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两次淞沪抗战失利之悲剧 -- 雨夫

“打给外国人看”的一仗

四行八百壮士孤军奋战与租界一河之隔，各国军事家前往观战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华东开辟战场，是抗战初期军事战略上的一个重要举措。民国史学家余子道认为，淞沪之战的战略企图和目的，绝非单一目的。南京大本营在1937年8月20日颁发的《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以“大本营训令”对淞沪作战规定，要“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而在政治意义方面，1935年以来国民政府理念制定的国防作战计划，都讲保卫首都、保卫长江列为淞沪作战的既定原则。

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试图以上海为战争舞台，获取国际社会同情。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曾警告英国外相艾登，“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国在这里战败，日本将控制整个中国市场，因此中国作战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英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主张，以上海之战正世界之视听:“毫无疑问，在上海前线许多精锐军队是要丧失的。问题在于，是运用这些军队坚守上海，从而在国外产生心理上的效果呢？还是后撤到一个偏僻角落进行战斗，这个地方不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会有任何人表示关心，但是损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么地方，战斗是为了什么。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最大利益，西方人士将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战况报道，马上会得出印象。所以我们主张政府尽可能坚守上海一线。”就连当时的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也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当时对他坦言:“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

从作战方面，正如当时的军政次长陈诚从上海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提出扩大沪战的建议。“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驱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一牵制之。”陈诚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蒋介石作此建议后的回应:“一定打”。于是8月20日，蒋介石最终作出“扩大沪战”的决策，任命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增调军队进军上海。

南京军事委员会管理部代部长姚琮曾向蒋介石解释建议――淞沪作战，“其利有五:指挥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补给较便三也;江南多港湾不利于敌四也;易动列强感官，而得多助五也。”这个看似比较全面的战略决策，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淞沪之战的主流判断。可惜此后实际作战中，几乎都未能出现对国军有利的方面。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作者黄仁宇认为，“从现在公布的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并无全盘计划”。蒋介石虽然早有作战计划并决定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却“一切未经考虑”，“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

根据张治中的最低兵力部署，当时国军精锐之第88，87和36师都应该部署在淞沪战场。然而由于西安事变，第87师曾经调往西安长达8个月之久，而36师直到“八一三”之战爆发才火速调回。“（8月）13日晚接到最高指示部命令: ‘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包括特别快车），统统为我师让路。”时任第36师师长的宋希濂回忆说，“当时住在徐州、蚌埠及南京附近的军队颇多。为什么单独命令我师由陕开沪？因为我师和第87、88两个师是姐妹师，是由原国民政府警卫军改编而成。日夜兼程，经过两天两夜，16日即赶到上海。”虽然36师经过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京沪路沿线各县，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情声援，但临阵逐次增兵，早已犯了兵家大忌。

老蒋（也许还包括大多数近代的中国领导人 - 但不包括毛泽东）和日本人的区别就是，日本人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可以不惜全力，军部享有独立的地位，不受文官政府的限制。这固然有很多坏处，但对比中国的情况，我宁愿中国也采取这种体制。

而老蒋他们想的却总是宁愿放过全歼敌人的机会，轻看战场上健儿的流血牺牲，幻想所谓的国际调停。比如日军退入租界，中国军队为什么不能进入租界追打落水狗？不就是怕惹怒了老外以后没有调停的机会？

淞沪线上的几十个师的部队却不准增援19路军和第5军，看到这里，向不骂老蒋这个混蛋都难！

未雨绸缪的秘密备战

凇沪会战国军在郊区构筑工事

早在“九一八”之后，张治中就曾收到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一封信，并送来女人穿的衣服一件，“将我巾帼上，换你征衣去”。何香凝要张治中转达黄埔军校同学:“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当“一二八”战事结束后，何香凝前往在常熟县东南东塘墅看望修整的张治中部时，再次赋诗《赠前敌将士》:“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参谋刘劲持回忆起1937年7月初，“我和同事漫谈时局，均认为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日本侵华受到阻滞，上海市面繁荣，日本浪人敛迹，于是思想上放松警惕”。然而曾参加了“一二八”之役、此时已是京沪警备司令，统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张治中，对于未来中日在上海的再次战争却深信不疑。

