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常遭到回避、嘲讽与误解。“疯狂”与“谵妄”之类的词汇依旧伴随着耻辱的意味，全社会并未做出多少努力来减少这些词汇的侮辱性用法。《飞越疯人院》这部电影塑造了整整一代人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看法。1975年这部电影在俄勒冈州立医院进行拍摄的时候，剧组原本有机会采用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充当龙套演员，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这些病人“看上去不够奇怪，无法迎合精神病患者的公共形象。”尽管《美国残疾人法案》理应保护精神病患者，但是患者们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能够得到的保护却少之又少。门诊病人项目与住院设施的数量都少得可怜，但是能让精神分裂症患者独立生活的环境同样十分稀缺。1990年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40%的房东会拒绝一切遭受精神失常问题的租客。一个人如果公开了自己的精神分裂症病情，基本上就无法找到工作，即便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没有遭受任何症状。只有10%到15%的病人能够维持全职工作，但是工作的好处非常大。有研究人员注意到：“就我看来，任何疗法都不如工作有效。”可是房主们总会不遗余力地反对在自家邻近地区兴建精神分裂症治疗与康复场所。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詹姆斯.贝克直白地表示，“许多人都无法忍受照料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医生与护士都不喜欢治疗无法康复的病人。”

尽管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行为反复无常，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危及陌生人的安全。精神分裂症患者犯下杀人罪的可能性大约是一般公众的五倍到十八倍，往往与酒精或者药物成瘾有关系；然而就算把瘾君子们也算进去，大约只有0.3%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当真会杀人。1998年的研究表明，不是瘾君子的精神病患者做出暴力行为的几率与一般公众相一致，而且与一般公众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向家人而不是陌生人施暴的可能性要高出五倍。几乎每四个与精神病患者同住的家庭当中就有一个遭到过身体伤害或者伤害威胁。尽管如此，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暴力行为往往是对于幻觉的回应，并且确实有可能指向任意的陌生人，所以此类暴力行为就像飞机失事一样使人感到命运无常。尽管与车祸相比飞机失事要少见得多，但是却远比车祸更加吓人。

2011年，两起精神分裂症患者杀人案件登上了报纸头条：第一起案件是戴肖.詹姆斯.查佩尔杀害斯蒂芬妮.莫顿事件，斯蒂芬妮是照料戴肖的社工；第二起案件是杰拉德.L.罗纳在亚利桑那州的连续杀人事件，他一共杀死六人，杀伤十三人，其中包括身负重伤的众议员加布里埃尔.吉福德。事件发生前，这两人都被视为具有暴力倾向，这两起案件也都体现了现有精神健康体系的失败。

戴肖.查普尔小时候，他的母亲叶维特以为他长大以后会成为牧师。但是十九岁那年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会说魔鬼正在给他下命令。”叶维特回忆道。“他整天都在谈论咒语与诅咒。”二十一岁那年，他每天都要洗澡好几次，因为有东西在他的皮肤上爬。他不肯睡觉，因为有声音告诉他不能睡。但是他拒绝吃药，因为担心副作用。直到他第五次因为袭击他人而被捕之后才被转交给精神健康部。他这次被捕发生在2006年11月。当时从小将他养大的继父让他去找份工作，结果戴肖一拳打中了他的左眼，导致眼眶三处骨折。警方报告记录道，当警员赶到现场时，他“用衣服捂着头，满嘴流血。”

尽管戴肖具有如此可观的暴力犯罪记录，各家州立看护机构依然将他踢来踢去，最终他落脚在了一所集体之家，这里的员工并未被彻底告知他的案底。斯蒂芬妮.莫顿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年轻女性。她一个人要照顾七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因为预算请不起更多的人手。现有体制不仅辜负了她，也辜负了袭击她的凶手。2011年1月20日，戴肖.查普尔将斯蒂芬妮打翻在地并且活活捅死，然后将她的半裸遗体扔在了附近教堂的停车场上。“她在工作场所被杀实在太没道理了，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试图帮助别人，”她的母亲说。叶维特.查普尔向斯蒂芬妮的家庭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她辩解道过去多年里她一直试图为儿子争取治疗，但是没有结果。

