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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Andrew Marr: 女王登基六十年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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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6:保皇派与共和派

七十年代的英国王室经历过两个重大的盘点反思时刻:其一是女王银婚,其二是1977年登基二十五周年。周年庆祝(以六十周年为最)一直是温莎家族的特色,因此很值得仔细研究一下。这个理念从何而来呢?最早始于何时呢?最早的“现代”周年庆典发生在1809年,当时一帮作家与政客为了庆祝乔治三世继位五十周年而掀起了一阵喧嚣。就像1977年一样,当时的英国也很需要加油打气。拿破仑战争战事正酣,国内税收居高不下,进口缩减,遍地伤兵,还遭到了隔离封锁。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半岛战争惨烈而艰难地推进着。四年前的特拉法尔加大捷对于乔治三世的统治的确是重大利好消息,但是人们也把北美殖民地的丢失算在了他的头上。此时他几乎已经失明,并且风湿缠身,终日苦不堪言。

但是他的统治时期的确长得不同一般。人们将庆祝这段统治时期的主意当成了在黑暗当中抗争逆境的舞会。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感恩节宗教活动,搭配烤全牛以及海量的啤酒。陆军与海军士兵领到了特别加餐。国王免除了所有直接向国家借贷的欠债人的债务,许多其他欠债人也被放出了债务监狱,临行前还饱餐了牛肉与李子布丁。逃兵得到了赦免。战俘被释放回国(法国人除外)。乔治三世在温莎用祈祷与焰火进行庆祝;伦敦的人们则纷纷涌入圣保罗大教堂参加感恩仪式,散场后又纷纷涌向街灯照耀的街头,身上披着彰显爱国主义情绪的蓝色佩带,与嘉德骑士的袜带同色。

这一切极大地提升了国王的人气。尽管一年之后他就悲哀地滑向了疯狂与痴呆的深渊,导致了摄政法的出台以及他那位肥胖且叛逆的儿子的统治,但是周年庆祝的理念确实就此得到了确立。下一位统治时期足够长的君主是维多利亚女王,1887年她的五十周年庆典具有完全不同的氛围。帝国正在如日中天之际,因此庆典也更加宏大,军事色彩更浓,帝国气象更强烈。庆祝活动不仅局限于英国本土,还扩展到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与非洲。这一刻,维多利亚女王将“温莎寡妇”的孀居岁月抛在了身后。她的人气也因此而大为高涨。伦敦组织了多样的庆祝活动。欧洲各国王室在这里汇聚一堂。黄金马车的后面跟随着印度军队队列,不戴王冠的维多利亚女王则坐在马车里挥手致意。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还举行了专门的法事。爱尔兰恐怖分子曾经试图在庆典期间将女王、政府要员以及各界显贵一起炸飞。这个阴谋之所以未能得逞,部分原因在于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不太可靠。英国各地对于1809年的庆典还留存着足够清晰的集体回忆,人们都想重温一下烤全牛、痛饮啤酒、篝火晚会与街头舞蹈的景象。

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还在继续,她的登基六十年庆典也得到了类似的庆祝,尽管这一次人们多了几分回顾往昔的心态,而且人们对于大英帝国的全球霸业能否千秋万代也首次产生了些微的疑虑。到了下一个世纪,最显赫的此类庆祝就是1935年乔治五世的登基二十五周年庆典。这次庆典又赶上了国家前途晦暗难测的时刻——所有马屁拍得最响亮的溢美贺词当中有一条就出自希特勒的手笔。烽火台、烟花、烤全牛、街头派对与教堂法事已经成为了惯例。国王与王后访问伦敦东区贫民窟的时候,皇家马车与马队的后面紧跟着热情的旱冰运动员与自行车骑手。行进队伍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旗帜与笑脸的海洋。有一片特别破败的居民区还竖立了一块标语牌:“俺们虽然穷,可是有忠心”。事后乔治五世这样评价道:“我从未想到他们对我是这种看法,我开始觉得他们肯定很喜欢我的为人。”这番话恐怕并不是故作姿态。在大规模民调出现之前,君主与公共舆论之间相对而言要隔着一层。因此只有趁着重大活动的机会君主才能接触到人民,人民想要接触君主也是如此。

