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五十三）：民法和高利贷 -- 本嘉明

说这个题目，其实是因为温州高利贷危机。

现代法律体系，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标志，是文明的基石。

现代社会，就是相对分明的两方构成的：政府和人民。民法是私法，实质上是对人民的救济法。但这个东西，在新中国，一向不受待见。

（一）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学苏联，但不打算全抄。1956年底，草稿出来了。

苏联立国70年，客观评价一下，是“有法不依”；至于新中国，前30年就是个“无法无天”。

旧俄国是欧洲大陆法系的成员，苏联成立后，抛弃旧有的法律体系，但同时，非常推崇《罗马法》（古罗马的法典），因为俄国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当年东罗马来个“昭君出塞”，东罗马亡掉后，这帮蛮子就自说自话接过革命的枪了），这是民族自豪感的问题，同时，列宁又很重视法律。所以苏联在罗马法基础上，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苏联法律体系。斯大林的问题，是践踏已有的法律。

而毛主席根本是蔑视法律体系。1958年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说：“民法和刑法那一类都不需要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我们每个（政治局）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开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1957年刚反完右，谁敢直言抗上？

于是，民法典在海选就淘汰了。

（二）

1962年，吃足了没有法律苦头的人民政府要改变，毛主席突然在3月22日又提出：“不仅刑法要搞，民法也要搞，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还要编案例。”

这时候比较悲摧，中国既反美，也反苏。结果完全是搞中国自己的一套。比如，（遗产）继承，本来编了一章，后来砍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主席不同意，因为主席发现党内也有资本主义，将来红二代可以开玛什么拉蒂，这不允许。当然，小口子是留的，毕竟考虑到社会上对于继承的法例还是有需求的。

然后是WG了，《民法典》同学，没有晋级十强。

（三）

1979年再参加选秀，这位同学比尚文婕坚强啊，30年啦。

这一次的主持人，是陶希晋，杨秀峰。1982年，慎重修改后，完成了第五稿。这一稿，是30余年来最最好的一稿，当时思想开放，大家干劲又足，选的专家又优秀（没有水分），大胆借鉴了西方，苏联，甚至台湾（民国法律）各方面。这一稿切合中国的实际，有些条文在今天都是超越性的了。

但这一稿，被彭真叫停。理由是当时国内变化太快，很多新思想逐步推开，现在就出一个完整的《民法典》，很快就会落后于形势，所以不如改“批发”为“零售”，破开来出单行法。没有整体法，就搞个《民法通则》好了。

这一个《民法》稿被拆散，实在是很可惜，数以百计最好（而且毫无私心杂念）的专家，实事求是，呕心沥血搞出来的总法典，临门被毙。

据不可证实的消息，被毙的重要原因，是陶希晋不照顾彭真同志的权威，所以领导宁可毁弃黄钟，另筑瓦釜。

但这个谣传，我不是很认同。当时的政治气候，还是强调公有制为主，相关人士的立法指导思想保守，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属地主义的影响明显，产生了法律制定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他们认为，立法中只作原则性规定，其他的由国家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与调节为好，就是留下空子给中堂们钻。这个新草稿，还是太细腻了，天网恢恢啊，领导们哪肯犒劳自己一个紧箍咒？

这一次进入决赛PK，还是完了。

（四）

在彭真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民法通则》在1985年通过了。

这个《通则》，是个四不像。首先，它是《民法总则》，因为当时非要有个总则不可了，《经济合同法》都出台了。但同时，它又包含有一部分“分则”，分则又不齐，没资格叫《法典》。

当然，有了《通则》，大大好过嘛也没有。民法的本质，是私法，《通则》算是摸着石头，向对岸走了一步。

其实最好的方法，我想大概是通过82年版的《民法典》，随后逐步修法完善。

（五）

这些跟温州有个啥子关系呢？

《民法通则》第90条，原稿是“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禁止高利贷。”，草稿拿到人大去讨论时，代表自然就提出来：你怎么定义高利贷？否则不等于白说？

