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一） -- 梦秋

媒体·言论·普世价值（四）

看来我的第三篇文章写得过于匆忙，有许多朋友有疑问。河友atene对我的前后论据论点提出了一些批评（链接出处），认为：

这个问题因为是我打算在第四篇文章中谈论到的，所以没有事先说明。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我自己缺乏对外国媒体了解，思考不成熟所导致的原因在内。实际上，我对河友atene这个批评的回应，昨天在回应河友坐言起行的时候（链接出处），已经粗略地提到了：

我在这里需要重申一下，我在第三篇文章当中持有这样的观点：

如果我这个观点在上文当中没有说清楚，我在此处再澄清一次：反复控诉真理部的“迫害”，制造一种悲情效应，本身就是无力和屈服的表现。从当年的“冰点时评”到现在，媒体的“悲情”并不能赢得受众的信任，也不会提高媒体工作的质量。在受众眼中，会哭的孩子虽然可怜，可孩子就是孩子，永远不会成熟。

对于newsroom politics，我在这里也一并重申一下我的定义：

关于newsroom politics，我已经说了，是媒体所在社会环境种种矛盾内在化的体现。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我认为newsroom politics反映了一个社会享有新闻自由的程度。Newsroom politics本身不是能够和新闻自由相比较的概念。它是新闻自由在编辑部内部的一种体现。Newsroom politics表现为编辑与编辑，编辑与记者在选题、策划、配图、素材整理、标题等新闻制作各方面之间存在的矛盾。

Newsroom politics在全世界的新闻媒体中普遍存在。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是newsroom politics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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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这个系列当中最后一篇文章，主要是希望从我的新闻学知识当中讲述一下西方媒体的演化。虽然在国外学习了新闻学，但是我的新闻史还是很不系统，在这里仅仅以美国新闻史为主要方向。我的大部分参考资料扔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家乡，有些史实的列举仅仅依靠记忆。如果有朋友对我所列举的知识和观点有异议，欢迎指正。

如果我们把言论自由这个话题放在历史的语境当中，可以看到许多媒体今天的所作所为并非没有历史渊源。

平面媒体的兴起，仅仅是过去300多年以来的事情。以美国为例，虽然杰斐逊有过那句著名的“要政府还是要报纸”的话语，美国媒体的真正崛起，还需要从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扩张算起。只有到了信息能够快速传递的时代，新闻媒体才能发挥其巨大的影响。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信息的快速传递，是工业革命的成果之一。而工业革命意味着政治权力在特定区域之内走向集中，资本和市场在高度扩张。我们不能忘记，新闻媒体的迅速发展，其历史语境当中政治权力、资本和市场也在迅速发生变化这一事实。

在社会学领域，是否有人研究过19世纪新闻媒体的崛起于政治权力、资本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我的知识面来说，未曾读到相关文章。我只能凭着自己的感觉判断：如果没有政治权力、资本和市场的快速扩张，新闻媒体未必能够崛起。至少，在美国未必能够崛起。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新闻媒体的报道都是以一种近乎文学的方式呈现各种各样的信息，与其说是信息消费，莫如说那是一种文学欣赏（我在自己的帖子《普利策小小传》当中以一种文艺腔的形式说起过，链接出处）。但是，作为美国新闻的传统，政治和新闻从美国尚未建国就已经开始。美国的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就是一个出色的新闻人。至于新闻媒体在美国独立的过程当中扮演多大角色，这个话题，我没有研究，还请各位朋友帮助回答。

1870年代之后，达纳、普利策和赫斯特等人作为美国媒体大亨，将新闻媒体的信息属性和文学属性剥离开来，媒体才真正肩负起传递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新闻的责任。注意，是传递信息的责任，而不是道德审判的责任。在那个时代，新闻报道是极端自由的，不负责任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新闻媒体为所欲为，无所忌惮。这样才出现了媒体参与挑动美西战争，挑唆刺杀美国总统麦金莱的这种新闻史上闻所未闻的壮观场面。赫斯特挥舞着手枪跳到西班牙军舰上面抓俘虏这个场面，成为最能说明那个时代美国新闻自由化的证据。

