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 女王登基六十年 -- 万年看客

对于女王来说，1964年入主唐宁街的哈洛德.威尔逊并不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陌生人。1948年，威尔逊曾经赶赴俄国进行商务访问，期间他婉拒了与斯大林共同进餐的邀请，借口是自己要赶回白金汉宫面见伊利莎白公主与她的未婚夫。早在他成为首相之前就以反对党党首的身份与女王打过交道。尽管六十年代中期的工党明显表现出了一阵阵共和主义思潮，但是人们依然认为威尔逊其实是一位热切的君主主义者。工党大臣兼日记作者理查德.克劳斯曼曾经尖酸地写道，威尔逊“倾心于女王，并且因为她喜欢他的来访而感到万分骄傲。”不过新官上任的威尔逊也在细微之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首次觐见女王的时候，他拒绝行吻手礼，也拒绝穿燕尾服，而是穿了一件普通的黑夹克（不过下半身却不甚协调地搭配了一条正式的条纹裤子）。

日后他的这一做法往往被人描述为“现代化”的姿态。但是在一切实际问题上，从女王作为英联邦首脑的地位到王室财政开支，威尔逊都是女王的坚定支持者。在1964-1970年以及1974-1976年这两届政府期间，每周二的觐见对于他来说变得越发重要——至少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这样觉得。觐见时间悄悄地越拖越长，从二十分钟延长到半个小时，又从半个小时延长到一个小时，至少有一次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而且正式觐见结束后女王往往还会请他小酌几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声称他在觐见结束后总是一副“好似苏格拉底”的神情，并且认为女王改变了自己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他们担心他可能喝得太多了。日后他自己表示，他之所以如此享受觐见仪式，是因为唯独此时他才能与一位不想篡夺首相职位的人进行一场不必担心泄密的严肃对话。此时的女王已经磨练出了一套所谓“苏格拉底风格”的谈话技巧：她不会主动提出观点，而是通过小心仔细且连绵不断的提问促使首相回顾本周事务。威尔逊最终辞职的时候，女王送给他一张两人的合影，画面上两个人并肩站在雨中。他在余生当中始终贴身携带着这张照片。

威尔逊觐见女王的场面看上去或许温馨得有些肉麻，但是觐见期间的谈话内容可是一点也温馨不起来。就像此前的麦克米伦与休姆一样，威尔逊也面对着一个濒临核毁灭边缘的世界。有史以来英国君主所读到过的最可怖文件就是为了应对英苏核战而拟定的机密手册。威尔逊首次成为首相之后还没干满一年，就在1965年将这份材料递交给了女王。在此之前，各种可怖的核战推演已经进行了很久，但是直到第一届威尔逊政府期间，人们才注意到白金汉宫里居然一本机密手册也没有。首先发现这一点的史学家彼得.亨尼斯写道：“女王并不清楚，假如英国陷入与俄国对轰核弹的境地，她的国家将会成为怎样一片散发辐射的废土；而且她也不知道届时继续维持统治的计划是什么。”

考虑相关问题的白厅人员决定，没有必要让女王了解这种事的具体细节。于是女王就收到了一份战争等级概述。例如“军事警戒”或者“橙色警报”指的是一个或几个小时内即将遭到敌人攻击，“国家级猩红警报”指的是攻击将会在几分钟内开始。接下来是一连串莎士比亚风格的暗号，旨在动员军事力量并且将政府关键人员转移到巴斯城外一处村镇大小的地下掩体里（日后揭露的秘密档案表明，俄国人很早就知道此处掩体的存在，因此不费什么工夫就能将其抹杀）。至于女王本人，人们曾经讨论过是否要将她与王室家族转移到加拿大。就像当年面对可能发生的纳粹入侵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要将乔治六世转移到加拿大一样。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达成任何最终决策，但是在任何级别危机的一开始，她都要立刻登上不列颠尼亚号。这个计划似乎是让皇家游艇驶向某个苏格兰峡湾，那里的环境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她免遭苏联导弹的袭击。

与女王一起上船的还有内政大臣，在1965年就是罗伊.金肯斯。他之所以要上船，是因为菲利普亲王与女王各自的私人秘书都是枢密院的成员，再加上内政大臣，可以组成足够的法定人数，使得女王有权在前任首相遇袭身亡之后任命新一任首相。亨尼斯声称，尽管有关方面对外宣称皇家游艇在战时要充当医疗船，这种说法其实只是幌子而已。“这条船是女王的水上核武器掩体……她会潜藏在苏格兰西北部海岸的峡湾当中。苏格兰的群山会屏蔽苏联雷达信号，游艇还可以趁着夜色在峡湾之间转移。”陆地上的英国将会被打碎成为十几个小王国，但是她在船上可以创建新一届政府。“就算世界末日降临，英国的宪制也能得到维系，这就是皇家游艇的真正存在目的……当女王的王国沦为烟尘弥漫、辐射笼罩的焦土之际，船上的寥寥几名枢密院成员依然可以将政体维系下去。这真是可怕的想法。”女王很清楚这一点。解密资料显示，早在1954年，丘吉尔就向女王阐述过遭受核打击——从原子弹到远远更具威力的氢弹——之后的应对措施。整个冷战期间，女王都是机密情报或者说“一号红皮书”的第一手读者。今天的人们提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般会想到社会动荡、道德放纵与“性解放”，但是对于当时身居权力结构高处的人们而言，那个年代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则要严肃得多，也可怕得多。

此外，王室家庭在六十年代放弃了与时俱进的努力，坚定地维系着战后几年的风格气质，头戴礼帽，身穿粗呢夹克，脚蹬拷花皮鞋，操着一口好似雕花玻璃那样精致的口音。女王本人倒是很清楚当时的时代精神。1962年她也曾经观看过《出格秀》讽刺麦克米伦的小品并且乐不可支。但是与此同时她也进一步后撤进入了家庭生活当中。1960年她生下了安德鲁王子，1964年她又生下了爱德华王子。与他们的哥哥姐姐相比，女王陪伴在这两个孩子身边的时间要长的多。她的长子作为王位继承人接受了较为严格的教育，从小就被送去了他父亲当年就读过的高登斯顿寄宿学校。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并未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

菲利普亲王是一位积极刻苦的家长。他的孩子们都记得他会为他们朗读睡前故事，特别喜欢追着孩子们到处跑，而且总是陪在孩子们身边。在公共视线之外，他是名符其实的一家之主，基本上也是经营王室不动产的主事人。但是任何人与自己的头生子之间的关系都不会一帆风顺。他曾经希望查尔斯王储成为一名赳赳男儿，就像他自己一样。但是这两个人非常不一样。一番折腾之后，他终于意识到高登斯顿更适合活泼外向喜好运动的少年，自己儿子的脾性可能根本受不了这种粗硬颠簸的氛围。于是1966年查尔斯被送到了位于澳大利亚内陆的廷伯多普学校，他在这里快乐了许多。日后查尔斯将会前往剑桥求学并且获取历史学位，成为温莎家族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即便在剑桥大学里，他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也是一位四方四正的青年，为人紧张拘束，与叛逆张扬的时代气质本能地格格不入。

年轻人的风格与态度的变化往往会发展到令人困惑的地步，每一代人都会遭遇这样的时刻。正是在威尔逊执政时期，随着学生抗议此起彼伏以及传统恭敬态度的崩解，女王平生第一次似乎有些困惑。“六十年代”成为了一个专用名词。实际上直到1972年，女王才在访问斯特灵大学的时候首次亲身碰到了仰头痛饮、挥舞拳头的共和主义学生示威者。但是英国君主制在六十年代后期遭遇的左翼异见人士与当年乔治五世的对头们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威尔逊的保皇派本能之所以对于女王的统治至关重要，是因为他所领导的政党真心信奉共和主义。

由共产主义者把持的工会对于当时的工党影响力很大，而共产主义者至少在理论上都是共和派。工党当中的左翼派系虽然并不如日后渗透进来的托派那样极端，但是其中依然包括了许多强硬的反君主主义者。这些将《论坛报》当做旗号的社会主义者们崇拜克伦威尔、平等派、托马斯.潘恩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激进人士查尔斯.布拉德拉夫，此人在1880年当选议员的时候曾经公然拒绝向女王宣誓效忠。当然，绝大部分主流工党选民与议员还是更倾向于支持君主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这些人的声音，而且工党在任何时候都没能对于君主制造成真正的威胁。但是我们依然完全可以想象，假如当时的工党党首不是威尔逊，而是一个对于女王没那么有同情心的人，那么他的政府很可能会逐步剪除君主制的羽翼，并且发动打压君主制的潮流。在实际历史当中，工党的共和主义仅仅在政客日记的烦躁边注以及最为细小的象征性抗议当中才得以体现。这方面最令人难忘且最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安东尼.韦奇伍德.本与女王头像的纠葛。

早在1964年大选之前，本就琢磨着要更改英国邮票的图案设计，以此作为反对旧秩序的文化运动的一部分。1963年5月，他在牛津工党俱乐部发言时表示，新一届工党政府应当引入“移风易俗的措施……例如工党大臣参加白金汉宫晚宴一律不穿礼服，政府用车一律改成迷你车型，还要将女王头像从邮票上清除掉。”接下来本又在日记里补充道：“最后这项建议在演讲期间获得了最普遍的欢迎，共和主义发展势头良好。”在这个阶段，本的软性共和主义内容包括废除荣誉体系，从君主的手里夺走所有的传统颁奖权限。在替代体系当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们将会得到议会下院的“衷心感谢”，受邀来到议会并接受一条绿色缎带，上面绣着PC的字样（“议会嘉奖”（Parliamentary Citation），不是“政治正确”）。为了对应OBE，MBE与骑士爵位，他计划“将谢意划分成若干等级，例如‘崇高嘉许’，‘特别感谢’，然后一路向下。直到等级最低的‘一般感谢’”。共和主义就这样蹑足潜踪地行进着。英国的左翼势力一向厌恶囿于阶级并且遭受贵族操弄的英国政治传统，而共和主义则与他们的反感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本尤其重视世袭权力的问题，因为此时她正张罗着放弃自己的世袭贵族头衔。他的儿子希拉里——成人以后也跟随乃父足迹成为了一名工党大臣——九岁那年曾经在接受美国广播员采访的时候认为英国不应该保留女王，而是应当选举总统。这番无忌童言在当时很是引发了一阵小小的轰动。

工党胜选之后，本来到枢密院宣誓就职。他觉得宣誓仪式根本就是“摧折人格”的闹剧，因此在排练期间一直故意闲谈不止。“接下来我们一个挨一个地走到了女王面前，单膝跪地吻她的手背，站起来以后还要鞠躬。我稍微欠了欠身子就算鞠过躬了……离开白金汉宫的时候我简直怒火满腔：我们这些人仅仅需要对选民负责，但是这套仪式却试图将部落巫术与个人忠诚强加在我们头上。”作为邮政总长，本立刻开始着手将女王的头像从纪念邮票上请下来。他希望看到更加现代化且描绘当代世界的图案登上邮票，并且觉得艺术家多萝西.威尔丁（1）绘制的女王肖像看上去太煞有介事了。他的这些小动作全都是有意为之，背后还有更深远的目的。

英国的邮票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不相同，完全没有提到国家的名称。女王的头像就足够了。本与著名设计师与艺术家大卫.詹特曼（2）密切合作，终于获准在1965年3月10日当着女王的面前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日记记述，现场的局面简直就是一出充满了误会与车轱辘话的上流喜剧。本精明地选择了自己的战场：关于不列颠之战的纪念邮票。再没有什么题材更能体现爱国主义情怀且不容质疑了。本认为，假如能让白金汉宫方面承认女王肖像污损了这些邮票上面的精美画工，那么他就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可以进一步施展手段。去女王化的邮票可能会导致许多其他去女王化举措。女王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呢？

于是本就带着一盒子设计图来到了女王面前，向她阐述了自己关于不列颠之战邮票的的想法。女王时而微笑，时而蹙眉，时而面露难色。她否认对于自己的头像印在所有邮票上这一点抱有任何个人感受，还允许本在地板上铺开了一大片詹特曼的设计图。整整四十分钟的时间里，就只有本一个人在滔滔不绝。他离开白金汉宫的时候满心以为女王同意了自己的意见，或者至少不反对。他现在“十分肯定，假如你向女王征求全面废除皇家授勋名册的许可，她也会点头称是，表示自己从来都不太喜欢这套制度，并且肯定将其终结的时机已到。当然你在说话的时候必须极其和善且富有魅力……”在此之前以及从此之后，都有许多人在离开女王的时候将她的谨慎礼貌态度错误地当成了认同。在这个案例当中，女王的点头与微笑都仅仅出于战术考量。她并不同意本的做法。正当本不辞辛劳地制作与宣传无头邮票用来呈交女王御览的时候，女王自己的私人班子也开始不动声色地与哈洛德.威尔逊以及公务员系统进行串联。本手下的公务员全都或多或少地无视了他的计划。到了7月份，女王的私人秘书迈克尔.阿迪恩爵士亲自告诉本，她对于六张不列颠之战邮票当中五张都没有印着她的头像这件事“并不太高兴”。“鉴于报界对我的攻讦，以及微妙的政治局面”，本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术撤退。保皇派报纸纷纷庆贺白金汉宫获得了胜利。

但是本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唇枪舌剑的微妙争斗继续了下去。本很因为自己拉拢白金汉宫官员的手法而感到骄傲，心里想着“我很肯定，白金汉宫害怕我的程度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他还与阿迪恩拉近了关系。但是最后他终于意识到威尔逊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自己，因为“女王对他来说是一件很趁手的工具……长期看来他的态度只会强化英国社会当中的反动因素。”唐宁街十号正式要求本不要再发行没有女王头像的邮票。本发动了最后一轮攻势，打算亲自给女王去信，要求她给出明确的说法。如果女王以个人身份作出了拒绝的姿态，那么她就是在反对大臣的建议，反对身为邮政总长的自己；如果女王调遣自己的私人班子来抵挡，那么还可以趁机将女王班底的各种花招手段揭露在公众面前。但是这个主意吓坏了本的私人秘书，他告诫本这种做法太过分了，将会把女王卷入公共争议当中。到了这时候，本已经失去了首相、邮票设计咨询委员会乃至手下公务员的支持，不得不鸣金收兵。女王的头像留在了邮票上。用本自己的话来说，他不得不将他的“针对王宫的复仇计划……雪藏起来”。

对于皇家邮政体系来说，这件事的主要结果就是艺术家阿诺德.玛钦（3）受聘绘制了一幅新的女王肖像。此人是个良心拒服兵役者，曾经在二战期间蹲过监狱。他出身英国的陶器之乡特伦特河畔斯托克，接受过陶塑训练。1964年他创作了一座女王侧面像浮雕，这件作品将会在六十年代中期应用于首次在英国流通的十进制铸币上面。现在他的作品又登上了邮票。他的作品线条清晰而且足够小，可以安置在纪念邮票与普通邮票的边缘区域。玛钦原本希望女王肖像不保留颈部以下部分，而女王则出于可以理解的敏感心理不希望自己的脖子被人切断。最终的版本采用了更丰满的服饰与颈部线条，一幅低调内敛的经典设计作品就这样问世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这幅肖像依然印在每一张英国邮票上。本从邮政总长职位上卸任的时候，女王表示她很肯定本一定会怀念他的邮票的。本感谢她对自己的支持：“她给了我一个捉摸不透的微笑，我鞠了一躬，倒退着走了出去。”很久以后，本已经成为了英国社会主义者心目当中德高望重的白发老爷爷。有人劝女王邀请他回到白金汉宫叙旧。女王想了想：“算了吧。人家不待见咱们。”

邮票事件看似只是细枝末节，但却并非毫无意义，直到今天依旧很值得分析一番。一位机智的政客试图挑战老迈昏聩的白金汉宫，却发现对方的应手就像他本人的攻击一样精妙高明。女王肯定非常反对本的提议，这也不难理解。一旦她的肖像在邮票上消失，那么接下来也可以从硬币与公共建筑上消失。君主制的符号象征从此将会烟消云散。对于她来说这可不是小事。2010年再次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联合政府计划将皇家邮政私有化，但是私有化协议却并未正式承诺要保留女王头像。象征符号具有切实的意义。本很理解这一点，因此才如此坚持。他在这一时期留下的日记显示，他的确信奉共和主义路线，尽管并非秉承着不管不顾的态度。就像他的儿子与妻子一样，他也很仰慕美国的共和制民主制度。邮票事件其实是他在进行火力侦察。倘若得手，他还会继续跟进，下一个目标就是授勋体系。

但是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宪制角色的女王绝不会流露出任何个人观点——实际上她干脆否认自己持有任何观点。她拒绝因为任何决策而被别人逼入死角或者被迫公开表态。英国国家机器当中自然有一套运转自如且极少被人注意到的齿轮组会代替女王出面摆平问题——在白金汉宫、唐宁街十号以及本的办公室里，各位私人秘书组成的网路联系上了邮票设计咨询委员会以及邮政总长办公室当中的底层公务员，彻底捆住了本的手脚。最终他承认自己就好像在用脑袋撞墙。本一直在试图施展自己的魅力，并且运用了应付媒体的全套手段以及听上去不容辩驳的逻辑，但是他的对手远比他更高明。与此同时，其他抱有共和主义本能的工党大臣们将自己的意见合在了日记本里面，只是偶尔才会显露一点叛逆的迹象，例如在鞠躬行礼的时候仅仅摆个样子，或者会见女王的时候故意迟到一小会儿。女王的注意力很敏锐，类似这样的小把戏肯定瞒不过她。

许多内阁大臣都曾经在私下里对于白金汉宫的规矩感到愤然，其中在日记本里最为直言无忌的人要算是毫无崇敬之心的知识分子理查德.克劳斯曼。在他去世十年之后，他的日记在一片咋舌声中得到了出版。与同时期的其他公共日记作家相比，他笔下关于女王的内容格外多。一开始花团锦簇的宫廷礼节（1964年的时候这套礼节可是要比今天还要正式得多）几乎气得他要犯脑溢血，后来他却日渐成为了女王的仰慕者，尤其敬佩她的自信态度以及巧妙应用沉默的手段。这一路上他始终冷眼旁观着女王与她的第一批社会主义大臣之间的紧张关系。1964年10月，他曾经愤怒地抱怨加入枢密院之前必须觐见女王并且行吻手礼的规矩：“在我看来，人们从未发明过更加无聊乏味、装腔作势并且傻气四溢的仪式。我们十六个成年男性就这样干耗了一个多小时，从头学习如何站有站相，如何单膝跪倒在垫子上，如何用右手举起圣经，如何三步走到女王面前，如何亲吻她的手……”

等到仪式（如今已经废止了）正式举行的时候，克劳斯曼见到了一位“腰线优美的小女人”。就像大臣们一样，她也要经历四十分钟的“连篇废话”。“我们都很不自在，她也很不自在。”此时的克劳斯曼官居住房大臣之职，但是在1966年到1968年期间他还担任过下院领袖以及枢密院院长。后一个角色使得他成为了议会与女王之间的主要纽带，有责任参加全部枢密院会议，并且要呈交许多需要女王批准的决策。克劳斯曼对于英国宪制一向抱有深厚的兴趣，但同时他也觉得这些职责冗繁费力，完全脱离了时代。

1966年9月20号，他来到了巴尔莫勒尔。他注意到格兰皮恩山脉并不像苏格兰西海岸那样美丽，而且当地建筑“全都是典型的苏格兰豪华风格，看上去就像是昨天刚刚兴建完成的一样，搭配着漂亮的传统造型玫瑰花园，在小教堂旁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打球的人全都是工作人员。”与女王的正式会面并无助于缓解他的坏脾气与轻蔑心态。“我高声朗读了枢密令当中的五六十个头衔，每读六个名字就要停顿一下，好让女王说‘同意’。”读完整个名单花了两分半钟，他觉得这段时间里充满了“纯之又纯的满嘴胡吣”。就为了这点破事，整整四位政府大臣“不得不抛下一大摊子工作，花费一天一夜的时间专门赶到苏格兰”。但是公事办完之后，克劳斯曼的焦躁情绪也就烟消云散了，身为日记作家的观察本能占据了上风：

“与上一次相比，我更加注意到了她到底有多么羞涩……如果你等着她主动挑起话头，那么根本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你必须主动与她交谈。就算这样，你们的谈话还是有可能戛然而止，因为你们两个都会觉得‘老天，我是不是太无聊了？’她的笑声很可爱，笑起来整张脸都会动。她是一个十分随性的人，根本不会仅仅把笑意挂在嘴角……她很难压抑自己的情绪。当她受到深切打动并且试图控制情绪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一朵愤怒的雷雨云。因此当她因为民众欢呼而深受打动的时候，外人往往只能看到她摆出一副悻悻然的神情。”

长年以来一直担任枢密院书记官的格弗利.阿格纽爵士（4）给克劳斯曼讲过一个从前大臣觐见女王的故事。这次会面进行得很不顺利，因为参加会面的四位大臣——负责调教他们的是当时的内阁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5）——跪在了房间的另一边。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对之后赶紧想要连滚带爬地回到正确位置，结果把桌子上的书碰了下来。女王“面色铁青地”将这本书拣了起来。事后布里奇斯向女王道歉，女王告诉他，“我跟你说，我当时差点就绷不住了。”他这才意识到“当她看上去满面怒色的时候，主要原因是因为她在憋着不要笑出来。”可惜的是，理解这一点的记者与摄影师太少了。

后克劳斯曼还会当真惹女王生气一次。当时他为了参加工党党代会而错过了巴尔莫勒尔的枢密院会议。“我半是解释半是道歉向她说明了工党与宫廷之间的交流不畅……她的神情并未缓和下来，只是一言不发地听我说话。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是这次事件的确留下了心结。在不久后的一次晚餐期间，他又向同桌的自由党党首杰里米.索普以及作家肯尼斯.罗斯抱怨每年的北上之行多么可笑。比方说有一回白金汉宫方面觉得原定的枢密院会议日期不合适，因为那一天女王要出去吃午餐，不能招待自己的大臣。克劳斯曼回应道他可以在佣人的食堂里吃饭。“恐怕佣人们会觉得你很碍眼的。”罗斯干巴巴地点评道。克劳斯曼也在桑德林汉姆见过女王，他本着自己的一贯个性对于这座建筑嗤之以鼻，“这是一座极其沉闷的爱德华时代豪华建筑”，里面充斥着更多的“车轱辘话”。在这里，本的继任者泰德.肖特向女王提交了更多的邮票设计样品，与本的“糟糕设计”相比，这批图样更容易被人接受。女王这次并没有谎称自己不关心这个问题，而是“声称她觉得比较满意，她也的确如此。”

此时克劳斯曼觉得自己与女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了，“每一次见到她，她都会更喜欢你，因为她对你更熟悉了。”他曾经问过阿格纽，女王是否“因为托利党的社会阶层比我们更高”而更喜欢托利党而非工党，“他回答道，‘我不这么认为。女王不会区分不同政党的政客，在她看来所有政客都属于同一个社会群体。’我认为他这话说的不错。”日后的公务员与政客们将会一次次地意识到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王认为这个社会群体多么激动人心或者超凡脱俗。

接下来的1967年2月，克劳斯曼又见识了女王的强势一面。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工党后座议员艾默莱斯.休斯，来自素以激进闻名的南艾尔郡。他在下院提交了一份提案，提案的标题白纸黑字地写着《废除头衔提案》。这份提案完全是他以个人身份提出来的，没有政府撑腰，因此根本不可能获得通过。身为下院领袖的克劳斯曼就像内政大臣罗伊.金肯斯一样，将休斯视为“一个小丑”。他们认为为了确保这份提案得不到通过而特意阻止相关辩论的进行未免有些丢人。不过女王显然另有看法。自己的特权遭到如此明目张胆的攻击使得女王非常担心。于是她派遣自己的私人秘书迈克尔.阿迪恩找到威尔逊，威尔逊又去联系了大法官与党务总长，旨在将这份提案掐死在台面以下。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哈哈！哈哈！果然是这样。我果然要打理这件事。这就是女王与议员们过从甚密的绝佳范例，也正是我一贯不以为然的作法。”最终克劳斯曼与金肯斯还是顶住了威尔逊的压力，坚持不应采取任何措施阻止休斯的提案得到辩论。辩论时间是3月的一个周五，到场的议员只有寥寥三四人而已。现场气氛就像受潮的哑弹一样不知所谓，一丁点火花都没有迸发出来。事后克劳斯曼前往白金汉宫面见女王，“女王说她翻遍了周六的所有报纸，没有找到一个字的相关报道。”克劳斯曼纠正道《卫报》与《泰晤士报》还是提了一下这件事，并且都将其称作完全失败。克劳斯曼实在忍不住洋洋得意地指出，他与金肯斯的不作为决定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我这话显然说错了，因为她并没有回答。”

就像本与邮票的故事一样，休斯事件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件事让我们难得地见到了女王为了维护自己的角色怎样在幕后采取行动。虽说整件事不过是虱蚤叮咬而已，但是她却做出了超乎寻常的紧张反应。最后她仅仅依靠一言不发就狠狠地教训了一位翘尾巴的大臣。女王经常采用这项技巧来对付那些在她面前说话不得体的人、她不认可的人、或者因为紧张而在她面前闭不上嘴的人。“她从不与人争执。她只是空洞地看着对方。她的嘴角不会下垂，她的眼神没有敌意。只不过是完全的空洞而已——谁也受不了这一手。”一位曾经见识过此类场景的人这样说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克劳斯曼与女王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或者他自己这么认为，尽管他并未因此而放弃搞小动作。后来他有一次去巴尔莫勒尔参加枢密院会议的时候，女王迟到了十二分钟。女王解释说刚才她骑马出门走到要折返回头的时候，马掌里面进了一粒石子。“我出门一般总会带上铅笔刀，就是为了抠石子。可是今天我偏偏就没带。”（这匹马是苏共高官布尔加宁送给她的礼物。在她看来“俄国马的脾气格外倔”。）有了这个牵扯苏联的话头，克劳斯曼趁机询问女王是否关注最近金.菲尔比叛国事件的情节展开。女王干脆利索地把他堵了回去：她不会阅读此类材料，更不会想到要公开讨论。

后来克劳斯曼又因为厌恶大型公共活动与白金汉宫闹翻了一次。他试图通过请病假来避免出席1967年10月的国会开幕大典。主持仪式的诺福克公爵向威尔逊询问情况，威尔逊的办公室则回复道克劳斯曼“患有公共活动恐惧症，因此不能出席”。公爵并未因此而气馁，而是给克劳斯曼去信表示自己对于他的行为感到震惊与不安，并且告诉他只有女王才能为他准假。此时威尔逊已经“慌了手脚”，于是克劳斯曼连夜找上了阿迪恩。阿迪恩表示他原本的确可以替克劳斯曼向女王请假，现在也依然可以这样做。 接下来他又补充道：“当然，女王就像你一样厌恶公共仪式。实话实说，女王肯定会问自己为什么你可以请假但是她却不可以，毕竟你们两个都是官方人士。”克劳斯曼最后还是去了，尽管这段经历进一步煽起了他的共和主义情绪。“这简直就像是《罗宫秘史》（6）里的场面，不过情节与制作远远赶不上好莱坞的电影原作……远远更加滑稽，更加凌乱，更加小家子气，远不如电影场景那样气派。”他本人负责撰写的女王演讲词“简直不忍猝读”。女王是否真的讨厌公共仪式还有待商榷——倘若当真如此，那么她的一生简直就是活受罪。而且很多反面证据都表明女王对于自己抛头露面时的细节非常上心。但是作为政坛要人的克劳斯曼还是立刻就被阿迪恩的言外之意打消了怨气，因为阿迪恩将他与女王比作了两匹为国家服务的驮马，艰难拖曳着同一副重轭。

但是这一切当真能改变什么吗？克劳斯曼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铁杆共和主义者在工党政府内部只是少数派而已，而且这些人都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而“工人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总体而言都是坚定的保皇派。工人阶级出身的内阁成员与女王走得越近就越喜欢她。而她也很喜欢他们。”这番话揭示了一项范围更广的事实，我们不妨将其称作切尔滕纳姆赛马金杯综合症。在这场著名的赛马大会上，以及绝大多数赛马会上，工人阶级的赌马下注者以及贵族阶级的最后残余都会走进同一座赛场，双方都会在比赛期间纵情豪饮（尽管喝得酒水有档次高低之分），也都会按照各自的标准身着节日盛装。中产阶级成员，尤其是严肃认真扎实苦干的中产阶级成员，往往会缺席此类场面。金杯综合症同样作用于君主主义政治方面，仅有少数几个有趣的例外。我们很快就会遇到此类案例。

在六十年代，激进共和主义尽管在政坛边缘日益茁壮地成长着，却始终无法触及权力核心。但是有些话题还是能够暂时性地将报纸、后座议员与许多选民联合起来。其中之一就是女王的财务问题。

1969年第一届威尔逊政府即将结束的时候，王室财务问题被菲利普亲王本人亲自甩上了报纸头版标题。11月9日，他在接受美国NBC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抱怨道，由于来年的王室年俸数额不足，“王室集团”将难免会“陷入赤字”。他告诉采访记者，王室家族将不得不搬迁进更小的房舍，并且放弃打马球的习惯。这番话一出口就意料之中地引发了一场媒体风暴。威尔逊提议由议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但是要等到1970年大选之后。尽管这样一来我们就进入了希斯政府时期，但是在目前这个章节讨论这件事也并不算不合适，原因之一在于维护女王的关键角色正是最近刚刚被选民们赶下台的女王仆人哈洛德.威尔逊。这个全称是王室年俸专责委员会的机构进行了女王统治期间针对君主制最为重要的一次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诺曼.圣约翰-史蒂华斯这样的托利党大佬，也包括威尔逊，前任内政大臣罗伊.金肯斯，以及工人阶级出身的工党共和派威利.汉密尔顿。此时克劳斯曼已经离开了下院，成为了当年颇具影响力的《新政治家报》的主编。他对于整个事件倾注了大量报道篇幅。委员会主席是新任托利党财长托尼.巴伯。

最大的问题在于通货膨胀。1952年女王继位之际，政府与白金汉宫谈妥了女王扮演公共角色所需的经费。但是至今以来通货膨胀早已一飞冲天了。王室工作人员的工资支出尤其早已超过了她的预算。这是一个激进的时代。公务员工会骄傲地宣称，在该组织的努力下，王室员工的平均工资自1953年以来已经上涨了200%，而全国平均工资也仅仅上涨了126%。但是工会表示，尽管如此他们依然面临着招工问题，因为“尽管为王室工作的背景的确非常光彩，但是漫长且无规律的工作时间还是令很多人望而却步。”这意味着厨房与女仆等部门不得不聘用“外国人”。工会暗示这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王室早就开始动用储备金了，而且就连储备金如今都快要花光了。必须要采取行动。但是任何行动都不可能完全与女王私人财富的巨大迷思区分开来。

考虑到女王拥有那么多的宫殿、艺术品、投资项目与地产，她难道不应该在目前的艰难时刻做出更大的个人贡献吗？下文当中我们还要更深入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在1970年这个问题的真实答案基本上还没有显现出来。“富豪榜单”在美国新闻界早已流行了很多年，如今也开始在英国报纸上露面了。女王的排名总是很靠前。王室家族的确拥有一大批历经历史风霜积累下来的建筑、土地与财货，要将这笔财富的资本价值估算出来并不难——但是所有这些财产究竟有多少属于女王个人就很难说了。虽说女王的确居住在金碧辉煌的厅堂里，但是这些宫殿属于君主制体系而不属于她本人。女王无权出售家具、绘画或者宫殿建筑本身，并且将所得款项花在别处。她本人的品味很俭省，终其一生都更喜欢家常菜品而非山珍海味，喜欢家常酒水而非陈年佳酿。她出门旅行是为了履行责任，而不是为了游山玩水。除了养马以外，她在王室活动年度的间歇期也没有什么个人爱好。就连她的衣橱也是彰显国家形象的器具，而不是供她本人装扮取乐的私产。那么哪些财富才当真属于她呢？政府应当向她征收多少税赋呢？这些问题看上去很新颖也很有趣，委员会的调查手段也的确不好对付。一亿英镑这个数字——当年可是一笔无法理喻的巨款——一度在很多人口中传来传去。蒙巴顿勋爵意识到了过分夸大女王的财富可能对她造成怎样的损害，于是赶紧敦促菲利普亲王公开一部分王室传统秘密，从而将这个数字拉下来。最终站出来了一位曾经担任廷臣、如今是顾资银行高阶成员的乔克.考威尔（7）。他表示更确切的估值应该是1200万英镑。

委员会对这个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一份遭到委员会否决的报告草稿甚至将白金汉宫要求重新审定年俸金额的举动称作“过去二百年来最没心没肺厚颜无耻的加薪要求”。与此同时，工党党员道格拉斯.赫顿建议王室内务应当彻底成为政府部门之一，直接向议会负责。这一来白金汉宫工作人员与女王之间的直接关系就要被切断了。根据时任宫务大臣的科博尔德勋爵（8）的说法，她绝不会接受这一局面。“女王将这些人当做自己的仆从，他们也将自己视为她的仆从，这样的看法几乎早已成为了原则。”其他主张还包括取消菲利普亲王的个人住宅待遇，以及大幅度削减有资格领取年俸的王室成员的数量。比方说玛格丽特公主应当满足于免费食宿，而“距离王位非常遥远”的格洛斯特公爵干脆就连一分钱的津贴都不该拿。

宫廷方面也发动了反击。支付给王室成员的津贴并不仅仅是用来履行公共责任的经费。由于他们的出身作梗，王室成员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无法单纯地走入社会，像正常人一样挣钱吃饭。而王室津贴正是对于这一点的承认。（王室成员与其他行业相互勾连的难看后果还要等到很久以后才会显现出来）根本上来说，委员会当中的激进派主张要将君主制牢牢置于议会控制之下，每年都要经受议会审查——多少有点克伦威尔的意思——而保皇派则认为强健的独立措施对于女王而言至关重要。不奇怪的是，保皇派获得了胜利。激进派本来就是少数人，而且威尔逊还不支持他们。道格拉斯.赫顿与威利.汉密尔顿的确是王室最不依不饶的敌人，但是将他们请进委员会的作法今天看来完全是经典的上层阶级形象工程。

委员会尽其所能地将女王的工作进行了条目化梳理，包括主持仪式，阅读文件，各种出访，私人会见大臣与外国使节，以及管理英国各地的宫殿。当然，女王不会亲自接受质询。这是阿迪恩的工作。他摆出了漫长且详尽的证据——包括已经突破先例的国外出访次数——来表明女王工作得多么努力，并且向人们展现了时时刻刻生活在公众视线当中意味着多么大的压力。由于威尔逊一马当先地为女王的角色进行了辩护与维护，委员会最终决定不仅不削减王室开支，还将其翻了一番，从每年475000英镑提升到了980000英镑。当时英国经济并不算景气，许多工党与自由党议员都觉得这份提案太慷慨了。最终绝大多数工党议员投了弃权票，于是在托利党主导的七十年代早期下院当中，这个解决方案以121票的多数票顺利地得到了通过。但是还是有47名议员投了反对票，而且还有不少人发表了辩才无碍的演讲，主张女王应当为自己的私人收入交税，君主制的规模也应当加以削减。玛格丽特公主尤其因为承担的公务太少而遭到了不少尖锐批评。

总体而言，女王一方赢得了一场代价惨重的胜利。首先，这项立法创立了由议会审查王室年俸的制度。诚然每十年才审查一次，但是这依然意味着女王在余下的统治生涯当中需要定期在下院面前为王室日常开支进行辩解。其次，关于税收与未知私人财富的争论并不会就此消失。过去二十年里这个话题基本无人提及，如今却又被报界与议员批评家们翻了出来。直到四十年后的2010年，白金汉宫才扳回了这一局，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财政自主。

威利.汉密尔顿成为了七八十年代反君主主义的代表人物。与克劳斯曼不同，他并不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而是达勒姆煤矿工人的儿子。他从小成长的地点“吐口唾沫就能喷到矿井井口”，成长环境则只能用赤贫来形容：遍地横行的蟑螂，污秽的户外厕所，惨淡的环境催生了不断高涨的怒火。他生于1917年，恰好赶上乔治五世创建温莎王朝的时候。汉密尔顿清楚地记得十岁那年，整个小学的学生都被集合到了学校门口，向着即将坐车经过学校门口的“某个什么王室人物”挥手致意。当天天气很冷。他们等了很久。最后汽车在他们面前一下子就闪过去了。“那一天，一位小小的革命者就这样诞生了。”他在二战期间参军入伍，战后成为了学校教师，在法夫郡对抗过共产主义者，并且在1950年当选成为了工党议员。