因此到了1977年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庆典的时候,各种做法都已经有章可循了。我们都知道周年的存在意义。这是盘点与反思的时刻,不仅要趁机审视君主制的状态,还要回顾一下这些年来国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这是肉牛的劫数,也是啤酒商的盛会。史学家大卫.卡纳丁曾经简明有力地指出:

“假如你生活在一个共和国当中——比方说美利坚合众国——那么你的国家的历史总会被切成一段一段的。无非就是四年一任总统,运气好的话能凑够八年。此外就是建国百年庆典。如果你生活在君主制国家,尤其是假如你生活在当今女王的治下,而且这位女王连续统治了二十五年、五十年以至于六十年,那么你就拥有一系列周年庆祝,为你提供结构化审视历史的机会……在其他情况下你并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周年庆祝究竟是什么呢?是喘口气回头看看的机会,是静下心来回顾过去的机会。

1977年的问题在于:在过度膨胀的“新伊利莎白时代”浪漫乐观主义烟消云散之后,战后的英国与女王表现得怎么样呢?温莎家族毫发无损地躲过了丑闻的打击。白金汉宫官员为了避免争议而在幕后进行的各种工作基本上都收到了成效。更大的威胁似乎是王室正在沦为温吞水一样无关紧要的角色。1976年女王庆祝了自己的结婚二十五周年,她趁机提醒自己的听众们自己如何支持婚姻。她的“家庭君主制”也因此而完好无缺。离婚已经成为的全国性的成瘾行为,年轻人在性问题上的态度日益开放甚至趋于放纵。但是除了玛格丽特公主之外,温莎家族的成员们依旧循规蹈矩得很,并且十分团结。查尔斯王子整天穿着制服在军舰舰桥上、直升飞机里或者马球场上露面。三年前安妮公主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嫁给了马克.菲利普斯上尉。菲利普斯拒绝了侯爵爵位,他们的子女彼得与萨拉将会在公共视线之外成长起来,尽管这对夫妻日后也会分道扬镳。

安妮公主早就成为了家族当中一颗不事张扬的明星。她是一位优秀的马术师,很快就将要骑乘她母亲的爱马“善心”代表英国队参加1976年奥运会。用安妮公主自己的话来说,赛马的饲主同时又是骑手的母亲,这种事在今天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仅此一家。她继承了父亲的直率气质,而且也不缺乏胆量。1974年3月,她前往帕尔摩街拍摄一部慈善募捐宣传片,在返程路上遭遇了一名绑架犯。犯人开枪击伤三人,包括她的司机与保镖,并威胁她立刻下车。公主回敬了一句“你他妈做梦去吧”,接着就从另一侧车门冲了出去,并且在现场群众的保护下脱离了危险。尽管类似这样的突发事件的确会威胁到王室成员的生命,但是这起案件同时也很有时代特色:犯人落网后声称他要将计划当中的三百万英镑赎金捐献给全民医保。随着英国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富有对抗性,这种当代罗宾汉式的粗陋措辞也越来越有市场了。

在二十五周年庆典前夕前夕,如果说王室家族的状况还不错,那么英国自身的处境肯定不算良好。希斯的国内施政乏善可陈,罢工频发,每周工作日削减到了三天,工会在威尔逊-卡拉汉政府治下变本加厉地重新拾起了激进策略,有人甚至提出英国已经无法治理了。报纸上日复一日都是令人戒惧的经济警讯、通货膨胀的致命威胁,来自苏联的威胁此时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可怖。早在1968年,报业巨头塞西尔.金就曾经与蒙巴顿勋爵密谋逼迫威尔逊下台,蒙巴顿勋爵对此嗤之以鼻,这个阴谋就此不了了之。甚至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商界与政界的许多高层人物依然认为只有依靠临时军政府才能遏制工会与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右翼人士对于加入欧洲的前景满怀敌意,对于苏联资助的共产主义者渗透各行各业的可能性满心恐惧,北爱地区失去控制的暴力循环更是令他们绝望,凡此种种使得他们养成了近乎疑神疑鬼的心态。

