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 女王登基六十年 -- 万年看客

女王的身体硬朗得很。作为一名很清楚自己能发挥怎样功用的人，她始终保持着平和冷静的态度。假如她和自己的母亲一样高寿，那么她还将继续统治十五年。倘若当真如此，她将会成为英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轻松超过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英国君主制的有形外观依旧维持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宫殿的内饰依旧反映着维多利亚女王的审美口味。皇家卫队的仪仗制服依旧沿袭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款式，今天的绝大多数大型王室活动都遵循着维多利亚的先辈们设立下来的模式。但是维多利亚女王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女皇。她一开始仅仅统治着一座小小的群岛，上面挤满了潮湿多雨、沾满煤灰的村镇与新近开垦的农场。但是在她的统治期间，这个区区岛国却将自己的权柄伸展到了世界各地。相比之下，伊利莎白二世女王的手里并没有同花顺，而是一把十三不靠的杂牌。她的统治起始于大英帝国分崩离析的最终阶段。当初为了反抗英国君主而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顶替英国成为了统御全球的强权。在她的有生之年里，她兴许还能看到中国向同一个角色发起挑战。

维多利亚女王为了英国的持续扩张可以说是无所不为。与她的曾曾孙女相比，她更算得上是一位执行君主，要亲力亲为地处理很多国家政务。但是伊利莎白二世女王也绝非无所事事之辈。为了维系英联邦的精神，她常年不辞辛劳地到处访问，精心打理着她那位女皇先祖留下来的遗产。她研读文件的劲头与维多利亚女王不相上下，决心要想那些以她的名义统治英国的政客与公务员们彰显自己的存在意义。维多利亚女王整天将自己关在怀特岛、温莎城堡与巴尔莫勒尔，致使共和主义情绪滋长发酵。相比之下，当前的女王则经常性地在世人面前亮相。尽管维多利亚女王也是一位坚韧的女性，但是假如她见到了自己后人的日常行程安排，恐怕也要大摇其头，叫人赶紧送来嗅盐，并且命令马车打道回府。

在如今这个时代担当女王肯定比从前更不容易了。比任何人都更有条件近距离观察她的爱丁堡公爵认为，任何人都不会自愿选择如此度过一生。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爵本人恰恰正是这样一位不长眼的志愿者，因为他迎娶伊利莎白公主的时候早就知道她会成为女王。从那以后，他的工作就是支持自己的妻子，担当一家之主，不辞辛劳地在幕后操持，维持“王室集团”的运转。

君主制与共和制的核心区别在于君主制将家庭生活与公共领域缝合在了一起。这项任务对于任何君主都不容易。古代中国、拜占庭、奥斯曼、哈布斯堡以及莫卧儿的帝王家庭永远充斥着明争暗斗。软弱的性格、嫉妒的子女、密谋的母亲与不幸的爱情导致了一幕幕政局动荡、政权易手与杀人害命的戏码。谢天谢地，温莎家族的生活要宁静得多。当今的立宪君主已经不像专制君主那样电力十足了，因此承担的风险也要小得多。温莎家族未来面临的任何危险都不太可能源自政治动荡，就像1917年导致温莎王朝形成的政治动荡那样，而是更可能源自家族内部。与早年丧夫的维多利亚女王相比，如今的女王极其有幸地享有一段漫长且幸福的婚姻。这也是她的成功秘诀之一。就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她也生养了一个大家庭，她的家人也各自承担了相应的创痛。就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如今这位女王的继承人也不得不为了获得统治的机会而一直等到垂老之年，同时还要竭力建立自己的独立地位。

她的成功能够给自己的儿子带来怎样的教益呢？首先一定要谦虚。她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一块牌位，而牌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好不要做声。自从一开始加冕仪式带来的兴奋之后，她再也没有成为国家级乐观主义狂热的中心，因此当整个英国都陷入自我厌弃的抽搐发作时，女王也总能安然置身于枪林弹雨之外。假如说这样的成就看上去过于被动的话，不妨设想一下一位主动且固执己见的君主在六十年代、撒切尔执政时期或者新工党即将卷入中东战争的时候可能会为自己招致怎样的麻烦。

还不止如此。女王担任君主的风格在极大程度上埋葬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我意识。几乎每一位本书读者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因为或明或暗的教导而相信个人发展或者说以最为鲜明的方式“做你自己”是人类的至善。发展个人的才能，不断开拓进取，加薪升职登上人生巅峰，如果最终不能比一开始更有钱，至少也要更有智慧——我们被告知这就是人生意义的所在。这一切说辞对于女王全然不适用。从社会角度而言，女王的地位已经登峰造极，再没有发展余地了。她的人生意义就是她从小肩负的天职与使命。不久之前人们还以自己的社会角色来定义自己。假如你是一位鞋匠，鞋匠就是你的身份与存在意义。你看上去像个鞋匠，穿着打扮像个鞋匠，也很乐意别人将你当做鞋匠。究其本质而言，你就是你的行当。这样说来，女王至今依然是她的行当。伊利莎白二世女王与那位穷尽一生心力扮演这个角色的女性之间只有一丁点空隙（尽管这是一条很值得研究的空隙）。

至于女王的继承人查尔斯王储，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必须自行为自己打造一套生活，必须主动塑造自己的角色。查尔斯王储是一个谜，他本人大概也会认同这句评语。王储本性善良，为人精明，还有着非同一般的行善抱负，等他成为国王之后，这些特质很可能会导致麻烦。我们已经习惯了现任君主的自我克制。而查尔斯从来都有主动传唤政府大臣以及用投诉信轰炸政府部门的记录。他可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自我克制的人。实际上，如今王储身边的人们已经开始小声讨论新时代君主制理论的可行性了。根据这套理论，君主的角色是国家公司的非执行董事长。董事长的职责就是挑战与制衡董事会的其他人——那些来去匆匆、惹人厌烦并且经常才具不足的民选政客们——并且弥补他们的缺陷。假如议会因为公务开支或者其他什么丑闻而沦为了鄙视的对象，假如大臣们面对困难的长期问题缩手不前，假如公众丧失了对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忠诚——那么当代君主就必须挺身而出。

正如前文所见，在过去六十年里，女王的态度要远远更为谨慎。作为一名“非执行君主”，她一直审慎勤勉，洞察人心，在国家大事方面能够为政客们提供大量源自记忆的经验与建议。女王本人并不是真正的董事会，但是她的存在彰显了国家发展的连续性，她说话也总有人听，就像久经沙场的董事长兼公司创始人在某个全球公司内部说话有人听一样。董事会或者党派政治议会政府的处境越是破落挣扎，听她说话的人就越用心。为什么她每天都要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耐心研读红色公文箱送来的文件呢？因为只有这样她说话才有底气。作为一名优秀的国家元首，她必须了解国家的事态进程，就好比非执行董事长在出席董事会之间也要研读公司文件一样。

女王担任着一份长期工作。她的记忆能追溯到二战末尾，她的愿景则延伸到了自己的孙子将要继位统治的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公众的注意力主要侧重于婚礼与周年庆典之类的不规律活动，但是真正重要的王室活动还是议会开幕大典。在这出复杂的宪政哑剧当中，女王象征了国体的延续性，因此也就代表了所有那些没有给执政党投票的选民，所有厌恶现任首相的民众，以及所有根本没有参与投票的人们。她象征着现今政府上台以前这个国家经历的全部岁月与世代，还象征着未来将要掌权的各届政府——国家的延续远远超过任何选举周期，而国家与国民的利益也远比任何一届政府的利益更加持久。人们几乎从不谈论这个事实，但是正如前文所见，这项事实很有现实意义。女王对于政府大臣们的困境往往有着深入的思考，大臣们也经常为此而感到惊讶，并且表现出审慎的赞赏态度。尽管女王从不决策，但是她却可以促使人们三思而行，并且成为促进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催化剂

女王总会对时代情绪做出反应。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国家面临公共紧缩的时候，女王将王室开销砍掉了330万英镑，冻结了一部分工资，还削减了自己的出行开支。皇家航班尽管顶着“皇家”二字的名头，但是主要还是承担军事任务，偶尔也运送一下各位大臣。不过皇家专列的命运则难免要打个大问号。女王访问英国各地的时候可以在这列火车上过夜，而且这列火车也提供了难得的安全保障。现在这列火车的前途也成了问题。女王前往桑德林汉姆过圣诞节的时候早已改乘了普通列车。当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或者说剑桥公爵与公爵夫人——进行婚后第一次海外出访，前往加拿大与美国的时候，他们的随行人员仅仅是通常认为必要人数的一个零头。与其他王室产业相比，白金汉宫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是最低的。

女王从来不会主动挑起任何话题，从来不会强硬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发动运动，无论她多么重视相关议题。大臣们尽管可以猜测英联邦危机、乡村狩猎活动立法问题或者王室预算削减问题会令她感到多么心焦，但是她从未干预过政治决策或者提出抗议。她的儿子可未必会这样克制。他继承了父亲对于环保问题的关注，从人口增长到转基因作物，从野生动物保护到热带雨林存续都是他的兴趣所在。爱丁堡公爵虽然观点强硬，但是却出言谨慎——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会在私人会面当中抛出几个反问句。 相比之下，查尔斯王储的作风则更加公开，也更加情绪化，尽管他也会依靠一张规模可观的私人筹资网络（他的赞助人当中也包括阿拉伯君主）来推动自己的项目。我们知道他在建筑、社区、科学与农业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观点。人们都认为，一旦他成为国王，就必须压制这些观点。公开发言的风险很大，显而易见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涉足政治辩论就意味着卷入斗殴乱战，此外还因为君主理应代表全体国民——其中自然也包括科学家、激进建筑师与商界人士。

女王很擅长将自己的善意之网抛洒得十分宽泛。这一角色的某些部分对于查尔斯而言相比并不吃力，实际上他一直在履行这方面的义务。女王曾经支持过医疗系统与志愿者组织当中的无名女英雄们，也支持过众多成功公司与经营良好的城镇。总体而言（这也是王室的想法），媒体的存在就是为了指指戳戳进行批评。而君主制的职责则是尽可能起到制衡作用，大力宣扬一切新闻界不屑一顾的正面事物。为什么女王总要无休止地访问小村镇、工业区、大学校园与小公司呢？因为别人都不去。鼓劲打气就是女王的工作。她的儿子也很努力，并且已经通过周复一周的外出活动娴熟掌握了假装感兴趣的技巧。

不过查尔斯王储可能会辩称：如果说君主制的确有影响力，那么难道不应该将这份影响力用来行善吗？从头上扎的纱巾到脚下蹬的雨靴，女王从头到脚都是一位传统派。她大概会同意这种说法，并且温和地暗示她其实比看上去更乐意推进变革。为了维持不变，必须要时刻变化。据说查尔斯早已拟定了登基之后最初六个月的活动计划。他需要重新审视的事项包括荣誉体系。鉴于大英帝国已经一命呜呼，继续沿用源自帝国时期的骑士团勋章来为英国公民授勋真的合适吗？古老的骑士荣誉真的还能打动今天的英国公众吗？目前官方认可的王室成员人数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呢？我们并不清楚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是可以肯定他有看法，而且很想将看法转变为实际结果。朋友们都注意到，随着他日渐年长，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像他父亲了，尽管早先两人的性情看似对立。有一位认识父子二人的内部人士认为，爱丁堡公爵为人敏感，并且终其一生都在试图掩饰这一点；威尔士亲王则是一位坚韧果决乃至铁腕无情的人，终其一生同样也在掩饰这一点，因此他在讽刺漫画当中才总是一副时刻不停摆弄袖口的焦躁形象。

无论查尔斯打算如何解决这样的两难局面，女王的去世都将是温莎王朝所经受过的最严峻考验。在英国以外，很多将她奉为最高元首的国家都可能会趁机选举本国总统。曾经于1999年在澳大利亚发动支持君主制运动、并且随后当选首相的约翰.霍华德曾经在2006年女王访澳时表示，尽管他认为澳大利亚依然会将女王当做国家元首，但是女王统治结束以后会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加拿大的共和主义情绪正在增长，王位易手的时刻往往是宣扬共和主义的好时机。巴巴多斯据称也是类似的情况。甚至就连女王一贯戒心十足地守护着的英联邦首脑地位也不能自动传承给她的继承人，因为这个角色并不是宪政体系的固有组成部分，而是当年英联邦各位政治领袖送给女王的礼物。当然这一切或许全都不会导致英联邦遭受任何程度的破坏，但是恐怕更可能出现相反的局面。

在联合王国内部也存在着显然无法长期压制的变化势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加冕誓词。目前的加冕誓词要求新任君主竭尽所能地维系“依法树立的新教归正宗”以及国教会的“信条、崇拜活动与管辖权限”。诚然，“信仰捍卫者”这个骄傲的王室头衔其实不值一驳，因为亨利八世从教皇那里获得这个头衔之后不久就与罗马断绝了关系。但是人们依然通常认为在英格兰地面上得到捍卫的信仰是圣公会与长老会形式的新教基督教。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罗马天主教徒（“公然信奉教皇的宗教”的人）无权继位。法律学者罗伯特.布莱克本曾经在异象研究当中饶有趣味地开列了一张清单，列举了所有因为这条限制而未能统治英国的“失落君主”：例如詹姆斯党拥戴的最后一任王位觊觎者亨利九世，乔治二世的二女儿阿玛利亚公主，以及血管里流淌着维廷家族血液的意大利公主尤兰达。最后这位公主在史料中被人称作“流亡女伯爵与家族当中的美人”。

查尔斯王储曾经公开表示自己希望成为广义上的“信仰捍卫者”而不仅仅捍卫某一种特定信仰。他对于伊斯兰教以及其他非基督教信仰向来抱有同情态度，因此很难想象他会容忍目前的加冕誓词，或者禁止天主教徒继位的禁令。类似的转变看似细微，假如将婚变导致的各种议论比作体型硕大的骆驼，那么这些改变无非是蠓虫而已。但是这些转变的确有实际意义。首先，针对天主教徒的禁令冒犯了一大部分英国人；其次，加冕誓言的针脚一旦遭到拆除，普世圣公宗作为国家教会的地位立刻就会被打上一个问号。对于目前走在下坡路上的圣公会而言，这一变故实在无助于招募新人。首相与政府官员忙着任命主教（无论多么间接）的景象不仅在外人看来越发违和，就连教会都觉得别扭。而且在信仰多元化的英国，难道当真应当向任何一门宗教的高阶教士们提供特殊照顾吗？另外君主制如何维护形象也是个问题。假如查尔斯王储到时候依旧健在，并且不打算立刻传位，那么他将会成为一名高龄国王。假如他的统治也持续很多年的话，甚至就连威廉王子也要等到中年才能登基。

查尔斯王储扩展了王室成员的正当活动范围。他为很多公益事业筹集了数量惊人的善款，例如雨林保护与失足青少年再教育。但是几乎所有这些善举都发生在聚光灯之外，因为他根本不指望媒体能够对他进行正面报道。千百万其他人也像他一样在环境与文化等领域抱有保守观点，而且这些人的诉求在当代英国的日常民主政治当中基本得不到反映。作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自由市场经济与科学乐观主义推动下的经济增长在英国的公共辩论当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其他议题都只得退避三舍。因此声称查尔斯“不参与政治”是很天真的说法。他从来都是一位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人，只不过他的政治愿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远比威斯敏斯特的日常辩论更加宽泛而已。正如前文所见，早在撒切尔时代他就曾经因为抱怨英国国内贫富分化而激怒过唐宁街。布莱尔上台之后他也有类似表现。王储曾经十分强硬地为“保护乡间生活”的主张出头声辩——所谓的“乡间生活”就是猎狐的委婉说法。当然他还有过更重要的举动：为了抗议中国的西藏政策，他曾经决定抵制中国国家主席官方访问。

因此查尔斯具有明确的信念与可观的精力，尽管在组织能力上有所欠缺。他在宗教、环保与人权等领域都提出了重要问题，并且试图利用自己的特殊位置将政客、商业人士与社会活动家们聚拢在一起，为了改善现状而共同努力。多亏了卡梅伦的联合政府，王储很有望获得远胜以往的财务独立性，可供君主制体系支配的财富也会更多。成为国王以后，他的地位很可能会更加强健。问题在于他不能身兼社会活动家与国家元首这两个角色。一旦成为国王，他的工作不仅是要接待中国国家主席，还要尽其所能地令对方真心感到宾至如归。身为国王，大臣们无论送来什么立法计划——比方说这份文件是要修建一处风力发电场，可能会破坏乡间体育爱好者一向热爱的美景——他都要微笑着签字。作为国王，假如他的政府与南部非洲某国签订了一份商业合同，而合同的履行将要进一步破坏当地价值无量的生态体系，或者假如他的政府需要他为阿布达比那座充满现代主义气息的博物馆揭幕，他都只能默默无语地听之任之。

今天的查尔斯王储、威尔士亲王有能力承受日后的查理三世国王或者乔治七世国王所必须承担的各种义务与责任吗？如果说继承君主制还有任何意义，那么这套制度就绝不能违反自己制定的规则，因此查尔斯继位的可能性非常大。很久以前查尔斯王储就已经在实务与感情两方面拉开了自己与女王宫廷之间的距离。等他继位之后，必然会对目前的白金汉宫工作人员进行一番大清洗，将自己的团队部署进来。有人提出过一项相当激进的主张，即王室家族应当在他的统治期间全体搬离白金汉宫，让这座建筑完全成为招待国宾的宾馆以及举行大型活动的中心场地，国王的大本营也将会离开伦敦，转而坐落于温莎城堡。无论这样的前景是否成真，查尔斯都肯定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有所不同，就好像他目前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女王一样。这种想法固然不难理解，但是假如新任国王因此排斥了女王统治时期吃尽苦头才领会到的经验教训以及坚定不移的自我约束作风，那么这种想法也将会非常危险。假设他的确能活过自己的母亲——有时候人们难免担心他可能会赶在女王之前去世——那么查尔斯王储一定会成为一名非常有趣的国王。

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有人在白金汉宫提到“逊位”二字，肯定能使得听者闭口不言，做出一脸苦相。一般的回答是“我不认为女王曾经有过这种念头”，或者“她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又或者把大卫伯伯拿出来说事，“女王认为一辈子经历两次逊位未免太多了”。要说女王从未想过逊位问题恐怕有些言过其实。她也曾经在私下里与忠诚的高阶员工们讨论过逊位问题，尽管后来她又宣布自己反对逊位。对于她来说，只要有可能，肯定会将这份工作干一辈子。但是正如前文所见，女王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她的职责正在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儿子与孙子们的身上。她的访问出行将会越来越少。由于菲利普亲王已经年逾九旬，她希望能够尽可能地陪在他身边。他也已经放开了一部分工作，表示自己希望能拥有更多的放松时间，还抱怨自己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使了。夫妻二人都觉得自己肩负的官方职责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逐渐变得越来越累人。假如女王因为年事太高而无法继续履行责任——现如今这个问题在社会上也算比较普遍了——我们手头上确实有一部《摄政法》可以用一用。有些人认为这部法案“好用得很”，也有人觉得法案“需要修订”，从而赋予查尔斯王储解散议会、批准王室开支预算以及代表女王宣读演说词的权力。有一位内部人士这样看待女王逊位的问题：“我不会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假如女王当真过于老迈，过于疲惫，逊位还是很有合理性的。主要还是要看公众的态度。”

在涉及君主制的问题上向来都是如此。目前为止英国公众对待登基六十周年的女王的态度可谓清澈见底。精神高昂的女王统治的时间越久，对于她治下的这个国家就越有利。尽管她的国家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侵袭，但依然还是当得上幸运二字。

女王度过了十分美好的一生。她走过了许多风景如画的胜地，见过了许多有趣的人，并且始终清楚自己的生活意义。几乎在每一年里，随着季节的轮换，她总要完成一成不变的任务——嘉德勋位授勋仪式,濯足礼,外国使节离任仪式，会见首相与公务员，为医院剪彩，再次重访各个英联邦国家。公共生活是这段人生的根本，预先规划的成分重之又重，留给当事人的自发空间则小之又小。与此同时，她的私人生活也充满了欢笑与温暖，尽管偶尔也会遭到灾难的打击。她酷爱室外活动，饲养了许多良种赛马。她喜欢与朋友们一起传闲话，散步，打猎，骑马。她的家人令她乐不可支，也让她操碎了心。

八十高龄的女王依然经常骑马，并且倔强地拒绝佩戴头盔。她的女儿指出，要想让女王戴头盔，首先要找一个足够勇敢的人来劝谏女王，让她承认自己的骑术不够安全。用公主的话来说，“这种人可不好找。”马一直都是女王的慰藉，因为马不知道她是女王。马不会尊重某人的社会地位，只会尊重骑手的技术。女王与玛格丽特公主从小就学会了骑马与养马，为马梳毛，剔除嵌在马蹄里的石子。女王最老的朋友们都记得她从小就喜欢各种与马匹有关的游乐。女王的表姐玛格丽特.罗德斯（1）这样写道：“我们假装自己是马，到处乱跑乱跳。这是她的主意。我们一圈又一圈跑个不停，把各种马匹都扮演了一遍：拉车马、赛马、还有马戏团的表演马。”女王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的房间里就摆满了玩具小马。

当然这些玩具如今是见不到了。但是女王依旧能将赛马的血统传承背得滚瓜烂熟，就连职业驯马师都要在她面前甘拜下风，乖乖地地去查阅档案记录。可惜的是，在2011年的埃普瑟姆德比赛马会上（这是唯一一场她还从来没有赢过冠军的经典赛马会），她心爱的赛马因为掉了一块马蹄铁而只得屈居季军。但是人生总会提供进一步的挑战。女王的丈夫虽说已经九十岁高龄，依然活力十足地驾驭着四驾马车。即便对于更年轻的人来说，这样的玩法也算不上安全。女王如今已经不再打猎了，但是对于打猎的兴趣却丝毫不减。在巴尔莫勒尔或者桑德林汉姆，女王每天晚上都会信步来到食品储藏室，查看一下这一天的狩猎斩获。

女王依然会阅读送到她面前的全部文件。这样做很有趣吗？大概算不上。但是女王对于近来威斯敏斯特内部的丑闻与绯闻依旧兴趣十足。公务员退休以后经常抱怨自己遭到了“信息隔离”。女王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问题。她经常在各座宫殿里招待各路客人们宴饮留宿，平时与她打交道的人也全都是消息灵通之辈，更不用说她每天必须阅览多少秘密文件了。如果说英国是一艘大船，女王的位置就在居高临下的桅杆最顶端。的确，宫廷生活的常规、宪制工作的责任以及庞大的住宅面积将女王包裹得里外三层，以至于她并不能经常亲自接触到英国的日常现实。但是女王经常出访各地并且无休止地与人交谈。而且与绝大多数政客与记者相比，她所接触过的人物有着远远更加广泛的背景与出身。因此她的消息非常灵通。更有甚者，女王还经常微服私访。据说有时候，一辆风格老旧毫无特色的棕色小轿车会悄然驶上街头，女王坐在后排，略显奔放的司机则是她的丈夫。女王的身上或许并不会整天携带印有她本人头像的钱币，但是她一直密切关注着王室预算，员工工资以及君主制的日常开销。她曾经近距离目睹过家庭破裂导致的恶果——怒火中烧、恶语相向、心痛欲碎、悔不当初。换句话说，她与现实生活其实也没那么隔膜。在私下里她也可以主动表现出满腔热情，但是她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使命。在有必要的时候，她也可以摆出一副全无表情的骇人面目，直勾勾的目光足以在二十步开外吓退一辆坦克。

在很久以前的十七世纪，君主与议会也发生过冲突。当时议会方面的领袖之一约翰.赛尔登注意到，民众之所以拥护君主制是“为了安宁”。从政治角度来说，女王的生平表明这句话的确有道理。尽管经历过经济动荡、海外战争与恐怖主义暴力，但是女王的统治却从未经历过政治秩序的剧烈崩溃：从左向右，从激进到共识，英国政局的转变如此简单，简直有些乏味。

君主制的批评家们可能会辩称这一点恰恰正是君主制的问题所在。在女王的统治时期，英国的国际实力、制造能力以及生产力都衰落了。或许一个欠缺稳定的系统本应当经历更急促的转弯。或许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英国本应当经受更强的冲击。或许作为缓冲器与安慰的君主制助长了英国的自满情绪。这样的批评的确言之成理，但是问题在于这一点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有些其他君主制国家——例如西班牙与日本——在同一历史时期经历过比起绝大多数共和国都更加激烈的冲击。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难说例如美国这样的关键性共和国就一定比英国更不稳定。（英国最切近的竞争对手法国虽然在明面上选择了共和制度，骨子里的制度却更接近间断性的绝对君主制。假如有人认为共和制就一定更便宜的话，同样不妨参照一下法国的情况，看一看法国为了维持共和国总统的安逸排场究竟置办了多少庄园，多少度假别墅，多少仪仗队员，多么豪华的飞机，多么高档的酒窖，多么盛气凌人的厨师军团。）

女王肯定透彻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多年来她一直在演讲当中暗示自己非常看重君主制招致的批评意见以及掌声。说到英国在经济领域以及作为世界强国地位的衰退，她也曾经就这个问题亲自质询过英国的决策者们。在距离她本人更切近的场合，例如在每年若干次的王室家族全体讨论当中，女王一直监督着“王室集团”——温莎王朝建立以来一直在使用这个称谓——的策略制定。女王始终在不断变化。她说话的嗓音经年以来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不再像五十年代那样清脆，尽管依然很有“上层社会”的腔调。从社交季节到一度不可动摇的鞠躬行礼规矩，她已经摒弃了一大部分王室传统。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她就不让自己的子女对她行屈膝礼了。她和她的丈夫早已习惯了民主做派的问候礼节，例如直视的目光与主动伸手等待握手的姿态。

与时俱进的作风深深地根植在家族当中。甚至就连如今已经步入花甲之年的查尔斯王储——自从他的祖父去世之后，长辈王室成员当中就属他的政治立场最保守——也依然在孜孜以求地寻觅着生活的意义。熟悉王室的人们恐怕会将他的儿子威廉王子称作“天然的宪制国王”——比他的奶奶更贴近普通民众，不像父亲那样遭受个人经历的拖累，而且秉性十分平和。通过将第一位中产阶级成员纳入温莎家族，威廉王子继承了温莎家族代代相传的针织手艺，将君主制与不断变化的英国社会结构再次缝合成了一体。

在女王的一生当中，大英帝国变成了英联邦，一个军方背景浓厚的王朝眼看着英国的军事力量急剧萎缩了下去，税收与立法消弭了贵族阶层的存在，以圣公会基督教为立身之本的君主制不得适应一个宗教信仰众多、还有不少人干脆信奉无神论的国家，一向自视为道德捍卫者的“家庭君主制”遭到了通奸与婚姻破裂的挟持，从小受训不在公开场合流露情感的王室成员不得不在名人成群、奉行暴露主义与情感宣泄的新时代文化当中竭力挣扎。但是奇怪的是，经历了这一切的英国君主制非但没有支离破碎，反而愈发强大。这么多年来，“王室那帮人”遭受过嘲笑、鄙夷、骚扰、说教甚至忽视，但是在女王治下，他们总能触底反弹。

女王莫非是老派君主的最后一人吗？我们很难想象另一位君主能够在另一个像英国一样重要、并且经历过同样剧烈变化的国家维持同样长久的统治。她的人生起始于从很多方面来说都充满了不幸的二战间期失落岁月，充斥着爵士乐、经济衰退与帝国大业；她见识过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惊天动地的战斗，前者差点落败，后者几乎凯旋；她经历了几十年的物质生活繁荣增长，期间标注着一系列国家级别的精神崩溃。她的统治时期遭遇了一场又一场国际危机，从核威胁、苏伊士运河危机到越战，再到伊拉克战争与反恐战争。当年坎特伯雷大主教为她加冕的时候曾经说过，“愿我主赐予你忠诚的议会与宁静的疆土；赐予你抵御一切敌人的屏障；赐予你丰收的土地与繁荣的工业；赐予你明智的策士与正直的官吏；赐予你品行端正的学术与劳工领袖；赐予你虔诚好学可堪任用的教士；赐予你诚实平和任劳任怨的国民。”六十年来，她未必没有考虑过上帝究竟有没有认真听取大主教的祈求。反正六十年来的政客、教士与国民也就这样了，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尽量凑合。

2012年是女王登基六十周年。英国人很擅长回顾历史。或许有些太擅长了。怀旧是古老国家的恶习。但是周年庆祝的确提供了清仓盘点的有益机会。君主制是英国的鲜明特征。假如没有了女王，名为英联邦的这个古怪联盟恐怕并不会存在，五十四个贫富相差悬殊、民主政体与独裁专制并存的国家恐怕并不会走到一起。假如温莎王朝没能幸存至今，英国政坛当中就会缺少“君权”这支略显神秘的权力分支。诚然，世界各地都有君主制的存在，从掌握绝对权力的阿拉伯君主到西班牙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非正式王室家族。但是相对而言还算富有显赫，而且一直栖身于一个重要国家内部的英国君主制还是使得英国在天然盟友与合作伙伴的行列当中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例如美国、法国、德国、印度与巴基斯坦，更不用说中国、巴西与俄国了。

如果说二十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世纪，那么自然也是属于共和主义的世纪激情澎湃的保皇主义者们经常指出，假如英国当真实行共和制，好几位榆木脑袋或者争议缠身的政客都可能当选成为英国总统。在这些人看来，这番说辞就是他们的制胜王牌。假如当年的执政者不是X而是Y，我们如今的处境会更理想吗？我们不妨犯一回花痴，设想一位完全理想的英国总统人选。艾伦.班奈特的女王传记写得如此优美，让他来当总统怎么样呢？海伦.米伦与朱迪.丹奇将女王塑造得栩栩如生，让她们两个来担任总统怎么样呢？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得到一位完美的总统，只能碰上一个失败的政客。全国国民当中至少会有一半人打心眼里厌憎他或她。英国总统也必然会在下台之后回归民间生活——加入银行董事会，或者环游世界，在塑料制造业大会上发表演讲并且收费五万英镑。我们总会知道的。总统与君主带给民众的感觉肯定不一样。

只要对女王的生平进行一番公允的叙述，叙述的结尾往往难免会为女王声辩几句，因此同时也会为君主制声辩几句。只有那些将共和主义厌憎情绪化为厚皮坚革裹在身上的人们才能抗拒这种冲动。但是笔者坚定地相信，“君主制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意义。要想将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必然要经历超大规模的国体再造。而要想达成这一点，首先要与本国历史进行痛彻心肺的割裂。美国作为新生国家不在此列。法国、德国、俄国与中国都是在经历了山河破碎、社会崩溃与流血革命的创伤之后才建成了各自的共和制度。任何一个神志清晰的人都不会希望上述各国遭受创伤的哪怕千分之一降临在英国这个大局稳定的国家头上。因此共和主义在今天的英国充其量只算是余兴节目，在智识层面颇受尊敬，但是只能在理论上说说而已。君主可能会陨落。未来的国王可能会做出错误决策或者遭受霉运，以至于全国民众将会愤怒地揭竿而起，推倒当前的政体，并且坚持要与过去彻底一刀两断。但是假如我们当真面对着必需舍弃君主制的时刻，那时的英国必定面临着远比今天更严重的问题。无论是好是坏，历史终究都是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才是关键所在。英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这意味着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都伴随着我们，就像一个神秘莫测、出没于阴影当中的亲戚。

英国君主制的规模可能会遭到急剧削减。假如未来的某位君主不慎卷入政治争端并且失败的话，这种事很有可能发生（尽管君主在政治争端当中取得胜利也会造成同样危险的局面）。从那以后英国可能会步入较为正常的境地，起草一部成文宪法，利用寥寥几页法律术语将君主的存在正式圈禁在纸面上。议会可能将组成王室地产的土地与财富干脆夺走。政客们可能会对温莎家族课以重税，以至于在不长时间内家族势力就会严重缩水。英国君主制之所以能够给人留下良好的正面印象并且发挥积极作用，完全是因为得到了民众的拥戴——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宪制君主总比同一时期的民选政府更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君主制看上去更有人情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君主并不是当时执政的民选政府。

君主制的运作需要依靠个人的意志力与选择。怀旧情绪往往使得我们觉得君主制一成不变，从来如此。如果凑近一点仔细看的话，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从OBE到爱丁堡公爵的奖励计划，从皇家阅兵到脸书与推特，温莎家族一直在与时俱进。如今在女王生日庆祝仪式上举行阅兵仪式与公布授勋名册的传统其实只能追溯到她父亲的统治时期。看上去如此古老，披着一身中世纪蛛网与尘土的濯足礼仪式其实直到1932年才被女王的爷爷再度张罗起来。在华丽的嘉德勋章授勋庆典上，来来往往的骑士们头戴鸵鸟与苍鹭的羽毛，身披蔚蓝色的披风，这幅景象可谓赏心悦目到了极致。这项仪式倒是的确能追溯到爱德华三世时期，最早始于1348年。当时他为了庆祝新骑士团的成立而专门举行了一连好几天的宴席与祈祷。但是这项仪式后来中断了很久，目前的举办形式只能追溯到二战结束后。女王的父亲一手复兴了这项传统。正如史学家大卫.斯塔基（2）所说，挤满白金汉宫舞厅的集体授勋仪式“是伊利莎白王朝最重要也最典型的仪式。而且这些仪式的历史根基根本延伸不到温莎家族存在之前。”重新发明传统本来就是英国君主制的关键策略之一。

她肯定想过这个问题，而且还反复考虑过。1949年10月，女王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面向母亲联盟发表了一篇演讲，她警告听众们要小心当前这个耽于自我放任，物质主义甚嚣尘上而且道德标准不断下滑的时代。的确，当时存在很多不幸的婚姻，许多新婚夫妇都面临着住房短缺的困境。“但是我们只要看一看家庭破裂在我们周遭导致的满目疮痍，尤其是针对儿童造成的伤害，我们决不能怀疑离婚与分居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最黑暗的恶果。”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恒久不易的，而且家长们有责任将子女培育成基督徒，而不必担心担心别人会嘲笑他们假装正经。在谬误面前彰显反对态度非常重要。女王必须挺身而出，鞭笞社会弊端。

这场演讲的大背景是战争刚刚结束，无数家庭被战争撕裂，首都街头到处都是没人管的野孩子，栖身在弹坑与废弃建筑里面。伊利莎白公主当年说的话，如今的女王肯定还会满心赞成。但是如今她再也不能公开宣讲同一套内容了。就像千百万普通英国家庭一样，温莎家族也发现生活的原则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无法逾越的鸿沟。但是女王并没有从原来的阵地上后撤太远。如今她的圣诞致辞依然充满了人世间的道德理念，强调宽恕、和解与忠诚。她的主教们都注意到，近几年来女王圣诞致辞当中的宗教色彩并未淡漠下去，而是越发浓厚了。

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查看女王的统治，我们会注意到女王从来不用反问句强化自己的立场，也不会为自己进行辩护。一系列塑造形象艺术家，比如像塞西尔.比顿、皮埃特罗.阿尼戈尼、 卢西恩.佛洛伊德或者安迪.沃霍尔这样的画家，又比如像温斯顿.丘吉尔、理查德.丁伯比、特德.休斯或者吉尔斯.布兰德斯这样的作家，都为女王增添了许多光彩。但是考虑到人们向君主制倾注的时间与注意力如此之多，奇怪的是关于君主制的智识讨论却少得可怜。有限的正面讨论看上去全都倾向于将君主制当成维多利亚时代流传下来的旧物，死死攥着不肯松手。真正生动鲜明的讨论全都来自来自另一边，来自像威利.汉密尔顿（3）与汤姆.奈恩（4）这样反对君主制的作家。尽管看上去并非如此，但是这一点的确是君主制的隐患。正如前文所见，君主制就意味着持续不断地自我改造，永远落后于时代但是永远仅仅落后一步。因此为君主制进行辩护的说辞也需要一代又一代新人的不断重新思索。君主制要想存续下去，就绝不能沦为鸡肋，仅仅得到民众的容忍而非拥护，同时又在私下里被人视为笑柄。