中国人民银行的回答是：超过银行正式利率的四倍，就是高利贷。

浙江福建等地的人大代表，在月色MM的理论指导下，立刻反水。你有莫搞错？才四倍就算非法，下面怎么搞活经济？

但西部的代表们坚决支持，四倍绝对是丧尽天良了，《白毛女》看过没？

人行立刻怂了：吾们这是政策，说不定下个礼拜就改了，呸呸呸，你就当我神马都没说过好了。

所以，最后通过的，是这么一句：“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完。

公认的中国立法史上最牛灌水。真他妈的废话。

（六）

我们接触到问题的本质了。

温州的借贷关系，算不算高利贷（也就是不合法）？或者其中部分算高利贷，部分不算，那么华丽的分割线在哪里？如果有部分不算，那么中央就名正言顺可以出资接济，予以保护，但你怎么能事后划线呢？

假设这次订出的分割线是80%年利，那么，中西部的广大干部群众，能不能接受？就是说，以后有人在新疆按79%的年利放贷，是合法的，法院要保护的，行不行？

问题的真正本质，是两点：

一， 温州要不要救？万一救，凭什么理由？

二， 中国太大了，全国级法律的执行，受到空间（东西部），时间（法律滞后于形势）和房间（地域保护主义）的扭曲太厉害了，划一太不现实了，怎么改善到至少可以勉强操作？

（七）

我个人的意见，温州可能，最后是要救一部分的。

温州地方ZF决心发展“民间资本运作中心”，这是因地制宜的政策，没有错。一个国家“民资（民间资本）”强盛，至少不是坏事。但民资这个东西，朝廷叫不应，所以中国历代的肉食者，一向不喜欢。而且这个力量，也确实是双刃剑。

我们拿台湾来说，蒋经国搞“十大建设”时，征地虽然木有强拆，但补偿并不足够，尤其是大企业，不管是党产还是王（永庆）产，私相授受，给他们地是半卖半送。李登辉当总统后，政策变了，再征地必须完全按市场价格，台湾作为四小龙也积聚实力了，地价上去了，于是产生了大批卖地爆富的农民。李这样做，并非心好，而是这些有地的乡下人，全部是胎毒，是他刻意要栽培的政治力量。

这些粗鄙的乡人，能投资什么？花天酒地之余，要么炒股炒房，其中还有些傻大胆的，投资了IT代工行业。芯片厂，一个厂的造价是以十亿美元计的，没有这些敢赌的民资，怎么会有台积电？

因循的官僚体系，是绝对不可能在一开始扶持那些看上去疯狂的高科技企业的。如果中国的所有风投，都来自硅谷和东京，你认为这是好事吗？

民资介入“孵化行业”的两大优势，一是屁股基本是在大陆的整体利益一边的。二是不懂高科技，不会太早指手画脚。

而民资的另一面，就是投机。1990年2月，台湾股市上到12682点再崩盘，8个月内跌到2485点，一个重要原因，是民资不但介入投机，狂炒，而且当时已经“免煮”了，民资可以高效率地动员民意代表出来抗阻金融当局的必要修复行动。当时金融当局一打算打压股市，立刻有立委率大队出来散步，懦弱的金管当局只好毫无作为，任凭狂欢到末日。

国家领导人驾驭民资，好比美国牛仔骑野牛，弄好了，不但收支相抵是赚了的，而且成就不是一般的。

具体到温州，如果温州自己熬得过危机，那没有问题，你就熬好了，通通算高利贷，不保护。如果连带会引爆其他雷，当然要两手准备，维稳要紧。这件事，确实给朝廷一个提醒，就是如果关了楼市蓄水池，那么对于溢出来的民资，要怎么引导，走有建设性的道路？你管好了，这是“机”，你撒手不管，鸵鸟，这就是“危”。毕竟这股民资，已经很庞大了。而且钱这个东西，是木有善恶的，嫌弃哪个就不对了。淮海战场的俘虏兵，到朝鲜一样打美国鬼子。温州不是希腊，过了这个坎，还是能冲一冲的。

