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 女王登基六十年 -- 万年看客

许多富有经验且精明机敏的政客、公务员与廷臣都曾经近距离观察过女王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个人关系。他们一致同意，两人的关系（长时间停顿，同时摆出一脸苦相）“很不好”。这两位女性年龄相近，出身背景却天差地别。此前两人并不相识，战后英国政坛局势最动荡且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却将两人拴在了一起。许多最为激进的撒切尔派思想家都十分厌恶目前这个疲弱国家当中衰老且肌肉松弛的各种体制，这份厌憎甚至连君主制都不放过。他们（天真地）将美国视为政治与经济的典范，一个活力充盈的精英主义乐园，在那里人们创造财富而不是继承财富。他们厌恶女王容忍英联邦内部左翼独裁者的做法，而且对于宫廷内部的闲散生活与一成不变的仪式同样欠缺耐心。在他们眼中，宫廷、BBC执行层以及终身制学术人员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右翼智囊团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们将“玛格丽特”视为他们真正的女王，当代英国召唤下凡的再世布迪卡。甚至就连艾诺.鲍威尔这样较为老成持重的右翼权威也出言警告，认为女王的海外抱负无非是膨胀的骄傲自大。七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左翼人士经常讥笑君主制，朋克青年的t恤衫也经常将女王当做讥讽攻击的对象。八十年代右翼激进派的敌意同样不可等闲视之。此时很多左派开始自欺欺人地说服自己，女王其实站在他们这边，在内心深处也是一名左派。

至少在公开场合里，撒切尔从未显露过任何反对女王的苗头。她在回忆录中声称，“‘两名强势女性’彼此冲撞的故事实在太精彩了，就算确无此事也一定会被人编造出来。”她还赞扬过女王在每周觐见期间的举止。根据撒切尔的说法，觐见绝不是虚礼。“觐见活动很安静，完全是公事公办。陛下对于时事的精准掌握令人叹服，她的经验阅历也十分广博。”托利党的革命先锋对于她的君主如此尊敬，每次觐见都绝不迟到，几乎令旁人感到尴尬。她弯腰行礼的幅度如此之大，就连女王本人都觉得有些过犹不及。一位长期观察家认为，“她们二人之间的关系简直拘谨至极。她非常谦恭，简直有些太谦恭了。女王并没有要求她做到这种地步。”另一位王室家族的朋友则声称“女王以撒切尔为题编排了好些特别搞笑而且观察非常细致的段子”。

有些高阶白厅内部人士认为女王与撒切尔的关系一开始“有点僵硬”。还有些人诉苦说，要在英国生活的最顶峰协调两位女性的同时存在往往有些棘手，因此两个人极少在同一场合出现。撒切尔上台伊始，白金汉宫与白厅就认真地讨论了如何在两人之间分配各种重要场合的出席机会，包括灾区慰问活动。有些官员声称宫廷与政府曾经为了避免首相与女王撞衫而专门开会协调，另一些官员对于这种说法则嗤之以鼻：女王“根本不关心别人穿什么”。早在撒切尔造访巴尔莫勒尔之前就有人说她的闲话，因为她拒绝在晚宴结束时与其他“女士们”一起离席。此前女王打过交道的首相全都是男性，这些人要么比她年长，必须当做长辈来尊敬对待，要么比她年轻，几乎需要女王进入母亲的角色，通过倾听他们的诉说来帮助他们。而撒切尔则是一个异数。