在某些方面，他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他为人坚定不挠，工作刻苦，洁身自好而且无所畏惧。离开委员会之后他撰写了一部争议很大的畅销书《我的女王与我》，将君主制、女王本人以及她的家人都骂了个狗血淋头。君主制在他看来无非是包裹腐尸的貂皮大衣。他着重攻击了王室开支、税收问题、数量众多的“低阶王室成员”以及女王丝毫不承担任何实际政治角色的事实。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汉密尔顿又是女王最理想的敌人。他说起话来尖酸刻薄，以四处树敌为乐，尤其不惮针对君主发动人身攻击，甚至将女王比作发条人偶。要想体会汉密尔顿的风格，不妨听听他在当时某场下院辩论当中的发言。有人声称自己很喜欢王太后的微笑，他则嗤之以鼻：“上帝明鉴，要是我老婆每年能白拿这么大一笔钱，肯定也会整天笑得合不拢嘴的。”又有一次他评论玛格丽特公主，“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个女人一年到头啥事都不干，我们干嘛要花这么大一笔钱（35000英镑）养活她呢？”这些言论使得他很容易就成为了各家报纸的讽刺对象，他的许多同事也因此对他不以为然。这个衣着土气、横眉冷目并且整天大鸣大放的人很快就成为了英国中部地区会客厅堂与托利党俱乐部当中最不受欢迎的政客。

（1）http://en.wikipedia.org/wiki/Dorothy_Wilding

（2）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Gentleman

（3）http://en.wikipedia.org/wiki/Arnold_Machin

（4）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people/obituary-sir-godfrey-agnew-1525670.html

（5）http://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Bridges,_1st_Baron_Bridge

（6）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304334/

（7）http://en.wikipedia.org/wiki/Jock_Colville

（8）http://en.wikipedia.org/wiki/Cameron_Cobbold,_1st_Baron_Cobbold

时间是1953年4月16日。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依然端坐在唐宁街十号里面，斯大林刚刚病亡，第一部007小说刚刚出版，弗朗西斯.克里与詹姆斯.沃森刚刚宣布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埃德蒙.希拉里与丹增.诺尔盖正在朝着珠穆朗玛峰发动最后的冲刺……而女王则冒着倾盆大雨来到了克莱德河畔的约翰.布朗造船厂，随身带着一瓶名头很不好听的“帝国之酒”。此行的目的是为一艘新船“不列颠尼亚号”命名。 这条船将会成为第八十三条皇家游艇，它的家世可以一路上溯到查理二世时期，家谱当中既有荷兰风格的木船与装饰华美的微型战舰，也有明轮船与蒸汽铁甲舰。这条新船看上去完全不符合一般人心目当中的“游艇”造型，更像是儿童简笔画的产物，线条简单，竖着一根巨大的烟囱与三根桅杆。女王在雨中向30000名苏格兰造船工人、船工家属以及船厂老板宣布，这条船的建造对于自己的父亲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他就像我一样强烈感到，对于伟大的英联邦的首脑来说，一艘游艇是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因为英联邦国家之间的海洋并非屏障，而是坚不可摧的高速公路。”酒瓶崩碎，人群欢呼，国歌在雨雾中飘荡。

因此自从一开始，不列颠尼亚号的命运就与英联邦交织在了一起。菲利普亲王日后指出，这条船是第一条真正有能力出海的皇家游艇。此前的皇家游艇是三艘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号。在二战前夕原本的三条船只剩下了一条，因此当时就有人讨论用一条新船来代替这条船的必要性。1951年乔治六世又旧话重提。此时的英国被笼罩在两重阴影之下，其一是战后紧缩时期，其二是即将开始的冷战。因此1939年之前提出的造船计划遭到了瘦身——国王主动提出要削减船的尺寸——新计划当中的皇家游艇设计成了能够随时充当水上医院的构造，借以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这条船的排水量将近6000吨，两具蒸汽引擎共计12000马力，相对而言有点不足。尽管战后物资短缺，造船工期还是一再往前赶。战后搭乘战列舰前往南非的访问曾经使得国王一度振作起来，因此人们希望出海航行有助于病中的国王恢复健康。但是在这条船完工之前很久，国王就去世了。

任何对于女王的审美品味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到爱丁堡的利思码头参观一下这条如今向公众开放的船。女王的宫殿与城堡里的装饰品都是她继承而来的，而这条船上的摆设则全部出自她本人的拣选（公爵从中也出力不少）。这对夫妻的口味无疑会令五十年代的许多中产阶级家庭感到亲切：他们喜欢线条简洁，色调明快的斯堪的纳维亚装饰风格，以及舒服且造型简单的椅子与床铺。此前的世代偏好更沉重且更华丽的风格，这条船的装修风格则体现了新世代的回应。船上没有暗红色的挂帘，没有镏金饰品，没有笨重的橡木家具，没有风格强硬的装饰图案。这里的主打色调是奶油色与浅灰色，轻质木材打造的写字台上摆放着造型简易的台灯。女王的办公桌并不大，而且全无虚饰。公爵的卧室完全体现了一般男性因陋就简的作风，很符合海军军官的品味。等到游艇结束漫长的服役期时，船舱里早已装满了各种礼品与纪念品，从菲利普亲王亲手从海滩上捡回来的鲸骨到阿拉伯的礼宾刀、南太平洋群岛的部落长矛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木雕。但是总体而言，这条船的内部陈设并没有多少皇家气象，而是体现了舒适且冷静的风格。当然，船上也会流露出几分华贵气象，例如船上有一座专门停放皇家宾利轿车的车库，这辆车要依赖起重机才能上下船。此外负责为不列颠尼亚号引航的皇家驳船也有着雍容华美的外观。但是总体而言，与其说这是一座水上宫殿，倒不如说是一间安装在船上的英格兰中部乡间别墅。这条船与那些游弋在圣特洛佩斯、加纳或者加勒比海，专门搭乘巨富游客的豪华游轮根本不是一路，基本上没有后者那种金箔覆顶大理石铺地的豪奢气质，也不是什么夜夜笙歌寻欢作乐的场所。有一位曾经乘船出访的政客觉得“不列颠尼亚号有着平凡而寻常的气质，这种气质与女王的个性非常契合。这里不是讲排场的地方，也不是指点江山的场合。”

皇家游艇将会在新女王的统治时期（至少在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扮演重要角色。让我们快进到1997年12月11日，地点不是格拉斯哥，而是朴茨茅斯。天气寒冷，天空澄净，此时托尼.布莱尔是工党首相。根据上一届保守党政府的决策，不列颠尼亚号正式退役了。十几位王室成员莅临现场。女王是最后一个下船的人。在过去四十四年里，这条船都是她在水上的家。不列颠尼亚号看上去依旧光彩照人，深蓝色的船体上方旗帜飞扬，军乐队的黄铜乐器全都擦得锃亮。皇家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演奏了《海波生涯》（1）。女王的眼角似乎隐隐闪烁着泪光。这条船在服役期间曾经搭载着她与她的家人以及其他政府官员游历全球，正式出航968次，招待过数量惊人的总统、首相与各界名流，航行总里程达到了1087623海里，在135个国家停靠过600个港口。在不列颠尼亚号上，女王经常光着脚跑来跳去。当访客们在深夜离去的时候，她还会无休止地谈论关于客人们的流言绯闻，模仿他们说话走路的样子。她尤其喜欢将彼此斗嘴的英联邦各国首脑请到同一张饭桌上。对于她身边的人们来说，船上的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往往特别有趣。“她会踢掉鞋子，来上两杯威士忌。‘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那个家伙走起路来晃晃荡荡的。’”

不列颠尼亚是海上的休憩之所。用女王自己的话来说，白金汉宫用来工作，温莎城堡用来过周末以及招待国宾，巴尔莫勒尔与桑德林汉姆用来度假——尽管往往要遭到工作与应酬的干扰，只有皇家游艇才是真正用来放松身心的地方。有一位王室仆从回忆道，女王曾经声称这艘船是她一年到头唯一的真正休憩机会。“在漫长的夏季结束后，我将会踏上这条船。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接下来的几天你将会看不到我……两个星期之后，我将会脚步轻盈地在阿伯丁上岸，为来年的工作做好准备。”

船上的气氛也很能反映这一点。所有船员都是海军出身，出于自愿登上了游艇。在这里他们学到了一套新规矩，比方说当船上载有王室成员的时候一定要穿走路不出声的胶底鞋，还有在工作期间不能直视女王。女王知道绝大多数船员的姓名，并且非常关心他们的福利与家属。任何人如果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都会令她非常担心。根据一位军官的说法，能否上船只看两点：“筛选问题只有两个：你有没有入狱记录？你有没有幽默感？假如第一个问题能让人满意，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怎样都无所谓。”在如此亲密的气氛当中，女王经常会登上某个偏远的小岛，孤身一人散步很久。假如她在一两分钟之内就走了回来，这就说明她希望有人陪同，而船上的某个人将会有幸与她坦诚地谈天说地一番；否则就说明她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她的孩子在这条船上度过蜜月。她与她的丈夫曾经搭乘这条船访问过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如果采用其他交通工具，女王根本无法访问英联邦内部的许多袖珍岛国。一位高阶军官这样说道：“无论走到哪里，所有人都会跑出来看她，全国的报纸与电视都会满载关于她的新闻。她全身散发着非同一般的气场。”国事访问一般会在八点开始，因为在早晨起风以前必须要将船稳妥地停泊下来。王室成员大约会在上午十点下船登岸，进行一连串的访问、午餐会、茶会、舞会、演讲与开幕式，在下午五点回到船上，为两个小时以后的正式晚宴做准备。船上的宴会厅能容纳五十八名宾客，女王位居当中，面前是一张椭圆形的桌子，两侧各有一张长条桌子，分别名为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到了晚上九点，又有两百五十人要来到船上，女王要向每一个人亲自致意，直到十点半海军陆战队军乐队奏响送宾曲为止。到了差五分十一点的时候，各位总统或者地方领袖们将会下船。到了十一点整，身为船长的海军中将将会通过传声管向轮机房下令低速慢行。依靠这套程序，这条船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访问许多国家。比方说菲利普亲王有一回就在十一天里对加勒比海地区进行了八次国事访问。

皇家游艇的官方活动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的趣闻轶事。任何在场者都不会忘记女王当年在圣彼得堡为了招待叶利钦总统而张罗的船上宴会。此类宴会上的酒水都是第一流的，尽管酒杯的容量小得令人气短。叶利钦一个劲地要求续杯，并且不依不饶地询问女王自己是否应该参加下一次选举。一般正常情况下，女王总会很小心地避免进行任何政治评论。但是这一回她终于绷不住了。于是她盯着叶利钦说道：“总统先生，根据您刚才说的话，不管怎样您都一定会再次参选的。”闻听此言叶利钦不禁放声大笑。

根据传统，此类宴会上一般不会安排致辞。但是宴会刚刚结束，大厅里突然爆发出一声好似手榴弹走火的巨响，伴随着四处飞溅的玻璃碎片，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却原来是叶利钦自己站了起来，一边用拳头猛捶桌子，一边用俄语开始了长篇大论的演讲。女王则意味深长地保持了沉默。最后一批客人摇摇晃晃地走进夜色当中之后，不列颠尼亚号向下游航行了两英里，沿途回避着沉没的潜艇与过往的货船。河面上没有合适的照明设施，只有俄国人所谓的“礼花表演”，也就是沿河两岸将过期榴弹炮炮弹装上炸药射向空中，用火光为游艇开路。走这条路出海非常考验技术，更糟糕的是俄国引水员并不清楚英语里的左舷与右舷在俄语里究竟各自对应着哪一边。

在政治分野的另一边，女王也曾经在不列颠尼亚号上招待过所有在世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把人吓了一跳，他刚上船就宣布有事情要说一下：他戴上了助听器。然后他弹了弹那对大耳朵——“一边一个”。在其他的夜晚里，不列颠尼亚号也曾经前往塞浦路斯迎接在那里开会的英联邦成员国的政府首脑们。在正式会议之外，各个成员国的领袖还会在船上秘密地开小会，一个个满嘴荤段子，都想把别人压过去。另外不列颠尼亚号还极其成功地多次访问过加勒比海地区。有一回菲利普亲王正在肃穆地与上百名来自安提瓜的宾客握手寒暄。其中有一个人身量特别魁梧，比公爵还要高出一头，他的身边陪伴着娇小但壮实的妻子。公爵问道：“你在岛上是干什么的？”此人冷冰冰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毒品生意。”菲利普亲王很少遇到哑口无言的情况，但是这一回的确吓得不轻。他当场大声质问道一个毒贩子怎么也能受邀上船。这时此人的妻子赶紧出来打圆场：“不不，公爵大人，不是毒品生意，是肚皮生意。我们是卖饭的。”根据公爵身边某观察家的说法，正是这样的小意外才使得他堪堪可以忍受各种官方活动。“他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极其无聊，因此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成为笑话或者故事的情节。”就像女王一样，他没有见识过的事情也已经不多了。

没有了不列颠尼亚号，许多体量较小的英联邦国家恐怕再也不会经历另一场来自英国的大型国事访问了。当然，这一点并不能让财政部里那些面如铁石的财务人员们为之动容，尤其是在经济环境困难的时候。在海军的眼里，全船共计260名船员，其中178人永久在岗，另外还配备有26名军乐手的不列颠尼亚号最终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柄。1953年不列颠尼亚号刚刚下水的时候，皇家海军还是全世界第三大海面舰队；等到她退役的时候，皇家海军的军舰满打满算只剩下了三十来艘。这样一来不列颠尼亚号就比过去更加显眼了。但是即便你将这条船对于整个英联邦的意义以及她所承担的所有政治角色全都抛在一旁，这条船的性价比依旧很容易计算。自从1990年起，不列颠尼亚号就在推动英国贸易的战线上扮演了越来越积极的角色。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她每年都要进行六十多次商务出访。从中东到美国，海外CEO与总裁纷纷受邀登船，观看英国公司在船上举办的展览会。电子、工程与金融这三大板块尤其受惠于这条船上的活动。有一位军官这样说道：“我们距离海岸二十英里，手机根本没信号，这一来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就都被我们抓住了。”

尽管类似英国宇航公司与雷卡公司这样的企业一定很想知道自己在不列颠尼亚号上举行的活动究竟带来了多少收益，但是想要用现金对其进行明确估价却非常困难。但是根据一项小心的估算，在为期三年的时间里。所有在不列颠尼亚号上签订协议的英国公司的相关商业活动每年都会向财政部缴纳七亿英镑的税赋。相比之下这条船每年的养护开支大约是一亿英镑。这样看来这笔买卖还是很合算的。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算法，甚至在王室内部都有不同意见。有一位军官认为，尽管这条船是避世休养的好地方，“我个人还是认为它应当退役。临时雇一条船也能获得同样的好处，而且每次只需要花上一两周的钱。这条船非常花钱。比方说每天都会有直升机从伦敦飞来，只为递交装着公文的红色公文箱，其中的文件内容基本上都是老一套。至于海军陆战队乐队就更别提了”不过此人同时也指出，即便在这条船上，女王对于偶尔享受一点隐私的需求也是极其明确的。“除非你身临其境，否则根本想象不到她为了承担这份工作而丧失了多少人权。甚至当另一条船靠近过来的时候，不列颠尼亚号也会感到一定的紧张气氛。”归根结底，这条船充满了王室儿童的照片与他们的童年记忆，“这里就像是任何一户人家的乡间度假别墅一样，只不过不是房屋，而是一条船。”

1982年4月福克兰群岛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当时掌管不列颠尼亚号的海军中将保罗.格里宁爵士（2）强烈要求将这条船开赴前线去救助伤员。但是他的建议遭到了否决。部分原因在于不列颠尼亚号需要燃烧特种燃油，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作为军事目标她对于阿根廷的诱惑太大了。最后前往一线的是乌干达号邮轮。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皇家游艇的历史地位，十年之后，兀鹫开始在她头上盘旋起来。她太老旧了，无法进行现代化改装。有一位前任高阶廷臣表示，到了九十年代“她已经气息奄奄了。到处都是石棉，引擎老旧。就像是在今天的街道上驾驶劳斯莱斯银色幻影一样：这是一款很美丽也很可爱的车，但是她的时代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海军向约翰.梅杰的政府提出了一项建议：他们愿意承担皇家游艇运营成本的一半，即每年五百万英镑的全体船员工资，而剩下的一半则由外交部与商业部共同承担。大臣们考虑了一下，道格拉斯.赫德与迈克尔.赫塞尔廷最终拒绝了这个建议。

1994年10月叶利钦上船访问之后不久，赫塞尔廷也在赫尔辛基登上了不列颠尼亚号。根据有些人的说法，当时他询问不列颠尼亚号指挥官罗伯特.伍达德爵士（3），他们两个人在面见女王之前要走多久。伍达德回答说大约要走一分半钟。那好，赫塞尔廷说道，你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说服我为什么要保留皇家游艇。伍达德说自己不做无用功，反正内阁已经下定决心要放弃她了。但是他还是忍不住补充道她是一只下金蛋的鹅，因此整天为了饲料费而牵肠挂肚是很愚蠢的。“说的不错。”赫塞尔廷答道，但是他终究没有出手拯救皇家游艇。道格拉斯.赫德后来也表示自己很遗憾没能在1997年大选之前趁着在位的时候将新工党政客们带到不列颠尼亚号上面亲身感受一下，以至于布莱尔政府在替换她的问题上根本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辩论。

白厅与白金汉宫都曾经针对替换不列颠尼亚号的问题进行过漫长细致的讨论。她的替代者将会是一艘“国家游艇”，既能进行商务宣传，又能承担王室出访任务——一位当事人将其称作“一艘我们自己本来能够制造的完全合理的船只”——但是私人领域的赞助者们并没有体现出足够的支持。有一位当时在场的官员表示，“女王与亲王对于替代品并不热衷。”他们喜爱自己的旧船，但是并没有心思从自己的大臣那里再去争取一条新船。菲利普亲王曾经直率地声称放弃不列颠尼亚号是一个错误，这条船“”，只要换上新引擎还能航行五十年。但是他还是在政治面前低头了。于是不列颠尼亚号终于沦为了过去。这只下金蛋的鹅如今看上去依旧光彩照人，只是已经沦为了标本。如今这条船只是一座容光焕发但却一动不动的博物馆而已，停靠在爱丁堡的雷斯港。外国游客对于她的喜爱程度丝毫不亚于她在生前受到的欢迎。

（1）http://music.baidu.com/song/2797373

（2）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Greening

（3）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Woodard

大约在十五个月之前，一位衣冠不整而且颇有才气的的《旁观者报》记者亨利.费尔利撰写了一片专栏文章，题目是盖.伯吉斯与唐纳德.麦林恩这两位人脉广泛的叛国者。他在文中杜撰了“上层阶级”这个词，用来描述英格兰社会的权力施行情况。这一次的托利党首相继位事件表明，一个由各路大佬们组成的神奇小圈子依然还在像洗牌那样随意掌控着社会的运作，在威斯敏斯特背后牵引着一根根操纵动作的丝弦。“上层阶级”的确是一个强有力的理念，但是当时已经过时了，而且也并非完全正确。宫廷依然还在举办贵族少女的社交舞会。在阿斯科特赛马会以及王室园林派对上，高顶礼帽、燕尾服与军装依然遍地可见。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内阁成员当中互结姻亲的伊顿公学校友数量多得令人瞠目。麦克米伦经常与贵族朋友们前往巴尔莫勒尔与桑德林汉姆打猎。有一次女王提出在访问印度期间不妨打两头老虎玩玩，这番话激起了一阵媒体界的敌意，使得首相颇感意外。在金融城，圆顶礼帽与手杖伞仍然是标配。白厅内部依然沿袭着半军事化的等级体系。在BBC员工群体当中只有女性打字员才会留长发。但是上层阶级的阶级本能与内在凝聚力都正在崩解——其实这两者从来都不算特别强大。就像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即便是看上去水泼不进的家族圈子也会毁于内斗。比方说索尔斯伯里就是一贯不信任菲利普亲王的旧贵族当中的一员。

现在他又插手了另一场高度敏感的温莎家族困局。这个问题开始于加冕仪式当天。早已将实情猜到七八成的记者们注意到，玛格丽特公主十分亲密地为彼得.汤森上校整理了一下礼服翻领。英国报纸对于这件事勉强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但是纽约的媒体却迅速刊发了女王的妹妹可能不日即将喜结良缘的新闻。加冕仪式结束后十二天，一份主打三俗路线的英国周日报纸《人民报》也以皮里阳秋的的笔法刊登了这条新闻。新闻在字面上将这件事斥为无稽之谈，因为“一位王室公主，排序第三位的王位继承人，居然打算与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这种事情简直无法想象。”尽管这段文字的用意十分龌龊，但是却提出了一个切实的问题。离婚在当时是严重的社交与道德耻辱。根据古老的《皇室婚姻法案》，直到1955年夏天玛格丽特公主满二十五岁之前，她都需要姐姐的批准才能结婚：换句话说还得等两年。而谨守宪政规程的女王又需要政府的认同。女王会作何选择呢？英国政府又会作何选择呢？

汤森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皇家空军战斗英雄。他于1944年来到白金汉宫担任乔治六世的侍从。他在战争期间结过一次婚，但是这场婚姻并不幸福，不久前他刚刚离婚。1947年，年轻的玛格丽特公主在出访南非期间看上了他。尽管他比公主年长十六岁，两人还是很快相爱了。在举行加冕仪式的1953年年初，他将这一情况知会了女王的私人秘书拉塞勒斯。大惊失色的拉塞勒斯将汤森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一顿，说他要么是心肠坏了，要么是脑子坏了。丘吉尔也同意拉塞勒斯的说法。于是汤森就被粗鲁地打发到了比利时，接手了一份皇家空军案头工作，让他远离活泼好动且决心饱满的公主。他在比利时等待着局势变化，满心以为只要玛格丽特公主年满二十五岁，两人就可以不受约束地成婚。但是等到1955年10月，索尔斯伯里告诉自己的内阁同僚，他决不能接受女王的妹妹嫁给离过婚的男人——尽管汤森的确是离婚当中的无过错一方。玛格丽特公主的婚事需要内阁批准，而且假如当初索尔斯伯里把这件事情闹大并且提出辞职的话，必然导致内阁分裂。于是上院诸公们基本上就废掉了这桩婚事的一切指望。

是遵循成例还是另辟蹊径呢？爱情与宗教孰轻孰重呢？报界陷入了分裂。走大众路线的报纸以及左翼报纸支持玛格丽特公主的婚姻自由。艾登则告诫公主，假如她一意孤行，将会失去自己的继承顺位与王室年俸的额外补充部分，而且还必须搬到国外生活。这个最早由流行报纸捅出来的故事现在得到了《泰晤士报》的总结陈词。10月24日《泰晤士报》刊发社论，认为既然女王是全社会的“普遍表率，在她的身上国民们能够看到自身的理想形象，而且家庭生活也是国民理想的一部分，因此女王的家人也有体现国民理想的责任”。玛格丽特公主最终在压力面前选择了让步，宣布“鉴于教会关于基督徒婚姻必须牢不可破的训诲，以及我本人在英联邦当中应尽的义务”，自己不会嫁给汤森。这件事对她造成了特别沉重的打击。日后她告诉朋友，她尤其责怪拉塞勒斯与丘吉尔害得自己经历了这一番折磨。此后她的心态再也没能完全恢复平和。当然，谁也不敢保证假如她当真嫁给汤森的话就一定会幸福。但是反对这场婚事的人们简直就像野猪一样凶横，他们主张所谓规矩的态度不仅残忍无情，而且多少有点傻气。

女王在这起事件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了解当事人的早期传记作家们相信她与妹妹的困境拉开了距离，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并且特别小心地回避着选边站队。从当代角度看来她的做法很奇怪。毕竟汤森是女王与菲利普亲王的熟人，他们俩都很喜欢他，也希望他和玛格丽特公主都能幸福。难道她不应该更坚定地支持自己的妹妹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她认为自己首先是女王，其次才是姐姐。两年前她在加冕仪式上向教会与全世界宣誓，她要奉行最高标准的基督教家庭生活价值观。她是真心这么说的。她不能忽视自己的主教与大臣们的意见。女王自然并不缺乏个人情感，但是同时她也受到责任的牵扯。而且在她的生平当中，责任的力量总是比感情更强大。万幸地是，汤森事件再也没有重演过。人们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离婚逐渐得到了英国社会的接受。现代君主制总是摆出一副“理想家庭”的架势，但是这次的事件却呈现了不祥的早期预警迹象。真正的家庭总是乱七八糟的。个人感情并不总能稳妥地得到抑制。新闻界追逐猛料的渴望几乎总会帮倒忙。

战时的爱国主义与审查制度强化了谨言慎行的旧习惯，但是如今的报界早已厌烦了循规蹈矩，手脚也越来越放得开了。玛格丽特的婚事未遂早早地敲响了警钟。1956-1957年之间的冬天，菲利普亲王决定单独乘坐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在英联邦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访问。消息一经传出，报界纷纷猜测女王的婚姻也出了问题，迫使白金汉宫不得不发布官方声明：“女王与爱丁堡公爵婚姻产生罅隙的猜测纯属不实。”这项声明的用意固然是好的，但是却过于笨拙，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菲利普亲王也因为报纸报道而气愤不已，他愤恨地向朋友们抱怨过这一点，而且他对于新闻业的看法也越来越怀疑了。这个原本外向乐观、喜爱自我辩白的人逐渐养成了先入为主的戒心，走到哪里都觉得自己会遭人误解。对于英国君主制来说，他的性情转变是一项重大损失，但是大概也没有别的办法。新闻界不可能长期维持恭敬的态度与自我审查的习惯。新闻界是一个油水丰厚的巨大市场，各家报纸都在你死我活地相互拼斗，同时还越来越担心电视行业将要大肆瓜分他们的利润，因此在猛料面前谁也没有收手的心思。

不管怎么说，认为王室成员永远也不会再次行为不端或者所爱非人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将一厢情愿当做君主制的构建基础是很危险的。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国王与女王们的故事永远不会像乔治五世与乔治六世倡导的所谓“家族君主制”那样一味伟光正。史学家一贯喜欢在王室历史当中发掘丑闻。那么女王是不是应当利用她在这一时期的公众支持来反思一下家庭价值观与个人道德作为当代君主制核心支柱的地位呢？这话说来容易，但是倘若当真放弃了这两者，她又有什么合适的替代选项呢？她要怎样推进新理念呢？毕竟当时她是一位幸福的母亲与妻子，在家务事方面全然顺从菲利普亲王。汤森事件之后，她的家庭似乎再也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了。这是一段纯真的时光。

但是政界可是从来都不曾纯真。索尔斯伯里是一名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他与麦克米伦在去殖民化问题上撕破了脸皮，又成为了右翼团体周一俱乐部（1）的第一任主席。到了同年的复活节，索尔斯伯里因为不满意麦克米伦应对塞浦路斯危机的方式而提交了辞呈。他觉得麦克米伦对待叛军首领马卡里奥斯三世大主教的态度不够强硬，并且致使麦克米伦回想起了历史上的情节：“只要朋友或同事陷入真正的危机，塞西尔总会在背后捅他们一刀。”麦克米伦一行人第一次造访巴尔莫勒尔的时候，索尔斯伯里也是随行人员之一。这次会面似乎进展得并不太顺利，麦克米伦试图对女王进行说教，对于菲利普亲王的印象也不太好：“他反对英国成为有核国家。我很不喜欢他的口吻，就像一个油腔滑调且刚刚接触到社会主义的大学生。”麦克米伦的这番话说得很可笑：首相显然曾经被菲利普亲王冒犯过。菲利普亲王尽管总是小心翼翼地秉承着无党派立场，但是平时说话的口吻并不像左派，而更像是主张自由市场与发展商业的激进右派。

麦克米伦成为了女王统治期间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首相。经历了丘吉尔与艾登执政时期的大起大落之后，她终于有余力与麦克米伦结成了更长久且相对而言更平等的关系。某种意义而言，他是女王手下第一位“正常的”首相。早在1955年，女王为了理解政治事态而付出的刻苦努力就为时任外交大臣的麦克米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令他觉得有些诚惶诚恐。当时女王正在研究伊拉克问题。“我竭尽所能地向她解释了当时的局势，并且尽力避免使她感到厌倦。就像她的父亲一样，她也显示出了对于事件细节与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她肯定认真研读了提交给她的电报。”有迹象显示他经常令女王感到厌倦。有一次他阴郁地向女王提到自己可能要被迫辞职，但是女王却“并不特别惊惶”，使得他感到很受伤害。但是无论女王在私下里作何感想，两人的工作关系发展得还算不错。麦克米伦向女王呈交过很多长篇公文，并且经常提到女王阅读公文的态度多么细致，对于他所面临的问题抱有怎样深切同情的理解。阿迪恩鼓励他在每周觐见结束后留下来小酌两杯，而麦克米伦也一直尽可能地在细节方面讨好女王。正如前文所见，为了妥善解决涉及菲利普亲王头衔与王室姓氏的棘手问题，麦克米伦的确出力不小。

尽管英国依仗着新近购买的核武器依旧试图维持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并且还在欧共体的最初实验性阶段骄傲地保持着距离，但是在海外，“变革之风”还是席卷了英国的大部分非洲属地。1959年就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伊安.麦克劳德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将大英帝国的剩余部分进行了一场清仓大甩卖。在这个问题上，女王直接挑明了自己的立场。1961年，女王是否应当出访加纳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女王则在其中显现了崭新的坚定个性。在夸梅.恩克鲁玛的领导下，加纳在1957年成为了第一个赢得独立的黑非洲英联邦国家，尼日利亚也紧随其后宣布独立。女王其实早就想访问加纳，但是上一次访问安排因为她的第三次怀孕而遭到了推迟，致使恩克鲁玛大失所望。但是现在恩克鲁玛已经在加纳共和国建立了个人化的反民主独裁统治。这一事实针对英联邦的存在目的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英联邦究竟应该是团结在女王名下的民主国家联盟呢，还是无论成员国如何表现都加以接纳的大家庭呢？1961年，施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因为不满意麦克米伦的去殖民政策而宣布成为共和国，就此脱离了英联邦。但是很多黑人国家在人权与民主方面也面临着与南非类似的问题。许多认为民主制度高于英联邦兄弟情义的英国政客希望女王取消出访。麦克米伦则担心万一这个问题拿到下院来讨论的话，他恐怕会失败。

但是女王已经下定了决心非去不可。根据麦克米伦的说法，女王告诉他“她是女王而不是傀儡”，假如政客们可以命令她不得履行她眼中的职责，那么她“就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了”。传记作家朗福德夫人（2）记述道，女王辩称取消这次出访可能促使加纳倒向苏联。“要是我不敢去加纳，然后赫鲁晓夫去了并且得到了热情接待，我看上去有多傻呀！”在女王出访前夕，加纳首都阿克拉遭遇了恐怖主义炸弹袭击，炸断了恩克鲁玛雕像的双腿。恩克鲁玛的应手则是组织了一场异见人士大搜捕。换句话说，除了政治困局以外，女王的安全也面临着切实的风险。她还是去了，并且在当地演讲当中主张英联邦大家庭应当求同存异，还与恩克鲁玛共舞了一曲。加纳当地媒体盛赞她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君主”。国宴上空置着许多座椅，原本都是为铁窗后面的反对党领袖们预备的。

尽管女王显现了对于自身安全淡然处之的态度——日后这项特质还会得到反复体现——以及将英联邦置于第一位的坚定决心，但是她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核心症结。或者说她的解决方式在很多人看来都不甚满意。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各人层面上，“家庭”内部的问题处理起来都难免要手下留情。作为一个立意高远的组织，英联邦务实地接纳了好几个野蛮且不民主的政权，而不是剥夺它们的成员身份。就像家长应对失足青少年的态度一样，英国的理由也是最好与这些国家保持密切联系，便于对其施加影响。但是严厉之爱与绥靖妥协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呢？麦克米伦放弃帝国架子的做法虽然至关重要，但也迫使女王陷入了更困难的道德选择当中。尽管英联邦内部四分五裂——有些成员国正在日益趋向共产主义者治下的莫斯科而不是君主制的伦敦——但是她依然在努力将自己打造成真正的英联邦首脑

麦克米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总能维持端庄体面的外观，同时为了适应天差地别的不同环境而在水面以下拼命踢蹬双脚。尽管在明面上他总是装出一副从容不迫的派头，但是私下里他一定给女王带来过很多坏消息与惊人的消息，这还没有算上“变革之风”：比方说英国为了维持核打击力量而与美国人进行了尴尬交易；南非脱离了英联邦；美国与苏联令人心惊胆战地对峙在铁幕两边；英国制造业急剧衰退；贸易平衡与通货膨胀问题屡屡复发；英国一而再申请加入欧共体的央求遭到了戴高乐总统令人颜面扫地的否定回答；国内政客深陷于性丑闻与间谍丑闻，等等。对于女王来说，这一切无疑造成了在她统治期间最艰难的一段适应时期。加冕仪式之后人们曾一度乐观地认为一个全新的伊丽莎白时代即将到来，如今这股乐观情绪已经像海浪尖端的浮沫一样在嶙峋冷硬的海岸上拍了个粉碎。

为了安全地维持君主制的存在，女王将不得不对其加以变革。菲利普亲王对她的帮助很大。经历了奥特林厄姆勋爵与马尔科姆.蒙格瑞奇等局外人针对君主制壅塞凝滞的攻击之后，他的改革理念似乎得到了强化。他积极主张开放白金汉宫举办午餐会与晚餐会，让女王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1957年的宾客名单包括钢琴家蜜拉.海丝，工党议员以及日后的首相吉姆.卡拉汉，长跑健将克里斯.布雷谢，伊灵喜剧的制片人迈克尔.鲍肯，《经济学家》主编唐纳德.泰尔曼，著名诗人约翰.贝杰曼以及知名女星乔伊丝.格伦菲尔。如果说这样做的用意是将宫廷推向更加消息灵通且更加平易近人的方向，那么女王的步幅并不算很大。不过对于那些习惯了她父亲的宫廷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还是太激进了。接下来女王又主动出手，废除了充满贵族阶层虚饰的社交季节仪式。在这场仪式当中，初次进入社交场合的少女们要来到白金汉宫，身穿白色丝质长裙，坐在镀金的椅子上，等着宫务大臣传唤她们到女王面前见礼。而女王则端坐在宝座上，头顶上撑着大红色的帐幕。这项仪式一直延续到了1958年才被女王正式废除。这一年白金汉宫在三天时间里招待了1400名贵族少女。为什么是这项仪式而不是君主制的其他陈年习俗成为了改革对象呢？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交季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血统论贵贱的婚姻集市，阶级意识过于强烈，实在令人难堪。另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个仪式当时已经沦为了笑柄。一贯刻薄的玛格丽特公主曾经刻薄地评论道，“伦敦城里随便哪个小浪蹄子都能过来插一脚。”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有一项意义更为重大的改革：女王勉强同意每年上一次电视。长期以来BBC一直抱有这样的打算，菲利普亲王对此也表示支持。他说服了自己的妻子，利用电视而非广播来进行每年的圣诞致辞。这其实是一场赌博。她的父亲曾经将广播话筒当做刑具，而女王则觉得在摄像机镜头面前发言非常别扭。面对自动提词机，只有具备机敏伶俐的表演本能才能出彩，而女王恰恰欠缺这一点。但是这场赌博还是取得了成功。六十年代早期，全英国几乎一半的人口都会收看女王的电视致辞。圣诞致辞成为了女王与英国国民直接沟通的重要渠道。尽管她的绝大部分发言内容都缺乏惊喜，千篇一律，总是洋溢着适度乐观的风格，但她还是会与菲利普亲王一起反复推敲文稿。她的致辞也经常能登上头条。即便在她的致辞没有登上头条的时候，上百万英国人依然将她的致辞当成了不可或缺的圣诞节组成部分，当女王在电视上致辞的时候，有些观众甚至还会在荧屏前面肃然起立。

当时英国正在经历着飞速的转变，相比较而言这些改革措施的步伐其实并不大。女王的顾问们是否拖了她的后腿呢？对于旧式宫廷当中自得自满缺乏想象力的气氛，奥特林厄姆勋爵与马尔科姆.蒙格瑞奇的批判并非无的放矢。指望白金汉宫走在时代的前方的确不太讲理，但是在现实当中白金汉宫却远远地落在了变革氛围的后面，而且尽管菲利普亲王一直在率先垂范，但是白金汉宫并没有迎头追赶时代的觉悟。身处关键岗位的廷臣如今都年事已高，办事风格谨小慎微，与女王的世代距离太远，与社会上的年轻人更是隔了好几层。女王的本能往往是静待建议而不是主动推进变革。当时的政客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在此时的英国，乔治五世与乔治六世的幽灵已经无法胜任女王的向导了。内阁大臣们同样没这个本事。麦克米伦需要女王来充当平衡局面的争议手段之一，而且他也很喜欢在女王面前扮演叔父长辈的角色。但是女王早晚需要超越他。