但反过来，游戏的规则，要订在事先。《民法通则》固然没有明确定义高利贷，但如果按常识默认为所有的温州借贷都是高利贷，那也是一句话，敢投钱的债主们那时候没想过后果？但如果你现在偷偷摸摸出来救，那么其他省市当然不满，凭什么？

中国的老问题，就是始终不尊重法律，不依靠法律。所以立法宜粗不宜细，故意做个残次品花瓶，有了等于没有，这有时候给领导机会去偷鸡，更多时候纯给领导添乱，要不然，领导大可以两手一摊，何至于又跑一趟？费了油又有啥用？现在这样，社会无法有明确的预期，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甚至于做了不可以做的，ZF这个老保姆半道可以变卦，来救济你个坏孩子，这叫什么事？

（八）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法律，面对如此多样化的各地差别，要怎样适应？

大家不要嫌我异想天开，我的建议，是全国人大在准备全国性法律文稿时，同时准备A，B，C三个稿。全国人大通过，是3个稿全通过。然后，由各省人大，表决本省选用其中哪一稿。就是说，全国人大圈地，各省人大跑马。

具体到“高利贷的标准”，那么，A稿是100%以上，B稿是60%，C稿是“本省商业银行最高贷款利率的4倍”，各省可以按自己的实际情况选一。如果本省经济发展了，要修改，那么重新投票，再选另一个版本，然后报全国人大批准。

当然，这不是说，每一条都这么拆开选，而是一共3个版本，你选对本省最合适的一个版本，各版的细节你无权修改增减。那么律师要打官司，就要搞清楚，你到了哪个省，要适用哪个版本。

本嘉明:茗谈(五十二)：地下物流

人大通过三份文稿让地方选择，实在太超出想象范围了。这等于给地方批准人大法律的权力。

这很大程度克制了组织僵化，但也照成谁依法办事谁是傻瓜

温州实体经济空洞化已久，实体借钱大多挪用，一是借款用途不合规，其次放款的人大多层层拆借，来源有银行贷款、各家利润留存、各路黑钱，如按本大说只救部分，可以从这个层面来，先清理各案的高利贷去向，再理清高利贷的来源，只对发展实业进入困顿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另外救济资金来源合法的放款人。但是以上说法纯粹一厢情愿，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实际上企业界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新陈代谢就无法升级，目前遇到的都是正常问题。

至于全国为何浙江跑路人这么多，其实也好解释，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国际化早矣，有些地方的人想跑还不一定有地方去。

在司法实践中是很明确的，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处理的，没啥不清晰的，不然怎么弄呢

照你逻辑，直接说联省自治算了，从新疆西藏开始

实名投草

“因循的官僚体系，是绝对不可能在一开始扶持那些看上去疯狂的高科技企业的。”

你说说温州人扶持的什么高科技？另外钱是自己的还是银行的？

关于温州，年初司法解释就准备好了

最高法：个人非法集资超20万元将追刑责

2011-01-05 01:56:51　来源: 新京报(北京)　跟贴 536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日前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严惩非法集资犯罪。规定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万元以上，或集资对象超过30人，将追究刑事责任，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以上，或吸储对象超过150人，将追究刑责。

外链出处

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 看了一下风眼的文章。你这个搞法是公私合营还是没收？

欧洲倒是很有个性，但是却享受不到一统的好处

世间哪来双全法

先说明一下，小本不是学“法律”专业的，我是学“八卦学”的，所以有说得不规范的地方，专业人士多多纠正则个。

(一)

建国前30年，立法混乱反复，不成气候，这到了改开，反倒具备了“后发优势”了，这主要体现在：一，中国的法务专家们，没有门户之见，既承认我们是模仿了苏联和民国法系，是大陆法系的事实，同时又欣赏英美法系的灵活和务实，看未来看好英美法系。二，立法工作的中上层领导们（比如王汉斌），又保留了“实践论”的好习惯，既听专家的，也听司法实践第一线的意见。而同时，大陆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开放，作为第三位“发言人”，深刻地影响了立法进程，突出的例子，就是“经济法”拽着“民法”走。