打破隔膜的手段也有不少，其中最见效的就是首相的丈夫丹尼斯.撒切尔。他的处境与菲利普亲王不无相似之处。他也很擅长在妻子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退避三舍，同时又能在微妙棘手的社交场合及时护驾。丹尼斯.撒切尔与王太后的关系尤其好，因为两人都喜欢喝一杯，而且也都恪守着各种王室规程。像这样的密切关系多少使得首相每年前往巴尔莫勒尔的访问容易了一点，尽管总是不耐烦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总会利用北上苏格兰的机会顺便处理一批当地党务工作，此前的首相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在抵达巴尔莫勒尔之前，她会先去走访一下爱丁堡的托利党官员，期间留宿在苏格兰托利党的和蔼长老赫克特.莱茵爵士的私宅里面，有机会的话还要与东北苏格兰的保守党成员见一面。她与乡间生活格格不入，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因此到了巴尔莫勒尔之后如何款待她就成了问题。有工作人员询问女王，是否邀请首相与其他宾客一起上山散步。女王冷淡地答道：“我认为撒切尔女士从来只会在马路上散步。”当天晚些时候，丹尼斯叫他的妻子上床就寝——根据女王的要求，晚上十一点一刻必须熄灯——她困惑地答道：“床？我们上床干什么？”后来王室方面很是因此而窃笑了一通。

首相造访巴尔莫勒尔的第一天，要在正厅举行礼服晚宴。第二天晚上则会举行烧烤自助餐会，一般由菲利普亲王做东。 餐会的举办地点大抵是巴尔莫勒尔内部的某件茅舍或者避暑别墅门前，菲利普亲王总会开着一辆路虎来到现场，路虎后面挂着特制的拖车，里面精巧地装满了刀叉、盘碟、酒杯、酒水与食物。“人到齐了以后，菲利普亲王会骂骂咧咧地动手烤肉，女王会亲自摆放刀叉，侍从们负责倾倒威士忌，座位安排全然不顾上下等级。”一位列席者这样说。菲利普亲王会带来一块烹制恰到好处而且特别细嫩的牛肉，“不过这根本不合玛格丽特的口味。她最讨厌里脊一类的精肉了。”女王总会特意将自己的座位安排在第一次参加餐会或者地位相对较低的客人身边，安抚他们的情绪。另一位宾客声称“我觉得自己陷入了某种虚拟现实当中”，因为女王与菲利普亲王正在“假装自己是普通人”。有一回，女王正在绕着桌子收拾盘碟的时候，玛格丽特.撒切尔觉得不应该让自己的君主独自完成理应交给下人的活计，因此接连好几次试图起身帮忙。最后女王终于忍不住了：“谁能告诉这个女人赶紧坐下？”这个故事很到位地象征了两个人的关系：权威意识强烈而且态度谦恭的首相一心只想帮忙，而女王却觉得首相只会添乱。白金汉宫的年度外交官招待会上也传出过类似的故事。这个活动历时足有两个小时，活动现场总是非常拥挤炎热。有一回撒切尔感到头晕，不得不坐下。第二年她的晕病又发作了一次。女王的体格很硬朗，“如同豪华邮轮一般”游弋在人群当中。她用眼角余光看到了自己的首相，忍不住来了一句“快看哪！她又要行屈膝礼了。”

不过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随着撒切尔执政时期的继续，女王逐渐习惯了她的存在，两人之间也逐渐养成了相互倾慕的感情。当时的一位高阶白金汉宫官员回忆道，两人每每详谈甚欢，令观者诧异。另一位官员则声称“女王总能理解撒切尔的谈话要点。她理解撒切尔存在的必要性。”一位长年工作的廷臣回忆道，撒切尔下台之后白金汉宫曾经为她与女王举行过私人午餐会。“女王对待玛格丽特的态度比我此前的认识还要热切，尽管她同时也觉得玛格丽特的行为举止有些好笑。”后来在聊天的时候，前任首相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假如自己依然掌权的话会怎样对付工会，这时女王淡然说道：“我想我们应该走了。”另一位前任顾问声称女王非常敬佩撒切尔一路打拼上位的成就。“由于她本人的地位是继承而来的，她对于打拼上位的人们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

真正的问题在于，王室家庭是否以任何方式与撒切尔革命的原则作对。撒切尔政府内部的“真正信徒”与一部分左翼人士都曾经怀疑过这一点。查尔斯王储不是一直以来都对都市贫困现象感兴趣吗？曾经担任女王私人秘书的查特雷斯勋爵或许是所有私人秘书当中最了解女王的人。退休后他告诉史学家彼得.亨尼斯，“你不妨认为女王偏好某种共识政治而不是两极分化的政治。我怀疑情况是否的确如此，尽管我不能说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什么了解【亨尼斯认为他这是在打马虎眼】。但是假如你处在女王的位置，假如你是某个国家名义上的象征领袖，那么显然国家内部的口舌之争越少，你就会越会感到方便与舒适。”

