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 女王登基六十年 -- 万年看客

尽管七十年代对于英国来说是一段困难时期（英国国民则未必觉得多么困难。他们大多有条件去国外度假，健康水平普遍提高，餐桌上的食物种类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但是温莎家族过的还算不错。考斯顿的纪录片广受好评，财务争端得到了解决，查尔斯王子正式成为了公众人物，安妮公主则凭借着精湛的骑术打入了奥运会的赛场，为家族又增添了一个成功故事。查尔斯王储正值年富力强之际，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战斗机飞行员，接着又成为了海军军官，而且在扮演公共角色的时候也越发轻松自如了。此时他已经参加了好几次重要的王室访问，去过了日本、南美与美国。他正在学习演讲。各路媒体也会断断续续地猜测他的恋爱情况，但是这些猜测的口吻都很温和，甚至算得上友好。不过表面之下的故事并没有那么美好。作为一个正在王朝当打造属于自己的地盘的成年人，查尔斯与父母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他很难与父亲结成特别亲密的关系。尽管他非常敬重自己的母亲，但是同时又觉得她总是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了解王室内情的人们经常反复提到一个问题：女王的长子为什么整天闷闷不乐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女王本人要为此承担多么大的责任呢？

一个有趣的事实在于我们似乎更看重古代历史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过去。祖父母生活的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遥不可及了。女王成长在一个男性为主的世界里，仪式与责任统御着这个世界。她的父母都对她关爱有加，但是自从很小的时候她就被灌输了强烈的责任感。二十一岁生日那天她在南非进行的演讲每一个字都发自肺腑——她真心相信君主制、国体、上帝与责任——这样一来留给一般家庭生活的放松空间就不多了。 她作为女王所统治的国家与更广大联邦都迫切要求自己的君主抛头露面，她的缺席总会招致批评。他们都很珍视自己看到与听到君主的权利。她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严格的时间管理之下，她的日记就是最为无情的主宰。而查尔斯又是她的头生子。贵族阶层早已养成了一套培养下一代的习惯。贵族子弟们总会进入伊顿、哈罗以及其他几座上流学校，将舞会与狩猎会当做主要社交场合，早年间结识的朋友将会终生陪伴他们。但是王室并不是贵族。王室与贵族之间总是隔着一层。更重要的是，女王没有兄弟，也没有青梅竹马的男性玩伴。她本人从来没有去过学校。因此她把照看查尔斯的大部分工作都交代给菲利普亲王也就不奇怪了。

正如前文所见，菲利普亲王的童年很坎坷，而寄宿学校则为他提供了欢乐与前进方向。因此他自然也希望查尔斯能像他当年那样在戈登斯敦与海军当中茁壮成长起来。这些做法丝毫没能改善查尔斯闷闷不乐的少年生活。但是话又说回来，某些心理学家们（以及诗人们）特别喜欢将子女人生当中的一切问题全都怪罪到父母头上，这种态度未免太轻浮了。家长也是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问题。从马后炮的角度将下一代人遇到的所有麻烦全都归结于上一代人的过错虽然过瘾，但是却只能使人陷入感情的泥潭。到头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脾性。另外一个孩子——比方说安德鲁王子——完全有可能非常享受查尔斯早年生活的分分秒秒。因此一味责怪女王夫妇并不妥当。查尔斯只是一个性情非常不同的人而已。由于基因组合的洗牌，类似这样的性情错位总是层出不穷。

但是自视为未来君主的查尔斯养成了越发独立的思想。尽管1977年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白银庆典的时候英国王室已经开设了两笔慈善信托基金，但是他对于自己的王子基金更感兴趣。这笔基金不仅资助组织，也资助个人，旨在为贫困青少年的生活提供全新的开始。尽管他在某些方面与父母的价值观反差明显（例如他很痴迷于东方灵修），但是他从父母身上以及令他畏缩的君主制体制当中也学到了很多。他相信锤炼筋骨的作用，相信自我约束、秩序与权威的意义。他绝不是嘻嘻哈哈的嬉皮士。尽管他不喜欢海军当中嬉耍打闹互不相让的氛围，但是在军事、礼仪与规矩等问题上依旧是个传统主义者。他喜欢“狗腿子”节目的幽默，经常将其称为“无政府主义风格”——但同时也能拉下脸来为了拼写错误而训斥自己的秘书，或者因为细小的过失将侍从武官痛骂一顿。因此在开始承担更活跃更显著的公众角色的时候，王子早已养成了复杂的个性。