在英美法里，是没有经济法(ECONOMIC LAW)一说的，统归在民商法里。大陆法系里有，德国做得最好，而德国专家的解释，<经济法>就是“反垄断法”，是跟大财团干架的法，德国企业互相间的行为，属于私法的范围，合并啊垄断定价啊，都是私自行为，那么国家介入干预了，这就不是私法(民法)了，是经济法了。

中国刚改开时，上下特别偏爱<经济法>，是因为厉行经济优先，这名儿起得好。<经济合同法>1981年第一个生下来，比《民法通则》早多了。那时的现实是，个体户交易是银货两讫，所有需要盖合同章的“单位”，要么是国营，要么是集体，再不济是戴红帽子的“三产”，所以只有有国家影子的法人之间，需要合同往来。

所以，中国目前的形势，涉及社会活动的私法领域有点“二元性”，一个是后来居上的<民法通则>，尽量代表纯粹的私法，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代表“民”（自然人和私营法人），代表市场的自由力量；而经济法系列，则代表行政管理，代表“官”，代表国家干预的一只手。中国民商法的未来，我的理解，一个是从大陆法系出发，逐步更多地吸收英美法系的优点，走条新路；一个是从经济法系列出发，逐步走向民法为主导的“一大(民法)一小，二元结构”的局面。总之是自成一格，同欧洲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都不完全相同。

这个“二元”里，谁也吃不掉谁，但也不是势均力敌，而是轮流坐庄。所以“国进民退”也好，“民进国退”也罢，是演不完的连续剧了。

(二)

那么，民法怎么能对应经济法而存在呢？

民法的最基本基础，是“意思自治”，在西方，两个自然人是两个平等的主体，他们俩商定的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不破坏公德，协议本身视作同法律一样崇高，等于是法律。所以，<威尼斯商人>里，双方商定割一磅肉，公爵也不能干涉，不能硬要作废，只能从“不得流血”动脑筋。其实这样一来，看似尊重个人，当局就卸脱仔肩，省了很多义务，是个滑头生意。

我们举个粗俗的例子。如果小本是上海市长，就会推行“公娼”，这一番繁荣娼盛，你在那里道貌岸然装看不见，要不得。这么办，小姐们定期要到武警医院检查，不露脸不写名字，发号码检查，既照顾隐私又避免作弊，该治就治，夜总会老板出检查费。那现在是私娼，某君不幸染病了，只有自认倒霉；如果公娼了呢，他就可以愤而控告市卫生局，工作不力。那么本市长会灰头土脸，每年吃好几个官司。但比起现在禽流感爆发，感染无数，当局还一脸无辜，哪个更好呢？

温州的问题，就是如此。

温州犯病了，当局说这是私娼交易，愿打愿挨，不干我的事。

真的不干你的事？非法集资，这20年来，不是一次两次出事了，从来是锯箭杆，头痛医头，混过了事。几千万公务员吃吃喝喝不作为，银行一律朝南坐，逼良为娼，搞得私娼遍地，倒还是帮你维护了社会治安的说。如今出事了，不干你的事？江湖有江湖的天良。

温州初有点钱时，大家聚财做的，也无非是一次性打火机之类小商品加工厂，那个阶段，没有民间集资，能有温州后来的局面？靠人民银行你还不如去抢人民银行呢。民间集资，原来是挺朴实一个田头小伙，如今叫钱烧得，忘乎所以了，但他的出身本质，还是好的，说不定能挽救回来的，至少部分人能挽救一哈。

所以于公来说，阁老撒手不管，道貌岸然骂一通，台面上倒可以如此，人心就寒了。 既然二元世界，国资民资，永续缠斗，那就不能通杀一方，将来风水轮流转，还是有用的嘛。这时候不能靠民法了，不能迷信自由市场私相授受了，要靠经济法，国家干预。为什么？反垄断啊，这些民资都死了，小房产商都死了，央企大房产商不就垄断了吗？不就变“一元”了吗？军统死了，老蒋还拿得住中统吗？

(三)