假如女王当真畅所欲言的话，她究竟会说些什么呢？笔者认为她或许会说自己的生平事迹十分极端。当代民主社会号称重视特殊才能——商业手腕、体育特长，等等——并且根据才能大小分发回报。但是这番说辞只不过是一本正经的屁话而已。当代的市场化民主制度其实是一张人脉与关系结成的网罗，时时遭受着偏私偏向、暗室操作与家族协议的撕扯。成功的律师、银行家、记者以及其他高薪行业从业者的子女们往往更容易在父母所在的行业里面出人头地，同时还坚信“因为我们值得拥有”。与此同时还有千百万其他竞争者从未被人扶上马送一程，因而没能取得同等成功。在他们看来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种虚假敷衍的精英主义宣传口径听上去倒是有多么羞辱人呢？如今最狂热的王室崇拜者们往往都是那些少言寡语，随遇而安的社会大多数，根本不被精英阶层放在眼里的普通民众。这个现象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当代君主制体系可以将某一个家庭安置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使其成为全社会的减压阀。这个家庭天经地义就应该享有这样的地位。假如他们妥善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会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成功并不会打压或者贬低任何其他人。鞠躬行礼，喊一声“陛下”，这些细微之处的例行公事早已不再是强权面前的卑屈顺从，而仅仅是礼貌而已。女王的某位身边人认为，女王与公爵具有“基于世袭原则的谦逊品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本人之所以拥有今天的地位，与他们自身的努力奋斗一丁点关系都没有。这一事实向他们施加了万分沉重的责任，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对得起落在自己头上的非凡命运。这一点使得他们非常尽职尽责，甚至谦卑到了可笑的地步。”另一位白金汉宫的仆人则认为，英国选民之所以很乐意赞叹倾慕王室的豪华气派，是因为他们相信王室成员全都理解自己身为个人并无特殊之处。“他们想要披着伪装的共产主义，而女王恰恰向他们提供了这一点。”

这番话可能听上去有些过头，但是你对女王观察得越细致，就越会觉得这番话言之有理。女王理解自己受到的尊敬首先要归于君主大位，其次才能归于她本人，尽管她也一定很清楚人们多么钦佩她以个人身份作出的贡献。成为女王不仅是天职，也是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女王永远都知道摄像机镜头的位置。她永远穿着醒目的服装。下雨的时候她永远都使用透明雨伞，为围观人群与摄影师们提供方便。她很清楚成像技术带来的机会与陷阱。有一回英国文化协会在挪威为卢西恩.佛洛伊德的一幅大型裸体画作举办揭幕仪式。前来挪威进行揭幕的女王告诉一位组织者，自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确定“我在照片上的位置不会位于两条大腿中间”。只要摄像师在场，她的微笑总会像电灯泡一样亮起来。她厌恶迟到，部分原因在于守时有助于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自己。她从未主动追求过个人知名度，从未接受过采访，也从未试图“讲述自己的故事”。如果出现了伤人或者错误的报道，她的反应永远是咬紧牙关。在年轻的时候她也曾经是一位国际巨星，但是她从来不会在摄像机面前故作姿态存心卖弄，更不会主动迎合媒体。女王从未有过“真心告白”的时候，也从未改造过自己。君主制是一场形象的盛宴——城堡、国事活动、气质、纹章以及典礼仪式等等。但是从当代自我意识角度而言，女王并不具备任何“形象”。

难道这意味着女王只是普通人而已吗？当然她的人生境遇与责任感一点也不普通。她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从小身边就跟从着大队随员。女王的私人兴趣，从饲养赛马到射猎，都不是普通人玩得起的项目。女王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没有中产阶级的朋友，也从来不知道赚钱是怎么一回事。她的兴趣同样远离中产阶级。她也会用保鲜盒当做早餐麦片的餐具，她也会收看绝大多数英国人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她也很喜欢家长里短的各种传闻。但是作为“荣誉之源”，她对于头衔、勋位、制服与徽章之类的事情抱有远比绝大多数臣民都更热切的兴趣。在王室成员说生活的世界里，各种十字勋章之间的精确排位与礼服纽扣的正确数目的确事关重大。这恐怕算不上君主制体制最引人入胜的特点。

因此女王并不是普通人。但是关键在于，有这样一群受到排场、光华、财富、历史与气派层层围绕的人们，历史机遇选中了他们，将他们填补进了特殊的位置当中，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假如某一场古代战争胜负倒转，假如某一群早已被遗忘的古人改变了宗教信仰，假如某一场古代联姻的夫妻双方另有其人，那么今天的女王与公爵就会是两位截然不同的人。在欧洲历史上，上一位完全因为个人品质才得以登基称王的君主是谁呢？大概是拿破仑——再看看他的王朝究竟延续了多久吧。历史的机缘巧合将女王安置在了今天的位置上。在这个竞争激烈毫不留情的当今世界里，许多人都觉得这一点很能抚慰人心。民主制与君主制早已不再是彼此作对的仇敌，而是成为了相互扶持的伙伴，无论这幅景象看上去究竟多么怪异。

（1）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garet_Rhodes

（2）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Starkey

（3）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e_Hamilton

（4）http://en.wikipedia.org/wiki/Tom_Nairn

2011年4月29日星期五，英国王室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上演一场世界级的节目。威廉王子与凯特.米德尔顿的婚礼几乎在各个方面全都尽善尽美，甚至将王子父母当年的婚礼都比了下去。1981年7月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婚礼尽管像童话一样美好，但是主角却是一位显然不太自在的男性与一位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女性。将近三十年之后，当事人显然有了更丰富的经验，婚礼本身也显露出了一丝不拘一格的神气。这次的婚礼并没有在圣保罗大教堂大摆排场，也没有贯穿伦敦城的游行队列。查尔斯与戴安娜的长子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婚礼，教堂门前摆开了好几排景观树木当做装饰。新近册封的剑桥公爵亲自驾驶查尔斯王储的绿色阿斯顿马丁，将公爵夫人送到了白金汉宫。车上挂着标志新手上路的红色L字样车牌，还贴满了新郎的弟弟哈利王子精心挑选的标语贴纸。一路上就只有夫妻两个。很难想象威廉王子的父亲会如此放松。（不过话又说回来，查尔斯王储恐怕也不会在白金汉宫阳台上趁着皇家空军飞过的时候去掐凯特的妹妹皮帕.米德尔顿的屁股。）

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婚礼是八十年代早期最受欢迎的公共事件。同样，如今这次婚礼也将海量人群引入了伦敦市中心。就像1953年的加冕仪式以及其他王室重大活动一样，这一次也有许多人为了争取最佳观礼地点而露宿街头。尽管天气预报称当天将会降温并且可能有雨，但是实际上天气却好得很。而且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了下去——只不过有一匹禁卫军战马脱缰冲出了队列，此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宾客们离开以后，摄像机镜头拍摄到了一位教堂司事在大厅里作侧手翻的景象。警方提前逮捕了相当数量了无政府主义者与抗议者，并且因此遭到了批评。但是考虑到来自爱尔兰共和派极端分子以及其他各方的切实安保威胁，伦敦警方还是很可以洋洋自得一下的，因为他们的确毫无瑕疵地调度安排了一场足有一百万人参加的超大型活动。

这次婚礼的全球收看人数几乎达到了查尔斯-戴安娜婚礼的三倍。当年的全球观众人数大约是7.5亿，这一次则达到了24亿。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如今的全球观众基数更大了，观众与各路事件的联系也更紧密了。当然这个数字只是约数，必须要谨慎看待。但是假如这个数字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收看了这场婚礼。在美国，大约2200万观众通过主流电视台收看了婚礼转播。这个数字的确少于当年收看戴安娜葬礼转播的人数，但是不要忘了这其中并不包括在线收看婚礼的观众——他们的总数肯定不容小觑。就像曼联足球队一样，君主制也是少数几个依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清晰辨识度的英国品牌。这些王室活动也因此成为了少有的国家展示橱窗。无论我们这些英国人喜欢与否，在中国、加州以及智利等地的人们眼中，这就是英国的形象。二十一世纪的君主制究竟发送出了怎样的信息呢？首先，伦敦有能力在正式举办奥运会的前一年滴水不漏且颇有几分机智地经办并呈现一场极其纷繁复杂的公共事件。婚礼场面电影感十足。男性温莎家族成员身着艳丽的制服。新娘与婆家的女眷们身穿着华丽的英国国产婚纱与礼服。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照亮了哥特风格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居高临下的摄像镜头俯瞰全场，时而宛如飞鸟一般俯冲下来，恰似哈利波特电影的开场场景。根据新工党未能成功实现的愿景，英国本应成为一个奉行平等主义并且由技术官僚来治理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形象与眼前的情景可谓大相径庭。同样从这幅图景当中也看不到衰落或者自我怀疑的迹象。

英国国内大约有2450万观众通过主流电视台收看了婚礼，其中绝大部分看的都是BBC。全国各地总共封闭了大约5500条道路来举办街头派对，如今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了牢不可破的国民传统。伟大的英国作曲家阿诺德.巴克斯曾经告诉自己的同胞们，人生一世，“除了乱伦与民俗舞以外”，其他一切事物都应当至少尝试一次。英国人显然忽视了这句警告的后半部分，因为许多街道上都充满了莫里斯舞者，醉意盎然的英格兰人纷纷向邻居介绍自己，并且跳起了苏格兰回旋舞。人群当中有很多人都穿着T恤衫，上面写着“感谢今天放假”。就连《卫报》都清空了绝大部分新闻版面，浓墨重彩地报道了这一天的情况。

毋庸置疑，对于温莎家族来说这是扬眉吐气的一天。这一天的景象表明，英国民众对于甜蜜的大团圆结局与一个成功自我再生的王朝的前途依旧抱有高涨的热情。唯一的不和谐音符在于，两位尚且健在的工党前首相，布莱尔与布朗，都没有接到参加婚礼的邀请。相比之下，所有健在的保守党前首相全都收到了请柬。官方事后给出的理由是这二位都不是嘉德骑士团的授勋成员，不过这个理由听上去多少有点单薄。私下里有人认为这是克莱伦斯宫对于工党的报复，因为工党禁止了猎狐活动，并且未能下令建造新的皇家游艇。不过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白金汉宫当真忙中出错把他们两个漏下了。不管怎么说，考虑到布莱尔在戴安娜去世之后为温莎家族提供的帮助，不少人都觉得犯下这样的错误实在有失体统。

从更宽泛的角度而言，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前车之鉴曾经将君主制绑上了过山车，华丽的开局伴随着一塌糊涂的收场。因此眼下这场婚礼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避免过分明显地应和上一辈人的先例。事实证明，两场婚礼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在于地点的选择，而在于当事人的精气神。威廉王子的脸上虽然一直挂着腼腆的微笑，但是显然非常愉快；凯特.米德尔顿看上去也落落大方。在婚礼的关键时刻，两人还会忙里偷闲地说几句悄悄话。夫妻二人离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时候，新近册封的剑桥公爵告诉公爵夫人，“这一切都太美好了。你能嫁给我真令我感到骄傲。”哈利王子则在一旁咧嘴微笑，小声鼓励着自己的哥哥与嫂子。这对夫妻的举止轻松而自然，他们年龄相仿，在大学里结识相恋，而且还有过婚前同居的经历——地点是北威尔士。两人曾经一度分手，后来又言归于好。时年29岁的凯特.米德尔顿作为王室新娘而言的确年龄偏大了一点——几乎比戴安娜当年年长十岁——而且她也必然会面临尽快生育子嗣的要求。但是这段多出来的生活阅历对于她来说可谓是千金难买的宝贵财富，而且看上去她也早已具备了戴安娜毕生求之不得的各种品质：坚韧顽强、熟谙世故，以及持久耐力。

回头看来，当年那场婚礼更像是狂热爱国主义的幼稚爆发。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毕竟当时英国的处境相当艰难。记者伊安.杰克提醒《卫报》读者们，在1981年的时候，“英国的矿坑依然雇佣着七十五万名煤矿工人，大量船只依然源源不断地从几十座英国船坞的滑道上滑向海洋，圣保罗大教堂门前轰鸣不止的劳斯莱斯依然安装着英国国产引擎。”但是在另一方面，“身陷囹圄的爱尔兰共和军囚犯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死于绝食抗议，暴乱在英格兰的各个城市里此起彼伏，二百五十万人（这个数字还在上涨）只得依靠救济维生。”福克兰群岛战争此时尚未打响，国民经济的复兴看似遥遥无期，撒切尔主义的全盛时代更是无从谈起。戴安娜的出现就如同数九寒天的阳光那样暖人心脾。尽管当年的人们难免当局者迷，但是今天的我们不难意识到，戴安娜的纤弱肩头承载了太过沉重的希望与期待。更有甚者，当年的英国政坛分界远比今天更加严苛，共和派反对王室婚礼的火气也更旺盛。甚至有些左翼人士不惜乘船前往法国，以免遭受婚礼报道的荼毒。此外来自媒体的嘲讽也比今天更多。

2011年的英国同样面临着许多问题，而且就某些方面而言还比当年更严重。为了偿付悬挂在众人头顶的巨额国债，公共开支一再削减。阿富汗战争久拖不决并且日益棘手。谁也不能说目前的时光很轻松。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此时另一位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正处于个人权威的巅峰。共和主义者们对于婚礼盛景的反对微弱得难以听闻。我们决不能想当然地划分一条看似方便的分界线，将保皇主义者与保守党划归一边，将左翼人士与共和主义者划归另一边。伦敦的人群绝不是单纯的铁杆保皇主义观光客。总体而言，他们相对更年轻，出身背景也更加多样化。只要手里换一面旗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完全可以是夏季摇滚音乐节上的观众，或者投身于反对联合政府削减公共预算的工会抗议游行。许多人都对一位中产阶级女性也能够成为温莎家族一员的事实表达了乐见其成的态度，并且注意到了女王返回白金汉宫时脸上的欣慰表情。笔者曾经进行过一次很不科学的民调，询问这些人有朝一日王室家族会不会接纳亚非裔成员。绝大多数受访者都困惑地耸耸肩，“为什么不呢？”

正如前文所见，凯特.米德尔顿并不是第一个加入君主制核心的平民。伊丽莎白.鲍斯.莱昂女士与戴安娜.斯宾塞女士严格说来也都是平民，因为这二位都没有王室血统。但是绝大多数英国人都不会将她们称作平民。相比之下，凯特的父母都是货真价实的中产阶级。为了适应稀奇古怪的王室圈子，米德尔顿一家耗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从头学起，尽可能避免因为言语与举止的疏漏，尽管期间一直躲不开蠢人与势利眼的嘲讽。米德尔顿一家的经济实力的确是百万富翁的级别，但这笔财富并非来自祖上的荫庇，而是多年打拼的成果。他们家开设了一家上门服务连锁店，主要业务是组织与安排儿童派对。米德尔顿的父亲曾经是一名飞行签派员，她的母亲曾经当过空姐，她的姥爷是个售货员。她母亲家的祖上曾经是苏格兰煤矿的矿工，而这些煤矿的所有者正是鲍斯.莱昂家族。凯特的确上过马尔伯勒的私立寄宿制学校，也坚强地学会了射击、追猎与马球，她出身于奋力打拼渴望成功的中产阶级，而不是坐拥大片土地的地主阶级。千百万英国女性都将米德尔顿和她的母亲当成了自己的化身。在婚礼现场的人群当中，可以看到许多少女挥舞着标语牌，上书“哈利是我的！”她们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在开玩笑。但是等到她们回家以后，难免会觉得这个玩笑其实并不算荒唐。

2011年的这场婚礼其实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而这个故事本身还要继续讲很久。但是这场婚礼的确传递了重要的信息与悖论。威廉王子在正式成为国王以前想必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学徒时期，在此期间他很有必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如今英国人的阶级意识远远不如当年强烈，也远远不像当年那样一本正经。要想维护王室的神秘气质，就必须内敛自守，要想满足民众（而不仅仅是媒体）的期待，就必须坦诚开放。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对于他奶奶来说并不容易，将来对于他来说同样不会容易。比方说讲笑话要讲到什么程度才算恰到好处呢？平时穿什么衣服才最合适呢？他可以参加哪些电视节目呢（假如能参加的话）？他可以接受报纸采访吗？除了安保严密的王室府邸或者偏远小岛之外，他还可以前往其他度假地点休憩游玩吗？目前他是一名皇家空军搜救直升机驾驶员。等他退伍之后打算居住在哪里呢？假如他足够幸运的话，很快就要照料自己的下一代，这样一来在孩子成长的最初几年里他究竟应当承担多少王室职责呢？这些问题都很有年头了，但是今天依然不过时。而且正确答案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新老交替而微妙地变化着。

与父亲以及爷爷相比，威廉王子在伊顿公学与圣安德鲁大学当中接受的教育在许多方面或许要更为“正常”。像他的弟弟一样，他也是伦敦高档夜店的常客。他身边也围绕着一帮富二代哥们，这些人能够为他提供来自“王室集团”之外的支持与安全感。婚礼上的很多嘉宾，包括卡梅伦首相以及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以及许多婚礼评论家们，都是他的伊顿校友。未来国王的妻子以及现任首相的妻子则都毕业于马尔伯勒。只要当事人小心注意，避免给外界留下统治阶级封闭圈子的印象，不要让外人觉得他们全都穿着同一款式的晨礼服，操着一模一样的口音，还抱有大同小异的世界观，那么这个现象本身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女王一直致力于为自己塑造平易近人的形象，让自己成为所有人的君主——这样一位君主固然不能摆脱阶级属性，但同时也不会彰显任何政治倾向。

好消息在于，威廉王子目前已经显示出了稳健可靠的作风。而嫁给他的那位女性早年曾经被各家报纸的专栏作家们纠缠了许久，早在两人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就送给她一个“死等凯特”的绰号。历经磨练的她要比上一代王妃更加坚韧，也更加富有街头智慧。有些熟识威廉王子的人声称，尽管王子的脸上总是挂着彰显一切正常的微笑，但是直到今天为止，他对于媒体在母亲遇难事件当中扮演的角色依然怀抱着冷冰冰的怒火。倘若此言不虚，谁又能因此责怪他呢？毕竟在那场悲剧当中并没有其他同样显而易见的替罪羊。戴安娜死后，他的父亲温暖而尽责地照顾了他与他的弟弟。如今父子三人之间的关系看上去很融洽，经常相互打趣，而且威廉王子似乎真诚地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高兴，因为他终于从卡米拉那里获得了温暖与支持。在媒体眼中，过去一直是威廉王子劝说自己的父亲要保持冷静，而不是相反。2005年在滑雪度假地克洛斯特斯，查尔斯王储在接受记者照相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与话筒的距离足够接近，结果他的小声嘀咕就成了公开发言：“我恨这一切……我恨这些人……”至于BBC的王室新闻特约记者尼可拉斯.维奇哈尔则得到了以下评价：“这群王八蛋。我简直受不了那个家伙。他太混蛋了，真的。”结果还是他的儿子劝他要保持微笑并且试图缓和气氛。

爱丁堡公爵也曾经是一个坦诚乐观的人，但是后来他觉得记者们存心误解并伤害自己，于是就将自己封闭了起来。威尔士亲王的朋友们都说他在私下里十分幽默爽朗，后来他也撞上了媒体敌意的坚壁，于是照旧将自己封闭了起来.当前的问题在于，能否避免这个模式第三次遭到重复呢？鉴于威廉王子早在少不更事的脆弱年龄就遭受了母亲亡故的骇人打击，随后又经历了全世界关注目光的烧灼，他在长大成人之后展现出来的安之若素的气质简直令人诧异。但是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肯定是父亲与祖父的关爱，而这两位长辈都曾经遭受过某些报纸与一部分公众的妖魔化。因此“安之若素”与“甘之若饴”恐怕是两回事。

2005年，威廉王子与哈利王子的手机短信信箱都遭到了黑客攻击。攻击者是默多克旗下《世界新闻报》雇佣的私家调查员。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次非法窃听手机案件涉及了成百上千名受害者。除了众多政客与名人之外，受害者当中还包括一名不幸死于谋杀的十三岁小姑娘米莉.杜勒，以及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爆炸案死难者的遗属。默多克被迫关闭了这家背负168年历史、生平大部分时间都稳居销量第一位的报界老字号。随着公众怒火的爆发，默多克的传媒帝国也遭到了丑闻的剧烈摇撼，许多积年以来令王室成员愤懑不已的记者与报社高管都陷入了丑闻当中。对于遭受窃听、诓骗或者背叛的恐惧深深地根植于温莎家族的心理当中，而且绝大多数老一辈王室成员都曾经吃过亏上过当。贪心或者轻信的王室小辈们曾经经受过公开的羞辱，最高级别的王室机密也曾经被公之于众。就连温莎家族向来倚重的安保警官都被卷进了怀疑的网罗。

鉴于任何主要王室成员都要在公共注视下度过自己的一部分人生，这个问题绝不能一笑了之。但是这并不是威廉王子一个人的问题。爱丁堡公爵与查尔斯王储的遭遇——用嘲讽讥笑取代新闻报道的作法——不仅伤害了他们本人，也伤害了君主制。他们本人以及作为体制的君主制都因此丧失了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精神与灵活弹性。假如英国人当真重视君主制，至少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报道奠定基调的业界大佬们（如今的新闻已经在极大程度上遭到了微博与博客的民主化）必须扪心自问，针对未来国王纠缠不休的作法究竟是否有利于这个国家。“纠缠不休？”读者们可能会发问，“是谁在纠缠威廉王子啊？难道他与凯特不是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吗？”他们确实是。但是假如二十世纪英国君主制的历史留下了任何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那就是公众情绪总会转变，更艰难的时刻永远都会在前方恭候。过去几十年里，英国新闻界一直奉行着自由放任八方混战的原则。但是2011年某些记者与报社高管的举止表现所引发的公众怒火或许能够终止这一切。继君主制、金融城与议会之后，报纸本身也沦为了无情审查的靶子。无论这一局面带来了多少痛苦，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或许就是这个样子的。尊崇上位者的心态以及将私密寡言奉为美德的信念固然有助于未来的国王与女王们生活得更轻松，但是这两者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说威廉王子的父亲与祖父从未警告过他多加小心的话，那才真是奇哉怪也呢。

这场变故对于女王与布莱尔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毕竟布莱尔是即撒切尔之后任期最长且最富争议的首相。有一位同时熟悉白金汉宫与唐宁街的内部人士声称女王与布莱尔的关系不算特别亲密。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以反映女王与首相之间的亲近程度：“他是否会留下来喝一杯呢？”与梅杰不同，布莱尔并不会在觐见结束后多做逗留。但是布莱尔在回忆录中的确提到了女王曾经亲自打电话祝贺他在北爱和平进程方面取得的成绩。“我觉得这种事她肯定不常干。的确如此。”某位当时供职的高阶公务员这样形容新工党政府对待君主制的态度：“彻头彻尾的无知，加上兴高采烈的傲慢，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一定有能力应对……他们自视为一群现代人，肩负着扫荡老旧体制的任务。”新工党尤其着迷于美国总统制度，相信首相的角色应该向总统靠拢。这样的态度想必会使得宪制君主感到不太舒服。

在布莱尔的执政早期，白金汉宫对于新政府内部信息的饥渴程度达到了高潮。“白金汉宫并不理解布莱尔政府，”一位前任官员这样说道，“白金汉宫完全被阻隔在了白厅之外，而外人很难理解白厅的内部事务，例如充满了愤怒与恐惧的布莱尔-布朗宿怨循环。”像这样的理解欠缺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早在2001年大选之前——当时的局势还在布莱尔的掌控之下——阿拉斯特.坎贝尔就受命泄露了预定的大选日期。公务员们提醒布莱尔的幕僚长乔纳森.鲍威尔，根据宪制首相首先要向女王请求解散议会的许可。此言一出吓得所有人如梦初醒，布莱尔赶紧冲到白金汉宫，这才总算没耽误事。还有一次更早的时候，布莱尔对于某次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的时间安排不太满意，结果招来了女王的亲自质问。“如果女王真心想要吓人的话，她可以非常吓人。”布莱尔如是说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王的性格也为各位新工党大臣们留下了越发鲜明的印象。有一次觐见女王的时候，时任海外发展秘书的克莱尔.肖特显然忘记了事先关上手机，结果手机铃声在女王面前响了起来。“接吧，亲爱的。”女王说道，“说不定是什么大人物打来的呢。”还有一次，她不事声张地迫使旗帜鲜明的非君主主义者、代理首相约翰.普利斯科特在她面前低下了头——确实如此。当时他凑过来跟女王谈话，女王却突然压低了声音。为了听清女王的话语，普利斯科特不得不俯身下去，在其他所有人眼里他正在向女王弯腰鞠躬。至于布莱尔本人则似乎越来越享受每周觐见，以至于他的手下人开始编排他如何痴迷于女王的段子。一位观察家这样说道：“她具有非比寻常的魅力，而且我认为她的魅力很管用。”

但是与此前任何一位前任的回忆录相比，布莱尔的回忆录都走得更远，披露了大量关于女王的故事以及他本人对于女王的看法。布莱尔的行文多少有些调侃意味，使得白金汉宫颇为不满，尽管其中有些故事的确很好笑。布莱尔谈到了自己访问巴尔莫勒尔的行程安排：“引人入胜、超现实与彻底猎奇的氛围在这里鲜明生动地结合成为了一体。倒不是说王室成员不欢迎我的到来，只是这种文化对于我来说太陌生了。”接下来布莱尔不失分寸地嘲讽了宴会现场的男仆、菜肴与艺术品。至于菲利普亲王的著名烧烤宴会，“同样也受到传统与规程的辖制。王室成员负责烹饪与上菜，还负责刷盘子。我一点不开玩笑。他们真的要带上乳胶手套，将双手没入水槽。你在一边坐着吃饭，女王会主动过来问你吃完了没有，然后她就会端着一摞空盘子走到水槽边上”后来布莱尔又反思了千禧年之夜伦敦东区千年穹顶里面进行的庆祝活动。这次庆祝进行得并不如人意。“我不知道菲利普亲王心里面作何感想，但是他的想法大概不太方便见诸报端。我觉得女王的感想应该也差不多，只是在具体措辞上可能会更克制一些。”卸任之后的前首相这样写道。当时菲利普亲王曾经当场指出，在观众席上空进行杂技表演的杂技演员们并没有系安全绳。布莱尔不禁想到，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很可能不慎失手摔落，葬送女王的性命。“报纸大标题我都想好了：‘千年穹顶空中飞人砸死女王’……‘布莱尔承认庆祝规划存在疏漏’。”

这段文字当然只是说笑而已。但是自从对于女王几近奉承的丘吉尔以来，英国的首相也走过了漫长的旅程。就像对待此前各位首相的态度一样，女王对于布莱尔的看法同样非常私密。毕竟当初正是新工党听信了即将下台的梅杰政府的汇报，决定报废皇家游艇。尽管在戴安娜去世前后新工党政府的确为王室出力不少，但是基本上并没有证据显示双方之间的态度有多么热乎。有一次布莱尔夫妇去巴尔莫勒尔做客，女王夫妇邀请首相夫妇共进下午茶，但是布莱尔却踪迹不见。女王询问谢丽.布莱尔首相在哪里，谢丽答道他可能正在楼上赶写关于废除君主制的演讲。这个笑话对于她面前的听众们来说未免太危险了一点。从那以后威尔士亲王曾经多次激烈抨击舆论环境当中的政治正确禁忌与责备他人的文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地认为他并不是新工党的仰慕者。爱丁堡公爵曾经在作家吉勒斯.布兰德莱斯面前否认自己是个现代派。“不，我可不会像布莱尔那帮人一样为了追求现代化而追求现代化，我不会为了搞三搞四而到处乱捅。”日后他还为了不列颠尼亚报废的问题而公开抱怨过。

布莱尔一心想要借助戴安娜的魔力将君主制改头换面，推动激进的君主制现代化。他的狂想终究落了个竹篮打水的结果。但是如果人们想一下他的政府引入了多少质疑宪政体制或者（例如猎狐禁令那样）惹恼王室成员的改革措施，白金汉宫方面的反应的确平和冷静得有些不一般。1999年新工党从上院赶走了一大批持有终身席位的议员，只留下92名世袭贵族。新工党建立了苏格兰议会与威尔士国民大会，大量采用了欧洲法律，还打算废除英镑改用欧元。白金汉宫对于这些做法肯定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女王手下的白金汉宫团队无论如何也不会与民选政客们发生纠纷。

部分原因在于，布莱尔与他的大臣们为两起对于王室家族而言关系特别重大的里程碑式事件提供了足量的支持与帮助。乔治五世的登基二十五周年庆典与四十多年后他的孙女的登基二十五周年庆典都曾经令人面色阴郁地大摇其头。在2001-2002年的冬天，女王即将迎来登基五十周年庆典的时候，同样有很多人作出了不利的预言。《卫报》谈到了街头派对缺乏组织导致的“宫廷恐慌”，还认为新上线的白金汉宫网站“气象惨淡。目前为止网站上列举的活动如下：普利茅斯将要举行台球锦标赛，华威郡的奥克斯希尔将要栽种一棵橡树苗，伯明翰市舍利镇克兰摩尔幼儿园将要开辟一座周年庆典花园，伦敦各地将要设立许多小型喷泉。除此之外基本上就没有其他什么安排了。”人们难免会将参加庆祝活动的人数与君主制的人气联系在一起，而白金汉宫的官员们则一直在竭力淡化这一点。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躁动，是因为王室在九十年代遭遇的灾难依旧回荡在人们的记忆里。人们担心与老迈的君主制相比，新工党的“酷不列颠”更好地反映了这个国家眼中的自我形象，尽管这个名词此刻早已不时髦了。2002年对于女王来说也是开局不顺。2月份她失去了自己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这件事对女王造成的伤害恐怕要比外人看来更加严重。尽管玛格丽特公主的人生轨迹与女王大相径庭，但是姐妹俩的联系始终非常密切，几乎每天都要通话。时至今日，为了纪念自己的妹妹，女王的手包里依然每天都会放着一个装糖果的金匣子。这是玛格丽特当年送给她的，如今已经磨损得很旧了。出席了女儿的葬礼之后又过了六周，王太后也去世了，享年101岁。这两个人的死亡都不算意外，但是王室家族依旧深受打击。女王的家人表示，母亲与妹妹一直是女王的重要参谋。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接连失去她们两个“十分艰难，不能低估（她受到的打击）”。但是他们都认为女王挺得住，她也的确挺了过来。白金汉宫里的一部分人甚至认为，当悲痛情绪过去以后，女王或许终于感到了解脱，她终于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女王，并且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但是查尔斯王储受到的打击似乎特别深重，他谈论自己外祖母的公开程度与感情流露也要胜过他对于其他任何人的论说。

就像五十周年庆典一样，王太后的葬礼为铁杆共和派与王室怀疑者们提供了反思的机会。《卫报》此时已经成为了温莎怀疑主义的主导声音，这次报社刊载了头版大标题《无常的告别揭示了国家的分裂》，《卫报》专栏作家乔纳森.弗利兰德则指出白金汉宫门外人群稀疏，几乎没人排队签署悼念册。此情此景根本无法与戴安娜去世时的景象相提并论。将悼念日期从十三天削减为九天的官方决策也遭到了弗利兰德的质疑。“或许他们预料到了目前的国民情绪，并且担心英国的悲痛情绪坚持不了两周。但是谁又能保证九天就不算太长呢？”实际上，等到王太后葬礼正式举行的时候，场面同样极其盛大，吊唁致哀的人群同样排起了长队。英国民众一开始的反应之所以如此迟钝，恐怕有两方面的因素。首先，王太后的死讯算不上意外；其次，人们需要一点时间来回顾伊丽莎白女王的漫长服务时代。就像其他重大王室活动一样，各路媒体也围绕这起事件打起了口水仗。例如《每日邮报》就攻击BBC对王太后缺乏尊重，因为报道王太后死讯的播音员扎了一条暗红色而不是纯黑色领带。在媒体的引领下，尽可能地狂热彰显君主主义立场的作法也成为了划分高下的分界线，一边是号称深沉爱国的立场，另一边则是浅薄卖弄的风格。白金汉宫并不特别希望见到这样的分歧。

五十周年大庆也打破了许多记录。就像六十周年大庆一样，此前只有维多利亚女王的登基五十周年大庆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想当年大英帝国正在如日中天之际，悲叹帝国倾颓的言论听上去仅仅是无稽之谈而已。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回声依旧依稀可闻，因为这一年早些时候女王访问了牙买加、新西兰、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女王在每一站都遇到了盛大的欢迎人群，尽管现场也出现了少数抗议者，例如牙买加的塔法里教信徒与魁北克的加拿大居民。就像维多利亚时代一样，这次出访也显示了女王深受爱戴的程度。当然，在旧日的帝国疆域内部也存在着异见的涌流，很可能会改变英国君主制的未来。新西兰首相海伦.克拉克声称新西兰应当成为共和国。女王在加拿大则仅仅受到了代理首相约翰.曼利的款待，并且他明确提出加拿大将在女王统治结束之后切断自己与君主制的关系。

在英国本土，各种庆祝仪式已经形成了惯例。女王在上下两院都进行了演讲，回顾了自1952年以来的世事变迁。“我们必须言说变革，必须认清这些年来变革的广度与不断加快的步伐……变革自身已经成为了恒定的常量，经营变革的手段已经成为了一门不断扩张的学科。”过去几十年里，她的绝大多数演讲都以稳定守常、体制的重要性以及英国国民性——“一个谦虚实干的民族”——作为主题。五十周年庆典则试图体现英国国民性变与不变的两方面。世界各地点燃了2002座烽火，行进队列簇拥着黄金马车从摩尔大街上走过，一百万民众为了庆祝五十周年周末而簇拥在大街两旁，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感恩仪式，英联邦各国民族服饰游行的队列走上了街头，皇家空军还在伦敦上空进行了飞行表演。刚刚损失了两位家人的王室家庭在白金汉宫的窗台上观看了飞行员们的精湛技艺。一位在场者事后声称女王脸上流露出了宽慰与愉悦的神情。对于一名本性羞涩的女性来说，这副表情很能说明问题。

目前为止的庆祝活动还算中规中矩，就连几千场街头派对的举办也很顺利。不过这一回白金汉宫还在自家园林里面举行了一场古典音乐会。BBC交响乐团、合唱团以及一干星光闪耀的歌剧界大腕纷纷登台献艺，现场观众足有125000人之多。这是白金汉宫园林里面举行过的规模最大的活动。此外白金汉宫还举办了另一场更加打动人心的“白金汉宫派对”，旨在弘扬英国流行音乐界五十年来的累累硕果。皇后乐队的吉他手布莱恩.梅在白金汉宫的屋顶上演奏了吉他独奏版本的“天佑女王”。保罗.麦卡特尼、埃里克.克莱普顿以及托尼.班奈特等一干乐坛宿将们也在王室家庭与各界宾客面前尽情挥洒了一回。此外业界常青树克里夫.理查德也参加了演出。王室成员与青少年共同欢乐的尝试此前从未取得过良好结果。将国家庆典与关注年轻人的流行音乐搅和在一起的作法使得很多老成持重的成年人感到不安。温莎家族的年青一代往往也都是一些松鸡猎手、马球球手以及军人，他们与彰显黑人文化以及青春期叛逆的流行歌曲很不相称。但是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期间女王顾问们为了迎合时代口味而进行的所有赌博当中，就数这一次的结果最令人满意。与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时期的英国相比，如今的英国早已成为了一个更多元化，更消息灵通，甚至更愤世嫉俗的国家。但是2002年的庆典——这一次女王同样大张旗鼓地走访了全国各地——似乎再一次稳固了君主制的民意基础以及女王本人所受到的拥戴。与两年前的世俗化千禧年庆典相比，五十周年庆典显然吸引了更多参与者，并且掀起了更加高涨的热情。