他身上有些特质像极了他的父亲。菲利普亲王对于科学的爱好并没有传承给自己的儿子，但是他们两个都养成了绘画的爱好，并且都热爱大自然——爱丁堡公爵终其一生都与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一直为了人口过剩问题感到担忧；而他的儿子也十分关心野生环境与热带雨林的保护问题。父子二人是校友，又在同一支海军部队服役，与蒙巴顿勋爵的关系都很密切，都喜欢纵犬射猎，都喜欢诗歌，也都是军事发烧友，此外两人都有心为年轻人做一点实事。爱丁堡公爵奖与王子信托基金之间当真存在着哲学思想方面的鸿沟吗？

菲利普亲王忍受了半生的无聊庆典。他的言论经常遭到恶意的错误引用（尽管准确引用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而且这种情况的糟糕程度同样非常严重），他对此也只能听之任之。而且他还必须经常咬紧牙关不说话。他的儿子如今也遭受了相同的考验。区别在于查尔斯王子经常大声抱怨，尽管目前阶段他的抱怨对象还仅限于朋友与工作人员。尽管如此，这些年依然是王室家庭最团结的时期。女王的声音听上去比以前更轻松了。她作为“道德之首”的角色与新近肩负的母亲身份契合得非常熨帖。而且她的身边还围绕着一支强大的团队。

除去家人以外，女王身边最关键的人物就是她的私人秘书。有一位在宫廷当中度过整个职业生涯的女王私人秘书将这个职位称作“王室内务领域唯一一个还管点屁事的岗位”。曾经亲身经历过乔治六世宫廷的阿迪恩终于在1972年光荣退休了。最显而易见的继任者是马丁.查特雷斯。当年他在女王还是伊利莎白公主的时候就担任过她的私人秘书。当年她在肯尼亚得知父亲死讯的时候，查特雷斯就陪伴在她的身边。但是时任宫务总管的科博尔德勋爵引荐了一位竞争者菲利普.摩尔（1）。此人曾经是战斗机飞行员，曾在二战期间被击落，后来又在公务员体系里打拼上位。1966年他成为了女王的助理秘书。根据一位了解他并且比较仰慕他的人的说法，此人一方面有些拘谨僵硬，另一方面又是个话唠。“女王在巴尔莫勒尔都快让他烦死了。女王看报纸喜欢提纲挈领，把无用部分全都抛开，摩尔却总是巨细不漏地慢慢平推过去。”查特雷斯意识到有人希望把这份工作交给摩尔，于是采取了一项在当时看来非常大胆的举动。他直接找到女王，问她希望让谁来担任她的下一任私人秘书。“当然是你啊。”女王答道。于是查特雷斯让女王赶紧落实她的决定。后来摩尔的确在1977年接手了查特雷斯的职位，但是在更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之际，查特雷斯的任命的确为女王提供了一位最机智也最精明的高级顾问。

首先，英国报界的态度变得越发强硬粗粝起来。当时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安.莱斯丽1968年为《每日快报》工作期间报道了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王室出访。当时人们普遍期待的报道风格无非是写一下女王服饰的颜色与款式，再来两句无关痛痒的评论。根据她的说法，报界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中国的毛泽东将他的敌人划分为若干类别，记者属于臭老九。某种程度上宫廷也是这样看待我们的，而且我当真不怪他们。” 但是报界也正在变得日益刁蛮起来。莱斯丽声称1968年的加勒比海之行在记者与摄影师的眼里“无聊得令人震惊，而且非常累人”，因为记者们总要设法赶到皇家游艇的前头。在多米尼加，菲利普亲王为一座医院举行了节目仪式。护士长向他介绍了当地严重的蚊虫危害，他则回答道：“咳，你们有蚊子，我们有记者。”此话一出记者们立即炸了锅。莱斯丽回忆道：“我们要求他道歉……我们向他那位面无人色的新闻秘书指出，实际上他更需要我们而不是我们更需要他……假如他不会好好表现，继续侮辱我们，那我们就一个字都不写了。我们的相机镜头都将会指向地面——或者干脆就去拍摄热带花卉的近景特写。”服软的公爵做出了道歉。从此以后“他就相当令人心虚地冲着我们施展魅力。我们都有点不适应了。”莱斯丽供职的《每日快报》是一家特别支持王室的报纸。后来她跳槽到了另一家同样支持王室的《每日邮报》，并且将自己的读者群体形容成了“绝对是一帮会在毛衣上织出王室图样，会摆设印有王室图样的饼干桶的人们；因此记者们的烦躁情绪绝对没有倾泻而出的危险，也不会变成对王室抱有敌意的新闻。”但是接下来她又补充道：“然后默多克就出马了。他无疑是个共和派。”