麦克米伦的辞职与艾登相比还要更加混乱难看，尽管的确比丘吉尔更利索。1963年夏天，将间谍丑闻、谎言丑闻与性丑闻一锅烩的普罗富莫事件将麦克米伦政府打击得颜面丧尽，只剩下了招架之功。曾经依靠欺骗与蛮力领导托利党的麦克米伦在党内面临着日益高涨的叛乱情绪。同年10月，他被诊断患有良性前列腺肿瘤，无法小便，而且痛感越来越强。医生认为必须开刀做手术。他对于自己的病情采取了最悲观的看法，并且下定决心必须马上辞职，因为肿瘤可能癌变，而且术后康复也需要时间。不过这一回，的确出现了好几位值得认真考虑的候选人。

这一回的候选人依然包括拉博.巴特勒，不过也包括民望甚高的海尔什勋爵；此外还有三颗政坛新星，分别是雷奇.毛德林、爱德华.希斯以及伊安.麦克劳德；最后还有一位看似圈外人的休姆勋爵。由于麦克米伦的确诊时间恰好赶上保守党在黑潭市举行党代会，各位候选人自然难免在广大党员面前竞争一番。巴特勒大概是内阁的第一人选，不过麦克米伦却想阻止他。在爱德华七世国王医院的政府官员专用病房里，麦克米伦将休姆叫到病床前劝说他参选，然后又让他将自己决定辞职的消息带回党代会。与此同时在黑潭市，海尔什一不小心出了洋相，惹怒了好几位保守党大佬。他们认为他的自我推销手段粗俗不堪，完全摆不上台面。打着麦克米伦亲信旗号的休姆趁机开始拉拢支持者。这样一来如何阻止巴特勒就成了下一步的问题。这时候麦克米伦的运作将女王也牵扯了进来。

党内意见调查的结果（今天的人们普遍认为这次调查只是走形式而已）表明，党内各派对于休姆勋爵的支持都出现了令人惊讶的高涨。他也曾经是绥靖阵营的一员并且因此而蒙受污名，但是现在人们都将他当成了可爱的温和派以及温文尔雅的贵族成员。麦克米伦通过阿迪恩安排女王到医院探望自己——这一幕呈现在了电视摄像机与全世界媒体的面前——以便亲自递交辞呈并且就继位者问题向女王提出建议。他在病床上给出的建议是女王应当将休姆召唤到白金汉宫，询问他是否愿意组建新政府。他在彻底或者系统性地征求全党意见之前，麦克米伦的表态就清楚明确地为休姆盖上了王室的认可印章。听说这件事之后，许多最有才干的托利党党员——包括艾诺.鲍威尔与伊安.麦克劳德——都想要以巴特勒的名义扯旗造反，不打算在休姆手下做事。但是眼看着到手大奖再次被人夺走的巴特勒却没能咬牙挺住。或许是出于有些过分的忠诚心，他拒绝参加其他人的抗议。于是乎麦克米伦就这样比艾登更成功地搞定了继任问题。女王自然听取了首相的建议。但是她是不是被人当枪使了呢？我们不能忘记她还只是一位试图从年长男性那里获取建议的年轻女子——这些男性都是他父亲的同辈。后来的一位传记作家本.皮姆罗特（3）这样写道：“当她听到召见休姆的建议时心想：‘感谢上帝。’她很喜欢亚历克——他是个老朋友了。他们经常讨论养狗与打猎的话题。他们都是苏格兰地产阶层出身，就像校友一样是同一类人。”

放弃了贵族头衔，成为下院议员的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原本以为自己是众望所归的候选人，结果却发现自己不得不说服一大帮困惑或者愤怒的同僚接受自己——而且有些人他根本说服不了。休姆是一个直率、温和且贵族出身显而易见的苏格兰地主，平时喜爱垂钓鲑鱼，射猎松鸡。在六十年代，他这样的人已经很难算得上是选战当中的正资产了。休姆的确是王室家族的密友之一——尤其与王太后出身的鲍斯-莱昂家族关系密切。廷臣们也将他视为自己人。当时女王并未因为自己起到的作用遭受直接指责，但是托利党内部乃至全国的民意对于内定结果的作法确实怨气甚重。很可能正是因为女王在1963年选择了休姆，哈洛德.威尔逊才能在次年堪堪赢得选战。

伊安.麦克劳德在《旁观者报》上发动了最有说服力的攻击，指责麦克米伦经营了一个由伊顿校友组成的“魔法圈子”，正是这个圈子的密谋剥夺了巴特勒成为首相的希望。他认为这次事件集中体现了英国政治生活的一切陈腐弊端。比女王更狡猾的麦克米伦毫不留情地将女王当成了实现个人目的的伪装。将休姆传唤到白金汉宫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女王特权。无论是在事前还是在事后，麦克米伦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一直在无休止地强调这一点。女王的参与彻底粉碎了巴特勒抗拒事态发展的可能性。当然，就个人而言女王与首相继位一点关系也没有。无论是她本人，还是阿迪恩，还是白金汉宫里的任何工作人员，都没有关于候选人的问题发表过任何个人意见。摆在他们面前的也仅仅是既定结果而已，只不过伪装成了逢迎上意的建议。年轻的女王本应得到年长政客的保护，但是却遭到了他们的利用。但这种事已经是最后一次了。这次凶猛却短暂的风暴此后再也没有重现过。各党派将会以更加合乎规矩的方式选择党首。政客们将会对她的声誉展现出更加真诚的关照。而女王本人也将会变得越来越狡猾。

（1）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servative_Monday_Club

（2）http://en.wikipedia.org/wiki/Elizabeth_Pakenham,_Countess_of_Longford

（3）http://en.wikipedia.org/wiki/Ben_Pimlott

立宪君主最重要的政治职责就是在现任首相辞职或去世之后任命新的首相。在女王统治的早期这件工作格外难做，因为当时保守党的惯常做法并不会选举新任党首，而是等待新任党首“自行出现”。1953年6月，依然因为不愿退休而气得同事们无可奈何的丘吉尔遭受了一场特别严重的中风。他立刻就被静悄悄地护送出了唐宁街十号，回到了位于肯特郡查特韦尔的私宅去恢复元气，尽管没几个人认为他这回还能缓过来。同年夏天，英国上层阶级的报业大亨们在查特韦尔的草地上一边散步一边商定了一场新闻封锁。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英国人都不知道首相失去了行为能力。女王自然比一般臣民更了解情况，饶是如此她还是亲自给丘吉尔写信，希望他的中风病情“并不太严重，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康复”。丘吉尔的情况的确一度不容乐观，但是他还是凭借着非凡的意志力大致恢复到了很不错的程度，还通过摸索自己的胡茬以及自己打领结来监测自己的恢复情况。最后他终于接受了女王的邀请，强撑病体来到了唐卡斯特赛马会现场，之后又前往巴尔莫勒尔做客。 在这两处地点，在场人群都爆发出了高声欢呼——很难说究竟是为了女王还是为了丘吉尔。同年10月，他在马盖特举行的托利党党代会上进行了发言，直到1955年4月才最终辞去首相职务。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一方面自然是骄傲作祟，另一方面也是担心后继无人——丘吉尔差一点就将新任女王卷入一场政治危机当中。在1953年8月他卧病在床的那个沉寂且漫长的夏天里，哈洛德.麦克米伦意识到丘吉尔将会以加冕之后的各国巡游为借口再次推迟辞职时间。尽管女王也可以通过发电报的方式来解散议会，但是万一保守党内部对于丘吉尔继任者的人选问题相持不下，女王并不能及时出手调解，尽管在麦克米伦看来这种情况其实是“极少数君主依然能发挥作用的危机之一”。级别最高的托利党人也因此忧心忡忡，并且开始讨论他们当中的四五个人是否应当组团游说女王，让她向丘吉尔施压。一贯忠实于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1）认为“只有一个人……能劝说他辞职，这个人就是女王。”也有人咨询了拉塞勒斯的意见，但是他觉得这一招不好使：“如果她当真这么说的话，他肯定会充满魅力地回答道：‘陛下，您能如此体贴真是太好了’——然后就非常有礼貌地将这个话题拨到一边……国王要是还在世的话兴许能成，可惜他已经不在了。”

倘若真有人请求女王去亲手终结英国最伟大战时领袖的政治生命，女王一定会陷入极其难堪的处境。丘吉尔是所谓“大象首相”当中资历最老的一员——所谓大象首相就是指那些经过战时岁月磨练的资深老人们，他们在内心深处隐隐将女王当成了女儿辈分的小姑娘，尽管他们未必总会因此而善待她。丘吉尔、艾登与麦克米伦都可以划归这一类别（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要另当别论）。这么别扭的君臣关系还要再等十年才能有所突破。直到哈洛德.威尔逊于1964年当选的时候，女王的局面才会得到改观。假日丘吉尔提前几年就急流勇退的话，其实对英国更有利。毕竟他已经无力承担首相职责了，而艾登也能多积累几年政治经验。但是指望女王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解决这样的难题未免有些强人所难。别忘了，如果真有人求她的话，谁也不敢说她就能干出什么事来。多年以后有人评价道，能够让温斯顿爵士担任自己统治期间的第一位首相一定感觉很不一般。女王回答道：“哪有的事！就属他最不讲理。”

不管怎么说，她并没有向丘吉尔施压。丘吉尔每次觐见女王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他每次都会穿上晨间礼服，戴上高顶礼帽）。根据他的说法，两个人主要谈的是赛马与马球之类的话题，此外他们还会一起针对任何冒犯女王地位的行为表示愤怒。1953年11月《每日镜报》的一条大标题质问道《为什么不向人民开放白金汉宫呢？》。这篇文章尤其气得丘吉尔火冒三丈。同年2月的时候，莫兰勋爵记录了一场很有趣的对话，当时他向丘吉尔抱怨上院可能遭到废除，但是首相大人并没有流露出多少同情心。“上院对他毫无意义。对于温斯顿来说，英国的历史、情怀与国运完全是由王室体现出来的。他看着女王新近拍摄的一张照片，她一身素白，戴着长筒白手套，一脸灿烂的笑容。‘多可爱啊，’他喃喃自语道，‘她还是个小家伙呢。我真怕他们把她逼得太紧了。她现在干得挺好的。’”尤其令丘吉尔心花怒放的是，1954年6月，女王将他封为了嘉德骑士。

不过丘吉尔对于女王丈夫的态度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一位老男人对于小姑娘的迷恋以及相伴而生的妒意恐怕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不过丘吉尔的确早就看着菲利普亲王的家庭不顺眼了。他曾经指责蒙巴顿勋爵要为失去印度负全责。这项荒诞不经的指控提醒着我们，丘吉尔的历史观念当中存在着多么硕大的盲区。他认为蒙巴顿在政治上总体偏左，这项指控倒是不算荒诞。根据私人医生的说法，丘吉尔曾表示自己既不喜欢也不信任菲利普亲王，只希望他不要祸害这个国家。有一个敏感问题最能集中体现丘吉尔对于菲利普的强力反感，这就是英国王室的姓氏问题。

这个问题还要追溯到乔治五世创建温莎王朝的时候。1917年，乔治五世并没有想到英国王位还会传给另一位女王及其后嗣，因此也就没想到温莎这个姓氏将会因此遭受怎样的命运。早在女王开始统治之前，法律专家的意见认为，就像其他家庭一样，女王子女也应当采用父亲的姓氏。菲利普亲王对于自己的蒙巴顿姓氏倒是不算特别在意，因为这个姓氏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发明。他建议自己的子女不妨改姓爱丁堡甚至爱丁堡-温莎。但是他的确希望得到承认。在乔治六世葬礼前夜，蒙巴顿一家在布罗德兰兹庄园举行了一场晚餐派对。席间蒙巴顿勋爵挑起了话头，夸口道目前统治英国的是“蒙巴顿家族”。现场有一位热切的保皇派传统主义者汉诺威的奥古斯都亲王（2），他把这句话传达给了乔治五世的遗孀玛丽王太后。气愤的王太后向首相提出抗议，丘吉尔立刻就站在了她这边。

1952年3月6日，内阁举行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哈洛德.麦克米伦这样写道：“可怜的丘吉尔，他一直以父辈的态度对待女王，这件事一定对他打击很大，他对于未来也一定更加担心了一点……”麦克米伦认为这件事的总后台就是玛丽王太后，她更喜欢温莎这个姓氏“以及这个姓氏对于王室家族真正本土英国特质的强调。显然，公爵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与绝大多数面对强势岳母的男性并无二致，只不过他所处环境的特殊性格外强调了这一点……而且他很有可能已经听说了我们对他的政治立场抱有疑心。”他们的确怀有疑心。改变王朝姓氏之类看似平淡乏味的问题掩盖着更深一层的政治潜流。托利党的大臣们害怕蒙巴顿与菲利普叔侄二人正在暗中盘算发动一场不动刀兵的宪制政变，潜移默化地推动女王建立某种联合——以及更加偏左的——君主制。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这种想法，但是战后的菲利普在人们眼中的确相比传统王室成员更加倾向工党。4月3日，丘吉尔接到回报称女王同意让自己的子女继承温莎姓氏。根据女王的私人秘书拉塞勒斯的描写，丘吉尔当时站在女王面前的派头活像是《大宪章》签署现场的贵族。麦克米伦在日记里刻薄地写道，尽管“这件事情很令人痛苦……但是女王配偶及其家族的影响力这么早就遭到当头痛击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不幸的是，这群掌权者组成的小集团根本没有顾及菲利普亲王的个人感受，而且这次事件造成的创痛似乎很久都没能消退。据说女王也因此感到很受伤，菲利普亲王在新家庭里的身份更是因此遭到了质疑。他曾经很有名地抱怨道，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该死的变形虫一样”。女王可能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站在父亲的记忆与大臣的观点一方反对自己的丈夫，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都非常难看。事后她也试图进行补偿，在1955年2月发起了另一场内阁会议，讨论是否可以将自己的丈夫尊称为“英联邦亲王”——但是加拿大与南非对这个头衔很不感冒。此外内阁里的苏格兰成员也否决了丘吉尔提出的“英格兰亲王”头衔。麦克米伦记述道，女王“依然渴望为爱丁堡公爵争取几个独特的头衔”，因为仅仅就这样光秃秃地将他称作“亲王”未免有些“太马基雅维利了”。

这件事就这样得到了不甚圆满的处理。女王继续对丘吉尔尊敬有加。当他最终离职的时候，她与爱丁堡公爵一起为他在唐宁街十号召开了欢送晚宴。直到1970年哈洛德.威尔逊离职的时候，英国才出现了第二位获得此等殊荣的首相。日后随着丘吉尔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消息接连传来，女王主动提出要在丘吉尔去世后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为他举行遗体瞻仰仪式。正如丘吉尔生前以平民身份在众多贵族当中鹤立鸡群一样，他也将会是唯一一位在身后享受到这等待遇的平民。

这段时间对于菲利普亲王来说很不好过。女王希望他能接手近卫步兵第一团团长（Colonel of the Grenadier Guards）的职务。女王自从少女时期就承担了这一角色并且对其十分珍惜。但是一位特别粗鲁的中校带头挑事，决不让这支队伍落到“该死的希腊人”手里。再次受伤的菲利普亲王再次安静地做出了让步，转而成为了威尔士近卫团团长（Colonel of the Welsh Guards）。后来他的儿子成为了威尔士亲王，按年龄也应该接手领导威尔士近卫团的工作了。于是有人提议不妨还是让菲利普担任近卫步兵第一团团长。换一个心胸稍微狭窄一点的人肯定会让他们戴着熊皮帽子滚到一边去。但是菲利普不仅欣然接受了这项提议，而且直到今天都一直是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名誉团长。但是姓氏问题依然还会造成很多麻烦。关于菲利普亲王的地位问题直到2011年才算板上钉钉。这一年九十岁高龄的他获得了此前一直属于女王的最高海军上将（Lord High Admiral）头衔。

内阁继续在许多看似次要的王室问题上花费了大量讨论时间。在战争期间站在德国人一边的汉诺威的奥古斯都亲王为了争夺财产试图以1705年的一份法案为依据主张自己的英国公民身份。内阁得知，出于某些晦涩难懂的理由，假如这项主张得到认可，实际上就等同于剥夺了蒙巴顿一家的法律地位。根据麦克米伦的记述，如果这件事仅仅牵涉到蒙巴顿勋爵本人，那倒是并不要紧，“反正海军元帅全都是王八蛋。”不过他的弟弟菲利普斯勋爵有可能会因此失去上院席位，“不过那家伙本来就是个混蛋，所以人们都觉得无所谓。”上层阶级当年的尖酸氛围由此可见一斑。这个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根据1705年法案，菲利普亲王显然一直都拥有合法的英国公民身份，蒙巴顿当年为了让他入籍而采取的各种手段根本没有必要。

与此同时，菲利普亲王忽视了自己的失败，并且活力十足地开始了自己身为王夫最成功的一段时光。在这一时期，他总能成为各种民调当中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而且很有可能担任更重要的角色。他全身心地推动着商业与科研活动管理的效率提升，担任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主席，而且在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公开演讲当中，他毫不客气地斥责了英国工业的颟顸平庸，嘲笑了死活不松手的工会保守主义，鼓动人们迸发出更多活力。1961年，菲利普亲王曾经著名地质问道，为什么英国工业陷入了衰落，他认为这是一场国家级的失败，“足以与任何军事失利相提并论……先生们，我认为现在是伸手实干的时候了。”

很多忧心忡忡的经济观察员都很认同这段分析。将近十年之前，经济事务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奥利弗.斯迈德利（3）就曾经警告称，“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假如我们的精力、闯劲与适应性继续受到陈年虚饰以及中央控制式计划经济的桎梏”，英国肯定幸存不下来。十年来，针对低效率的工会举措以及限制个体企业发展的企业联盟的批评愈演愈烈，以至于干脆登上了电影银幕。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包括1951年的伊灵喜剧《白衣男子》（6）以及1959年博尔廷兄弟导演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7），后者的主演彼得.塞勒斯在参演《狗腿子》节目的时期也曾经是温莎家族最喜欢的喜剧演员之一。在新闻界，在高端杂志与自由市场学者的圈子里，一直有人在反复鼓吹更激进的财富观念：基于共识政治的“巴特斯克主义”（Butskellism）与衰落主义一直都不缺乏与其作对的异见人士。

菲利普亲王的演讲使得很多人都相信他是个活力充沛的现代人，有能力将陈腐凝滞的现状搅动起来。的确如此。因为失去蒙巴顿姓氏而感到的不快并没有阻止他将白金汉宫的各种陈年定势拉出来加以考察，此外他也很重视局外人对于君主制存在意义的质疑。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这些活动并未惹恼他的妻子，尽管她比他在本能层面上更加偏向保守（不等同于偏向保守党），而且还占据着远远更加明确的公共地位。菲利普亲王真正缺乏的是一套能让他施展手脚的专属机制，从而为他的充沛能量提供分布更广泛的发力抓手。他的工作致使他只能一辈子充当评论家与演说家（他的演说水平确实不错），偶尔当个名誉主席——但是永远当不了执行官。他的长子这些年来也受困于同样的两难处境。

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在菲利普的演讲当中总有一丝“跟我冲”的感觉。当时英国工业继续蜿蜒下行的趋势还不明显。业界巨头联合利华依然还在进口美国的工业与商业技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在五十年代末的研发经费超过了英国所有大学的总和；休.弗雷泽（4）与杰克.科顿（5）这样的铁腕大亨正在零售业与房地产业攻城略地；钢铁与汽车工业基于“大即美”的原则结成了同盟，第一条高速公路即将开通。金融城的作风的确有些颟顸，但是此时也正在试图重新主张自己的国际角色，很快就要在欧债市场上大显身手。英国并没有丧失发明创造的能力。比方说1959年亚历克.伊斯哥尼斯就设计制造了思路激进的迷你车；此前的1956年，曾经的雷达研发人员克里斯托弗.科克勒尔还发明了气垫船。人们对于英国在工业与科学领域的差劲表现感到担忧与愤怒，而菲利普亲王则成为了这种情绪的代表声音。由于日后他有过很多欠妥当乃至不着调的言论，人们显然已经遗忘了他早年提出过这许多明智意见。甚至就连哈洛德.威尔逊的工党都抓住了对于效率与改善管理的时兴热情，将其当做了工党的施政主题。在担任王夫的头二十年里，言辞犀利而且广受欢迎的菲利普亲王具有着很强的存在感。

但是并非所有抨击霉腐的批评家或者现代化的支持者都能得到人们的欢迎。比方说有这么两个人，一个人是名声相对不显的约翰.格里格，后来成为了奥特林厄姆勋爵，另一个人则是满脸皱纹的著名记者马尔科姆.蒙格瑞奇。他们俩在同一时期针对君主制发动了火力猛烈的攻击。格里格撰写了一篇原本默默无闻的文章，后来得到了主流报界的宣扬。他在文中攻击了女王的演讲能力，抱怨她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假装小大人的女学生，学校女子曲棍球队队长……”而且她的说话方式“令人脖颈作痛”。蒙格瑞奇则在1957年女王与公爵即将访问美国的前夕在一份美国杂志上攻击了所谓的王室“肥皂剧”，抱怨王室成员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帮面目可憎的保守派贵族。其实他的攻击对象主要还是英国媒体膝跳反射式的甜腻君主主义，但是这篇文章却被刊登在了质疑女王存在必要性的大标题之下。大同小异的各路媒体很快就炒热了这条新闻。回头看来，这件事的古怪之处并不在于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他的言论或许的确粗鲁无礼，理直气壮地表达了一群少数派的观点，但是英国毕竟是个自由国家，不能因此就堵住别人的嘴。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于这些文章的愤怒反应。格里格与蒙格瑞奇遭到了威胁、谩骂、嘲讽与袭击。批评女王在当时依然是不可接受的行径。

但是英国已经踏上了弯道。尊崇恭敬的旧习惯正在日渐消散——这方面的社会变化多多少少受到了女王的第二任首相的灾难性任期的加速。就个人层面而言，王室很熟悉安东尼.艾登。他在一战期间作战英勇，在丘吉尔反对绥靖主义的时候担任过他的副手，此外还是二战期间的外交大臣。1934年他被指派为掌玺大臣，并且在前往白金汉宫接受任命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只有七岁的伊利莎白公主。当时乔治五世正好憋着一肚子火气。社会主义者斯塔福.克里普斯不仅发表了不少反君主制评论，还宣称自己针对“白金汉宫影响力”的攻击并不指涉国王本人。国王向保皇主义者艾登大吐苦水：“他说白金汉宫不等同于我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倒想知道白金汉宫里还有谁？他说得难道是听差吗？你没听见这家伙说到了8月份要进行大选？他算什么东西，凭什么就能决定这种事？真他妈有脸说。”后来到了1947年，在战后紧缩年代最严峻的时期，艾登在下院里一直是君主制的积极拥护者。当时下院里面有人主张应该仿照北欧各国的榜样削减英国王室的规模，艾登则一贯反对这种做法。

1955年，他也成为了一名大象首相，尽管比丘吉尔更年轻，象牙也更光洁。艾登作为丘吉尔继任者的资格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因此女王基本上没有卷入具体交接事务的危险。二战期间他一直位于政府顶层，在国内人望极高。尽管他的首相任期将会是当代英国历史上最短促最糟糕的一届，差点就将女王牵扯进在她统治期间潜在危险最严重的政治乱局当中，但是在他刚刚入主唐宁街十号的时候女王并没有什么理由不去尊敬他与喜爱他。丘吉尔与其他托利党人在私下里都担心他体质太差。假如女王广泛地听取一下保守党内部的意见，她恐怕会惊讶地发现托利党内还存在着支持另一名候选人拉博.巴特勒的强烈呼声。

本书篇幅有限，因此苏伊士运河事件的细节在此就不再赘述了。反正这也是战后英国历史上被人研究得最透彻的事件之一。关键事实在于，埃及新领袖纳赛尔上校在亲英国的傀儡国王倒台之后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而运河又是欧洲各国运送石油与货物的命脉。英国政府说服了法国与以色列提供一个回避国际法的借口，以便入侵埃及。根据艾登的如意算盘——具体计划是英法以三国大臣与部长们在巴黎郊区某别墅举行的秘密会议上敲定的——以色列要首先对埃及动手，这样英法两国就可以打着“隔离交战双方”的旗号进行干涉。

最要命的是，美国被排除在了知情人圈子以外，很快美国就针对英国发动凶狠的批判。艾登眼中的纳赛尔是一个小一号的阿拉伯希特勒，一个必须加以迎头痛击的煽动家。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眼中的纳赛尔则是富有远见的解放者。在英国国内——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艾登的看法得到了压倒性的接受。毕竟他曾经是反对绥靖主义的干将，全国人民都会本能地相信他的声音。但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很快就冒了出来：英国的干涉做法是不是业已过时的帝国主义的体现呢？难道不应该将此类事务留给联合国这位新任国际警察来处理吗？政府是否公开了全部真相呢？英国的行为算不算侵略呢？这些问题先是在自由派报纸上与下院工党议席上冒出头来，然后很快就发酵成了大规模街头抗议。英国就此遭到了分裂。

即便在当时也有很多人怀疑艾登究竟说没说实话。为了把自己的算盘打下去，他不得不向议会撒谎，甚至向自己手下的大臣们隐瞒真相。这种做法之所以为女王造成了巨大的隐患，是因为人们全都假定她看过了来自唐宁街十号、外交部与特情机构的全部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揭示了当时的事态吗？不好说。许多军情六处的高阶成员、内阁大臣与大部分白厅工作人员都被小心翼翼地隔离在了阴谋圈子以外。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在手下官员的帮助下，艾登完全有可能在觐见女王的时候向她隐瞒真相。在事态最紧急的那个月份里，他一共觐见了两次。这种做法对于运作良好的宪制君主而言简直是大逆不道，尽管并非难以理解：一方面是为了使自己免于尴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女王。另一种可能则是女王从一开始就是知道这个危险真相的少数人之一，并且明知艾登在撒谎却一言不发。哪一种情况才是历史事实呢？

女王自己的班子也因为苏伊士事件而陷入了分裂。女王的私人秘书迈克尔.阿迪恩（8）就像他的祖父斯塔福汉姆勋爵（9）一样是一位传统的保守派。他支持艾登，也支持对埃及动武。但是此外两位助理私人秘书马丁.查特雷斯与爱德华.福特（10）持反对立场，这两人在二战期间都曾在中东服役。多年以来一直有谣言称女王本人以及菲利普亲王也反对入侵埃及。1977年史学家罗伯特.兰西在纪念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的著作当中明确提出了这项主张。同时身兼《周日泰晤士报》写手一职的兰西通过蒙巴顿勋爵的引荐获得了大量内部资料。蒙巴顿一直希望这样一本书能够面世，在兰西的创作过程中也为他提供了很多帮助。兰西这样写道：“在朋友与亲属面前，伊利莎白二世对于1956年10月与11月之间以她的名义所作出的一切决策表现出了货真价实的惊讶。”要么她“也是面向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更不用说议会了）——的战略欺诈活动的一部分，要么她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也上了当。”兰西的最后结论是女王当时并不清楚苏伊士事件的全部真相。书稿流传开来之后气坏了艾登，因为他很清楚欺君指控的严重性。

艾登认为兰西一定是听信了蒙巴顿的说法，并且坚称女王“很清楚我们当时正在干什么。”已然身患癌症的前任首相当时在伊顿养病，他决定与蒙巴顿当面对质一番。此时蒙巴顿在他口中已经成为了“老糊涂”与“骨子里的谎话精”。从温莎赶过来的蒙巴顿在日记里写道：“我从未打算过要否认这种事……是作者本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我当时的回答足够老练，不至于导致书中呈现的特定主张。”艾登与当时他手下的外交大臣塞尔文.劳埃德向兰西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更改自己的说法，但是他一直没有改口。蒙巴顿的确是兰西的信息来源，的确是他告诉兰西女王并不清楚攻击苏伊士运河的基础是英法以三国合力营造的骗局。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蒙巴顿究竟是不是在信口开河？这是女王告诉他的吗？还是公爵呢？

当时有一件不为人知的重要事件：蒙巴顿在苏伊士事件期间曾经打算辞去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只是因为当值掌管海军部的海尔什勋爵（12）坚决不允许才作罢。女王当时肯定知道这件事，这一点也使得很多人坚信女王当时肯定知道艾登的图谋，至少也知道情况非常不对。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来，1957年当艾登拖着病体前往桑德林汉姆向女王辞职的时候，女王的确表现出了深切的悲哀情绪，并且向他授予了伯爵爵位。事后她几乎立刻就给他写了一封慰问信：

亲爱的安东尼：

你知道我对于你上周的辞职有着怎样深切的感受。你也知道我对你究竟多么同情。我们的国家终于看到了国际局势的天空即将放晴的希望，但是命运的悲剧转折却恰恰在此时击倒了你……在过去的一周里，关于你在下院的表现以及你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成绩，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也写了很多。我非常迫切地想让你知道，你的君主高度珍视你在这段动荡时期留下的业绩，并且永远不会遗忘。

艾登的回信同样感情外露：

毋庸讳言的是，我向来期待每周的觐见，因为我知道我能从陛下您那里获得明智且无偏私的看法，这也是我们这片国土的声音。多年以前，鲍德温曾经告诉我，首相是全世界最孤独的工作岗位……不过由于陛下一以贯之的同情与理解，我并未感到如此孤独。

写下第一段文字的女王显然并没有因为自己被人蒙在鼓里而愤怒，写下第二段文字的政治家显然也并没有因为蒙蔽女王而感到难堪。艾登担任首相期间觐见女王的时间长度总是高于平均水平，而且极其不同寻常的是，女王还在艾登下台以后应邀造访过他的私宅。1994年，反对苏伊士运河作战的查特雷斯为这桩悬案提供了新的拼图碎片。他在接受彼得.亨尼斯录音采访的时候说，女王非常关注苏伊士运河事件，非常担心“这件事情根本上的欺诈本质，以及法国与以色列的合谋……此外她也很担心这一行为……可能影响英联邦与美国的意见”。查特雷斯这里说得是“法国与以色列的合谋”，而不是“英国与法国以及以色列的合谋”。这种说法很有意思。毋庸置疑，蒙巴顿、艾登以及女王的私人班子都想保护她。这三方面也都理解，她对于政府的所作所为拥有至高无上的宪制知情权。

笔者认为，女王应当知道苏伊士事件的内情，但是艾登刻意向她隐瞒了计划当中最令人尴尬的部分，以便在出问题的时候——后来也的确出了问题——不至于将女王拉下水。尽管女王并未做出任何直接表示，但是她想必也很欣赏这种做法。苏伊士危机表明，立宪君主一不小心就会卷入首相秘密炮制的灾难性计划。这件事也暗示着，至少当年女王在首相觐见期间主要还是以倾听与同情为主，并不会多么积极地进行质询或者提出警告。倘若当真如此，这倒也符合她一贯谨慎的个性。来类似的情况下，他的爷爷或者儿子很可能会坚持获取进一步信息，从而与类似筹划更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无论结果好坏。

早期几位首相对女王进行的政治教育接下来就受到了艾登继任问题的考验。女王自然会首先听取建议，得知哪一位托利党人在党内最得人心，最有可能在议会当中获得成功，然后将其任命为首相。但是1957年的时候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作答。谁也不好说托利党究竟想要什么人。各家报纸，包括那些与保守党圈子关系密切的报纸，都认为最终的大奖要落在拉博.巴特勒手里。艾登本人也倾向于巴特勒。但是哈洛德.麦克米伦也是一位很被人看好的候选人。当时的情况并不能随便任命一位保守党，并且指望政府继续运转下去。苏伊士危机重创了议会与国家。托利党陷入了分裂，苏伊士危机的结局使得托利党人们既愤怒又尴尬，指责的矛头到处乱戳。美国人，媒体，艾登本人以及苏伊士行动的反对者都纷纷中枪，而巴特勒也反对过苏伊士行动。这一回白金汉宫可不能站在台下袖手旁观了。

有两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个人是女王的私人秘书阿迪恩，另一个人则是罗伯特.盖斯科因-塞西尔（11），第五任索尔兹伯里侯爵，王室家族之友，维多利亚女王最后一任首相的孙辈。他本人也是一位长期任职的保守党大臣，曾经在1938年因为反对绥靖政策而辞职，后来又在丘吉尔手下工作过。塞西尔家是英国的政坛豪族之一，目前的索尔兹伯里侯爵论及出身背景可谓显赫之极。尽管女王并没有正式咨询艾登的意见，但是她的确问过艾登如何调查保守党内部的意见。艾登建议她任用索尔兹伯里来解决问题。阿迪恩是一位老资格的廷臣，也是斯塔福汉姆勋爵的孙辈，自从1936年就在白金汉宫工作。他的政治本能非常老派，还有着腹黑而又忠诚的性格。在服侍乔治六世之前，他曾经在加拿大担任过特威兹穆尔勋爵——也就是著名悬疑小说《三十九级台阶》的作者约翰.巴肯——的侍从武官（他的儿子后来则成为了查尔斯王储的私人秘书）。阿迪恩通知了索尔兹伯里——此前他刚刚花了三天时间与王室家族在桑德林汉姆一起打猎——让他在党内打探一下风声。索尔兹伯里叫上了时任财长的基尔穆尔勋爵（13）。他们两个决定，这件事情最妥善的解决方法就是挨个询问内阁成员究竟更支持巴特勒还是麦克米伦。时任党务总长——一位名叫泰德.希斯的年轻人——将会汇报托利党后座议员的情绪，党主席奥利弗.普勒则会去调查总结基层党员的看法，从而为内阁民调的结果提供参考。希斯与普勒都没有进行民调。这样做合乎规矩吗？显然的确如此。基尔穆尔告诉索尔斯伯里，在下一任首相人选的问题上，奴王可以接受任何她觉得合适的建议，“她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等待党内会议与选举的结果。”

这一切导致了战后英国议会历史上最著名也最为人反复描述的场面之一：内阁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被领进了枢密院办公室与索尔斯伯里面谈。除去两三个人以外，其他人都选择了哈洛德.麦克米伦。代表后座议员的希斯与代表基层党员的普勒也更倾向麦克米伦。与此同时，女王询问艾登是否也应该听一下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平素更喜欢巴特勒，但是真到了关键时刻又是另一回事了。索尔斯伯里陪同着这位重量级人物来到了白金汉宫，丘吉尔是被人用轮椅推来的，下半身还盖着米字旗图样的毯子。他也表态支持麦克米伦。整个过程进行的相当快。1957年1月8日星期二，艾登来到桑德林汉姆禀告女王自己要正式辞职了。两天后的中午，麦克米伦来到白金汉宫，接受了女王的首相任命。

几乎所有研究这场托利党内乱的人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尽管最终结果令报界大为惊讶，也有悖于艾登自己的倾向，但是麦克米伦显然是更好的人选。巴特勒曾经是个绥靖主义者，这个污点在五十年代中期依旧事关重大。更重要的是，人们觉得他在苏伊士危机期间首鼠两端，没有体现出完全的忠诚品质。人们认为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全国各地，巴特勒在托利党内的死对头都比麦克米伦更多。而麦克米伦的确尽快地包扎了保守党的流血伤口，并且令人刮目相看地重新振作了托利党的士气。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尽管索尔兹伯里侯爵出身于贵族家系，也是王室家族的密友，但是他基本上从未掌管过主要的政府部门，而且很久以前就失去了民选政客的身份。让他这样的人采用如此老派的方式来替换首相的确非常古怪，而且也难免使得很多人对于英国的治理方式产生了质疑。

（1）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Wilson,_1st_Baron_Moran

（2）http://en.wikipedia.org/wiki/Prince_Ernest_Augustus_of_Hanover_(1914%E2%80%931987)

（3）http://en.wikipedia.org/wiki/Oliver_Smedley

（4）http://en.wikipedia.org/wiki/Hugh_Fraser,_1st_Baron_Fraser_of_Allander

（5）http://en.wikipedia.org/wiki/Jack_Cotton

（6）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301079/

（7）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9976/

（8）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Adeane,_Baron_Adeane

（9）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Bigge,_1st_Baron_Stamfordham

（10）http://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Ford_(courtier)

（11）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Gascoyne-Cecil,_5th_Marquess_of_Salisbury

（12）http://en.wikipedia.org/wiki/Quintin_Hogg,_Baron_Hailsham_of_St_Marylebone

（13）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Maxwell_Fyfe,_1st_Earl_of_Kilmuir

乐观主义以及对于新天新地的憧憬是1953年的主导基调。6月举行的女王加冕仪式是一场全国的狂欢，也是一场宗教庆典，更是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爱国主义重生时刻。加冕仪式的筹备工作进行了整整一年：请柬需要发放，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部的座次需要安排，还需要为伦敦周边村镇与城市住宅区的庆典活动预备大量三明治。行进队列将要穿过的伦敦中心主要干道上树起了装饰着彩灯、彩旗与王冠的拱门。绝大多数英国其他城市与乡镇也树起了庆祝的拱门。伯明翰与约克的工厂（当年约克也是有工厂的）制造了大量的旗帜、存钱罐、巧克力、饼干以及茶叶罐。斯托克城烧制、绘制并且打包了无数件口杯、盘子与茶壶。这是当地在战后生产的第一批彩绘瓷器。花匠们精心培育了开着红白蓝三色花朵的观赏植物。报社主编们纷纷策划了华丽的加冕专刊。各家杂志早早地就将最有名的笔杆子全都搜罗一空了。