就像1935年她祖父面临过的情况一样,女王的二十五周年庆典也促使有些议员呼吁人们不要大搞庆祝,因为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左派与共和主义少数派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响亮,尽管根据民调他们的势力并没有增加。《泰晤士报》的写手菲利普.霍华德问道,面对这些认为君主制已经沦为“衰老社会的安眠药,无非是想用滑稽与玩笑来掩饰一个国家的濒死呜咽”的激进分子,英国究竟有没有必要严肃对待他们。他总结道,尽管面临诸多问题,“拥有一位不必竞争上岗、因此可以置身于党派纷争之外的国家元首可以带来一项巨大优势。吊诡的是,君主立宪制其实非常民主:通过剥夺国家元首的一切实权,她反而成为了所有臣民的代表者,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在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的年初,人们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抱有这种看法。君主制从来都有这点不足:在王室家庭的人气与君主体制的有用性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

在政治分野的另一侧,叛乱的情绪也在日渐滋长。在女王统治期间,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两年里首次出现了下降。在工党内部,托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们拉起了大大小小的山头,而这些山大王的影响力似乎也正在与日俱增。在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的时候,英国共产党将要组织自己的庆祝活动,社会主义者将要发放“红色共和国滚滚向前”徽章,大学生们将要把红旗插上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的楼顶,借以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六十周年。这一切或许的确添加了国民对话的欢乐气氛,但是还不至于掀起真正的赤化风潮。有些地区的市政厅摘下了女王的画像,其他城市——例如曼城——则决定抵制庆祝活动,绝不在周年庆祝上面“浪费”一分钱。《新政治家》在女王加冕仪式时曾经刊载了一篇深入细致的君主制论述文章,如今同一份刊物却推出了反周年庆祝特刊,嘲讽女王是“黄金马车里的玩偶”。公众心态的转变由此可见一斑。

左右两派的观点都是精英阶层理念不同方式的反映。相比之下,想要估测没有特定政治观点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想法则要困难得多。总而言之,基于个人记忆与谈话,对于当时公共情绪的最贴切估计恐怕就是人们已经不再纯真了。浪漫而保守的五十年代乐观向上气质以及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所体现的爱与和平的天真希望此时都已经砸了招牌。如今的社会氛围更加粗野暴力,工会冲突也更加愤怒了。在北爱尔兰,平等权益游行示威的早期理想主义早已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杀戮、酷刑与明火执仗的恶性循环。甚至在流行音乐领域,甜蜜蜜的民歌旋律也已经被喧嚣叛逆的朋克摇滚排挤到了一边(性手枪乐队唱得好:“天佑女王/法西斯的政权”)。真正的伊利莎白二世女王与她的家人怎样才能在如此大环境下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呢?说一千道一万,此时似乎并不是庆祝继承君主制的最佳时机。政府并不敢肯定大搞全国巡游的作法是否明智,一开始还抱有反对态度。一切都能顺利吗?万一政府忙活了半天全国人民却不响应,那可怎么收场呢?

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的开年大戏是一轮漫长的英联邦各国巡游。在英国国内,庆祝活动直到初夏才正式开始。首先下院举行了王室致辞。女王在致辞中向议员们犀利地指出,自己的头衔是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女王。苏格兰民族主义正在越发高涨,北海石油的发现尤其起到了火上浇油的功效。因此这番话惹恼了不少人。但是随着国内巡游的开始(风险高昂的北爱也是巡游的站点之一),情况也逐渐明晰起来:此时的英国人很有大搞派对的兴致。6月7日,将近一百万人聚集在伦敦市中心观看女王及其家人前往少不了大教堂参加感恩仪式。为了重演乔治三世当年的先例,全国各地一连串点燃了101座烽火台——考虑到那一年的恶劣气候,这项成就的确殊为不易。就像当年的加冕仪式前夕一样,露营者们一夜之间占领了伦敦街头。这一次的创新举措包括泰晤士河船队巡游,规模破纪录的焰火表演,以及将伦敦公交车全部刷成银白色。

