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对于当代史学责任的一点感想 -- gb2312

（说明：两年前写的幼稚文字，欢迎拍砖）

最近读了钱穆先生几本书，感觉钱穆先生是传统史学的一个集大成者。先生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 24史已经成为过去，应该有新的史学，新的史学究竟该如何发展的问题。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我想随便谈一点感想，权当抛砖引玉，贻笑大方之家。

个人感觉，新的史学不一定是题材上的，更应当是思想上的。

自建国以来，文革这段历史，非常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为什么我们民族会有如此深重的灾难？究其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非常复杂。

绝非“领袖好大喜功，小人乘机作乱”那么简单。近可以上诉到大跃进，反右。远可以追溯到清末以来的思想变化。

虽然，现在反映文革的作品非常多，但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大概是表达“我当时被人害得很惨”之意

第二类除了表达“被人害得很惨”之外，写出了“或者是由于私心作祟，或者迫于形势，也伤害过别人”有反省之意，但这类作品数量已经很少了。比如巴金先生的《人 兽 鬼》，当真是巴老的泣血之作，“我不要变成野兽”，只此一句，识见已非一般文人可及，巴老生前一直倡议建一个文革纪念馆，一直未遂。

但是，至今没有看到能入乎其内而又超乎其外，不以一时，一人，一事为碍的史学作品出现。我们不要总对日本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革过去30年了，我们确实没有真正反省过近代以来最该反省的这件事，特别是历史的，文化的反省。

文革，可以说是率兽食人的黑暗时代，看不到一点阳光，但是很多人的光辉，却可以穿透层层黑暗，点亮我们的心灵，像火种一样世代传承下去。（这种光辉其实在任何黑暗时代都存在，只不过我有时候叫他“仁”，有时候叫他“良知”...）我们当为这些光的传承者一一立传。（史学的角度立传和文学的角度立传应当大为不同）

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文革的时候批判孔子，梁漱溟先生公开反对，遭到围攻，仍然高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什么是儒家？这就是儒家。

孔子曾讲“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这里的"愚不可及"并不是智力达不到，而是儒家在大是大非面前，必然要有这个承担。否则就不是儒家了。任你读了多少经典，生死之间，没有这个担当，就不是儒家。

又如在文革前就被打倒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上万言书，和领袖据理力争，反对左的错误，这当中表现出的勇气超过了他在朝鲜战场上，“横刀立马”面对“联合国军”的勇气。可谓“大勇”。虽然这两个人观点不同，信仰不同，但是“良心的承担”是相同的，若史家不为这样的人物立传，能无愧乎？

又如，在那个时代苦苦支撑国家的周恩来总理，只论才能气度的话，古之贤相，惟有诸葛亮堪与之相比。同是出将入相的人物，同样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个黑暗的年代，国民经济没有全面崩溃，和他的坚持是密切相关的。尤为可贵的是，他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信任和爱护，是前所未有的。建国之初，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前夕，谣言纷起，有的说李不回国了，有的说李去台湾了，周的指示是“新中国第一届地质会议一定要等李四光回来再开！”什么是国士之礼？这便是国士之礼。又如：文革中老舍先生含冤自杀周年之际，他亲往太平湖祭奠（这在当时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和现在的政客做秀大为不同）。在文革的时候，他曾找许多知识分子谈话，往往当头第一句话就是“最近想没想过自杀？”可以说，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是在他的保护和激励下活下来的。虽然，他在晚年对斯诺（西行漫记的作者）说：“文化大革命打败了我”但是若没有他保存了这么多人材，邓小平当会面对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

我以为，他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对比彭周而二公，不禁想起陈平对王陵说的一句话“在庙堂上据理力争，我不如你，保全国家，你不如我”。

若为周公立传，当和《三国志 诸葛亮传》在千载之下，交相辉映，当使世人悉知，我中华有此贤者。

其实，自清灭亡至今，虽然是国难深重，但何尝不是人才辈出，史家当为此间英杰一一作传，否则物是人非，其间人物，又变得不可查，不可考，以致不可知了。

又如，国家不幸，以致中华儿女，四海飘零，但这其间颇多俊逸之士，不失我中华风骨，当专立一册。

现在，我们经济刚有一点起色，很多人就飘飘然了，以为可以追汉超唐，思想界也头脑发热，开始幻想“大国崛起”，却不知“仁者治国百年，方可以胜残去杀”，我们的思想和文化还没有什么进境，否则“盛世”怎么会有“邪教”出现？一个三流的骗子为什么能骗那么多人？为政，为学者均应当深刻反省。又有谁肯花20几年踏实功夫，做一篇“盛世危言”呢？

试问史家英才，继太史公之后，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者乎？

如果要做历史就是要真实，只摆事实，不掺杂个人感情。要掺入新的思想，只怕不是做历史，而是借史抒情，以古鉴今，并不能作为正史。现代史学基本资料齐全，而且很多都绝密保管，修史很难哦。

本身是个很好的东西，可惜历史的原貌已经在历史中不断作为工具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并仍在不断地被重新“解读”，以致现在进入历史就等于进入了各种思想倾向的争斗，有时候实在让人反感。

期待历史能作为让“人”自省、而不是让“工具”自省的一天。

另请教一下达者：为什么我送不了花？

问题是这样就需要所有的史学资料都是客观的……

感觉当今史学，对于中西方文化没有透彻的了解，对于经济学，统计学没有很高的素养，不容易开出大的局面。比如对于社会问题，如果只有文字证据，很难有说服力，必然要引用统计数字，但是引用统计数字的时候，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数据之间怎么样对比印证等等问题，都要仔细考虑）

孔子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个人感觉，史家当在“舍之则藏”下大功夫。

所谓“舍之则藏”并非只是苟全性命于此世间，耐得住寂寞，更应当是“藏此世间于方寸之中”，愿与史学爱好者以此为勉。

个人感觉，研究历史问题不可能没有主观的判断，问题的关键在于决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

为什么“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不在于他罗列了一些史实，而在于他为了坚持“仁”可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

“中国昔日的人民公社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我说「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不要忘记，经济学者也是人，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坏事，是不好的，我是站在人的立场，主观地说话，却并非基于客观的经济分析。当然，我有权利作这样的主观判断，因为我有人的权利，而这权利是不须有经济学的训练才能得到的。”--张五常

哈哈，

大部分做历史研究的人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来研究历史,而是先确定一个观点然后从事实里面挑能支持这个观点的事实. 看了好多河友写的咚咚,有的也有这个趋势.

rt

写可就全靠那些笔杆子了, 话语权全在笔杆子手了啊,所以林彪说掌握政权就是掌握笔杆子和枪杆子.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

灭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诸侯奔走不能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这是春秋时代的事实。

至于战国时代，更无论焉。

所以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不知道这是理想还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