也正是因为那个时代受众对于新闻媒体毫无批评认识，这才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犯下了夸张的战争暴行，媒体进而将这种暴行放大，以激发本国公民的“爱国情绪”这种典型的“宣传”场面。英文当中的propaganda（宣传）这个词，我认为它的最早来源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受众对媒体的信任之深，从美国某电台在1938年播出的“火星人来临”导致全美大慌乱，可见一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心理学家拉斯韦尔重点分析了当年媒体纷纷用敌国暴行来推动本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心理因素。换言之，拉斯韦尔分析了民众为什么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这可以认为对媒体展开了批判性解读。在我的印象当中，1920年代美国有一个专门的培恩基金对媒体进行了首次批判性研究，具体内容记不清了，有哪位知道情况的朋友，请帮忙提供一下信息。1950年代，传播学的老祖宗威尔伯施拉姆提出了《报刊的四种理论》。这四种理论是：集权主义理论（即最早的新闻报道模式），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施拉姆等人的观点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他们所说的四种理论，正好是人类进入近现代史来的几个发展阶段之一。

将这四种理论掐头去尾，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大部分时候的表现。美国的报刊自由主义化的时期，正好是美国处于完全的、绝对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媒体完全以市场和收入作为导向，不存在后来的媒体规则，包括客观、公正和中立（实际上，这三条媒体规则也是互相矛盾的，要做到中立，就很难做到公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不是按照列宁的说法，进入了濒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呢？相信很多人都有结论。但是，我觉得列宁的这个“濒死”的说法的确引发了很多美国人的担心和忧虑。美国社会具有强大的修复和改革的能力。施拉姆等人提出的社会责任理论，正好为美国媒体服务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提出了理论依据。

我对社会责任的理解，简而言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媒体需要担负社会责任。显而易见，社会责任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反动，一种矫正。施拉姆等人总结出这个理论之时，美国媒体已经完成了从自由主义体系相社会责任体系的过渡。1920-1930年代，美国媒体出现的“扒粪运动”（即反腐报道），是美国新闻史上的重要阶段。虽然媒体反腐自从普利策时期以来已经存在于媒体当中，但是以众多的媒体群起扒粪，说明媒体已经逐渐承担起了道德判断的责任。有意思的是，“扒粪运动”到底在美国新闻史当中扮演多重要的角色，似乎新闻研究者并没有给出太多的结论。在我阅读过的不多的，关于新闻史的书籍当中，“扒粪运动”对于反腐倡廉的推动，其效果其实有些可疑。

不管怎样，施拉姆等人提出了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体不能够不负责任地报道各种消息，而应该与社会主流的道德观一致。这是对新闻媒体言论自由的一种限制。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媒体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报道规范，即我刚才提到的“客观”、“公正”、“自由”等原则。这些规范后来逐渐上升为媒体实践的指导原则和至高无上的宗旨。在这个指导原则之下，媒体才敢于以道德审判者自居，才敢于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从而获得了道德的优越性。

自从罗斯福总统开始，美国官方在媒体控制策略的手段逐渐成熟。1920年代以来，媒体也进入了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二元化阶段。这里需要说一句，每个新的媒体手段出现的时候，总会有个别美国总统因为不熟悉新媒体手段的运作而吃亏。而他们的接班人则会从中受益。罗斯福总统充分利用了电台作为自己的宣传平台，肯尼迪总统受益于和尼克松的电视辩论。至于奥巴马在竞选时期网络攻势的风生水起，相信大家都有印象。

媒体逐渐走向集中垄断，以及美国官方的媒体控制策略的成熟，大大强化了美国媒体利用主流价值观影响和控制美国社会的能力。为了反抗这种信息垄断和观念灌输，在1960年代（希望我没记错），美国社会当中出现了对反主流媒体的呼声。这就是civic journalism，也叫做public journalism的兴起。我在这里抄录一段维基百科对civic journalism的定义：