与戴肖.查普尔不同，杰拉德.罗纳从没有进过看护机构。但是早在他冲进图森市的一家超市大开杀戒之前——吉福德众议员正在这里举行竞选活动——足有好几十人知道他的精神不稳定。早在前一年，他在皮马社区学院里的表现就变得越来越古怪且吓人了。为了对付他，警方总共出警五次。枪击案发生之前一个月，杰拉德的一位同学在电子邮件里写道：“我们班里有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他快把我吓尿了。他长得就像新闻照片里的杀人犯一样，迟早要拿着自动武器闯进教室里。”

2010年9月，杰拉德.罗纳遭到了停课，学校告诉他，直到他拿到精神健康证明之前都不能返校。“他看上去显然有精神问题，”他的一名教授这样告诉《华尔街邮报》的记者，“他与别人说得根本不是同一种语言。”停课两个月之后，杰拉德买了一支枪。又过了两个月，他袭击了超市。一直与他同住在一起的父母仅仅发表了一句公开表态：“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2011年5月，袭击事件发生四个月之后，联邦地区法院的拉里.A.伯恩斯法官裁定杰拉德因为患有精神疾病而不能受审。《纽约时代》报道说：“庭审期间，二十二岁的罗纳先生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双手捂着脸。有一次他突然打断了法官，大叫道：‘她就死在我的眼前，你这个阴险的混蛋！’”法庭指派的精神病医生认为杰拉德“遭遇了妄想、怪异的念头以及幻觉”。伯恩斯法官判处他强制服药。杰拉德的律师辩称，“依照合法程序，罗纳先生具有维持身体完整性的权利，不应接受任何违反本人意愿的精神病药物强制施用。”于是上诉法庭又判处他停药。停药之后的杰拉德一连五十个小时不睡觉不吃饭，在牢房里不住脚地走来走去，以至于磨破了脚底。监狱方面恢复了用药，理由是他已经对自己构成了危险。伯恩斯法官支持了他们的做法。

杰拉德重新接受药物治疗的理由是他威胁到了他自己。但是假如法官认为他的精神状况足以受审，他所面临的法律后果将会非常致命。全国刑事辩护律师联盟前任主席辛西娅.霍加.奥尔质问道：“仅仅为了采用刑法罪名或者谋杀罪名起诉某人而恢复此人的神智，这样做合乎伦理吗？”监狱里的一位心理学家表示，杰拉德每次与她见面的时候都会泣不成声，双手掩面。最终杰拉德承认有罪，从而躲过了死刑判决。但是他的罪行与疾病早已构成了远比刑法手段更加严苛的惩罚。杰拉德就像戴肖一样，无疑生活在时时刻刻的苦痛当中。

在美国容纳精神分裂症患者数量最多的公立机构就是洛杉矶县监狱。总体而言，全美国监狱当中容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数量是医院的三倍。目前在美国将近有三十万精神病患者正在坐牢，其中绝大多数人如果能够得到恰当治疗的话都不会犯罪。另外还有五十五万精神病患者处于假释期间。真正因为暴力犯罪而入狱的精神病人其实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病人的入狱罪名都是各种各样的轻微违法过犯，完全与社会现实隔阂开来的病人们自然难免作出此类行为。此外，需要应付这些病人的不仅只有医生，还有警察、狱警以及同监的其他犯人们。2011年仅在马萨诸塞州就有四分之一的囚犯需要接受精神健康治疗，相比之下1998年的数字只有15%。

假如我们将精神健康体系节省下来的开支与监狱体系的额外负担比较一下，很容易就能看出目前的做法实在是捡了芝麻丢西瓜。戴肖.查普尔案件与与杰拉德.罗纳案件都耗费了数以十万计的税金。人们实在忍不住想象，假如将这笔钱的一小部分拿出来照料他们，两起案件当中的受害人兴许都不会丧命。为肢体残疾人士提供适应措施必须出自道德考量，不过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充分治疗却能实现双赢：就算道德动机靠不住，总还可以依靠牢不可破的自利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