亨利.阿诺德是曾经令白金汉宫气得咬牙切齿的众多记者当中的一位，他相信女王统治时期经历了一场态度革命。他对于革命缘由的分析应和了安.莱斯丽的看法：“一言以蔽之：鲁伯特.默多克。”这位澳大利亚传媒巨头于1969年正式收购《太阳报》的时候阿诺德就在现场。七年以后他又成为了这家报纸的第一位王室特邀记者。他说自从一开始所有人就清楚地意识到，多年来养成了经典澳大利亚共和主义观点的默多克希望不偏不倚地将王室新闻与其他新闻平等对待。在阿诺德看来，这种做法主要还是为了多卖报纸而不是推进共和主义，而且王室对舰队街做出的贡献要远大于舰队街对王室做出的贡献。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态度上的变迁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女王。因为女王的民望太高，谁都不敢对她下手。通常情况下，她的丈夫、妹妹与子女才是新闻界的关注焦点。阿诺德曾经喜滋滋地回忆过公爵在英国王室首次访华期间捅的一个篓子。公爵告诉当地的学生，如果他与女王一行人在中国呆的时间太久，恐怕也会变成“眯眯眼”。第二天女王站在他身边一脸怒容的样子更是让人们觉得公爵是在给女王拆台。对于英国报界来说，默多克对待王室的态度比起主流态度更加不恭顺，更加厚脸皮，更喜欢冒险。这种态度，再加上赤身裸体的三版女郎照片，越来越短的新闻篇幅以及令人难堪的双关语标题，成为了百试百灵的报纸促销妙方。于是默多克的批评者们也一个接一个地有样学样起来。

当时王室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他们与所处时代越发脱节。人们根本无法将女王及其直接亲属与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风气联系起来。女王一家在苏格兰的丘陵山谷之间寻求安宁的休憩，平日以猎枪与钓竿自娱。他们的服饰风格正式而传统。他们更喜欢与猎犬、赛马以及军人相处，不喜欢摇滚乐、电影明星与设计师。王太后对于艺术倒是颇有些兴趣，尽管算不上前卫。不过她的女儿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瓦格纳歌剧总会令女王窃笑不已。她特别喜欢单纯搞笑的闹剧，而且从来不看严肃文学。君主制依然深受敬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大包大揽地代表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组成的传统英国——这个英国是由积极参与教堂活动、审慎自律并且爱国的人们组成的。此时他们依然是这个国家的多数派。

但是王室家族并不能代表鱼龙混杂且正在重塑英国的社会新势力。尽管流行歌星有时也会收到OBE——偶尔还会将这份荣誉退回去——但是女王中年时期的王室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查尔斯王子的确把头发留得长了一点。的确有人半心半意地表示穿超短裙留蜂窝头的安妮公主比较时髦。但是这些做法根本不能服众。牵着柯基犬、裹着花头巾的女王完全是时代基调——尖利干脆的国际化大城市时尚风潮，掺杂着一丝革命乌托邦的愿景与自我分析的态度——的对立面。绝大多数君主主义者都会说：“这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伊丽莎白的宫廷此时看上去比实际年岁更加老迈，这一点的确暗藏着危险。文化战争正在进行，文化冲突无处不在，而温莎家族的全体成员全都站在战线的同一侧。

不过我们也不能忘了玛格丽特公主。自从她与彼得.汤森的恋情遭到毁灭之后，她付出了极大努力才从这场打击当中恢复过来。如今她是温莎家族当中最有趣、最开放且最会作秀的成员，尽管她对于自己被迫扮演的角色也有着非常透彻的理解。她曾经告诉自己的众多知识分子友人之一戈尔.维达尔，如果一对姐妹当中的一个人成为了女王，成为了一切荣誉与良善的源泉，那么另一个人就“必须成为最具创意的恶毒言行的焦点，成为一个坏女孩。”一开始她只是有点奔放而已。她在伦敦夜总会彻夜跳舞，恋情不断，并且无视规矩在公共场所抽烟。如果说她的姐姐与母亲对她还有什么期待的话，那就是有朝一日她会嫁给整天陪着她在温莎或者伦敦纵情玩乐的众多富二代当中的某一位。当然她也肩负着自己的王室责任。她是英国以及英联邦成员国当中十几个军团的荣誉主官，也是热心的慈善事业捐助人，尤其关心儿童与残疾人。她或多或少地扮演了日后戴安娜的角色。但是履行责任再怎么说也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内容而已。

