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有几句话不知该怎么说 -- 肥狐

汉语之命运——百年未完的争辩

郜元宝

《南方文坛》2009.2

河里不让转载，所以七零八碎地摘点放上来，看个意思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启发，国内学界普遍关注语言包括现代汉语问题。我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过程中也接触到一些和语言有关的问题，比如“母语的陷落”、“音本位和字本位”、“本体论与工具论”、“同一与差异”、“语言转换与文学发展”等，但这些都是现代汉语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观念之争，和语言学研究有所不同。我想追问的是我们正生活在怎样的汉语世界?我们的母语究竟怎样了?有哪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一直左右着汉语的发展?对此没有清醒估计，不仅文学研究恐怕任何学术操劳的基础便都可疑。但语言问题很容易混乱而空洞。海德格尔说谈论语言犹如谈论沉默一样危险。索绪尔认为再没有什么比语言学的对象更加变幻莫测。这都是经验之谈。我思考汉语现代化问题，往往苦于不得其门而入。今日汉语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它是一个需要语言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诸学科通力合作的系统工程。而且我怀疑这可能也是个无解的问题。我们生活于其中，有所觉悟，有所警惕，诚心看守语言的家园，或许更重要。海德格尔区分过“研究语言”和“体验语言”，对我启发很大。围绕现代汉语的一些观念之争，仅仅追溯现代汉语这一学科的历史还很不够，应该和国人的语言体验息息相通，比如不妨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运动，使汉语现代化研究进入汉语的体验与创造，这样才能避免把语言当做僵死的对象来“研究”。

现代汉语转变之初，西方语言对它的冲击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汉语和外来语接触，是导致自身深刻变化的根本原因。有很多学者研究“语言接触”，复旦大学史地所周振鹤教授和中文系游汝杰教授较早进入该领域。……周、游两位的研究始于80年代，其实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就注意到这个问题，……钱玄同甚至认为刘继庄《新韵谱》成书的1692年就是现代国语运动的纪元，评价极高。更早的还有王国维，……

现代语言改造的确有着深刻的政治性。晚清进行语言改革的一批人首先都着眼于国家民族等问题，然后才有语言文化的觉醒。政治和文化是汉语改造交替演进的两个主题。建立新国语首先就是一个政治命题，是为了富国强兵，维护国家统一，追认汉字在历史上为国家统一作出的贡献，后来更直接服务于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

语言问题不仅作为政治问题提出，也往往诉诸政治寻求解决之道，而政治在语言改造过程中也确实起过决定性的作用。30年代鲁迅明确指出“新文字”和“大众语”不能一条腿走路，不能单靠知识分子，必须获得政治支持。40年代以后的语言建设证明他的预见多么准确。……

语言文字包含政治问题，不限于满汉民族矛盾和中日国际冲突(“五四”时期“欧化”之争则牵涉到是否坚持汉语本位的中西文化冲突)，在主权国家内部，语言也充满政治性。“五四”以后，白话文方兴未艾，但外部压力(文言复兴)依然严峻，内在紧张(文学书写和应用文写作尚未成熟)也难以舒缓，就在这时，瞿秋白提出“第二次文学革命”的口号，要求汉语现代化超越“非驴非马不中不西不入不鬼”的“白话文”，跃入“大众语运动”的新阶段。这是国内两种政治冲突的反映：代表国家权威表述的文言文取缔之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白话文一时难以反映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诉求和文化理想。……现代语言运动牵扯了很多因素。一是中外文化碰撞，一是国内政治力量角逐，然后才慢慢进到文化觉醒。文化觉醒第一个标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加入了已有的国语运动。国语运动本来诉诸政治和教育，但胡适认为一定要有文学参与才能收效，因为一个民族认真锻炼语言文字的是文学家，文学的参与把国语运动充实了很多，通过文学来创造新国语，新国语反过来为文学提供新语言，这是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的“文学的国语一国语的文学”的经典表述。语言变动的目标不是做成文学工具就够了，还要建立新国语，像但丁为意大利造成新国语，《圣经》翻译为英国、德国造成新国语。新的民族文化生活必然有新的语言来匹配，集中表现就是文学。语言接触与改造从翻译、学术、政治一步步落实到文学，这是“五四”语言思想的精华。尽管有了很深的自觉，比如国语运动与文学运动汇合之后，政治对语言改造的影响仍然存在。“五四”以后，国民党公文始终用文言，客观上纵容了多次“文言复兴”死灰复燃，也从另一个方面提醒人们对文言保留，必要的尊重；共产党提出大众化、拉丁语，客观上助长了语言现代化过程中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但也催生了生气勃勃的通俗文艺。

这属于相反相成的趋向中的一个。还有一个更强调口语的趋向，瞿秋白可算是个有力的代表。他发展了“五四”以来对口语的尊崇，并且对口语进行了阶级分析，认为有官绅、知识分子的口语和老百姓的口语，“大众语”就是要把“五四”文入建立起来的白话文的权威取消，交给大众的口语。这是一个很大的跃进，也是一个很大的对抗。

但吸收方言土语有两种情况，是像韩邦庆那样被动记录方言，还是像章太炎要求的努力找到方言与既有汉字书写系统的对应关系?章太炎说不懂小学即不懂方言，这当然过于绝对了，但如果不注意书面语和方言土语的对应，方言土语能否有效转换成文学语言，就是个大问题。赵树理全用方言吗?老舍全用方言吗?都不是。《海上花列传》方言最多，虽然有胡适、张爱玲大力推广，读者还是很少。李劫人《死水微澜》1935年初版方言也比较多，作家后来不断修改，方言就越来越少了。章太炎当时提出方言和文字的关系是有很深刻的洞察的。不进入方言和文字的有联系或相互转化的关系，仅仅被动记录方言，甚至从政治的角度崇拜方言，写出来的东西就离开汉语本体太远。

80年代初，晚年郭绍虞先生还继续研究“骈文”，提出骈文建立在“骈语”基础上。原来古人很少机会作文，孔子况且“述而不作”，其他非专门需要的人就更少动笔。但古人注意“说话”，无论日常应对还是重大外交场合，“说话”都非常重要，而这样的“说话”是很讲究的，不仅引经据典，微言大义，克敌制胜，机锋百出，还要朗朗上口。“骈语”就在如此讲究说话的习惯上发展出来，跟着才产生了骈文。周作人也注意到绍兴人的“炼话”，他祖父就很会“炼话”，把话设计得无比锋利，说出去对方就吃不消!周氏兄弟的杂文据说跟他们那个说话厉害(特别善于说“硬话”的祖父)有关。孔子教训自己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都强调说话的重要性，以及说话和读书识字的关系。以前许多人把“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这句话误解成专门针对文章修辞，失落了孔子对“言”的重视。在孔子那里，学“诗”习“文”的目的是为了“言”，即为了说话。我们现在只知道古人文章好，其实他们说话或许更漂亮。那时候真正有修养有身份的人动口不动手，能言而未必作文，跟现代社会言语粗俗文化低下而著作等身的情况，完全颠倒。同样是“说话”，郭绍虞发现古人有讲究的“言”，特别是“骈语”，跟“五四”发现的“口语”，实在不可以道理计。周汝昌先生说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都是文言性的，恐怕也从这个角度说的吧。这也说明，把文字口语绝对分开，从“莫须有”的赤裸裸的口语中产生伟大的文学，应该是不太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