在伦敦市政厅的宴会上,女王发表了一场演说,提醒人们回顾过去。在她爷爷登基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大英帝国依旧清晰可见,如今大英帝国已经消失了。在她的统治期间,“我通过一个特别有利的视角见证了大英帝国转变为英联邦这一宏大进程的最后阶段。英国的王冠从属地的徽记转变成为了自由志愿联合体的象征。这一进程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这番话很不常见地坦率承认了女王本人对于英联邦的热情,但是话里话外是否也隐藏着君主制对于英国本身有何意义的信息呢?即便在英国本土,王冠也不再象征权力,而是成为了民主的标志。这条信息恐怕会令她的祖先迷惑不解。王冠的力量在于它的无力?王冠的意义在于没多少意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不过这些悖论在街头基本得不到讨论。1977年留给英国人压倒一切的回忆就是街头派对。街道早早地封闭了交通,覆盖着亚麻桌布的桌子在街上排成了长蛇阵。街道两侧房屋的顶层窗户挂上了一条条横跨街道上空的彩旗。桌子上摆满了大堆的三明治、饼干与蛋糕。录音机摆在了大风呼啸的户外。街坊邻居们略显拘束地重新相互介绍。许多人都不顾尴尬地跳起了笨拙的舞蹈。村镇与住宅区树起了分发啤酒的帐篷,组织了拔河比赛,还有模仿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游戏竞技。伦敦最大的派对地点是亚历山德拉宫,十六万人在这里喝干了180桶啤酒,达成了“酒池见底”的成就。但是在其他地区,例如富裕且思想自由的汉普斯特,街道上却空空荡荡,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一位记者注意到,“街区越富裕,就越可能不举办派对。”或许的确如此。但是对于千百万其他人来说,封闭街道、介绍邻居、张罗宴席以及布置装饰品的群策群力依然为他们带来了振奋精神且不乏怀旧情怀的惊喜。

这一切有意义吗?如果有的话又意味着什么呢?女王依然相当年轻,因此这次周年庆典并不是对于女王统治时代的全面总结,而且考虑到当时的时代氛围,也肯定不是对于女王荣光的炫耀。最稳妥的说法或许应该是“怀古思今”。周年庆祝让英国人再次体会了一下战后岁月全国一家亲的氛围,这种氛围此时似乎已经消散一空了。“我们还在这里,我们没有放弃”,这就是周年庆典的言外之意。在消费主义与政坛纠葛的乱象当中,人们可以再度将目光投向彼此。“全国一家亲”或许仅仅存在于想象层面,但是人们却能感受到真切的温暖。这个大家庭当中最醒目的新成员就是来自亚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1977年他们已经构成了英国总人口的3.3%,或者说18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新入籍的英国人就像老英国人一样热情地支持周年庆典,甚至还更有过之。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周年庆典体现了国民意识的最低底线呢?的确如此。但是或许当时正需要这个。今天回头看来,这次庆典重温并且重新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意义,培养了新一代的保皇派,还为为四年后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婚礼庆典埋下了伏笔。在坏光景开始之前,这场婚礼将会是王室气派最为豪华的展现。

与此同时,威尔逊的继任者詹姆斯.卡拉汉继续着高度爱国的工党传统。他是个海军出身的传统派,也非常看重自己在1977年周年庆典当中扮演的角色。他尤其喜欢海军大阅兵,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在乔治五世时期的上一艘皇家游艇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号上面担任索具整理工作。就像威尔逊一样,卡拉汉也将工党左派要求废除王室年俸或者迫使女王缴纳所得税之类的主张拨拉到了一边。 他的内阁认真讨论了应该送给女王什么礼物来庆祝周年。大臣们提出了各种建议,例如托尼.本认为应当送“一个出自波兰矿工之手、用整块煤块雕刻而成的花瓶”,谢丽.威廉姆斯则认为应当送她一副马鞍。最后他们终于决定最稳妥的选择还是由首相的妻子购买一尊银质咖啡壶。卡拉汉的每周觐见据说“既温和又放松”。对于类似罗德西亚独立这样久拖不决的棘手问题,女王也为卡拉汉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而卡拉汉则试图让威尔士亲王对政坛产生兴趣。他邀请亲王旁听过内阁会议,还让亲王参加了一次首相质询大会。但是他很有几分道理地觉得查尔斯王子对于宪制政治的套路并不特别感兴趣,而是更关心自己的公益事业;白厅内部普遍认为他的实验失败了。