早在两年前，张治中已经在国民政府授权下，在淞沪地区开始了极为秘密的备战工作。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的军事负责长官。张治中的任务，正是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教训，在淞沪地区制定长期抗战的对策。为此他“派出一批一批的人到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完成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并开始构筑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小炮机关枪据点工事。”

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30年代中期，张治中认为中日形势极为严重，为此于 1936年9月23日和10月4日，两次向国民政府陈述在淞沪调兵备战的要求。张治中指出:“上海为我经济中心，系世界视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出，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需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亦属非宜。”为此张治中建议，“须有兵力六七个师，以四至五个师任淞沪正面，两师控制浏河、福山、常熟亦代，如此在淞沪附近作战当可支持三个月以上。”这便是张治中制定的《上海围攻计划》的核心。这个先发制敌的构想在1936年底就已经被蒋介石所肯定。惟一尚未决定的，是何时发动攻击。

在此背景上，日本在华北和上海制造了一系列挑衅，终于迫使国民政府在1937年月7日于南京召开国防会议，确定了8月11日京沪警备军进军上海，发动对驻沪日军的围攻。

　功败垂成的抵抗和调停

蔡廷锴军长亲临前线指挥

国民政府主要的对策，乃是从战幕揭开之时开始积极的外交努力，寄期望寻求国际社会干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然而虽然英美为保护自己在淞沪的利益而开始外交干涉，但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却是中国的主权。蒋介石在1月31日给罗干文的电报中说:“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寸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为此战争爆发后，近在咫尺“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的一师，驻浙江的戴岳一旅，驻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其原因是国民军政部已通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而对于出现第二个十九路军自发前往上海抗敌的可能，军政部更是明确表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国民政府对于日本虽然一再让步，接受日方提出的条件，但日本却依旧在淞沪付诸武力。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道出了当时的担心:“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以为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1932年2月初。张治中前往浦口，迎接已撤职在野由洛阳而来的蒋介石，表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终于同意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动散住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第88两师合成为第5军，交付张治中指挥。然而对于国联和西方国家的调停，日本利用调停之机从国内增兵，而国民政府从此再未调遣部队支援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当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后，中国军队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的英勇作战最终功败垂成。

战争结束后，十九路军参谋朱伯康在《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中剖析第一次淞沪抗战暴露出来的弱点，“先从外交方面，我国最大的错误就是无根本的外交方针和真正的盟国。在表面上我们说是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实际上我们却没有一个心腹的国家做联盟式友邦”。而对于战争直接失利的原因，朱伯康写到:“事前不战不和又不准备，事后忽战忽和、忽和忽战，又皆听从敌方的操纵，凡此种种皆给日本以便利，将淞沪土地断送于‘运输艰难后援不济’的痛语中。这种宋襄公之仁，实为任何国家所不取的对敌方法！”

苏立功

十九路军沉着应战

七十年前的今天，1932年1月28日，大上海的上空突然战云密布，继上一年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后，野心勃勃的日本军方，又把大上海看作进攻中国内地的最佳基地，从而在这天正式发动了“淞沪战争”。

　　日本对上海的战略地位十分看重，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日本籍侨民的急剧增加，尤以上海为典型，日侨的数量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甚至跃居英国之上，成为沪上外侨最多的国家。在虹口四川北路、中州路、吴淞路、海宁路、乍浦路等地，是当年日侨聚居的地方。连日本佛教都在近代的上海落户，而那些来自东瀛的僧侣，竟然在申城扮演着丑恶的角色。1932年1月18日，有5个日本和尚在马玉山路（今杨浦区双阳路）附近寻衅，遭到中国工友的殴打。两天后，四、五十名浪人赶到这里报复，并砍死华界巡捕一名，刺伤两名。当天下午，数千名日侨召开大会，决议请日本政府派兵来沪，会后游行至北四川路时还殴打中国行人，捣毁中国商店，更为猖狂的是叫嚷“杀尽中国人！”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日方的一手安排的事端。果然一边由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出面，向吴铁城市长提出“抗议”；一边火速调兵遣将地向上海进发大批军舰。