从此以后，女王就过上了相对较为平和的生活。与此前十年相比，回顾往昔的时候更多了，令人尴尬的湍流则更少了。激流险滩之后是清澈见底的池塘。2006年是女王的八十大寿——白金汉宫举行了一场儿童派对，礼花在夜空中绽放，王室成员在皇家植物园举行了一场家宴，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感恩仪式，政府还为全国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举行了集体寿宴。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开始越发关注女王的继承人问题。这一年的2月，查尔斯王储将《周日邮报》告上了法庭，因为这家报纸公开了好些他本人的私人笔记的内容。此前他只在朋友圈里传阅过这些笔记，其中的政治内容非常令人尴尬。2005年，在经历了多年猜测之后，他刚刚迎娶了卡米拉，并且在温莎城堡举行了民事婚礼。早在十年之前卡米拉就已经与前夫离婚了，但是自从戴安娜死后，她的处境一直有些里外不是人。人们一直在争论王位继承人与未来的普世圣公宗首脑能否再婚，尽管另一种可能——即王储将卡米拉当成一辈子的（又要用那个肮脏的旧词了）“情妇”——看上去的确更加糟糕。克莱伦斯宫的工作人员们为了向公众引荐卡米拉可谓煞费苦心，一开始他们仅仅将她称作王储的“同伴”，然后才逐渐表示她可能成为王储的新娘。大多数人都注意到了威尔士亲王比以往更开朗的神情，以及卡米拉那脚踏实地的开朗气质。也有些人因为他们没能在前半生结合而感到遗憾。当然还有少数铁杆戴安娜粉丝坚决无法原谅卡米拉在威尔士亲王第一次婚姻解体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认定她不配成为王后。

一位观察家声称，卡米拉在白金汉宫里面“始终存在于背景当中。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与女王讨论过她这个人，她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在谈到她的时候应当或者不应当说什么。”当女王在场的时候，（卡米拉会非常紧张，查尔斯王储也是一样。但是查尔斯一直在不动声色地力挺卡米拉。曾经有一位高阶廷臣打算到威尔士亲王手下工作，别人告诫他一定要注意有三个人绝对碰不得。 首先自然是卡米拉，其次是查尔斯的新闻发言人马克.柏兰德（1），最后是查尔斯的杂项总管兼私人筹款专员迈克.福赛特（2），此人虽然在明面上已经辞职了，但是对于查尔斯的影响力依然很大，白金汉宫也因此而特别不信任他。总体而言，两套班子之间的关系并不算融洽。女王总觉得查尔斯王储的日常做派——比方说他在桑德林汉姆宴请宾客的时候——过于奢华，并且对此感到忧心忡忡。在白金汉宫里面流传着一个故事：在海格罗夫举行的一次私人晚宴上，查尔斯王储公然宣称自己的母亲应当尽快考虑逊位问题。王储的班子竭力否认这种说法，但是至今人们依然能感到隐痛未消。

卡米拉是一个意志坚定且作风务实的人。她的地位也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在九十年代晚期的白金汉宫，“人们的观点非常明确：任何人都不能讨论她是否可以成为未来的王后，甚至仅仅成为国王的伴侣。”至于再婚的问题，“女王认为这种事迟早要发生，不过她也认为自己不会活着看到这一天。”至少在明面上这也是查尔斯的态度。卡米拉与查尔斯共同居住在海格罗夫，花的也是他的钱。查尔斯并不在公开场合避讳这一点，议员们也都清楚这个情况。卡米拉与查尔斯双方的子女们都理解并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但是卡米拉不能与查尔斯王储一起出席公共活动，也不能陪他参加王室家庭聚会，例如去桑德林汉姆过圣诞节。假如她与查尔斯一起出面，据说女王会将她称作查尔斯的情人，或者她干脆就会受到来自王室的冷落与无视。大约在千禧年之后，尽管查尔斯依然公开否认自己有意再婚，但是他与卡米拉都已经下定了再婚的决心。

女王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很微妙，也很棘手。就像她自己的母亲一样，她的婚姻既稳固又幸福，而且她也坚信婚姻的神圣性。身为圣公会的最高统治者，假如她允许两位离婚者再婚的话，恐怕要触犯许多教会成员。但是假如查尔斯到了继承王位的时候还在与卡米拉未婚同居，君主制还要遭到更严重的伤害。更何况作为一位母亲她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幸福。这么棘手的问题究竟要怎么解决呢？有关方面开始不动声色地将卡米拉引入公开场合。国教会首先表明了态度。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卡利指出，基督教的要义在于谅解，失败原本就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固有部分：“他们二人理应结婚。”他的继任者罗温.威廉姆斯不仅认同他的观点，还提出了进一步的主张：查尔斯王储身为虔诚圣公会信徒再度投入婚姻当中的举动恰恰巩固了他担任圣公会最高统治者的资格。一座巨大的路障就这样搬掉了。许多其他神职人员也做出了类似的声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对新人可以举行传统的教堂婚礼。他们也最终选择了当时已经比较流行的民事婚礼，并且在事后接受了圣公会教士的祝福。这一来又产生了第二个问题：根据英国法律，这场婚姻合法吗？查尔斯本来可以效仿自己的妹妹安妮公主，前往苏格兰举行婚礼，从而回避这个看似含混的问题。但是他执意要在温莎城堡举行婚礼。正式认可民事婚姻效力的1836年《婚姻法案》特意将王室成员排除在外，而且人们并不清楚后来的废止与修改举措。于是接下来就上演了一场漫长激烈且颇为可笑的辩论。最终新工党司法大臣不得不出手干预，声称政府相信这场婚姻完全合法。讽刺的是，他的表态所依赖的人权立法曾经频繁地遭到查尔斯王储的愤怒指斥。曾经将玛格丽特公主与爱德华八世国王追求幸福的期望无情扼杀的法律与规程终于被清扫进了故纸堆当中。

一开始女王与卡米拉很少碰面。2000年，查尔斯为前任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二世举办生日午宴，女王在这次宴会上的确见到了卡米拉。但是事后随即有报道宣称这次会面并不代表女王认可查尔斯与卡米拉的恋情。等到女王登基五十周年的时候，双方的关系已经缓和了不少，帕克.鲍尔斯女士也在公共场合站在了女王身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查尔斯王储在克莱伦斯宫的顾问们精心发动了一场媒体攻势，意在软化公共舆论与媒体对于王储再婚的看法。在顾问们的安排之下，王储与卡米拉频频出双入对，各种压低声音的消息也在到处流传。正式成婚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都进展得不算顺利。由于报纸爆料，婚礼的官方声明不得不提前加紧宣布。原本将温莎城堡当做婚礼举行地点的作法遭到了抛弃，因为人们意识到这样做等于允许其他有意在这里举行婚礼的新婚夫妇提出申请。原定的婚礼时间也因为约翰保罗二世教皇碰巧去世而不得不推迟，因为查尔斯王储要去参加他的葬礼。此外关于民事婚礼具有何等法律地位的可笑争论几乎一直持续到了最后一刻。

女王热切地欢迎了王储的结婚声明。但是在2005年4月9日婚礼当天她并没有到场——婚礼地点从温莎城堡转移到了当地市政厅。这并不是势利眼，而是体现了她本人的坚定传统信念与宪制立场。我们之所以确信女王不是势利眼，是因为她在婚礼之后的庆祝活动当中发表了一篇机智且开诚布公的演讲。演讲的开篇女王讲了一个笑话，她庄严地宣布自己要做出一项重大声明：“祝贺‘障碍猎人’赢得了英国国家障碍赛马的冠军！”接下来她将儿子以及新任儿媳的一路坎坷比作了赛马在比赛途中遭遇到的各种艰难障碍：“他们越过了本彻溪树篱，又越过了彻尔树篱，以及其他各种可畏的障碍。他们一起克服了如此之多的艰难险阻，我为他们感到万分骄傲并祝愿他们幸福。我的儿子终于与自己心爱的女人安顿了下来。欢迎大家来到头名赛马的围场。”这番话说得简直无法超越。说出这番话的人绝不是一位冷冰冰的女性家长，而是一位花费了毕生精力与更加冰冷的宪政要求相抗争的慈爱母亲。查尔斯王储日后谈论自己母亲的时候也流露出了真诚的暖意与情感——而并非仅仅将她当做女王。

这场婚姻宣告着温莎家族正式闯过了一段特别严峻的时光。在女王的整个统治时期，唯独在这一时期全体英国人看似都有可能背弃君主制。因为这是一个家族故事，因此永远不会结束。克莱伦斯宫与白金汉宫之间的隔阂并没有消失，威尔士亲王的班底与他父母的班底依旧并不融洽。而且还有迹象显示威尔士亲王的第二段婚姻并不像夫妻二人期待得那样幸福。2010年11月威廉王子正式宣布与凯特.米德尔顿订婚的时候，查尔斯王储的反应多少有些失礼：“他们已经练习得够久了。”在朋友们看来，查尔斯担心自己将要再次退居到阴影当中。这一次的阴影并非源自他的父母或者前妻，而是更年轻的下一代。

但是“卡米拉问题”在1995年至2005年这十年期间的顺利解决还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首先，如果说君主制作为体制的弱点在于必须依赖现实中的家庭才能存在，而现实中的家庭又往往有着各种弱点与弊病，那么君主制的力量同样源自现实家庭，因为现实家庭可以学习、成长以及自我修复。其次，英国宪制其实是一座堆满历史遗留杂物的阁楼，其中有些东西依然有用，也有些东西早已陈旧过时，甚至已经沦为了丢人现眼的破烂。如果说这一点是英国宪制的弱点，那么这套体制的优势就在于人们完全可以在阁楼里到处翻找，根据实际需要挑拣出有用的东西——比方说对于旧法律的新看法，或者规避某项难堪规程的捷径。最后，尽管女王对于自己的角色与地位十分严肃，也很懂得先例的重要性，但是她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并且具有极强的适应力与理解能力。看着她那张象征英国君主制的漠然面容，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

女王面临的下一个政治跨栏是2010年的英国大选。这次大选之前英国政坛刚刚经历了多年来最为喧嚣狂乱的一段时期。议员虚报谎报公费开支的丑闻摇撼了整座议会。最终有好些议员都要坐牢，更多的议员则决定不再参选，就此退出政界。与此同时，高薪银行家们的无能以及国家与家庭层面的借债成瘾共同导致了一场猛烈的经济风暴，使得无数普通英国人苦不堪言。英国的政界与商界精英们还从未有过如此灰头土脸的经历。

2008年至2009年的英国银行业危机将整个世界的金融系统推向了混乱的深渊，导致了漫长的经济低增长乃至零增长，整个国家不得不依靠外界纾困才得以幸存，许多人都进行了深刻反省——尽管并没有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本着十分罕见的直率态度，女王早放了伦敦经济学院，询问学院的经济学家之一路易斯.加利卡诺，“为什么谁也没有预见到这种事呢？”接下来她又私下召见了英格兰银行的行长。为了回答女王提出的这个广受报道的问题，英国社科院于2009年6月召集了一群经济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进行辩论。事后他们给女王回信写道：“陛下，总而言之，我们之所以未能预见到本次危机的时机、范围与严重程度并及时加以预防……主要是由于国内与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的集体想象力未能正确理解全球经济体系面临的各种整体性风险。”

在所有这些有识之士当中，工党首相戈登.布朗尤其被选民们好好教训了一通。女王对待他的态度也像对待早先的其他首相一样热情，欢迎他带着两个小儿子到巴尔莫勒尔散心。两位小朋友当中有一个询问女王，她的卫兵都在哪里？女王答道她的宠物狗们足以承担勤王护驾的工作。2010年5月6日，布朗的党派在大选当中损失了97个议席与多数派地位。但是戴维.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也未能达到单独执政所必须的326个议席。早在大选之前，白厅与白金汉宫就充分讨论过无多数议会或者非决定性投票结果的应对措施，因为民调显示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人们起草了建议书，调查了各种先例，但是最终结果还是要取决于议席分配与政治领袖们的表现。如今这样类似于1974年的局面很可能将女王卷入政治争议当中，尤其是因为现任首相布朗可能决定坚持到底，奋力组建联合政府，从而继续将托利党阻挡在权力之外。

尽管保守党赢得了302个多数议席，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自动获得立刻组建政府的权利。这意味着布朗不仅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继续执政，直到各方面达成看上去足够稳定的安排为止。但是究竟要等多久呢？选举结果显示选民们不信任首相，而且经济形势也依旧脆弱得可怕。市场正在观望。首相与他的人马试图引诱自民党达成协议，甚至开出了布朗将于当年秋天辞去工党党首一职的价码，尽管这样的安排依旧无法带来压倒性的多数议席。在极端困难的经济形势下，政府必须足够强健，唯此才能做出涉及削减开支的艰难决定。而目前的工党执政基础看上去实在太虚弱了，简直不可接受。

与此同时，卡梅伦也向自民党党首尼克.克莱格开出了看上去十分慷慨的许诺，开启了托利党-自民党联合执政的谈判，联合执政的基础则是两党各自让步的协议。接下来的周末非常漫长，市场密切关注着双方的角力与纠缠。直到第二周的周二布朗才正式辞职。他发表了一篇不乏体面的演讲，承认自己无法形成稳定的执政班底。与此同时，托利党与自民党也就联合政府组建协议的条款达成了一致，其中一项条款规定联合执政要维持五年时间——有些人认为这一条款削弱了女王解散议会的传统权利。市场终于恢复了。

廷臣与公务员们全都长出了一口气。此前人们一直在热切地讨论，如何能确保女王不至于受到外界压力，以免她会被迫解雇现任首相，或者作出向他的继任者示好的姿态。在唐宁街，内阁秘书加斯.奥唐纳曾经在好几届托利党与工党领袖手下工作过。为了应对当前局面，他聚拢了一大帮宪政专家以及常务秘书长杰里米.海伍德。在白金汉宫，女王人马的统帅是自2007年以来的女王私人秘书克里斯托弗.格蒂特爵士（3）。格蒂特是外交官出身，他的前任罗宾.简福林曾经辅佐女王度过了她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据说简福林曾经表示，他认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就是为女王统治的晚期阶段清除阻力。格蒂特赢得了女王的深切信任，人们普遍认为女王近几年来的成功主要是他的功劳。他与唐宁街团队努力设想了各种场景，不同投票结果的宪制意味，以及不得不重新举行大选的环境条件——这样做无疑会极其不得人心，市场也将会因此而遭受重创。戈登.布朗为了继续执政而做出的任何尝试都会遭到报界的口诛笔伐，女王也一度面临着十分棘手的处境。尘埃落定之后，女王亲自来到白厅，慰问了奥唐纳以及他的团队，向全体参与解决此次事件的公务员们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与此同时，女王终于可以召见卡梅伦并任命他成为自己的最新一任首相了。尽管卡梅伦算不得年长，但是他与王室并非全无渊源。他上中学的时候去的是伯克郡阿斯科特市海泽顿预科学校。这座学校曾经以《柳林风声》为脚本，排演过童话剧《蟾宫的蟾蜍》。卡梅伦在剧中饰演了一只兔子，时年十一岁的爱德华王子饰演了鼹鼠，女王还专程前来参观了演出。自1963年的道格拉斯.休姆以来，卡梅伦是女王手下第一位毕业于伊顿公学的首相，也是英国历史上第十九位毕业于伊顿的首相。认为女王的政治生活将会从此一帆风顺的人恐怕并不正确。新任财长乔治.奥斯本计划比工党更快且更深入地削减国债，而计划的关键部分就是削减军费开支。这项计划在军方内部引发了极大不满与激烈争论。温莎家族与军方历来关系密切，因此他们肯定不会错过这场辩论。没有飞机的航空母舰与面临裁撤的战斗机飞行员肯定会引起温莎家族的关注。好些高阶军方人士都曾经在私下里表示自己“希望并期待”王室方面能够谨慎地出面斡旋一下。

（1）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k_William_Bolland

（2）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Fawcett

（3）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topher_Geidt

从查尔斯王储夫妇分居与离婚到戴安娜殒命巴黎之间还有四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她又找上了其他情人，继续在报纸与杂志上大喊大叫，有时候每隔一天就会出现一篇相关文章，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不消停。温莎王室沦为了肥皂剧中的配角。这出肥皂剧尽管源自家族内部，此时却已经超出了家族的控制。一开始女王与爱丁堡公爵还打算说合查尔斯与戴安娜，后来他们干脆与全世界一起坐到了观众席上。老两口倒是要看看自己的儿子与儿媳之间要怎样维持所谓“分离但团结”的生活。

一位当时女王的身边人认为：“我觉得她受了不少罪。她根本不知道怎样与戴安娜打交道，当戴安娜将她的孙子‘保护起来’不让她见面的时候她非常难过，王储夫妇在桑德林汉姆的大吵大闹也令她头痛。她实在应付不了这些事情。”女王对于自己的儿子基本不抱幻想，她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即使不算刻薄，至少也有些暴躁。曾任外交大臣的赫德勋爵（1）这样说道：“她在这个问题上的坦诚态度，以及她的家人应对相关事件的迥异态度与方法，都令我感到惊讶。她只在自己信任的人面前讨论这个问题。”女王很不习惯极端的情感表达。在戴安娜出现之前，除了乔治六世的间歇性愤怒发作之外，她还从未见过其他类似情况。而戴安娜则极其不理解上一代人的所思所想。她曾经告诉政客们，他们需要劝说女王采取更加“平易近人”的态度。曾经因为饰演女王而赢得奥斯卡奖的海伦.米伦将女王那一代人称作“高贵的一代”，沉默寡言、效力公众的英国特质是那一代人的标志。但是二十世纪末期的英国充满了截然不同的新一代人。双方之间的鸿沟看上去从未像此刻这样宽广。

话又说回来，想要控制住戴安娜本来就不容易。自从她搬出她与查尔斯王储共同居住的海格洛夫庄园之后，白金汉宫可以将她与绝大多数王室活动隔离开来，并且将她的生活与工作范围限制在了肯辛顿宫的一间公寓以及圣詹姆斯宫的一间简朴办公室里面。尽管白金汉宫方面不能直接将她赶走，但是查尔斯王储的朋友们以及其他王室成员还是共同筑起了一座抵制戴安娜的冰冷高墙，他们对戴安娜不理不睬，也不回复戴安娜的信件。不过话又说回来，戴安娜也有自己的朋友。这样一来残存在伦敦的上游阶层就分裂成了两派阵营，分别支持丈夫与妻子。将孩子们送去寄宿学校之后，戴安娜越发成为了一个孤立、孤独且危险的人物。在此期间女王一直维持着繁忙的行程，到处参加各种惯常活动，维持着王室年份的正式运转。与此同时戴安娜也在国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她在尼泊尔与津巴布韦大力宣传援助工作，并且留下了许多质量上乘的照片。此外她还成功地访问了巴黎。凡此种种都与她的丈夫的访问与演讲唱起了对台戏。她的班子有意识地将她表现成了一位自主能动的替代型王妃。她可以毫无隐晦地谈论自己的饮食障碍，可以与死者家属一起流泪，也可以将病患紧紧搂在怀里。她是一个情感外露的人——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表现欲太强——而女王则绝对不会这么做。

但是戴安娜与查尔斯一样，也一直在寻求真爱，尽管困难重重。她特别嫉妒两个孩子的保姆蒂姬.莱格伯克，然后又对查尔斯正式迎娶卡米拉.帕克.鲍尔斯的可能性产生了痴迷的兴趣。她谈了很多次恋爱，有时候很严肃，有时候则只是玩玩而已，但无论怎样都必须秘密地在暗地里进行，而且从媒体角度而言危险性正在日益增强。一贯难以捉摸的游戏规则如今已经彻底改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她与安德鲁.莫顿合谋出书的作法。彼此凶狠竞争的小报与外国杂志如今都将她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下手目标。她会向某一位记者或者主编爆料，然后其他记者与主编就会气急败坏地对她群起攻之。这注定是一个多输的游戏。

戴安娜曾经十分擅长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被别人拍照。各家报纸的摄影师们积年以来一直在跟踪拍摄戴安娜与其他王室成员——《太阳报》的阿瑟.爱德华兹是这一行的先驱兼第一等高手——他们发展了独特的技巧，一方面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过分骚扰自己的目标。但是如今的全球传媒市场上出现了一批由自由职业狗仔队组成的雇佣军，随时准备为了出价最高的买家而运用自己的摄影器材与技能。这些人不听命于任何一位有可能被有关部门训斥或者接听电话求情的老板。主编们尽管可以采用他们的照片，事后又能与获取这些照片所采取的手段撇清关系。这些人就像食人鱼一样咄咄逼人，为了拍摄照片不惜骑着摩托车追赶汽车，很擅长挑衅性的冲撞施压，从而捕捉到特定的愤怒或者恐惧表情。戴安娜的照片如此奇货可居——报纸促销的灵丹妙药——以至于她身边的任何人似乎都成为了贿赂的对象。

许多好莱坞明星过得都是这样的生活。但是他们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大帮重金聘请的保镖与护卫，借此来维护自己的隐私。同样，王室家庭也拥有自己的宫殿与护卫力量。戴安娜虽说也拥有自己的安保人员，但是相对而言还是比王室成员更暴露。她依然相信自己可以任意操纵媒体。一段时间里她看上去的确有这个本事。她将报社主编、专栏作家与公司总裁请到肯辛顿宫，向他们问计求助，对他们奉承迎合，还与他们眉来眼去。当她首次遇到运势正旺的工党党首托尼.布莱尔的时候，她在布莱尔面前大肆吹嘘了一番自己操纵报纸的能力，甚至暗示自己愿意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当中为工党助一臂之力。1997年1月，戴安娜与布莱尔、阿拉斯特.坎贝尔以及其他几位双方都认识的朋友一起吃晚餐，席间戴安娜夸口道自己认识全英国几乎所有的报社主编。她告诉他们，图像是最重要的因素。“你必须用照片来打动人。他们能从你这里夺走很多东西，但是他们永远夺不走你的照片。”

布莱尔的确认为“同理心”将会是工党竞选活动的关键主题，并且表示“我们都应该向她多加学习”。后来他还声称自己一直对戴安娜抱有几分戒心，尽管她为新工党提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对于身处她那样处境的人来说，这种做法实在不同寻常：“她偶尔会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们某张为什么我们正在使用的某张宣传照片是垃圾，或者哪张照片本可以拍得更好看……她完全理解我们打算实现怎样的宣传效果以及为什么这样打算。”两个自以为是媒体宇宙男女主宰的光鲜人物就这样在桌面以下拉拉扯扯，这幅景象着实有些怪异。阿拉斯特.坎贝尔则认为戴安娜其实想对布莱尔下手，至少也是被他给迷住了。但是与此同时另一场更加重要的自欺游戏也正在进行当中。两个人都相信，他们可以无止境地操纵新闻世界，让各路媒体始终如一地为工党或者王妃提供增光添彩的报道。他们俩最终都要在惨淡的现实面前自食苦果。戴安娜比布莱尔还要早一步。

甚至早在1995年，布莱尔就觉得女王很有理由为戴安娜担心。在他看来，温莎家族是一个“完全可预测且受到高度调节的生态系统”，而戴安娜则是“一颗无法预测的小行星”。他认为，就像他自己试图改变英国的形象一样，戴安娜也打算对君主制的形象来个改头换面。“女王对于君主制有着十分敏锐的看法与放眼长远的打算，对于她这样的人来说，这一局面肯定十分令人心焦。”女王知道，君主制不仅要象征传统，也要与时俱进。但是进化的步伐必须稳定可控。戴安娜试图操控舰队街的做法就好比皮划艇上的幼童试图钓鲨鱼一样危险。在周复一周争夺新闻报道版面的私人竞争当中，她尽管可以比查尔斯王储智高一筹，拿出质量更好的照片。但是当各家报纸将她如何咄咄逼人地迷恋一位有妇之夫的故事捅出来的时候，她立刻就被迫打起了防御战——并且失败了。接下来的一本新书又捅出了她早年写给情人詹姆斯.赫维特——报界很快就将“爱鼠”的绰号栽到了他的头上——的情书以及她与其他几位情人的故事。

为了扭转局面，压制住查尔斯王储以及认为她精神错乱而且一心只想操纵别人的媒体势力，戴安娜决定允许BBC《全景》栏目主持人马丁.巴希尔在1995年11月对她进行专访。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几乎所有她的朋友都反对她这么做。这个决定一直没有泄露给王室圈子。BBC总裁约翰.伯特甚至将BBC主席赫西勋爵（2）都瞒在了鼓里，因为他的妻子是女王的密友。日后跳槽到布莱尔手下的伯特认为这次访谈“标志着BBC体制性崇敬君主制传统的终结，尽管BBC并未就此丧失对于君主制的尊重。”节目录制完成之后，戴安娜通知女王自己接受了采访，但并未透露进一步细节。这期节目的播出时间恰逢查尔斯的生日，观众人数达到了2300万。

在这期节目当中，她质疑了女王应对英国国民的能力，还暗示查尔斯王储可能不是当国王的材料。她在同一段话当中从第三人称转换到了第一人称——这个纰漏总是很能说明问题，而且历任首相们都有这个毛病——“她不肯安静地离开，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要战斗到底，因为我相信我必须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且我还要养大两个孩子。”（戴安娜经常在摄影师面前展现自己的好妈妈形象，领着两个孩子前往主题公园或者电影院。另一方面，她向全世界展示着自己的婚变伤痛，而两个孩子却被她扔在寄宿学校里独自承担后果。出于外人无法理解的原因，她显然认为这种做法与自己的好妈妈形象并不冲突。）在精心排练之后，她为英国公众留下了许多杀伤力极强的台词。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就是“我们的婚姻是三个人的事”以及在未来成为“人们心中的女王”的打算。她承认了自己与詹姆斯.赫维特的婚外情，但是主持人并没有询问其他情人的情况。戴安娜的私人秘书帕特里克.杰弗森此前一直试图弥合她与王室之间的关系。这件事发生之后不久他就辞职了。

巴希尔访谈绝对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电视界的最重大事件之一。通过这次采访，戴安娜爆炸性地加大了赌注，并且直接向女王与王储投下了挑战书。节目播出后不久，民调公司显示大多数民众都支持她。戴安娜看似已经“胜利”了。接下来她继续口无遮拦地攻击莱格伯克，并且拒绝参加桑德林汉姆的王室家庭圣诞聚会。女王终于认定事态已经不可挽回了，查尔斯与戴安娜必须离婚。她向首相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接下来的斗争主要围绕着离婚条件展开。一开始戴安娜拒绝离婚。不过后来她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支持：当时正在与安德鲁王子闹离婚的约克公爵夫人为她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一位很有才干的年轻律师安东尼.朱利叶斯则为她提供了战术支持。她提出了高达1700万英镑的离婚补偿金，高额年度赡养费，还希望保留“殿下”的头衔。尽管殿下头衔并没有什么法律效力，但是依然象征着某人与女王的亲密程度，因此只有家庭成员才能获得这个头衔。失去这个头衔就意味着她被正式驱逐出了王室家族，以后再也不会受邀出席国事活动之类的场合了。最终她得到了金钱，但是没能保住头衔。1996年7月正式敲定的离婚条款迫使威尔士亲王不得不向女王借钱，从而赋予戴安娜完全的经济自由。此外离婚也同时向两个人赋予了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追寻幸福的机会。

戴安娜早已明确表明自己打算成为一名非正式的“王室成员”，与正牌王室分庭抗礼，而且她身后依然有着广泛的媒体与民意支持。她可以嫁给任何她中意的人，此人也将会因此与英国君主制搭上线。她的第一位真正情人是一位盛名在外的巴基斯坦裔心脏外科医生哈斯纳汗，后来此人主动结束了这段关系。第二位情人名叫多迪.法耶德，他的父亲是哈罗百货的老板，一位特立独行且出口成脏的埃及富豪。戴安娜很快就高调回归到了慈善工作当中，与艾滋病人以及麻风病人亲切交谈，还发起过反对在非洲使用地雷的运动——她曾经以冰冷的算计口吻告诉布莱尔，自己当时“走得是温情路线”——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一副熠熠生辉的国际巨星做派。此外她也很乐意在政治层面上搞一点恶作剧，告诉每一个有心听众查尔斯永远无法成为国王，而且王室目前麻烦缠身。

此时工党正抓住皇家游艇的退役大做文章，布莱尔的“现代化”主题显然也十分迎合王室。因此戴安娜的做法尤其令白金汉宫焦虑不已。但是戴安娜的地位其实并不像焦虑的廷臣们眼中那样稳固。查尔斯现在公然与已经离婚的卡米拉出双入对。许多人都觉得她绝不可能成为王后，许多人都觉得这两个人绝不可能结婚。女王本人则迟迟不表态。根据某位顾问的说法，在1993年到1994年期间，人们经常在私下里讨论卡米拉的未来角色，以及“关于她的事情可以承认到什么程度”。话又说回来，查尔斯显然觉得自己挣脱了桎梏，温莎家族也觉得自己挺过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冲击。但是最严重的冲击此刻尚未到来，而那一天戴安娜却看不见了。

戴安娜死于巴黎公路隧道的结果是一场悲剧，罪魁祸首是生命的脆弱与人心的贪婪。她并非死于谋杀，她并不是听命于白金汉宫或者军情六处的阴暗势力的受害者。我们怎么才能肯定这一点呢？证实否定命题总是很困难的。哈洛德.威尔逊也有可能是俄国间谍，世贸大楼也有可能是CIA自己炸塌的，科学教的教义更有可能全都是事实。但是太多人已经耗费了太多精力，试图在一丁点证据也没有的前提下将那个可怖夜晚的事件当成阴谋论的素材。因此头脑冷静的人们必须斩钉截铁地回答：“并非如此。”任何一位曾经亲眼见过白金汉宫工作机制的人都不会相信爱丁堡公爵（比方说）有能力命令任何政府部门做任何事。

但是这些阴谋论的确反映了两方面的现实。首先，戴安娜得到了千百万人的爱戴，这些人在她与温莎家族的媒体战争当中站在了她的身后。其次，戴安娜的死亡的确为英国王室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倘若戴安娜没有意外身亡，她的星运很可能平缓地黯淡下来，她也最终会像许多富有、迷人且从未嫁入王室的女性那样过上安逸平淡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她的前夫要想再婚则会更加困难，以至于根本不可能。事后推想一下，戴安娜一定会忍不住趁机向白金汉宫施放一阵冷箭，或者故意帮倒忙。不过戴安娜本人嫁给穆斯林倒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毕竟像查尔斯王储那样对穆斯林抱有好感的白人基督徒并不很多。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们的事后猜测，因为戴安娜已经死了。她在1997年8月31日的死亡剧烈地摇撼了英国，以至于不少人都感到有些恍惚。一条如此明亮鲜活的生命居然如此可怖且如此突然地消逝在了转瞬之间，人们不禁会因此感到骇然，还难免会感到愤怒。最合适的怒火发泄对象就是媒体，因为媒体为戴安娜的照片创造了一个油水如此丰厚的市场，以至于摄影师们为了获取照片甘愿不择手段。戴安娜刚刚去世之后，摄影记者们走在街头的确会被人啐一脸唾沫，他们的主编也遭到了咒骂。但是归咎报纸与归咎报纸读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毕竟读者们购买报纸正是为了消费此类新闻，换句话说真正的祸根其实正是此刻最为愤怒的千百万民众。日后电话窃听丑闻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公众的怒火因此转向其他目标也就不奇怪了。戴安娜的毕生大敌是谁？是谁剥夺了她的王室头衔？她经常抱怨什么人的铁石心肠？女王与爱丁堡公爵曾经试图挽救儿子的婚姻，王太后也做出过相关的努力，而且戴安娜本人在婚变当中并不能算是无过错一方。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无关紧要了。在极短时间内，女王本人就沦为了公众愤怒的焦点。在她的统治期间从来没有出过这种事——即便在她以前犯错误的时候，比方说1966年威尔士阿伯番矿灾发生后未能及时赶到现场，她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沦为众矢之的。当然我们不应当过度夸大这股怒火。感到愤怒的人的确很多，但是他们宣泄愤怒的地点恰好是伦敦市中心全世界各路媒体的面前，更何况媒体此时也正在到处寻找替罪羊。但是在铺满鲜花的街道之外，也有人做出了更冷静且更厚道的评价。

但是当时的公众情绪的确令人感到紧张不安，似乎已经到了暴动的边缘。人民心中的女王摇身一变成为了走上街头的反女王。在事件爆发之后的最初几天里，真正的女王一直与自己的丈夫和孙子们呆在巴尔莫勒尔。老两口依然像平时一样带着两个孩子前往克莱西的教堂参加周日礼拜，王室家族的所有核心成员也群策群力地伸出了援手。两个孩子得到了悉心关照，有人与他们谈心，有人陪他们散步。而且家人们还将两个孩子与电视、报纸以及广播报道完全隔离开来，以免他们更加伤心。安妮公主与爱丁堡公爵尤其提供了可观的帮助。王室成员齐心协力在两位悲伤的男孩身边编织了一层茧壳。在整个成人期间，一直有人批评女王身为家长却没有将孩子照顾好。不过同样也是这批人还会在另外的场合批评她未能充分履行英国与英联邦交代给她的职责。尽管媒体一直在热烈地要求她在伦敦露面，参与全国级别的守灵仪式，但是她却不为所动，坚持留在苏格兰专心照顾孙子。她现在明明应该照看自家孩子，为什么非得离开苏格兰。回到一座门窗紧闭的宫殿里呢？她尖锐地问道。

根据女王家人的说法，女王对于自己身为祖母的角色非常热心。因为长子的婚变，这个角色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就像许多其他家长一样，她也很怀念离巢单飞的子女们。安妮公主谈到自己的母亲时认为，“你原本以为自己巴不得赶紧把孩子们全都赶出家门……然后你就突然意识到家里实在太安静了。我觉得她很想念孩子们的陪伴，因此她非常喜欢自己的全部孙辈。”（最近刚刚当上奶奶的安妮公主声称，女王对于自己抱上曾孙女这一点“既好奇又高兴”。然后她又补充道：“不过我觉得她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回到1997年的伦敦，布莱尔与他的媒体团队正在警惕地关注着事态发展。日后布莱尔这样写道：“悲痛情绪的倾泻正在转化成为大规模的变革运动。这是国民情感表达的非常时刻，王室家族也因此遭到了威胁。我不知道假如王室方面继续按部就班的话究竟会怎样。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但是对于当时正身处暴风眼当中的我来说，这一点实在难以确定，因为这场风暴实在无法预测，而且令人手足无措。”这是一段很不寻常的言论：一位首相居然觉得君主制可能踉跄跌倒。在感情上，布莱尔将自己视为叛逆者的一员。当一切事务都按照规矩进行的时候，这帮人“对于‘规矩’根本不屑一顾……事实上还认为正是这些‘规矩’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最终导致戴安娜死亡的事件链条……公众的怒火已经指向了王室本身。”与此同时，女王的私人秘书菲勒斯与简福林在安排戴安娜遗体运送回国以及讨论葬礼事宜的时候也与唐宁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白金汉宫与白厅进行了好几次漫长的电话通话，讨论如何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安排一场恰当的葬礼，以及威廉王子与哈利王子在葬礼现场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在此期间爱丁堡公爵为了保护两个孙子的利益不惜大动肝火。

在女王的顾问们看来，查尔斯王储的时任发言人马克.柏兰德似乎在发言中暗示道，要是没有威尔士亲王出面安排，当时就不可能做出任何妥帖或者特别的安排。时至今日白金汉宫依然会在私下表达对于这种说法的不满。女王与王储各有一套班底，此前两路人马就一直不对付，双方经常吵架拌嘴或者互不理睬。 实际上当初是女王的团队安排了运回戴安娜遗体的特别航班，也是他们率先意识到斯宾塞一家打算举行私人葬礼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看上去一切都尽在掌控之中。明智老练的查特雷斯勋爵给他的继位者罗宾.简福林打电话祝贺道：“你干的还算不错。”但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女王的顾问们迟迟未能领悟当时公众愤怒的规模。一贯对于媒体的情绪变化保持警觉的阿拉斯特.坎贝尔曾经打电话警告白金汉宫，“我不知道这些记者在捣什么鬼，但是似乎和旗杆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小但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件。规矩与传统在这里发出了同一个声音。白金汉宫的上方只能张扬一面旗帜，也就是女王的皇家旗（Royal Standard），而且只有在女王入住的时候这面旗帜才会升起（当女王进入白金汉宫庭院大门的时候，这面旗帜就会骤然冲向旗杆顶端。这项仪式长年以来一直得到了仔细遵守，时机也总是掌握得恰到好处。升旗仪式的负责人是一位来自皇家骑兵团的士兵，他的头衔是女王掌旗官（Queen's Flag Sergeant））。女王不在白金汉宫的时候，白金汉宫就不会升旗。而且皇家旗从来不会降半旗——在理论上，只有已故君主的遗体尚且停放在白金汉宫且继任者不在的情况下，白金汉宫才会降半旗。此外白金汉宫从来不升米字旗。