这套说辞还曾经以更加粗粝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眼前。1986年7月，澳-美籍共和主义者鲁伯特.默多克旗下的《周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条头版新闻，害得女王的新闻秘书迈克尔.席耶（1）丢了工作。此前席耶向记者西蒙.弗里曼通报过情况，事后又大大咧咧地向其他白金汉宫官员们吹嘘周日早上的报纸头条将会“非常好看”。报社主编安德鲁.尼尔祭出了经验丰富的政治编辑迈克尔.琼斯与弗里曼合作，最终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女王认为撒切尔冷漠无情，一味强硬，而且分裂了整个社会；她担心煤矿工人大罢工会伤及英国的社会结构；去年美军轰炸利比亚的时候将英国当做空军基地的做法令她非常不满；而且在是否应当对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进行制裁的问题上，她也并不同意撒切尔的作法（女王显然与倾向制裁的英联邦成员国站在一边，英国首相则站在另一边）。根据报纸的说法，女王正在备战。她是“一位机敏的政治斗士，如果唐宁街招惹了她，她很乐意还以颜色。”

报纸坚称白金汉宫曾经充分地向报社介绍过相关情况，因此报社才会对于女王支持共识政治并且反对撒切尔路线的观点进行如此广泛的分析。而白金汉宫方面也很清楚这些说法将会被公之于众。这些说法看上去简直大胆得有些不要命，女王的口吻听上去更接近托尼.本而不是撒切尔。这条新闻刊载的时候，撒切尔正在爱丁堡。为了参加英联邦运动会，她和女王下榻在圣十字宫里面。许多英联邦成员国决定通过弃赛来抗议撒切尔的南非政策，严重打乱了比赛进程。当天的晚宴上，女王将席耶的座位安排在了自己与撒切尔之间。席耶向撒切尔道歉，撒切尔则拍了拍他的胳膊：“一点也不用担心，我知道那些话都是胡说。”可是当真如此吗？席耶完全否认了这篇新闻，声称“这条声称自己反映了女王对于政府政策的看法的新闻其实全无实据。”。尼尔代表《周日泰晤士报》发动了反击，几乎就要指控女王的私人秘书威廉.赫塞尔廷爵士在新闻来源的问题上撒谎——直到今天这件事在白金汉宫工作人员的圈子里依然余毒未消。但是席耶与弗里曼肯定通过气。后来他告诉史学家，此前他并没有直接与女王沟通过情况，也从没听到过她批评首相。假如女王当真直言不讳地谈论过自己对于首相的看法，那就早晚一定会被某个人听到并且捅出来。“她肯定会认为这是全然违反宪制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一位资深廷臣这样说道。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席耶多少有点哗众取宠的倾向，被狡猾的记者们牵着鼻子走得太远了。根据白金汉宫的办事规矩，这件事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评论，席耶也没有受到任何公开批评，但是不久后他就辞职了。

女王对于英联邦所抱有的毕生感情显然比撒切尔高出了好几层楼。希斯对于英联邦同样没什么感情。白金汉宫一直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希斯之所以不待见英联邦，因为他是一位热切的亲欧洲主义者。撒切尔虽然不是亲欧人士，但是她更敌视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正如前文所见，女王为了挽留左翼独裁者留在英联邦内部，很乐意与他们会面并且畅谈人生，而且她一直相信英联邦成员国身份长期而言能够带来实际的好处。当时的英联邦秘书长桑尼.拉姆菲尔爵士并不是一个擅长争斗的人。但是太还是站在女王的立场上一头冲进了《周日泰晤士报》的争端。当时一位贴近女王的观察家认为女王更喜欢共识政治。而且在煤矿工人罢工与骚乱期间，她还曾经亲自听取过矿工家属与其他艰难群体代表的诉苦。女王绝不是没有同情心的人。“撒切尔的名言‘社会这种东西并不存在’对于王室家族来说极其不入耳。他们绝对无法同意这一点。但是当时的大环境的确需要一股像撒切尔那样摧枯拉朽的力量。我认为王室家族——尤其是女王本人——绝不会故意无视撒切尔的功绩。”

