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口述史背后丰富生动的历史背景：一个实例 -- Alarm

原帖：老引北京:俺先帮他补充补充。。。

一问一答，非常简洁，但是背后有着丰富生动的历史背景，我就挑两条自己熟悉的，展开了，稍微介绍一下。

此处的“师党部”应为“师管区”之误，一个是军队党务机关（但是在国民党军基本上形同虚设），一个是抗战期间基本的兵役机关。国民党军虽以“建设革命的党军”为建军原则，但是军队里面的党组织基本上是个摆设，基本上是靠长官的个人效忠、或者是派驻军统人员来保证部队的忠诚度（文强抗战期间就曾经被派到孙殿英的部队，行监视之责，但是孙部最后还是投敌当了伪军）。这也是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尖锐、部队协同性极差的深层次原因。

“抓壮丁”这个基本兵役制度，堪称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几大弊政之一，它给国民党统治秩序造成的危害也绝不仅仅是大量壮丁非正常死亡、白白损耗人力资源这么简单。因为国民党基层政权，在“四·一二”血洗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以后，迅速地土豪劣绅化，壮丁制度成了地方豪强盘剥百姓、鱼肉乡里的工具，而且兵源质量也毫无保证。

名义上，独子不抓丁，每个壮丁的家里还有一笔政府给的优抚费可拿，但是实际执行完全走样——抓丁成了基层兵役人员敲诈勒索的好机会，符合规定的壮丁、只要家里有钱贿赂就不抓，转而强拉无钱无势的贫苦人家子弟，实在不行了，就拉一些大烟鬼充数。

更绝的是，还有一些流氓地痞和兵役人员勾结、干起了“卖壮丁”的营生。他们冒用他人名义充当壮丁、骗取优抚费（有时候还能从被冒名顶替的人那里额外拿一笔好处），然后贿赂押送壮丁的长官、半路上跑掉，长官则以“壮丁逃亡”的名义向上级交差。逃回来以后，这些人又再一次冒用他人名义当壮丁，周而复始、乐此不疲，端的是个没本钱的好生意！

抗战期间的兵役制度之祸，国民党高层是了解的。台湾出版的蒋介石文集，就收录了好几篇他在这一时期对相关人员的训词，在这些训词里面，蒋介石对兵役制度的种种弊端发出了严厉的、甚至是痛心疾首的训诫。不仅如此，他还下了狠手杀人：1944年夏，因为目睹财政部税警团壮丁的悲惨遭遇，他把当时的兵役署长程泽润都给毙掉了（滑稽之处在于，财政部税警团是自行拉壮丁的，不归兵役署管）。但是，“拉壮丁”这一弊政，一直都未能革除。

抗战期间，国军供给标准本来就偏低，每人每天二十四两带壳的谷物（注意，之所以是带壳的、而不是成粮，内里玄机很大）、副食一律没有。这个标准往往还执行不到位，各级经理部门（国军把后勤部称为经理部，从日军那里学来的军语）都会层层克扣（美其名曰：去壳），到最后士兵能够勉强吃饱就不错了。这个问题连嫡系部队都免不了，更不要说西北军这样的杂牌——实际上，除了极端困难的时期，共军部队吃得比绝大多数国军部队都要好、士兵的营养状况好于国军，至于359旅这样的大生产模范就更不用讲了（1943年1月至10月，全旅吃肉318262斤，平均每人每月约3斤肉，在当时，这个保障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所以，黄维这么清廉的国军将领，1940年在54军军长任上，也被关麟征抓住了把柄（将空额薪饷挪作它用）、要整他。因为黄维是为了改善士兵的生活待遇而吃的空额、一个子也没落入个人腰包，部队上下一片哗然，最后的结果是蒋介石批了个“可调本部高参”的和稀泥批语、把黄维调走了事。

抗战期间，普遍存在的“吃空额”现象对国军的损害极大，各部队非常不充实。抗战中期、郭汝瑰接任七十三军暂五师师长，前任师长给他“交底”说本部实有五千多人（表册上是七千多人），但是他上任后摸了摸底、三个步兵团合计三千人、只有一个满编团的兵力。与此同时，前任师长为了感谢郭在交接过程中没有刁难他，送给郭汝瑰个人一点“小意思”——二十多万斤军粮。更加恶劣的是，空额都是来自一线战斗部队（各级长官的勤务兵永远没人吃空额），国军部队本来就存在的官多兵少、一线战斗部队不充实的问题，也因此更加恶化、严重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抗战初期，国军最精锐的德械师，甚至因为空额太多、连火力排没有足够的人手携行编制内的武器装备，害得排长每次行军转移前、都要求爹爹告奶奶、央求步兵帮他们背机枪、背弹药。按照LUDA所说，某位解放军的开国上将（他没有点名），30年代当国府的中将师长时，也是位一等一的吃缺高手，当年武汉行辕派人点编部队后评价为，他的一个中央军师，实力还未必比得过一个杂牌军的旅。