加冕典礼筹备总部设在伦敦伯克利广场，距离女王的出生地只有一步之遥。菲利普亲王早已经承担了一个劳心费力的重要公共角色。1952年10月，他又被任命为加冕仪式筹备总监。在远离伦敦的康沃尔，圣凯弗恩的居民们开始了与粮食部的艰苦谈判。乔治五世登基的时候他们火烤了一头整牛，现在他们很希望为伊利莎白女王再露一手。这场谈判非常艰苦：肉类配给制度还要坚持一年多的时间才会得到撤销，而且一开始粮食部还因为他们的提议而气得火冒三丈。

彼得.亨尼斯是女王统治时期最优秀的宪制史学家与社会史学家。加冕仪式那年他还是个小孩子。就像千百万其他人那样，他也记得学校发放的加冕茶杯与黄金马车造型的铁皮玩具，全家人还特意前往巴奈特的朋友家里，借着别人家的电视收看了这场盛事。但是加冕仪式并不仅仅是全国的节庆：英国最近刚刚打破了飞行速度记录，刚刚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刚刚推出了第一款喷气式客机（彗星式客机）：

“到处都是关于帝国的故事，今天再也没人敢用当年的方式来撰写或者阅读相同的故事了。不列颠就在这里，一个历史悠久的故国，天然擅长搞经济，英勇地经历了四十年代的考验，尽管孤立于世，但同时又能生产全世界最尖端的机械。当时是几十年来罕有的乐观时刻。女王看上去光彩照人，美貌绝伦，她的王夫同样英俊无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于亨尼斯来说，加冕典礼象征着“国势的巅峰……一个更加美好的昨天”。作为1944年教育法案的受惠者，他感到英国已经进入了不断改善的良性循环。加冕典礼是“一记神奇的补药……从那以后生活再也不一样了。”

亨尼斯的确具有少见且华丽的笔触，能够将当时自己的感受化成文字，但是无数其他人都抱有与他相同的回忆。多年以来，女王一直统治着一个不断下行的国家，许多人都认为她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软化了这个不可避免的进程，为其添加了些许人情味。不过在举行加冕仪式的时候，人们的确认为她的统治将会非常不同。

与此同时，有一个人开始收集整理关于加冕仪式的各种事实与数据。这个人长着一张圆脸盘，他的嗓音就像晚餐后的巧克力热饮一样浓郁醇厚，令人宽心。虽说女王早已过上了幸福的婚后生活，但是这个人对待女王的态度简直就像求婚者一样不依不饶。他很快就会自费购买一艘潮乎乎的荷兰籍驳船，驶入泰晤士河，停泊在白金汉宫对面，方便船主在第一时间赶到仪式现场。这位理查德.丁伯比尽管也很喜爱女王，但是并不能算是她的粉丝。他的雇主英国广播公司倒是一直在追捧君主制。尽管早在1937年，三台摄像机就曾经获准架设在远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海德公园角，但是真正得到电视转播的加冕仪式这回还是第一次。BBC此时正陷身于一场必然失败的战斗，在商业化电视节目的进逼之下节节败退。而作为上层阶级大家庭当中的见习成员，加冕仪式正是BBC一展身手的绝好机会。就像君主制一样，BBC在战后英国同样发展得不错。在瑞斯勋爵管理时期的BBC就像乔治六世本人那样本能地不信任丘吉尔，但是后来也像国王一样成为了这位战时领袖的支持者与坚定后盾。就像温莎家族一样，BBC也是在战后最黑暗岁月里维系英国国民与帝国臣民的纽带。

换言之，五十年代初期BBC在英国的地位今天简直无法想象。当然BBC 不能与国教会相提并论，BBC的第一任总监，一位苏格兰出身的长老会信徒，恐怕会认为这样的比较有点过于招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多亏了瑞斯勋爵这位热切的君主主义者，BBC结结实实地成为了上层阶级的组成部分——强大、权威、体面、文雅而又自信。比方说眼下BBC的执行总裁伊安.雅各布爵士肩头就挂着中将军衔，还曾经在战时内阁担任助理。但是BBC的爱国主义立场要比宫廷的立场更复杂，因为BBC同时也整合了例如乔治.奥威尔与普里斯特利这样的激进人士的声音。但是尽管如此，BBC依然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等到加冕仪式的时候，BBC感到自己已经成为了具有特殊权利的组织，在文化与道德教化两方面也树立了高远的志向。BBC的广播服务覆盖面很广，既有主打大众口味的轻松节目，也有更加充实有料的国内节目，还有专门面向知识分子阶层的第三套节目。用雅各布的前任的话来说，这是为了“通过好奇心、好感以及不断增进的理解力”引领听众们“提升自身素质”。一说起电视，白金汉宫的老派护卫们以及内阁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其当做粗鄙的媒体，决不能允许其涉足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部——尽管1952年乔治六世的葬礼已经得到了电视转播，并且激起了战后第一轮电视购买热潮。这一年的10月，白金汉宫方面宣布不允许BBC直播加冕仪式。这一决策听取了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诺福克公爵的建议，并且得到了丘吉尔与内阁的支持。但是不肯轻易放弃的BBC开展了一场静悄悄的公关活动。首先他们做通了公爵与大主教的工作。接下来丘吉尔又最终得知——碰巧的是——女王本人希望加冕仪式得到电视转播。于是他告诉自己的日记助理，“这个决定必须由她一个人来做。”毕竟要加冕的人是她而不是内阁。这是一步妙棋，特别是因为这将是英国历史上第一场得到全体国民目睹的加冕仪式。即便在撒克逊时期，这一理念也往往只是希望而非现实。

终于得到许可的BBC立即投入了行动，开始筹备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户外广播项目。BBC在各个地点总共安排了九十五名解说员（主要面向海外观众），摄像机的数量更是达到了闻所未闻的二十一台，其中有五台安置在大教堂内部。在祭台上方将会高悬起一个四面玻璃的箱子，加冕仪式报道记者将会坐在里面进行报道。直播现场至高无上的岗位就是高悬在祭坛上空的那个玻璃箱子。为了确定坐进箱子里的最佳人选，各家报纸展开了一场非正式选美。有一位很受欢迎的候选人是约翰.斯耐格,当时广播界最广为人知的声音——当时依然还是广播的天下。但是丁伯比在报纸举行的民调当中得票数最高，BBC上层也更看好他。战争期间他是一名勇敢且离经叛道的播音员，曾经跟随皇家空军的轰炸机一起执行过轰炸任务，还亲眼见证了贝尔森集中营的解放。不过他与王室也打过不少交道。1939年，在获得白金汉宫方面许可之后，他成为了第一名全程跟踪采访王室出访的BBC特派记者，跟随乔治六世与伊利莎白王后一起前往了加拿大。期间丁伯比曾经在国王面前展现了自己弹奏钢琴的技艺，还与国王就希特勒、民主制度以及世界局势等问题进行了一场彻夜长谈。丁伯比对于乔治六世遗体瞻仰仪式的广播描述完美地体现了打动人心的浪漫新闻文体。此外他本人也是一位热切的君主主义者。在他看来，温莎家族“意味着正义，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以及自由”。

他也很喜欢新任女王：“她有着强烈的幽默感，只是平常潜伏在表面之下……照片根本无法反映她的真实形象；与照片相比，她的身材更加娇小苗条，也更加富有活力。她的微笑非常灿烂……她的声音清晰而坚定。”BBC决定就让这个人成为解说加冕仪式的声音，就让他向千百万观众讲解从未在世人眼前展现过的加冕场景。日后丁伯比还要解说好几场王室婚礼、女王演讲以及其他国事活动。这其中包括好几场葬礼：加冕仪式之前仅仅十周，女王的奶奶玛丽王太后就以八十六岁高龄去世了。这个时点的确非常不幸，但是紧张的加冕仪式筹备工作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一心想要做到万无一失的丁伯比花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来整理笔记。仪式当天，他早早地离开了寒气逼人的小船，在早上5点30分钻进了高悬半空的解说间，在里面整整坐了十七个小时。想必他肯定不敢随便喝水。

加冕仪式大概是女王平生最重要的时刻，而且肯定是最重要的正式时刻。随着这一天日益临近，她一直在白金汉宫的舞厅里反复排练，一遍遍地熟悉着复杂的仪式，用床单来模仿60英尺长的罩袍下摆，为了锻炼颈部力量还特意带着加重的王冠。白金汉宫自己养的重型挽马在战争期间死掉了，这次只得外借。公爵们与主教们也反复演练着自己的角色。距离白金汉宫不远的新邦德街上坐落着专做王室生意的萨福里&摩尔药店，店里的头号药剂师为加冕仪式精心调配了圣油。圣油的配方至少可以追溯到斯图亚特王朝，据说其中调和了龙涎香，麝香，橘子香精，茉莉香精以及玫瑰香精。订购盛装的贵族们被有关部门告知，鉴于当前经济形势困难，他们必须用兔子皮来替代貂皮。考虑到加冕当天会非常漫长，有关部门还建议他们提前在头上戴的冠冕里面藏几个三明治。事后丘吉尔声称，按照一开始的安排，大教堂里的3000名宾客不能白吃三明治，每个三明治都要花费十六先令，不过他坚决否定了这种做法。而且他还为等在皇家公园的人群准备了充足的酒精饮料。

此外，英国政府还做出声明，将要借助加冕仪式的机会赦免全部尚未归案的二战逃兵。这项声明得到了谨慎的欢迎。尽管理论上当时还有13000名此类逃兵，但是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爱尔兰人，如今并不受英国法律的辖制，而且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早已去世了。《旁观者报》赞赏地评论道，“几千家壁橱里面的几千具骨骸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最初提出加冕赦令的时候——有些逃兵已经逃亡了八年，期间甚至从来没有回过家，从没探望过老婆孩子——有人注意到“女王对这个想法十分中意”，尽管军方十分不满。手脚架遮蔽了伦敦城，无数的门廊、拱门与座椅也在一片此起彼伏的榔头敲击声中纷纷安装到位。报纸上布满了趾高气扬的抱怨，声称好些街头装饰俗不可耐。但是最令人放心不下的自然还是天气。

BBC总结了上次转播国王葬礼的经验教训。上一次听众们抱怨演播室里的长篇大论太多，“来自伦敦街头”的声音则太少。为了让英联邦各成员国不至于落后，各方面也做出了煞费苦心的安排。加拿大是当时唯一一个拥有日常电视广播的其他英联邦国家，于是皇家空军筹划了一场加急空运，派遣好几架B-57堪培拉轰炸机飞越大西洋将胶片送过去，途中仅仅在格陵兰岛落地加油一次。在美国，NBC与CBS也打起了擂台，各自筹划着旨在抢先一步的转播安排。此外对于法语受众的考虑要比今天严肃得多：大教堂里的五位解说员当中有一位就是法国人，而且加冕仪式也将要成为轰动整个欧洲大陆的节目。君主，骑兵队，马匹，总统，官员与记者们从世界各地涌向伦敦，所有空房都租了出去，整座整座的酒店预定一空。官方拟定了封闭道路的计划，民间将店铺橱窗装饰成了红白蓝三色，摆满了花冠以及年轻女王的画像。更明智一些的人们则忧心忡忡地跟踪收看着天气预报。

1953年6月2日星期二，加冕日终于到来了。这一天的早晨的确又冷又潮。不仅仅是伦敦，英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如此。估计前一天晚上足足有30000人露宿在巡游路线两侧的石板路上，还有20000人根本根本没能挤进来。人群当中的作家们想起了十年前的德军轰炸，记者菲利普.霍普-华莱士无意中听到身边一对已经等待了二十八个小时的父母这样教训乱发脾气的孩子：“老实坐着，要不然我加冕了你。”露天观众们的耐力令他大为感慨：“这些人曾经在坚硬冰凉的石板路上静坐良久，安心等待德国轰炸机的离去。如今这几点雨星根本无损于他们的兴致，寒冷同样没这个本事。”许多人裹在身上用来保暖的报纸已经被一夜的雨水浸透了。他们也因此陷入了两难境地：究竟该不该将加冕仪式当天的特别版报纸裹在身上保暖呢？还是说应该再坚持一下，把报纸拿回家当纪念品呢？

我们自然希望没被人看过的特别版报纸不要太多，因为各家报纸头版都刊登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为这个原本已经爱国主义高涨的时刻又献上了一份大礼：在一场由英国主导的探险当中，来自新西兰的埃德蒙.希拉里与他的向导丹增.诺尔盖成为了第一批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有人随即开始售卖茶水，还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一来白兰地的需求量就要增加了。一夜之间街头出现了不少自发组织的歌舞活动，不过由于雨水的缘故并不算特别热烈。那些在露天地里等待了这么久的人们等到庆典过后还得一路走回家去，因为道路一开始禁止通行，然后很快又堵塞得一塌糊涂。所有这些辛苦换来的回报就是英国战后历史上最为光华夺目的老派王室盛典。骑兵队列蹄声清脆，骑手的军装上缀满了叮当作响的勋章。各色异国服饰争奇斗艳，各国要人汇聚一堂，军队方阵气势雄壮。队列当中也有几位熟人，例如身着全套海军元帅戎装、神采斐然的丘吉尔向人群频频挥手致意。身穿海军上将军装的他今天登场的身份是五港同盟总督。他头上戴着一顶三角帽，身披一件金蓝两色的罩袍，这样一身行头用来搭配上个世纪的南美洲民族解放将领也毫不逊色。队伍当中也有几张生面孔。富态的汤加女王萨洛特在队列里格外醒目——她是“全世界最小的君主制国家当中身量最大的女王”，平时以烤乳猪为主食，尽管天降细雨，依然坚持乘坐敞篷马车。

来到大教堂之后，身着盛装的宾客们一边打哆嗦一边等待女王的到来。亨廷顿伯爵夫人告诉《新政治家报》的读者们，她对于那一天的最鲜明记忆就是对于女王的“深切同情与怜悯”。“头上顶着华贵得全无人性的王冠，身上披着好似教士法衣的耀眼金色长袍，女王的面容看上去如此年轻，如此人性，如此紧张。”不过除此之外第二鲜明的记忆就是“冻死我了！”各位皇亲贵胄们基本上坐在一条风洞当中，“我们一个个牙齿打颤、浑身哆嗦，在队列里面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眼看着胳膊都冻青了。”关在直播间里的丁伯比相对而言还暖和一点，他的手边堆满了打印与手写的笔记。事后他承认，某些贵族不讲公德的做派实在令他感到意外，在他看来这些人全都是一帮垃圾篓子，“一排排曾经坐满贵族的长椅上洒满了三明治包装纸、晨报、水果皮以及糖纸，甚至还有几个空酒瓶子。”

在伦敦城外，英国其他地区也普降雨水，但是庆祝活动还是张罗着进行了下去。在位居极北、收不到电视信号的马里湾，HMS欢迎号战舰与众多当地渔船一起顶着八级大风进行里一场即兴海军阅兵。再往北走，到了赫布里底群岛，一位老当益壮的九十二岁牧师举行了一场露天布道，向教区信众们描述了当年维多利亚女王在爱丁堡阅兵的场景：那一天同样雨落不止。在贝尔法斯特以及北爱保皇派控制区，人们树起了装饰性的拱门。威尔士的群山上树起了一座座烽火台，先是冒起浓烟，然后就冒出了熊熊火光。英国各地的村镇纷纷栽种了加冕纪念树，举办了赛跑大会、化妆游行与足球比赛，市政厅免费分发茶水，酒馆张罗了啤酒管够的晚餐会。多赛特的邻近村镇举办了拔河比赛，康沃尔圣凯弗恩的居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烤制了一整头公牛。回到伦敦，白金汉宫的正式午餐会根本盛不下所有海外宾客，不过多出来的350人也不至于空腹而归，他们品尝到了当天头一锅最负盛名的全新菜品，“伊丽莎白鸡”。这道很快又被更名为“加冕鸡”的炖鸡大菜由伦敦烹饪学院的罗斯玛丽.休姆发明而成，关键在于用咖喱洋葱、红酒、杏子酱与蛋黄酱共同组成的调味汁。直到今天，英国午餐三明治里夹着的鸡肉片还会经受这一款酱汁的腌制。假如烹制得法，这道菜还是很美味的。

英联邦各国都宣布了公共假期，并且举行了进一步的庆典、游行与派对。南非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英联邦各国的学校儿童全都放假一天。对于英国国外的大多数人以及英国国内许多地区来说，跟踪当天事态的唯一途径就是收音机。在南非，估计当天足有69%的英语人口收听了相关节目。电视胶片空运过去之后，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观众全都争先恐后地想要目睹加冕仪式实况。在美国，八千五百万观众收看了NBC或者CBS的转播节目。对于大多数英国人而言，加冕仪式也是一场电视盛宴。在英国人的集体回忆当中，观看加冕仪式就意味着一大帮人挤在某个亲戚朋友家里或者酒馆里面，一起收看临时租来的电视。统计数据也支持这一论断。据统计，大约有53%的英国成年人——或者说大约一千九百万人——收看了BBC的加冕仪式特别节目。这些人当中占大头的一千零四十万人是在朋友的家里收看的节目，另有七百八十万人专门租借或者购买了电视机搬回家里。另有一百五十万人在电影院、市政厅或者酒馆之类的公共场所收看了节目。

事后大约有98%的受访者声称自己对于加冕仪式的报道“完全满意”。从那以后BBC并非总能取得类似的成功。电视机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英国民众来说还是新鲜事物，电视信号覆盖不到英格兰中北部以及苏格兰大部分地区。加冕仪式之后仅仅过了五年，英国的电视机保有量就翻了六番，英国人的娱乐习惯就此遭到了扭转。史学家们往往简单地将这一现象归功于加冕仪式本身，这纯粹是胡说八道。诚然，BBC对于加冕仪式的报道的确促使许多人临时租借了电视机，他们当中又有很多人很快自行购买了电视机。但是电视这种新生媒体在英国早已获得了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除非是集权主义入侵或者恶性瘟疫爆发才能加以遏止。但是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电视时代来说，加冕仪式的确是一个富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时刻，就好比1926年大罢工彰显了广播的力量一样。

当天的报道详细关注了女王的丝质礼服，她的庄严风范，以及古老加冕仪式的繁复编排。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这套仪式起码可以追溯到公元973年埃德加国王在巴斯加冕的时候。加冕仪式上最具戏剧性的时刻或许就是大主教宣称“伊丽莎白女王是你们毋庸置疑的女王”，台下贵族齐声高呼“万岁！”的那一刻。对于女王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仪式的宗教与精神核心。她对于1937年父亲的加冕仪式依然记忆犹新。女王是一位很虔诚的人，因此想必她肯定会同意坎特伯雷大主教杰弗里.费舍在加冕仪式开始前的布道当中所说的话：“上帝召唤”她行使精神上的权柄，通过以身作则来引领自己的臣民。

大主教用来形容女王将自己奉献出去的言语应和着她在二十一岁生日那天在南非进行的广播。加冕仪式的目的在于震撼乃至震慑人心，不仅针对观众，也针对当事人。因为整个仪式的核心并不是外在的排场，甚至都不是重达七磅的王冠结结实实地扣在她头上的那一刻，而是另一个更加私密的时刻：在帐幕的笼罩下，费舍大主教用圣油为她举行了涂油礼。“所罗门曾在祭司撒都该与先知拿单手下受膏，如今汝亦要受膏蒙恩。汝主上帝将万民交予汝手，如今汝将成为万民之女王……”涂油传统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尽管在1953年世界上的其他君主制国家已经放弃了这种做法。

对于费舍来说，涂油礼旨在彰显家庭责任、忠诚与团结（他大概没有研究过这项传统的由来：埃德加国王是一位臭名昭著的放荡君主，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卧室里都谈不到平和二字）。他的看法在五十年代的英国得到了强烈反响。家庭是君主制的核心：王室家庭位居核心，由众多传统小家庭组成的英国大家庭簇拥着王室，众多英联邦国家组成的英联邦大家庭又簇拥着英国。年轻的查尔斯王子身穿丝质西装也在大教堂现场观礼。时年三岁的安妮公主被认为年龄太小，因此只得气鼓鼓地留在白金汉宫。 全套海军制服的菲利普亲王率先向她宣誓效忠，亲吻了她的左脸颊，并且承诺“担当你的臣属，护卫你的生命、肢体与尘世尊崇，我将对你永葆忠贞，无论生死，为你抵御人间一切侵袭。”——日后他也确实守住了这句庄严的诺言。王室与“家庭”的类比尽管在当年看来显而易见且不可动摇，日后却难免遭受粗暴的挑战。但是无论如何，过错总归算不到她的头上。女王将会献出自己的余生来履行大主教提出的、毫无通融余地的要求。

加冕仪式结束后不久是一系列的游行与感恩仪式，以及全套排场的斯皮特黑德海军阅兵（甚至还有一艘苏联军舰前来凑趣）和皇家阅兵仪式。各位作家为了发掘加冕仪式的深刻意义更是互不相让。当时某面向知识分子的《时代潮》杂志在6月13日发表社论，集中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情绪。史学家C.V.韦奇伍德（1）在社论中称，从未有任何一位君主的“加冕仪式在民众面前得到过更充分的展示”。这话说得非常准确。不过社论还进一步断言“在过去几天里，英国重新赢得了在四十年代曾经拥有过的、在精神与道义两方面优于全世界的地位”，这句话就有点不着调了。在同一份杂志里面，罗伯特.L.格林（2）撰写了《身为美国人》一文，向英国读者保证“战争与重建年代的乏味与寒冷已经得到了遗忘。”绝大多数文章都是这样的路数，除了英国共产党以外，基本上没人唱反调。

《新政治家报》的日记作家认为加冕仪式会使得更多的人们觉得“这套排场已经过时了，纯粹就是陈年俗套……工人阶级的英国干脆就被忘掉了。”但是令人生畏的报社主编金斯利.马丁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觉得工党对于君主制的传统敌意已经被乔治五世与乔治六世完全符合宪制要求的行为表现封住了嘴，而且女王现在也很安全地置身于政治之外。“所有想在民主政体之下保住王冠的君主必须遵守的最高原则就是毫无保留的接受首相的建议，任何情况下也不要卷入党派政治。”女王并不是《新政治家报》的热情读者，但是就像遵循费舍大主教的要求一样，她同样也严格执行了马丁主编的信条。接下来马丁写下了一条深思熟虑的评语，表明了君主制对于民主政体的最大价值。这句评语很值得经常拿出来品味一番：“君主立宪制是一项十分精妙的设置，使得我们在人类学层面上能够做到两全其美，既允许我们崇敬国王，又允许我们将其杀死；通过将至高权威一劈为二，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向君主大献殷勤，同时又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将政府扫地出门。”自从1953年以来，我们的确是这样做的。

（1）http://en.wikipedia.org/wiki/Veronica_Wedgwood

（2）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L._Green

英国的宪制，就像绝大多数国家的宪制一样，要依靠无休无止的会议来体现。如此之多的“谈话”都得到了仔细的记录——议会、内阁与内阁委员会自然不必多说，政府部门内部更是充满了没完没了的会议。在威斯敏斯特与法院之外还有各种法庭，裁判所，准政府组织，市政厅，地方政府以及警察委员会召开的会议。简而言之，外部观察家们可能会觉得英国人在睡觉与看电视之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开会上了。

但是在英国每周都会举行一场得不到录音、报道、拍摄、记录甚至讨论的会议。这是一场由来已久的会议，其名称也非常古老——这就是女王与她的首相之间的每周“觐见”。无论是女王还是首相都不会与外人谈论谈话内容，充其量也只是敷衍几句而已。此外，资历最老的高阶军官以及退休的内阁大臣与财长们也会觐见女王。在英国的会议迷宫当中，女王觐见是最后的神秘黑盒子。这些觐见有什么意义吗？这些觐见当真曾经在任何程度上改变过英国人的生活吗？

十九世纪英国记者沃尔特.白芝浩曾经一身是胆地试图解释英国政体（并且令人称奇地取得了大致成功），他说女王有权了解情况，提供建议与发出警告。当然他这里所说的是维多利亚女王。但是阅读白芝浩的著作本来就是伊利莎白女王上岗培训的一部分。而且这张小小清单得到了如此广泛的接受，因此我们不妨假设女王本人也同意其中的内容。即便就在相对切近的历史时期，英国立宪君主也一直在活跃地应用着所有三项权利。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希望要求了解战时活动的一切细节，坚持要求丘吉尔毫无隐瞒地向他通报战况，即便是在战局最焦灼最紧张的时期（丘吉尔从未抱怨过这一点）。此外当战后工党首相艾德礼打算指派温莎一家向来厌恶的休.道尔顿而非欧内斯特.贝文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乔治六世也的确向他提出警告，并且促使他改变了一开始的预定作法。假如当真如此，这的确是一步好棋，因为贝文的确成为了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大臣之一。但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真正的干涉主义君主还得算是女王的爷爷乔治五世。从阿斯奎斯到鲍德温，历届首相都很熟悉他的建议、抱怨与警告。从贵族阶层的未来到大臣群体当中潜藏的社会主义倾向，从应对大罢工的恰当手段到面对独裁者上台掌权的态度，他对于很多事情都有看法。创立温莎王朝的乔治五世其实是一座桥梁，一头是他那位坚定果决的祖母，另一头则是他那位谨言慎行的孙女。他是一个安于其位的宪制君主，但并不是缄口不言逆来顺受的傀儡。

不过女王的角色就有些不太好说了。尽管她的第一位首相是丘吉尔，但是在她的成长阶段英国却服用了一剂社会主义猛药，因此她很清楚如履薄冰的必要性。她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在王室财务问题上受到挑战与考验，而且她也一直很清楚国内外共和主义少数派的高调存在。与爷爷以及父亲相比，她的气质更加沉静谨慎。我们甚至都不清楚她对于自己的首相们究竟怎么看。即使是各位首相当中最不谨慎的哈洛德.麦克米伦与托尼.布莱尔，以一般标准来衡量也依然是很谨慎的人。坊间颇有些关于女王如何主观偏爱的流言蜚语，例如说她最喜欢哈洛德.威尔逊，最讨厌玛格丽特.撒切尔。但是这种说法不过是小道消息而已，而且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女王并不讨厌撒切尔。女王可以说是谨慎精神的化身。对于笔者而言，这一点着实非常棘手。但是尽管如此，要想理解女王统治的意义，关键就在于理解她与这十一名男性以及一名女性之间的关系。公共档案、日记、回忆录与身边人的观察为这个故事提供了令人诧异的丰富细节。我们可以在这些觐见当中总结出几条一般性的要点。首先，所有曾经与女王共事的公务员与政客们全都一致同意，女王的记性很好，而且思维敏捷。她很喜欢政坛八卦，清晰地记得各种陈年往事，而且随着她年龄日长，她也逐渐成为了可供年轻首相们翻阅检索的人形图书馆。女王不仅是“荣誉之源”，而且作为“记忆之源”的角色也同样重要。尽管除了极少数无关紧要的个案之外，我们并不知道每一次觐见的具体谈话内容，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举个例子——竭力维持工党政府不至于分崩离析的威尔逊觐见时间越来越长，而布莱尔的觐见时间则相对较短。

运用各种暗示以及显而易见的逻辑，我们还可以假设女王觐见的最有趣部分就是首相们抱怨自己与同僚之间的矛盾。史学家大卫.卡纳丁认为：“董事会主席与首席执行官之间的职能分离是一个好主意，这正是我国的体制。美国总统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因此他的工作要难做得多。”首相如果想要抱怨反对党的行径如何恶劣狡猾，很多人都能陪他说话。从唐宁街十号的员工到其他大臣，甚至再到某些记者都可以成为首相的讨论伙伴。但是如果首相想要开诚布公地谈一下执政党内部的问题，合适的谈话对象就少多了。

威尔逊执政期间越来越觉得工党内部的左右两翼对他发动了围攻，因此他对于觐见活动也越来越着迷。相比之下泰德.希斯则是个落落寡合的人。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与“湿人”们纠缠不清。女王一直坐在皇家包厢里近距离观看着内阁内斗的戏码。在1986年迈克尔.赫塞尔廷因为韦斯特兰直升机事件而愤然出走脱离政府之后，女王还安慰撒切尔说自己见过更难看的场面。约翰.梅杰的对头则是疑欧派的“王八蛋们”，1995年他不得不与女王详细讨论自己接下来的反常决策：一方面辞去托利党党首之职，另一方面继续担任首相，从而引诱党内反对派主动出手。在一次告别晚宴上，布莱尔也曾经刻薄地评论道，只有在女王面前自己才能畅所欲言地将某些同事的高风亮节好好表扬一番。

最高民选职位是一个孤独的所在。君主立宪制的优势之一就在于有可能提供一名见多识广、精明敏锐而且谨慎可靠的倾听者。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可是其他议会体制提供不了的好处。无论女王多么喜欢获取当下事态的第一手汇报，觐见仪式的首要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满足她的需求。这是她的工作之一，旨在支持自己的首相并与其和睦相处。从社会阶层角度看来，有些首相与女王似乎更加般配，例如在苏格兰广有地产的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或者与女王的儿子爱德华王子一起上学的戴维.卡梅伦。相比之下，例如戈登.布朗这样的长老会牧师之子或者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样的格兰瑟姆杂货老板之女和女王在一起就有些不太搭调。但是了解那些来自陌生背景的人们并且与其发展个人关系同样也是十分有趣的挑战。

在撒切尔与梅杰时期担任内阁秘书的巴特勒勋爵（1）认为，首先“所有首相都感到自己可以绝对保密地与她谈话，一切谈话内容都不会遭到扩散。此外我还认为他们觉得女王与他们心有戚戚，因为她在公众视野当中已经生活了很多年，这一点带来的苦恼与麻烦也是不错的话题……我觉得不妨将觐见仪式当成心理治疗的疗程。”他最近的继任者加斯.奥唐纳爵士（2）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她什么都见识过了——政坛起落、战争动乱、衰退与复苏、好时光与坏时光——而且她也见识过了各个不同政府应对这些局面的不同方法……我可以肯定，她给出的建议都很靠谱。”笔者所采访过的每一位曾经与女王共事过的人都表示她看人很准。对于首相个性的私人看法——亲近、仰慕、困惑等等——比首相的阶级出身更重要。

1952年2月6日，正当新任女王正在从肯尼亚赶回英格兰的时候，丘吉尔内阁在下院召开了一次会议。古代先例与现代环境发生了冲撞。上一次英国君主在国外继位还是1714年的事情，当时德国人汉诺威的乔治继承了安妮女王的王位。时代的确不同了，但并非完全陌生：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已经出现了像模像样的两党制政体，苏格兰与英格兰也已经联合成了一个国家。她手下并没有真正的首相，尽管丘吉尔的卓越祖先兼一代名将马尔波罗公爵曾经担任过宫廷政治生活的主要推手。就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样，关于女王的头衔、地位与政治权限问题也得到了充分的争论。安妮女王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第一位君主，但是同时也是另起一摊的爱尔兰女王。而且本着陈腐的傲慢情绪与全然罔顾事实的态度，她还自称是法国女王。

如今这位二十五岁的新女王面临的局面和当年非常不同，但是她的政客们同样为了头衔与尊号的问题而头痛不已。内阁认为“帝国君主”（the Crown Imperial ）的称号可能会在战后世界里“产生麻烦”，建议用“英联邦首脑”取而代之。在她担任元首的国家当中，巴基斯坦与锡兰都不是基督教国家，新教国家更是无从谈起，因此“信仰捍卫者”的头衔如今也不能适用于她的全部领地了，必须要想办法搪塞过去。此外她已经不再是爱尔兰的女王了，只是北爱的女王。大臣们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唇枪舌剑，引经据典。自从女王统治开始的第一刻，她的政客们就与困难且高度情绪化的礼仪规程问题纠缠在了一起。

这一切看上去只是些陈年俗套而已。但是英国本来就是一个君主制历史深厚的国家。1952年距离战争结束仅仅过去了七年，战争的背影依然庞大得很。当时的英国电影包括《木马》（3），讲的是英军战俘逃离纳粹第三战俘营的故事；《众志成城》（4）讲的是近卫装甲师的故事；《沧海无情》（5）讲的是大西洋海战的故事；《碧血丹心》（6）讲的是不列颠之战的故事。观看这些电影的观众在放映之前都要起立唱国歌。老兵重聚俱乐部门庭若市。国王的画像到处悬挂，从市政厅到酒馆随处可见。义务兵役制还要继续存在将近十年。人们的历史意识比今天更强烈，当时的电影里还在宣扬霍恩布洛尔船长、维多利亚女王与红花侠的事迹。此外各种爱国主义主旋律史书也层出不穷，例如H.E.马歇尔的《我们这座岛屿的故事》（7）（严肃向）与W.C.塞勒以及R.J.叶门的《趣画1066》（8）（非严肃向）。英国中小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依然沿袭着国王、女王与著名战役的主线。英国的漫画书当中，步入太空的英国人依然留着八字胡，带着皇家空军风格的帽子。前往剧院看戏的观众们一般也都接受女王驾前宫务大臣（Lord Chamberlain）对于剧目的审查。

君主制与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几乎全都密不可分。负责判处绞刑的法官在宣布判决时总要援引君主制的权威，BBC与报纸在提到已故国王与现任女王的时候都会小心地使用敬称。君主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极其神圣，几乎等同于全民宗教。电影与话剧当中的演员不得扮演维多利亚女王以来的所有英国君主。海军军官出身而且脾气火爆的白金汉宫新闻秘书理查德.考威尔甚至下令没有他的允许不得拍摄女王。广播播音员在他面前只有卑躬屈膝的份。报纸主编们虽然都忍不住对这位“该死的东西”大加腹诽，但是明面上依然保证只用最温和无害的言辞来谈论王室成员。

曾经驱动全世界的大英帝国早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帝国的遗骸依然四仰八叉地遍布在地球表面。失去英属印度以及当地分裂成为两个独立国家的现实令联合王国当中的许多人都大为震惊。看得懂统计数据的人都知道，英国的帝国排场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但是英国势力从世界各地大规模向回收缩的进程尚未开始。到了每年的5月24日，人们依然会举行游行庆典来庆祝帝国日。绝大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都是英国属地，塞浦路斯、马耳他、亚丁、海湾各国、索马里、西印度以及香港也依然由英国控制。埃及境内驻扎着大型英国军营，波斯地区基本上就是英国公司的私产。所谓的“白人英联邦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紧密的纽带。知识分子阶层以外的人们还在自然而然毫无愧怍地使用着“不列颠民族”一词。四年之前的确有500名西印度移民乘坐帝国疾风号客轮来到英国，但是改变国家面貌的大规模移民尚未开始。这个国家依然以白人为主，仅仅在边缘点缀着寥寥几名少数族裔。两年之前新西兰刚刚举行了大英帝国运动会，下一届运动会的名称将会是“帝国与联邦运动会”。

皇家海军尽管早已凿沉了好几艘主力舰，支离破碎地晾在浅海与船坞里，但是依然被人视为英国的强力铁拳。许多人都认为英国即将迎来以新技术与旧标准为基础的荣耀新时代。很多老人还记得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并且尚未意识到美国这个新兴强权国家的实力。因此女王的第一任内阁里的老人们如此严肃地讨论新任女王的名号也就不奇怪了。在较低一些的层次上，其他人也正在进行着没那么咬文嚼字的调整：国歌要改词，邮票、纸币与硬币要重新印刷与铸造，铸铁邮筒要重新制造，全新的君主肖像也要悬挂起来。

哈洛德.麦克米伦日后回忆道，当时大臣们召开了登基会议（Accession Council）。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贤人会议“这一古怪而古老的体制”的最后残余。第二天，丘吉尔在广播当中再次施展了他那为人所熟悉的诗意文采：“我在维多利亚时代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沐浴在威严庄重、无可匹敌、安宁祥和的帝国光辉之下。因此当‘天佑女王’的祈祷与国歌再度响起之时，我难免会感到一阵心潮澎湃。”这些大臣们作为统治阶层的成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们对于英国国际地位的衰落全都心知肚明，但是此刻他们的心中依然洋溢着乐观主义，相信英国将会在一位崭新的女王治下迎来更美好的灿烂未来。