她和母亲一起住在肯辛顿宫里。因为汤森事件久拖不决，等到她终于重新恢复自由身的时候，大多数求婚者都已经成家了。她一度以为自己要单身一辈子。后来她遇到了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这位日后的喀那芬册封仪式总策划当时还仅仅是个与王室有些关系的年轻摄影师而已。两人很快就擦出了火花，并且设法在舰队街的眼皮底下半公开地谈起了恋爱（日后这种事简直不可想象）。但是直到1959年12月汤森告诉玛格丽特自己要迎娶一位比利时女子的时候，玛格丽特才真正接纳了阿姆斯特朗-琼斯。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二天她就答应了阿姆斯特朗-琼斯的求婚。婚礼举行之前，他从平利可路的单身公寓搬到了白金汉宫。婚礼在1960年5月举行，这也是加冕仪式以来第一场电视转播的大型王室活动。在夫妻二人的头生子出生之前，阿姆斯特朗-琼斯获得了斯诺登勋爵的封号，就此成为了贵族阶层的一员。

夫妻二人的生活虽说远远算不上放纵堕落，但是依然与女王的生活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斯诺登勋爵很努力地承担了身为王室成员的各项工作。他向菲利普亲王学习王室配偶的责任，甚至还学会了射击——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想要与温莎家族打成一片的人们都有必要掌握这项技能。但是他与玛格丽特的确一起迁移到了另一套很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她出门不再乘坐豪华气派的劳斯莱斯，而是驾驶迷你车，或者坐在阿姆斯特朗-琼斯的摩托车后座上。除去天经地义的富有贵族成员以外，夫妻二人的社交圈子当中还包括了喜剧演员彼得.塞勒斯与他的妻子布里特.艾克兰德，好几位希腊船王，巨富阿加汗，芭蕾舞演员鲁道夫.努里耶夫，米克.贾格尔以及其他众多摇滚歌手，大卫.尼文以及许多其他演员，一大帮时尚记者，发型设计师维达.沙宣以及时装设计师玛丽官，此外自然也少不了许多富有的贵族。他们的度假地点则是撒丁岛、威尼斯与加勒比海。正如前文所见，在那些不敢公然向女王开火的工党共和主义者眼中，玛格丽特公主成为了现成的活靶子。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指责她奢侈懒惰——这还不是最难听的话。

不管怎么说，温莎家族的这一分支似乎与更加放松的时代精神对接得不错。斯诺登勋爵与玛格丽特公主的确为王室带来了一丝时尚气息，注入了许多欢乐的气泡。可惜的是，这个时代的人们也普遍对于经营婚姻不太上心。两个人很快就都有了外遇，招引来了众多眉开眼笑的狗仔队。在这个充满了浮华光影的享乐主义世界的核心，包裹着冰冷、悲哀、以及相互侮辱。斯诺登勋爵与玛格丽特公主彼此分开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经常各自出国，把两个孩子扔在英国不管——万幸的是，这两个孩子都成长得很健康，并没有什么出格反常的地方。

加勒比海上有一座名叫马斯蒂克岛的小岛，夫妻二人在这里度过了蜜月。此地的好处在于不受摄影记者的打扰。这座岛的所有者是玛格丽特公主的一位老朋友格兰康纳勋爵科林.田纳特（2），他的家族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苏格兰曾经颇有权势。他将家族产业脱手之后成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购买马斯蒂克岛一开始只是为了自己躲清静，但是后来却将这里改造成了一处高端度假胜地，摇滚巨星与各界富豪都是他的座上客。他送给玛格丽特公主一块地皮，让她自己兴建别墅。这里成为了她最喜欢的避世之所，英国报纸与读者也会将这个地方与各种稀奇古怪的淘气玩法联系起来。田纳特的确没有令他们失望：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玛格丽特公主（她在岛上的头衔是“荒唐公主”）亲自到场祝贺。他在生日聚会上自封小岛之王，还安排了岛上的土著年轻人在会场周围载歌载舞，腰间拴着涂金粉的椰子壳充当护裆。与她姐姐治下端庄严肃的正统宫廷相比，玛格丽特公主统御着一个“反王国”。公主身边围绕着一个由马屁精与食客组成的荒唐宫廷，这些人全都很仰慕她的机智，不过她也经常会用汉诺威家族特有的高傲气质将他们打翻在地。与此同时斯诺登勋爵也在追求着自己的生活，他工作得越发刻苦，身边也公然出现了其他女人。