这套规矩显然满足不了1997年的英国公众表达悲痛情绪的需要。电视报道与挑逗性的报纸头版标题聚拢了公众的注意力。光秃秃的旗杆象征了王室的冷酷无情。将陈腐的规矩撕碎吧！《太阳报》大声疾呼道。最终女王决定在白金汉宫用米字旗降半旗致哀。新的传统就此确立，直到今天，当女王不在的时候，米字旗依然飞扬在白金汉宫上方，并且会为了致哀而降下，例如双子塔遇袭的时候。假如你想体会一下温莎改变传统以顺应民意的速度，只要看看这个案例就行了。随着大量人群聚集在威斯敏斯特、白金汉宫与肯辛顿宫门前，留下一束束玻璃纸包裹的鲜花、临时制作的牌位、蜡烛、泰迪熊以及手写的祝愿卡片。与此同时，廷臣们在远处观望着，等待着，唯恐事态有变。这段时间非常奇怪。人们不惜一连排队几个小时，只为在圣詹姆斯宫的悼念册上签字。许多神色清醒的人们都声称戴安娜的面容“浮现”在了宫殿里悬挂的查理一世画像上面。一车又一车的人们从英国各地赶来，在街头露营。哭泣的面容与愤怒的神情彰显着歇斯底里的汹涌暗流。

女王的一位顾问还记得一层层花束的塑料包装纸在夜风中沙沙作响。“这是我听到过的最为阴险不祥的声音。”另一位在从度假期间赶回来的顾问觉得“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接近革命的气氛。数量如此惊人的人群就这样推磨似地绕着白金汉宫转圈子，所有人全都一言不发，这一幕简直令人胆寒。白金汉宫内部非常不好过，白金汉宫外面则非常吓人。”在前往他本人所在选区特里姆登的教堂的路上，布莱尔发表了一篇情感流露得恰到好处的电视演讲：“她是人民的王妃，她将以这一形象永远留存在我们的心中与回忆里。”话虽这么说，但是新工党并没有趁机给女王拆台，而是尽其所能地提供了帮助。在这个关键时刻，唐宁街十号内部丝毫没有一丁点共和主义的苗头。直到今天廷臣们对此依然心怀感激，就连一贯争议缠身的坎贝尔也是他们的感激对象。“保卫王室家族毕竟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一位廷臣这样说道。

布莱尔曾经在自己的自传当中记述过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戴安娜的场面。这是一幕非常奇特的场景。当时是1997年7月，戴安娜造访了首相私宅。布莱尔之所以邀请戴安娜，是想看看她在自己着力打造的“新不列颠”当中能否扮演一个正式角色——尽管他对戴安娜或许并不完全放心，但是依旧痴迷于她的魅力，并且无疑还想从这颗明星的身上蹭下几许星尘。她还带来了威廉王子，并且要求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在后院的草坪上与警察、工作人员以及布莱尔的家人踢了一场足球。布莱尔这样回忆道：“可怜的孩子，我想他大概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非得跟着她来这里不可，而且他也不想踢足球。但是为了不败坏其他人的兴致，他还是踢了起来。”这时候布莱尔与戴安娜正在一边散步一边交谈。布莱尔希望戴安娜能将她与多迪.法耶德之间的关系说清楚。尽管布莱尔从没见过他，但却总是觉得有些“不自在”。两人之间的谈话进行得并不太顺利，但是宾主分别时的气氛还是很温暖的。通过这次会面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戴安娜并未遭遇意外的话，她将会在布莱尔治下的英国扮演怎样的角色。此外这次会面也使得布莱尔在特里姆登教堂门前的演讲有了另一种略微不同的解读方式。他也在其他的描述当中使用过“人民的”这个形容词，而且显然他很能与戴安娜这样一位终日遭受媒体追猎的名人感同身受。用布莱尔自己的话来说，你要么喂饱这头野兽，要么就被野兽吃掉。

白金汉宫里面的廷臣们眼看着女王、公爵与年幼的王子们从苏格兰返回了伦敦。他们透过高处的窗户看到了这一切。“随着女王走出车子，围观人群当中响起了掌声。起初还有点凌乱，接着就逐渐热烈起来。”女王与公爵走进白金汉宫的时候，夫妻二人就像其他人一样谈起了人群与鲜花，他们也觉得这一幕非常怪异，因为这么多“《每日快报》的读者”——传统英格兰中部保皇主义的骨干核心——居然大举出现在了同一个地点。随着女王的返回，公众情绪再度为之一变。女王穿过肯辛顿宫的时候，一个小女孩手捧花束走了过来。“这些是给戴安娜的吗？”女王问道。“不，陛下，是给您的。”

女王在戴安娜葬礼前夜进行的演讲内容平实朴素，波澜不惊，甚至有些冷漠。女王从不会“真心外露”。她绝不会在画师面前故作姿态。但是她的确在尝试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解释她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在尝试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应对这场悲剧。在惊骇、难以置信与愤怒等各种情感当中，也有人正在“关心那些留在她身后的人们”。透过摄像机镜头，她凝视着臣民们的双眼：“作为你们的女王，以及作为一位祖母，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全都是肺腑之言。”然后她完成了必需完成的事情：本着超脱的风度与基督教的基调，她将戴安娜称作“一位非凡且天赋异禀的人”，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当中，她总能面带微笑乃至开怀大笑，用她自己的善良来激励他人。如果仔细倾听的话，女王的演讲其实暗藏着几根小小的倒刺：成千上万的人们“虽然从未见过她，却感觉自己了解她”。这番话不仅肯定了戴安娜的明星特质，也暗示了公共场域里的戴安娜与私密场合里的戴安娜并不是同一个人。她辩解道：女王之所以此前一直停留在巴尔莫勒尔，是因为“我们都在试图帮助威廉与哈利渡过难关，帮助他们理解并接受他们两个以及我们其他人共同遭受的可怕损失。”但是这关简短演讲所透露的最重要信息是女王听取了民意，理解了民众的心理，并且尽她所能地地做出了改变。“我相信，从她的生平当中，以及从她去世后非同寻常且打动人心的社会反应当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演讲结尾，她呼吁人们团结在君主制之下。戴安娜的葬礼可以“向全世界展示，悲痛与尊敬的情绪将整个英国团结成为了一体。”

这次演讲之后，一直有人在讨论布莱尔与坎贝尔为文稿的撰写提供了多少帮助。当时的高阶廷臣们尤其热衷于争论究竟是谁在“作为你们的女王”后面插入了“作为祖母”这几个字。说句实话，是谁都不重要。这篇演讲以及其他小细节——例如白金汉宫下半旗，例如女王在戴安娜灵柩经过面前时低头致哀的出人意料之举——算得上是女王统治时期最重要的几项动作。戴安娜的葬礼直播在英国得到了3200万观众的收看（当年女王加冕仪式的收看人数也只有1900万而已），成为了英国电视史上收看人数第二多的节目，仅次于1966年英国队战胜西德队的世界杯决赛——说是并驾齐驱也不为过。任何现代电视事件都无法比拟女王加冕仪式的效果，因为电视已经不再是1953年的新鲜事物了，还因为支撑着战后英国从灰暗环境当中振作起来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可能再度重现。但是这场葬礼的影响力还是很可以与加冕仪式相提并论一下——在电视饱和度远胜往昔的当今世界，戴安娜葬礼的盛大程度也远远胜过了此前任何涉及王室的事件。据信将近三百万人赶到伦敦参加葬礼，或者等候在送葬队伍前往斯宾塞家族居住地奥尔索普的道路两边，沿途路面上全都洒满了鲜花。

到了这个阶段，温莎家族的事业再度得到了恢复，尽管此前他们还要经历一场非同寻常、打动人心并且略有些古怪的葬礼。戴安娜的弟弟斯宾塞侯爵在葬礼上还发表了一篇忿忿不平的悼词，气坏了查尔斯王储，想必也气坏了女王。威廉王子与哈利王子与父亲与祖父一起跟随在母亲的灵柩后面的画面极其深切地打动了整个英国，也确保了英国君主制在他们这一代的未来。温莎家族曾经将不止一位女性接纳进自己的内部圈子里，但是戴安娜无疑是她们当中最非同寻常的一个。如今女王终于公开承认了她的力量与魅力。与此同时，她的宫廷则始终维持着不动不摇的姿态，避免了亚革命氛围的进一步深化加剧。

就算当年女王采取了不一样的应对方式——假如白金汉宫从未降半旗，假如葬礼进行得很难看，假如女王拒绝公开发言——最终也极有可能不会发生任何显著事件。布莱尔的担忧很有可能并不会立刻成真。白金汉宫的大门并不会被人推倒，下院并不会提出反君主制的法案，新闻界也不会出现公开针对女王本人的不恭敬言论。但是君主制本身还是会受到重创。白金汉宫进行的详细民调将会带来坏消息。查尔斯王储的民众支持率将会低无可低，以至于他恐怕会扪心自问自己究竟想不想当国王。下一次关于王室开支的下院辩论恐怕会导致非常难看的结果。君主制将会遭到锈蚀与磨损，曾经的光泽将会黯淡消逝，曾经的佳酿将会沦为酸醋。在我们这个时代，君主制就是这样衰落下去的。因此1997年的那些天的确至关重要。诚然，那些天是英国国民集体疯狂的一部分，是某种形式的全民歇斯底里，注定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但是女王的地位与事业的确很可能因此遭到削弱。而在现实当中，经历了这一切的女王或许更明智了，肯定更难过了，但是也确实更强大了。

（1）http://en.wikipedia.org/wiki/Douglas_Hurd

（2）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maduke_Hussey,_Baron_Hussey_of_North_Bradley

1987年春天，一位名叫罗宾.简福林（1）的年轻外交官加入了白金汉宫新闻办公室。他去年刚刚协助组织了女王访问印度的旅行，满心以为这次调任能为他带来一段相对安闲的时光。此时的英联邦内部的确问题不少，但是在英国国内，王室家庭似乎正处于一段黄金岁月当中。查尔斯与戴安娜这对天作佳侣依然令新闻界如痴如醉，威廉王子与哈利王子是一对蹒跚学步的萌物，他们的母亲也抛去了曾经的萧索愁容。去年秋天，夫妻二人刚刚圆满完成了访问阿拉伯湾的任务，一路上大秀恩爱。来年1月他们还要访问澳大利亚，为澳大利亚建国二百周年助兴。这次访问同样也将会令各路媒体目不暇接。安德鲁王子娶了戴安娜的老朋友莎拉.弗格森。她的父亲与王室是马球场上的老相识，因此她也就成了理想的王室儿媳妇。各家报纸立刻就将她编排进了温莎家族肥皂剧当中，将她昵称为“弗姬”，她是戴安娜的“好姐妹”，也是吹进王室大家庭的又一缕清新空气。1986年7月两人正式成婚，安德鲁王子随后成为了约克公爵。这个头衔对于女王与王太后而言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先王乔治六世与他的父亲乔治五世都曾经保有过这个头衔。有一些王室家族的熟人认为女王一向最喜欢安德鲁王子，尽管他偶尔也会出一点刮蹭事故。女王与安德鲁谈笑风生的场景很能使人相信这一点。

这一时期的温莎家族看上去充满了万象更新的劲头与乐观主义。最能体现自信情绪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王室决定让爱德华王子主持指导一场电视直播。爱德华王子是女王的小儿子，对于广播行业抱有极大的热情。《皇家庆典》（It’s a Royal Knockout）将会展现年轻新一代与各路名人共同欢乐的盛景——例如“憨豆”罗温.艾金森，摇滚巨匠密特.劳弗，还有影星芭芭拉.温德索。节目收入将会用于慈善事业。好几位高阶廷臣都表示反对这种做法，包括女王的私人秘书威廉.赫塞尔廷（2）在内。但是他们的意见被驳回了。报界声称这个电视节目拍得一塌糊涂，安妮公主尤其感到特别尴尬。而且在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受到记者们嘲讽冒犯的安德鲁王子还愤然离开了现场。这件事原本应当惊醒白金汉宫方面注意媒体游戏的危险性，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在准备不充分的前提下贸然将王室的魔力暴露在泛光灯下。廷臣们也本应当通过这件事更清醒地意识到新一代国民对于王室态度的转变。“当时我们都觉得，反正是慈善活动，怎么搞都无所谓。老实说我们有些太自以为是了。”一位参与者这样说道。

今天我们知道，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此刻正在这些和谐场景的背后悄然上演，温莎家族也即将因此迎来自逊位危机之后最严苛的时光。白金汉宫即将面临四面起火的局面，不得不终日疲于应付，几乎丧失了推行改革的余力。戴安娜的郁郁寡欢与奇怪举止一直令女王大惑不解，但是她与菲利普亲王还是尽力将她欢迎进入了自己的家庭。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未收到成效。查尔斯与戴安娜非常不幸福，他们的婚姻漫长而难熬，两个人都搞起了婚外情。查尔斯与自己的初恋卡米拉.帕克.鲍尔斯打得火热，将各种贵族度假地与谨言慎行的朋友们的家宅当成了幽会场所。戴安娜则依靠一个又一个男友来排遣自己的孤独，首先是军人出身的詹姆斯.赫维特，接下来还有汽车推销员詹姆斯.吉尔比。王储与王妃整天吵得不可开交。有时吵架的地点相对隐蔽，例如威尔士亲王在格洛斯特郡的海格洛夫庄园，还有的时候在口风不严的外人面前也能吵起来。关于他们俩的婚姻危机的确传出了不少流言蜚语，但是都说得含糊其辞，以至于女王与公爵全都无视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根据查尔斯传记作者乔纳森.丁伯比的说法，查尔斯的父母从未和他谈起过他的婚姻问题或者戴安娜的行为举止。一位名叫安东尼.赫登的记者在1988年出版了一本书，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但是白金汉宫方面将这本书扔到了一边看也不看。人们不无道理地认为，许多婚姻都要经历困难时期，因此目前王储与王妃的问题大概用不了多久就会自行解决。一位高阶廷臣认为，“我认为威尔士亲王与王妃之间的感情冲突十分严重，怎样高估都不嫌过分；所有人都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们最终会以那样的方式收场。”另一位高阶廷臣则补充道，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很快就被翻脸不认人的媒体打了个晕头转向，基本上丧失了展望远景的能力，更不用说提前做计划了。

1992年，积累已久的各种隐患终于一并爆发了出来。1月份，一张早已存在但依旧令人尴尬的照片遭到公开，画面上的约克公爵夫人正在与一位来自德州的朋友史蒂夫.瓦特一起度假。这张照片倒是没露多少肉，但是的确挑明了她与整天忙着在海军服役的安德鲁王子究竟已经疏远到了怎样的程度。安德鲁王子很快就告诉母亲，自己的婚姻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还有更糟糕的故事，预示着更多的照片即将见报：这一次画面上的戴安娜形单影只地站在象征忠贞婚姻的泰姬陵前面。戴安娜品鉴画面的能力很强，并且有效地利用媒体摄影师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感受。3月份，约克公爵夫妇正式宣布分居；4月份，女王所有子女当中最最私密也最勤勉的安妮公主也与自己的丈夫马克.菲利普斯办理了离婚手续。不过所有这些烂事都还算不上伤筋动骨。对于王室家庭而言，真正的灾难缘起于安德鲁.莫顿撰写的《戴安娜的真实生活》的出版。这本书原本是《周日泰晤士报》上的连载，一经问世就在传媒界掀起了一阵风暴。这本书的出版彻底改变了一切，因为戴安娜这次不仅与摄影师合作，还与作家合作。一切关于王室隐私的旧式规程都被她砸了个稀巴烂。

假如威尔士亲王与王妃的婚姻危机发生在二十年前的话，那么他们兴许还有机会躲过媒体的注意，并且赢得时间在家门后面的安静环境当中尝试着自行解决问题。但是在八十年代人们根本无法想象报界会保持缄默，尤其是因为王妃本人在报界面前采取了竹筒倒豆子的态度。她成长在由名人驱使的媒体大环境当中，公众的窥私癖与名人的暴露狂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宛如一对罔顾人伦的表兄妹，在沙发上滚作一团，亲得死去活来。戴安娜无法抗拒“寻求理解”的致命冲动。日后就连查尔斯都决定要把自己这一边的故事公之于众，尽管他在前半辈子一直被眉开眼笑却又吹毛求疵的媒体又戳又刺。这场婚姻危机爆发之际，英国公众与新闻界正好需要分散注意力的由头。经济衰退的利齿正在死死咬着英国不松口，治理英国的首相约翰.梅杰此刻正麻烦缠身。尽管此前梅杰也曾经在全国大选当中令各路专家大跌眼镜地夺得了不容置疑的授权，但是到了1992年4月托利党在下院的多数议席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党内还不团结。一切看上去都相当灰暗。

女王的生平当中有几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时期，比方说1992年在白金汉宫官员的记忆里就是当代君主制的最低点，甚至比1997年戴安娜去世之后的晦暗日子还要糟糕。二十年过去之后，我们或许可以更清楚地回顾一下当时女王口中的“不利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家庭分裂的连续剧，越发登堂入室而且咬住就不松嘴的媒体，不合时宜的温莎城堡火灾以及随后关于王室财政问题的公共争论，人气低落自身虚弱以至于根本无法向女王提供任何帮助的政府——这许多倒霉的事情全都赶在了一起。如果只有一两件事，那么总还可以得到轻松应对。但是就像所谓的完美风暴一样，这其中的每一件事都会对其他事件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而且对于女王来说，这次的多重危机虽说算不上晴天霹雳，却也的确吓了她一跳，因为她的头顶上一直是典型的英国式多云转晴天气。实际上这是过去二十年里所有问题的总爆发。

问题之一是温莎王朝为自己撰写的任务宣言。1949年，母亲联盟召集了一群新婚妻子们在威斯敏斯特举行集会，女王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自从那时起，婚姻就成为了女王的基督教使命的基石。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她当年的话语：“我们毫不怀疑，离婚与分居要为当今社会某些最黑暗的邪恶现象负责。” 接下来她又对物质主义与自私自利发动了尖锐的攻击。今天的人们很难将笼罩在紧缩政策阴影之下的战后英国与放纵享乐或者贪得无厌联系起来，但是强调婚姻的神圣性在1949年看上去依然是一条足够安全的信息。正如前文所见，这段话为四年后的加冕仪式添加了一段重要的注脚。在自己婚姻的早期，女王也曾经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童话公主”，生儿育女之后又成为了英国年轻母亲的典范。王室家庭往往会被塑造成为个人道德的标杆。早在乔治六世的时代，由“我们四个”组成的亲密家庭就担当了这根标杆的基座。王室家庭不仅是宪政机制的一部分，还是公序良俗的化身——这个家族的政治功能从来都不足以维系真正君主制的存续。在女王统治的早期，这一切看上去都简单易懂。皇家赛马会与皇家园林派对之类的活动总会将离婚人士拒之门外，就连玛格丽特公主也曾经因为传统主义者的阻止而未能嫁给自己的初恋。

但是这番话出口之后仅仅过了几年，如此严格的决策标准就发生了显而易见的松动。四十多年之后，许多英国家庭对于忠贞作风的态度的改变已经变得与当年大不相同，温莎家族也未能幸免。当年女王膝下圆睁双眼、一副小大人神气的子女们长大以后同样因为欲求幸福而不可得的人类困境而苦苦挣扎。性开放，毒品，社交丑闻以及离婚法的放松使得英国逐渐远离了母亲联盟的基督教立场，转向了一个将理想性生活视为基本人权组成部分的新世界。曾几何时，财富阶层与贵族阶层还将婚外情与通奸视为维持体面生活的必然代价。某些老一辈王室成员依然保留着这种见怪不怪的大男子态度，例如蒙巴顿勋爵据说就曾经为查尔斯王储为安排过他与卡米拉的最初几次幽会。时至今日，父母眼中的明智谨慎在新一代人看来无非是虚伪做作而已。六十年代后期彰显真我与“勇敢做自己”的道德观已经将节制与谨慎推搡到了一边。

与此同时，新闻界的态度也发生了彻底转变。白金汉宫向来将这一转变归咎于“那个俗不可耐的共和派”鲁伯特.默多克。但是板子真不能只打他一个人。诚然，默多克麾下的《太阳报》与《周日泰晤士报》在这一时期的确对君主制下手最狠，紧随其后的还有如今已经作古的《世界新闻报》。但是嘲讽与刺探性质的报道之所以能够促进报纸销量，仅仅是因为公众口味比过去更糙了，或者说至少不如过去那样恭敬了。《太阳报》主编凯文.麦肯兹或许开过几个颇具威胁性的玩笑，说什么要“痛击德国佬”（这里的“德国佬”自然指的是温莎家族），但是其他报社的主编们也不甘示弱，一方面在主打专栏文章当中对于君主制极尽奉承谄媚，另一方面又通过新闻报道向王室成员们发动了野蛮且破坏力十足的攻击。女王本人几乎从来都高高端坐在火坑上方，偶尔才因为不交税的问题被人指斥几句，或者被温和的漫画家们揶揄一通。但是总体而言依然被视为一个不能碰的角色。但是她的子女全都被贬斥到了一般名人的层次。就像无数被媒体吃干榨净又把渣子吐出来的摇滚歌手、女演员与电视名人一样，女王的子女们也全都陷入了捧杀与棒杀的循环。他们也发展了自己的应对方式。王室成员们在读到关于本人的新闻报道时往往一字不落，触目所及全是谬误。但是将报纸翻过一页之后，看到关于另一位王室同辈的新闻，却会毫无顾忌地照单全收——“他们不至于作出这种事吧？”这时其他王室成员就会直截了当地答道：“别看这种破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无论王室家族的成员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怎样的逼迫，英国新闻界还是找回了自己发源之初的老传统，也就是专攻下三路。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后期相对而言倾向于自我审查与高尚情操的办报风格——女王与公爵就是读着这些报纸成长起来的——是地缘政治极其严苛的特殊时期的产物。时至今日，政客们终于再次成为了可以恣意抹黑、嘲讽与谩骂的靶子——就像其他任何一位被报社主编盯上的倒霉蛋一样。默多克所做的仅仅是击溃印刷行业工会以及促使一家重振活力的报社回归尖刻泼辣的本源，从而改变了英国新闻界的经济态势。接下来到了二十一世纪，默多克旗下的报社——以及其他各家报社——将会越发权势膨胀，以至于走上了爬的高摔得重的老路，最终遭到了电话窃听丑闻的报应。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安德鲁.莫顿的书出版的时候，默多克的确对这本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炒作，并且为王室造成了其他人无法企及的伤害。莫顿曾经是一位都市小报记者，此前他已经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戴安娜王妃企图自杀的跟踪报道，包括在她怀有王室继承人的时候。此外他还写到了王妃的种种自残举动，例如割腕与暴食性呕吐。在他的笔下，这段婚姻失败的罪魁祸首完全是查尔斯王储的不忠，温莎家族的冷漠与残忍也加快了婚姻的崩溃。他的文章针对女王，爱丁堡公爵以及威尔士亲王发动了凶狠、炽烈、全线出击（而且并不公道）的攻击，将他们描绘成为了缺心少肝以至于全无人性的怪物。他行文节奏紧促，细节详实，《周日泰晤士报》又对书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主张反复进行了条分缕析（根本用不着进一步的夸大）。上百万读者与其他记者同行们一开始并不相信这些言论。因为它们太过分了，根本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在1992年6月7日报纸出版之前，莫顿终于说服了报社主编安德鲁.尼尔：他的书不仅基于王妃及其友人的一系列可靠证言，而且王妃本人还亲自授权作者将其传播出去。

新闻国际英国分公司的主管安德鲁.奈特以及公司创始人鲁伯特.默多克本人最终拍板决定发布这条新闻。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这一决定看上去都像是针对君主制政体的阴谋。依然不是这么回事。默多克或许并不是英国王室乃至于英国政体的朋友，但是最终作出决定的人是他手下的总编安德鲁.尼尔，因为这是一条了不得的新闻，能够卖出很多很多份报纸。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新闻从业者，担任报社主编近十年之久，因此他很清楚自己将要一头驶入怎样的暴风骤雨当中。

一开始王储决定采取鸵鸟战术。他宁愿相信自己的妻子没有卷入其中，或者至少她是受到了大嘴巴的朋友们的出卖。随着风暴愈演愈烈，白金汉宫根本拿不出应对方案。根本没什么可说的。白金汉宫的第一招是淡化并部分否认莫顿的言论，并且鼓励新闻投诉委员会主席麦克格雷格勋爵（3）——此时的委员会早已经掉光了满口牙齿，根本没什么战斗力——出面抗议：“这起丑恶的事件展示了记者如何向其他人的灵魂指指戳戳，其手法丝毫无助于公众对于王位继承人的合理关切”这番话的确说得很漂亮。麦克格雷格发言之前还专门与女王的私人秘书兼王妃的姐夫罗伯特.菲勒斯爵士（4）统一过口径。戴安娜肯定不是这本书的消息来源，是吧？戴安娜向菲勒斯保证自己与此事并无瓜葛，但是她欺骗了这位正直老派的王室仆从。书中的关键内容正是她交给莫顿的。后来她连抵赖都懒得抵赖了。她与一位从前的室友一起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此人正是莫顿书中的关键人证之一。就像摄影记者阿瑟.爱德华兹在泰姬陵前为她拍摄的照片一样，这一举动直截了当地向公众指明了幕后的实际情况。后来女王的新闻秘书让她在否认书中内容真实性的声明上签字，她并没有同意。从小就在女王眼前成长起来的菲勒斯如今面临着里外不是人的困境。他向麦克格雷格道歉并且提交了辞呈，不过女王很明智地将辞呈扣了下来。

其他报社的主编们纷纷指责安德鲁.尼尔不负责任，乱挖隐私，甚至还指控他犯下了叛国罪。与此同时王妃则必须在私下里面对女王、爱丁堡公爵与自己的丈夫。她如此关注自己的婚姻不幸——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她简直成了“自己的私人电影里的明星”——以至于恐怕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于老一辈王室成员造成了多么深重的伤害。根据王室家庭密友的说法，菲利普亲王为了挽救儿子与儿媳的婚姻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给戴安娜写了好几封言辞恳切的长信，而戴安娜则将这些信件在朋友圈里传阅，并且抱怨不已。后来这批信件也遭到了盗窃与公开。

此外戴安娜还与王太后有过详尽的书信往来。王太后当年嫁入王室家族的时候也是顶着贵族头衔的平民，早先也经历过不少挫折。因此她很有理由对于戴安娜的苦境感同身受。不幸的是，所有相关信件全都被销毁了。这是玛格丽特公主干的好事，她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将这些信件与其他大批文件全都烧掉了。她告诉自己的朋友，她这是为了清理一下母亲那间混乱得“一塌糊涂”的书房。书房里的确塞满了一箱箱书信。玛格丽特公主询问王太后：“这些旧货你还要吗？”王太后并没有给出斩钉截铁的明确回答，于是公主就带上胶皮手套，拿着塑料垃圾袋，扎上围裙，在肯辛顿宫的私人花园里将一座王室历史研究的无价宝库化为了灰烬。在所有被焚毁的文件当中还有一份著名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当年为王太后创作的颂歌曲谱。有一位作家事后问过玛格丽特公主，她有没有看到自己当年写给她的信件。当然看到了。那你烧了吗？当然烧了。

与此同时，面对着继承人的破碎婚姻，女王建议夫妻二人尝试一下为期半年的分居。但是在她的儿子看来分手是不可避免的。两人的最终分手事由看上去无足轻重得很，无非是两位少年王子在周末放假回到桑德林汉姆与海格罗夫的时候应该陪父亲还是陪母亲的问题。如果要将接下来几个月里两人之间被泪水浸透的各种是非曲折一一述说清楚，未免有些不太厚道。一位白金汉宫高阶官员将其称之为“不断展开的人类悲剧”。不过这种事本来就没几个人真能应付得了。当时的白金汉宫新闻官员与工作人员对于那个时期的最鲜明回忆就是心力交瘁，几乎被巨量的批评抽打得晕头转向。“我们当时的心态简直就像是二战期间防空洞里的难民一样。”一位官员这样说道。另一位高阶官员补充道：“当时简直就是一团糟……没完没了，比1997年的情况更严重。所有人都被连番打击搞得晕头转向，失去了积极思考的能力。”事已至此，情况还能糟糕到哪里去呢？

1992年11月20日，温莎城堡礼拜堂失火，火灾毁坏了城堡当中大部分历史最悠久的结构，严重破坏了国宴厅以及其它三间重要房间。万幸的是，过火区域的绘画与其他大批贵重物品都得到了及时转移，但是许多美丽且古老的家具与窗帘还是化为了青烟。一位高阶官员回忆道：“那是一个可怕的11月下午，沉闷且细雨蒙蒙，火头直冲着女王的卧室扑了过去。”另一位官员回忆道：“接下来的一周更难过。这场火灾对于女王的伤害很大。这里是她的家，她与这个地方的关系十分密切。”女王在温莎城堡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光，她曾在这里与家人共度过无数个周末，招待过无数朋友与世界各国的领袖。温莎城堡对于她的意义更胜于白金汉宫，因为白金汉宫对于她来说无非是一间办公室。摄像机镜头前的她此时满脸都是遮掩不住的颓唐。当时正在出访阿根廷的菲利普亲王在电话里尽其所能地安慰了她。安德鲁王子则尽其所能地抢救了大量绘画与家具。250名消防队员花了十四个小时才把大火扑灭，最终有一百多间房屋受损。

火灾过后公众的第一反应自然是同情，但是很快“谁来付钱”的问题就被摆在了桌面上。面容和蔼的文化遗产秘书彼得.布鲁克操之过急地宣布纳税人将要承担温莎城堡的修复工作，因为温莎城堡并没有投保。总开销大约会是四千万英镑。正如前文所见，布鲁克与白金汉宫都被充满敌意的公共反应吓了一跳。问题并非仅仅是作出援助女王的一次性决定，而是再一次牵扯上了女王财产这个长期议题。当时的民意如此愤慨，以至于内阁大臣道格拉斯.赫德不得不在演讲当中警告英国公众，不要将自己的宪制君主当做“不值钱的玩具”，在公共争论当中将其扔来抛去，全然不考虑可能造成的损害。戴安娜婚变与温莎城堡修缮这两件事的组合滋生了无穷的毒素。某位高阶官员如是说道：“性与金钱，金钱与性，搅和在一起准没好事。”假如莫顿从未爆料的话，公众对于女王的财政处境可能还会抱有更强的同情心。

真正震撼整个白金汉宫的打击是王妃公开所有幕后内情的决定。过去几百年来王室一直恪守着出言谨慎的习惯，唯一的例外就是当年的温莎公爵与公爵夫人。如今这一类习惯被撕成了碎片。在女王的整个统治时期，她一直在竭力摸索着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我们在前文当中已经见到了女王对于玛丽安.克劳福德将自己的童年生活公之于众的做法作何感想。对于她来说这种做法无异于最深切的背叛。我们也见到了白厅对于偷听机密的员工或者收受贿赂的办事人员多么敏感。生活在这种程度的公共好奇心之下无异于承受着特殊的折磨。但是与此同时，君主制也要争取民意支持。王冠与权杖已经失去了天命加身的光彩，只能依靠打动人心的故事来取而代之。因此女王的许多亲人——从蒙巴顿勋爵到爱德华王子——都曾经怂恿她向公众进一步展现“真实女王”的工作与生活状态，与总想多知道一点情况的电视公司、作家与记者们走得再近一些。另一方面，她的脑海中也一定不断回响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宪政专家沃尔特.白芝浩的言论。她小时候曾经专门研读过白芝浩的著作，而白芝浩专门警告过人们，君主制的魔力不能过分暴露在阳光之下。

温莎城堡火灾之后过了不到四周的时间，1992年12月9号，查尔斯与戴安娜正式宣布分居。约翰.梅杰轻描淡写地告诉下院议员们，这件事“对于宪政体制没有任何意义”。“王位的继承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且当时机来临之际，威尔士王妃没有任何理由不被加冕成为王后。威尔士亲王对于国教会首脑位置的继承也不受影响。”这番话就连他自己的班子成员都不信。有人这样说道：“他们说什么‘她还可以成为王后’，回头看来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所有人都在想象未来加冕仪式上查尔斯与戴安娜分别到场的景象。”由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王储应当为这场婚变承担主要责任，再加上卡米拉一直在他身后若隐若现，很多议员都怀疑他是否有资格担任国教会首脑。梅杰煞费苦心地试图弥合亲王与王妃之间的裂隙，至少也要做做表面文章，让他们共同承担一部分抛头露面的官方责任。但是与以往几届政府的预期表现相比，梅杰政府为饱受打击的温莎家族所提供的支持并不算全心全意，而且也并不主动。

这种事也不奇怪。1992年9月16日，“黑色星期三”，英镑脱离了欧洲汇率机制，梅杰的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一下子全都破产了，他的个人权威更是荡然无存。他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辞去首相职务。托利党内部正因为马斯特里赫特协议的问题而吵得不可开交。就在不久前的11月4日，梅杰刚刚在下院以三票之差通过了签署协议的决定，此前他一直在考虑是否应当辞职，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二次想到这个问题。当时的一位唐宁街观察家这样写道：

“两股相反的力量正在相互撕扯。保守党政府对于君主制总是抱有一定的同情……但是当时的政府在政治方面连受重创，以至于既没有多余精力、也不打算顶着枪林弹雨替君主制出头。此外当时的人们也非常恐惧媒体。因为‘不利流年’背后的推手正是媒体，因此在我看来，面对媒体批评的唐宁街与以往历届政府相比反应更积极，反击的时候也往往不用全力，比方说在税收问题方面就是这样。”

说到立宪君主与首相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要紧的关节：君主总是难免需要政府的掩护与支持，政府也需要君主的权威。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俱荣俱损的关系。在英国，君主的权威与政府的权威往往是一回事。英国君主制经常受到疲弱政府的拖累，也经常受到强势政府的抬举。出于她本人的利益，女王每周接见首相的时候都非常希望面前的这位个人一切顺利。托利党也好，工党也罢，这都无关紧要。对于女王来说，民选国家领袖的权威以及将女王奉为元首的国家的权威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政治与个人政策则要次一等。女王继承人的婚姻失败恰好赶上了她的政府因为欧洲争端与经济衰退等问题而民心丧尽，对于女王而言她这一回的运气实在糟糕的很。1992年的结尾同样非常难看。女王的圣诞讲话文稿遭到了《太阳报》的提前泄露，“不利流年”这一回算是彻底圆满了。

但是这一时期同样表明女王及其顾问们并没有丧失与时俱进应对艰难局面的能力。1993年白金汉宫宣布，为了筹措温莎城堡灾后修复工作所需的资金——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由菲利普亲王亲自监督，不仅要修复火灾造成的破坏，还要对这座古老建筑进行重建与改造——白金汉宫将定期向公众开放。票款定为每人8英镑。一开始这个计划只打算执行四年，不过一经实施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每年都能吸引四十万游客参观，促进了新设施的建设以及女王艺术馆的改进，使得公众得以一览女王的部分藏品。这项措施一开始仅仅是为了尽快筹钱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却成为了王室的主要财源之一。到2002年，由皇家艺术藏品信托基金会掌管的温莎城堡与圣十字宫的旅游收入已经达到了每年将近1700万英镑。但是比金钱更重要的是象征主义：伟大的皇家宫殿如今就像乡村别墅与庄园一样向游客敞开了大门。曾经拒人千里的高耸石墙与尖利围栏如今成为了欢迎好奇公众的招牌。冰冷的白金汉宫如今看上去简直有些温馨。向全社会开放王室宫殿的主意曾经气得丘吉尔大动肝火，认为这样做简直骇人听闻。实际上这种做法非但毫无争议，而且还广受欢迎。