丘吉尔早在女王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见过她。1941年4月他还专门抽时间为她送去了一束玫瑰，祝贺她的十五岁生日，尽管当时战况惨淡，派往希腊的英军正在大举挺进的德军面前仓皇后撤。如今他已经老迈病弱，必须打起全副精神才能勉强应付首相的职责。但是他的这番话还是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女王的心目当中，丘吉尔与此后所有的继任者们完全不在一个层次。最近女王曾经提到当年自己遭到丘吉尔温和训诫的情景。1954年5月，女王与菲利普亲王结束了为期六个月、一路劳心费力的加冕后英联邦各国访问。他们特意邀请丘吉尔从雅茅茨登上崭新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艇，沿泰晤士河逆流而上，一起完成了这次出访的最后一段路程。沿岸人群欢声雷动，伦敦塔鸣响了四十一声礼炮。但是女王却记得当天天色惨淡，在即将抵达伦敦池的时候，她对丘吉尔说：“这条河真脏。”闻听此言，丘吉尔转过身来，嗓音低沉地冲着她回应道：“这条河是贯穿英国历史的银线——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日后的任何一位首相都没有像这样当面指正她的胆量。女王有时候也会抱怨丘吉尔不听人说话——维多利亚女王当年也抱怨过格莱斯顿，觉得自己被他当成了公共会场里的听众。不过实话实说，那一天在泰晤士河上丘吉尔其实有点打肿脸充胖子。根据他的医生的说法，当天他正好患上了感冒，只觉得寒意入骨，而且他“以前从未来到过距离泰晤士河面这么高的地方”。他刚刚登上甲板的时候，“我第一眼并未认出那个英气逼人、穿着卡其布裤子的人影就是女王。她已经把大衣脱了下来。”伊利莎白公主向来尊敬丘吉尔，但是等到她登基的时候，保守党大佬们已经开始讨论如何才能不伤和气地将他从唐宁街请出去了。

乔治六世去世前不久——按照王太后对安东尼.艾登的说法——国王曾经下定决心要和丘吉尔谈一谈退休问题。他的突然去世使得这一幕终究没有发生。丘吉尔尽管因为国王的逝世而悲痛不已，但同时也将新王即位当成了恋栈不去的绝佳理由。自然他一定要出席加冕仪式。这样一来他自然也就不用急三火四地辞职了，对吧？浪漫主义与自利自谋在丘吉尔的脑海中调和成为了略显疯癫的信念：他在他看来，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新任女王显然离不开自己身为父辈的引领与指导。

（1）http://en.wikipedia.org/wiki/Lord_Butler

（2）http://en.wikipedia.org/wiki/Gus_O%27Donnell,_Baron_O%27Donnell

（3）http://www.imdb.com/title/tt0043147/?ref_=fn_al_tt_1

（4）http://www.imdb.com/title/tt0043039/?ref_=fn_al_tt_1

（5）http://www.imdb.com/title/tt0045659/?ref_=nv_sr_1

（6）http://www.imdb.com/title/tt0046714/

（7）http://en.wikipedia.org/wiki/Our_Island_Story

（8）http://en.wikipedia.org/wiki/1066_and_All_That

六十年过去了，女王的超长待机能力令她获得了任何其他在世之人都无法企及的、对于其他世界领袖的个人了解。她曾经招待多众多近乎传奇的人物，从海尔.塞拉西皇帝到戴高乐将军，从莱赫.瓦文萨到纳尔逊.曼德拉，例如伊朗国王、日本裕仁天皇以及沙特费萨尔国王之类富有争议的二十世纪君主也都曾经是她的座上宾。其他宾客还包括例如齐奥塞斯库与穆加贝这样的暴君，例如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以及肯尼亚的丹尼尔.阿拉普.莫伊这样的第一代独立非洲领导人，还有布尔加宁、赫鲁晓夫（他曾经与女王一起品茶，并且惊讶地发现女王“一点架子也没有”）以及普京这样在俄国历史上占据中心地位的角色。仅仅是她与美国总统之间的交往就可以另外开一本新书。从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尼克松与里根，再到今天的奥巴马，她与所有这些总统都打过交道。

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号读者”已经见过了一切外交部电传与电报当中涉及国际危机的重大机密以及大量来自军情六处的相关建议。作为联合王国之外十五个国家的元首，她对于自己的海外女王身份也非常上心。作为英联邦元首，她近距离地观看过印度次大陆独立、非洲去殖民化以及亚洲转型发展的连台大戏。假如有一天她不满足于仅仅书写龙飞凤舞的王室签名，而是打算写一点更充实的东西的话……

但是我们必须假设她绝不会这么做。女王的确记日记，可惜的是她的日记绝非以记录历史为目的的资料。她与其他世界级领袖之间的绝大多数对话无非是彬彬有礼的相互致意。她的工作是会面与倾听而不是质询。她是英国亲善部的一把手，专门负责联络感情。她的确经常出访其他国家并且长期驻留，但是这些出访的记录当中大抵总是包含着无止尽的喜庆照片，儿童歌唱团，欢呼的人群，宴会与阅兵。女王拥有款式繁多的无数精美服装、帽子与手包，大抵出自诺曼.哈特内尔和哈迪.埃米斯的设计，赏心悦目的同时也仔细地顾及了出访地区的文化习惯。女王收到的礼物足以装满一间仓库：画像、金银器、珠宝、刀法奇特的鳄鱼雕塑，宝座，等等。

这种无休止的互赠礼物活动很值得研究一番。在世界各地，总统书房与走廊里、首相办公室里以及政府部门的陈列室里都摆满了展示纪念品的玻璃橱，里面摆放着仪仗宝剑，造型猎奇的瓷器或者白银质地的人偶。这些东西看上去倒是气派得很，可惜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无法给人带来审美上的愉悦，而且隔三差五就需要清理一遍，免得落上灰尘。例外情况也不是没有。例如曼德拉就曾经赠送给菲利普亲王一套非洲造像风格的手绘象棋棋子，其憨态可掬的造型足以令见者莞尔。此外也有些礼物不仅丑的要死，而且全无意义：谁会真心想要一座来自萨斯喀彻温、装在玻璃盒子里的石油钻井平台镀金模型呢？但是一味品评礼物的高下其实是错失了重点。赠礼行为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录的人类文明最初期。赠送礼物的仪式象征着送礼者不怀敌意，不想发动战争。今天的礼品交换是谈判活动的润滑油膏，可以缓解令人失望的回复，或者引出更有利的回复。

根据女王本人对于自己存在意义的理解，出访活动是她的核心职责之一。她从来都不认为自己仅仅是、甚至或许主要是英国的女王。她的绝大多数访问尽管劳心费力，但却并不困难，因为她肯定会万无一失地得到欢迎。不过也有一些访问更加棘手。比方说法属加拿大的民主主义者们就冲她喊过倒彩。她曾经在德累斯顿参加教堂活动，在那里遭遇了一大片冷若顽石的敌视面孔，因为二战期间皇家空军曾经将这里夷为平地。她曾经在酷热的摩洛哥沙漠里等待着国王的接见，但是失心疯发作的国王却临时将午餐会的筹备工作扯了个粉碎，仅仅用干邑白兰地来招待她。她曾经不顾大臣们的恐惧，坚持访问潜藏危险的亚洲与非洲地区。她也曾镇定自若地应对过醉醺醺的俄国政客。

她之所以成为了英联邦元首完全归功于当代印度的创始人。二战之后，美国人将大英帝国当成了元气丧尽的老牌帝国主义的典型，妨碍美国人实现全球制霸的商业野心的绊脚石。甚至在英联邦“列国大家庭”内部也存在着不可等闲视之的紧张情绪。缅甸成为了自北美殖民地独立以来第一个脱离大英帝国的国家。1949年的复活节星期一，爱尔兰共和国也宣告独立。至于南非国内关于退出英联邦的辩论早已持续了许多年。二战期间澳大利亚纸质跃跃欲试地想与美国自行缔结军事同盟。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独立剥夺了乔治六世头上“大英皇帝”的尊号。英国虽然是二战当中的胜利一方，但是同时也花光了国库里的最后一分钱。这样的英国在国际上要如何自处呢？英国君主究竟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在伦敦举行的会面提供了多种不同思路。这些会面当中包括了一套“联邦会议”长期机制，会上国王不再是国王，而是成为了大会主席。乔治六世的私人秘书艾伦.拉塞勒斯爵士对此十分不以为然，他告诉乔治六世，国王“是一个理念，人们愿意为了这个理念而劳作、战斗乃至献身；但是从来没有人愿意为了一场会议去送死。”但是尼赫鲁治下的印度似乎很有兴趣留在某种联邦体系内，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也是一样的态度。共和国与君主领导的体制如何相互兼容呢？由工党首相艾德礼牵头，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达成了具有典型英国特色的妥协。印度不打算将英国国王当做自己的国家元首，也不打算与英国王室的资助、誓言、尊号或者政策扯上任何关系。但是印度共和国愿意承认英国国王是英联邦首脑。1949年4月，八个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巴基斯坦以及锡兰——在伦敦进行了会议商谈，并于会后宣布，英国国王将会继续“作为独立成员国组成的自由联盟的象征”，这些成员国将会“作为自由且平等的国家联邦的成员联合起来，为了实现和平、自由与进步而相互协作”。

这份声明将会成为英联邦的创始文件，其中体现了如今另立门户的爱尔兰共和派们几十年来一直主张的理念。这意味着随着帝国气数将尽，新近独立的前殖民国家可以选择共和主义，否认英国君主作为国家首脑的地位，但是与此同时依然可以呆在原来的交际圈子里。这一理念一方面促成了英联邦的扩张，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它的实际政治力量。在今天的五十四个英联邦成员国当中，只有十六个依然将女王尊奉为国家元首。尽管它们当中也有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样的主要国家，但是剩下的都是加勒比海或者太平洋地区的岛国。英联邦的存在是将英国君主制与斯堪的纳维亚或者西班牙君主制区分开来的诸多特质之一。多亏了英联邦的存在，英国的君主制才不仅仅只是一片微不足道的地缘政治残余。难怪女王加冕之后的第一个主要动作就是踏上了一场为期六个月的大规模访问之旅，从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主张自己的权威。

这场进行于1953-54年的访问一方面彻底令女王领教了自己今后要过上怎样的生活，另一方面对于女王与公爵而言也是一段不可复制的凯旋时光。英国或许已经沦为了一个外强中干债务缠身的国家，但是此时英国的战后国际地位却处于巅峰期。英国最近刚刚加入了核武俱乐部，英国军队赢得了重大胜利，乐观主义在曾经的帝国各地都颇为高涨。南非的确是个棘手问题，但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一直几乎被人视为英国的加州，一年到头阳光明媚。在那些遥远的国度，各种本领总能得到回报，厌倦了英国阶级差异的人们可以在那里建设一个新世界。而澳大利亚人与新西兰人对于自己的国家与英国的联系似乎也抱有毫无保留的热情。这份热情并未受到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的侵染。乔治六世的去世为英国带来了一位年轻且美丽得出乎意料的国家元首，而且此前她早已是一位享誉盛名的国际明星了（毕竟她三岁那年就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而且当时电视时代尚未真正降临。假如你想一览女王的尊容，就必须前往现场伫立等待。国家地位与个人风采的结合再也不会产生足以媲美当年的效果了。

这是一趟规模浩大的旅行。女王首先飞跃大西洋造访百慕大与牙买加，然后又登上了商业邮轮哥特号——因为当时皇家游艇尚未完工。查尔斯王储与安妮公主留在了国内，就像二战之前乔治六世进行海外访问时的女王与玛格丽特公主一样。王室一行人穿过巴拿马运河进入了太平洋，沿途造访了斐济与汤加，并且在新西兰渡过了圣诞节。她是第一位访问新西兰的在位君主，并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然后她又来到了澳大利亚，这是旅程当中最成功但同时也是最累人的一段。

就像新西兰一样，澳大利亚这回也是首次迎来在位君主的访问。女王在澳大利亚驻留了两个月，期间搭乘了2500英里的火车，10000英里的飞机以及900英里的汽车，发表了一百多场演说，出席了二百多场演说，澳大利亚国歌一共为她奏响了162次。另据估计全国大约四分之三的成年人亲眼目睹了她的风采。这个结果是她个人的胜利。她的精力与体力、她将笑容一连好几个小时挂在脸上的能力以及她的耐心都通过了考验——她曾经在私下里抱怨当地政客发言连篇累牍，想必此时她终于意识到了一辈子将听人说话当成本分究竟意味着什么。旅途十分劳累，私密空间十分有限，休息时间捉襟见肘，女王必须无休止地为下一场活动更换服装并且补妆，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好奇的女士。但是这一切辛劳都是值得的。2011年女王再次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这很可能是她此生最后一次访问这里了——还有许多人记得1954年的访问，将其视为战后历史当中难得的大事件。当年还是孩子的他们也曾经站在路边、广场上与学校门口，等待着女王的到来，向她挥手欢呼。

接下来女王与公爵去了锡兰（今斯里兰卡）、科科斯群岛、乌干达与亚丁，然后才返回地中海。在这里他们终于登上了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艇，踏上了回国的航程。游艇沿着泰晤士河一直驶入了伦敦市区，河上的船只与两岸的人群纷纷欢呼致意。此时距离女王启程出国已经过去了173天。这次出访其实算是一场速成班，旨在提升新任女王的耐力与组织能力。如果说此前她对于君主制继续掌握人们想象力的能力还心存疑虑的话，现在她终于可以彻底放心了。这次出访为日后许多类似出访提供了样板——精心搭配的衣橱，在不同觐见场合送出去的精心恭维，漫长炎热且速度缓慢的车队行进，以及为了适应各地具体环境而精心微调的演说词。但是1954年的新闻界比今天要好对付的多。王室新闻的主要内容依然是王室成员在公开活动中的言行。爱国主义情绪依然炽烈。访问地点政治示威造成的外交困境还不存在。除了车马劳顿之外，当年的王室出国访问要比今天轻松得多。长期而言，这些访问造成了什么实际影响吗？如果当年没有进行这些访问，女王在她的偏远属地当中肯定不会如此受欢迎。女王为君主制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强化了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情感纽带。假如她本人没有亲临现场，就无法达成这样的效果。这一点在她的整个统治时期都始终如一。即便是在电视与网络大行其道的今天，国王与女王们要想发挥影响力还是必须要亲临现场。伍迪.艾伦曾经说过，成功的80%在于到场露面。对于君主来说，这个百分比还要再高一些。

阿布达比，2010年11月25日

纷纷扬扬的大雪正在覆盖着整个英国东北部地区。而在这里，酷热笼罩着一块块草皮与沙地。远方的海面上，一艘艘传统造型的阿拉伯单桅帆船正在随波起伏。上百名身着奶油色西装，戴着太阳镜与遮阳帽的英国人正在等待着女王驾临。与他们一同等待的还有一排排身着传统服饰的阿拉伯人，按照当地传统礼仪挥舞着手杖。成群的少女们穿着扎眼的粉色与柠檬色服饰，正在活力十足地将满头长发甩得如同风车一般。此情此景只能用违和二字来形容。迎面驶来一辆金色的路虎揽胜，女王与爱丁堡公爵从车里走了出来。阿布达比的统治者哈利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走上前去表示欢迎。宾主一行人参观了一座现代风格造型的凉亭，为一块看上去平淡无奇的牌匾进行了揭幕仪式，然后走过了一群微笑挥手的围观者。大捧的花束塞进了女王的手里。一位衣着精美的英国少女兴奋地高叫着：“她看见我了！她太可爱了……”。女王一如既往地点头，微笑，摆出饶有兴趣的神态，时不时说上两句话，并且严格遵守着时间表。

女王的飞机昨晚刚刚落地。还没站稳脚跟，她就被打发到了气势恢宏的谢赫扎伊德清真寺。这次参观同样很值得一看：女王穿着高筒丝袜，戴着一顶造型古怪的头巾，看上去好像沙俄贵族的妻子——有些在场的摄影记者觉得更像是养蜂人的面罩。她款款走过了全世界最大的手工编织地毯，走过了全世界最大的水晶吊灯——这盏吊灯如此之大，以至于需要将一名工人绳降到内部进行清理。室外活动结束以后，她还要换上晚间盛装与首饰参加国宴，席间她将要会见联合酋长国的每一位国王。哈利法国王将会向她本人（以及她的丈夫与儿子）颁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最高民事勋章扎伊德勋章。而女王也会相应地将他封为最高荣誉巴斯大十字勋章骑士。当场接受女王授勋的人物还有阿联酋国际航空的副总裁以及一位专攻糖尿病的医生。爱丁堡公爵将会观看飞行特技表演，女王将会与当地儿童与工商界代表会面。

接下来夫妻二人还要再度启程，造访邻国阿曼。阿曼苏丹卡布斯于1970年废黜了自己的父亲，成为了当地执政时间最长的统治者。比女王提前一步赶到阿曼的一部分记者此时不得不用力掐疼自己， 免得因为连夜赶路而打瞌睡。卡布斯苏丹当年在英格兰参加过高考，后来就读于桑德赫斯特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曾经在萨福克县议会就职，是一位热切的古典音乐爱好者，尤其喜欢管风琴。他培养了全世界唯一一支骆驼骑兵兼风笛军乐队，队伍里有些战士甚至还掌握着在伞降过程中吹奏风笛的绝活。在宗教层面上他是个著名的自由派，同时几乎也像查尔斯王储一样热衷于保护本国历史建筑，尤其是葡萄牙人修建的中世纪要塞。此外他看上去多少有些——尽管谁也未曾挑明——同性恋倾向。他的国家与英国大小相当，人口却只有三百五十万。女王与公爵在这里再次领受了一连串的游行、宴会以及招待会，还有为了庆祝苏丹在位四十周年而举行的马术表演。为了迎合女王的行程安排，有关方面还特意调整了马术表演的举行时间。放眼看去，这片乳香的原产地遍布着如同鲨鱼利齿一样嶙峋的山峰，灼热的黄沙，还有绿松石铺顶的宣礼塔，隐隐然简直不似人间。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女王统治时期的第87次与88次国外访问。这些访问驱使着女王走过峡湾与苦寒的北欧宫殿，登上过狭小的海岛与全世界最繁忙且尘土最多的首都。这些访问使得她面对过独裁者与民选总统，年迈的暴君与勇敢的改革家，共产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皇家游艇、飞机与火车都是访问所依靠的交通工具。尽管有着上述种种不同，但是所有这些访问全都包含着近似的仪式，其中有些仪式如此老旧，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埃及与古中国的外交实践当中：礼品交换仪式，精致的宴会，演讲当中充斥着避实就虚的辞藻与殷勤的委婉语。古时候的欧洲君主们为了一次出访要筹备数年之久。如今的英国外交部、白金汉宫、海外英国使馆以及世界各地的东道国大约每两年就会为女王安排一次出访。女王的随行人员包括侍女、听命于她本人的工作人员以及任何需要在场的大臣。其他在场人员包括若干军官与外交官，几名安保特勤，还有一帮各路记者们组成的杂牌军。最后这帮人经常要挤在破旧不堪的大巴车里彻夜转场，或者在候机大厅里苦等苦熬，唯恐被女王抛在后头。就像这些人一样，女王对于出访地点毫无选择权。假如“她的”政府告诉她要去保加利亚或者坦桑尼亚，那么她就非得去那里不可。在二十四响礼炮、相互授勋、舞蹈表演以及精心构思的相互溢美之词所共同组成的镀金糖霜之下，充满了冰冷的算计、现时的考量与开不得玩笑的生意。

就拿开头这场由阿拉伯帆船与甩棍表演组成的欢迎仪式来举例吧。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为阿联酋设计建造的国家博物馆新馆即将揭幕。这座建筑位于阿布达比的一座小岛上，由五座鲨鱼鳍造型的玻璃三角形组成。这项雄心勃勃的建筑计划旨在将这个海湾地区的偏僻角落打造成为世界级艺术中心。另一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还将在这座岛上修建一座表演艺术中心。多亏了福斯特勋爵（1）与大英博物馆从中牵线搭桥——因此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格当天也出席了活动——英国也从这个石油资助的大型投资项目里面分到了一杯羹。女王参观的那座壮丽清真寺为好几家英国公司带来了生意，例如专营工程咨询的合乐集团与希尔国际建筑公司，以及专营灯光照明的斯派尔与梅杰事务所。英国艺术家凯文.迪恩也参与了这座清真寺的设计规划。阿布达比是世界第七大产油国，这次访问期间签订的协议能够使得英阿两国双边贸易额到2015年大幅跃升至每年120亿英镑。BP与壳牌公司自从阿联酋建国以来就已经打入了当地市场，但是近年来设计与施工也获得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曾经在担任英国商务大使期间受到报界攻击，后来放弃这一角色的约克公爵安德鲁亲王曾经告诉笔者，尽管阿联酋是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市场，“世界其他国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里的发展潜力……我们必须设法加深对于当地市场的渗透……”他说的很对。目前共有4000多家英国公司在阿联酋开展业务，旅居阿联酋的英国人更是达到了十万之多。从另一面来看，来自阿联酋的投资则流向了伦敦门户码头建设项目，这座“物流工业园”位于埃塞克斯，人流量相当于金融城的两倍，预计能在当前的困难经济形势下新增36000个就业岗位，创造全英国的最高纪录。从伦敦的大小饭店到曼城足球俱乐部，大量英国产业所有权都掌握在阿联酋金主的手里。

海湾地区的产油国已经成为了经济层面的四战之地。从卡塔尔——下一代英国人使用的进口天然气将会主要来自这里——到巴林与迪拜，欧洲各国在这里再也没有优哉游哉坐享其成的余地了。北海油气为英国带来的红利已经消耗殆尽了，而且风电场或者新建核电厂在短时间内尚且无法顶替上来。如今英国的能源高度依赖进口，英国人也因此很害怕自己会过度依赖俄国。能源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英国能否在未来维持经济强国的地位。就像过往经验一再证明的那样，文化纽带能够起到相当重大的作用。新建博物馆与美术馆——莫奈、塞尚与安格尔等人的作品都将在这里得到展示——所传递的部分政治信息在于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区展示西方价值观与审美观。在这里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正在竭力扩大影响力以及争夺投资机会。而影响力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金钱。阿联酋与阿曼与英国的防务联系非常紧密——许多当地军官都曾经在桑德赫斯特接受过培训，英国向两国提供过许多武器装备，而且三方之间的情报共享也很频繁（迪拜的王储还在桑德赫斯特赢得过奖励优秀毕业生的荣誉之剑）。而且这两个国家的战略位置都十分显要，东边与伊朗隔海相望，南边又紧邻也门，近年来基地组织正在这里重整旗鼓。没有这两个国家的协助，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斗争将会棘手许多。海湾地区的确是流油喷气的聚宝盆，但同时也环绕着各种危险与政治不稳定因素。女王很清楚这里并不是什么人间仙境，而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电闸盒之一。

这样说来，在如今这样的时代，将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太太以及她那位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伴儿千里迢迢地用飞机空运到这里，让他们走两步、点点头、摆个笑容、说两句好话，究竟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呢？还别说，看起来似乎还真有作用。阿联酋与阿曼都是君主国，阿曼的君主还掌握着绝对权力。在当代世界的大博弈当中，各国都要打好自己手里的牌。而女王就是英国手里的一张好牌。英国的竞争对手基本上全都没有这样一位长期在位且国际闻名的君主，在女王面前，各位国王们可以畅所欲言地谈论良种赛马与宫廷建筑。以阿联酋为例，女王认识这个国家的创始人，于2009年11月去世的扎耶德国王。当地人依然记得1979年女王对他的访问，尤其是因为两人的合影印在全国的每一本历史课本上。三十年后女王再次来到了这里。不久前印度总统刚刚来过，不过考虑到在海湾地区工作的印度人人数以及阿联酋对于印度事务的关注程度，恐怕还是女王的来访更重要一些。欢迎女王来访的排场远远更为盛大，阿布达比的街头挤满了人群，挂满了横幅，当地媒体的报道也远远更为密集。在阿曼，卡布斯苏丹几乎将女王当成了类似母亲的长辈。他甚至调整了国庆节的庆典安排来配合女王的行程表。英国的影响力在阿曼依然随处可见。阿曼同时毗邻也门与沙特，虽然在宗教立场上偏保守，但是依然奉行着温和且相对多元化的伊斯兰教，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此外卡布斯苏丹也一直与查尔斯王储私交甚笃，还在英格兰置办了一座私宅。

我们有必要好好想想，在女王仅仅几天的访问期间，总共签署了多少份合同与长期协议，体现了多少传统友谊，媒体进行了怎样的报道，私人关系得到了怎样的恢复或者建立。而且我们还应当记得，类似这样的远征每年都要至少进行两三次，此外女王还要接待各路外国来访者，而且这一切只是无休止的王室外交活动的一部分。不要忘了女王还访问过马来西亚、波罗的海与巴尔干各国，美国与联合国，印度，土耳其与韩国。把这些林林总总的事项加在一起，“这一切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见到女王在国外的活动，见到她那招牌式的走路步伐，见到她在列队行进的士兵面前肃然站立，见到她坐在其他国家领袖们的身边。这些景象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熟视无睹了。但是女王的实际作用其实更接近破门器或者人形登陆艇。她一马当先地直捣当地权力核心，她的身后则紧跟着大臣、公务员、军方人士以及推销员组成的大队人马。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对于英国王室的访问并不太当回事，或者与英国切身利益的联系没那么紧密。但是女王的每一次出访都肩负着预定的目标。阅兵与晚宴看上去的确排场不小，但是真正重要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在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故事背后。

（1）http://en.wikipedia.org/wiki/Lord_Foster

长期以来，伊利莎白公主一直保有着自己的小秘密，尽管与她最亲近的人都知道这一点。1946年7月9日，白金汉宫举行了战后第一次“正经的”园林派对。根据《泰晤士报》记者的描述，现场景象十分美好：“不久前的雨水将白金汉宫庭院里的宽阔草坪洗得绿意盎然，在明亮的天空下成为了大自然提供的理想地毯……就像在阿斯科特一样，战前的着装规范在这里也放松了许多。”7000余名宾客受邀到场，其中既有外国王室，也有本国农场主。时任首相的克莱门特.艾德礼也是宾客当中的一员。同样在场的还有几个月前刚刚结束远东地区服役返回英国的菲利普.蒙巴顿王子。他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关于婚礼与派对的新闻报道当中，而伊利莎白公主往往也总会出席相同的活动。这一年的年底，希腊王子成功获取了英国公民身份。《泰晤士报》向自己的读者们保证，“海军以外的读者看到希腊的菲利普王子申请归化的报道之后，可能意识不到这位顶着王子头衔的年轻人是一位卓越英国海军上将的孙辈，还是另一位海军上将的子侄……鉴于战争状态导致的非正常环境，自从他于1939年驶出达特茅斯、正式加入海军的那天起，他就已经成为一名英国臣民了。”这段文字并不是寻常的海军闲话，而是上层社会在微妙地告诫全社会不要多管闲事。

这时候菲利普王子已经向伊利莎白公主求婚了。她也已经转告了自己的父亲。国王觉得她年纪还小，坚持要求这对年轻人再等一段时间。不管怎么说帝国大业总要排在第一位。王室之前已经答应了要去南非访问。这次访问非常重要，而且耗时也会很长，这也是为了训练伊丽莎白公主应对今后的生活。此外这次访问也能给她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来想清楚自己是不是真心想结婚，毕竟她这次要在南非呆上整整四个月。经历了一年半的你侬我侬之后，菲利普王子的求婚终于传达到了巴尔莫勒尔。日后他以审慎而含糊的口吻这样说道：“事情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我觉得我开始认真地考虑这件事的时间，让我好好想想，应该是在1946年，我返回英国并且前往巴尔莫勒尔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你知道的，我们两个才开始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就像女王一样，他也出身于一个不那么多愁善感的世代。因此像这样吞吞吐吐的口吻无疑反映了因为公开袒露心迹而感到的尴尬。她当场接受了求婚，然后就去找自己的父亲做工作去了。与一战之后乔治六世国王与伊利莎白王后的婚事相比，这一次的求婚过程远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这条消息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愉快接受。廷臣们反对菲利普的故事已经被说烂了——他们憎恶他的德国亲戚，看不上他那骄横傲慢的气质，尤其还反感他缺乏恭敬的做派。王后的娘家人与白金汉宫的资深老人们——玛格丽特公主日后将后者称作“那帮留着八字胡的家伙们”——都对未来的驸马爷咋舌不已。在白金汉宫冰冷而气派的走廊里面，势利眼与一丝种族歧视搀和在了一起。但是乔治六世似乎挺看好这个年轻人——据说有一次菲利普王子恰好碰见国王穿着苏格兰短裙，于是咧嘴一笑，二话不说当场行礼。国王真正的顾虑还是在于女儿年龄太小，不懂得人情世故。不管怎么说，她第一次见到未婚夫的时候只有十三岁。与此同时，其他资格同样过硬的求婚者也纷至沓来。一大帮某某公爵与某某侯爵的子侄都被摆到了桌面上。不过这些全是无用功。伊利莎白公主决然地相信自己肩负重大责任，但同时她也有自己的思想与意志。因此小两口还是私下里订婚了。等到她结束南非访问才会公开这一消息，到时候她就二十一岁了。

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南非与英联邦的纽带联系。在二十世纪英国最为苦寒的一个冬天，王室一行人登上了英国最后一艘战列舰HMS先锋号，将瑟瑟发抖的英国留在身后，驶向了一个阳光明媚物产丰饶的国家。这一点使得国王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以至于给艾德礼发电报，表示自己愿意提前回国。但是首相否决了国王的提议，因为这次出访非常重要。在1947年，尽管以印度为核心的大英帝国正在衰亡，但是很多英国人依然自视为帝国国民，并且将其他说英语的姐妹国家当成同一个全球大家庭里的成员。当时的人们依然还在庆祝帝国日。澳大利亚、南非、肯尼亚与新西兰依然是吸引有志英国公民前来创业的灯塔。覆盖全球的英国贸易体系在人们眼中依旧合情合理。英国政客们并不认为非洲与中东的属地将会很快独立，而且英军在地中海或地区依然部署着规模庞大的军事基地。

富裕、辽阔而且占据着战略要地的南非是帝国大业的薄弱环节。说荷兰语的布尔人与英国定居者都是南非的统治阶层，但是彼此却难以相容。在战争期间南非一直站在英国一边。南非总理扬.史末资成为了丘吉尔手下唯一一位非英国国籍的英国陆军元帅，在英国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如今的反英阿非利堪人正在日益强硬地主张自己的立场。亲纳粹的种族主义势力此刻也正在抬头，日后他们帮忙打造的种族隔离制度将会把占南非全国人口75%的黑人彻底隔离在权力体系以外。拉拢南非是一件棘手的差事，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既要哄着亲英派系，又不能惹急了阿非利堪人，最后还要在黑人多数群体面前有所表示。阿非利堪人的报纸总是抱有敌视的口吻，无休止的演讲也为国王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有一次伊利莎白公主不得不事前把他哄了半天，他这才勉强上台发言。但是开普敦的欢迎仪式的确很热烈，至少从表面看来这次访问非常成功。王室一行人走到哪里都人山人海。对于伊利莎白与玛格丽特来说，第一次出国的感受非常特殊，几乎有些目不暇接。伊利莎白学会了绝对守时的重要性，只要母亲稍微磨蹭了一点，她就会主动督促母亲快走。此外她还学会了在正式活动的漫长一天期间始终保持着兴趣盎然的神情。国王的私人秘书认为她的表现非常出色，对于君主制是未来也充满了信心。但是长期来看这次出访显然失败了。阿非利堪民族主义掌控了绝对权力，更加开明的英国定居者则遭到了排挤。乔治六世非常厌恶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迹象，注意到了史末资不断增长的敌意，还将拿腔作调的阿非利堪警察蔑称做“盖世太保”。

但是这次出访当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还是要算伊利莎白公主在自己的二十一岁生日那天进行的电台广播。她传达了一条简单而又坚定的信息：“我在你们面前宣布，我将要把我或长或短的一生全部奉献出来，为你们服务，为我们全体所属的帝国联邦服务。但是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这份宏愿坚持到底，除非你们与我群策群力……” 尽管这篇演讲稿的执笔人其实是拉塞勒斯，但是公主也贡献了自己的想法与思路。演讲一经播出，立刻在英语世界引起了轰动。今天听起来，这段话的措辞与顿挫似乎有些诡异神秘，活像是古人的口吻。听上去这位少女简直好像即将成为活人祭祀的牺牲品一样。这段话在当时引发了听众们的真情实感，一个比今天更加宏大的大不列颠向他们发出了行动起来的呼唤。但是所谓的帝国联邦很快就将不复存在：六个月之后印度就将要宣布独立，帝国也将会随之消失。乔治六世曾经是国王兼皇帝。 但是他的女儿已经当不成女王兼女皇了。印度独立极大地提升了南非在英联邦体系内的重要性。但是接下来的十三年里，南非与英联邦之间经历了苦涩的争执。到了1960年，英联邦将会正式发布声明，宣告自己的种族多元地位。南非也将独自走上种族隔离国家的道路。

不过伊利莎白公主在出访期间倒是玩得很尽兴。她在非洲的海滩上骑马取乐，享受着亲密家人的陪伴与不太习惯的全天候明媚阳光。而且她回到英国之后更加坚定了结婚的决心。正式声明在1947年7月10日公布。与某些廷臣不同，公共舆论对于这条新闻似乎非常热情，尽管十八个月以前的民调显示了相反的结论。民众将他称作王子——尽管加入英国国籍意味着这个头衔已经失去了意义，如今更准确的称谓应该是蒙巴顿上尉。有生以来第一次，他也成为了公众人物。他的名爵跑车在街头一经指认就会成为纷纷拍照的对象。他的照片无处不在。王室为他配备了保镖与贴身男仆，尽管他全部的衣服还装不满一个衣橱。

在庆祝正式订婚的派对上，其他王室成员注意到菲利普依然穿着略显寒酸的海军制服。他的未来金光灿烂，但是眼下他却是个穷人，出门坐火车都只能买三等票。宫廷圈子更看好伊顿公学出身的贵族子弟，与那些人相比他目前的处境完全不同。他的强项在于不知疲倦刨根问底的精力与非同一般的形体魅力。他未来的爱丁堡公爵称号则是在善意记者的帮助下敲定的。他将会获得殿下（HRH）的头衔。国王亲自为他设计了一款纹章。他与新娘都获得了嘉德勋章。这个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圈外人就这样做好了拥抱王室权威的准备。

这场婚礼要怎么办呢？当时正值战后紧缩的最黑暗时刻。1947年的英国面临着严峻的金融危机，英镑遭到挤兑，生产力低下，出口疲软，罢工频发。这一年的鲜肉、培根、火腿与油脂的配给量下降到了战时标准之下，布料配给一再缩减，汽油短缺，只有特别重要的出国旅行才能购买外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举办一场豪华婚礼将会导致怎样的公共反应呢？宫廷与政府两方面一开始全都不出意料地采取了如履薄冰的态度。菲利普王子希望婚礼不要大操大办。他未来的岳父正因为君主制的存续而忧心不已，因为众多王室府邸正在他眼前纷纷关门，共产主义政权也正在东欧大行其道（对于君主制未来的间歇性忧虑乃至恐慌一直都是温莎家族心态的特征之一）。

白金汉宫方面非常讨厌时任财长休.道尔顿，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父亲当年是乔治六世的老师，因此在白金汉宫看来这家伙根本就是一个投靠了社会主义者的阶级叛徒。道尔顿此时正在筹备一份拧干挤净了最后一滴水分的预算草案以及相应的进一步增税计划。许多工党议员以及全国各地的大量工党支持者都不想看到一场豪华的婚礼庆典。接下来白金汉宫又宣布伊利莎白公主将会得到一百张布票用来筹备婚礼，女傧相每人配发二十三张，男傧相每人十张。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工党女议员玛布尔.雷德拉（1）斥责道：“广大工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正在要求工人们节衣缩食的当口，花费这么大一笔钱来筹办婚礼实在不合适。” 但是玛布尔的判断出了岔子。在1947年底，尽管一系列社会改革立法纷至沓来，英国人对于工党代表的物质紧缺以及繁文缛节还是越发厌倦起来。随着婚礼筹备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人们也越发清晰地意识到，在铁杆社会主义者的小圈子之外，绝大多数英国国民都不想看到一场缩手缩脚清教做派的活动。这个国家想要色彩，想要欢乐。而提供色彩与欢乐正是立宪君主的职责。

在婚礼筹备工作正式开始以前，国王与他的政府在婚礼预算的问题上很是较量了一番。乔治六世在战争期间一直经营着一座用度俭省的宫廷，因此几年下来节省了一大笔钱（大约有二十万英镑）。但是这笔钱究竟是他的还是财政部的呢？国王希望为即将成婚的新人提供一笔阔绰的预算，道尔顿与其他左派工党议员心目中的合理预算数额则要小得多，他们希望借此能象征一套更加“简朴且民主”的君主制。还有些议员一分钱都不想花，认为乔治六世应当自掏腰包来筹办女儿的婚礼。在紧闭的房门后面，争执还在继续。到最后政府甚至威胁要成立一个议员委员会，将王室的财务状况好好调查一番，存心要让王室颜面扫地。

