阶?一方面因为王小波是个“未完成式”,另一方面,这些人的心理都不够自信,不够坚定。而王小波从那个荒谬时代一步步走来,却并没有被压弯了膝盖。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让我们像奥威尔一样,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说到吃苦、牺牲,我认为它是负面的事件。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这些都属一加一等于二的范畴。我个人认为,我在七十年代吃的苦、做出的牺牲是无价值的,所以这种经历谈不上崇高;这不是为了贬低自己,而是为了对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件有个清醒的评价。逻辑学家指出,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作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能说出口来,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种状态正确的称呼叫做“糊涂”。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犯错误的,所以想把他搞糊涂,就必须让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涂也很难得呀。因为人性不总是那么脆弱,所以糊涂才难得。经过了七十年代,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看得更清楚,他就是变得更聪明。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更看不懂了,他就是变得更糊涂。不管发生了哪种情况,七十年代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人性的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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