我其实更愿意用“市民新闻”来形容civic journalism。这是一种将新闻非职业化的做法，以摆脱新闻作为道德审判官的影响。它的具体做法是，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参与到新闻制作的过程当中，通过大量的信息渠道（并非通过主流的新闻媒体），提供各种观念态度有别于主流新闻的信息，作为对受众的有益补充。更进一步地说，我觉得civic journalism是一种“社区新闻”，因为它的影响力无法逾越一个社区。重大新闻的参与者不多，而且往往拥有特权，信息来源往往是排他的。Civic journalism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其信息虽然多样化，但是来源的可靠性容易受到置疑。其实，civic journalism更像是互联网普及之前的BBS。由于没有现在网络的联通性，这样的BBS只能在小规模的社区当中流行。在西方大学当中普遍存在的学生刊物，就有这种特点。最后，civic journalism的兴起同样有着时代的烙印。其时代背景是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的众多参与者和旁观者成为那一时代最重要的媒体证人。

有趣的是，我知道的西方新闻学研究当中，提到了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崛起。这方面的研究表明，为了平衡西方媒体的影响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媒体在非西方国家当中日渐受到欢迎。

冷战的结束，可以说是美国主流媒体的胜利。也可以说，冷战结束给美国主流媒体注入了兴奋剂，使其更加习惯于从所谓的主流价值观对各种新闻事件作出道德判断。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国际新闻报道当中。但是，从1990年代中期兴起的网络媒体有可能已经改变了这种状况。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层层剥去主流媒体新闻卫道士在“言论自由”这个招牌之下的画皮。从自由主义时期，到社会责任时期，再到civic journalism和网络媒体的兴起，我想，媒体的发展总是在围绕“言论自由”进行着一波又一波的互动。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本质现象，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赢得更多的自由权利。

由于缺乏对网络媒体（尤其是对国外）的研究和观察，我在这里不想表述太多的观点。媒体的发展已经进入平面、电子和网络三维空间。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社会现象。我在这里说了这些话，无非是表达我个人的观察。我在回复坐言起行河友的帖子里这么说：

我在这里引用河友何恤之的几句话，用来形容现在的新闻媒体——不光是国外媒体的，也是国内媒体的现状与焦虑：

如果将“识字的人”换成“能上网的人”，也许更能够形容媒体人这种心态。

我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在工作当中恪守我应有的工作准则，并能为我在这个行业当中所作出的贡献而感到骄傲。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道德感，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操守。新闻工作者并不比别的行业的人在这方面更加优越，也不比别的行业的人更加缺少这方面的修养。怎样评论和看待他人，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我今年参加凤凰电视台评论员阮次山的新书《与世界领袖对话》的新书发布会。虽然我不喜欢这说话打结的评论员，但是他说的一句话还是值得所有媒体人深刻铭记的：

我是个小人物。今天我写下这些东西，仅仅是由于我喜欢我眼前的这份工作。我对它怀着热情。即使焦虑、担忧它的未来，我也怀着热情，并尽量将它做好。

• 【文摘】河里以往关于国内网络和媒体言论自由的讨论
• 您关于政府控制媒体的说法

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三）

在这里做一个重要的更正：在《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二）一文当中，我曾经说过国内某英文报纸B有意踩8×8的红线，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经过了解，B报纸这次错误也许并非有意踩红线。关于这件事情，背后有着一个更加奇怪的逻辑，在这里我不方便说出来，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有B报纸的同仁对我上文的表述感到不快甚至愤怒，我在此表示歉意。接下来我写的东西思路会比较随意，也请大家谅解。平时码字太多，到了周末再写这些编外文章，想严谨都严谨不起来了。我尽量按照我所知道的事实来写，算是问心无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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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在任何时候，8×8红线都是一件许多人想要踏之，并在上面寻找快感的事情。昨天在和几位朋友小聚的时候，知道曾经有过某家报纸在敏感日前一天刊登公益广告，结果最后被校对人员拦住的事情。这位细心的校对在广告照片上那一堆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的孩子们身上发现了一个独特之处：有个孩子的裤子上赫然写着：纪念1989。