双方的关系确实不错。撒切尔手下强硬可畏且饱受争议的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被白金汉宫当做了真正的朋友。与后来的两位工党首相不同，撒切尔在每周觐见结束后都会特意留下来喝一两杯威士忌——“尽管多少有些不耐烦”——免得白金汉宫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根据某位廷臣的说法，到了撒切尔下台的时候，女王对于撒切尔“有些宠溺，还觉得她很有趣”，而且她的确为撒切尔感到惋惜。女王还专门向撒切尔授予了功绩骑士团勋章（Order of Merit）——这是一项非常罕见的荣誉，也是来自女王本人的礼物。

撒切尔当政时期王室家族的头等大事无疑是查尔斯王储与戴安娜.斯宾塞的婚事。两人于1981年7月29日举行了婚礼，查尔斯王储时年三十二岁。就像女王当年的婚礼一样，这次的婚礼同样赶上了一个不太好过的年份。1981年的问题并不是战后紧缩政策，而是撒切尔执政初期的高失业率、持续通货膨胀以及社会分化。而这一次的婚礼也再度承担了转移注意力的任务。戴安娜.斯宾塞时年只有二十岁，父母离异，但是她的家庭与王室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年前她姐姐刚刚嫁给了女王的助理私人秘书罗伯特.菲罗斯。查尔斯与她的另一位姐妹莎拉也短暂地约会过一段时间。另外斯宾塞家族也有王室血统，祖上各种婚生与非婚生的王族血脉传承可以一直追溯到斯图亚特时期。他们很熟悉温莎家族向来喜爱的射猎、马球与乡间生活。戴安娜的父亲斯宾塞勋爵还曾经是乔治六世以及女王登基早期的宫廷侍从。

此前戴安娜并没有交过多少男朋友。这肯定是好事，因为男友众多的过去很可能造成尴尬，并且为《继位法》带来麻烦。她看上去天真无邪，真心爱慕查尔斯，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完美的王妃人选。蒙巴顿勋爵遇害之后不久两人第一次见面，她告诉查尔斯他在葬礼上的神情十分悲伤孤寂。她打动了他。尽管所有恋爱关系在外人看来都是神秘难解的，但是他们两个似乎当真相爱了。查尔斯的婚姻观非常严肃，认为婚姻是终身大事，并且很清楚选择自己对于戴安娜来说并不容易。自从戴安娜造访了巴尔莫勒尔与桑德林汉姆，被人们视作未来的王妃之后，她立刻就成了摄影记者围追堵截的目标，全靠着若有若无的微笑与低垂的眼神才能将这帮人对付过去。家人与朋友都催促王储尽快打定主意，于是他稍作犹豫之后就求婚了。但是在结婚之前他们见面的次数也就只有十几次而已。

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得针对这场婚姻的马后炮式批评成为了寥寥几个始终保持增长的英国工业领域之一。查尔斯王储不仅比戴安娜年长一轮，而且与绝大多数同龄人相比要传统得多。他抱有深重的悲观主义思想，而且与一位早年的女朋友、如今嫁做人妇的卡米拉.帕克.鲍尔斯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他富有教养，心思敏感，崇尚灵性，还受到责任感的驱使，尽管同时他也十分讨厌伴随这份责任的某些事务。从求婚到举行婚礼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他一连好几周都不在英国国内，而是踏上了前往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加长王室访问之旅——当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的母亲也曾经因为履行同样的责任而遭受批评。相比之下戴安娜则全心热爱八十年代初期的情感外露的流行文化。她所经历过的外部世界无非就是伦敦西区上层社会女孩们的交际圈子。她根本想象不到成为温莎家族的一员究竟意味着什么。往最好处想，嫁给查尔斯的决定也不过是基于乐观主义的掷骰子举动。但是话说回来，夫妻双方克服年龄与志趣差异、共同经营美满婚姻的实例也并不少见。