　　就在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尚未结束，曾经拱手让出东北的国民政府已经再次露出服软迹象时，迫不及待的日军已经动手。28日当晚11时40分左右，3000 多日军已经从凇沪铁路和虬江路两处向驻守闸北的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还狂妄地叫嚣，4个小时内就可搞定上海。但这个日军指挥官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上海不会重蹈东三省的覆辙，这次日军将遭遇到以打硬仗出名的“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而这种恶仗和日军在对垒中的惨败情形，也是自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

　　当时奉命驻守大上海的这支英勇军队的前身如往上溯，分别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北伐时期的第四军，粤军第一师。其领兵老总在历史上依次为邓铿（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黄埔军校副校长）、陈铭枢（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蒋光鼐和蔡廷锴。当时的总指挥已经是蒋光鼐，副总指挥兼军长是蔡廷锴。较有名的高级将领还有戴戟（时任凇沪警备司令，师长）、翁照垣（旅长）等，部队将士多为粤籍，虽个子矮瘦者居多，但大多善战顽强，北伐时已经赫赫有名，一路夺关斩将，功勋卓著，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部队，但在战斗力方面，绝不逊色于所谓的中央军。十九路军在此次直接和日军交锋时，当天就把日军打得找不着北，到29日凌晨3时许，一度被鬼子攻占的天通庵站复归我军之手，此处的日军被全歼。这天，日军死伤人数超逾800名，3辆铁甲车被十九路军缴获，1辆被毁。

　　1月29日这天，又发生激战，在地面作战中惨遭败绩的日军，借助空军战机，疯狂轰炸闸北，北火车站和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就在是日均被炸毁。但日本的地面部队却被十九路军打得全线败阵，溃逃至租界，我军追到海宁路，为尊重条约，只好放弃到“中立”的租界路面追杀残敌，而日军败卒得以喘息，并重新调整，再从租界发动新一轮进攻。当时的租界成了日军的庇护所，战争主要就在华界展开。

　　战事在上海的进行，激起全中国同胞的爱国热情，申城各界人士更是全民动员，爱国的动人场面到处都是，仅每天收到的各种现款、衣物、食品、药品及日用品，都堆积如山。爱国市民的拳拳之心感天动地，十九路军将士抗敌斗志倍受鼓舞。30日，被打怕了的日方请英、美领事出面召集双方，要求停战3天。中国方面因为战区内有几十万难民要疏散，也同意停火3天。2月2日，未等期满，自恃援军开到的日方提前发动猛攻，但在十九路军面前，还是碰壁。向来迷信的鬼子临阵换将，7日，撤下盐泽，改换野村吉三郎中将担任指挥官，并不但增加兵员。不过，野村这家伙也没捞到便宜。2月13日，日军3次偷渡蕴藻浜，第3次有千余名日军过河成功，但吴淞守军三面包围，双方展开肉搏，十九路军在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中。消灭了过河的全部日军。而中国方面也得到了来自张治中将军率领的第五军支援，两支兄弟部队携手抗日，在上海300万市民的支持下，再次创造了屡次击毙千余名以上敌军的辉煌佳绩。日军则加派号称国内最精锐的第九师团，并以植田谦吉中将换下野村。2月22日的庙行血战，震惊国内外，3万多敌军从凌晨3点，和中国守军周旋至当晚8点半，才分出高下，这天日军被歼毙3千，余部只得向引翔港方向退却。次日，第五军和十九路军反击合围，又杀敌1700多。

　　在其后的日子中，迭遭失败的日军主力已经失去战斗力，日本政府只好像被“套牢”的股民一样，不惜血本地又接连增派第十一、十四两个师团到沪，还任命以前担任过陆相的白川义则大将为总司令，由陆军大将菱刈隆担任上海战事的总指挥，在29日发动了全线总攻。当时日军投入的兵力已达10万，且有百余架飞机和停泊在黄浦江面的大量军舰及陆战队员。而分别经过一个月和半个月苦战的十九路军与第五军，虽不断获胜，并坚守阵地，但消耗过大，又未得到新的兵力、粮弹补充和休整，两支疲军合起来也就在35000人上下，国民政府又不再给予任何增援，还要拖欠克扣各界人民的捐款，因此敌我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在这样不对称的抗衡中，处于绝对弱势的中国军队的最后失败已不可避免。