照片是不是合成，我不知道。8×8是个禁区，这是个明显的事实。在这个国度当中，有很多的媒体禁区。官方媒体一提到赵紫阳，在大部分情况下就会使用“中国总理”替代，一提到自卫反击战，就会用“南疆战事”替代一样，许许多多的媒体禁区，其实并不是政治正确造成的，而是因为人为的因素，迫使它成为不可讨论的话题。在这些话题当中，不允许存在政治不正确，也不允许存在政治正确。凤凰台从前给“时事开讲”还是什么栏目做广告的时候说，“真理越辨越明”。且不说这句话的内涵是否正确，在很多事情上面，连“真理”都不能够分辨，很难说是不是媒体工作者的一种悲哀。

在每天官媒每天的工作当中，常常会有真理部“善意”地通知：今天不能评论这个话题，明天不能炒作那个话题。在英文报纸当中，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在一个意群当中出现的时候，不能用North Korea，而必须用D.P.R.K代替；台湾海峡在作为政治意义表述的时候，必须用Straits这个复数形式，等等等等，免不得会让记者编辑们牢骚满腹。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之下，又多了多嘴婆婆的管束，媒体工作者如果不大骂“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至少会常常这么想。时间一久，慢慢习惯，所谓“如果无法拒绝强暴，那就慢慢闭上眼睛享受”，不过如此。大家的阅历也就慢慢出来了。我们的审校部头儿说过一句极其经典的媒体工作规范语录：“这个世界，除了美国我们可以开口骂，别的国家都不能骂！”国际新闻尚可如此总结，国内新闻如何评说呢？当年的修正主义骂完了，一片河蟹。有争议的事儿不但搁置了，还隐藏起来。没争议的呢，没争议的还叫新闻吗？……

我上一篇文章说到newsroom politics。编辑和记者，编辑和编辑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各种外部因素在新闻媒体当中内在化的表现。作为记者，接触到现实，更愿意将现实呈现得生动而富有可读性。甚至可以这么说，寻找新闻事件当中的冲突，是记者的一种本能。我最近写了一篇奥巴马访华的文章。人还没来呢，你怎么样才能把这件事情当作新闻进行报道进行分析呢？上哪儿去寻找冲突呢？奥巴马访华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中美关系这个大问题上。中美关系的历史是什么？充满冲突啊！那么就回顾历史，合并同类项，找出类似的冲突。可是，作为新闻分析又不能光写历史啊！那就寻找最近的中美关系的几个冲突点，比如南海事件等等。最后我找到的冲突点是美国提出“轮胎特保案”，中国在美元霸权上予以回敬。好了，整个奥巴马访华事件在我的笔下就成为中美对决的一场战役。别的分析角度有没有呢？当然有，关键是这样写，编辑喜欢！

作为编辑，会考虑到市场、竞争以及政治因素。实际上，言论自由的争论，在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没有出炉的时候，就开始了。从广义而言的言论自由，是指一个社会每个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从狭义而论，言论自由即新闻自由。我们这个年代早就不是几千年的“道路以目”的时代。没有人会怀疑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只不过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言论自由，常常会成为众人争议的焦点。媒体工作者常怀有一种受迫害的悲愤。但是如果只会看到这样的悲愤，进而引发悲情，那是失败主义者的论调。大声痛骂现代的社会还是“道路以目”的时代，这既不现实，更不会引起阳春白雪一样的共鸣，因为这个世界毕竟还是下里巴人居多。每天乐意看到的八卦言论，并不少于国计民生的严肃信息。