在七十年代行将告终之际,王室家庭又接连遭遇了一连串重创。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蒙巴顿勋爵遭到了爱尔兰共和军刺客托马斯.麦克马洪的谋害。当时他正在爱尔兰共和国斯莱戈郡海岸地区乘坐一艘木质小渔船出海散心。他在这里置办了一座避暑别墅。爱尔兰警方长期以来一直警告他要注意危险,因为这一地区也是爱尔兰共和军最喜欢的度假地。1979年8月27日,蒙巴顿勋爵陪同家人与朋友一起坐船出海垂钓龙虾与马鲛鱼,一枚遥控炸弹将他的渔船炸得粉碎。他很快就因为伤重不治而逝世了。同船的两名少年也不幸身亡,一位是他的孙子,另一位名叫保罗.麦克斯韦尔,是当地人。第二天,他的亲家母布拉伯恩夫人(1) 也不治身亡,终年八十三岁。与蒙巴顿勋爵一同遇害的孙辈名叫尼基.纳奇布尔,他还有个双胞胎兄弟名叫提摩西.纳奇布尔,两人终日形影不离,以至于他们的父母有时候都分不清谁是谁。

提摩西还记得事发那天是一个明媚且风光宜人的盛夏假日。自从他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经常与爷爷一起出海游玩。他的爷爷蒙巴顿精力旺盛,虽说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但是依旧事必躬亲,一心想着钓一条大鱼,或者螃蟹与龙虾之类。“我们在海面上航行了几分钟——大海一平如镜,天空万里无云。”正当大家漫不经心地扯着闲话的时候,“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仔细回想一下其实是一声闷响……接下来我能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另一条小船里面。”他能听到身边焦虑不已的爱尔兰口音,全身觉得冰冷刺骨。在斯莱戈的医院里,他那位八十三岁的姥姥死在了旁边了另一张病床上。他的母亲躺在另一头。“她的脸已经没了形状,足足缝了117针才不至于碎成一滩。她的两眼附近各自缝了20针。我的父亲躺在隔壁病房里,他的双腿从大腿根到脚趾头全都布满了血肉模糊的伤口。我们三个生还者总共还剩下三只能用的眼睛,我们的鼓膜则全都报废了。”他接受了整整三天特护才脱离危险。他的姐姐乔安娜告诉他,“你送进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意识。你醒过来了,尼基没有。”这时他意识到不可想象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立刻意识到,要么我能挺过这一关,要么我永远也恢复不过来……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她的眼泪正要溢出眼眶的时候,我终于崩溃了。”

这是温莎家族遭遇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讽刺的是,根据都柏林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政府文件,早在1972年的时候蒙巴顿就曾经告诉爱尔兰大使自己支持爱尔兰全岛统一,并且很乐意从中尽一份力。至于凶案本身,时任新芬党副主席的加里.亚当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称,爱尔兰共和军“达成了自己的目标。人们终于开始注意到爱尔兰的事态了。”亚当斯告诉采访记者埃里克.艾米费沙托夫,“爱尔兰共和军已经为这次行刑给出了明确的理由。我们认为任何人被杀都是可悲的,但是蒙巴顿之死造成的喧嚣纷扰恰恰显示了主流媒体的虚伪……爱尔兰共和军无非是将蒙巴顿毕生残害他人的手段用在了他自己身上。鉴于他的战争履历,想必他并不会反对在显而易见的战争环境下死去。”