　　在经历了2月29日和3月初的几度恶战后，中国军队且战且退。最后在3月4日，国际联盟召开大会议决中日双方立即实行上海停战。这是因为西方列强在上海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和租界地，利害所在，不得不出面向日本交涉。而经过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速战速决的战略已经失败的日方宣称中国军队已经撤退20公里，日本目的已达云云，遂同意停火。1932年5月5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凇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按照规定，竟不能在上海华界的北部驻兵，而日军却可 “暂时”在吴淞、江湾、闸北等华界享有驻军权利。这种屈辱，是战死疆场的中国军人英魂所无法接受的，也让他们活着的战友倍感愤慨！这种积怨，使得十九路军于第二年11月，即在福建公开亮出了反蒋的旗号。这些爱国的将领，包括以后到新疆做西北战区最高军事长官的张治中将军，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跻身于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中，参加议决国是，蒋光鼐将军还做过新中国的第一任纺织部长。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十九路军的老总们，也都身兼要职，李济深还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职。戴戟担任过安徽省的副省长。这些地位的获得，与他们当年爱国反蒋的政治抉择分不开，而他们那为国人所崇敬的爱国情操和热血，更是直接在“一?二八”的凇沪血战中得以升华和炼就的！

　　淞沪停战后，谁也没有料到，在日本人于虹口公园开侵华胜利的庆功会上，日军大将白川义则、植田谦吉中将、野村吉三郎中将等人竟被韩国人尹奉吉投掷的炸药当场炸成重伤，白川最终还难逃一死。这也是侵略者的可耻下场。当时韩国的临时流亡政府就设在上海，对日本鬼子同样恨之入骨的韩国志士总算帮上海市民出了一口恶气。在凇沪血战结束后来回顾中日双方的战绩，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竟在相当长的30天内一直占下风，以致狼狈得连换四将，毙命的日本鬼子更是尸横遍野。是英勇的中国军人和同样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上海市民一起写就了这曲在70年前响彻申城上空的爱国乐章，让我们记住这几万名南国来的中国士兵！记住这些中国“东方门神”的光荣番号：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我们更要牢牢地记住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包括对上海市民欠下的笔笔血债！切勿像有的“数典忘祖”的所谓大牌明星，不知羞耻地把当年日本海军陆战队员手中的太阳旗披在身上做现代的商女。同胞们，勿忘国仇！

附记：

　　与个人家 事相连的国史，永远不会尘封。这就是我在今天写下的感受，万籁俱寂的冬夜，我仿佛重新听见那70年前的枪炮声，就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北部轰响……

　　本人父亲是广东人，作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曾忝列十九路军的军官队伍，是陈铭枢的副官。因此，我对这支军队有了特别的感受。1957年，父亲因被划为 “右派”（当时陈铭枢也被定性为“右派”），由于历史问题（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被以历史反革命罪逮捕。当时我才2岁。根本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后来方知他在1969年被冲击劳改农场的红卫兵用棍棒活活打死，因为父亲的脾气刚烈，所以难躲此厄。

　　1979年，我的母亲写信向当时民革中央的负责人反映父亲的有关情况。在当时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先生的过问下，曾把父亲打为“右派” 的原单位去函通知我就读的大学，辅导员接函后，特地跑来告诉我父亲被宣布平反的消息。当时，我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因为，我连自己父亲长得啥模样，都不知道，只记得1966年文革初期时，看到母亲因担心被抄家，曾匆匆烧过一张从箱底翻出来的，有16开大的照片，由于被烧的还有我心爱的《牛虻》等封、资、修书，11岁的我当时注意力都放在几本书上，痛心不已。等听到两个哥哥低声在说，那是父亲的照片时，我只看到铝制脸盆里烧焦的照相纸和还在吐着的火焰。以后，我只能从母亲的叙述中，来揣摩父亲的长相，据说他与我在香港居住的长兄最相似，我们三弟兄中，就属大哥最像父亲。不过，不管用什么方法追忆，我都觉得看不到父亲的真实面容，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而且这个遗憾，将伴随我的终身。

　　今天适逢“一?二八事变”70周年纪念，为了纪念我那也曾在十九路军中服役过的父亲，特撰此文，以示纪念。父亲，安息吧。

　　　　　　　　　　完稿于2002年1月28日凌晨3时32分；改定于11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