我在这里说到的这一切，是以我本人的经历作为对照，经过一定的思考之后才写下来的。在上两篇文章的跟帖当中，一些朋友曾经拿德国媒体采访朱维群的事情提出了疑问。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疑问就是，中国的媒体工作者是如此郁闷，难道他们的郁闷，西方媒体的记者就没有感受到吗？难道他们就不会感到言论自由收到影响，受到践踏吗？

我在此先声明一句：我本人并没有在外国新闻媒体当中工作过。别说工作，就连实习和考察的机会都没有。我所知道的关于外国媒体的情况，全部来自间接经验和了解。德国媒体采访朱维群，最后掐头去尾将大段采访文字去掉，只剩下无关紧要的东西在里面，这是事实，谁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从编辑部的运作来看，德国媒体修改采访稿的情况，其实合乎新闻的操作规范——换句话说，说什么是你的事情，怎么报是我的事情，两者并不相干。而实际上，事情往往并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德国媒体采访朱维群的时间并不短，长达两个小时。以平面媒体的篇幅，不可能全文使用朱维群的采访（当然，放在网络上例外）。其次，从采访者的角度来说，所有问题必须围绕着一条到两条采访主线。举例说明，我在采访阿富汗大使的时候，主要提问都是围绕着阿富汗安全和中阿关系这两条主线进行。另外一个周刊的采访则围绕大使在中国的生活进行，例如大使先生的中文是在哪儿学的；大使夫人是否会烧中国菜等等。采访者在一般情况下，会根据这些主线进行提问，一旦发现被采访者有绕开这两条主线的情况，在必要的时候需要强行打断被采访者说话，把采访带回原来的轨道上面（除非采访者发现被采访者说到的东西很有价值）。在采访朱维群的过程当中，我认为该记者的问题提得还不错，主线把握得很清晰，但是在采访大局上控制得差了一些，让朱维群对她发表了大段的“宣传性”的讲话（这也是朱维群的能力所在。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看到的版本已经被官方和谐了一部分）。朱所说的这些东西，在西方的语境当中即使不是完全不被接受，也是会受到很大抵制的。如果德国媒体不加修改地使用了朱维群的说法，那么将给这家媒体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个，就是德国媒体的newsroom politics。这家媒体的记者，当然希望自己采访的东西刊登得越多越好。但是编辑们考虑的是，怎样才不把自己的广告客户吓跑。这里，就不能把缩减采访内容的责任，完全归咎在编辑们的政治观点之上。

有时候，为了赢得更多的注意力，扩大影响，编辑部对于某些被采访对象的言论，会采取一些更加出格的做法。

再举个小例子。前段时间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认为“没有美国的参与，‘东亚共同体’就无法运转起来。”（大意如此）。某报记者回去写完稿。第二天上版的时候，这篇新闻报道的标题给编辑定为“美国明确表态要进东亚共同体”。这事儿就闹大了。各大网络媒体纷纷转载，标题也越来越出格，最过分的是这条：“美国明确表态要进东亚共同体，声称获中国认同”。

这位记者当天看到自己报纸的这个标题，那小心肝儿给吓得咣当当发抖。为啥啊？过两天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外媒直接拿这个标题来问新闻发言人，“中国认同美国的东亚共同体资格了吗？”美国大使馆要是有什么不爽，岂不是要拿这位记者兴师问罪？

现在，媒体统计自己的报道方式之一，是查看一下自己的文章被多少网络媒体或者别的媒体引用。某报上述做法，当然给自己增加了不少credits，但是却有违新闻伦理。关于这个“伦理”怎么理解，呵呵，就是另外的问题了。不过，上述德国媒体的做法，我冒着板砖说一句话，人家没有违反媒体的伦理。断章取义，本来就是媒体的毛病，但不是疾病，指望媒体改正这个毛病，永远不可能。只不过现在有了网络，想要玩断章取义这一招，可不大容易。

• 【文摘】河里以往关于国内网络和媒体言论自由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