任何一个政府，主要的工作，就三件事：一是关于“大炮”，二是关于“黄油”，这大家都理解，要大炮还是要黄油？

三是关于“猪油”，就是以不当利益，提高公务员们捍卫政权的积极性。这里头，“三公”消费算，贪污受贿算，强霸民女“社交性强奸”，应该也算。美国政府，公论猪油算是少的，主要是人家民女比较开放，不认为是强奸。不过大炮上花得一多，也有小爷要占领华盛顿呢。

一个健康的ZF，这三样一样都不能少。毛主席那会儿没有猪油了？高级领导人的特供和风流，造反派对贱民们任打任杀，算不算？这三样能搭配合理，黄油最多，猪油最少，广大银民就感激涕零了。

温州这档事，很多公务员一心扑在工作上，一时失查，把自己的灰色所得都搭进去了。那么，当局只有三种方法可解：

上计，把被害公务员通通贬为庶民，就不用再替他们损失的猪油操心了。

中计，替各位公务员，公务“长”们补回本属于他们的猪油，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说！

下计，补不回不要紧，乖，答应你们再放手揩20年的猪油。麻烦的是，20%受害人快到站了，90%有脂肪肝。

诸位爱卿，上计太急，下计太缓，只有这中计，不急不缓，甚称孤意啊。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

所以于私来讲，阁老还是要救，这个钱，上面蒙薄薄一层黄油，里头全是猪油。

一个武警中队里，中队长最看不起的哪个熊兵，在外头撒酒疯惹事，被混混们打了回来，中队长会怎么做？甭管是非曲直，拉大队先出去打了再说啊，你他妈还要不要带队伍啊？

就算你们是SOB，那也是我家的SOB啊。

雪中送炭，这一下收了多少吴三桂洪承畴啊。

(四)

比较公正的做法，我建议是这样：

少少投一点钱撑住银行，把温州地区军管，宣布10月1日以前所有的私人借贷关系，法院通通在一年内暂不受理诉讼，债权人和负债人主动到政府“清欠办”登记，凡登记者不论是债务人债权人，人人以户口本的人口数，一户发一本“救济本”，按人数定量，每月可以领实物（只有大米，食油，鸡蛋三种）和少量现金，数目记录下来，日后归还国家（当然很可能减免掉），你不领也可以。所有仍运转的企业，除了已抵押给银行的资产以外，凡抵押给私人的资产，一律不承认原抵押，腾出资产向银行抵押贷款，维持生产。

“清欠办”从外地借调财务干部，慢慢理顺各笔借贷关系，不着急，先搞个一年，不要有其他动作，凡事一年后再说。这一年里，保证温州不出恶性暴力事件，饿不死人，企业实体能运转的照常运转，不论官民不许外逃，抓住严惩。非经济运转的社会往来资金，只许进温州，不许出温州。私人储蓄每月限领金额，动手术要花钱，凭医院证明取存款。

高息集资运转这么多年，其实相当一部分现在在帐上被亏掉的钱，已经分给前期投资人作为利息了，现在追查下去，按银行年利率4倍计算，4倍以上，大家多收的利息，主动上缴，不然给查到就被动了，所有利息要全部没收。至于大家仍然陷在里面的本金，等追回多少，按比例下分多少。

中外历史上，金融大崩盘的，多了，“海南橡胶”听说过吗？郁金香投机呢？密西西比公司呢？最近的，台湾股市跌掉一万点呢？再大的乱子算个球！过几年一样没事。稳住，我们这里，布衣卿相们，干着急的，太不值当啦。

你这个解决办法，可是把国家往坑里带呀！人老欧洲可是走团结的大路，胜利的大路，你这是往分裂的小道，失败的小道走。

大市场的形成，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根本，保证这种流动的统一法律体系是基础，打破诸侯经济是目前的难关，你的做法是逆潮流耳洞，不仅政治上不正确，从经济角度也很落后，要批判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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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高利贷下又能多撑几个财年。甚至可以揣测，即便都是合法高利贷，民间集资的泡沫也不会更慢破灭。投机者在顺境时从来只会算时间成本，为了追求利润，更低的资金成本只会造成泡沫规模更大，本金更少，资本周转率更高。

自己选择在粪坑里面拱，谁也不能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