但是国王的态度一直很坚定。到最后首先撑不住的是道尔顿。他不慎将自己的预算计划透露给了一位记者，因此不得不引咎辞职。他的继任者是斯塔福.克里普斯。虽说此人也是一位上层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而且素来有坚定奉行清教主义的名声，但是最后还是做出了更加慷慨的妥协（就像道尔顿一样，克里普斯在宫廷眼中也并不受待见。战争期间有一次他与伊利莎白公主共进午餐，期间他一直在教导公主不要忘了节省使用布票。事后公主将他比作“一根老干柴”）。克里普斯将自己的妥协方案提交下院之后，艾德礼表示支持。他的考虑主要基于地缘政治：他辩称，由单纯人士占据核心地位的仪式性君主制肯定胜过法西斯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符号象征体系，更有利于民主制度。这是一项能够收到实效的工作，因此必须得到资金支持。于是国王拿出了自己储蓄的一半，最后的婚礼预算相当于他本人期望值的三分之二。尽管如此，这个方案在下院也仅仅得到了勉强通过，依然有165名工党议员认为婚礼花费还应该再低一点。事后有证据显示，王子与公主所领受的年金数额令很多人心怀反感，这些人不仅局限于议会内部的工党成员。民意究竟是否支持王室呢？谁也不敢肯定。

与2011年不同，1947年的时候谁也不认为王室婚礼就一定非得操办成为一场大规模全国性公共庆典，哪怕当事人是王位继承人。从历史角度而言，绝大多数王室婚礼都是私人事件，并不会邀请外人，新婚夫妇充其量也只会在阳台上或者双座马车后面挥挥手。这一回选择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作为婚礼地点的决策援引了乔治六世与伊利莎白王后十几年前才刚刚树立的先例，并且与包括艾德礼首相在内的政府人员进行了商谈，之后才正式敲定。艾德礼最终做出了有利于选择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决策。这项决策无异于一条红线，将针对王室财务的缠斗限定在了红线后面，也确保了婚礼能够按照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意愿成为一场国家级大型盛典。大教堂内部空旷而底蕴深厚的空间可以容纳许多宾客，从白金汉宫通向大教堂的行进路线也是传统沉淀的产物。这两者都意味着婚礼将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盛大的视觉奇观。为了无缝报道婚礼实况，相关方面进行了周密筹划。早在婚礼筹备初期，各方就一致同意允许摄影机进入婚礼现场，而拍摄出来的影片则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发布。道路两边树起了一根根五颜六色的木杆，连上了电线，挂上了彩灯。贺礼从世界各地涌向英国，既有来自印度王公的珠宝首饰，也有圣雄甘地亲手纺织的亚麻布片。不过玛丽王太后误以为后者是甘地自用的兜裆布，并且因此厌恶不已。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好心人们担心英国人还在挨饿，因此捐赠了大量炼乳与水果罐头。这批礼物将会发放到许多英国人手里，他们虽然还没有饿到要死的程度，但是的确饥肠辘辘，并且对于配给制度厌倦不堪。英国民众为新人送上了尼龙袜子与香烟盒，朴素的针织背心与画片。所有这些礼物无论贵贱全都摆放在了圣詹姆斯宫门前，但凡是买票入场的人都能看到。

如果王室婚礼不能在最黑暗的时刻提供一抹亮色，王室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伊利莎白公主对于婚礼的各个方面都事必躬亲，尤其是自己的婚纱。婚纱的设计师是诺曼.哈特奈尔，此人对于早期伊利莎白女王的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的父母还在斯特里汉姆拥有一家名为“王冠与权杖”的俱乐部。或许他从小就受到了亲近王室的潜意识影响。总之哈特奈尔后来从剑桥大学肄业，并且成为了一名专门为爵士时代伦敦富贵阶层提供时尚服务的服装设计师，从宫廷派对到电影明星都是他的客户。后来他搬到了梅菲尔区的布鲁顿街，距离女王的出生地只有一步之遥。很快他就承揽到了服务王室的业务，客户群当中就包括女王的母亲。哈特奈尔成为了英国浪漫高端时装行业的领军人物，他雇佣了一位著名法国女装裁缝，在自己的作品上面大把抛洒闪光片，还重新引入了裙撑。他的其他客户包括葛楚德.劳伦斯、玛琳.黛德丽以及伊利莎白.泰勒。例如可可.香奈儿与克里斯汀.迪奥这样的竞争者见了他也要礼让三分。

他为1947年婚礼制作的婚纱是一件非凡的杰作，面料是象牙白色的丝绸与薄纱，密密麻麻地点缀着水晶、星星刺绣与橘子花蕾，光是小粒珍珠就用了一万多颗。当然这件婚纱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阵涉及奢华排场与爱国主义的争论：婚纱用丝是中国的蚕吐出来的吗？（哈特奈尔理直气壮地反驳道：的确如此，不过是国民党的蚕而不是共产党的蚕。）此外婚礼还定做了十二个硕大丰盛的蛋糕。礼物、食物与婚纱不仅是婚礼的象征，也不仅象征了王室排场的回归，还象征了一切英国人真心想要却暂且还得不到的事物。一般老百姓凭借手里的那几张布票根本买不到哈特奈尔的作品。普通民众尚且不能合法购买制作蛋糕所必须的砂糖、杏仁膏与糖渍水果。看着从国外涌进来的丰盛礼品，他们只能凭借脑补过过干瘾。但是这一切带来的似乎并不是嫉妒，而是憧憬。这场婚礼就如同一面巨大的商店橱窗，千百万人的的鼻子都紧贴在橱窗玻璃上，“即将到货”的告示牌赫然悬挂在橱窗上方。在英国经济局势最黑暗的时刻，明媚的消费主义未来已经发动了提前促销。

许多曾经显赫的欧洲王室也受邀来到了婚礼现场。与英国王室相比，他们的未来要晦暗得多。一群满身尘土、蛀蚀不堪、步履蹒跚的前任君主与配偶们披挂上了祖传的珠宝，穿上了战前的服装，在伦敦汇聚一堂。他们的身影提醒着每一个人，温莎家族是少有且幸运的幸存者。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沦为了流亡者，另一些人很快就将要从王座上跌落下来。这场婚礼是旧日氏族的重新聚首，但同时又不得不将很多人排除在外。首先温莎一家的所有德国亲戚都没有收到请柬，就连菲利普的三个还健在的姐姐都不例外。毕竟此时的德国人依然是人人喊打的对象，而且温莎一家的德国姻亲里面还有不少曾经的纳粹党徒。英国的幸存与胜利是惨重的人命与经济代价换来的，但是伦敦始终是成功立宪君主制的首都。没有几个其他国家能说出类似的话来。爱国主义与君主制结成了同盟。这条信息与这场盛典在惨遭蹂躏的欧洲各地以及遥远的美国都登上了数不清的电影银幕。

在英国各地，随着伊利莎白公主按照传统宣誓要尊荣并服从自己的丈夫，即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她的臣民的千百万英国民众纷纷举办了以“今天是个好日子”为主题的派对。她在人们眼中成为了青春、重生与希望的国家象征。当然，当时谁也想不到仅仅五年之后公主就要成为女王，而如今这场婚礼的排场也要被更加盛大的加冕仪式彻底掩盖过去。在1947年的冬天，这对新婚夫妇似乎还能享受相当长一段时间相对私密且自由的生活，以及彼此的陪伴。

为了迎接婚姻生活，菲利普亲王做出了切实的牺牲：他为了让妻子满意而戒掉了吸烟的习惯。接下来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他们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激烈的变化。夫妻二人的蜜月一开始是在菲利普先前的居住地布罗德兰兹渡过的。夫妻俩很快就发现狗仔队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要么躲在树后面，要么潜伏在前往教堂的途中。在蜜月期间，国王给伊利莎白公主去信写道，当他把她亲手交给坎特伯雷大主教与婚姻生活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失去了非常珍贵的宝物……我从来都知道，我一定能指望你——现在还有菲利普——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工作。你的离去为我们的生活留下了一大片空白，但是千万记得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温莎一家是幸运的。新婚夫妇的住所被安排在了克拉伦斯府，就坐落在白金汉宫以东几百码的地方。这里日后还会成为他们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的住宅。1947年的时候这里的环境完全就是一团糟，简直不能住人。在装修期间，夫妻二人先是住在肯辛顿宫，然后又搬回了白金汉宫与国王夫妇同住。但是他们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回归了王室的惯常做法。菲利普每天都会步行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前往海军部上班，这种事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此外他到了晚上还非常不喜欢穿睡衣。上文已经提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多么寒冷。于是三个月之后公主就怀孕了。

也正是自从四十年代后期以来，菲利普亲王的交际圈子开始引发人们的窃窃私语。这帮人当中包括艺术家、演员、摄影师以及贵族，全都是些名声不太好的乐天派。有一位摄影师朋友名叫纳厄姆男爵，此人在苏活区的一家牡蛎吧举办了他所谓的“周四俱乐部”，一大帮男性经常在这里高声谈笑乃至酩酊大醉。菲利普亲王饮酒向来有度，但是在这群谈笑风生并且不甚恭敬的人物当中，他尽管可以彻底放松下来。这帮人很会寻欢作乐，而且人员组成也很有些鱼龙混杂，而菲利普亲王则位于这个圈子的边缘。日后这帮人里面还会出现因为在下院撒谎而被迫辞职的国防大臣杰克.普罗富莫，以及普罗富莫丑闻事件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斯蒂芬.沃德很有几条谣言信誓旦旦地宣称菲利普曾经在这里与女演员以及交际花发生过桃色关系，但是几十年来的刺探打听都未能找到一丁点硬性证据，而公爵本人则因为这个话题而不胜其扰，因为廷臣当中的势利眼一直都在指责他不是一位体面的绅士（换句话说就是坐拥一大堆地皮的家伙）。这些绯闻不仅伤人，而且很危险。

查尔斯王子出生的时候，白金汉宫门外人头攒动，欢声雀跃，各大报纸也刊发了基调宏亮的专栏文章。《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显示了媒体对于王室的态度在查尔斯的生平期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根据报纸的说法，查尔斯王子的出生是“全国乃至整个帝国的大事”，自从1042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拥有直系丹麦血缘的王位继承人。有趣的是，这篇社论的作者认为查尔斯王子有这一日将会开启一个蒙巴顿王朝。至于公主，她已经“完全确立了自己作为青年一代代表人物的地位，帝国复兴的重担就压在这一代人的肩头。” 这一回再也不必专门安排一位内阁大臣监督公主分娩了：到了1948年还要坚持这项传统未免有些丢人。但是其他传统还是得到了维持：新生儿名叫查尔斯.菲利普.阿瑟.乔治王子殿下。由于继承了姥姥的血脉，他也成为了自从命运多舛的查理一世以来苏格兰血统最浓厚的王位继承人。

接下来的几年兴许是女王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正如报纸指出的那样，她正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但是还远远赶不上日后那样繁重。她成功地访问了一次巴黎。而在伦敦，如今被人们称作“爱丁堡夫妇”的小夫妻身边聚拢了一大群演艺人士与青年贵族。他们终于搬进了自己的家。菲利普很快就被指派成为了地中海舰队HMS契克斯号驱逐舰的副舰长。不久后的1949年，伊利莎白公主也搬到了地中海地区并且安顿在了马耳他。在这里她几乎过上了普通海军军官家属的生活，上街购物，做头发，交朋友，在当地餐厅用餐。即便在这个时期，襁褓中的查尔斯也经常会被留在伦敦，由姥姥与姥爷照管。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的确很不寻常。身处国外的女王则养成了为丈夫摄像的爱好，看着他打马球、游泳与跳舞。1950年8月她生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安妮公主。菲利普也终于提升成为了舰长并且指挥了自己的第一艘战舰HMS喜鹊号。似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具体工作与家务活动都将会成为这对夫妻的主要生活内容。罗伯特.兰西这样告诉笔者：“继承王位似乎是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才需要考虑的问题。”

但是警示的讯号几乎立刻就出现了。国王患上了癌症，很可能是因为常年吸烟过度导致的。他的脸色灰白，面颊萎缩，走在街头往往令伦敦市民窃窃私语。于是乔治六世经历了一系列手术。尽管他对于自己的前景还算乐观，但是他不得不越发依赖伊利莎白公主来应对自己已经无力承担的事务。换句话说伊利莎白公主必须呆在英国。而菲利普亲王也因此不得不放弃了自己挚爱的工作岗位。当时他可能以为或者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还能重新回到海军当中。但是他再也回不去了。他的妻子承担了越来越重的责任，招待外国要人，还代替国王主持了皇家阅兵。1951年议会为了迎接大选而解散之前，她还主持了枢密院会议。这次大选结束了工党政府，再次将丘吉尔送上了权力顶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对小夫妻的风头已经将国王本人盖过去了，就好比今天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的风头把查尔斯王储盖过去一样。

正当选战硝烟四起之际，菲利普与伊利莎白踏上了访问加拿大的漫长旅程，一路上主要乘坐火车。两人还前往华盛顿造访了杜鲁门总统并且受到了盛大的款待。杜鲁门叹为观止地评论道：“小时候我读到过仙女公主的故事，今天终于见到本尊了。”在访问期间，伊利莎白公主的私人秘书马丁.查特雷斯（2）一直在床底下存放着登基会议（Accession Council）所需的文件，以防万一国王骤然逝世。但是在1951-52年之间的冬天，国王的康复状况似乎非常乐观。他出席了查尔斯王子的三岁生日派对，再次抄起了猎枪，还前往剧院看戏。全国教堂都在同一天为国王的康复举行了感恩仪式与庆祝活动。此外能看到丘吉尔重新担任首相也令国王相当愉快——他从来都不喜欢工党。但是他已经无力亲自踏上筹备已久的下一次长途王室出访之旅了。光彩照人的公主夫妻将要代替他完成任务。1951年1月31日，乔治六世在规模适中且寒风刺骨的伦敦机场挥手送别了夫妻二人。他的应酬生涯很快就要结束了。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没有为乔治六世的去世做好准备。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欠佳，但是在经历了一次肺部手术之后，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按部就班的生活习惯。在他去世前一天，他在桑德林汉姆晒了两三个小时的太阳，像平时一样射杀了几只野兔，然后就安静地上床就寝了，一名男仆还为他送来了临睡前饮用的可可。第二天是1952年2月6日，一大清早就下起了冻雨。早上11点15分，伦敦街头突然出现了加黑框的特别版报纸，宣布了国王的死讯，比白金汉宫的官方消息仅仅晚了半个小时。阴郁沉默的人群自发地出现在了街头巷尾，林荫道上，以及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门前。尚未起床的丘吉尔得知这条“最糟糕的消息”以后也流下了眼泪。人们并未围坐在电视机前，而是在公开场合走到了一起。在新近成为共和国的印度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悼念人群也聚集了起来。甚至在美国人们都感到非常震惊。乔治六世是一位在二战时期广为人知的人物，代表着一个依然被人视作世界领袖的国家，可是现在他突然就消逝不见了。当时人们普遍比今天去世得更早，尤其是那些常年承受巨大压力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当时都只有五十六岁。

伊利莎白公主在肯尼亚度假的时候从自己的丈夫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们两个这时住在一家树顶旅社，高居于一棵壮硕无花果树的顶端，能够将周遭的野生动物一览无遗。前往这里的路上，王室一行人与一头保护者两头幼崽的硕大母象发生了危险的近距离接触。幸好母象并没有闻到他们的气味，而且他们还带着枪。在菲利普亲王的怂恿下，一行人蹑手蹑脚地继续前进，终于到达了树顶。回头看来，尚未成为女王的伊丽莎白公主这一次未必就遭遇了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次遇险的情节恐怕也遭到了浪漫的修饰。但是日后在她的统治时期，“安全”二字将会极大地拉开她与冒险之间的距离。肯尼亚的确温暖、多彩且远离喧嚣，但是这里并不是天堂。伊利莎白公主正忙着拍摄野生动物，拍摄对象包括一头老年犀牛。她的随员则正在蒙巴萨张罗着前往新西兰的下一段旅程。

一位高级廷臣弗莱德里克.布朗宁中将（3），首先得知了国王去世的消息。他通过一位记者将这条消息转告了查特雷斯。查特雷斯在核实之后转告了亲王的助理麦克.帕克（4），他又转告了亲王。帕克日后说道，菲利普亲王的神情看上去“就好像天塌下来砸在头上一样”——某种意义上而言的确如此。亲王的妻子当时并不不在他身边，而是为了接下来的骑行活动外出预定马匹。亲王将这条噩耗告诉了她，她立刻开始着手写致歉信，在信中取消了剩下的全部行程，并且做出了新的安排。出身于坚忍一代的她并没有当场流露出任何悲伤情绪。她的表姑子帕米拉.蒙巴顿夫人（5）过来安慰她：“她的表现就如同平时一样非同寻常……她想得是其他人不得不干什么。她本着一贯作风地回答道：‘哦，谢谢你。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回英格兰去了，所有人的计划都要受到影响，对此我真的非常抱歉。’”

（1）http://en.wikipedia.org/wiki/Mabel_Ridealgh

（2）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in_Charteris

（3）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derick_Browning

（4）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Parker_(courtier)

（5）http://en.wikipedia.org/wiki/Lady_Pamela_Hicks

女王曾经在私下里承认，二战那几年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一段物质特别匮乏或者处境特别危险的时光。在德军空袭最凶狠的时期，国王与王后依然反复回到白金汉宫并且住在那里。不过两位公主却被转移到了温莎城堡，她们的所在地成为了高度敏感的国家机密。王室家庭是德军的首要目标之一。假如乔治六世当真被炸死了，德国人完全有可能把他那位流亡在外的兄弟劝回来担任傀儡国王。1940年9月13日，一枚德国人的炸弹投进了白金汉宫的庭院，差点威胁到乔治六世与伊利莎白王后的性命。假如当时两人所在房间的窗户是关闭的而不是敞开的，他们两个肯定会被纷飞的玻璃碎片划得体无完肤。一名工作人员当场身亡。一位警察镇定如常地向王后报告说：“恕我直言，夫人，这枚炸弹的威力的确颇为可观。”（战后有谣言称这次袭击是由菲利普的姐夫们指挥的，但是根据传记作家菲利普.艾德的说法，这种说法并无实据）。

第二天，王后在走访伦敦东区以后给自己的婆婆去了一封信，信中称“我觉得自己就像行走在一座死城当中”。她那热情洋溢的天性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在写给一位表亲的信件结尾她明确地写道：“就像战争刚开始时那样，炸弹的轰鸣与枪炮声依然令我感到害怕。我会忍不住脸红，我的心跳砰砰作响——实际上我就是个胆小鬼。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害怕，所以我无所谓！……再见了老朋友，愿纳粹早日完蛋！”此外王后还接受了左轮手枪射击训练，以防万一德国飞行员跳伞落进白金汉宫。国王本人则时刻携带着一杆步枪与一支左轮，还将白金汉宫的庭院当成了靶场。

两位公主的生活则要乏味得多。温莎城堡成为了未来女王的家，今天她依然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但是在战争期间这里非常拥挤，到处都堆着沙袋，围绕着军队与高射机枪。这座拥有上千个房间、几百名佣人与古代城墙的城堡如今又得到了钢铁、水泥与铁丝网的加固，成为了惨淡时局深处的一处庇护所。按照克劳福德的说法，这里不是家，而是一座要塞。公主们可以通过收音机跟踪战况，也可以偶尔与驻扎在温莎城堡的军官们交际一下。但是她们与正常生活之间的鸿沟还是进一步加深了。诚然，她们的日常供给品也遭到了配给，一听到警报也得往防空洞里面冲——伊利莎白一开始还曾经提出抗议，说自己还没有穿戴整齐——但是除此之外并没有亲眼看到多少战争的残酷现实。与英国各地的其它普通人所要应对的苦境相比，王室家庭在战争期间遭到的最沉重打击仅仅就是1942年国王的小弟弟肯特公爵坠机身亡的事故而已。

女王的早期传记作家之一罗伯特.兰西（1）认为，战争强化了女王早已非常深重的责任感。“1949年的氛围容不得任何人轻忽任性，于是伊利莎白公主就一以贯之地从一个严肃的女孩长成了一名严肃的少女，任何古灵精怪或者青春叛逆的苗头都被掐死了……”耳边围绕着冷硬的国家新闻，身边围绕着凝结了千百年王室历史的厚重石墙，伊利莎白根本没有可能体验到更加轻松自由的青春期生活，就像她的母亲在二十年代那样。她的肃穆气质与责任感并不是在战争期间养成的，但是这几年无疑强化并巩固了她性格的这个侧面。

当然，过日子也不能整天总是不苟言笑。温莎家族向来热衷于各种游戏与变装活动。每年圣诞的默剧表演就是他们难得的宣泄机会。届时两位公主都会改头换面装扮起来（如果当真有人以为少女时期的女王不会卖萌，只要看看她化妆成阿拉丁的照片就行了）。菲利普王子在休假期间应邀来到温莎城堡散心，伊利莎白的表演总能逗得他前仰后合。或许正是在此时他才真正对伊利莎白产生了兴趣。日后女王声称，她觉得默剧表演是父亲为她们安排的培训课程，旨在让她们适应一辈子的表演生涯。尽管玛格丽特非常喜欢这项活动，但是她却并不这样觉得（不过日后的查尔斯王子的确非常喜欢学校里的演剧活动，女王对此一直有些迷惑不解）。

女童子军活动继续了下去，具体活动包括舞会、野餐与各种游戏。菲利普经常会带着一身咸涩海风的气息顺路过来刷存在感。伊丽莎白花了许多时间与比自己小四岁的妹妹玛格丽特呆在一起。玛格丽特的出生正式凑齐了“我们四个”的家庭构成。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两个小姑娘都穿着款式相近的衣服。但是她们的性格并不相同。不少传言都提到了姐妹俩打架的情节。玛格丽特特别喜欢咬人，而伊利莎白则喜欢针对妹妹的体重与笨手笨脚发表特别刻薄的批评。很快玛格丽特就意识到，假如她姐姐要成为女王，那么她一辈子就只得生活在阴影之中了。据说她曾经抱怨过，“我什么都不是。”伊利莎白则反唇相讥：“我想要的东西玛格丽特都想要。”日后还有传言声称伊丽莎白曾经坚定且不乏温柔地责备玛格丽特在公开场合不够注意礼貌，没有“好好表现”。

脾气是一项神秘莫测的要素。不仅由基因决定，也要受到某人在家庭当中地位的影响。战争结束时玛格丽特只有十五岁。她是父亲的开心果——聪明可爱，精通音乐，还能在国王的许可范围内耍耍小性子——而伊利莎白已经开始接受成为女王的培训了。毫无疑问，玛格丽特公主的举止并没有背离她在王室家庭秩序当中的位置，但是在另一个生活环境当中，她的伶牙俐齿、模仿天赋与音乐才能原本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在战争的最后两年，白金汉宫雇佣了一位名叫彼得.汤森（2）的皇家空军战斗英雄担任国王的侍从。此人最终将会成为玛格丽特的芳心所属。

伊利莎白一直顽固地向父亲请求，希望能承担更为实质性的战时工作，而不仅仅局限于偶尔做一下广播节目或者参加各种公共仪式。最后她终于心愿得偿地加入了辅助本土服务部队。在此期间她学会了修车、开车，拆装引擎，还参加了好几次列队游行。这样的经历很难得，因为成年之后她将会无数次站在观礼台上看着其他人列队走过。对于她来说，这是与同龄人打交道的罕有机会，尽管她并不能因此忘记自己的位置。每次培训一结束她就会立刻被人拖走，几乎从来没有与其他战友坦诚交谈的经历。她努力试图在部队当中结交朋友并且贡献出更大的力量，但是还没等到那一天希特勒就倒台了。平心而论，她对战争做出的贡献主要还是集中在宣传方面：身着军装挥舞扳手的年轻公主的确是宣传活动的好素材。

等到欧洲胜利日终于到来的时候，国王特别准许两位女儿离开白金汉宫与民同乐。她们两个手挽手地在皮卡迪利走进了游行队列，途经利兹大饭店，走进了海德公园，一路上唱歌欢呼。最后她们跟着游行人群来到了白金汉宫门前，高声呼喊着要求国王与王后与游行者见面。由于两个人都压低了帽檐，而且街上非常拥挤，因此并没有人认出两位公主。有一位荷兰军官倒是认出了她们，但是很体贴地没有声张。人群中有一位日后与女王在赛马界成为密友的保彻斯特勋爵，当时他是王室禁卫骑兵团的一员。根据他的说法，“所有人都兴高采烈，在大街上彼此挽着臂膀，高唱着‘兔子兔子快快跑’、‘我们要在齐格菲防线上晾衣服’、‘滚酒桶之歌’，尽情欢笑直到深夜。”对于女王来说这是一段毕生难得的经历，这一次她真正地逃进了街头生活的片段当中。这段回忆对她而言的重要程度鲜明地体现了她的人生怎样不同于常人。第二天，伊利莎白与王室家庭的其他成员驱车来到伦敦东区以及南部地区，慰问遭受V2火箭弹轰炸最严重的地点。与当代伦敦市民相比，此时她面前的伦敦人完全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另一个首都：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白人，极其穷困，而且个人卫生极差，许多人都穿着制服，其他人则穿着战时布票换来的衣服。这是一群喝茶抽烟、听广播上瘾的国民，即将与固守阶级划分的战前英国分道扬镳。8月4日日本投降的时候，英国还将举行另一场狂欢庆典。伊利莎白公主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离开宫殿走入人群，途经白厅，林荫道，圣詹（姆斯），皮卡迪利，公园路，宪法丘，穿过利兹大饭店。走了好几英里，在多切斯特喝酒，两次见到父母，都隔得很远。街上的人太多了。”

依旧拥戴君主制的英国人民很快就会赶走伟大的战时领袖温斯顿.丘吉尔，迎来新一届工党政府。尽管乔治六世对于社会主义者一贯疑心重重，但是也不得不接受这群爱国且反共的改革家们的政府，以及随后好几年的社会主义以及平等运动。他的女儿将不得不设法在这帮人打造的国家里进行有效统治——英国即将遭到部分国有化，即将出现全民医保体系、新建城镇以及真正有力量的工会。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曾经被伊利莎白公主与她的朋友们当做派对场地的老派伦敦成为了维护传统的堡垒，凭借着贵族阶层专享的宫殿、酒店与俱乐部死守不退，一时间倒也看不出败象。透过战时的惨淡光景，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气象依旧清晰可见。很快头戴圆顶礼帽、身穿条纹裤子、手拿手杖伞的政府官员们就会再次步入圣詹姆斯的各家俱乐部品茶聊天。王室禁卫骑兵团与王室禁卫军将会重新穿上猩红色的军装与锃亮的胸甲。在他们身后的宫殿里，头戴木髓遮阳帽的殖民地总督们正在领受圣詹姆斯宫的派遣令。尽管战争过后的伦敦城看上去像是一个面色灰暗牙齿不齐的老太太，但是上层社会很快就振作了精神，开始着手恢复三十年代的社交季节与上流生活。

这种事并不容易。以宫廷为最高点的伦敦上流社会一直仰赖于众多富有贵族与地产家族的支持。这些家族的儿女们正是通过上游社会内部组织的派对与娱乐活动才能相互结识并最终结为连理。但是此时的英国已经破产了。针对价值一百万以上的房产的遗产税已经上涨到了75%，所得税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顶着各种封号的伦敦地产所有者们将城里的大片房产变现成了现金。从苏格兰到德文郡，地皮拍卖价格都跌破了底线。伦敦城里最豪华的几家私人会所如今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战火的摧残。在战争之前，这里也曾经无数次举办过交际派对，如今甚至就连那些侥幸没有遭到炸弹破坏的会所房屋也被改造成了政府办公楼或者博物馆。至于乡间住宅，战后十年间全国就拆除了400多座。根据史学家大卫.卡纳丁的说法，在1955年平均每五天就有一座乡间住宅遭到拆除。

伊利莎白公主的父母所熟悉的那个社交世界就这样在她眼前迅速地冰消雪化了。战后的流言都认为两位公主恐怕会嫁给用地名当名字的贵族。威斯特摩兰、拉特兰以及布兰福德的子弟们都是人们眼中的潜在求婚者。在战后桑德林汉姆举行的周末派对上，两位公主无疑很享受禁卫军军官的陪同。但是温莎一家如今其实是被架空了，虽然身处社会地位的顶端，却没有相应的财富与气派加以支持。老式的社交季节还是回归了。1946年3月，专门面向初进社交界的贵族少女的夏洛特王后舞会正式恢复。在之前的几十年里，这场舞会是关键性的贵族婚姻市场之一。1948年5月，最为盛大的社交季节活动同样高调回归。乔治六世身着海军元帅制服，与2500名宾客一起参加了战后首次名媛“展示会”。尽管伊利莎白公主也身穿鸽子灰色丝质礼服来到了现场，但是她对于这番场面大概很有些不以为然，因为日后这项传统就是被她取消掉的。很快所有的私人宫殿也都不存在了，唯一的例外就是一直坚守到1960年的伦敦德里大宅。王室依然拥有克拉伦斯宫，马尔伯勒宫与白金汉宫，但是这几座宫殿如今只剩下茕茕孑立的份了。

对于温莎一家来说，日子倒是好过了不少。其实只能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的温莎家族王室活动年历如今得到了恢复。一切都令人宽心地回归了正规。桑德林汉姆的圣诞节，巴尔莫勒尔的暑假以及温莎城堡的周末很快就重新成为了王室生活的一部分。赛马就像足球与英式橄榄球一样很快再度流行起来。战争期间保存在纽马克特的皇家赛马会金杯很快就在1945年返回了自家地盘。1940年遭到取消的全国越野障碍赛马大会也在1946年重新开张了。同样在1945年，在战争期间遭到取消的亨利皇家划船赛也在缩短时间之后得到了重新举办。比赛时间被缩短到了一天，并且更名成为了“和平划船赛”。但是战时服役所传递的信息非常严肃。王室园林派对也得到了重新举办，但是战后第一届派对的嘉宾是上千名最近刚刚从德国返回祖国的战俘。一轮又一轮的医院、军用以及民用机构剪彩仪式很快也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了

伊丽莎白公主从小就接受了参加公共活动的训练，而刻板的公共活动例程也很快得到了恢复。1945年9月，她在温莎城堡骑马的时候不慎被马匹撞到了树上。白金汉宫立刻向报界保证，她将会如期视察近卫掷弹兵，参加女童子军活动，并且前往格拉斯哥亲手发放家政科学文凭。她被派往英格兰西部的聋哑人教育中心，为新扩建的校舍揭幕；她被派往伦敦东区，为一家儿童医院揭幕；她还被派往威尔士艾什山附近的艾斯特福德，并且被册封成为了一名游吟诗人——这也是女王众多头衔当中她本人比较不以为然的一个。她的演讲听上去并非发自内心，但是她的确已经努力了。有时她也会前往乡间躲清静。在苏格兰的高地，她驾轻就熟地施展着家族传承的技巧，持枪跨马，驱使狺狺吠叫的群犬追猎野鹿。

（1）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Lacey

（2）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Townsend_(RAF_officer)

二战之前的伊利莎白生平当中有一起人尽皆知的事件：十三岁那年她看上了来自希腊的菲利普王子，当时他还是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一名活力旺盛的十八岁学员。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39年7月。当时她跟着父母搭乘皇家游艇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号正在进行一场为期两天的访问。菲利普王子授命照管两位公主——由于不久前学员当中爆发了腮腺炎，这份差事就落到了他一个人头上。他陪着两位公主玩游戏，在她们面前表演跳过网球球网的技巧，三人一起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一盘又一盘食物，即将离开皇家游艇的时候他还带着两位公主在海面上划船，气得国王大吼大叫让他赶紧回来。这次事件留下了一张很能说明问题的照片，也是两个人首次出现在同一个取景框里的照片。照片上的伊利莎白正在用心地观看者游行队列，神情肃穆，孤身一人。在照片的背景里，菲利普正在笑得前仰后合，显然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吹毛求疵的克劳福德觉得菲利普太喜欢显摆了，但是伊利莎白很喜欢他这一款，一直无法将视线从他身上移开。用其他朋友的话来说，从那以后她的眼中就只有他一个人了。她与菲利普开始通信，就连即将到来的二战都没能切断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此时在海军服役的菲利普正在地中海与远东地区作战。伊利莎白把他的照片挂在了自己的卧室里。后来她的做法遭到训斥，说是会招致流言蜚语。于是她又换了另一幅菲利普留着大胡子的照片，希望能够掩人耳目，可惜这条计策并不太成功。看起来很像一见钟情，不过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因为这两个人在此前的一次王室婚礼上见过面，然后在1937年的加冕仪式上又见过面；但是两个小孩子之间没什么印象的见面大概不能算数。真爱，或者说一见钟情，是世间少有的机缘，因此可以说女王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性。

一开始，白金汉宫里的许多人都不这么认为。以王室标准衡量，菲利普是个穷人，而且来自一个四分五裂的家庭。当年在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领导下，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势力日渐高涨，并且导致了希土战争的爆发。最终希腊惨败，而菲利普的父亲，身为军官的安德鲁亲王则落入希腊共和派手中，全靠英国皇家海军的援救才逃出生天。不过菲利普也是英国王室的老熟人，他的母亲就出生在温莎城堡里面，他本人与伊利莎白公主还是拐了好几道弯的表亲，向上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时期，这对小情侣都要管维多利亚夫妇喊一声曾曾祖父母。他家祖上其实是丹麦王室，不过严格说起来算是外戚。他家的祖先当中出过好几位效命君主的征粮官，差不多一半君主制欧洲国家的公主们都曾经嫁入过他们家里。

自从1830年希腊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之后，身为“保护国”的英国、法国与俄国就坚持希腊要由一名引进的君主来统治，从而降低爆发内战的风险。第一位人选的表现差强人意。然后到了1862年，一位来自哥本哈根的少年王子受选成为了乔治一世，他就是菲利普的爷爷。乔治一世的确受人欢迎且勤勉认真，但是暗杀、猴子咬伤与政治动荡的轮番上阵致使希腊国王的位子始终摇摇欲坠。与德国关系密切的希腊王室在一战期间试图保持中立。菲利普的父亲安德鲁亲王是一位尽职的士兵，在凡尔赛和约失效之后针对土耳其的战争当中尽到了自己的本分。1921年，希腊遭受了国耻，而安德鲁亲王则沦为了替罪羊之一，很快就被政变搞了下去——政变也是希腊的不良传统之一。

安德鲁亲王本来很有可能遭到枪决。其他同一批遭到卖国指控的人都已经先走了一步。但是女王的“英格兰爷爷”乔治五世进行了干预，动机可能是因为未能营救尼古拉沙皇而感到愧疚。通过一位英国特工的牵线搭桥，安德鲁亲王一家以流亡为代价换来了逃离希腊的许可。一家人从科孚岛登船离开了希腊。当时菲利普还是个婴儿，与父母以及四位姐姐一起踏上了逃亡之路，旅程期间一直睡在一个装桔子的箱子里面。一家人先到了罗马，又到了伦敦，最后落脚在巴黎，安顿在自家置办的住宅里，身边陪伴着其他希腊流亡者与亲王的兄弟们。在二十年代期间，一家人在巴黎过得相对还算平静。但是菲利普的父母最终还是分手了。他的母亲爱丽丝公主患上了精神疾病，很可能是躁郁症，同时还沾染了狂热的宗教情绪。因此在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的建议下，她被强制与家人隔离，最终被送到了瑞士的一家诊所。因此在她儿子的童年大部分时期她都见不到自己的儿子，尤其是在他十岁到十五岁之间的这段关键时期。后来她成为了一名修行不辍的希腊东正教修女，在二战期间照料了许多伤患，还冒着巨大风险救助了许多住在雅典的犹太人。

菲利普是一个坚强且说一不二的人，但是在灵修方面也保有一份兴趣，这可能要归功于他那位少有人知的母亲留下的榜样。他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搬到了伦敦，饱受爱戴地与希腊王室家族的其他成员住在了一起。与此同时，菲利普的父亲则撰写了一本为自己正名的战争回忆录，并且与一名情妇安顿在了加纳。这个女人自称是贵族出身，不过这话也只能听听而已。他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妻子身边，甚至在她康复之后也没有。中欧地区的地中海海滨度假地此时正处于鲜花着锦的极盛时期，因此亲王的流亡生活想必不算太难过。但是他也与自己的儿子切断了联系，尽管他也曾一度享受过儿子的陪伴。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菲利普他对此作何感想，他只是耸耸肩，表示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假如他成年以后成为了一个戒心深重的人，那么把他这段乱七八糟的童年拿出来说事并不算滥用心理学。

通过学校生活与母亲在英国的亲戚，菲利普王子多少获得了一点稳定感。这些英国亲戚当中辈分最高的就是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她本人也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辈。同样重要的还有他母亲的兄弟，巴腾堡家族的成员。自从1917年大改名之后，他们的姓氏就改成了米尔福德黑文与蒙巴顿。有一位米尔福德黑文侯爵乔治尤其帮了大忙。此人娶了一个异国风情浓厚的俄国女子，并且在菲利普求学期间为他提供了货真价实的避风港。菲利普一开始在巴黎的一家美国人开办的实验性学校里上了几年学，九岁那年在奇姆念了预科，然后又来到德国就读于自家亲戚开设的萨勒姆寄宿学校——不幸的是当时距离纳粹上台已经没几年了。这个男孩见多识广，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法语与英语，德语也能对付两句。他家的亲戚分散在欧洲各地，因此他一直在不停地搬家，从一座城堡搬到另一座宫殿，从一处庄园搬到另一家饭店。但是日后最令他感到心痛的还是自己与德国的联系。