但是随着莫顿爆料的冲击波持续扩散，查尔斯与戴安娜之间的仇怨也越结越深，不仅毫无温馨气息，而且还引发了越来越大的争议。最后威尔士亲王终于决定发动反击，授权自己的朋友兼广播主持乔纳森.丁伯比为自己也写了一本传记。丁伯比接触到了大量内部资料，包括亲王的私人日记、访谈录音与官方文件。《威尔士亲王》一书揭露了查尔斯的坚定政治观点，以及他那郁郁寡欢的成长经历。但是人们的注意力还是立即投向了亲王在书中承认自己与卡米拉通奸的内容以及相关电视访问，还有他本人对于婚姻失败的陈述。从来没有哪个当代王室成员作出过杀伤力如此巨大的举动。据身边人的回忆，女王阅读书中罗列的各种证据的时候面色潮红，一脸不可思议的神情。毕竟，在记者面前缄口不语甚至故布疑阵的原则一直是君主制自我保护的核心。查尔斯王储与丁伯比的合作还造成了其他方面的损害：查尔斯与丁伯比的合作还在其他方面造成了损害：他在书中声称自己的父母在养育自己的时候不够称职，并且借助存心伤人的大段文字详尽且刻薄地披露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所思所想。这本书中的威尔士王妃不仅心智不全，而且疑神疑鬼。此时一半英国媒体似乎都已经成为了戴安娜手里任意演奏的乐器，因此查尔斯的这种做法看上去也危险得很。有一位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亲王并且至今依然十分仰慕他的王室仆从认为，与丁伯比合作出书是亲王成人以来做出过的最糟糕决定。帷幕再次被扯到了一边，这一次下手的人是未来的国王。

现在我们有必要后退一步，审视一下对阵双方的兵马实力。白金汉宫当中的关键顾问人员都是老资格的王室仆从、白厅员工或者金融城从业者，这些人普遍没有经历过当代英国生活当中最为生猛凶狠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座右铭是手腕与忠诚。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保护一位谨慎小心的女王。这位女王具有坚定的老派观点，听从自己丈夫的指导，而她的丈夫打心眼里不相信并且厌恶记者。这些顾问们在过去的好时光里养成了洋洋自满的习惯。他们此前养成的经验丝毫应付不了加入王室家族的年青一代。当这些年轻人与新闻界沆瀣一气，将最敏感的私密信息拿到公共场域大肆宣扬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假如他们一直留心注意媒体世界的飞速变化，以及晚辈王室成员所面临的新压力，他们原本有可能预见到这方面的危险。他们的对立面是无数记者、报社主编与报社老板。这些人时时刻刻都要为了生存而彼此竞争，而且与英国上层阶级也没什么瓜葛。大型报纸集团的老板往往是外国人——这事不新鲜——而且并不住在英国——这倒是新现象。这些报社的主编们对于荣誉称号并不感兴趣，也不屑于与王室成员耳鬓厮磨。英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美国，金钱逐渐成为了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记者们全都接受了追逐名人并将其开膛破肚的训练，并且很清楚如何使用最新科技来窃取信息。

（1）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in_Janvrin

（2）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Heseltine

（3）http://en.wikipedia.org/wiki/Oliver_McGregor,_Baron_McGregor_of_Durris

（4）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Fellowes,_Baron_Fellowes

许多富有经验且精明机敏的政客、公务员与廷臣都曾经近距离观察过女王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个人关系。他们一致同意，两人的关系（长时间停顿，同时摆出一脸苦相）“很不好”。这两位女性年龄相近，出身背景却天差地别。此前两人并不相识，战后英国政坛局势最动荡且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却将两人拴在了一起。许多最为激进的撒切尔派思想家都十分厌恶目前这个疲弱国家当中衰老且肌肉松弛的各种体制，这份厌憎甚至连君主制都不放过。他们（天真地）将美国视为政治与经济的典范，一个活力充盈的精英主义乐园，在那里人们创造财富而不是继承财富。他们厌恶女王容忍英联邦内部左翼独裁者的做法，而且对于宫廷内部的闲散生活与一成不变的仪式同样欠缺耐心。在他们眼中，宫廷、BBC执行层以及终身制学术人员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右翼智囊团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们将“玛格丽特”视为他们真正的女王，当代英国召唤下凡的再世布迪卡。甚至就连艾诺.鲍威尔这样较为老成持重的右翼权威也出言警告，认为女王的海外抱负无非是膨胀的骄傲自大。七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左翼人士经常讥笑君主制，朋克青年的t恤衫也经常将女王当做讥讽攻击的对象。八十年代右翼激进派的敌意同样不可等闲视之。此时很多左派开始自欺欺人地说服自己，女王其实站在他们这边，在内心深处也是一名左派。

至少在公开场合里，撒切尔从未显露过任何反对女王的苗头。她在回忆录中声称，“‘两名强势女性’彼此冲撞的故事实在太精彩了，就算确无此事也一定会被人编造出来。”她还赞扬过女王在每周觐见期间的举止。根据撒切尔的说法，觐见绝不是虚礼。“觐见活动很安静，完全是公事公办。陛下对于时事的精准掌握令人叹服，她的经验阅历也十分广博。”托利党的革命先锋对于她的君主如此尊敬，每次觐见都绝不迟到，几乎令旁人感到尴尬。她弯腰行礼的幅度如此之大，就连女王本人都觉得有些过犹不及。一位长期观察家认为，“她们二人之间的关系简直拘谨至极。她非常谦恭，简直有些太谦恭了。女王并没有要求她做到这种地步。”另一位王室家族的朋友则声称“女王以撒切尔为题编排了好些特别搞笑而且观察非常细致的段子”。

有些高阶白厅内部人士认为女王与撒切尔的关系一开始“有点僵硬”。还有些人诉苦说，要在英国生活的最顶峰协调两位女性的同时存在往往有些棘手，因此两个人极少在同一场合出现。撒切尔上台伊始，白金汉宫与白厅就认真地讨论了如何在两人之间分配各种重要场合的出席机会，包括灾区慰问活动。有些官员声称宫廷与政府曾经为了避免首相与女王撞衫而专门开会协调，另一些官员对于这种说法则嗤之以鼻：女王“根本不关心别人穿什么”。早在撒切尔造访巴尔莫勒尔之前就有人说她的闲话，因为她拒绝在晚宴结束时与其他“女士们”一起离席。此前女王打过交道的首相全都是男性，这些人要么比她年长，必须当做长辈来尊敬对待，要么比她年轻，几乎需要女王进入母亲的角色，通过倾听他们的诉说来帮助他们。而撒切尔则是一个异数。

打破隔膜的手段也有不少，其中最见效的就是首相的丈夫丹尼斯.撒切尔。他的处境与菲利普亲王不无相似之处。他也很擅长在妻子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退避三舍，同时又能在微妙棘手的社交场合及时护驾。丹尼斯.撒切尔与王太后的关系尤其好，因为两人都喜欢喝一杯，而且也都恪守着各种王室规程。像这样的密切关系多少使得首相每年前往巴尔莫勒尔的访问容易了一点，尽管总是不耐烦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总会利用北上苏格兰的机会顺便处理一批当地党务工作，此前的首相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在抵达巴尔莫勒尔之前，她会先去走访一下爱丁堡的托利党官员，期间留宿在苏格兰托利党的和蔼长老赫克特.莱茵爵士的私宅里面，有机会的话还要与东北苏格兰的保守党成员见一面。她与乡间生活格格不入，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因此到了巴尔莫勒尔之后如何款待她就成了问题。有工作人员询问女王，是否邀请首相与其他宾客一起上山散步。女王冷淡地答道：“我认为撒切尔女士从来只会在马路上散步。”当天晚些时候，丹尼斯叫他的妻子上床就寝——根据女王的要求，晚上十一点一刻必须熄灯——她困惑地答道：“床？我们上床干什么？”后来王室方面很是因此而窃笑了一通。

首相造访巴尔莫勒尔的第一天，要在正厅举行礼服晚宴。第二天晚上则会举行烧烤自助餐会，一般由菲利普亲王做东。 餐会的举办地点大抵是巴尔莫勒尔内部的某件茅舍或者避暑别墅门前，菲利普亲王总会开着一辆路虎来到现场，路虎后面挂着特制的拖车，里面精巧地装满了刀叉、盘碟、酒杯、酒水与食物。“人到齐了以后，菲利普亲王会骂骂咧咧地动手烤肉，女王会亲自摆放刀叉，侍从们负责倾倒威士忌，座位安排全然不顾上下等级。”一位列席者这样说。菲利普亲王会带来一块烹制恰到好处而且特别细嫩的牛肉，“不过这根本不合玛格丽特的口味。她最讨厌里脊一类的精肉了。”女王总会特意将自己的座位安排在第一次参加餐会或者地位相对较低的客人身边，安抚他们的情绪。另一位宾客声称“我觉得自己陷入了某种虚拟现实当中”，因为女王与菲利普亲王正在“假装自己是普通人”。有一回，女王正在绕着桌子收拾盘碟的时候，玛格丽特.撒切尔觉得不应该让自己的君主独自完成理应交给下人的活计，因此接连好几次试图起身帮忙。最后女王终于忍不住了：“谁能告诉这个女人赶紧坐下？”这个故事很到位地象征了两个人的关系：权威意识强烈而且态度谦恭的首相一心只想帮忙，而女王却觉得首相只会添乱。白金汉宫的年度外交官招待会上也传出过类似的故事。这个活动历时足有两个小时，活动现场总是非常拥挤炎热。有一回撒切尔感到头晕，不得不坐下。第二年她的晕病又发作了一次。女王的体格很硬朗，“如同豪华邮轮一般”游弋在人群当中。她用眼角余光看到了自己的首相，忍不住来了一句“快看哪！她又要行屈膝礼了。”

不过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随着撒切尔执政时期的继续，女王逐渐习惯了她的存在，两人之间也逐渐养成了相互倾慕的感情。当时的一位高阶白金汉宫官员回忆道，两人每每详谈甚欢，令观者诧异。另一位官员则声称“女王总能理解撒切尔的谈话要点。她理解撒切尔存在的必要性。”一位长年工作的廷臣回忆道，撒切尔下台之后白金汉宫曾经为她与女王举行过私人午餐会。“女王对待玛格丽特的态度比我此前的认识还要热切，尽管她同时也觉得玛格丽特的行为举止有些好笑。”后来在聊天的时候，前任首相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假如自己依然掌权的话会怎样对付工会，这时女王淡然说道：“我想我们应该走了。”另一位前任顾问声称女王非常敬佩撒切尔一路打拼上位的成就。“由于她本人的地位是继承而来的，她对于打拼上位的人们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

真正的问题在于，王室家庭是否以任何方式与撒切尔革命的原则作对。撒切尔政府内部的“真正信徒”与一部分左翼人士都曾经怀疑过这一点。查尔斯王储不是一直以来都对都市贫困现象感兴趣吗？曾经担任女王私人秘书的查特雷斯勋爵或许是所有私人秘书当中最了解女王的人。退休后他告诉史学家彼得.亨尼斯，“你不妨认为女王偏好某种共识政治而不是两极分化的政治。我怀疑情况是否的确如此，尽管我不能说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什么了解【亨尼斯认为他这是在打马虎眼】。但是假如你处在女王的位置，假如你是某个国家名义上的象征领袖，那么显然国家内部的口舌之争越少，你就会越会感到方便与舒适。”

这套说辞还曾经以更加粗粝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眼前。1986年7月，澳-美籍共和主义者鲁伯特.默多克旗下的《周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条头版新闻，害得女王的新闻秘书迈克尔.席耶（1）丢了工作。此前席耶向记者西蒙.弗里曼通报过情况，事后又大大咧咧地向其他白金汉宫官员们吹嘘周日早上的报纸头条将会“非常好看”。报社主编安德鲁.尼尔祭出了经验丰富的政治编辑迈克尔.琼斯与弗里曼合作，最终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女王认为撒切尔冷漠无情，一味强硬，而且分裂了整个社会；她担心煤矿工人大罢工会伤及英国的社会结构；去年美军轰炸利比亚的时候将英国当做空军基地的做法令她非常不满；而且在是否应当对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进行制裁的问题上，她也并不同意撒切尔的作法（女王显然与倾向制裁的英联邦成员国站在一边，英国首相则站在另一边）。根据报纸的说法，女王正在备战。她是“一位机敏的政治斗士，如果唐宁街招惹了她，她很乐意还以颜色。”

报纸坚称白金汉宫曾经充分地向报社介绍过相关情况，因此报社才会对于女王支持共识政治并且反对撒切尔路线的观点进行如此广泛的分析。而白金汉宫方面也很清楚这些说法将会被公之于众。这些说法看上去简直大胆得有些不要命，女王的口吻听上去更接近托尼.本而不是撒切尔。这条新闻刊载的时候，撒切尔正在爱丁堡。为了参加英联邦运动会，她和女王下榻在圣十字宫里面。许多英联邦成员国决定通过弃赛来抗议撒切尔的南非政策，严重打乱了比赛进程。当天的晚宴上，女王将席耶的座位安排在了自己与撒切尔之间。席耶向撒切尔道歉，撒切尔则拍了拍他的胳膊：“一点也不用担心，我知道那些话都是胡说。”可是当真如此吗？席耶完全否认了这篇新闻，声称“这条声称自己反映了女王对于政府政策的看法的新闻其实全无实据。”。尼尔代表《周日泰晤士报》发动了反击，几乎就要指控女王的私人秘书威廉.赫塞尔廷爵士在新闻来源的问题上撒谎——直到今天这件事在白金汉宫工作人员的圈子里依然余毒未消。但是席耶与弗里曼肯定通过气。后来他告诉史学家，此前他并没有直接与女王沟通过情况，也从没听到过她批评首相。假如女王当真直言不讳地谈论过自己对于首相的看法，那就早晚一定会被某个人听到并且捅出来。“她肯定会认为这是全然违反宪制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一位资深廷臣这样说道。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席耶多少有点哗众取宠的倾向，被狡猾的记者们牵着鼻子走得太远了。根据白金汉宫的办事规矩，这件事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评论，席耶也没有受到任何公开批评，但是不久后他就辞职了。

女王对于英联邦所抱有的毕生感情显然比撒切尔高出了好几层楼。希斯对于英联邦同样没什么感情。白金汉宫一直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希斯之所以不待见英联邦，因为他是一位热切的亲欧洲主义者。撒切尔虽然不是亲欧人士，但是她更敌视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正如前文所见，女王为了挽留左翼独裁者留在英联邦内部，很乐意与他们会面并且畅谈人生，而且她一直相信英联邦成员国身份长期而言能够带来实际的好处。当时的英联邦秘书长桑尼.拉姆菲尔爵士并不是一个擅长争斗的人。但是太还是站在女王的立场上一头冲进了《周日泰晤士报》的争端。当时一位贴近女王的观察家认为女王更喜欢共识政治。而且在煤矿工人罢工与骚乱期间，她还曾经亲自听取过矿工家属与其他艰难群体代表的诉苦。女王绝不是没有同情心的人。“撒切尔的名言‘社会这种东西并不存在’对于王室家族来说极其不入耳。他们绝对无法同意这一点。但是当时的大环境的确需要一股像撒切尔那样摧枯拉朽的力量。我认为王室家族——尤其是女王本人——绝不会故意无视撒切尔的功绩。”

双方的关系确实不错。撒切尔手下强硬可畏且饱受争议的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被白金汉宫当做了真正的朋友。与后来的两位工党首相不同，撒切尔在每周觐见结束后都会特意留下来喝一两杯威士忌——“尽管多少有些不耐烦”——免得白金汉宫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根据某位廷臣的说法，到了撒切尔下台的时候，女王对于撒切尔“有些宠溺，还觉得她很有趣”，而且她的确为撒切尔感到惋惜。女王还专门向撒切尔授予了功绩骑士团勋章（Order of Merit）——这是一项非常罕见的荣誉，也是来自女王本人的礼物。

撒切尔当政时期王室家族的头等大事无疑是查尔斯王储与戴安娜.斯宾塞的婚事。两人于1981年7月29日举行了婚礼，查尔斯王储时年三十二岁。就像女王当年的婚礼一样，这次的婚礼同样赶上了一个不太好过的年份。1981年的问题并不是战后紧缩政策，而是撒切尔执政初期的高失业率、持续通货膨胀以及社会分化。而这一次的婚礼也再度承担了转移注意力的任务。戴安娜.斯宾塞时年只有二十岁，父母离异，但是她的家庭与王室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年前她姐姐刚刚嫁给了女王的助理私人秘书罗伯特.菲罗斯。查尔斯与她的另一位姐妹莎拉也短暂地约会过一段时间。另外斯宾塞家族也有王室血统，祖上各种婚生与非婚生的王族血脉传承可以一直追溯到斯图亚特时期。他们很熟悉温莎家族向来喜爱的射猎、马球与乡间生活。戴安娜的父亲斯宾塞勋爵还曾经是乔治六世以及女王登基早期的宫廷侍从。

此前戴安娜并没有交过多少男朋友。这肯定是好事，因为男友众多的过去很可能造成尴尬，并且为《继位法》带来麻烦。她看上去天真无邪，真心爱慕查尔斯，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完美的王妃人选。蒙巴顿勋爵遇害之后不久两人第一次见面，她告诉查尔斯他在葬礼上的神情十分悲伤孤寂。她打动了他。尽管所有恋爱关系在外人看来都是神秘难解的，但是他们两个似乎当真相爱了。查尔斯的婚姻观非常严肃，认为婚姻是终身大事，并且很清楚选择自己对于戴安娜来说并不容易。自从戴安娜造访了巴尔莫勒尔与桑德林汉姆，被人们视作未来的王妃之后，她立刻就成了摄影记者围追堵截的目标，全靠着若有若无的微笑与低垂的眼神才能将这帮人对付过去。家人与朋友都催促王储尽快打定主意，于是他稍作犹豫之后就求婚了。但是在结婚之前他们见面的次数也就只有十几次而已。

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得针对这场婚姻的马后炮式批评成为了寥寥几个始终保持增长的英国工业领域之一。查尔斯王储不仅比戴安娜年长一轮，而且与绝大多数同龄人相比要传统得多。他抱有深重的悲观主义思想，而且与一位早年的女朋友、如今嫁做人妇的卡米拉.帕克.鲍尔斯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他富有教养，心思敏感，崇尚灵性，还受到责任感的驱使，尽管同时他也十分讨厌伴随这份责任的某些事务。从求婚到举行婚礼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他一连好几周都不在英国国内，而是踏上了前往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加长王室访问之旅——当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的母亲也曾经因为履行同样的责任而遭受批评。相比之下戴安娜则全心热爱八十年代初期的情感外露的流行文化。她所经历过的外部世界无非就是伦敦西区上层社会女孩们的交际圈子。她根本想象不到成为温莎家族的一员究竟意味着什么。往最好处想，嫁给查尔斯的决定也不过是基于乐观主义的掷骰子举动。但是话说回来，夫妻双方克服年龄与志趣差异、共同经营美满婚姻的实例也并不少见。

很多人都认为这段婚姻将会天长地久，并且将会极大地巩固王室家族。这些人包括女王与爱丁堡公爵、无数狂热的君主主义者、几乎所有媒体以及——理所应当地——王室夫妇自己。唯一的倒彩声来自政坛左翼，因为他们害怕在福克兰群岛战争前夕正处于低潮的撒切尔政府会利用这次庆典煽动英国国民的爱国主义情绪，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一时间查尔斯与戴安娜成为了全球名人（据估计当时全世界大约有7.5亿人口观看了婚礼的现场直播），而且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一直维持着完美夫妻的形象，还十分令人称道地迅速生下了王位继承人。

接下来几年里，这段婚姻成为了威尔士亲王的全部生活内容。但是在幕后还有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同样具有沉甸甸的宪制份量——这就是威尔士亲王的政治立场问题。从传统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说，他并没有政治立场，因此当有人做出相反主张的时候也自然会火冒三丈。亲王肯定不是社会主义者，毕生以来他一直竭力避免被人贴上各种政党政治的标签，或者直接卷入任何政治话题的争论，例如经济问题，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问题，伊拉克战争问题或者英国军队规模问题。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却向来抱有坚定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实际”政治的距离并不远，而且还在越走越近。他的观点日趋保守（不是日趋保守党）。在撒切尔当政时期，这一点使得他与托利党内的激进分子多有冲突，至于正牌社会主义者倒是要暂时靠边站了。

王储在八十年代养成了给各位大臣写批评信件的习惯。他在慈善活动方面倾注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尤其是他本人的王储信托基金。这使得他与一位直言无忌的建筑师罗德.哈克尼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此人主要负责王储慈善事业当中较为激进的那一部分。有一次他们两个在火车上的谈话遭到了泄露，哈克尼在接受报纸采访的时候又证实了谈话内容，结果害得查尔斯陷入了一场激烈的纷争。根据《曼城晚报》的报道，他担心自己将要继承一个分裂的英国，一边是有产者，另一边是无产者。这番话听上去很像是针对现任激进派首相的攻击，将撒切尔的班子气得火冒三丈。道歉之后，查尔斯给哈克尼去信称，这些言论“政治意味过于浓厚，以后我再也不会这么说了，因为我很清楚这样说会导致怎样的政治反应……当我在公共建筑、内城住宅区以及贫困人口等领域发挥作用的时候，每一步都必须非常小心，唯此才能穿过政治的雷区。”

王储这回的确吃了一亏，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改弦更张。他继续为小企业主与产业再生摇旗呐喊，尤其关注相对而言更加贫困的黑人居住区，并且不厌其烦地敦促撒切尔与少数群体领袖见面。最后她的确听从了王储的意见，尽管并未采取显著的跟进措施。这些年里，亲王的班子规模越来越大，他在格洛斯特郡的海格罗夫建立了自己的办事基地，而且他对于康沃尔公爵封地当中大型农场产业的经营也越来越上心了。白金汉宫与唐宁街的工作人员们越来越频繁地私下碰头，讨论威尔士亲王的所思所想。但是女王本人一直与如日中天的撒切尔主义所引发的各种争议保持着距离。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女王究竟更认同“这位女士”，还是欧盟当中批评撒切尔的人士。我们同样不知道，当布鲁塞尔领导下的超级跨国政体湮灭了英国的——也就是她的——主权之后，她本人究竟是否感到不安。许多左翼人士与自由派观察家都相信他们的君主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同撒切尔。在乳胶人偶讽刺剧《翻模秀》当中，她的人偶胸前别着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徽章，身边还摆放着列宁的半身像。这一幕场景的确是个不错的笑话。反对党的凄惨处境使得很多人都相信，英国君主通过某种隐晦的方式成为了大臣们的缓冲器，但是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能支持这种说法。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当撒切尔颜面无存地最终离职的时候，这出令人悲哀的戏码强烈地激起了女王的同情心。

（1）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Shea_(diplomat)

自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白金汉宫里面发生了一场悄无声息并且至今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革命。改革家们将宫廷当中老旧的“乡间府邸”气氛搅了个天翻地覆，将大部分君主制日常事务的掌控权从政府手里夺取了回来，并且极大提升了君主制的运作效率。正如前文所见，自从五十年代以来，王室开支问题在女王统治时期曾经反复冒头。白厅方面“让女王远离政治”的举措一次次地将事态暂时平息了下去，但是公众的疑虑却沉淀了下来。绝大多数人在理解大数字的时候都有困难，而君主制的实际成本也的确令人犯糊涂，因此有必要先介绍一点基本知识。女王的钱主要有三大来源。首先是王室年俸（Civil List）。这笔钱是财政部支付给君主体系用于日常维护的费用，来自于王室地产（Crown Estate ）的收益，其中的大部分都直接成为了政府经费。女王的其他开销主要由私人地产支付。最后女王还拥有自己的私人投资项目（后面这两项合称为内库或者私用金（Privy Purse），从字面上看来难免令人想到一个硕大的天鹅绒手袋）。这三项进账都有着复杂纠结的历史。

王室地产由1066年诺曼征服以来（有些情况下还要再早一些）所有国王与女王拥有的地产组成。在中世纪期间，英国人口逐渐增多，国情日趋复杂，治理英国的成本也越来越高。统治者们利用这些地产带来的财富来维持政府运作，许多地产还被他们赠送给了贵族，借以换取支持。尤其是在叛乱四起或者君弱臣强的时候，统治者更是需要收买人心。因此一度面积广大的王室地产几百年来一直在不断缩水，但是时至今日依然体量可观，总价值大约在66亿英镑左右，其中既有森林与农场，也包括了若干条最繁华的伦敦街道。王室地产当中有450座农场，位于苏格兰的牧场，超过一半的英国海滩，距离海岸线12英里以内的全部海床，伦敦西区摄政街与圣詹姆斯大街上的大片路段，建造了无数英国楼堂广厦的波特兰白色软岩采石场，还有英格兰西部的森林。

曾几何时，这些产业的收益是直接由君主本人收走的。但是到了1760年，乔治三世同意将收款事务交给政府，作为回报议会则每年向他支付“王室年俸”供他开销。因此单纯认为君主制就是由纳税人养活并不准确。恰恰相反，绝大部分王室地产的收益都补贴给了政府。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王室地产一共向财政部缴纳了19亿英镑。但是这种做法也意味着议员们可以经常性地监控王室开支并进行相关辩论。正如前文所见，监控王室开支就等于监控君主制本身。查尔斯王储长期以来一直对此颇有微词。作为王室家族当中开销较高且抱负更大的一员，他希望王室地产的收益能够回流到王室手中，从而使王室独立于政客们的干涉。看上去这种想法充其量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几十年来，王室年俸一直是横亘于女王与大臣们之间的棘手问题。这倒并不是因为公众反对女王本人，而是因为通货膨胀与更加咄咄逼人的报界将一年一度的王室年俸上调变成了某位知情人口中的“恶化脓疮”。每一年报纸头版都会刊载女王的“加薪”以及温莎家族生活如何奢华的新闻。每到这时候白金汉宫总会遭到左右夹击。在七十年代经济失败的萧杀年份共和主义者们对于王室年俸的反感也曾经一度高涨。但是到了撒切尔执政的八十年代，当整个英国都在提升效率的大义名分之下遭到大力摇撼的时候，许多人都开始质问为什么不将如此陈旧的体系也顺便理顺一下。

更糟糕地是，这方面的讨论与王室收入的第二个组要来源——即女王的私人财产——以及女王是否应当缴纳所得税的问题混淆在了一起。任何其他人的财产问题都不像女王那样纠结，因为属于她本人的财产、属于英国君主的财产以及介乎于两者之间的财产剪不断理还乱地搅和成了一堆。的确，只要女王愿意，她随时都可以观赏白金汉宫里的精美画作，佩戴价值连城的首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画作与首饰的确都是她的。但是女王无权出售这些画作与首饰，只能将其传承下去，一部分留作私用，另一部分摆在公开场合展览。就房产而言，王室成员从来没有居住过的城堡以及宫殿与王室成员以私人身份购置的乡间别墅肯定不能一概而论。将所有替国家代管因此无权私自处分的首饰、土地、宫殿、艺术品与其他财产全都抛开不论，女王最主要的的独立收入来源来自兰开斯特的公爵领地。1265年，亨利三世将这片土地赏赐了出去。目前公爵领地拥有的农场遍及整个英格兰北部，还在伦敦斯特兰大街与泰晤士河之间拥有多座价值高昂的建筑，在伦敦南部拥有一座工业园，在伯明翰、曼城、哈罗盖特以及斯托克拥有一批写字楼与商铺。其他财产还包括许多海滩与沼泽地，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当中频繁亮相的维多利亚风格小火车站，一座私人机场，等等。公爵领地比起王室地产要小很多，2009年估价3亿2300万英镑，目前每年向内库（即女王的私人账户）支付1300万英镑。她用这笔钱来支持除去她本人与菲利普亲王之外的其他全部王室成员。爱德华三世于1337年建立的康沃尔公爵领地支持着威尔士亲王与他的家人。这块领地的收入比起前者要略高一些，每年大约1500万英镑。就像女王一样，威尔士亲王也无权出售领地资产借以牟利。

女王也有私人投资项目，根据外界揣测价值几十亿。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想当然了。1993年，时任宫务总管的艾尔利勋爵代表女王公开出面表示，公众猜测的最小数字即一亿英镑“依然夸大得离谱”。但是每年年初由摩利调查公司为女王进行的私下民调同样显示，公众对于女王免交所得税的惯例越来越反感了。1991年，在一系列王室离婚事件爆发之前以及安德鲁.莫顿的《戴安娜：真实的故事》一书出版以前，民调显示79%的受访者认为女王应当缴纳所得税。同年晚些时候的另一场民调显示42%的受访者认为王室是英国承担不起的奢侈品。此类感受与同时期的王室家族丑闻结合在一起，对于君主制的未来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威胁，至少这样一来君主将会很难继续作为一个宏大且相对昂贵的国家项目而存在下去。对于女王本人以及她自从少女时期就下决心要为之奋斗终生的使命而言，这是一段非常难过的时期。之所以金钱问题没有对她造成伤及元气的损害，首先要归功于两位王室改革家，一位是艾尔利勋爵（1），另一位是迈克尔.皮特爵士（2）。

第十三世艾尔利侯爵戴维.奥格利维是二十世纪末期王室故事当中的重要人物。此人年龄与女王相仿，高大英俊，衣着得体，谈吐柔和，而且几乎完全不被外界公众所知。他也更喜欢这样。另一位高阶人士认为他的重要性足以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阿尔伯特亲王相提并论。他也是苏格兰地主阶级出身，伊顿公学毕业，二战期间在苏格兰近卫团服役。他在距离巴尔莫勒尔不远的安格斯也有自己的房产。很早的时候他就成了王室一家的朋友——女王还参加过他的五十大寿派对。战后他成为了一名商业银行家。1984年11月31日，艾尔利勋爵辞去了施罗德集团主席的职位，就此结束了自己在银行业当中的职业生涯。第二天他就成了白金汉宫的员工。当时撒切尔的激进主义势头正猛，因此这位银行家理所当然地觉得王室内务的运作跟不上时代。王室内务的开支超过了女王的收入，迫使她越来越多地动用自己的私产，以至于出现了坐吃山空的局面。这个问题亟需解决。当时一位白金汉宫员工这样说道：“我们的钱就要花光了。”

艾尔利建议女王聘请几位外部顾问。于是白金汉宫选择了当时最有名的排险专家，也就是毕马威公司的前身皮特.马维克.米歇尔会计事务所，聘请该公司对白金汉宫目前的运作方式“从头到尾、放开手脚地进行一次彻底审查”。作为一个惯于遵循私密传统路线的机构，白金汉宫这一回的确迈出了一大步。当时所有的大公司都在咨询领域投入了越来越高的开销，但是女王亲自传唤财会人员与效率专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自然，临危受命的迈克尔.皮特爵士并不是随便哪个财会人员。他是伊顿与牛津的毕业生，他的曾祖父正是皮特.马维克.米歇尔会计事务所的创始人。这个瘦削秃顶、犀利睿智而且不惮攻击传统的人同样也与王室颇有渊源。皮特家族一直以来都为女王私人资金担任审计工作。就像艾尔利一样，他早年也是金融从业者，后来才成为了全职王室员工，再后来又进一步成为了查尔斯王储的私人秘书，因此也参与了查尔斯王储争取王室地产收益的活动。如今这两个人将一场私密的撒切尔革命引入了白金汉宫内部。如果说2012年的君主制看上去气色不错，功劳并不能完全算在女王一个人头上。女王手下的办事人员同样功不可没。

1986年夏天，皮特率领一支四人团队投入了工作。到了年底，他提交了一份1380页的报告，其中包含188条详细的合理化建议，例如削减办事与管理人员，以及更加俭省的应酬安排。某位白金汉宫工作人员将皮特对于王室财务的整改称作“刀切黄油”。皮特撤销了浮肿的餐饮与用车合同，引进了现代化管理与更能干的人才，砍掉了虚高的开销，还从政府手中夺回了好几项职能。宴会酒菜的份量得到了控制，许多细微之处的腐败行为得到了清理。一度负责经办王室内务的所谓“乡间别墅群体”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有一位观察家声称这两人也遇到过拦路虎，这些人脾气和善，富有魅力，私人男仆总会将他们的皮鞋擦得光鉴照人。他们是上流宴会上的良伴，王室家庭在巴尔莫勒尔或者桑德林汉姆打猎或者钓鱼的时候也总会叫上他们。但是正是由于这帮人的不作为，运作君主制的工作才越来越多地落到了政府的手里，致使白金汉宫的独立性、活力与进取心越来越差，逐渐僵化成为了一件彬彬有礼的摆设。七十年代末期，工党首相吉姆.卡拉汉还曾经打算特别成立一个王室事务部，将君主制的运作彻底国有化。艾尔利与皮特则决心反其道而行，斩断财政部对于王室内务的直接控制。换言之，他们以从未被人完全理解的深入程度私有化了女王。

首先，他们与财政部就如何解决过去二十年里一直作痛不已的王室年俸问题商谈了一份新方案。几年之后的1990年，还剩几个月就即将倒台的撒切尔政府终于同意了这份方案。安德鲁.特恩布尔爵士是财政部的高阶公务员，地位仅次于唐宁街，日后还成为了内阁秘书。当时他主持了一个研究小组，成员有艾尔利与皮特、财政部公务员海登.菲利普斯爵士以及税务局的相关人员。一位曾经参与早期几轮商谈的高级官员坚称：“财政部的态度倒不是非得要将王室年俸削减多少，因为说句实在话，这点三瓜两枣的小钱实在不值得费心。这是上层阶级为了保护女王而采取的手段。我们希望王室年俸遭到审查的次数越少越好。”

女王同意一概剥夺低阶王室成员领取王室年俸的权利，用自己的钱来养活他们。从此以后，能够直接从王室年俸领钱的王室成员就只剩下了她本人、菲利普亲王与王太后三个人。其他所有人全都要依靠她的私人收入来资助，主要是来自兰开斯特公爵封地的收入。商谈结果还将另外一部分白金汉宫的开支——例如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以及安保费用——从总账当中撬了出来并且塞进了一般性的政府开支当中。这一切作法实际上使得艾尔利与皮特获得了接管绝大部分王室管理工作的机会：“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掌控自己的命运。”

一年一次的商议意味着无法预先做计划。因此白厅与白金汉宫一致决定王室年俸的审查应当以十年为期。这样做的最大问题在于通货膨胀。过去四年里通货膨胀率一直突飞猛进，到1990年已经达到了9.5%。财政部很担心万一将未来的通货膨胀率设定得太高，可能会暗示人们不久后通货膨胀就会失去控制；但是如果设定得太低的话，报界又会说三道四。最终艾尔利建议，商议标准应当以过去十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准，即7.5%。财政部认可了他的主张。于是女王的年金翻了一番，不过同时也遭到了冻结。在下一个十年的最初几年里这个数额将会宽松得有些过分，但是到了临近末尾的时候基本上也就被通货膨胀蚕食得差不多了。一位参与商谈的公务员表示，“女王每年能拿到7900万英镑。我们知道这笔钱在第一年里她肯定用不了，但是考虑到7.5%的通货膨胀率，等到第十年这个数额差不多就刚好合适了。”出于政治考虑，当时掌管财政部的特恩布尔与彼得.米德尔顿爵士提前将他们的打算通知了工党党首尼尔.基诺克。基诺克回复道：“也好，这样做公平的很。”

实际上，由于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商定结果比一开始的打算还要慷慨。到了2000年，女王手里已经积攒下了3500万英镑的现金盈余。此前商定双方都认可了将一切盈余累积计入下一个十年的作法。十个丰年之后的确紧跟着十个荒年。2010年戴维.卡梅伦的联合政府再次审查王室账册的时候，女王已经接连领受了二十年而不是十年的固定年金数额。许多廷臣私下里都在抱怨，其他随便哪个政府部门要是接连二十年预算不上调都肯定活不下去。但是更重要的是，二十年以来——自逊位危机之后最严重的王室危机都发生在这段时间里——女王都不必因为开支问题而每年硬闯一次报界与共和派政客们布设的刀山火海。假如没有这些改革家们的前期工作，这段多灾多难的年月恐怕会致使女王的故事急转直下——英国的君主制倒是未必就会因此而寿终正寝，但是肯定会元气大伤。白金汉宫总是喜欢过高地估计公共舆论的杀伤力——但是话说回来，公众对于君主制的支持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与此同时，艾尔利与皮特夺回了绝大部分此前由白厅管理的事务。在1989-1990年期间，艾尔利趁着环境财产服务机构部遭到废除的机会设法将几座主要宫殿的日常运营权限从政府手中夺取了回来。如今掌管白金汉宫、圣詹姆斯宫，克拉伦斯宫与温莎城堡日常运营的负责人是宫务总管。对于王室内务而言这是一场豪赌。“我们几乎要在一夜之间张罗起一支团队，但是我们手头上一个人都没有——水管维修工倒是有几个，但是除此之外必须从头开始。”在大肆炒作王室婚变与其他肥皂剧情节的报纸大标题背后，这一点是真正的成就。以女王为总裁的王室内务从大臣们与白厅的手里夺回了君主制的日常运营权限。“王室集团”的运作重新回归了私有制公司的模式，公司的一把手正是君主本人。