查尔斯王储受到的打击尤其沉重。在日记当中,他写道自己当时的反应是“心如刀绞、难以置信、感到不自然的麻木,紧接着就是一阵猛烈的决心:绝对不能放过爱尔兰共和军。”事后他回顾道,自己失去了一位能向他提供逆耳忠言的人,这个人“结合了祖父、叔父、父亲、兄弟与朋友的角色。”蒙巴顿与王位继承人的关系比任何人都更亲密,指导他如何谈女朋友,警告他不要自怨自艾,还强化了他的责任感。这场凶案不仅激怒了整个英国,而且日后当托尼.布莱尔首相为了推进北爱和平进程而热切地与亚当斯拉近关系的时候,不得不压抑个人感情并接受这一局面的女王想必也一定特别心塞。

提摩西.纳奇布尔的陈述在女王的故事当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他亲身体验了女王温暖母性的一面,其他英国人几乎从来都没有见过女王的这一面。他的母亲此时依然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于是女王邀请他与他的姐姐前往巴尔莫勒尔接受疗养。由于大雾阻碍了飞机起降,姐弟二人直到凌晨二三点才赶到巴尔莫勒尔城堡。司机告诫他们,这时候所有人都应该已经上床就寝了,他们两个也应当悄悄地溜进去找到自己的卧室。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从正门进去,往左一拐是一条漫长的走廊。我抬眼一看,映入眼帘的正是女王本人,身边站着查尔斯王储。她一看见我们就飞快地从走廊另一头赶了过来……当时她给人的感觉很难形容,就像是鸭妈妈正在聚拢走失的小鸭子一样。她的脸上——以及查尔斯王储的脸上——满是关切的神情。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将我们俩领到了内室,那里为我们准备好了热汤与三明治——没有其他人……只有他们两个……他们显现出了关爱他人的天然状态,询问了我们家里人的近况,招呼着我们多吃多喝。女王的母性关怀从头到脚包裹住了我们。”

姐弟二人一开始不想让女王亲自将他们送到自己的房间里,于是当场开始开箱拿行李。“可是她已经开启了势不可挡的母亲模式,不容分说地领着我与阿曼达下了楼梯,拉开一个个抽屉,为我们拿出了新衣服。”姐弟二人费了不少口舌才最终说服女王回去就寝。吃饭的时候女王让这个男孩坐在自己身边,给他的伤口换药时一定要亲自监督,只要一看见他露出倦容就催着他上床睡觉。“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总能鼓励我主动开口说话。如果我觉得有点失落,她立刻就能从我的眼神当中觉察出来,然后就会将谈话的方向朝我这边转移。用不了十分钟、二十分钟或者三十分钟,她就会将我重新拉回谈话的中心,与其他人一起放声谈笑。只有具备真正非凡的母性与宽宏心胸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天赋。”这段经历向他投射了“一道奇特的、此后从未离开过我的温暖光辉。这道光辉的本质是关爱,是女王作为一名母亲所展现的关爱。”

纳奇布尔的回忆十分难得,因为这段回忆让人们瞥见了女王身为母亲的慈爱一面。当然,女王并不是他的母亲,但是她与纳奇布尔的母亲、蒙巴顿勋爵的女儿帕特丽夏的确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交情。她还是帕特丽夏婚礼的伴娘之一。两人生孩子的模式也比较相似。日后纳奇布尔还看到了女王迎接放假回家的爱德华王子的场景,这一次女王同样显现了他本人曾经在巴尔莫勒尔体验过的温暖胸怀。其他王室家族的朋友也谈到过女王的母性本能。比方说曾经有某人在巴尔莫勒尔附近打猎,下山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结果女王专门开着自己的陆虎吉普车来接应他,看到他之后停下车来,给了他一个大感宽慰的拥抱。女王的子女全都知道在讨论家庭生活的时候要谨小慎微,但是他们也普遍认为对于女王的这番描述很准确。比如安妮公主即曾经说过,自己很早就意识到母亲之所以总是不在家是因为“她要服役”,而且服役生活也不是女王的专利(她大概想到了军人)。“这一切都与个人感情无关——她不是因为不喜欢你才会离开,也并不是因为家里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她还有更要紧的事情。只要耐心等待,她一定会专门抽时间来陪你的。”安妮公主还进一步补充道,从女王的角度来看,纳奇布尔得到安抚的经历其实是她本人实现了人们对她的期待。“就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她也要承受很多很多。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之间依然有话可说,所以我想她干得真不错!”安妮公主认为,在如此严格紧凑的时间表的限制下,女王“的确是个很不错的母亲”,因为尽管她陪伴儿女的时间有限,却总能用质量来弥补数量。“当然,你与她共度的时光究竟有多美好也取决于你自己的努力。”笔者采访安妮公主的时候,她的言语充满了真情实感。如今我们往往觉得身为母亲的女王冷漠无情,而这些叙述则起到了很好的矫正作用。