1973年，玛格丽特公主四十三岁那年，格兰康纳勋爵在爱丁堡的皇家咖啡馆酒店向她引荐了一位二十五岁的威尔士帅哥罗迪.卢埃林（3），直到此时他的人生一直充满了艰难打拼。他们的婚外情将会持续八年，而且还因为两人的年龄差距与卢埃林的贫困出身而招致了额外的污名。这个故事彻底打开了报界的泄洪门。1976年的《世界新闻报》以头版刊登了玛格丽特公主与某个威尔士年轻小白脸的故事。这段婚外情断送了公主奄奄一息的婚姻，两年之后她与阿姆斯特朗-琼斯就正式离婚了。阿诺德与其他相互竞争的同行们在刚入行的时候也将“查尔斯王储将会迎娶哪位姑娘”当成了致力攻克的谜题，而阿诺德则率先揭露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戴安娜.斯宾塞。

第二阶段的故事讲得是戴安娜与英国公众之间的恋爱，而报界则气喘吁吁地为双方担当了中人的角色。这场恋爱关系最终导致了灾难。记者兼开拓性的女王传记作家罗伯特.兰西这样说道：“我认为后世之人回顾伊利莎白二世统治时期的时候，首先并不会关注任何一场特定的政治危机，而是会考察君主制适应媒体的方式，媒体如何差一点迫使君主制陨落坠毁——我指的是戴安娜去世前后的情况——以及君主制如何驶入了风平浪静的水域。”他很有道理地主张，从乔治五世在1917年改换门庭到逊位危机，从乔治六世克服口吃并且掌握广播能力的成就到战后时期更具批评性且更加失敬的报界氛围，二十世纪英国君主制的历史其实就是君主制与传媒界角力的历史。（如今年逾八旬的女王的班底已经充满活力地适应了脸书与推特的世界。女王本人未必会开通博客，但是这一点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玛格丽特公主就像她的父亲与祖父一样抽烟抽得很凶。此外她也像许多同代人一样酒量很大。烟与酒的组合，加上某次严重烫伤脚部的事故，致使她的身体状况在晚年急剧恶化。她因为酒精肝炎而住院治疗，并且切除了左肺。后来她又遭受了中风，此后就一直隐居在肯辛顿宫里，2002年去世，时年71岁。她生命中所有的男人都再婚了。甚至就连卢埃林都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园艺节目电视主持人，还继承了一个从男爵爵位。玛格丽特公主一生中经常沦为残忍幽默的笑柄与贬低谩骂的靶子。她的人生表明，假如没有强健的工作道德与近乎变态的自我约束能力，王室成员很难应对各方面的压力。她在人生的最关键时期遭到了很糟糕的对待，此后一直在挣扎着寻求幸福。她姐姐在很久以前关于责任与婚姻重要性的言论如今听起来尤其尖锐刺耳。女王是责任与决心的楷模，但是她也要比自己的妹妹幸运得多：她的婚姻很幸福，她的角色也很稳固。

女王不动声色地取得了很多成功，例如记者们越是观察她投身工作的景象，就越是敬佩她的镇定与坚韧。安.莱斯丽对于上层社会的人物从不手下留情，但即便是她也会为女王的工作热情而张口结舌。她说女王随时都准备着摆出一副兴趣高涨的架势倾听别人谈论航空引擎或者外国政要，哪怕她其实更想谈论赛马或者干脆休息一下。有一次在曼谷，天气宛如蒸笼一般，“我看着她与当地的飞机引擎零件工人谈话。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容光焕发，因为他们觉得尽管她的身份非常高贵，而且她也并不会滔滔不绝地询问问题（因为滔滔不绝并不是她的天然状态），但是她当真对他们感兴趣，对他们制造的零件感兴趣。我心想，这个女人太有才了。”将这个场景重复许多许多次，人们自然会理解为什么女王如此成功地挺过了报社老板的偏见攻讦与报界的一场场暴风骤雨。

（1）http://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Moore,_Baron_Moore_of_Wolvercote

（2）http://www.telegraph.co.uk/news/obituaries/7970632/Lord-Glenconner.html

（3）http://en.wikipedia.org/wiki/Roddy_Llewell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