某工作人员这样说道：“女王是个实干精神很强的人。你头一天交给她一份备忘录，第二天她就会发还给你，二十四小时之内肯定有答复。她的本能很敏锐，判断力也很好。不管什么时候我去见她，都必须牢记她比任何人都更有经验，她了解的情况也比我更多。每次讨论结束的时候我总会觉得很有收获。她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很冷静，也很得体。”新机制的口号是“少花钱多办事”。经办王室内务的成本遭到了大刀阔斧的削减，而员工数量却得到了大幅增加。皮特将王室机器的规模翻了几番，又将经营成本降到了原先的几分之一。他尽其所能地压榨了所谓的“低效储备金”——政府官僚的管理不善导致的虚高成本与滴漏损失。与此同时，艾尔利也为女王的小小国中之国带来了重大结构性变革。宫务总管成为了执行总裁或者迷你首相，每个月都要主持一场由五个不同部门领导参加的委员会。他的具体职能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白金汉宫的官方职责描述包含了十四项责任），但是本质而言是为女王担任兼职顾问外带战略主管，在女王与威尔士亲王之间担任桥梁，还要“通过协助创建愉快但专业化的工作环境促使全体员工表现出最佳水平”。根据官方职责描述，担任这份工作所需要的各种素质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或许就是“得到女王的信任”以及“明智且稳妥的办事手腕”。

在《卫报》的公共职位任命网站上并没有宫务总管的任职信息。这份工作往往会落到一位临近退休年龄的贵族男性手里。历任宫务总管对于自己的举荐人总是语焉不详，但是他们此前肯定面见过女王，也一定会接受女王的面试。她曾经告诉一位宫务总管，“为了完成我的工作，我需要一批非常优秀的人为我工作。而且工作氛围一定要好，只有在这样的氛围里面工作人们才会竭尽全力。”这番职位描述听上去倒也温良礼让得很。但是温良礼让其实只是表面功夫，工作当中的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直到1968年，宫务总管还要负责审查戏剧。近几年的宫务总管还要负责向女王传达好几条关于她的家庭的最糟糕消息以及若干最难决定的难题，包括直言不讳地向女王报告她的儿女最近又捅出了什么娄子。这种事从来都不容易。

女王还要求艾尔利研究一下另一个难题，即女王是否应该支付所得税。1992年11月温莎城堡火灾发生时，他马上就要谈妥这个问题了。第二年1月，他在桑德林汉姆悄悄地向女王解释了自己的打算。女王同意接受固定金额的王室年俸，也同意自掏腰包来养活年轻一代的王室成员。因此艾尔利决定设计一套计划来保证女王不会因为巨额税单而耗尽现金。自从1992年2月份开始，他们就一直在与财政部与税务局的团队商谈这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温莎城堡）就着火了——好家伙！那个周末各家报纸全都气鼓鼓的——‘女王那么有钱，凭什么不让她出钱修缮城堡呢？’”约翰.梅杰首相表示要在下周一就这个问题在下院发表声明。尽管女王当时身患重感冒，依然还没有从火灾的打击当中恢复过来，而且还要为一年一度的伦敦市政厅演说做准备。但她还是急急忙忙地看完了自己的税单——就像她的许多臣民一样。显然她是个非常务实的人，告诉自己的手下赶紧解决这个问题。

一开始艾尔利坚持主张女王不应该为了“君主向君主的遗赠”而支付遗产税，这样一来王室地产就基本可以不受触及地在新老君主之间代代相传了。白金汉宫辩称，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君主制的荣光与权威就会随着每一次新君继位而逐渐缩水，直到最后只剩下些许边角碎料。假如由于厄运作祟，君主之位在短时间内接连转手，那么不用多久巴尔莫勒尔与桑德林汉姆就全都保不住了。留给英国的只能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君主制”，根本无法彰显任何独立于政府的特质。根据新一代君主制理论家们的看法，这种情况无异于大灾难。财政部也同意白金汉宫的观点，尽管直到今天这一决定依旧隐痛未消。女王同意为了自己的兰开斯特公爵封地以及私人投资支付所得税与资本收益税但是政府官员们还是担心这项协议在实际当中恐怕会失之宽大。艾尔利与皮特敲定这项新协议之后，1993年4月政府又宣布白金汉宫与温莎城堡的部分区域要向公众开放，从而为温莎城堡的修缮工作筹款。英国王室收藏的绘画以其他艺术品——全世界同类收藏当中最伟大的一批——受到了一个新成立的政府部门的管辖，并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彻底的分类整理，展示在了一切付费公众面前。

其实君主制的成本问题并不具有多么严肃的经济意义，而是君主制受欢迎程度的化学试纸。老一套的运作方式靠的是多少有些自满的高阶廷臣与大量薪酬优渥的底层员工，国家赠予的别墅房舍成为了理所当然的存在，诸如王室藏品之类无价珍宝的具体细节则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这一切就其本身而言都算不上多大的问题。但是2009年陷入公务开支丑闻的各位议员们都知道，看上去不算严重的小事往往具有将一整套体制的声誉打翻在地的能量

说了这么多，君主制究竟要耗费英国多少钱呢？1959年，记者多萝西.莱德（笔者家里的一位亲戚）撰写了《女王如何统治》一书。根据她的计算，政府“每年要将相当于联合王国境内每人支付两便士到两便士半的金额”划拨给女王，“相当于一根纸烟的价钱”一方面莱德在谈论王室成本的时候采取了狭义的观点，另一方面这些年来针对香烟的税赋也越来越重了。但是假如基于大致相同的基础，将政府明确承认的用来供养女王这位国家元首的所有款项——包括拨款、王室年俸与年金——全都考虑进去（2011年的数额是3280万英镑），再假设一盒二十根的香烟价格为6.30英镑，那么今天供养女王的人均成本大概是每人每年两根香烟。此外如今女王每年还要为自己的私人财富支付一大笔税赋，而她在1959年也用不着这么做。从员工总人数、宴饮招待的丰盛程度以及基于伦敦当地工资标准的王室内务员工工资等各方面来看，今天的女王肯定并不比过去更加奢侈铺张，实际上还肯定赶不上过去。拿香烟举例子还能说明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笔钱实在不多，也就是70便士——今天在商业街连锁咖啡店里点一杯卡布奇诺都要花两倍的钱。相比之下，在本书成文之际，每一位英国人所肩负的国债已经达到了23000英镑。

2010-2011年期间，英国君主制的资金问题再一次遭到了激烈的审视。女王再一次卷了进来。2010年大选之前，女王的私用金管理员艾伦.瑞德爵士（3）与他的苏格兰同乡、工党首相戈登.布朗以及财长阿拉斯特.达令进行了相关商谈。根据会谈结果，政府不再使用三套彼此分离的体系——王室年俸，宫殿保养费用以及王室人员出行预算，而是以一套单独的体系取而代之。直到此时，王室在出行访问当中节省下来的开销都还不能用来维修漏水的屋顶。此外艾伦.瑞德爵士还需要与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进行商谈，其中一个是早已被2012年奥运会筹备工作搞得分心乏术的文化体育部。白金汉宫的官员们感到自己沦为了文化体育部的下设机构，专管旅游业。随着大选的临近，首相无疑会考虑供养女王的新体系对于选票得失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工党最终将这个问题的决定权交给了选战的赢家，托利党领导的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的动作很快。戴维.卡梅伦首相与乔治.奥斯本财长的班子首先想到了将王室地产的收益按比例——15%——支付给君主的主意，这样一来就不必每十年召集议员们投票确定特定金额了。这样做有助于王室资金问题的非政治化。但是有两个显著问题。其一，这种做法会不会将君主制的财政状况从议会的视野当中转移开来，使其再也不受公众约束呢？其二，假如王室地产运营良好（王室地产当中的确包括潜在的巨额盈利新渠道，例如离岸风电站），那么君主岂不会变得越来越有钱吗？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艾伦.瑞德爵士与女王同意今后每年都让王室开支接受一次审查，但是审查方不是私人公司毕马威，也不是财政部，而是公共审计局。这意味着由议员组成的公共审计委员会将会有权审查白金汉宫的账目与官员。至于如何避免女王及其继承人因为未来的利润而过于发达，政府成立了一套王室储备金审查与封顶的体制。未来削减百分比肯定比提升百分比更容易。白金汉宫的相关人士声称，女王明确表示一切可能致使后世子孙挥霍铺张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她非常清楚自己全靠民众的认可才能维持统治。”

但是在政府交接期间的财政安排问题上，政客与白金汉宫之间还是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争论。最终谈妥的条款非常强硬严苛，致使女王在2011-2013年期间的收入实际削减了19%，她的登基六十周年庆典正好处于这一时期。新任财长乔治.奥斯本坚持认为，在所有预算开支当中唯有海外援助预算与医保预算可以不受影响，换言之女王也要和政府一起勒紧裤腰带。这一次女王又直接卷入了决策过程。同一时期的另外几项财政决策则实际影响了君主制的未来。首先，女王敲定的协议在她死后对于下一任君主同样生效。其次，交付给查尔斯王储的康沃尔公爵封地收入——每年大约1700万英镑——得到了重新打理。目前的康沃尔公爵封地体系可以追溯到亨利五世与阿金库尔大捷的时代。康沃尔封地的收入要装进君主长子兼继承人的腰包里。换句话说假如王位的继承人是女性，她就拿不到这笔钱。新体系纠正了这一点。此外，假如查尔斯王储不幸先于他的母亲去世，这笔巨额财富就要交到女王的孙子、剑桥公爵威廉王子的手里，而不是女王此时在世的最年长儿子安德鲁王子，因为前者才是王位继承人。

因此如何供养英国君主制这个漫长且伤脑筋的问题如今至少有了得到彻底解决的机会。当然仅仅是有机会而已。如果未来的君主制再度给人留下大手大脚的印象，尤其在困难时期，届时的政客们肯定还会旧话重提。女王从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也已经心甘情愿地作出了很多重大变革——缴纳税赋，结束王室年俸制度，以及在开支问题上负担更大的责任。当然，女王的私人投资收入对她也十分重要——但是这笔钱主要是用来资助她本人对于赛马活动的热切参与。

（1）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Ogilvy,_13th_Earl_of_Airlie

（2）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Peat

（3）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Reid_(Royal_Household)

七十年代的英国王室经历过两个重大的盘点反思时刻：其一是女王银婚，其二是1977年登基二十五周年。周年庆祝（以六十周年为最）一直是温莎家族的特色，因此很值得仔细研究一下。这个理念从何而来呢？最早始于何时呢？最早的“现代”周年庆典发生在1809年，当时一帮作家与政客为了庆祝乔治三世继位五十周年而掀起了一阵喧嚣。就像1977年一样，当时的英国也很需要加油打气。拿破仑战争战事正酣，国内税收居高不下，进口缩减，遍地伤兵，还遭到了隔离封锁。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半岛战争惨烈而艰难地推进着。四年前的特拉法尔加大捷对于乔治三世的统治的确是重大利好消息，但是人们也把北美殖民地的丢失算在了他的头上。此时他几乎已经失明，并且风湿缠身，终日苦不堪言。

但是他的统治时期的确长得不同一般。人们将庆祝这段统治时期的主意当成了在黑暗当中抗争逆境的舞会。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感恩节宗教活动，搭配烤全牛以及海量的啤酒。陆军与海军士兵领到了特别加餐。国王免除了所有直接向国家借贷的欠债人的债务，许多其他欠债人也被放出了债务监狱，临行前还饱餐了牛肉与李子布丁。逃兵得到了赦免。战俘被释放回国（法国人除外）。乔治三世在温莎用祈祷与焰火进行庆祝；伦敦的人们则纷纷涌入圣保罗大教堂参加感恩仪式，散场后又纷纷涌向街灯照耀的街头，身上披着彰显爱国主义情绪的蓝色佩带，与嘉德骑士的袜带同色。

这一切极大地提升了国王的人气。尽管一年之后他就悲哀地滑向了疯狂与痴呆的深渊，导致了摄政法的出台以及他那位肥胖且叛逆的儿子的统治，但是周年庆祝的理念确实就此得到了确立。下一位统治时期足够长的君主是维多利亚女王，1887年她的五十周年庆典具有完全不同的氛围。帝国正在如日中天之际，因此庆典也更加宏大，军事色彩更浓，帝国气象更强烈。庆祝活动不仅局限于英国本土，还扩展到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与非洲。这一刻，维多利亚女王将“温莎寡妇”的孀居岁月抛在了身后。她的人气也因此而大为高涨。伦敦组织了多样的庆祝活动。欧洲各国王室在这里汇聚一堂。黄金马车的后面跟随着印度军队队列，不戴王冠的维多利亚女王则坐在马车里挥手致意。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还举行了专门的法事。爱尔兰恐怖分子曾经试图在庆典期间将女王、政府要员以及各界显贵一起炸飞。这个阴谋之所以未能得逞，部分原因在于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不太可靠。英国各地对于1809年的庆典还留存着足够清晰的集体回忆，人们都想重温一下烤全牛、痛饮啤酒、篝火晚会与街头舞蹈的景象。

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还在继续，她的登基六十年庆典也得到了类似的庆祝，尽管这一次人们多了几分回顾往昔的心态，而且人们对于大英帝国的全球霸业能否千秋万代也首次产生了些微的疑虑。到了下一个世纪，最显赫的此类庆祝就是1935年乔治五世的登基二十五周年庆典。这次庆典又赶上了国家前途晦暗难测的时刻——所有马屁拍得最响亮的溢美贺词当中有一条就出自希特勒的手笔。烽火台、烟花、烤全牛、街头派对与教堂法事已经成为了惯例。国王与王后访问伦敦东区贫民窟的时候，皇家马车与马队的后面紧跟着热情的旱冰运动员与自行车骑手。行进队伍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旗帜与笑脸的海洋。有一片特别破败的居民区还竖立了一块标语牌：“俺们虽然穷，可是有忠心”。事后乔治五世这样评价道：“我从未想到他们对我是这种看法，我开始觉得他们肯定很喜欢我的为人。”这番话恐怕并不是故作姿态。在大规模民调出现之前，君主与公共舆论之间相对而言要隔着一层。因此只有趁着重大活动的机会君主才能接触到人民，人民想要接触君主也是如此。

因此到了1977年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庆典的时候，各种做法都已经有章可循了。我们都知道周年的存在意义。这是盘点与反思的时刻，不仅要趁机审视君主制的状态，还要回顾一下这些年来国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这是肉牛的劫数，也是啤酒商的盛会。史学家大卫.卡纳丁曾经简明有力地指出：

“假如你生活在一个共和国当中——比方说美利坚合众国——那么你的国家的历史总会被切成一段一段的。无非就是四年一任总统，运气好的话能凑够八年。此外就是建国百年庆典。如果你生活在君主制国家，尤其是假如你生活在当今女王的治下，而且这位女王连续统治了二十五年、五十年以至于六十年，那么你就拥有一系列周年庆祝，为你提供结构化审视历史的机会……在其他情况下你并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周年庆祝究竟是什么呢？是喘口气回头看看的机会，是静下心来回顾过去的机会。

1977年的问题在于：在过度膨胀的“新伊利莎白时代”浪漫乐观主义烟消云散之后，战后的英国与女王表现得怎么样呢？温莎家族毫发无损地躲过了丑闻的打击。白金汉宫官员为了避免争议而在幕后进行的各种工作基本上都收到了成效。更大的威胁似乎是王室正在沦为温吞水一样无关紧要的角色。1976年女王庆祝了自己的结婚二十五周年，她趁机提醒自己的听众们自己如何支持婚姻。她的“家庭君主制”也因此而完好无缺。离婚已经成为的全国性的成瘾行为，年轻人在性问题上的态度日益开放甚至趋于放纵。但是除了玛格丽特公主之外，温莎家族的成员们依旧循规蹈矩得很，并且十分团结。查尔斯王子整天穿着制服在军舰舰桥上、直升飞机里或者马球场上露面。三年前安妮公主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嫁给了马克.菲利普斯上尉。菲利普斯拒绝了侯爵爵位，他们的子女彼得与萨拉将会在公共视线之外成长起来，尽管这对夫妻日后也会分道扬镳。

安妮公主早就成为了家族当中一颗不事张扬的明星。她是一位优秀的马术师，很快就将要骑乘她母亲的爱马“善心”代表英国队参加1976年奥运会。用安妮公主自己的话来说，赛马的饲主同时又是骑手的母亲，这种事在今天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仅此一家。她继承了父亲的直率气质，而且也不缺乏胆量。1974年3月，她前往帕尔摩街拍摄一部慈善募捐宣传片，在返程路上遭遇了一名绑架犯。犯人开枪击伤三人，包括她的司机与保镖，并威胁她立刻下车。公主回敬了一句“你他妈做梦去吧”，接着就从另一侧车门冲了出去，并且在现场群众的保护下脱离了危险。尽管类似这样的突发事件的确会威胁到王室成员的生命，但是这起案件同时也很有时代特色：犯人落网后声称他要将计划当中的三百万英镑赎金捐献给全民医保。随着英国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富有对抗性，这种当代罗宾汉式的粗陋措辞也越来越有市场了。

在二十五周年庆典前夕前夕，如果说王室家族的状况还不错，那么英国自身的处境肯定不算良好。希斯的国内施政乏善可陈，罢工频发，每周工作日削减到了三天，工会在威尔逊-卡拉汉政府治下变本加厉地重新拾起了激进策略，有人甚至提出英国已经无法治理了。报纸上日复一日都是令人戒惧的经济警讯、通货膨胀的致命威胁，来自苏联的威胁此时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可怖。早在1968年，报业巨头塞西尔.金就曾经与蒙巴顿勋爵密谋逼迫威尔逊下台，蒙巴顿勋爵对此嗤之以鼻，这个阴谋就此不了了之。甚至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商界与政界的许多高层人物依然认为只有依靠临时军政府才能遏制工会与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右翼人士对于加入欧洲的前景满怀敌意，对于苏联资助的共产主义者渗透各行各业的可能性满心恐惧，北爱地区失去控制的暴力循环更是令他们绝望，凡此种种使得他们养成了近乎疑神疑鬼的心态。

就像1935年她祖父面临过的情况一样，女王的二十五周年庆典也促使有些议员呼吁人们不要大搞庆祝，因为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左派与共和主义少数派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响亮，尽管根据民调他们的势力并没有增加。《泰晤士报》的写手菲利普.霍华德问道，面对这些认为君主制已经沦为“衰老社会的安眠药，无非是想用滑稽与玩笑来掩饰一个国家的濒死呜咽”的激进分子，英国究竟有没有必要严肃对待他们。他总结道，尽管面临诸多问题，“拥有一位不必竞争上岗、因此可以置身于党派纷争之外的国家元首可以带来一项巨大优势。吊诡的是，君主立宪制其实非常民主：通过剥夺国家元首的一切实权，她反而成为了所有臣民的代表者，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在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的年初，人们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抱有这种看法。君主制从来都有这点不足：在王室家庭的人气与君主体制的有用性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

在政治分野的另一侧，叛乱的情绪也在日渐滋长。在女王统治期间，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两年里首次出现了下降。在工党内部，托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们拉起了大大小小的山头，而这些山大王的影响力似乎也正在与日俱增。在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的时候，英国共产党将要组织自己的庆祝活动，社会主义者将要发放“红色共和国滚滚向前”徽章，大学生们将要把红旗插上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的楼顶，借以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六十周年。这一切或许的确添加了国民对话的欢乐气氛，但是还不至于掀起真正的赤化风潮。有些地区的市政厅摘下了女王的画像，其他城市——例如曼城——则决定抵制庆祝活动，绝不在周年庆祝上面“浪费”一分钱。《新政治家》在女王加冕仪式时曾经刊载了一篇深入细致的君主制论述文章，如今同一份刊物却推出了反周年庆祝特刊，嘲讽女王是“黄金马车里的玩偶”。公众心态的转变由此可见一斑。

左右两派的观点都是精英阶层理念不同方式的反映。相比之下，想要估测没有特定政治观点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想法则要困难得多。总而言之，基于个人记忆与谈话，对于当时公共情绪的最贴切估计恐怕就是人们已经不再纯真了。浪漫而保守的五十年代乐观向上气质以及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所体现的爱与和平的天真希望此时都已经砸了招牌。如今的社会氛围更加粗野暴力，工会冲突也更加愤怒了。在北爱尔兰，平等权益游行示威的早期理想主义早已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杀戮、酷刑与明火执仗的恶性循环。甚至在流行音乐领域，甜蜜蜜的民歌旋律也已经被喧嚣叛逆的朋克摇滚排挤到了一边（性手枪乐队唱得好：“天佑女王/法西斯的政权”）。真正的伊利莎白二世女王与她的家人怎样才能在如此大环境下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呢？说一千道一万，此时似乎并不是庆祝继承君主制的最佳时机。政府并不敢肯定大搞全国巡游的作法是否明智，一开始还抱有反对态度。一切都能顺利吗？万一政府忙活了半天全国人民却不响应，那可怎么收场呢？

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的开年大戏是一轮漫长的英联邦各国巡游。在英国国内，庆祝活动直到初夏才正式开始。首先下院举行了王室致辞。女王在致辞中向议员们犀利地指出，自己的头衔是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女王。苏格兰民族主义正在越发高涨，北海石油的发现尤其起到了火上浇油的功效。因此这番话惹恼了不少人。但是随着国内巡游的开始（风险高昂的北爱也是巡游的站点之一），情况也逐渐明晰起来：此时的英国人很有大搞派对的兴致。6月7日，将近一百万人聚集在伦敦市中心观看女王及其家人前往少不了大教堂参加感恩仪式。为了重演乔治三世当年的先例，全国各地一连串点燃了101座烽火台——考虑到那一年的恶劣气候，这项成就的确殊为不易。就像当年的加冕仪式前夕一样，露营者们一夜之间占领了伦敦街头。这一次的创新举措包括泰晤士河船队巡游，规模破纪录的焰火表演，以及将伦敦公交车全部刷成银白色。

在伦敦市政厅的宴会上，女王发表了一场演说，提醒人们回顾过去。在她爷爷登基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大英帝国依旧清晰可见，如今大英帝国已经消失了。在她的统治期间，“我通过一个特别有利的视角见证了大英帝国转变为英联邦这一宏大进程的最后阶段。英国的王冠从属地的徽记转变成为了自由志愿联合体的象征。这一进程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这番话很不常见地坦率承认了女王本人对于英联邦的热情，但是话里话外是否也隐藏着君主制对于英国本身有何意义的信息呢？即便在英国本土，王冠也不再象征权力，而是成为了民主的标志。这条信息恐怕会令她的祖先迷惑不解。王冠的力量在于它的无力？王冠的意义在于没多少意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不过这些悖论在街头基本得不到讨论。1977年留给英国人压倒一切的回忆就是街头派对。街道早早地封闭了交通，覆盖着亚麻桌布的桌子在街上排成了长蛇阵。街道两侧房屋的顶层窗户挂上了一条条横跨街道上空的彩旗。桌子上摆满了大堆的三明治、饼干与蛋糕。录音机摆在了大风呼啸的户外。街坊邻居们略显拘束地重新相互介绍。许多人都不顾尴尬地跳起了笨拙的舞蹈。村镇与住宅区树起了分发啤酒的帐篷，组织了拔河比赛，还有模仿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游戏竞技。伦敦最大的派对地点是亚历山德拉宫，十六万人在这里喝干了180桶啤酒，达成了“酒池见底”的成就。但是在其他地区，例如富裕且思想自由的汉普斯特，街道上却空空荡荡，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一位记者注意到，“街区越富裕，就越可能不举办派对。”或许的确如此。但是对于千百万其他人来说，封闭街道、介绍邻居、张罗宴席以及布置装饰品的群策群力依然为他们带来了振奋精神且不乏怀旧情怀的惊喜。

这一切有意义吗？如果有的话又意味着什么呢？女王依然相当年轻，因此这次周年庆典并不是对于女王统治时代的全面总结，而且考虑到当时的时代氛围，也肯定不是对于女王荣光的炫耀。最稳妥的说法或许应该是“怀古思今”。周年庆祝让英国人再次体会了一下战后岁月全国一家亲的氛围，这种氛围此时似乎已经消散一空了。“我们还在这里，我们没有放弃”，这就是周年庆典的言外之意。在消费主义与政坛纠葛的乱象当中，人们可以再度将目光投向彼此。“全国一家亲”或许仅仅存在于想象层面，但是人们却能感受到真切的温暖。这个大家庭当中最醒目的新成员就是来自亚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1977年他们已经构成了英国总人口的3.3%，或者说18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新入籍的英国人就像老英国人一样热情地支持周年庆典，甚至还更有过之。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周年庆典体现了国民意识的最低底线呢？的确如此。但是或许当时正需要这个。今天回头看来，这次庆典重温并且重新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意义，培养了新一代的保皇派，还为为四年后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婚礼庆典埋下了伏笔。在坏光景开始之前，这场婚礼将会是王室气派最为豪华的展现。

与此同时，威尔逊的继任者詹姆斯.卡拉汉继续着高度爱国的工党传统。他是个海军出身的传统派，也非常看重自己在1977年周年庆典当中扮演的角色。他尤其喜欢海军大阅兵，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在乔治五世时期的上一艘皇家游艇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号上面担任索具整理工作。就像威尔逊一样，卡拉汉也将工党左派要求废除王室年俸或者迫使女王缴纳所得税之类的主张拨拉到了一边。 他的内阁认真讨论了应该送给女王什么礼物来庆祝周年。大臣们提出了各种建议，例如托尼.本认为应当送“一个出自波兰矿工之手、用整块煤块雕刻而成的花瓶”，谢丽.威廉姆斯则认为应当送她一副马鞍。最后他们终于决定最稳妥的选择还是由首相的妻子购买一尊银质咖啡壶。卡拉汉的每周觐见据说“既温和又放松”。对于类似罗德西亚独立这样久拖不决的棘手问题，女王也为卡拉汉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而卡拉汉则试图让威尔士亲王对政坛产生兴趣。他邀请亲王旁听过内阁会议，还让亲王参加了一次首相质询大会。但是他很有几分道理地觉得查尔斯王子对于宪制政治的套路并不特别感兴趣，而是更关心自己的公益事业；白厅内部普遍认为他的实验失败了。

在七十年代行将告终之际，王室家庭又接连遭遇了一连串重创。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蒙巴顿勋爵遭到了爱尔兰共和军刺客托马斯.麦克马洪的谋害。当时他正在爱尔兰共和国斯莱戈郡海岸地区乘坐一艘木质小渔船出海散心。他在这里置办了一座避暑别墅。爱尔兰警方长期以来一直警告他要注意危险，因为这一地区也是爱尔兰共和军最喜欢的度假地。1979年8月27日，蒙巴顿勋爵陪同家人与朋友一起坐船出海垂钓龙虾与马鲛鱼，一枚遥控炸弹将他的渔船炸得粉碎。他很快就因为伤重不治而逝世了。同船的两名少年也不幸身亡，一位是他的孙子，另一位名叫保罗.麦克斯韦尔，是当地人。第二天，他的亲家母布拉伯恩夫人（1） 也不治身亡，终年八十三岁。与蒙巴顿勋爵一同遇害的孙辈名叫尼基.纳奇布尔，他还有个双胞胎兄弟名叫提摩西.纳奇布尔，两人终日形影不离，以至于他们的父母有时候都分不清谁是谁。

提摩西还记得事发那天是一个明媚且风光宜人的盛夏假日。自从他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经常与爷爷一起出海游玩。他的爷爷蒙巴顿精力旺盛，虽说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但是依旧事必躬亲，一心想着钓一条大鱼，或者螃蟹与龙虾之类。“我们在海面上航行了几分钟——大海一平如镜，天空万里无云。”正当大家漫不经心地扯着闲话的时候，“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仔细回想一下其实是一声闷响……接下来我能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另一条小船里面。”他能听到身边焦虑不已的爱尔兰口音，全身觉得冰冷刺骨。在斯莱戈的医院里，他那位八十三岁的姥姥死在了旁边了另一张病床上。他的母亲躺在另一头。“她的脸已经没了形状，足足缝了117针才不至于碎成一滩。她的两眼附近各自缝了20针。我的父亲躺在隔壁病房里，他的双腿从大腿根到脚趾头全都布满了血肉模糊的伤口。我们三个生还者总共还剩下三只能用的眼睛，我们的鼓膜则全都报废了。”他接受了整整三天特护才脱离危险。他的姐姐乔安娜告诉他，“你送进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意识。你醒过来了，尼基没有。”这时他意识到不可想象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立刻意识到，要么我能挺过这一关，要么我永远也恢复不过来……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她的眼泪正要溢出眼眶的时候，我终于崩溃了。”

这是温莎家族遭遇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讽刺的是，根据都柏林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政府文件，早在1972年的时候蒙巴顿就曾经告诉爱尔兰大使自己支持爱尔兰全岛统一，并且很乐意从中尽一份力。至于凶案本身，时任新芬党副主席的加里.亚当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称，爱尔兰共和军“达成了自己的目标。人们终于开始注意到爱尔兰的事态了。”亚当斯告诉采访记者埃里克.艾米费沙托夫，“爱尔兰共和军已经为这次行刑给出了明确的理由。我们认为任何人被杀都是可悲的，但是蒙巴顿之死造成的喧嚣纷扰恰恰显示了主流媒体的虚伪……爱尔兰共和军无非是将蒙巴顿毕生残害他人的手段用在了他自己身上。鉴于他的战争履历，想必他并不会反对在显而易见的战争环境下死去。”

查尔斯王储受到的打击尤其沉重。在日记当中，他写道自己当时的反应是“心如刀绞、难以置信、感到不自然的麻木，紧接着就是一阵猛烈的决心：绝对不能放过爱尔兰共和军。”事后他回顾道，自己失去了一位能向他提供逆耳忠言的人，这个人“结合了祖父、叔父、父亲、兄弟与朋友的角色。”蒙巴顿与王位继承人的关系比任何人都更亲密，指导他如何谈女朋友，警告他不要自怨自艾，还强化了他的责任感。这场凶案不仅激怒了整个英国，而且日后当托尼.布莱尔首相为了推进北爱和平进程而热切地与亚当斯拉近关系的时候，不得不压抑个人感情并接受这一局面的女王想必也一定特别心塞。

提摩西.纳奇布尔的陈述在女王的故事当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他亲身体验了女王温暖母性的一面，其他英国人几乎从来都没有见过女王的这一面。他的母亲此时依然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于是女王邀请他与他的姐姐前往巴尔莫勒尔接受疗养。由于大雾阻碍了飞机起降，姐弟二人直到凌晨二三点才赶到巴尔莫勒尔城堡。司机告诫他们，这时候所有人都应该已经上床就寝了，他们两个也应当悄悄地溜进去找到自己的卧室。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从正门进去，往左一拐是一条漫长的走廊。我抬眼一看，映入眼帘的正是女王本人，身边站着查尔斯王储。她一看见我们就飞快地从走廊另一头赶了过来……当时她给人的感觉很难形容，就像是鸭妈妈正在聚拢走失的小鸭子一样。她的脸上——以及查尔斯王储的脸上——满是关切的神情。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将我们俩领到了内室，那里为我们准备好了热汤与三明治——没有其他人……只有他们两个……他们显现出了关爱他人的天然状态，询问了我们家里人的近况，招呼着我们多吃多喝。女王的母性关怀从头到脚包裹住了我们。”

姐弟二人一开始不想让女王亲自将他们送到自己的房间里，于是当场开始开箱拿行李。“可是她已经开启了势不可挡的母亲模式，不容分说地领着我与阿曼达下了楼梯，拉开一个个抽屉，为我们拿出了新衣服。”姐弟二人费了不少口舌才最终说服女王回去就寝。吃饭的时候女王让这个男孩坐在自己身边，给他的伤口换药时一定要亲自监督，只要一看见他露出倦容就催着他上床睡觉。“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总能鼓励我主动开口说话。如果我觉得有点失落，她立刻就能从我的眼神当中觉察出来，然后就会将谈话的方向朝我这边转移。用不了十分钟、二十分钟或者三十分钟，她就会将我重新拉回谈话的中心，与其他人一起放声谈笑。只有具备真正非凡的母性与宽宏心胸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天赋。”这段经历向他投射了“一道奇特的、此后从未离开过我的温暖光辉。这道光辉的本质是关爱，是女王作为一名母亲所展现的关爱。”

纳奇布尔的回忆十分难得，因为这段回忆让人们瞥见了女王身为母亲的慈爱一面。当然，女王并不是他的母亲，但是她与纳奇布尔的母亲、蒙巴顿勋爵的女儿帕特丽夏的确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交情。她还是帕特丽夏婚礼的伴娘之一。两人生孩子的模式也比较相似。日后纳奇布尔还看到了女王迎接放假回家的爱德华王子的场景，这一次女王同样显现了他本人曾经在巴尔莫勒尔体验过的温暖胸怀。其他王室家族的朋友也谈到过女王的母性本能。比方说曾经有某人在巴尔莫勒尔附近打猎，下山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结果女王专门开着自己的陆虎吉普车来接应他，看到他之后停下车来，给了他一个大感宽慰的拥抱。女王的子女全都知道在讨论家庭生活的时候要谨小慎微，但是他们也普遍认为对于女王的这番描述很准确。比如安妮公主即曾经说过，自己很早就意识到母亲之所以总是不在家是因为“她要服役”，而且服役生活也不是女王的专利（她大概想到了军人）。“这一切都与个人感情无关——她不是因为不喜欢你才会离开，也并不是因为家里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她还有更要紧的事情。只要耐心等待，她一定会专门抽时间来陪你的。”安妮公主还进一步补充道，从女王的角度来看，纳奇布尔得到安抚的经历其实是她本人实现了人们对她的期待。“就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她也要承受很多很多。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之间依然有话可说，所以我想她干得真不错！”安妮公主认为，在如此严格紧凑的时间表的限制下，女王“的确是个很不错的母亲”，因为尽管她陪伴儿女的时间有限，却总能用质量来弥补数量。“当然，你与她共度的时光究竟有多美好也取决于你自己的努力。”笔者采访安妮公主的时候，她的言语充满了真情实感。如今我们往往觉得身为母亲的女王冷漠无情，而这些叙述则起到了很好的矫正作用。

不过在七十年代后期，女王肯定还有其他事情要操心。爱尔兰共和军的袭击在那些年里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威胁。作为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女王，她很清楚“北爱尔兰”这四个字浸透了多少血泪与苦痛。爱尔兰正在经历一场凶狠的战争，战斗的一方是仇视女王所象征的一切的爱尔兰共和派，另一方则是所谓的“保皇派”，这帮人一边大声主张自己对于英国君主制国体的全心拥戴，同时每天都会为效力于英国的士兵与警察带来危险与死亡。从帽徽到邮筒，一切象征女王统治的标志在北爱尔兰都成为了争议的焦点。“皇家”二字已经成为了招兵买马的旗号或者擦枪走火的引信。随着安保风险的提升，她前往北爱尔兰的访问越来越困难，行程也越来越简短了。