不过在七十年代后期,女王肯定还有其他事情要操心。爱尔兰共和军的袭击在那些年里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威胁。作为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女王,她很清楚“北爱尔兰”这四个字浸透了多少血泪与苦痛。爱尔兰正在经历一场凶狠的战争,战斗的一方是仇视女王所象征的一切的爱尔兰共和派,另一方则是所谓的“保皇派”,这帮人一边大声主张自己对于英国君主制国体的全心拥戴,同时每天都会为效力于英国的士兵与警察带来危险与死亡。从帽徽到邮筒,一切象征女王统治的标志在北爱尔兰都成为了争议的焦点。“皇家”二字已经成为了招兵买马的旗号或者擦枪走火的引信。随着安保风险的提升,她前往北爱尔兰的访问越来越困难,行程也越来越简短了。

从此以后,女王的人身安全成了所有人更加关切的问题。1981年6月13日,女王在皇家军队阅兵仪式上骑着自己的爱马“暹罗”参加游行,结果遭到了一名年轻人的开枪袭击。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刺客,后来才发现这个年轻人有精神问题,发射得也是空包弹。至于处乱不惊的女王则现场展示了高超的驭马技术。王室的生活就这样继续了下去。到了7月份,另一位精神病患者迈克尔.费根设法翻越白金汉宫的围栏并且闯进了女王的卧室。立刻就有人提出了“万一他是爱尔兰共和军可怎么办啊”这样的问题。费根在早上7点18分见到了女王,他打破了一个烟灰缸,并且用茬口划破了自己的手。女王再次展现了令人侧目的沉着冷静,趁着费根提出要抽烟的机会借口离开了卧室。类似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比方说1940年王太后就在自己的卧室里遇到过一名醉酒的逃兵。但是如今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费根事件之后不久,爱尔兰共和军的两颗炸弹几乎将死亡带到了白金汉宫门口。7月20日,皇家骑兵团从位于骑士桥的军营出发前去换防,途中遭到了铁钉炸弹的袭击。炸弹夺去了两名战士与七匹战马的生命。接下来另一颗炸弹在摄政公园的演奏台底下爆炸,当时皇家绿衣军正在台子上为游客们演奏军乐。这两次袭击一共炸死了十一人,炸伤五十人。女王的信条“人们只有看见我之后才会相信我”在这样的世界里遭到了挑战。政客们的人身安全同样遭到了威胁,没过多久唐宁街上就布设了里外三层的安全围栏,政府公务用车总会依靠头前开路的警用摩托强行冲过交通堵塞的路段,警笛声将会响彻整个伦敦。女王从来都生活在全英国最有经验的安保人员的守卫之下,而且她也并不是不听劝的人。但是她从未取消过自己的公共活动,即便在最危险的时期依然频繁地抛头露面。至于蒙巴顿勋爵,用肯尼斯.罗斯的话来说,“他得到了深沉而隆重的悼念,他的葬礼规格宛如中世纪帝王一般。”

(1)http://en.wikipedia.org/wiki/Patricia_Knatchbull,_2nd_Countess_Mountbatten_of_Bu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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