菲利普的姐姐全都嫁给了德国贵族，在纳粹掌权期间他们都坚定支持自己的国家，尽管这批姐夫当中只有两人活到了1945年。他的姐姐苏菲嫁给了黑森的克里斯托弗，此人首先加入了纳粹党，然后又加入了党卫军，二战期间在德国空军服役。他的姐姐塞西尔嫁给了黑森的唐，另一位加入纳粹党的德国贵族。他的姐姐西奥多拉嫁给了巴登侯爵伯索尔德，此人对于纳粹党倒是不太热心，但是仍然在战争期间加入了德军。他的大姐姐玛格丽塔嫁给了霍恩洛厄-兰根堡的弗里德尔，此人不仅加入了纳粹党，还曾经撺掇着要将好几位纳粹党首引荐给英国王室。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联系，日后的英国报纸才会在菲利普与伊利莎白订婚以后不遗余力乃至用力过猛地宣扬他的“纯正英格兰特质”——多亏蒙巴顿勋爵不顾颜面地操纵了舆论，并且对各位报社主编连拉带打，才有了这样的和谐景象。二战期间，这份密切的德国联系拉开了他与大多数家人的距离。婚礼当天新郎一边的座椅上只有零星几位宾客。

菲利普在德国的萨勒姆并没有呆多久。他眼看着纳粹意识形态在教室里稳步挺进，并且觉得这一切越来越可笑。充满远见的萨勒姆建校人库尔特.哈恩（1）早已逃离了德国。日后菲利普离开德国再次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将会对这个年轻人带来很大的影响。哈恩是一位杰出的犹太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任财长的私人秘书。他相信西方社会已经遭到了严重腐化，最近的祸首就是一战催生的残忍与军国主义。因此他得出结论，认为下一代西方人必须在道德与公民责任方面接受更透彻的教育。尽管一开始哈恩也曾经仰慕过希特勒，但是很快他就看穿了希特勒的真面目。在监狱里蹲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取道瑞士逃往英国（这其中也有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功劳）。后来在有钱有势的仰慕者们的督促下，哈恩在苏格兰东北部的戈登斯敦又筹建了另一所学校。菲利普就是这座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就这样，一位流亡者担负起了教导另一位流亡者的责任。哈恩认为青少年具有辨识是非的内在知觉，但是需要外界帮助来加以培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锤炼心智并且磨练肉体。哈恩的教育科目包括冷水浴、清晨出操、高强度户外运动以及各种社会活动。这些措施与当时其他进步寄宿学校并无不同，但是强度要大得多。用哈恩自己的话来说，“教育必须使得年轻人有能力将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无论怎样艰苦，无论怎样危险，无论怎样动摇，无论怎样厌倦，无论外部世界怎样冷嘲热讽……”，“强迫年轻人接受某种观点是伤及灵魂的罪孽——只有魔鬼才会强行教化——但是不让年轻人亲身体验外界也是无法开脱的怠慢。”

哈恩还会筹建其他学校，并且还将会组织著名的室外拓展运动。但是如果要说起他对于当代英国的影响力的最明确体现，还得算是爱丁堡公爵的奖励计划（Award Scheme）。这个项目反映了哈恩的教育理念：开拓探险与适度挫折的磨练对于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也有些实验性教育学家认为从小娇养的孩子长大以后才会与人为善，哈恩恰好是这帮人的反面）。哈恩并不是菲利普的代理父母，但是他似乎的确对于年轻王子的成长起到了重大影响——爱丁堡公爵的为人自强自信，崇尚务实，硬朗倔强，暗地里热衷灵修，而且对于大自然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一切不仅可以追溯到非常态家庭生活的连番打击，也能追溯到戈登斯敦学校的精神。

毕业的时候，哈恩为菲利普留下了深思熟虑之后的评语，提到了他的鲁莽脾气，服务他人的意识以及不俗的智识水平。他认为菲利普“经常调皮，从不犯坏”。肩负哈恩训导的菲利普一直积极致力于内城贫民区青少年扶助工作以及环境保护工作（查尔斯王子也继承了他在这两方面的热情）。例如深受哈恩影响的拓展运动章程明确指出，“与自然界直接且充满敬意的关系可以振奋人类精神，教导人们懂得循环与因果等等理念的重要性。学生们应当学习成为地球与后世子孙的看护人。”过去五十年里的许多王室演讲都应和了这段话的精神。

菲利普王子本人很快就受到了相当严苛的考验。1937年，另一场惨烈的家门不幸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他的姐姐塞西尔与姐夫黑森大公死在了一次坠机事故当中。当时夫妻二人携两名幼子乘飞机前往伦敦参加婚礼。飞机坠落在了比利时境内，机上人员全部死亡，包括当时塞西尔公主腹中尚未降生的第四胎。躲过这一劫的大女儿两年后也被脑膜炎夺去了性命。此后不久，一贯善待年轻王子的米尔福德黑文侯爵乔治也因为癌症而去世了。尽管这个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已经修炼了一副坚固的外壳，但是这样的二连击无疑还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从戈登斯敦毕业以后，菲利普加入了皇家海军，在达特福德接受了自己的叔叔蒙巴顿、乔治五世以及乔治六世当年都曾经接受过的训练。他曾经表示自己更想加入皇家空军，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家里人则敦促他加入希腊海军。不过英国海军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项。近几年出版的一本传记指出，假如菲利普当年真的凭心而行，那他很可能会牺牲在不列颠之战当中。但是这个选择不仅关系到军种，也关系到国籍。菲利普始终是希腊王子，而且当时希腊王室似乎再次得到了国民的拥戴，无论时机怎样稍纵即逝。假如易时易地，他原本很有可能在雅典登基称王。不过安居伦敦的家人的羁绊，外加上一个远远更加强大的强权国家的诱惑力，对于菲利普产生了更大的作用。这个来自丹麦-希腊-德国，接受过法-美式、英式以及苏格兰式教育的男孩究竟是哪国人呢？战争彻底终结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加入了英国一方，全力抗击着自己的姐夫们效忠的国家。

按照一般人的说法，他在战争期间可谓顺风顺水。他首先被安排到了印度洋，恐怕是为了让这个希腊公民远离正面战场。直到1940年夏天希腊正式参战之后，他才登上了HMS 勇士号，并且在地中海见识了真正的战斗。在马塔潘角海战战役当中，他用探照灯找到了好几艘意大利巡洋舰，协助战友将其一一摧毁。战时电讯通报专门提到了他的突出表现。然后他被调往一艘驱逐舰，成为了皇家海军最年轻的舰务官，在北海地区服役。 1943年7月，他所在的HMS沃利斯号驱逐舰参与了入侵西西里的行动。作战期间这艘船遭到了夜航轰炸机的攻击，多亏菲利普灵机一动，用一艘着火的假船当做诱饵，这才使得沃利斯号逃过了一劫。再后来到了太平洋战争的收官阶段，菲利普又来到了远东，亲眼目睹了日本投降。显然他是一个勇敢且能干的水兵，但是他也告诉自己的传记作家吉尔斯.布兰德斯（2），他觉得就算自己在海军系统里干一辈子恐怕也爬不到最顶端。“考虑到英国报界的手段，我根本走不了多远。我每次获得晋升，在别人看来都是特殊对待的结果。”

战争结束的时候，菲利普开始严肃地考虑向伊利莎白求婚。这时他的性格已经基本养成了，与今天的九十岁老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然不同之处还是有的：当年他性情风流倜傥，活力十足，尤其热衷于恶作剧以及模仿年长前辈的言谈举止。这些特质已经消失不见了。但是作为海军军官，别人都认为他头脑灵活且精力充沛——而且还有着一点就着的火爆脾气。他性格外向，任何人的意见都敢反驳，这一点与他那位严肃羞涩的未来妻子大相径庭。有时候他可以粗鲁得吓人，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戒心深重、敏感体贴的人，并且将会为自己的孩子们提供他本人从未享受过的亲密关怀。接下来的六十年里，不仅行走在女王的阴影中，并且还陪伴在她身边的男人就是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人。

（1）http://baike.baidu.com/view/6669318.htm?fr=aladdin

（2）http://en.wikipedia.org/wiki/Gyles_Brandreth

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本关于女王的传记在女王的长辈亲戚身上耗费了太多篇幅。但是如果不了解这些长辈，也就不可能理解女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各自家庭的产物。对于王室而言，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融汇使得家族历史具备了特别重大的意义。女王的几乎一切公共行为，从她花费在官方文件上的时间以及她对于公共活动与教会事务的态度，到她每年从温莎到桑德林汉姆与巴尔莫勒尔的朝圣之旅，再到她在公开场合的肃穆态度以及对于记者们的怀疑，这一切行为当中都有意识地涌动着温莎家族传统的基因。四位乔治王当中的后面两位以及他们的王后，加上二十世纪许多地位较低的王室成员，在各个宫殿里都很有存在感。他们的大幅画像高悬在墙壁上，他们在照片上目光炯炯。到处都有他们留下的痕迹，因为宫殿里的陈设与大小摆件都经过了他们的拣选。

当然，维多利亚女王也为自己打造的房间与宫殿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她不仅塑造了这些建筑的有形外观，还营造了其中的氛围。维多利亚女王素来以道德感强烈著称，这项特质在历代英国君主当中表现得并不特别明显。她的道德感浸透了如今的君主制体系，如同背景噪音一样无处不在。要是没有前文记述的历史，女王也就不成其为女王了；要是没有这段历史，今天的英国将会成为一个略有不同的地方。汉诺威家族与温莎家族的成员都有着同一套鲜明的相貌特征，但是在性情方面却相去甚远：勤勉者有之，莽撞者有之，谨慎者有之，轻佻者有之，虔诚者有之，放荡者有之。女王无疑属于勤勉、谨慎与虔诚这一边。即便是在青少年时期的照片里，她就已经具有了冷静泰然的眼神以及温莎家族特有的自信气质。

那么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呢？在一场国家级危机期间，国王的次子在伦敦的私宅里迎来的自己的头生女：这个开端怎么样呢？二十五年后，在肯尼亚撒加那旅馆的一张写字台旁边，一位端庄的少女正在抓紧阅读假日信件，这时他的丈夫走进门来告诉她，她的父王刚刚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去世：这个开端怎么样呢？她的漫长生平当中并不缺乏特别惊心动魄的事件，比方说她在伦敦林荫路骑马游乐时就曾经险遭刺杀：这个开端怎么样呢？不同的传记作家有着各自的取舍与选择。但是真正的人生故事总是从诞生与童年开始的，她的人生也不例外。1926年4月21日凌晨2点40分，她经由剖腹产降生在了伦敦梅菲尔区布鲁顿街17号。在四壁之内是一个寂静、平和、有序且高贵的世界，但是屋门以外的英国却是一个撕裂的国家。

还没等到她满月的那一天，5月3日英国就爆发了大罢工。许多人都以为九年以前在欧洲大陆将这个新生儿的众多亲戚一扫而空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革命即将在英国重现。万幸地是，英国躲过了政治动荡的危局。中产阶级的保守爱国倾向得到了英国君主制的支撑；而伊利莎白——当她出生的时候，一群祈愿者一直守候在布鲁顿街17号门外——将会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国君主。这一时期最犀利的史学家之一大卫.卡纳丁（1）认为她是两个世界的孩子：“她是贵族的孩子，她的母亲当然是贵族而不是王族。她也是帝国的孩子——她的父亲与祖父都是印度的皇帝。在1926年，她的出身显然是永恒秩序的一部分。”

今天的布鲁顿街是一条挤满了昂贵画廊、高档餐馆与汽车展厅的小街，一边是曾经能听到夜莺啼鸣的伯克利广场，另一边是时尚产业受害者们昂首来往的新邦德街。斯特拉思莫尔侯爵家的旧宅如今已经被拆除了。1926年，女王的父母就居住在这里。此前国王向他们赠送了一座位于里士满公园、灰泥刷墙的乡间别墅。那里的风景的确很优美，但是缺乏现代化设施，所以夫妻俩并没有搬过去住。现在这座房子成为了皇家芭蕾舞学院，曾经在以舞蹈少年追梦为题材的电影《跳出我天地》当中出现过。女王的父母更希望居住在城市中心，因为这里更便利也更舒适。

四位最负盛名的医师共同参与了公爵夫人的分娩护理。分娩过程进行的很不顺利，但是最后白金汉宫还是在第二天凌晨得到消息：王室添了一千金。在全国大罢工即将发生之前充满动荡的几天里，约克公爵一直焦急地在下院旁听辩论。国王曾经向一名煤矿老板表达过自己在私下里同情煤矿工人的态度：这位达勒姆勋爵破口大骂煤矿工人都是“天杀的革命党”，国王则回应道“在你评价他们之前，首先应该试着用他们的工资水平过活一段时间”（君主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财富集团的利益；例如君主远比财富集团更需要社会稳定）。

乔治五世的政府觉得自己正面临社会崩溃与无政府主义的前景，因此竭力动员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尽力对抗工会势力的激烈发作。时任内政大臣的威廉.约翰逊-希克斯爵士（2）原本正在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政治危机进行筹备，此时却不得不暂时搁下手里的工作，赶往产房见证公主的出生。这项传统据说可以追溯到詹姆斯二世时期。当时人们怀疑她的妻子为了避免自己的伪装怀孕遭到曝光，从王宫外面偷运进来了一名男婴。这是天主教阴谋的一部分，后来引发了1688年荷兰对于英国的入侵。当然，这种做法更有可能与古时候廷臣们喜欢在重大时刻围在王族成员身边的习惯不无关系。有时候廷臣们甚至还会涌进产房里面。不管怎么说，即便早在1926年，这种做法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尊重传统的另一面就是要清楚哪些传统应当悄悄地搁置起来。

人们可能会觉得女王的出生在当时得不到多少讨论。尽管她在王位传承顺序上排名第三，但是她的叔叔与父亲相对而言还都正值壮年。而且假如她的母亲又给她添了个弟弟的话，这个男孩将会根据英国继承法原则一下子插到她的前面。简而言之，这个金发婴儿有朝一日成为君主的可能性实在不大。我们要记得，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并不是短寿的人。要不是心脏病猝死，他原本很有可能在王位上一直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但是约克公爵喜得千金的消息还是抓住了各家报纸的想象力。或许在当时的黑暗时局当中，这些报纸也在到处搜索者明快喜悦的好消息。而且街头的确聚集了一小群祈福人群并且聚集了好几周之久。的确有一家报纸猜测她将来会成为伊利莎白女王，但是社会上的总体基调并不特别热烈。以现代标准衡量，当时的王室还是个小家庭，而且很缺乏下一代。因此新成员的降生的确可喜可贺。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

伊利莎白在白金汉宫接受了洗礼，洗礼用水是从约旦河采集来的。整个仪式期间她一直啼哭不止。襁褓中的伊利莎白很快就被交代到了克莱拉.库珀的手里。这位瘦削干练的女性是赫特福德郡某农场主的女儿，当年公主的母亲刚刚满月的时候就接受过她的护理。这一年的夏天公主被送到了格拉密斯城堡，与她母亲一方的家人共度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了伦敦。不过到了1927年1月，在她只有九个月大的时候，她的父母就把她留在家里，踏上了长达30000英里，为期六个月的海外访问，目的地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她的母亲因为不得不与孩子分离而焦躁不已，但是帝国的召唤高于一切，因此伊利莎白只得与爷爷奶奶以及保姆们呆在国内。甚至早在她记事之前，就已经体验到了王室使命与家庭生活的相背而行。有一位皇家图书馆员粗暴地评论道：“汉诺威家族的父母都是属鸭子的，走起路来总会把鸭仔踩在脚底下……”不过这一次伊利莎白的境遇当真能佐证这一点吗？未必。

如果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欧洲上层阶级的父母们与孩子共处的时间简直少得有些不正常。保姆、奶妈与寄宿学校的服务解放了这些父母们，使得他们能够更自由地享受成年人生活。今天我们认为这样做是缺心少肝，不过当年这样做却是通行惯例。除此之外，王冠与帝国的重量也沉甸甸地压在温莎家族成员的身上，其中辛苦实在不足为外人道。在整整七十年里，英国历任了五位君主——维多利亚，爱德华七世，乔治五世，爱德华八世以及乔治六世。他们全都头顶着RI的尊号。I代表皇帝，R代表国王。合在一起的RI不仅是英国君主，还是一个全球性的角色。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有责任为历史进程保驾护航，直到下一代人接替自己为止。如果人们对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对于帝国的长期忠诚产生了怀疑，那么王室家庭绝对有责任前去拨乱反正。母女连心的苦楚在这份责任面前只能靠边站。像这样的选择总是很困难，不过当年的人们也的确比今天更坚强。

事实上，与两次大战间期许多英国大贵族家庭的同龄人相比，伊利莎白的童年要温暖的多。她的家人关系亲密，彼此情投意合。我们之所以对于她的童年所知甚详，都是多亏了她的家庭教师玛丽安.克劳福德（3）。从1933年到1949年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她一直与这家人生活在一起。而且克劳福德并不是一个特别谨慎的人，离开这份工作之后，她在1950年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叫《小公主们》，回顾了这么多年来的经历。来自苏格兰的克劳福德起初打算从事贫困儿童帮扶工作，但是几位显赫的亲戚将她介绍给了约克公爵一家。从那以后她就全身心地投入了两位小公主的教育督导。自从六十年前她的书首次出版以来，许多王室仆人在卸任之后都纷纷大爆内幕，将白金汉宫的私密生活揭了个底朝天，而且语言风格远比克劳福德更加粗鲁。相比之下，克劳福德的书里面没有一丁点负面内容或者难堪糗事。书中的伊利莎白是一个严肃、听话、纯真、善良且可爱的好孩子。但是自从克劳福德的书出版以后，这位退休家庭教师与王室之间的一切联系就全都被毫不留情地切断了。她后来不甚光彩地干了几天杂志记者，然后就离开了英国并且在耽搁多年之后正式成婚——到头来这场婚姻对她而言并不幸福。当她去世的时候，没有哪怕一名王室成员前来参加葬礼。从此以后的王室文献里面也再没有提到过她的名字。

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故事，而且也很奇怪。 “克劳菲”——这个昵称还是伊利莎白亲自为她取的——毕竟是一个与女王从小就相知多年的人。从王室角度来看，克劳菲几乎可以算作半个自家人。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她的爆料之举才如此伤人。根据今天的标准，她的罪过实在无足轻重：在她的字里行间无处不流露着对于两位小公主的喜爱甚至爱慕之情。所以王室为什么如此火冒三丈呢？为什么要用断头台锋刃一样的沉默来惩罚她呢？答案在于她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在她之前，还没有哪个温莎家族的圈内人士胆敢“满嘴胡吣”。王室生活的私密性与我们大多数人对于隐私的理解都不一样。即便在公共视野之外，王室家庭成员的身边也总是围绕着一大群男仆、女仆、管家、警方安保人员，司机以及其他各种服务员。王室的最细微举动也几乎无法躲避所有人的视线。他们知道自己生活的最细微侧面以及最无关紧要的言论都会引发外界无休止的兴趣。没几个人能承受这种全天候生活在监视与评头论足之下的生活——想象一下吧，假如你在吃早饭、梳头、穿衣、锻炼身体乃至半夜小酌的时候都有人看着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因此身边人的三缄其口并不仅仅是便利条件而已。隐私是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想要让生活过得下去，至少要保有一点半私密的空间。生活在白金汉宫内部，即便是最高阶的助理人员也会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女王或者公爵意外碰到一起。这都是为了给夫妻二人留下一点点个人空间。

因此在辈分较高的王室成员身边有一层保护墙。墙内的每一个人都要彻底忠于王室。克劳福德并非仅仅不咸不淡地描述了王室住宅内部的墙纸颜色，或者玛格丽特公主的可爱言论。她一把掀开了隐秘的帷幕，将伊利莎白公主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展现在了世人眼前，而这正是她生平最敏感的时期，也是她的人格得以形成的时期。更有甚者，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克劳福德还继续在报纸上想当然地撰写关于女王的文章。想一想伊利莎白本人对此会作何感想吧：打量着身边一个个年长可靠的员工，心里却总是在想下一个出书的人会是谁？女王经常需要在这些人面前彻底解除戒备放松身心，这种念头对她来说无异于折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伊利莎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庭生活将来会遭到怎样难堪的戳刺，叛出王室家门的前成员下手尤其不留情。玛丽安.克劳福德或许只是有点犯傻而已，兴许还有点贪心。但是在她自己看来，她并不是坏人，更不是不忠心的人。但是王室的规矩要比她的底线更严苛，一旦犯了规矩，王室圈子里就没有你的容身之地了。

但是话虽这么说，克劳福德提供的轶事与描述在过去几十年里还是迎合了大量对于女王生活感兴趣的人们的想象。史学家A.N.威尔逊（4）甚至不惜声称，因为她与两位公主共同生活了这么久，而且还因为童年生活是人生最有趣的部分，“克劳福德将始终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王室史官，当其他宪制专家以及通过钥匙孔偷窥王室门后景象的当代间谍们遭到遗忘之后，她的书籍依然值得仔细研读。”无论克劳菲本人怎么看，根据王室的标准这就是不忠之举。

那么这位非主流史学家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呢？首先，女王的童年非常幸福，也很有安全感，充满了母亲的热情，父亲的关心，还有妹妹的陪伴。克劳福德的书中充满了可信的细节描写，例如浴缸里的打闹，穿衣打扮，以及欢笑嬉戏。无论是身为约克公爵还是乔治六世国王，她的父亲都是一个亲力亲为的人，经常教她骑马，与她一起玩游戏。有人说他喜欢玩乐却没有幽默感。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前者远远更加重要。他喜欢打牌，喜欢猜谜，喜欢模仿，还喜欢表演。他的两个女儿也继承了这方面的爱好。公爵夫人曾经提前立过遗嘱，叮嘱他在自己死后“千万不要嘲笑你的孩子们或者拿她们取乐，她们要是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大概都是出于无心……和孩子们说话一定要平心静气……一定要记得你自己的父亲犯下了怎样的错误：他正是因为整天对你大喊大叫并且令你感到难堪，才失去了你的真心热爱。他的儿子们全都不是他的朋友……”

乔治未必就一定需要这条优秀的建议，反正他的女儿的确是他的朋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居住在一栋扩建得有些怪里怪气的维多利亚大宅里面，名叫皇家官邸。这里如今是现任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的私宅。这栋房子位于温莎大公园，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得到过重建，但是到了乔治一家要搬进来的时候状态已经很差了。因此乔治又将其翻修了一遍。大宅附近绿树掩映，还搭配有家庭教堂与花园。最重要的是，这里与伦敦足有一百英里的距离。此外这里还有一座威尔士风格迷你茅草屋，这是1932年“威尔士人民”送给玛格丽特公主的礼物。其实这就是个娃娃屋，但是规模要大得多，而且配套设施齐全，甚至还有浴室与厨房。女王的孙女比阿特丽斯公主近几年刚刚把这间小屋整修了一遍。当年女王与玛格丽特公主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经常在这里面玩耍。时至今日，女王依然喜欢在有机会的时候过来看看。

乔治登基之后，一家人离开了他们最后一座私宅。这座高大的建筑坐落在皮卡迪利旁边，正对着皮卡迪利另一面的格林公园。这座房屋在二战期间遭到轰炸，如今已经不存在了。从那时起，国王就开始有意识地教导伊利莎白认识她自己在宪制体系当中的角色，督促她阅读报纸，了解公共大事，为她打下了良好的政治知识基础。但是自从童年开始，由“我们四个”组成的紧密家庭就为她带来了永远没有真正逝去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从外人看来，这是一个拥有巨额财富、承担重大角色、肩负千百年历史的家庭。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仅仅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郊区新近出现的众多四口之家当中的一个而已。

但是克劳福德的描述同样也显示了两位公主几乎完全没有接触过普通人的生活。她们俩在亲戚与少数几个上流家族组成的小圈子以外一个朋友也没有。两位公主与玩伴们在私人公园玩游戏的时候，平民百姓的世界只能在公园的铁栏杆外面瞪大双眼。同样，当人流与车流在街道上川流不息的时候，两位公主也只能在白金汉宫二层楼的窗户后面向外张望。克劳福德的记述当中充斥着疏离感。定期送来的《笨拙》杂志以及板着脸登门访问的政客们基本上无助于缓解两位公主的隔离处境。王室的确曾经试图让这对小姐妹们体验一下真实的伦敦，例如带她们搭乘地铁，拜访基督教女青年会，参观博物馆，乘坐公共汽车，还有去公共游泳池游玩。但是一旦两位公主被认出来，立刻就会呼啦啦地聚拢过来一大堆大呼小叫的围观群众，除非事先进行了清场，这样一来事先的活动安排基本上就进行不下去了。没过多久，爱尔兰共和军的威胁又带来了即将尾随女王毕生的“安全问题”，也带来了另一个高筑墙的理由。等到两位公主搬到白金汉宫之后，有关方面成立了一个女童子军团体，好让她们多多少少能接触一下同龄的女孩子。这是一次很成功的实验，但是多少有些一味求稳：因为团体里的其他成员全都是王室亲戚、贵族与廷臣家里的女儿。换句话说，女王对于自己臣民的日常生活状态的确抱有不掺假的好奇心。

在她十岁那年，未来生活的路径已经在她面前展开了。但是从小受到的关爱使得她能够毫无怨言地沿着紫红色的地毯走下去。女王在八十年代的性格与克劳福德对于她的儿童时期性格的描述相似得令人诧异。她的家庭遭遇了焦虑、叛逆、心理创伤与改头换面。但是在人格养成的时期这一切她几乎全都没有经历过。她的叔叔、妹妹、儿子与儿媳都曾经行为不端、怨天尤人或者作出了糟糕的人生选择。但是她毕生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顺应别人对她的期待，唯一的例外就是与菲利普亲王的婚姻。她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过一句过头话。没有任何可靠记录表明她曾经大发脾气、出言伤人或者拒绝承担自己的责任。身边人往往会谈到她的机智幽默，她的模仿才能，她那颗非常精明的头脑，以及对人对事的清晰记忆。但是在这个小圈子以外，这一切都不为人见。她的笑容如同灯光一样温暖，但是也像灯光一样随时可以为了省电而关上（更常见的情况下她只是在想事情而已）。她最常用也是最好用的战术就是沉默。政客们将她称作沉默世界的女主人，统领着冰霜一般的冷淡沉默，“你可以走了”的送客沉默，“我不敢苟同”的否定沉默，还有“你看着办吧”的敷衍沉默。除此之外，她说话的时候总会本能地轻描淡写。

其实倒不如说这是后天培养的结果。女王成长在一个如今已然逝去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则就是含蓄与缄默，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与应当遵守的规矩，因此很多事根本不用说出口。许多人都反抗过这个世界，也有很多人在这个世界里反而找到了怪异的自由。在两次大战间期，头衔、名爵以及着装与言谈规范依然事关重大。在她出生的时候，中产阶级依然非常尊重贵族等级、荣誉与骑士称号——由专业人士与商界人士组成的中产阶级同样也分为三六九等，就像沉积岩山崖的断面那样层次鲜明。当时就算是普通工人阶级成员，只要经常读报纸，也能大概说出侯爵与公爵的区别。当时“可敬的”这句评语还是一项切实的荣誉称号。

许多小说与剧作都提醒着我们世道正在变化。在白金汉宫的大门与布鲁顿街的屋门之外，在二战之后，英国社会这本大书开始日渐解体，许多书页都将会不知所终。贵族家庭的子弟们死伤惨重，家产无人继承，血脉难以延续。在女王生平期间才真正完全确立起来的英国民主政治——直到女王两岁那年英国女性才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投票权利——将会极大地促进精英主义。出身与命运再也不能单纯划等号了，金钱取代了门第。这场文化革命最终将会把英国推向如此境地，以至于女王沦为了全国唯一一个按照老派方式恪守自己位置的人，只得孤零零地坐在最高点上。

女王幼年最重大的事件无疑是她父亲成为国王的时刻。这一来她就成了王位传承的下一个人选（因为她是女性，因此只是假定继承人（Heiress Presumptive）而不是法定继承人（Heir Apparent））。尽管随着外部世界一出出戏码的不断上演，约克公爵夫妇位于皮卡迪利的住宅内部充满了紧张、焦虑与不安，但是两位公主还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根据克劳福德的记述，正是她本人首先将这个消息转告了两位公主。在这里有必要引用一下她的原话。“当我告诉玛格丽特与莉莉贝特，她们两个要搬到白金汉宫去住的时候，她们惊恐地看着我。‘什么？’莉莉贝特说道，‘你是说再也不回来了吗？’”正式宣布继位消息的当天，伯蒂“一脸沉重地”穿着全套海军元帅制服离开了家。“我告诉她们，等到中午一点爸爸回家吃午饭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英格兰的国王了，她们两个必须向他行礼。这两个孩子从小就习惯了向爷爷奶奶行礼。‘你是说现在我们也要向爸爸妈妈行礼了是吗？’莉莉贝特问道，‘玛格丽特也要行礼吗？’‘玛格丽特也要行礼，’我说，‘小心别摔倒了。’”国王一进家门，两个小姑娘就上前行礼。“我想这一幕最鲜明地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如梦方醒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去热情地亲吻了两个女儿。”

前往白金汉宫的搬家的确令人很难接受。她们的母亲声称这是平生最糟糕的一次搬家，克劳福德也觉得白金汉宫的居住环境极其不舒服。在她的笔下，白金汉宫里面尽是一派繁华落尽的凄惨景象：电源插座东躲西藏，走廊无穷无尽，冰冷的房间里爬满了老鼠。令克劳福德印象最深刻的白金汉宫雇员的并不是廷臣与杂役，而是名头瘆人的王宫灭鼠专员。此人终日游走于王宫内部，随身携带着十八般兵器，例如“黏胶板”——一块厚纸板，中间粘着一团茴香籽，周围是一大圈糖蜜。不过到头来，新任王室家庭还是把白金汉宫收拾得舒服了许多，这座大饭店制式的英国君主制总部终于有了点住宅的样子。但是克劳福德始终记得自己在白金汉宫度过的第一个夜晚。“（一想起那一夜）我就浑身发抖……夜风在无数根烟囱里呜咽，如同鬼魂在合唱。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要回家……”

从熟悉的住宅搬到高墙围绕的王宫，而且未来的命运也很可能遭遇重大转折，一般的孩子恐怕难免会因此受到很大伤害。有一份记录声称伊利莎白曾经气呼呼地使劲祈祷，希望自己能有个小弟弟。或许真有这回事。这一幕完全可以充当小说里的情节。玛格丽特公主日后表示，她曾经问过伊利莎白，她将来是不是要成为女王。“她回答道：‘我觉得应该是吧。’”但是她再也没有主动提起过这个话题，而且看上去还算镇定自若，体现了她一贯的沉稳作风。1937年5月12日，她的父亲正式加冕称王，而伊利莎白也为父母留下了自己的记述，字里行间充满了十一岁儿童特有的欢快、较真与敏感情绪。她觉得仪式本身“挺无聊的，因为从头到尾都是祈祷”。她特别钟情于仪式结束后端上来的“三明治、肉馅面包卷、橘子汁与柠檬水”，这一天结束之后她累得都快不行了。但是即将步入家族事业的现实显然并没有吓倒伊利莎白，而是令她兴奋异常。“我觉得这一切全都非常非常了不起，而且大教堂一定也是这样想的……爸爸加冕的时候，教堂的拱顶与梁柱全都在闪闪发光，至少我这么觉得。”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成为女王的小姑娘可是说不出这种话来。1937年她的父亲仍值壮年，这一天看上去还遥不可及。但是从此之后，新闻界对于长公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而她本人也学到了王室成员所应有的端庄公开做派——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她的奶奶玛丽王太后的教导。

但是风度与气质暂且不论，公主究竟学到了多少其他知识呢？她从来没有去过学校。经常有人声称女王缺乏规范化教学大纲与常规教室结构的培养，因此等于没受过教育。克劳福德提到过好几个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她曾经为长公主制定过学习时间表，玛丽王太后也曾经建议要她额外加课。她还抱怨过伊利莎白王后（也就是曾经的约克公爵夫人）经常干涉自己的教学进度，将自己的女儿带出去玩耍。克劳福德与玛丽王太后都曾经提出要让两位公主多看书，于是伊利莎白王后就当真弄回来一大堆书。光看数量倒是不少，不过全都是佩勒姆.G.伍德豪斯的通俗小说。克劳福德与玛丽王太后对于这件事都很不以为然。但是伊利莎白的确有一位优秀的法语家教，很小的时候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她的确不用整天呆在学校里，除了法语、数学与历史课以外还要上舞蹈课、绘画课与骑术课。但是总体而言她的私人课程表还是很说得过去的。

伊利莎白十三岁那年，皇家档案保管员成为了她的历史老师，而且她还被送到了伊顿学习宪制历史，老师是性情古怪的副校长亨利.马腾（5）此人的诸多怪癖包括嚼手绢以及从口袋里掏出方糖块当小吃。玛格丽特一直因为自己没有接受过和姐姐一样的教育而懊恼不已。与此同时，国王也开始有意识地让伊利莎白接触国家文件，循循善诱地向她展现了有朝一日她将要承担的责任。因此不能说女王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只能说她受得教育与大多数人都不一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女王吸收信息的速度都非常快，而且注意力也非常专注。从小她就非常擅长掂量别人的斤两，无论是面容还是姓名都能记得很牢。前往公共学校就读肯定有助于她理解王室以外的生活，但是寄宿学校教育体验的缺失并没有影响她的智识发展。

（1）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Cannadine

（2）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Joynson-Hicks,_1st_Viscount_Brentford

（3）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ion_Crawford

（4）http://en.wikipedia.org/wiki/A._N._Wilson

（5）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Marten_(educator)

伊丽莎白王后，或者说王太后（她在后半生中主要以后面这个称谓而为人所熟知），是一个深受爱戴的老奶奶形象。作为女王的母亲，她是千百万女王臣民眼中理想化的护雏老母鸡化身，目光矍铄，手里总是端着一只大酒杯。她似乎也是一个一直存在的角色。对于在2000年依旧健在的几乎所有人来说的确如此。出生于1900年的她不仅见证了整个二十世纪，还看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她一生中经历了六位君主，分别是维多利亚女王，爱德华七世，她的公公乔治五世，她的大伯爱德华八世，她的丈夫乔治六世，以及她的女儿伊丽莎白二世。对于足够年长的英国人来说，她是他们与二战以及空袭伦敦等大事件之间的活纽带。有一次白金汉宫遭到轰炸之后，她评论道至少这回她可以“直接看到伦敦东区了”，这句话也成为了她最著名的名言。

当她与自己的大女儿站在一起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她抢了后者的风头。女王的家人都认为女王非常依赖自己的母亲，将她当做自己的谋士与开心果。她经常与众多男性打情骂俏，直到九十多岁的时候依然喜欢让眼神当中带有一丝放荡不羁的男性陪伴在身边。她拥有与生俱来的魅力，敏锐的头脑与强烈的幽默感。当桑德林汉姆举行舞会且王太后有心跳舞的时候，她最喜欢的舞伴就是著名芭蕾舞编导弗雷德里克.阿什顿爵士。有一回他刚刚牵住她的手，女王就插了进来，建议阿什顿爵士与自己共舞一曲。君命不可违。于是两人就在舞池里翩然旋转起来。当他们经过王太后身边的时候，她冲着阿什顿爵士忿忿不平地来了一句：“喜新厌旧的凤凰男！”

这是个很能体现她个性的笑话。尽管她半辈子时间里都在守寡，但是生活并未因此而黯淡多少。她在王室“集团”的内层禁地扮演着重要角色。她的意见总是很强硬，而且偶尔还会展现出近乎残忍的坚定决断。她在晚年的公众形象无非是一位喜欢赛马、金汤力酒与粉色大帽子的小老太太，但是她实际的为人要有趣得多。比方说她最喜欢的酒水组合其实是杜松子酒勾兑杜本内酒，并且还将自己的口味传给了女儿。尽管这两种饮品掺合在一起其实难喝得要死，但却能使她放松下来。她喜欢与人拌嘴，更喜欢占上风，尤其是在打牌的时候——不得不说的是，她的好胜心如此之强，以至于不惜出老千。她丈夫的官方传记作家将她比作“一大捧棉花糖，中心藏着一点砒霜”。她在金钱问题上总有些夹缠不清，经常陷入大额透支的窘境。但是她的魅力——想当年她的风头足以与几十年后的戴安娜相媲美——以及强烈的基督徒责任感使得她始终没有惹上任何麻烦。除了个人魅力以外，她与戴安娜完全就是两路人。

她的政治观点非常保守，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秘而不宣。而且她非常擅长回避棘手的提问或者干脆无视“不明智的”话题，她的女儿也学会了这项策略。此外她的所信奉的保守主义也并不等同于托利党的党派信条。比方说她极其厌恶八十年代组建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原因并非因为该党派的左派核心立场，而是因为社民党是从工党当中分裂出去的，并且对工党造成了损害。忠诚对于她来说有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如果说平民斯泰姆福德海姆与乔治五世一起开创了温莎王朝，那么这个王朝的大部分风格做派与行为规范都来自非王室贵族出身的伊丽莎白王后