从此以后，女王的人身安全成了所有人更加关切的问题。1981年6月13日，女王在皇家军队阅兵仪式上骑着自己的爱马“暹罗”参加游行，结果遭到了一名年轻人的开枪袭击。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刺客，后来才发现这个年轻人有精神问题，发射得也是空包弹。至于处乱不惊的女王则现场展示了高超的驭马技术。王室的生活就这样继续了下去。到了7月份，另一位精神病患者迈克尔.费根设法翻越白金汉宫的围栏并且闯进了女王的卧室。立刻就有人提出了“万一他是爱尔兰共和军可怎么办啊”这样的问题。费根在早上7点18分见到了女王，他打破了一个烟灰缸，并且用茬口划破了自己的手。女王再次展现了令人侧目的沉着冷静，趁着费根提出要抽烟的机会借口离开了卧室。类似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比方说1940年王太后就在自己的卧室里遇到过一名醉酒的逃兵。但是如今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费根事件之后不久，爱尔兰共和军的两颗炸弹几乎将死亡带到了白金汉宫门口。7月20日，皇家骑兵团从位于骑士桥的军营出发前去换防，途中遭到了铁钉炸弹的袭击。炸弹夺去了两名战士与七匹战马的生命。接下来另一颗炸弹在摄政公园的演奏台底下爆炸，当时皇家绿衣军正在台子上为游客们演奏军乐。这两次袭击一共炸死了十一人，炸伤五十人。女王的信条“人们只有看见我之后才会相信我”在这样的世界里遭到了挑战。政客们的人身安全同样遭到了威胁，没过多久唐宁街上就布设了里外三层的安全围栏，政府公务用车总会依靠头前开路的警用摩托强行冲过交通堵塞的路段，警笛声将会响彻整个伦敦。女王从来都生活在全英国最有经验的安保人员的守卫之下，而且她也并不是不听劝的人。但是她从未取消过自己的公共活动，即便在最危险的时期依然频繁地抛头露面。至于蒙巴顿勋爵，用肯尼斯.罗斯的话来说，“他得到了深沉而隆重的悼念，他的葬礼规格宛如中世纪帝王一般。”

（1）http://en.wikipedia.org/wiki/Patricia_Knatchbull,_2nd_Countess_Mountbatten_of_Burma

假如对很多人来说，实际生活当中的六十年代与文化理念当中的“六十年代”相差甚远，那么实际生活当中的七十年代与文化理念当中的“七十年代”对于英国的领导者们而言同样相差甚远。我们很难想象一位比爱德华.希斯更不时髦、更不随和且更加拘束的人。他于1970年6月赢得了大选。当时女王正在观看爱斯科赛马会，因此直到晚上7点他才接到了前往白金汉宫的传唤。此前的托利党首相都比他更有地位，他则是中产阶级下层出身，通过党内选举上位，对于猎杀松鸡、赛马以及乡间生活毫无兴趣

希斯代表了不同以往的新一类保守党。上任伊始他就需要女王的帮助：当天晚上在温莎有一场派对，庆祝蒙巴顿勋爵与王太后的七十岁生日。他能不能晚一点来呢？“她往后一仰头，放声大笑。她告诉我王室全家人都在议论我这次究竟能不能来……”但是双方的关系还是得到了发展，而且就像后来的首相一样，希斯发现每周四下午六点半的觐见仪式就像心理治疗一样私密。“能够与某人畅所欲言并且一丁点也不必担心走漏消息，这种感觉总是好得很。”他不仅跟女王谈政治，还讨论自己与其他政客以及外国政要之间的个人关系。早期的话题大多是北爱局势以及他推动英国“加入欧洲”的尝试。觐见之后他还会与女王是私人秘书——一开始是阿迪恩，后来是查特雷斯——小酌几杯。

早在多年前的非正式午餐会上，希斯就认识了女王与爱丁堡公爵，尽管他很不擅长社交，无论在王室面前还是在人类大家庭的任何其他分支面前总是感到很不自在。在回忆录当中他提到起初有一回他在午餐会上坐在玛格丽特公主旁边，而公主在头两道菜上菜期间一直在与另一位客人聊天。“然后她扭过头来看着我。别人一直告诉我不要主动与王室成员搭讪。因此我就回视了过去，一言不发地等着她先开口。她也同样一言不发。”如是再三，到了第三次希斯终于绷不住了。他问玛格丽特公主最近忙不忙，结果得到了一句尖酸的回答：“这都是我去访问各个城市的时候市长问我的问题。”有一条线索很可以体现女王与希斯打交道有多么困难。某前任公务员这样说道：“她一直觉得他不好相处。但谁不是这样呢？泰德就是这个脾气。”但是女王一直在努力培育双方的关系。1970年10月她正式访问了首相私宅，与希斯以及访英期间的尼克松总统会面。在巴尔莫勒尔，女王曾经礼貌地询问希斯最近他在帆船竞赛当中的成绩如何，而希斯则给出了长度可观的回答。

但是希斯也做好了给出逆耳忠言的准备。1971年，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女王十分关注这项两年一度的活动——在新加坡举行。加拿大首相希望女王能够出席会议，即便会场不在英国。与此同时，英联邦内部已经爆发了战争，冲突双方非别是罗德西亚与所谓的“前线”非洲黑人国家。希斯认为她不该去，女王则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这次开会地点安排在了伦敦——在此之前从来都是这样安排的——那么她想不去都不行，而且现场情况肯定会同样劲爆。会场设立在新加坡并不能成为她缺席的理由。希斯反驳道伦敦的气场不同于新加坡。宏伟气派的街道建筑与近在咫尺的白金汉宫以及温莎城堡更容易促使客人们循规蹈矩体面表现。到了新加坡，她将与作战各国的领导人分别单独见面，这样一来她几乎不可能调停他们的争端。

这个例子很典型地体现了女王在英联邦这一组织的最高处撮合各国元首的能力究竟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只要首相坚定立场，她就无法违逆首相的意志。1970年10月15日，希斯正式给女王去信，建议她不要前往新加坡。女王万般不情愿地同意了。五天之后，她的私人秘书阿迪恩在回信当中承认了失败：她唯一的动机就是帮助英联邦，“鉴于她出现在此类场合有可能引发争议与尴尬，她同意最好与此类场合保持距离。”这次大会的确火药味十足，希斯认为自己保护女王躲过了“政治与个人层面的双重难堪”。不过后来女王还是抓住机会把他也挖苦了一顿。1992年，早已退休的希斯来到白金汉宫，与女王以及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讨论第一次海湾战争问题。希斯与贝克结结实实地吵了一顿，因为此前希斯已经在一次饱受批评的出访期间见过了萨达姆并且警告他撤出科威特。贝克告诉希斯自己也会这么做。这时女王插嘴说道，贝克先生决不能亲自前往巴格达。为什么？希斯问道。我都能去他怎么去不得？“我知道你能去，”女王答道，“可是你现在就算回不来也无所谓。”

希斯当政三年期间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就是领着英国加入了欧共体。人们可能会觉得这一点对于英国君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英国加入了一个跨国组织，而成员国都认为自己踏上了一条通向政治联合体的康庄大道。这样一来君主是否还能担任国家主权乃至于国家本身的象征至少成了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宪制层面上反对这一计划的人们认为“王在议会”的英国政体结构遭到了威胁，一千年的骄傲独立传统就此将要屈服投降。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女王本人或者任何其他王室成员曾经反对过这一进程。恰恰相反。女王在演讲当中尽职尽责地赞扬了她的政府取得的成就，还在1972年圣诞致辞广播当中暗示，英联邦大家庭如今即将与另一个大家庭携起手来。这番话的确十分诚挚感人。但是考虑到英联邦与欧共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女王的说法其实并不太可信。

1973年1月，英国正式加入欧共体。为了庆祝胜利，考文特花园举办了“欢腾欧洲”音乐会，接下来兰开斯特宫又举行了晚宴。女王与菲利普亲王都是特邀嘉宾。事后希斯回忆道：“女王陛下对于我们的国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示了认可……这使得我心里充满了欢乐。”虽然口中说得是“我们的”国家，但他的实际意思肯定是“我的”国家。他大概仅仅是政客在君主魅力的迷乱之下自我欺骗的另一个例子。不过尽管有些英联邦成员国担心此后英联邦内部的农产品贸易将会受到影响，女王本人的地位也会遭到冲击，但是女王看上去却是安之若素。或许她想到了在新兴欧共体当中顺风顺水的瑞典、荷兰与丹麦王室，更不用说枯木逢春的西班牙王室了。

1974年，连遭危机打击、与工会缠斗不休以至于精疲力尽的希斯政府终于撑不住了。希斯在2月份宣布召开了第一次大选。此时女王正在世界的另一端享受着南海访问的乐趣。正当国内选战如火如荼之际，她走访了自己位于太平洋的众多岛屿属地，又途径新西兰来到了澳大利亚，最后赶在投票截止前夕飞回了英国。回国之后，她面临了新的两难境地，这次的问题不是党首交替，而是议会里面的算术题。选民们选出了一个无多数议会。就像2010年戈登.布朗遭遇的情况一样，白金汉宫坚持宪制原则，即在此情况下首相除非主动辞职，否则不会自动下台。当时布朗一直在首相职位上赖着不走，直到显然无法与自民党组成可行的执政联盟为止。同样，希斯也花费了一个痛苦不堪的周末试图拉拢自由党党首杰里米.索普，最终才在万般无奈之下于次周周一宣布辞职。在理论层面上，女王有权邀请任何人组建政府，但是显而易见的正确人选就只有威尔逊一个，因此并没有什么决策余地。白金汉宫与唐宁街十号倒是交换了一点信息，但是算不上宪制危机，与麦克米伦或者艾登继位时的局面更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女王本人来说，七十年代中期更加严肃的政治危机并非来自英国国内，而是来自澳大利亚。1975年在澳大利亚爆发的政治危机极大地鼓动了共和主义，也表明了如果其他人试图利用女王在理论上的政治角色将会造成怎样的危险。澳大利亚首相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且脾气火爆的工党政客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他的政府虽然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此时却麻烦缠身，丑闻不绝，还要应对棘手的经济危机。他在下院占多数票，但是在上院——民选产生的澳大利亚参议院——却没有。他的自由党竞争对手马尔科姆.弗莱泽决定依靠上院多数来阻击惠特拉姆的预算提案，迫使政府停摆，从而强迫惠特拉姆召开大选。女王之所以会卷入这场纷争，是因为她在澳大利亚的代理人约翰.克尔勋爵（1）突然解雇了惠特拉姆，并且任命弗莱泽成为首相。

惠特拉姆希望向女王提出上诉，但是解雇通知来的如此之快，以至于他根本无法应用自己的宪制权利——因为他已经不是首相了。惠特拉姆相信克尔与弗莱泽串通一气颠覆了正当选举产生的工党政府，不过克尔的确有权这么做。他所倚仗的“保留”权力与身为英国君主的女王在理论上具有解雇首相的权力一样。当然，这里的关键词是“理论上”。必须强调的是，克尔并不是什么贵族出身的总督，接受圣詹姆斯宫派遣的时候他的头上并没有羽毛装饰的帽子，他本人并不会说一口流利的古希腊语，他的家世也追溯不到英格兰西部的豪门大族。他是一个粗犷的澳大利亚律师，出身于悉尼的工人家庭，专门擅长为工会辩护。二战期间他加入了澳大利亚情报部门，后来又成为了工党政客，尽管他本人的政治立场后来逐渐倒向了右翼。尽管他通过女王任命才成为了澳大利亚总督，但是当初推举他的人正是惠特拉姆。

女王几乎与澳大利亚首相遭解聘事件没有关系。克尔直到出手之后才告知了她。他的本意是想保护女王免遭争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总督可以当炮灰，但是女王不行。”但是他的行为还是冒用了女王的权威，并且因此激怒了许多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者。惠特拉姆走出议会大楼，向愤怒的人群发表了演说。他谈到了召开大选的官方声明：“我们不妨说一声‘天佑女王’，因为谁也保佑不了总督了。”他告诉自己的支持者们要“保持你们的怒火与热情”，全力迎战接下来的大选。此时又有人请求女王出手干预。他们大概希望女王以治下臣民主权遭到侵犯为理由解雇克尔总督并恢复惠特拉姆的职位。这种做法无疑会进一步煽动性地彰显女王的个人权威，因此女王拒绝卷入其中。

假如后来惠特拉姆并没有——令他本人大出所料地——败选，而是赢得了选战，那又会怎么样呢？他对于君主制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不算热络。上台不久他就推出一项法案，声称在澳大利亚称呼女王不用全称，只要将她称作“澳大利亚女王”就行了。澳大利亚的工党政治同样也长期贯穿着共和主义思想，一方面受到了爱尔兰反君主主义的鼓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澳大利亚与“母国”之间距离太远。二战期间同舟共济的记忆依然鲜明，但是来自亚欧两洲的移民正在逐渐侵蚀着澳大利亚的英国特质。因此惠特拉姆的下一届工党政府很可能在七十年代彻底切断与母国的联系。尽管他没有当选，澳大利亚的共和主义在七十年代依旧有所增强。

后来倒是没出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1986年的《澳大利亚法案》正式切断了联合王国干涉澳洲政坛的一切权利。五年后，澳大利亚共和主义运动组织正式组建。澳大利亚的入籍宣誓当中删除了涉及女王的内容。1991年，曾经在惠特拉姆手下工作过的新任工党首相保罗.基廷下令重新设计澳大利亚国旗，去掉边缘的米字旗图案。此外他还开始了将澳大利亚转型成为共和国的筹备工作。尽管澳大利亚内部出现了支持君主主义的组织，但是女王本人只是默不作声地观看着这一切。1992年她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邀请基廷登上了不列颠尼亚号。还没等他开口演说，女王就主动告诉他自己绝不会阻碍澳大利亚成为共和国。她接着说道：据我所知目前在澳大利亚一共有五十四类持有不同国籍的居民，早晚有一天我会成为多余的人。到时候你可一定要告诉我啊。根据在场人员的说法，这番话令基廷默然无语，并且解除了他的戒心。在同一趟访问当中，基廷不慎惹怒了英国媒体，因为他居然大不敬地将手臂挽在了女王的肩头。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出乎女王预料的保护性动作。

转到来年，基廷组建了一个共和制顾问委员会并且召开了立宪大会，旨在敲定选择“本土总统”的具体细节。经历了一次政府换届之后，澳大利亚于1999年举行了全民公投。令人诧异的是，居然有55%的投票人决定继续生活在女王治下。但是在所有将女王奉为最高元首的国家当中，澳大利亚依然是在未来最有可能拒绝她本人或者她的继承人的主要国家之一。2011年上任的澳洲首相朱莉娅.吉拉德就像她的前任陆克文一样都是共和派（尽管强硬共和派往往怀疑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过于软弱）。吉拉德与陆克文都曾经暗示女王将会是澳大利亚的最后一位最高元首——鉴于女王在登基六十周年前夕刚刚来到澳大利亚参加过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杰拉德的表态未免有些不留情面。但是最新民调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而且威廉王子在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了自他的母亲戴安娜王妃以来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之一。归根结底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好。

加拿大早在1965年就放弃了左上角印有米字旗的国旗设计，用枫叶旗取而代之。到了七十年代，加拿大也经历了类似的反思。问题在于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生活着大量讲法语的分离主义少数派。在六七十年代，魁北克人党的兴起使得当地的共和主义思想变得越发愤怒与迫切起来，尽管这一运动其实反而巩固了英属加拿大行省的立宪君主制政体。早在1964年访问魁北克的时候女王就亲身体验到了这个问题。她来到魁北克的时候，排成长队的抗议人群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用后背对着她。她离开之后，抗议人群随即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导致多人被捕。因此当天也被人们戏称作“警棍星期六”。还有传言声称当地有人试图刺杀她。但是她还是趁着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与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机会两次重访了魁北克。此外在1968-1979年以及1980-1984年这两段时间里，她还要应对思想独立的加拿大总理，顽皮、富有魅力且难以预测的皮耶.杜鲁道。

皮耶.杜鲁道是一个很值得研究一下的案例，他起初是个叛乱分子，后来却逐渐变形成为了一名温和的保守派。二战期间他曾经是一名反征兵抗议者，一位爱好马克思主义的法语天主教知识分子，还不折不挠地与加拿大的亲英派战时领袖麦肯兹.金作对。当选首相之后，他曾经有过好几次出格的表现，例如坐在白金汉宫的楼梯扶手上滑下来，在女王背后手舞足蹈，还会见了世界和平巡回演唱途中的约翰.列侬。基于这样的背景，很快就有人质疑他是不是共和派。但是上位之后的杜鲁道不仅要对付魁北克分离主义，还要应对各种极端团体。为了维护加拿大的统一（哪怕是个英法双语的局面），他养成了强硬的手腕。他否认自己是共和派，并且继续邀请女王访问加拿大。白厅一开始不太确定女王该不该去，而白金汉宫则提醒各位大臣们这件事他们管不着。女王也是加拿大的女王，杜鲁道则是她的首相，就像休姆、威尔逊与希斯一样。 八十年代再次当选首相之后，杜鲁道宣布加拿大宪法应当“国家化”——即为了加拿大而付诸文字，并且在加拿大正式施行，而不是不再仅仅作为英国法律的附庸——他声称女王也支持自己的做法。在回忆录当中，杜鲁道表示女王在公共场合的风范与私密交谈当中展现的智慧都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2年的宪法国家化——在宪法当中收入了一部《加拿大人权利与自由法案》——并没有促使人们再次严肃认真地质疑君主制，如今这套文件已经成为了加拿大身份认同的基石。英国的权力温和而不事声张地地撤出了加拿大，为此类问题的解决留下了一个高明的经典范例。女王应对杜鲁道的方式使得一位有可能挑战她的权威的潜在敌人最终成为了这份权威的支持者。1984年，英国驻加拿大高级专员、职业外交家莫兰勋爵（2）向伦敦发送了任职期间的最后一份电讯。自从四十年代就投身于外交事业的莫兰勋爵在这份电文当中表达了对于杜鲁道的更严苛看法。 杜鲁道最大的成就自然是击败了魁北克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但是“伦敦并不特别尊敬他或者信任他。他从未彻底摆脱早年小康家庭嬉皮士子弟与逃避兵役者的经历……我的许多同事都很钦佩他，对此我不敢苟同。他是个不着调的家伙，是他本人最糟糕的敌人。”只有退休以后的官员才敢这么说话。伦敦方面的很多人都对这番话嗤之以鼻，但是白金汉宫的态度还要更加冰冷。正是在杜鲁道的时代，加拿大人开始认真地讨论是否应当由总督来担任国家元首，从而进一步过渡到共和体制。今天的加拿大存在着一个积极的共和主义组织，名叫加拿大共和国公民。该组织声称当女王去世之后，英加两国之间的君主制联系就必须切断，加拿大的国家元首将会由本土出生的人来担任。2010年女王访问加拿大的时候（这次她没去魁北克），民调显示58%的加拿大人认为应当在女王去世后切断英加两国的君主制联系。

回头再说七十年代，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的问题在英国国内也得到了激烈的辩论。一想到将会“失去”如此巨大的英联邦最后组成部分，难免会令人感到不安。但是人们无法忽视女王角色的含糊性质。女王是否仅仅具有象征功能呢？还是说在某些特定环境里她不仅可以出手干预政治化解危机，而且还应当这么做呢？女王是不止一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假如这些国家发生了利益冲突，女王应当怎样自处呢？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废黜危机在英国并不会得到一模一样的重演，因为英国的上院并不是通过民选产生的。但是依然有人质疑假如党派纷争或者议会冲突陷入了僵局，女王究竟应该怎么办。假设1974年重新当选首相的威尔逊突然辞职了，女王能否自行任命一位临时替代人选，从而确保“女王的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呢？倘若当真出了这种事，而且这位临时首相又是日后正式选举的潜在候选人之一，那么女王是不是为这位候选人提供了本不应当提供的支持呢？又或者她是否应当消极无为地将这段首相空缺的时间消磨过去，听任执政党自行选择新领导人呢？白金汉宫与唐宁街在这个问题上很是唇枪舌剑地较量过一番。根据马丁.查特雷斯设想的方案，首相至多只能辞去党首职务，不能自行下台。执政党则要趁机选举新领导人并实现无缝交接，不给女王添一丁点麻烦。约翰.梅杰为了应对托利党内批评而辞去党首之职的时候完全就是这种情况：尽管角逐首相之位的竞争已经开始，但是他依然继续担任着首相职务，满心以为自己能够赶走所有敌人并且继续留任。1976年威尔逊宣布辞职，震动了全国政坛。然后他还继续担任首相职务，直到工党选出下一任党首为止。这一次女王同样没有卷进来。

在这次选举当中，吉姆.卡拉汉击败了深受左派爱戴的迈克尔.富特，很快就成为了首相。威尔逊的声明引发了各种各样脑洞大开的理论，涉及敲诈、俄国间谍、南非特工以及贪污腐败等等情节。一直忠诚于他的新闻秘书乔.海因斯认为真正原因在于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早发型老年痴呆。倘若如此，他一定在1975年9月前往巴尔莫勒尔进行年度访问的时候私下向女王通报了自己的病情。除去他的妻子之外，女王是第一个得知他决定在来年3月下台的人。1975年12月6日，他在觐见的时候告诉女王自己将会在来年3月11日辞职。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在自己的律师阿诺德.古德曼为他张罗的晚宴上表示“我已经向女王通报过我的打算了”，因此谁也不能说他将这个问题拖到了最后一刻。他向工党同事芭芭拉.卡斯特也是同样的说法——“她有这件事的记录。”尽管如此，阴谋论者们还是玩了个不亦乐乎。谁也不清楚威尔逊究竟以为女王会给《泰晤士报》去信还是会给《今日》节目打电话来澄清这一切。

1976年3月23日，女王与菲利普亲王在唐宁街十号为威尔逊举行了欢送会，现场宾主尽欢，直到午夜才尽兴而散。此前享受过这种待遇的首相就只有丘吉尔一个人。这番举动彰显了女王对于威尔逊的高度尊敬与喜爱。毕竟他们两个一起经历过许多风雨。威尔逊算不上一位伟大的首相。为了维持工党的统一，他花费了太多时间辗转腾挪，使尽手段，却几乎从未解决过真正重大的问题，更没能意识到英国前进方向的转折。但是在他当权的时期，英国经受了激烈而令人不安的社会动荡与政治风波，中产阶级陷入了偏执的妄想，代际冲突也愈演愈烈。正是威尔逊一直维持着演出的正常进行。作为一名典型的六十年代政客，他始终是一个坚守老派风格的人物——他的身材略显发福，他穿衣服是为了舒服而不是为了好看，他的性情很冷静，作风也很传统。他抽烟斗与雪茄而不是大麻烟，他更喜欢英国国产的HP牌烤肉酱而不是异国风情浓厚的咖喱酱，他曾经是童子军而不是流行乐团乐手。因此他尽管只是女王治下第二位生于二十世纪的首相，尽管他是一位哈德斯菲尔德工业化学技师的儿子，但是与某些人的臆想有所不同，对于温莎家族来说威尔逊并不是外人。亲不亲不仅要靠阶级分，代际亲疏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他很喜欢女王，真的。”一位与他共事的白厅工作人员这样说道。威尔逊执政时期充满的丑闻与阴谋论，但是女王始终没有卷进去。当然，她肯定不会喜欢威尔逊的所有做法。例如有一次威尔逊曾经请她为自己那位饱受争议的秘书兼看门人玛莎.威廉姆斯在上院安排一个议席。女王一翻白眼，“我非得这么干吗？”不过后来她还是答应了。

（1）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Kerr_(governor-general)

（2）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Wilson,_2nd_Baron_Moran

尽管七十年代对于英国来说是一段困难时期（英国国民则未必觉得多么困难。他们大多有条件去国外度假，健康水平普遍提高，餐桌上的食物种类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但是温莎家族过的还算不错。考斯顿的纪录片广受好评，财务争端得到了解决，查尔斯王子正式成为了公众人物，安妮公主则凭借着精湛的骑术打入了奥运会的赛场，为家族又增添了一个成功故事。查尔斯王储正值年富力强之际，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战斗机飞行员，接着又成为了海军军官，而且在扮演公共角色的时候也越发轻松自如了。此时他已经参加了好几次重要的王室访问，去过了日本、南美与美国。他正在学习演讲。各路媒体也会断断续续地猜测他的恋爱情况，但是这些猜测的口吻都很温和，甚至算得上友好。不过表面之下的故事并没有那么美好。作为一个正在王朝当打造属于自己的地盘的成年人，查尔斯与父母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他很难与父亲结成特别亲密的关系。尽管他非常敬重自己的母亲，但是同时又觉得她总是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了解王室内情的人们经常反复提到一个问题：女王的长子为什么整天闷闷不乐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女王本人要为此承担多么大的责任呢？

一个有趣的事实在于我们似乎更看重古代历史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过去。祖父母生活的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遥不可及了。女王成长在一个男性为主的世界里，仪式与责任统御着这个世界。她的父母都对她关爱有加，但是自从很小的时候她就被灌输了强烈的责任感。二十一岁生日那天她在南非进行的演讲每一个字都发自肺腑——她真心相信君主制、国体、上帝与责任——这样一来留给一般家庭生活的放松空间就不多了。 她作为女王所统治的国家与更广大联邦都迫切要求自己的君主抛头露面，她的缺席总会招致批评。他们都很珍视自己看到与听到君主的权利。她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严格的时间管理之下，她的日记就是最为无情的主宰。而查尔斯又是她的头生子。贵族阶层早已养成了一套培养下一代的习惯。贵族子弟们总会进入伊顿、哈罗以及其他几座上流学校，将舞会与狩猎会当做主要社交场合，早年间结识的朋友将会终生陪伴他们。但是王室并不是贵族。王室与贵族之间总是隔着一层。更重要的是，女王没有兄弟，也没有青梅竹马的男性玩伴。她本人从来没有去过学校。因此她把照看查尔斯的大部分工作都交代给菲利普亲王也就不奇怪了。

正如前文所见，菲利普亲王的童年很坎坷，而寄宿学校则为他提供了欢乐与前进方向。因此他自然也希望查尔斯能像他当年那样在戈登斯敦与海军当中茁壮成长起来。这些做法丝毫没能改善查尔斯闷闷不乐的少年生活。但是话又说回来，某些心理学家们（以及诗人们）特别喜欢将子女人生当中的一切问题全都怪罪到父母头上，这种态度未免太轻浮了。家长也是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问题。从马后炮的角度将下一代人遇到的所有麻烦全都归结于上一代人的过错虽然过瘾，但是却只能使人陷入感情的泥潭。到头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脾性。另外一个孩子——比方说安德鲁王子——完全有可能非常享受查尔斯早年生活的分分秒秒。因此一味责怪女王夫妇并不妥当。查尔斯只是一个性情非常不同的人而已。由于基因组合的洗牌，类似这样的性情错位总是层出不穷。

但是自视为未来君主的查尔斯养成了越发独立的思想。尽管1977年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白银庆典的时候英国王室已经开设了两笔慈善信托基金，但是他对于自己的王子基金更感兴趣。这笔基金不仅资助组织，也资助个人，旨在为贫困青少年的生活提供全新的开始。尽管他在某些方面与父母的价值观反差明显（例如他很痴迷于东方灵修），但是他从父母身上以及令他畏缩的君主制体制当中也学到了很多。他相信锤炼筋骨的作用，相信自我约束、秩序与权威的意义。他绝不是嘻嘻哈哈的嬉皮士。尽管他不喜欢海军当中嬉耍打闹互不相让的氛围，但是在军事、礼仪与规矩等问题上依旧是个传统主义者。他喜欢“狗腿子”节目的幽默，经常将其称为“无政府主义风格”——但同时也能拉下脸来为了拼写错误而训斥自己的秘书，或者因为细小的过失将侍从武官痛骂一顿。因此在开始承担更活跃更显著的公众角色的时候，王子早已养成了复杂的个性。

他身上有些特质像极了他的父亲。菲利普亲王对于科学的爱好并没有传承给自己的儿子，但是他们两个都养成了绘画的爱好，并且都热爱大自然——爱丁堡公爵终其一生都与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一直为了人口过剩问题感到担忧；而他的儿子也十分关心野生环境与热带雨林的保护问题。父子二人是校友，又在同一支海军部队服役，与蒙巴顿勋爵的关系都很密切，都喜欢纵犬射猎，都喜欢诗歌，也都是军事发烧友，此外两人都有心为年轻人做一点实事。爱丁堡公爵奖与王子信托基金之间当真存在着哲学思想方面的鸿沟吗？

菲利普亲王忍受了半生的无聊庆典。他的言论经常遭到恶意的错误引用（尽管准确引用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而且这种情况的糟糕程度同样非常严重），他对此也只能听之任之。而且他还必须经常咬紧牙关不说话。他的儿子如今也遭受了相同的考验。区别在于查尔斯王子经常大声抱怨，尽管目前阶段他的抱怨对象还仅限于朋友与工作人员。尽管如此，这些年依然是王室家庭最团结的时期。女王的声音听上去比以前更轻松了。她作为“道德之首”的角色与新近肩负的母亲身份契合得非常熨帖。而且她的身边还围绕着一支强大的团队。

除去家人以外，女王身边最关键的人物就是她的私人秘书。有一位在宫廷当中度过整个职业生涯的女王私人秘书将这个职位称作“王室内务领域唯一一个还管点屁事的岗位”。曾经亲身经历过乔治六世宫廷的阿迪恩终于在1972年光荣退休了。最显而易见的继任者是马丁.查特雷斯。当年他在女王还是伊利莎白公主的时候就担任过她的私人秘书。当年她在肯尼亚得知父亲死讯的时候，查特雷斯就陪伴在她的身边。但是时任宫务总管的科博尔德勋爵引荐了一位竞争者菲利普.摩尔（1）。此人曾经是战斗机飞行员，曾在二战期间被击落，后来又在公务员体系里打拼上位。1966年他成为了女王的助理秘书。根据一位了解他并且比较仰慕他的人的说法，此人一方面有些拘谨僵硬，另一方面又是个话唠。“女王在巴尔莫勒尔都快让他烦死了。女王看报纸喜欢提纲挈领，把无用部分全都抛开，摩尔却总是巨细不漏地慢慢平推过去。”查特雷斯意识到有人希望把这份工作交给摩尔，于是采取了一项在当时看来非常大胆的举动。他直接找到女王，问她希望让谁来担任她的下一任私人秘书。“当然是你啊。”女王答道。于是查特雷斯让女王赶紧落实她的决定。后来摩尔的确在1977年接手了查特雷斯的职位，但是在更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之际，查特雷斯的任命的确为女王提供了一位最机智也最精明的高级顾问。

首先，英国报界的态度变得越发强硬粗粝起来。当时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安.莱斯丽1968年为《每日快报》工作期间报道了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王室出访。当时人们普遍期待的报道风格无非是写一下女王服饰的颜色与款式，再来两句无关痛痒的评论。根据她的说法，报界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中国的毛泽东将他的敌人划分为若干类别，记者属于臭老九。某种程度上宫廷也是这样看待我们的，而且我当真不怪他们。” 但是报界也正在变得日益刁蛮起来。莱斯丽声称1968年的加勒比海之行在记者与摄影师的眼里“无聊得令人震惊，而且非常累人”，因为记者们总要设法赶到皇家游艇的前头。在多米尼加，菲利普亲王为一座医院举行了节目仪式。护士长向他介绍了当地严重的蚊虫危害，他则回答道：“咳，你们有蚊子，我们有记者。”此话一出记者们立即炸了锅。莱斯丽回忆道：“我们要求他道歉……我们向他那位面无人色的新闻秘书指出，实际上他更需要我们而不是我们更需要他……假如他不会好好表现，继续侮辱我们，那我们就一个字都不写了。我们的相机镜头都将会指向地面——或者干脆就去拍摄热带花卉的近景特写。”服软的公爵做出了道歉。从此以后“他就相当令人心虚地冲着我们施展魅力。我们都有点不适应了。”莱斯丽供职的《每日快报》是一家特别支持王室的报纸。后来她跳槽到了另一家同样支持王室的《每日邮报》，并且将自己的读者群体形容成了“绝对是一帮会在毛衣上织出王室图样，会摆设印有王室图样的饼干桶的人们；因此记者们的烦躁情绪绝对没有倾泻而出的危险，也不会变成对王室抱有敌意的新闻。”但是接下来她又补充道：“然后默多克就出马了。他无疑是个共和派。”

亨利.阿诺德是曾经令白金汉宫气得咬牙切齿的众多记者当中的一位，他相信女王统治时期经历了一场态度革命。他对于革命缘由的分析应和了安.莱斯丽的看法：“一言以蔽之：鲁伯特.默多克。”这位澳大利亚传媒巨头于1969年正式收购《太阳报》的时候阿诺德就在现场。七年以后他又成为了这家报纸的第一位王室特邀记者。他说自从一开始所有人就清楚地意识到，多年来养成了经典澳大利亚共和主义观点的默多克希望不偏不倚地将王室新闻与其他新闻平等对待。在阿诺德看来，这种做法主要还是为了多卖报纸而不是推进共和主义，而且王室对舰队街做出的贡献要远大于舰队街对王室做出的贡献。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态度上的变迁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女王。因为女王的民望太高，谁都不敢对她下手。通常情况下，她的丈夫、妹妹与子女才是新闻界的关注焦点。阿诺德曾经喜滋滋地回忆过公爵在英国王室首次访华期间捅的一个篓子。公爵告诉当地的学生，如果他与女王一行人在中国呆的时间太久，恐怕也会变成“眯眯眼”。第二天女王站在他身边一脸怒容的样子更是让人们觉得公爵是在给女王拆台。对于英国报界来说，默多克对待王室的态度比起主流态度更加不恭顺，更加厚脸皮，更喜欢冒险。这种态度，再加上赤身裸体的三版女郎照片，越来越短的新闻篇幅以及令人难堪的双关语标题，成为了百试百灵的报纸促销妙方。于是默多克的批评者们也一个接一个地有样学样起来。

当时王室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他们与所处时代越发脱节。人们根本无法将女王及其直接亲属与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风气联系起来。女王一家在苏格兰的丘陵山谷之间寻求安宁的休憩，平日以猎枪与钓竿自娱。他们的服饰风格正式而传统。他们更喜欢与猎犬、赛马以及军人相处，不喜欢摇滚乐、电影明星与设计师。王太后对于艺术倒是颇有些兴趣，尽管算不上前卫。不过她的女儿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瓦格纳歌剧总会令女王窃笑不已。她特别喜欢单纯搞笑的闹剧，而且从来不看严肃文学。君主制依然深受敬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大包大揽地代表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组成的传统英国——这个英国是由积极参与教堂活动、审慎自律并且爱国的人们组成的。此时他们依然是这个国家的多数派。

但是王室家族并不能代表鱼龙混杂且正在重塑英国的社会新势力。尽管流行歌星有时也会收到OBE——偶尔还会将这份荣誉退回去——但是女王中年时期的王室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查尔斯王子的确把头发留得长了一点。的确有人半心半意地表示穿超短裙留蜂窝头的安妮公主比较时髦。但是这些做法根本不能服众。牵着柯基犬、裹着花头巾的女王完全是时代基调——尖利干脆的国际化大城市时尚风潮，掺杂着一丝革命乌托邦的愿景与自我分析的态度——的对立面。绝大多数君主主义者都会说：“这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伊丽莎白的宫廷此时看上去比实际年岁更加老迈，这一点的确暗藏着危险。文化战争正在进行，文化冲突无处不在，而温莎家族的全体成员全都站在战线的同一侧。

不过我们也不能忘了玛格丽特公主。自从她与彼得.汤森的恋情遭到毁灭之后，她付出了极大努力才从这场打击当中恢复过来。如今她是温莎家族当中最有趣、最开放且最会作秀的成员，尽管她对于自己被迫扮演的角色也有着非常透彻的理解。她曾经告诉自己的众多知识分子友人之一戈尔.维达尔，如果一对姐妹当中的一个人成为了女王，成为了一切荣誉与良善的源泉，那么另一个人就“必须成为最具创意的恶毒言行的焦点，成为一个坏女孩。”一开始她只是有点奔放而已。她在伦敦夜总会彻夜跳舞，恋情不断，并且无视规矩在公共场所抽烟。如果说她的姐姐与母亲对她还有什么期待的话，那就是有朝一日她会嫁给整天陪着她在温莎或者伦敦纵情玩乐的众多富二代当中的某一位。当然她也肩负着自己的王室责任。她是英国以及英联邦成员国当中十几个军团的荣誉主官，也是热心的慈善事业捐助人，尤其关心儿童与残疾人。她或多或少地扮演了日后戴安娜的角色。但是履行责任再怎么说也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内容而已。