很多人都认为这段婚姻将会天长地久，并且将会极大地巩固王室家族。这些人包括女王与爱丁堡公爵、无数狂热的君主主义者、几乎所有媒体以及——理所应当地——王室夫妇自己。唯一的倒彩声来自政坛左翼，因为他们害怕在福克兰群岛战争前夕正处于低潮的撒切尔政府会利用这次庆典煽动英国国民的爱国主义情绪，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一时间查尔斯与戴安娜成为了全球名人（据估计当时全世界大约有7.5亿人口观看了婚礼的现场直播），而且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一直维持着完美夫妻的形象，还十分令人称道地迅速生下了王位继承人。

接下来几年里，这段婚姻成为了威尔士亲王的全部生活内容。但是在幕后还有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同样具有沉甸甸的宪制份量——这就是威尔士亲王的政治立场问题。从传统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说，他并没有政治立场，因此当有人做出相反主张的时候也自然会火冒三丈。亲王肯定不是社会主义者，毕生以来他一直竭力避免被人贴上各种政党政治的标签，或者直接卷入任何政治话题的争论，例如经济问题，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问题，伊拉克战争问题或者英国军队规模问题。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却向来抱有坚定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实际”政治的距离并不远，而且还在越走越近。他的观点日趋保守（不是日趋保守党）。在撒切尔当政时期，这一点使得他与托利党内的激进分子多有冲突，至于正牌社会主义者倒是要暂时靠边站了。

王储在八十年代养成了给各位大臣写批评信件的习惯。他在慈善活动方面倾注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尤其是他本人的王储信托基金。这使得他与一位直言无忌的建筑师罗德.哈克尼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此人主要负责王储慈善事业当中较为激进的那一部分。有一次他们两个在火车上的谈话遭到了泄露，哈克尼在接受报纸采访的时候又证实了谈话内容，结果害得查尔斯陷入了一场激烈的纷争。根据《曼城晚报》的报道，他担心自己将要继承一个分裂的英国，一边是有产者，另一边是无产者。这番话听上去很像是针对现任激进派首相的攻击，将撒切尔的班子气得火冒三丈。道歉之后，查尔斯给哈克尼去信称，这些言论“政治意味过于浓厚，以后我再也不会这么说了，因为我很清楚这样说会导致怎样的政治反应……当我在公共建筑、内城住宅区以及贫困人口等领域发挥作用的时候，每一步都必须非常小心，唯此才能穿过政治的雷区。”

王储这回的确吃了一亏，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改弦更张。他继续为小企业主与产业再生摇旗呐喊，尤其关注相对而言更加贫困的黑人居住区，并且不厌其烦地敦促撒切尔与少数群体领袖见面。最后她的确听从了王储的意见，尽管并未采取显著的跟进措施。这些年里，亲王的班子规模越来越大，他在格洛斯特郡的海格罗夫建立了自己的办事基地，而且他对于康沃尔公爵封地当中大型农场产业的经营也越来越上心了。白金汉宫与唐宁街的工作人员们越来越频繁地私下碰头，讨论威尔士亲王的所思所想。但是女王本人一直与如日中天的撒切尔主义所引发的各种争议保持着距离。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女王究竟更认同“这位女士”，还是欧盟当中批评撒切尔的人士。我们同样不知道，当布鲁塞尔领导下的超级跨国政体湮灭了英国的——也就是她的——主权之后，她本人究竟是否感到不安。许多左翼人士与自由派观察家都相信他们的君主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同撒切尔。在乳胶人偶讽刺剧《翻模秀》当中，她的人偶胸前别着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徽章，身边还摆放着列宁的半身像。这一幕场景的确是个不错的笑话。反对党的凄惨处境使得很多人都相信，英国君主通过某种隐晦的方式成为了大臣们的缓冲器，但是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能支持这种说法。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当撒切尔颜面无存地最终离职的时候，这出令人悲哀的戏码强烈地激起了女王的同情心。

（1）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Shea_(diplo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