历史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口述史背后可以挖掘、整理、分析、总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武汉行辕”这个名号是抗战前的东东，陈明仁当师长是1938年的事，董其武是傅系杂牌出身。

后方的一些国民党杂牌部队，反共摩擦中被八路军打垮时士兵们饿得站都站不起来，长官那里还有数万斤粮食的“小金库”。更为有趣的是，我记得钟子麟在他的系列中说过，共军由于宣传用或者提高士气等原因，比如歼灭了国军一个不满员的部队，按照其帐面数字发表战报还有情可原，南京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也是按照帐面数字定，根本不管部队实际上有多少实力。打起仗来当然是莫名其妙，稀里哗啦。这还真怪不了别人。

每天翻一番——水泡

因为在朝鲜战场上指挥180师打翻身仗而一举成名的李钟玄将军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太行军区当连长。1944年，他所在的部队组织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李连长是河南出来的学生官儿，这种土豆却是人生的第一次。二十几岁的年轻军官，身子骨并不比他的战士差，干农活的本事就完全两样了。据他自己的记载，开荒第一天，两只手上共留下水泡三个。第二天，六个。第三天，十二个，刚好一天翻一番。

指导员的业务

1944年，八路军晋绥军区独1旅714团2连指导员刑世美在部队冬训期间的业务如下：

1、分配训练项目。

2、利用连队所办鞋铺的收入熟了几张牛皮给战士做手套。

3、杀掉连里所养的羊，卖掉羊皮投股办合作社，羊头、羊杂碎先吃，省下羊肉准备过年。

4、和附近的老乡做点小生意，没有现钱用粮食记账。

通过努力，这个连的伙食水平相当不错，每个星期可以吃三顿白面，两只羊。战士的生日还有一碗长寿面。

是我奶奶讲给我听的，我爷爷辈有兄弟四人，有一个要去当壮丁，去了之后应该不是当兵，具体的什么工作我忘了，但是是没有口粮的，吃什么要家里送去的，如果不送就只能饿着

军队就地征用民力，担负修工事、运输物资等非作战勤务，民国时期除了共军以外的各支军队的老传统。拉民伕就更混乱了，各部队自行其是、没有统一标准，也是个祸害民间的污糟事。

，甚至不如台湾，更不要说欧美。台湾官方的国防部史政编译室已经搞了大量口述史调查，姑且不论质量如何，至少保存了一批资料。这方面大陆基本只会出回忆录，成体系的口述史整理还有待开展，可惜时不我待，老人是日渐凋零，可惜可惜！

不知道那些都算啥了

但口述史调研记录是有一定规范的，和个人回忆录还是有差别。文史资料保存了大量信息，但距离系统有效的整理历史，记录历史还有差距。

过去的成绩就不要说了，到现在，这个机构依然在正常运转中。前些日子他们上了崔永元的节目，有一个领导对未能及时约请霍英东等政协委员留下稿件，扼腕叹息。

首先，它要遵循“三亲”原则；

其次，它要经过工作人员的审核与订正；

再次，“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不定期组织相关的文史专员，坐到一起，互相研讨和订正。

具体的，可以看看陕西省政协为厘清“华清池扣蒋”事件所作的工作和相应的成果：“西安事变”之时张学良的卫队营捉蒋真相

　　就按稻谷出米60％算，也有一斤四两四，按那时的条件，平时将就能吃饱了。但是且慢。

　　以前的一斤是16两，也就是说二十四两折合现在的一斤半。当然罗，这一斤半带壳粮如果能如数发到士兵手里，也不算饿的厉害了，稻谷能出9两（十两称）米，小麦能出一斤二两到一斤三两面粉。

郭汝瑰接任73军暂五师师长，因为在点检问题上比较“大度”，前任师长轻轻松松就送给他几十万斤军粮的“小意思”，克扣怎么可能避免？

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入朝部队和民工每天的口粮标准是两斤多，而且还是成粮，后来更进一步、全发细粮——这还只是口粮，副食供给另算。举个著名的例子：为了突破美军的“绞杀线”、把鸡蛋送上前线，让战士们在坑道里面也能吃上鸡蛋，还特意把鸡蛋做成了鸡蛋粉，这可是毛、周亲自过问和操心的事情……

综合对照和分析之下，你说对抗战期间的国军士兵来说、吃饱肚子岂不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