她和母亲一起住在肯辛顿宫里。因为汤森事件久拖不决，等到她终于重新恢复自由身的时候，大多数求婚者都已经成家了。她一度以为自己要单身一辈子。后来她遇到了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这位日后的喀那芬册封仪式总策划当时还仅仅是个与王室有些关系的年轻摄影师而已。两人很快就擦出了火花，并且设法在舰队街的眼皮底下半公开地谈起了恋爱（日后这种事简直不可想象）。但是直到1959年12月汤森告诉玛格丽特自己要迎娶一位比利时女子的时候，玛格丽特才真正接纳了阿姆斯特朗-琼斯。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二天她就答应了阿姆斯特朗-琼斯的求婚。婚礼举行之前，他从平利可路的单身公寓搬到了白金汉宫。婚礼在1960年5月举行，这也是加冕仪式以来第一场电视转播的大型王室活动。在夫妻二人的头生子出生之前，阿姆斯特朗-琼斯获得了斯诺登勋爵的封号，就此成为了贵族阶层的一员。

夫妻二人的生活虽说远远算不上放纵堕落，但是依然与女王的生活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斯诺登勋爵很努力地承担了身为王室成员的各项工作。他向菲利普亲王学习王室配偶的责任，甚至还学会了射击——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想要与温莎家族打成一片的人们都有必要掌握这项技能。但是他与玛格丽特的确一起迁移到了另一套很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她出门不再乘坐豪华气派的劳斯莱斯，而是驾驶迷你车，或者坐在阿姆斯特朗-琼斯的摩托车后座上。除去天经地义的富有贵族成员以外，夫妻二人的社交圈子当中还包括了喜剧演员彼得.塞勒斯与他的妻子布里特.艾克兰德，好几位希腊船王，巨富阿加汗，芭蕾舞演员鲁道夫.努里耶夫，米克.贾格尔以及其他众多摇滚歌手，大卫.尼文以及许多其他演员，一大帮时尚记者，发型设计师维达.沙宣以及时装设计师玛丽官，此外自然也少不了许多富有的贵族。他们的度假地点则是撒丁岛、威尼斯与加勒比海。正如前文所见，在那些不敢公然向女王开火的工党共和主义者眼中，玛格丽特公主成为了现成的活靶子。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指责她奢侈懒惰——这还不是最难听的话。

不管怎么说，温莎家族的这一分支似乎与更加放松的时代精神对接得不错。斯诺登勋爵与玛格丽特公主的确为王室带来了一丝时尚气息，注入了许多欢乐的气泡。可惜的是，这个时代的人们也普遍对于经营婚姻不太上心。两个人很快就都有了外遇，招引来了众多眉开眼笑的狗仔队。在这个充满了浮华光影的享乐主义世界的核心，包裹着冰冷、悲哀、以及相互侮辱。斯诺登勋爵与玛格丽特公主彼此分开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经常各自出国，把两个孩子扔在英国不管——万幸的是，这两个孩子都成长得很健康，并没有什么出格反常的地方。

加勒比海上有一座名叫马斯蒂克岛的小岛，夫妻二人在这里度过了蜜月。此地的好处在于不受摄影记者的打扰。这座岛的所有者是玛格丽特公主的一位老朋友格兰康纳勋爵科林.田纳特（2），他的家族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苏格兰曾经颇有权势。他将家族产业脱手之后成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购买马斯蒂克岛一开始只是为了自己躲清静，但是后来却将这里改造成了一处高端度假胜地，摇滚巨星与各界富豪都是他的座上客。他送给玛格丽特公主一块地皮，让她自己兴建别墅。这里成为了她最喜欢的避世之所，英国报纸与读者也会将这个地方与各种稀奇古怪的淘气玩法联系起来。田纳特的确没有令他们失望：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玛格丽特公主（她在岛上的头衔是“荒唐公主”）亲自到场祝贺。他在生日聚会上自封小岛之王，还安排了岛上的土著年轻人在会场周围载歌载舞，腰间拴着涂金粉的椰子壳充当护裆。与她姐姐治下端庄严肃的正统宫廷相比，玛格丽特公主统御着一个“反王国”。公主身边围绕着一个由马屁精与食客组成的荒唐宫廷，这些人全都很仰慕她的机智，不过她也经常会用汉诺威家族特有的高傲气质将他们打翻在地。与此同时斯诺登勋爵也在追求着自己的生活，他工作得越发刻苦，身边也公然出现了其他女人。

1973年，玛格丽特公主四十三岁那年，格兰康纳勋爵在爱丁堡的皇家咖啡馆酒店向她引荐了一位二十五岁的威尔士帅哥罗迪.卢埃林（3），直到此时他的人生一直充满了艰难打拼。他们的婚外情将会持续八年，而且还因为两人的年龄差距与卢埃林的贫困出身而招致了额外的污名。这个故事彻底打开了报界的泄洪门。1976年的《世界新闻报》以头版刊登了玛格丽特公主与某个威尔士年轻小白脸的故事。这段婚外情断送了公主奄奄一息的婚姻，两年之后她与阿姆斯特朗-琼斯就正式离婚了。阿诺德与其他相互竞争的同行们在刚入行的时候也将“查尔斯王储将会迎娶哪位姑娘”当成了致力攻克的谜题，而阿诺德则率先揭露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戴安娜.斯宾塞。

第二阶段的故事讲得是戴安娜与英国公众之间的恋爱，而报界则气喘吁吁地为双方担当了中人的角色。这场恋爱关系最终导致了灾难。记者兼开拓性的女王传记作家罗伯特.兰西这样说道：“我认为后世之人回顾伊利莎白二世统治时期的时候，首先并不会关注任何一场特定的政治危机，而是会考察君主制适应媒体的方式，媒体如何差一点迫使君主制陨落坠毁——我指的是戴安娜去世前后的情况——以及君主制如何驶入了风平浪静的水域。”他很有道理地主张，从乔治五世在1917年改换门庭到逊位危机，从乔治六世克服口吃并且掌握广播能力的成就到战后时期更具批评性且更加失敬的报界氛围，二十世纪英国君主制的历史其实就是君主制与传媒界角力的历史。（如今年逾八旬的女王的班底已经充满活力地适应了脸书与推特的世界。女王本人未必会开通博客，但是这一点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玛格丽特公主就像她的父亲与祖父一样抽烟抽得很凶。此外她也像许多同代人一样酒量很大。烟与酒的组合，加上某次严重烫伤脚部的事故，致使她的身体状况在晚年急剧恶化。她因为酒精肝炎而住院治疗，并且切除了左肺。后来她又遭受了中风，此后就一直隐居在肯辛顿宫里，2002年去世，时年71岁。她生命中所有的男人都再婚了。甚至就连卢埃林都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园艺节目电视主持人，还继承了一个从男爵爵位。玛格丽特公主一生中经常沦为残忍幽默的笑柄与贬低谩骂的靶子。她的人生表明，假如没有强健的工作道德与近乎变态的自我约束能力，王室成员很难应对各方面的压力。她在人生的最关键时期遭到了很糟糕的对待，此后一直在挣扎着寻求幸福。她姐姐在很久以前关于责任与婚姻重要性的言论如今听起来尤其尖锐刺耳。女王是责任与决心的楷模，但是她也要比自己的妹妹幸运得多：她的婚姻很幸福，她的角色也很稳固。

女王不动声色地取得了很多成功，例如记者们越是观察她投身工作的景象，就越是敬佩她的镇定与坚韧。安.莱斯丽对于上层社会的人物从不手下留情，但即便是她也会为女王的工作热情而张口结舌。她说女王随时都准备着摆出一副兴趣高涨的架势倾听别人谈论航空引擎或者外国政要，哪怕她其实更想谈论赛马或者干脆休息一下。有一次在曼谷，天气宛如蒸笼一般，“我看着她与当地的飞机引擎零件工人谈话。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容光焕发，因为他们觉得尽管她的身份非常高贵，而且她也并不会滔滔不绝地询问问题（因为滔滔不绝并不是她的天然状态），但是她当真对他们感兴趣，对他们制造的零件感兴趣。我心想，这个女人太有才了。”将这个场景重复许多许多次，人们自然会理解为什么女王如此成功地挺过了报社老板的偏见攻讦与报界的一场场暴风骤雨。

（1）http://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Moore,_Baron_Moore_of_Wolvercote

（2）http://www.telegraph.co.uk/news/obituaries/7970632/Lord-Glenconner.html

（3）http://en.wikipedia.org/wiki/Roddy_Llewellyn

在国内，刨根问底的议员们在财务问题方面对王室推推搡搡；在国外，继续掌控英联邦也越来越不容易了。这样一来，女王与她的顾问们在六十年代末期为了打造全新形象而进行冒险或许并不能令人感到意外。自从女王加冕之日起，温莎家族的运势与电视行业的影响力就以女王或者BBC都未能预见到的方式纠缠在了一起。一方面，电视首次为女王提供了与治下臣民相同的私人晚间娱乐方式。女王从来都不太热衷于瓦格纳歌剧或者品特话剧之类的高雅艺术。就像她的绝大多数英国同胞一样，她也喜欢下里巴人的喜剧、肥皂剧以及体育新闻。不管怎么说，电视具有民主化的品味，并且为女王打开了一扇了解英国的窗口。此前的君主们从未享受过这等便利。另一方面，电视摄像机也入侵了女王的生活，使得女王在保卫隐私的时候遇到了许多麻烦，而且未必总是拍摄权限或者窃听这样黑白分明的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电视具有将事物扁平化的力量。绝大多数英国人来到女王本人身边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地产生敬畏之情。但是隔着电视机镜头看女王却不会产生这种感受。我们对于特写镜头与私密时刻的胃口越来越大。电视为我们养成了与画中人亲密无间的幻觉。我们想要知道得越来越多。君主制必须恰当应对公共口味的转换，但是君主制的立身之本就是神秘感与距离感，或者说白芝浩所谓的“魔法”。熟悉亲切与魔法魅力难道当真能调和在一起吗？在她的统治期间，女王一直在费心费力地回答着这个问题。

一开始这个问题并不存在。理查德.丁伯比对于王室与宪制历史的渊博知识，以及重大活动场合的固定机位摄像机，意味着一个步伐缓慢、轻声细语的特殊新闻报道门类的确立。白金汉宫不允许摄像机接近王室家庭的私密时刻，甚至仅仅拍摄白金汉宫的外景都会遭到眉头紧锁的反对。BBC集团极少为了扩大拍摄权限而主动向王室提出请求。广播员们总是身着正装，皮鞋锃亮，等待着正式播出的时刻。

不过变化很快就到来了。菲利普亲王曾经参与拍摄过几部科教节目。1966年他又成为了批准《英国皇宫》一片拍摄计划的关键决策人。这部片子的监制是肯尼斯.克拉克（他后来又拍摄了《文明的轨迹》这部鸿篇巨制），题材则是六座英国王宫。绝大多数英国人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温莎城堡、白金汉宫、圣十字宫、肯辛顿宫、圣詹姆斯宫以及汉普顿宫的园林与室内陈设——绘画、装潢、鲜花以及豪华的舞厅。这是一个四平八稳的题材，拍摄者也是滴水不漏的老手.BBC与后起之秀兼商业竞争者ITV协力完成了这部作品.1966年圣诞节，两家频道同时播出了这部纪录片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如果说加冕仪式当天的摄像机让人们领略了古代仪式的风采，那么克拉克则在观众面前拉开了一度神秘莫测的英国皇家府邸的帷幕。

但是王室所作出的最令人吃惊的与时俱进改革尝试发生在两年之后：这一回女王决定允许摄像机对她本人以及切近家人进行跟踪拍摄。这一次的电视纪录片《皇族》可是要比《皇室宫殿》前进了一大步，允许摄像机无微不至地记录下女王、公爵以及他们的子女的一举一动。摄制组跟踪拍摄了王室年度当中的许多仪式与排场，并且试图向观众们解释女王的日常职责。不过这部片子最强大的杀伤力还是在于它至少部分回答了那个问题：“可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啊？”这部片子向每一个有电视可看的人提供了看待温莎家族的全新视角。在此之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廷臣与家族友人才能如此切近地观察这家人。就像在1966年一样，菲利普亲王这一回又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担任了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监督整个实验的进程。

在1969年的七十五天时间里，一个八人摄制组——依然是由BBC与ITV共同组成的——获得了贴近王室成员的极大权限。这部片子的制片人是当时BBC纪录片部门的一把手理查德.考斯顿（1）他曾经是军队里的信号官，身材高挑，举止温雅，在BBC从业多年的经验使他成为了摄像、音响、剪辑与配音领域的大师。考斯顿知道他几乎不可能要求女王重拍或补拍任何镜头，因此他所拍摄的一切材料至少都部分符合所谓“真实电影”毫无雕饰的标准。后来摄制组与王室家庭的关系变得特别熟络，以至于一家人几乎要忘记了摄制组的存在。

根据考斯顿的说法，女王最后成为了灯光与录音方面的行家。整整五十三小时的母带被剪辑成为了105分钟的成片。今天的观众可能会因为五十年代上层阶级的口音以及老式服装的款式而感到惊愕，但是这些平易近人的镜头依然饶有趣味且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巴尔莫勒尔的家庭烧烤聚会，女王开车，女王遛狗以及女王与小孩子谈话之类的场景。在处理严肃事务的时候，女王经常面带微笑，偶尔还会开怀大笑。 公众平时极少见到的安德鲁王子与爱德华王子看上去无非是一对笑嘻嘻的普通小男孩而已。日后因为创作《是，大臣》系列剧本而声名大噪的安东尼.杰为这部片子撰写了一份犀利的解说词，尽管洋溢着充满敬意的基调，但是也不乏调剂气氛的揶揄。比方说他如此评价王室专用的劳斯莱斯：“世界上还没有哪辆汽车能够以如此缓慢的速度行进如此漫长的距离。”今天杰认为这部片子之所以能够问世“是因为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样反对君主制……这部片子的要旨在于无阶级性、平等与流行。王室所代表的一切，例如秩序与尊崇，在当时都是不过是笑话而已。”他觉得在当时的报纸，甚至于保守派报纸“都在传递着这样的感觉：王室家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与我们已经没关系了。他们是什么东西啊？哦，他们什么东西都不是。”

根据杰的说法，娶了蒙巴顿女儿的制片人布拉伯恩勋爵（2）最早提出了这个主意。他认为“如果人们能看到王室家庭是什么样子，他们看待王室的立场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改善。于是他就想到了要让BBC拍一部片子，好让他们看看。不是为了给君主制说好话，只是解释一下君主制的机理，为其画一幅肖像。”杰声称王室成员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一点在于，尽管他们都习惯了摄像机的存在，但是依然因为麦克风可能录下不恰当的谈话内容而担心不已。他们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形象，而是害怕其他人可能会受到伤害。“他们担心自己说的话可能会冒犯别人，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们以及其他国家的显贵，等等。因此他们更关注录音而不是画面。”其实他们用不着担心。在杰眼中，布拉伯恩勋爵不仅是了不起的制片人，也是了不起的外交家。尽管自制片人层级以上的BBC“具有强劲的共和主义因素”，但是这部片子却是针对BBC内部主流风气的政变，因此不愿得罪王室的BBC在这部片子当中体现了强力的自我审查。“可以说是对于君主制的恭顺尊敬与服从，所有人都很清楚，谁才真正是这次拍摄活动的大老板。”

1969年夏天，《皇室家族》正式上映，轻轻松松地就成为了英国电视史上收视人数最多的纪录片。2300万观众观看了BBC的黑白首映，又有1500万观众观看了ITV的彩色版本。观看过这部片子的英国成年人预计达到了68%。观众反响与爱丁堡公爵与预期完全一致。甚至就连一贯倾向共和主义的《新政治家报》电视批评家约翰.荷姆斯托姆都觉得“平时在新闻影片当中看上去没多少感染力，也并不十分活跃”的女王“呈现出了温暖、亲切甚至有些小丫头脾气的一面，她也能轻声窃笑，也能享受为人母的喜悦……”他认为考斯顿与杰理应受封骑士爵位：“他们至少为英国君主制延续了一二十年的寿命。”《旁观者报》也对这部片子抱有欢迎态度，并且讥讽了摄像机可能贬低君主制的看法：“如果有人认为女王制作沙拉的景象会消解君主制的魔力，那么下面这样的评论又如何呢？‘已故先王尽管有时颇为愉悦，作为国王来说也算正直，但是他性格软弱，鄙陋无知，充其量只是个庸人……他的使命感不堪一击，他的心胸狭窄浅薄，他的头脑充满了偏见……’”然后才指出这篇文章其实是当年威廉四世去世以后《旁观者报》刊载的讣告。

庞大的观众人数与总体良好的反应似乎令女王与亲王十分满意。可能是听取了公爵的意见，女王将自己的出场费以及利润分成共计60000英镑捐献给了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该组织用这笔钱搬到了如今位于皮卡迪利的总部。考斯顿与杰两人都没有立刻获得封号，尽管过后杰被册封成为了骑士。此外他也撰写了《伊丽莎白R》（3）一片的剧本，还被册封成为了皇家维多利亚骑士团的指挥官。他对于女王的角色抱有如此之大的兴趣，以至于后来曾经考虑过要为《是，大臣》拍摄一部续集，名曰《是，陛下》。但是回头看来，这件事隐约表明了将摄像机请到王室身边未必全然有益无损。《观察家报》的电视批评家斯图尔特.胡德认为，这部片子其实就是“端坐在神坛上的家庭录像”，其存在目的肯定是“促进以下理念，即所有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无论社会层级高低。这部片子甚至预示了英国君主制向斯堪的纳维亚类型君主制的转型。”如果说第一条主张还说得过去，那么第二条主张则肯定不是这部影片有意传达的信息。在正式播出的这一年之后，女王就禁止了未剪辑母片的公映。有些人认为《皇室家族》是针对刨根问底的政客们发动的反击，甚至还是针对关于女王与年轻王子们身患疾病的怪异谣言的反击。但是白金汉宫宣称这种说法都是胡扯。播出这部影片的实际目的是为7月1日查尔斯王子受封威尔士亲王爵位进行预热。

查尔斯王子此时已经接受了他的父亲希望他接受的绝大部分训练——他成为了戈登斯敦的男生代表，在皇家空军开过战斗机，还上过大学——当时他在剑桥学历史。下一步就是参加海军。不过在此之前他首先要接受自己的公共角色。就像考斯顿的影片一样，查尔斯的受封仪式也是重新投射现代化君主制形象的大手笔尝试。不过这一回的幕后总策划既不是爱丁堡公爵也不是BBC的制片人，而是一位新近与王室联姻的年轻人，玛格丽特公主的丈夫，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4）。1960年两人成婚后他就成了斯诺登勋爵。他的父亲是律师，母亲出身于著名的艺术之家，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他本人则成为了一名成功的社会与王室摄影师。由于另一位力争上游的威尔士人大卫.劳合乔治从中运动，早在1911年的时候威尔士亲王册封这项古老仪式的举行地点就搬迁到了壮丽的喀那芬城堡，并且成为了一场盛大的爱国主义奇观。浪漫且艺术气息浓厚的斯诺登勋爵被女王指派成为了喀那芬总管，他认定这将是设计一场现代王室盛典的绝佳机会，这场盛典将会高潮迭起，并且十分适合电视直播。

城堡将要重新粉刷装饰，巨大的舞台将要平地而起，史上最大的有机玻璃幕墙将要树立起来。一切都是为了展现年轻王子的风采。斯诺登勋爵与更加传统的纹章院院长诺福克公爵开始了一番较量。《新政治家报》刊登了一篇眼光毒辣的文章，认为这是老派君主主义与新路线之间的较量，是“梵蒂冈以外最伟大的无意义典礼活动专家”与斯诺登勋爵的玛丽官时尚世界观之间的较量。“你就算遍寻整个宇宙也找不出两个差异更大的人来……诺福克公爵很清楚一位爱尔兰女伯爵与一位英格兰准男爵的长子之间相差几层等级，哪怕隔着一百码的距离也能看出某人的仪仗礼服穿着有误；但是他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去设计华盖与彩旗，他对于各种面料的质地与用途一无所知，他是一个毫不时尚也无意追随时尚的人。”

到了1969年，文化意义上的六十年代终于完全成型了。因此斯诺登勋爵取得了胜利。册封仪式成为了一场色彩与现代设计的狂欢节，旨在向世人展示浪漫而古老的威尔士风采，以及无疑体现了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塞文桥与核电站。仪式进行当天，小镇的街道上令人震惊地挤满了250000人。仪式得到了全程电视转播。查尔斯王子用英语与新近学会的威尔士语向自己的母亲重复了效忠誓言。《时代》杂志供稿人菲利普.霍华德把握住了当时如痴如狂的欢乐气氛“游行队伍像孔雀一样骄傲，银器的陈列令人眼花缭乱，无数支喇叭高声咆哮，身着红衣的禁卫军排成了长龙……赞美诗、竖琴与各种纹章，唱诗班歌声美妙，军乐队气势雄壮，德鲁伊与吟游诗人且舞且行……狮子在纹章上面张牙舞爪，部队豢养的吉祥物山羊也被牵到了现场……这是有史以来最非凡的电视盛典，这场嘉年华会足以在未来好几年里勾引着各地游客来威尔士游玩。”

的确如此。但是这场仪式并不完全是斯诺登勋爵预想当中君主制的完美胜利。威尔士民族主义此时正在高歌猛进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激进火爆。在王室行进路线途中的一座铁路桥下面发现了一个“爆炸装置”，后来经认定是样子货。两艘海军扫雷艇逡巡守卫着喀那芬港口的入口。皇家游艇上则有一队蛙人随时待命搜寻水下炸弹。阿贝尔格莱发生了一起硝化甘油爆炸，当场炸死两人，显然是死于自己制作的炸弹。一个邮包炸弹在卡迪夫邮局爆炸，六名分拣员侥幸保住了性命。通向喀那芬的铁路沿线的电报线被人剪断了，之后不久一辆隶属宪兵队的货车起火爆炸，炸死士兵一名。现场观礼人群当中也能听到零星的嘘声，还有人投掷了几颗鸡蛋。这些意外根本不能与北爱的事态相提并论。日后所谓“自由威尔士军”的若干追随者面临审判的时候，这股势力也没能升级成为真正的安全威胁。但是公众情绪已经转变了。1958年女王访问过卡迪夫并趁机宣布查尔斯王子将要成为威尔士亲王，1963年她又访问了喀那芬。这两次访问期间她都受到了热情奔放的欢迎。但是如今威尔士的民族骄傲再也不会自动忠于大不列颠的理念了。1950年圣诞节几名苏格兰大学生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王座下面的命运之石偷回苏格兰的举动早就映射出了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几点亮光。后来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又针对邮筒上的ERII字样发动了攻击，因为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苏格兰尚且不是英国的一部分，因此现任女王只是苏格兰的第一位伊丽莎白女王。如今威尔士民族主义者也开始闹事了。君主制的立身之本是全体国民都能认同的象征，因为这样的象征能够使得全体国民产生相同的反应。但是现在联合王国的不同部分似乎即将分道扬镳。尽管庆典仪式依然绚丽夺目，但是联合王国的核心似乎也没有过去那样自信了。

（1）http://www.imdb.com/name/nm1128847/

（2）http://en.wikipedia.org/wiki/Norton_Knatchbull,_8th_Baron_Brabourne

（3）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2139196/

（4）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ony_Armstrong-Jones,_1st_Earl_of_Snowdon

威尔逊拒绝与工党共和主义搅和在一起主要是由于性格使然。不过与此同时他也的确面临着迫切的问题并且需要女王的帮助。罗德西亚白人少数派统治阶层的叛逆不仅为英联邦的存续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也使得伦敦颜面丧尽。白人人口在罗德西亚虽然仅仅占到十六分之一，但是却在一直张牙舞爪地抵挡着一切通向黑人多数统治的举动，并且不惜从英联邦当中分裂出去。女王的权威处于这场争端的核心，因为吊诡的是，密谋叛国的罗德西亚白人恰恰是最死忠的保皇派。罗德西亚的故事一言难尽，在罗伯特.穆加贝掌权之后更是沦为了彻底的悲剧。昔日的非洲粮仓如今经济凋敝匪盗横行，营养不良已经成为了常态。罗德西亚/津巴布韦的故事针对英国在非洲大陆与去殖民化进程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女王本人作为英联邦首脑的地位提出了难以回答的质问。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南非北部广大地区遭到了英国定居者的入侵与殖民化。当年这里被人称作南罗德西亚，也就是今天的津巴布韦。在英国向北推进的进程中，就数这块土地最为丰饶，英国对这里的掌控也最有力。这一地区很快就成为了自治殖民地。这一地区的北方是北罗德西亚保护领地，那里白人数量远远更少但是矿产资源丰富。此外还有一块更小的保护领地尼亚萨兰，这里的定居点比较分散，主要以苏格兰人为主。1953年，在伦敦方面的撮合之下，这三块殖民地联合成为了中非联邦，“英王的联邦领土”。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看似难以维系的联合体居然幸存了下来。联邦的硬币与邮票上面印有女王的头像，联邦的旗帜也整合了米字旗的图案。联邦体制将自我意识十分明确的南部白人殖民地与很可能不久就要迎来黑人统治的其他地区缝合在了一起。在白厅内部，关于殖民非洲未来命运的争执整天此起彼伏——倒不是关于白人统治最终终结的问题，因为这一点在白厅看来已经不可避免了。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去殖民化的时间表与实施条件。伦敦方面的大政方针是任何一个前属地或殖民地都只有在实现多数人统治的前提下才能独立。一边是种族隔离白人至上的南非，另一边是新近涌现的马克思主义黑人独立国家，夹在中间的中非联邦试图寻找一条折衷路线。但是马拉维与赞比亚的独立运动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了步伐。这两个国家的独立运动取得胜利之后，南罗德西亚的白人们决定执意孤行，反对一切通向多数统治的早期步骤。

他们的领头人是一位好斗成性的农场主伊安.史密斯。二战期间他曾经是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驾驶过飓风与喷火。后来他在意大利中弹坠机，于是又帮助意大利游击队在地面上对抗德国人。他满头金发，爱好英式橄榄球——以及板球，并且高度爱国，始终自视为英国人。他还是一位热切的君主主义者，足以与任何英格兰中部地区的保守党成员相提并论。这样一个人看上去实在不像是叛逆分子。绝大多数托利党人以及众多英国报纸都很看好他。从根本上来说，史密斯其实是要求威尔逊相信自己的承诺：罗德西亚早晚有一天会实现多数统治，但是首先要进行长期教育工作并且彻底扫灭一切共产主义游击队与叛军。威尔逊与他的顾问们并不相信史密斯的承诺，认为他打算把白人少数派统治永远延续下去。双方的信任很快就破裂了。而且英国方面的某些举止未免有些急躁任性，或者说干脆就是小家子气。

1965年丘吉尔去世的时候，史密斯应邀赴英参加国葬仪式。但是不知何故，葬礼结束后与其他国家领袖以及女王共进午餐的请柬却漏掉了史密斯的名字。当时史密斯正在与南非大使一起吃饭，“一位身着华丽制服的绅士突然来到我们的桌子跟前。他告诉我他是女王的侍从。女王注意到我没有参加午餐会，于是打发他前来了解情况……根据这位侍从的说法，女王对这件事非常关心，并且派遣他尽快来到我入住的饭店，一来是表达歉意，二来是邀请我与他一起赴宴。”于是史密斯起身来到了白金汉宫。他刚刚到场，女王立刻脱离了原来的谈话圈子，径直来到他身边。她为了请柬未能送达的失误向史密斯致歉，菲利普亲王也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他们对于罗德西亚抱有的真挚关心令我非常感动。此外他们的消息灵通程度也令我刮目相看。他们与我交谈所花费的大量时间，以及他们对于友好解决问题的诚恳希望更是令我印象深刻。”

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友好的解决。史密斯最终还是与英国分道扬镳了。《单边独立宣言》的结尾龙飞凤舞地写下了“天佑女王”的字样。伦敦时间1965年11月11日上午11点整，他趁着战争纪念的时机将《单边独立宣言》递交给了威尔逊，尖刻地提醒他不要忘了罗德西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做出的贡献。宣言当中将女王称作“罗德西亚女王”，她本人从未接受过这个头衔。至少在《单边独立宣言》刚刚发布之后的最初几年里，罗德西亚还保留了不少君主制的行头。罗德西亚的陆军与空军依旧沿袭着英军的制服与操练传统。直到1970年“皇家罗德西亚空军”的飞机上依然装饰着效仿英国皇家空军的同心圆图案。直到1969年米字旗都是罗德西亚国旗图案的组成部分。女王肖像始终悬挂在政府大楼上，女王头像始终印制在罗德西亚的纸币与硬币上，以及与本的思路背道而驰的邮票图案上，尽管这个国家正在造她的反

与母国相比，这帮叛逆看上去似乎更像君主主义者。英国派出皇家空军进驻赞比亚，明面上的理由是为了保护该国的电力系统不受罗德西亚的袭击。但是空军军官们很快就与罗德西亚人打成了一片。1966年威尔逊邀请史密斯登上HMS猛虎号进行进一步会谈，船上的下层军官纷纷邀请史密斯喝酒并向他举杯致意，告诉他船员全都站在他这边。考虑到1939-1945年期间大量罗德西亚人都曾经为英国而战，英国向罗德西亚宣战的想法根本就是异想天开。女王也通过各种细节暗示了自己并不满意威尔逊对待史密斯的态度，例如坚持邀请史密斯与自己共进午餐。史密斯喜好打猎，志趣朴实，还有行伍背景。假如易时易地的话，他完全可能成为温莎家族的座上宾，甚至还能得到留宿的待遇。很难想象菲利普亲王会更喜欢恩科莫或者穆加贝这样的客人。

但是斯密斯此时已经成为了祸害。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爱国主义传统与女王的法律地位发生了冲突。南罗德西亚总督汉弗莱.吉布斯爵士（1）的境遇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尽管他本人也是当地的农场主，还是伊安.史密斯的朋友，但是效忠女王的誓约使得他拒绝接受《单边独立宣言》，并且还拒绝与史密斯以及他的内阁进行接触。高高飞扬着米字旗的总督府遭到了包围与孤立，吉布斯则在总督府里苦苦支撑着。他始终拒绝承认罗德西亚的合法性，直到1969年公投终于宣布该国家成为共和国为止。女王将他册封成为了GCVO——皇家维多利亚骑士团大十字骑士（Knight Grand Cross of the Royal Victorian Order），借此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为这是专属于她本人的勋章。吉布斯原本期望自己为英联邦的付出能换回KCMG（圣米迦勒与圣乔治勋章）的封号，后来他也的确得到了这个封号。但是GCVO远比KCMG更加个人化，更加贴近女王。有时候女王只能通过如此细微的差别才能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威尔逊很清楚，罗德西亚军方以及民众对于女王的效忠情感是他手头可以用来对付史密斯的寥寥几张牌之一。有一回他飞到巴尔莫勒尔，建议女王让蒙巴顿勋爵担任英罗双方的中间人。这个设想从来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威尔逊对于罗德西亚方面心理活动的揣摩并不是在犯傻。对于罗德西亚的白人们来说，反叛君主几乎就像黑人统治一样痛苦难忍（尽管程度上还是要差一些）。他们希望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英国渊源与忠君情怀，哪怕只是流于形式。但是假如女王对此表示默许，必然会激怒黑人占多数的英联邦成员国，并且极有可能因此导致英联邦的分裂乃至终结。事到临头之际，英联邦的体量与包容性还是要比这帮叛变者的痛苦更重要，尽管他们的确曾经支持过英国并且自认为英国人。

至于史密斯与许多罗德西亚人则感到茫然无措，觉得自己遭到了君主的背叛。在他们看来，女王如今正在与马克思主义独裁者与左倾联合国政客们沆瀣一气地对付自己的臣民。他们逐渐失去了大多数仅剩的支持者，尽管采取了独出心裁的反制裁措施，并且针对黑人民族主义者发动了凶狠的“丛林战争”，变革的潮水毕竟无法遏止。但是真正的收官阶段还要等到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以后才会到来。换句话说，还需要另一位英国首相来推进1979年津巴布韦建国之前的一系列谈判。接下来的惨剧——黑人与白人都深受其害——令人不安地揭示了六十年代对于进步与民主的单纯信心可能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当然，这个故事同样也显示了所谓的“王室集团”为了维护自己在英联邦当中的关键地位可以非常忍心决绝。

有时候他们未免将英联邦看得太重了。比方说英国与乌干达的伊迪.阿明血腥政权之间的纠葛就表明了对于英联邦的牵挂会造成怎样的危险。1971年，阿明趁着当时的乌干达领袖米尔顿.奥博特在新加坡参加英联邦会议的时候将他搞下了台。英国官方对此反应比较积极，因为奥博特一直是一个“不太帮忙”的角色。爱德华.希斯首相从私人秘书那里得知此事的时候声称自己“并未感到全然不快”。外交部对于阿明知之甚少，但是一位国防部官员曾经在英王非洲步枪团服役，他记得阿明当时是他的手下，并且认为阿明是“他曾经指挥过的最优秀的中士”。其他官员则认为阿明是“一位卓越的人”。 阿明的资历完美地迎合了英国方面的感情用事。他曾经在肯尼亚对抗过矛矛党，在由当地人组成、英国人充任军官的英王非洲步枪团当中崭露头角，而且还有一身不俗的英式橄榄球球技。更妙的是，他上台不久就请求来到伦敦觐见女王。在希斯的安排下，1971年7月12日阿明正式访问了英国。他的精干气质与行伍做派为唐宁街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当他离开的时候，时任外交大臣的休姆认为他可能是个疯子：因为阿明告诉他乌干达即将遭到中国海军的袭击，要求英国提供军援。

在阿明的残暴统治下，据估计乌干达当局总共杀死了100000乌干达人并且驱逐了当地所有亚裔人口，其中30000人流落到了英国。关于阿明吃人以及豢养拷打专员的故事纷纷冒头，使得人们对他越发厌恶。但是他始终都是英联邦成员国的领导人。1973年在渥太华举行的英联邦会议没有邀请他参加，于是他给女王的私人秘书写信，要求女王派一架波音747飞往坎帕拉，将他本人以及随行人员送到加拿大，并且安排一队苏格兰风笛手为他接风。女王的员工询问了希斯，希斯觉得这种做法过于招摇，于是婉拒了他的请求。不以为然的阿明继续谋害着自己的政敌与朋友——教士、银行家、商界领袖、剧作家、记者，等等——并且将死者的遗体扔进遍布鳄鱼的河水里。他为自己授予了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自封为苏格兰国王，还在1975年给女王去信声称“我希望你能安排我访问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威尔士，面见那些反抗你的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运动领袖。”此外他还向女王发送了一条电传，邀请她来到坎帕拉看一看真男人是什么样子。

这些疯言疯语自然令英国报界兴奋不已，但是如果说阿明只不过是个玩笑，那么这个玩笑未免太糟糕了。他对于英联邦所代表的价值观的嘲讽与颠覆，再加上英联邦不愿与黑人成员国为敌的心理，这两者不仅损害了英联邦本身，也使得女王遭到了伤害。阿明的各种疯癫之举暗示着大英帝国的继承者没穿衣服。其实英国身上的衣服还是穿了不少，但是非洲叛乱所揭示的悲哀事实是英国此时缺乏肌肉。有些英联邦国家的成员身份会遭到暂时中止，例如军事政变以后的巴基斯坦；也有些国家会主动退出英联邦，例如斐济与津巴布韦。但是针对成员国的切实制裁措施几乎没有。英联邦就是个俱乐部。今天尽管英联邦拥有五十四个成员国，占全世界人口总量的将近三分之一，但是大约94%的英联邦人口都分布在亚洲与非洲，印度自己就占据了将近一半英联邦总人口。因此英联邦当中既有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也有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在贸易谈判、地区政治以及许多其它问题上，成员国之间往往会各执一端互不相让。英联邦的“老联邦”成员国当中拥有许多成功的民主范例，例如英国与印度。但是英联邦向来也包括了许多腐败独裁的政权，尽管英联邦的创立文件当中充满了志向高远原则坚定的辞藻，而且历届英联邦秘书长也都具有正直高尚的品行。当英联邦统一口径的时候，可以加强英国在其他国际组织当中的份量。可惜的是——这一点或许很不应该——绝大多数英国人几乎意识不到英联邦的存在。

（1）http://en.wikipedia.org/wiki/Humphrey_Gi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