“平民”这个词用在这里或许有些别扭。毕竟她也是斯特拉思莫尔侯爵的小女儿，她父亲坐落在安格斯格拉米斯的城堡足以与迪斯尼公园相媲美。不过毕竟多亏乔治五世在1917年更改了王室家规，伊丽莎白.安吉拉.玛格莱特.鲍斯.莱昂才能成为第一位受惠于这项改革的非王室成员。她的确降生在豪门之内，她的家族并不缺乏鲜血浸染的发家史，家谱当中点缀着卑鄙的恶棍与豪迈的烈士，而且自从古代就与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当她在1923年成为王室一员的时候看上去依然像是个手足无措的外人。她的情况并无先例，因此人们对于如何称呼约克公爵的妻子以及她是否也算得上“殿下”（的确算得上）各执己见，展开了大张旗鼓的争论。有一位老朋友写信询问以后要如何称呼她，她在回信当中写道：“我也不知道啊！什么都有可能——你不妨试试‘公爵夫人万岁’，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一样，又或者简单一点，就是‘日安’或者“公爵夫人有何贵干”——说句实话你随便怎么喊都无所谓……”

伊丽莎白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都在位于英国南部的家族房产、即赫特福德郡的圣保罗沃登贝里庄园里面度过，至少有九位哥哥姐姐在这里陪伴过她。这个家里人昵称为“巴菲”的小姑娘生长在爱德华黄金时代的田园环境当中（类似的庄园当时在英国还剩有几处），身边围绕着大群佣人与优美的草坪。尽管当时的英国社会风起云涌，充满了妇女参政抗议示威、工会罢工与激烈的政坛争斗，但是这一切都被隔绝在了她的生活以外。她的童年充满了林地当中的嬉戏与捉迷藏，赛马会与射猎会，烛光映照的舞会，家族内部的笑话以及歌咏比赛。伊丽莎白仅仅间断性地上过几天学，她的绝大部分教育都来自私人家庭教师。其中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年轻女教师尤其惊异地写下了一战之前格拉密斯城堡里的奢华生活。这个逝去的世界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菲”的女儿，因为全靠如此煊赫的家世撑腰，伊丽莎白才能在温莎王朝的核心保有强劲的安全感与自信心。她传承给女王的特质绝不仅限于对于赛马的爱好以及对于家庭忠贞的坚定信仰。

一战唤起了贵族阶层的古老责任感。格拉密斯城堡与圣保罗沃登贝里庄园都被当成了伤兵医院，斯特拉思莫尔侯爵夫人担任了院长。少女时期的伊丽莎白没日没夜地编织针织品用于募捐善款，为前线将士包装礼物，为睡袋填充棉絮。在格拉密斯城堡，她习惯了与言辞直白的工人阶级伤员打成一片，这方面的经验日后将有助于她养成“贴近民众”的独特气质。战争期间，她失去了一位在黑卫士兵团服役的哥哥，另一位哥哥沦为了战俘（几年前还有一位哥哥在打板球的时候受伤而死）。优越的家世也伴随着丧亲之痛，她因此十分依赖祈祷与教堂礼拜。她的女儿也继承了这方面的品质。

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很久，苏格兰-不列颠爱国主义与憎恶德国人的思想就根植在了伊丽莎白的性格当中。不得不说的是，她还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战争刚刚结束，美食、音乐、舞会与派对就一股脑地卷土重来了。她接受过比自己的女儿更好的教育，但是却十分可疑地考砸了一场公开考试。事后她写道：“该死的考试！！……费这么大力气写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只要想一想这些破烂东西都简直都要把我气死了。木薯粉是粮食的一种吗？是啊。有什么大不了的……”日后很多人都批评他没能为伊丽莎白公主提供更好且更宽泛的教育。木薯粉对于这一点着实难辞其咎。当她反复拒绝伯蒂的追求时，除了看不准他这个人的因素以外，伊丽莎白对于自己成为王室一员的可能性也感到非常紧张。当时的英国宫廷依旧非常正统，充满了一本正经、身着长礼服的传统主义者，而且掌管这个宫廷的君主看上去着实有些吓人。在一封写给伯蒂的信中，她提到了温莎城堡附近的浮若阁摩尔宫，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陵寝。“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浮若阁摩尔。我还以为这里就是一座刻满了青蛙的陵墓呢。我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是不是有点傻呀？”她喜欢爵士乐与夜总会，曾经与伯蒂在伦敦城市酒店的夜总会玩到凌晨三点，令乔治五世大为不快。

伊丽莎白王后的官方传记作家威廉.肖克罗斯（1）认为，结婚之后的伊丽莎白“迈入了金色的囚笼。年轻的公爵夫人再也不能一个人逛商店或者乘坐公共汽车了，再也不能随心所至地造访自己的朋友了……简而言之，公爵夫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孤立与限制。”简而言之，她的处境像极了1981年嫁入王室的另一位贵族姑娘戴安娜.斯宾塞。就像戴安娜一样，她也早早地成为了公众的宠儿。就像戴安娜一样，她婚后不久的澳大利亚访问之旅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风头甚至盖过了自己的丈夫。她的一颦一笑都成令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就像她的女儿、如今的女王一样，她也会咬紧牙关完成一场场王室访问，将亲生骨肉留在身后。有人认为王太后与戴安娜王妃关系很差，理由是这两个人的故事太相似，她们的性情又太不相同。但是她们两个当真关系不好吗？我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她们对于彼此的看法了。伊丽莎白王后的女儿玛格丽特公主将所有的相关证据全都烧掉了。就像当年拜伦勋爵的日记本最终流落到了出版商的火炉里面一样，她的举动同样害得史学家们百爪挠心。王太后有没有在这批文书当中向孙媳妇传授一点身为王室成员的心得与诀窍呢？

如今的女王降生之时，她的母亲早已显现出了远比戴安娜更加精明老练的特质。伊丽莎白用一封封伏低做小的信件、机敏的做派与个人魅力赢得了咆哮不已的公公的支持。她对伯蒂造成的正面影响也软化了威严的玛丽王太后。此外伊丽莎白也迅速承担了温莎家族候补队员的新责任，积极地资助慈善组织，访问全国各地，主持剪彩仪式，全然一副无师自通的架势。最重要的是，尽管当初她将伯蒂拒绝了很多次，而且很多人都抱有另外的预期，但是她的婚姻依然很幸福，与戴安娜的境遇决不可同日而语。

她对于女儿的影响大概赶不上自己的丈夫。她的女儿并没有继承她的风流脾性或者对于花边新闻的热情。如今的女王更加关注钱财，更加内敛，生活态度也更认真。但是当她以101岁高寿阖然长逝的时候，女王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母亲，还失去了一位极其亲密的毕生同伴。伊丽莎白王后对于女儿的最大贡献或许就是为她养成了喜爱赛马的热情。女王可以全身心地遁入这个小世界，暂且忘却自身血脉的重负，专心研究更加依赖机缘巧合的马匹血脉传承。

（1）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Shawcross

要想理解女王的统治，还有两个关键人物不能不提。其一显然是她的母亲，这个年轻姑娘在富二代圈子里找到了意中人，最后直到二十一世纪才寿终正寝。在女王统治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她都一直站在女王的身后。另一个人的影响力没那么显眼，而且也有些含糊。二十世纪中期正是此人的影响力达到高峰的时候。在1918年之后的王室出访期间，未来的爱德华八世国王身边总是站着一个痴迷的仰慕者，他也是温莎家族的一部分。就像威尔士亲王本人一样，此人在襁褓当中也曾经被维多利亚老祖母抱在怀里。而且为了纪念自己的丈夫，维多利亚女王还为他取名“阿尔伯特”，这也是他的诸多名字之一。今天我们将他称作蒙巴顿。他是亲王的表弟，也是二十世纪英国历史上最奇特最难以置信的人物之一。

正如前文所说，在蒙巴顿十五岁那年，他那位德国出身但高度爱国的父亲路易斯.巴腾堡亲王被迫辞去了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他和他的儿子都是纠缠交错的欧洲王族家谱树上地位相对较低的成员，不过也只是相对较低而已。蒙巴顿曾经在俄国与罗曼诺夫家族一起度假，并且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欧洲各国国王们打成一片，从瑞典直到希腊。蒙巴顿在一战期间成为了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在两次大战间期节节爬升，与未来的英国国王交情甚笃，还迎娶了全英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他在二战期间成为了一名海军舰长并且取得了职业生涯的大突破，尽管一开始办了不少糗事。他指挥的驱逐舰HMS凯利号挨过水雷，撞上过友舰，还曾经因为蒙巴顿发送夜间信号被敌人发现而遭到过轰炸机的痛击。但是他具有天然的演艺天分并且擅长进行煽动人心的演讲。因此当他将受创的舰船勉强驶回英国之后很快就成为了国家英雄，诺尔.考沃德还以他为题材拍摄了战时宣传大片《与祖国同在》。后来蒙巴顿所属的驱逐舰舰队来到克里特岛阻击德国入侵，他的舰船在这里再次遭到轰炸并且沉入了大海，船员牺牲了136人，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尽管凯利号当时面临着有败无胜的局面，而且最终结局也不是蒙巴顿的过错，但是他的传记作家与海军史学家们还是认为他并不是一名特别优秀的战舰舰长，只不过特别会摆谱而已。好在蒙巴顿的个性与丘吉尔非常投缘，再加上考沃德对他的包装炒作，他很快就平步青云，成为了联合作战司令部总司令。后来他甚至进一步高升，担任了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司令。在这个岗位上他将会成功地指挥从日军手中夺回缅甸与马拉亚的战斗。

战争加速了各种事务的进程，包括晋升流程在内。但是蒙巴顿的晋升轨迹还是十分令人目瞪口呆。起初他只是一舰之长，曾经将鱼群误当成潜艇并且投掷深水炸弹，事后饱受嘲讽。后来他却成为了影响全球战局的战略总指挥。蒙巴顿的魅力与人越多越来劲的自信心在四十年代初期的困难局面下尤其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总能将自己的人脉利用到极致，只要他看上了某个岗位，就一定会没脸没皮地反复拉关系找门路。当年他正是凭借这一手才争取到了陪同威尔士亲王出访非洲的机会。逊位危机之后他立刻改换门庭，投靠了乔治六世（如此灵活的身段将伊丽莎白王后逗得忍俊不禁）。他从来都不会让身边人忘记自己与王室的密切联系。当年他的父亲忍辱含羞地离开海军部的时候，丘吉尔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如今丘吉尔却成了他本人的热情支持者。看起来蒙巴顿具有在当时取得成功所需要的一切特质。他的自我推销天赋正好迎合了疲惫英国的胃口。丘吉尔的麾下爱将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也具有类似的品质。而且他还是王室上层的一员，当时王室的重要性依然相当大。这样一来许多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们如此冷若冰霜且火花四溅地憎恨他也就不奇怪了。

反蒙巴顿阵营最终还是将丘吉尔吸纳了进来。战争结束后以及1945年丘吉尔败选之后，新任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希望艾德礼能够担任最后一任印度总督，并且完成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独立谈判。尽管他的时间很有限，但是他还是凭借着精力充沛的无情手段完成了这项任务。他和他那位活泼的妻子埃德维娜享受了印度帝国最后时光的宏大气派。他们的总督府足以令白金汉宫相形见绌。他们的女儿认为这座建筑足以与最伟大的沙皇宫殿相提并论，而沙皇也是“迪基”的熟人。殖民地高级官员阶层的撤离虽然紧张但也秩序井然，但是与此同时整个印度次大陆却开始分崩离析，乱象横生。为了终结印度帝国，蒙巴顿辛苦工作了125天，费尽心力遵守着伦敦方面安排的时间表，迅速作出了许多野蛮冷酷的决定。丘吉尔比任何人都更热爱大英帝国，并且为了保存帝国而进行了比任何人都更加顽强的斗争。在他看来，昔日的得意门生如今已经沦为了叛徒。

印巴分治导致了惨重的流血事件，在印度次大陆掀起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杀戮与移民潮。这并不是蒙巴顿本人的过错。他与埃德维娜一直在竭尽所能地试图维持秩序。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英国已经不再关心前殖民地人民的死活了。蒙巴顿后来回归了海军，继续官运亨通，晋升成为了海军上将与国防参谋长。1955年他更是成为了第一海务大臣——四十一年前他的父亲曾经被迫放弃的职位。时任首相的老迈丘吉尔非常勉强地认可了这项提拔任命。复仇的滋味着实甜蜜：搬进父亲当年用过的办公室的第一天，蒙巴顿在日记里写道，“坐在爸爸的画像下面简直令我激动得浑身发抖。”

在女王统治的早期，蒙巴顿对于温莎家族的影响力非常大——尽管未必会直接影响她本人，而是影响她的丈夫与儿子。首先，自从三十年代早期以来，他就担任了菲利普亲王的半个监护人。根据最耸人听闻的故事版本，蒙巴顿完全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菲利普，一手促成了他与伊丽莎白公主的婚事，日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登基的时候他还喜形于色，认为自己的家族取得了胜利。这个故事过于夸大其词了。蒙巴顿的确鼓励菲利普投身海军，而且就像波兰村庄里的老太婆一样热衷于保媒拉纤，只不过他撮合的都是王室成员。他甚至还曾经试图撮合过菲利普与自己的一位孙女。至于菲利普亲王，他向来工作努力，并且成功地完全加入了英国国籍，洗脱了希腊人的身份。直到1949年2月这项棘手的任务才算是大功告成。他改用了自己母亲的英国化姓氏蒙巴顿，放弃了父系丹麦姓氏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宗德堡-格吕克斯堡。这样一来他再想要与伊丽莎白公主结婚就容易多了。最后，在两人成婚之后，蒙巴顿的确进行了漫长费力且不成功的运动，试图将温莎王朝的名号改成蒙巴顿-温莎。在这方面他也获得了菲利普的支持。菲利普很想让子女继承自己的姓氏，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了苦涩的否决。

但是爱丁堡公爵曾经反复重申，他认为蒙巴顿夸大了自己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对于他的亲生父母不置一词，更何况他与祖母以及其他亲戚一起度过的时间要长得多。外人难免觉得他对于管得太宽的“迪基叔叔”很有意见。毕竟，是他本人而不是他叔叔最早决定他应当与未来的女王成婚。在求婚期间，菲利普曾经给蒙巴顿写过一封语气幽默的简短信件，有效地警告了他不要到处插手。“我并不想显得粗鲁，但是您似乎将自己当成这场小节目的总导演了。我恐怕她不会像我这样低眉顺眼……”日后蒙巴顿与菲利普的头生子查尔斯将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此时他已经成为了王室家庭的体己熟人，经常与他们一起度假或者进行私人出访。王室成员们宽容而不乏戏谑地听他将一个个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他的广泛人脉也令他们钦佩不已。但是尽管他得到了热情的对待，至少老一辈王室成员对于他还是抱着有所保留的态度。

因为迪基叔叔与大卫叔叔之间也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纠葛。当年访问印度之后，蒙巴顿在一场熠熠生辉的社交婚礼上迎娶了埃德维娜.阿什利，当时未来的爱德华八世国王就是他的伴郎。蒙巴顿夫妇是亲王身边小圈子里的关键成员，而且在他的短暂统治时期期间一直都是他的密友。尽管蒙巴顿反对爱德华八世逊位，并且与丘吉尔一起作为“国王一党”的成员为国王奋力争取，但是他与流亡当中的前任君主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温莎公爵正式与华里丝.辛普森成婚的时候自告奋勇地充当了伴郎，后来又为他与宫廷互传消息。1940年德军逼近巴黎的时候，他亲自出马将两人营救了出来。战争结束后他充当了涉及头衔与生活费的谈判的中间人，为了修复温莎公爵与宫廷的关系而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不过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女王与王太后始终不能原谅温莎公爵抛弃责任的行径。

蒙巴顿具有很强的责任感，而且精力也比爱德华八世更加旺盛。他一直都为逊位事件而长吁短叹。但是他与埃德维娜在忠贞问题上的态度倒是都很放得开，而且就像前任国王一样，蒙巴顿在别人眼中也留下了“过分招摇”的印象。他的生活作风非常高调，而且虚荣得近乎可爱。有一次他与蒙哥马利比较谁的勋章更多。他发现蒙哥马利比自己多一块，回去以后就又为自己颁发了两块勋章。他更喜欢拉拢而不是回避媒体。温莎家族相信立宪君主的成功之道在于谨言慎行，而蒙巴顿的浮华作风在他们看来可能非常危险。经历了三十年代的考验之后，事实证明当时温莎家族恰恰正缺乏他这种作风。温莎公爵去世之后，蒙巴顿宣称公爵是他“此生最好的朋友”。这番话与其说是实事求是的陈述，倒不如说是为逝者讳。

王太后非常反感长子的这位好朋友，她的态度也影响了家里的很多人。她对于蒙巴顿的怀疑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自己的女儿。如果说爱丁堡公爵对于他的态度有些模棱两可，这也不能令人感到惊讶。因此蒙巴顿与查尔斯王储的亲密关系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样单纯。查尔斯在蒙巴顿的葬礼上敬献花圈的时候曾经说道，自己是蒙巴顿的“荣誉孙辈”，多年以来一直受到这位老人的情感支持。不过这个故事要等到下文中才有功夫细说。如果说爷爷乔治五世、叔叔大卫、蒙巴顿以及父亲乔治六世都对女王的性格造成了影响，那么她的母亲自然也不能例外。

除了她的丈夫以外，对于女王影响最大的人就是她的父亲乔治六世。如果你想了解乔治六世为英国做了多少贡献，先不用急着观看近几年出品的那部关于他如何战胜口吃的电影。尽管这部电影拍的不错，但是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还是柯林.菲尔斯咆哮脏字的表演。我们更应该看的是在他还是约克公爵的时候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所留下的图像，例如1931年菲利普.德拉斯洛（1）为他绘制的肖像，然后将其与战争结束后他的照片进行比较，例如二十年后他穿着皇家空军军服留下的官方肖像。人都会变老。乔治六世就像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烟瘾特别重。但是即便考虑到这个因素，两幅肖像之间的差别依然令人震惊。1931年的时候他看上去还像个大男孩，长着一张顺滑、敏感、无忧无虑的面庞——有着漆黑的大眼睛与丰满的嘴唇——二十年后他就换了一幅枯槁憔悴的尊容，线条生硬，干瘪消瘦。五十多岁的时候，他的头发看上去还像年轻人，可是他的面容却活像七十多岁的老者。担任战时领袖极大地摧残了他的健康。当时有一位哈罗德.尼克尔森（2），此人不仅是一般的政客，还是曾经负责记录老国王乔治五世官方活动的写手。他在日记里留下了直言不讳的记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乔治六世的转变。1929年，他觉得王子“不过是栖身于温莎沼泽里的一只鹬鸟”。但是到了1940年，他在面见国王之后写道，国王已经再也不是那个“粗野的傻小子”，而是成为了一个沉稳可靠的人。国王与王后“都坚毅而明理。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我现在确信这一点。”

乔治六世很清楚成为国王会对他造成怎样的伤害。他总觉得自己的才能极度欠缺，不足以担任国王。“大卫”在拖延了好几天之后终于向自己的弟弟挑明自己打算逊位的那天晚上，未来的国王前去探望了自己的母亲玛丽王太后。“当我告诉她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崩溃了，抽泣得像个孩子一样。”根据王太后的说法，他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哭了整整一个小时。第二天，眼看着自己的哥哥进行离开之前的最后准备，他万分沮丧地告诉爱德华的密友之一蒙巴顿，“迪基，这也太可怕了，我从来都不想看到这种事。我一丁点准备也没有。大卫已经训练了半辈子了。我从来没看过国家文件。我就只是个海军军官而已，除了海军的事情我什么都不懂。”蒙巴顿对于王室的各种轶闻一直有着百科全书一般的记忆力，这一回他的本事终于派上了用场。他恰好记得自己的父亲曾经告诉自己，乔治五世国王在他的长兄去世的时候说过非常相似的话。于是他把当年乔治五世听到的回答又转述给了乔治六世：“乔治，你错了。对于国王来说，再也没有比海军训练更合适的准备了。”

无论乔治五世当年是否真有人这么说过——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因为海军一贯将王室学员与其他来自各个阶级的各种人物集中在同一个有限空间内接受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守时、实干与承受压力——这番话都只是答案的一部分。“伯蒂”一辈子都在与严重口吃作斗争，背后的心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一直在光彩照人且果敢自信的哥哥面前感到自惭形秽，毕竟他曾经将自己的哥哥视为偶像。早年间他与自己的哥哥一起生活在约克别墅，后来又来到了位于桑德林汉姆——这里曾经是维多利亚女王最喜欢的南方度假地——的皇家海军学院，过上了更艰苦的集体寄宿生活。对于一个从未与其他孩子打过交道的羞涩少年来说，这段经历一定非常难熬。他不仅在生活方面受人欺负，学习成绩也很不理想，结业考试的时候在全班六十八名学生当中考到了第六十八名。不过他还是在达特茅斯接受了下一阶段的海军训练，在牛津呆了一年，并且在一战开始之前成为了海军军官候补生。他从小就有罗圈腿的毛病，所以小时候不得不佩戴令他剧痛钻心的矫正支架。此外他的消化系统也很差，这可能是因为婴幼儿时期某位保姆在喂食的时候疏忽大意所导致的。一战期间他经常不得不离开战舰前往医院就诊，但是在极端血腥——尽管算不上决定性战役——的日德兰海战爆发之前还是拖着病体返回了战场。他不能在公众面前侃侃而谈，没有接触过国家大事，体质也不算健壮，尽管骑术与网球球技还算不错。看上去再也没有比他更不适合成为大英帝国国王的人了。

但是他的性格还有另外一面。他具有非凡的决心与毅力，这将会改变他的口碑。一战结束后，他爱上了一位美丽的苏格兰贵族姑娘。1920年的一次舞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伊丽莎白.鲍斯.莱昂，当时她只有二十岁，身边包围着一大帮牛逼哄哄的仰慕者。伯蒂先是献了一番殷勤，然后又打发一名听差为自己进行了第一次求婚。这位信使遭到了回绝。然后他本人亲自出马，同样遭到了回绝。不死心的伯蒂继续死缠烂打，终于在1923年1月获得了女方的认可。伯蒂在这里展现了他的父母从没见过的一面，他们两个也都因此感到十分欣慰。伊丽莎白成为了1917年温莎革命以来第一位通过婚姻打入王室的平民（这里所谓的“平民”指的其实仅仅是“非王室”，因为她娘家在苏格兰也是广有地产的大户人家）。赢得这位娇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随着他的哥哥在歧途上越走越远，乔治五世对于二儿子的态度也越来越和善了。伯蒂成婚的时候，乔治五世去信写道：“你从来都是一个明事理好相处的人，而且你也一直很乐意听取我看人看事的意见，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一向不错（与亲爱的大卫非常不一样）”日后据说乔治五世还声称自己希望长子终生不娶，这样伯蒂与小伊丽莎白就能继承王位了。国王的评语听上去并不只是一边倒的恭维，而是暗示着伯蒂之所以表现不错仅仅是因为他谦恭顺从。这话说得其实也有些道理。

在两次大战间期，他过着平静且私密的士绅生活，同时也不会逃避父亲交给他的王室任务。他对于工业与公共事务兴趣十足，还开设了一座夏令营并且招来了一大帮家庭出身相差悬殊的男孩子。但是他的秉性十分内向保守，热爱温暖的家庭生活，整天腻在妻子身边。至于他的妻子——根据当时廷臣的说法——甚至比他还要生性保守。他对于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以及任何算不上“稳健”的老派托利党的政客全都戒心十足。他厌恶公共演讲，并且在1925年5月遭遇过极其尴尬的时刻。当时他在温布利球场举行的帝国展览会上挣扎着试图完成演讲，但终归还是失败了。有一位专门研究乔治六世的语言障碍的作家这样写道：“这次演讲对于伯蒂本人以及他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打击，他的糟糕表现也为君主制带来了棘手的难题，对于这一点怎样高估都不过分。此类演讲本应是公爵日常活动的一部分，而公爵又是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但是他在这项挑战面前却一塌糊涂地失败了。”

尽管伯蒂尝试过了伦敦城里每一位挂得上号的口吃治疗师，但是真正起到作用的人还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莱纳尔.罗格。1926年10月，他的妻子向他介绍了这位治疗方法不循常规的医生，此人将会为他提供极大的帮助。口吃治疗当时尚在起步时期，有些大夫倾向于心理疗法，也有些大夫更关注横膈膜、肺部与舌头的运动机理，治疗过程基本就是撞大运。罗格并没有受过医学训练，但是他本人是一位自信的公共演说家，他的乐观与活力最终打动了他那位多疑且悲观的王室客户。治疗过程最惊人的特点，也是很难借助电影体现出来的特点，就是疗程的力度与频率。到了1927年12月，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伯蒂与罗格在哈利街进行了总计八十二个疗程，回到家里也是日复一日地练习。他推掉了许多社交活动，还缩短了他最喜欢的打猎活动的时间，强迫自己说绕口令，做呼吸训练以及练习朗读。艰苦的努力终于一点一滴地取得了成效。那些原本以为公爵要一个字一个字磕磕巴巴往外崩的听众们发现他发表的王室致辞相对而言还算流畅。从始至终，他的妻子都在坐在他身边给他鼓劲，紧张得双手攥拳，指节发白。通过众多的海外出访、国内演讲甚至广播讲话，伯蒂的情况得到了稳步改善。

语言障碍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痊愈，根治病例更是极其罕见。伯蒂在成长时期遭受的心理压力并不会像变戏法那样凭空消失。就像许多人一样，未来的国王学会了带着困难时光留下的满身伤疤继续生活下去并且妥善处理相应的后果。成为国王之后，坊间出现了很多关于他的恶毒谣言，甚至早在他决定采用父亲的名讳之前（他原本可能成为阿尔伯特一世国王）。谣言声称他很容易紧张，而且头脑也不太灵光，承担不了国王的责任，甚至都无法顺利完成加冕仪式。一位得到授权的王室传记作家德莫特.莫拉曾经提出过一项理论，认为在1936年12月逊位危机期间，“国家里面的一些掌权者”曾经认真考虑过要跳过伯蒂，直接将王位传给他最小的弟弟，更加风度翩翩且更加外向的肯特公爵。与伯蒂不同的是，他有儿子。假如这套盘算当真成为现实，2012年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根本就不会发生。如今的国王将会是女王的堂弟，也就是现在的肯特公爵。此人的继承顺序排名第二十四位，经历过漫长的军旅生涯，还是一名高阶共济会成员。历朝历代以来，王室人员的组成始终会因为机缘巧合与如今多半遭到遗忘的决策而无端变化。

因此在刚刚成为国王的那几年里，乔治六世不得不忍受俱乐部里的高谈阔论或者客厅里的窃窃私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如此甚嚣尘上的言论足以与今天的微博围攻相提并论。他并没有前往印度接受各土邦国王的正式觐见（实际上尽管身为大英帝国的最后一人皇帝，他却从来都没有去过印度）。多少有些迟钝的时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曾经公然谈论他的口吃问题。他的哥哥腆着脸从澳大利亚发送来了一大堆建议，把他轰炸得心烦意乱。乔治六世的第一任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在国王面前一直是慈祥长辈的做派，也是国王的主要支持者，但是他很快就辞职了，国王就此成了孤家寡人。但是国王曾经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娶到了老婆，降伏了口吃，这一回他再次展现了自己的本色。爱德华八世根本无法像他那样坚毅有力地处理王室事务。爱德华八世曾经拒绝阅读政府文件，在送还的文件上留下威士忌酒杯杯底形状的酒渍，更糟糕的是他还将这些文件到处传阅，以至于白厅方面不得不针对呈交白金汉宫的文件进行预先审查。如此不负责任的行为吓坏了英国的上流政治阶层。

相比之下，乔治六世不仅仔细阅读文件，还积极听取顾问意见，从而逐渐克服了宪制教育匮乏的不足。上流政治阶层起初还抱有观望态度，后来就彻底放下心来了。英国报界当初对于爱德华与华里丝的恋爱一直集体保持缄默直到最后一刻，如今他们再次恢复了忠诚与谨慎的本能。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不算好事。尽管这一点有助于乔治六世尽快接受国王的角色，但同时也意味着王室家族恢复了以前的旧习惯，包括更倾向于“稳健派”贵族出身保守党政客的本能偏好，而这种人的数量正变得日渐稀少。宫廷尤其怀疑丘吉尔，因为他曾经大鸣大放地支持爱德华八世。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拉塞勒斯与他的同事们为环绕这个四口之家的王室传统与先例提供了一层保护性的硬壳。这层保护壳一直持续到了五十年代。

在二战即将到来之前的几年里，乔治六世还是一个很缺乏经验的君主，什么事都得摸索着来。他的第二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选择了绥靖主义政策，而国王对他的支持则未免有些热情过度，以至于有些议员觉得他触犯了宪制角色的规矩，表现得过于政治化了。乔治六世打算亲自向希特勒喊话，在国王与元首之间把事情说开。在如今已经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之行结束后，他还坚持让张伯伦与自己一起站到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向民众致意，借以体现自己对于绥靖政策的支持。今天的人们普遍认为绥靖主义是个坏主意，但是当时绝大多数英国民众对此都乐见其成。国王在帝国境内发布诏令，宣称“焦虑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并且感谢上帝与张伯伦先生一起带来了“友谊与繁荣的新时代”。此外王室家族内部也是同样的看法。玛丽王太后在写给国王的信件里表达了自己对于慕尼黑之行的批评意见的愤慨——张伯伦好不容易才带回了和平，怎么就有这么多人不知好歹呢？“不了解内情的人们尤其喜欢说三道四。”到了战争正式开始、英国在挪威初尝败绩之后，张伯伦不得不引咎辞职。针对首相的批评令国王感到既惊骇又愤怒。他希望哈利法克斯勋爵能够取代张伯伦，此人也是一名首要绥靖主义者，还是高层托利党贵族。国王最后很不情愿地接受了火爆脾气且很不靠谱的温斯顿.丘吉尔，承认他比哈利法克斯更强，并且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真正适应他。至于伊丽莎白公主，她在听到张伯伦辞职的消息时还伤心地哭了出来。

有一位显赫的王室传记作家这样总结道：“乔治六世并不是天生的领袖。他看上去总是羞涩而局促，甚而有些落落寡欢。”此外他还经常发无名火，家里人称之为“咬牙切齿”。但是战争不仅造就了丘吉尔与蒙巴顿的名望，也造就了国王。在羞涩的外表下其实潜藏着一个聪慧、敏锐并且具有钢铁一般责任感的人。他能成为一位好国王的第一个真正证据出现在开展前夕他访问美国期间。乔治六世原本打算去加拿大访问，事先已经筹划了很久，罗斯福总统趁机邀请他南下一叙。这是在位英国君主首次踏上美国国土。罗斯福精准地抓住了时机。根据第一夫人的说法，他相信“我们很快就要卷入一场生死大战，而大不列颠将会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因此他想要在两国之间“创建一条友谊的纽带”。

他的策略生效了。国王与王后平易近人的热情做派倾倒了美国的政客、报界与民众，他们受到了几乎狂热的欢迎。王后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描述了户外进餐的兴奋场面，各种美食交杂罗列，还有美国特产“热狗”。王室访问的重要性往往遭到拔高夸大或者脱离实际的宣传，但是这一次访问的确干系重大。罗斯福总统邀请国王来到了哈德逊河畔的私宅，两人彻夜长谈了许多琐碎而切实的问题，例如国债，钢铁出口，海军基地，苏联的立场，以及如何扭转当时美国的孤立主义主流民意。罗斯福的立场比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远远更加超前。根据国王的说法，他承诺“假如伦敦遭到轰炸，美国一定参战”。国王仔细地记录了谈话的全部内容，第二天就将谈话记录发给了英国政府。2011年春天奥巴马总统访问伦敦的时候特意为女王带了一件礼物：一本厚重的乔治六世访美纪行相册。这次访问对她的父亲意义重大，对她也是一样。

实际上，乔治六世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一直随身携带着笔记本。这一点颇有些令人心酸，因为当战火四起之时，他最重大的职责就是支持自己的首相，一位远比他更加自大甚至更加敏感的人。他毫无怨言地生活在丘吉尔投下的硕大阴影当中。国王知晓埋藏最深的战时机密，例如ENIGMA密码机的破解。他还预先得知了原子弹的研发与投放。他与头号保皇派丘吉尔最终成为了密友，尽管两人常做口舌之争。他工作刻苦，下狠手削减了宫廷开支，尽一切可能支持自己的首相。伦敦空袭期间他拒绝撤离——尽管王室家庭晚上会去温莎过夜，如今的女王当年在这里基本上躲过了战时的物资贫瘠。白金汉宫一共遭到了九次轰炸。

乔治六世设想了乔治十字与乔治勋章这两项荣誉来表彰平民的英勇行为（多少借鉴了他父亲创造的OBE）。他前往北非、意大利以及遭受了密集轰炸的马耳他——最后这个地点最具有戏剧性——慰问当地英军。D日登陆之后丘吉尔特别想去法国看看，他则坚决反对。他指出，自己身为国王此时不能去法国，如果首相一个人去了的话对于国王来说太不公平。于是丘吉尔闷闷不乐地在国内又多呆了几天。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国王已经成为了坚韧不拔的英国国民性的象征。在如此之多的国家领袖都是些非人怪物的时代，他的羞涩、虔诚甚至局促气质都使得他成为了“我们当中的一员”。战争结束后，国王支持过印度独立，还在访问南非期间表现出了针对当地种族主义的敌意。美国黑奴制度曾经使得维多利亚女王大惊失色，此外她也很满意印度裔仆人的精心照顾。同样，从他的各种事迹看来，乔治六世也是一个不看肤色的人——尽管他的帝国肯定不是这样。

但是国王并不是一个激进派，很难接受1945年丘吉尔的败选。私下里他很不信任艾德礼的社会主义政府。就像他的父亲不得不在1924年应付英国历史上第一届工党政府一样，他也不得不压抑住自己的本能，与一帮观点吓人的陌生人打交道。他的确对付了下来，但是很不舒服。从很多方面来说，乔治六世都是一位高度保守的战前传统主义者，对于着装规范、荣誉头衔以及宫廷内部的高低等级都有着一丝不苟的要求（甚至有些吹毛求疵），而且极其酷爱射击——基本上就和他父亲一样，只是更苗条，下巴剃得更干净。日后的工党党首休.盖斯克认为他是个“很反动的人”。由于腿部动脉硬化阻碍了血液供应，致使他痛苦不堪。但是他拒绝前往医院动手术，至于理由则是一条古怪的宫廷规矩：“我从没听说过住院的国王。”他咬紧牙关继续努力工作，维持了君主立宪制的良好状态。他的长女目睹了这一切。他知道这个心思严肃的小丫头将会成为女王，因此很早就开始让她接触与这一职责相关的工作与规程。甚至直到今天她依然会谈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1955年，女王在林荫路为一座乔治六世的纪念碑揭幕。在揭幕仪式上，她赞扬了国王在战争期间的坚定不屈，他的“友善与单纯”，他的“温暖与同情心”，他的“谦逊人性”，并且指出国王历经了好几轮重病依旧坚持工作，最终牺牲了自己。“他克服病痛的勇气为他赢得了所有人的爱戴”。这一切正是经历了一战蹂躏之后乔治五世希望英国君主能够具有的品质。

因此自从1917年创始以来，温莎家族的理念与行为十分难得地直接传承了下来，从祖父传给了父亲，又从父亲传给了女儿。简而言之，温莎王朝就是由一群责任感与使命感都非常强烈的保守派发动的现代化运动。伊丽莎白二世跟随者祖父与父亲的脚步成为了英国的新一任模范君主。他们被人称作福利君主，或者民主君主，甚至土气君主。

不过女王可不土气。她的早餐麦片或许的确是用保鲜盒盛着的，但是她的宫廷依旧保留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柔顺光泽与宏大气派。当她成为女王以后，英国人相当自负地谈论着“第二个伊丽莎白时代”，并且问道二十世纪中期的英国能否像德雷克、莎士比亚与培根时代的英国一样再次令世界惊讶。女王很快就给他们浇了一瓢凉水。在1953年的圣诞演讲当中，她表示自己“丝毫不觉得与都铎王朝的同名伟大先祖有任何相似之处：她终其一生既无丈夫也无子嗣，她施行的是专制统治，而且她从未离开过英国的海岸。”不过接下来她又将富于勇气与开创精神的当代英国与贫弱但“具有伟大精神”的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早期的英格兰进行了对比。当然，都铎王朝也是自我再造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说，女王与温莎家族可谓是货真价实的都铎后人，而不是前辈的模仿者。

（1）http://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de_L%C3%A1szl%C3%B3

（2）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old_Nicol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