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祖父母辈的那些事（一） -- 渔儿漂漂

去年外婆走了，我的直系祖辈从此都离我而去，早就想写一些关于他们的东西以为追忆，就怪自己懒散，事情就一拖再拖。近来网络兴起写长辈过去的那些事，席此冲动，写一些关于他们过去那些事。

因为写这东西多来自小时候祖母的口述记忆，所以有很多不全的地方或错漏，日后再慢慢补充或修正。

祖父出生于清末年，广东一家景相当不错的农民家庭，因他大伯在上海开纱厂做了老板，自少就去了上海帮忙和读书学习。所以接触了新思潮，20年代成了阿共仔（网络因素，有些敏感字做了修改）。

我对祖父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36年后他来到香港，由同志雷先生介绍祖母与他认识，成为他的假妻子，以掩护便于他回家乡这边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到了38年，因日久生情的原因吧，他们正式向党申请结婚。

日本入侵广东后，祖父就参加了东江纵队，夫妻间就少有联系。42年我父亲出生，祖母托人将消息送出去。而出生第3天，县城沦陷（或许是之前就沦陷吧，记不清了），日军来扫荡，祖母就带着老爸跑日本，之后就再也没有与祖父联系到了。

到了44年（或43年）组织派人送了消息过来，说祖父在3个月前在一次突围战斗中负伤被俘，受尽折磨，最后敌人将他装进麻袋，用扁担活活把他打死。（据后来从我舅舅那儿知道一些，祖父当年已是县委级的人物，所以绝对相信他坚强不屈到最后，否则哪怕只透露半点信息，敌人也不可能当场将他杀害的）

得知这噩耗后，祖母能做的不多，当时家乡是沦陷区，每村都有汉奸保长，为防止家庭身世与祖父有联系而祸及家人，祖母与曾祖父将家里唯一的祖父照片烧掉，包括所有书信。能留存今天给我辈追忆的只有一本第一版的《西行漫记》。这本书里写满了祖父的批注，印证着他的理想和信念。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上海青年，放弃大城市的优异机会，投笔从戎于穷乡僻地，与日寇决死直至就义。无论何时想起，尊敬之情油然而生。

祖母到村里公布祖父病死于他乡，在战乱年代没人会在意这些事情的。然后就默默撑起这个失去顶梁柱的家，挨饿过，行乞过，但还坚持为组织贴传单、做交通员直到解放。广东一直是委员长的根据地，村里只有她是阿共仔，后来我问她为何不去发展他人？她说她没有祖父那样的口才，而且还有这头家在，不敢轻易冒险，为组织做事，是因为要完成祖父未完成的工作。她一直很遗憾没法知道祖父有否收到她生了儿子这消息。

祖母有她一段令人心酸的身世，祖母生于1911年一个广东中医家庭，虽不丰足，但也温暖。四岁那年灾荒匪患，家里支柱——做中医的爷爷被土匪绑票，要求赎金。家里筹不到钱，只好将她卖给大户人家做丫环。16岁被转卖到省城做人二妾，18岁生了我姑妈后没多久，老公归西。大婆和三妾无所出，就只有这么一千金，大婆就将祖母和三妾遣散，留下我姑妈抚养。

失去骨肉的祖母回到家乡，却已物是人非，因为土匪收钱后没有放人，从此家道中落，后来父母在灾荒中饿死，兄弟姐妹各散东西。一无所有的祖母只身来到香港，遇到改变她一生的雷先生。

祖母如何到香港，如何认识雷先生，祖母一直都没与我们说过，但我相信一定很苦。我只是从老妈知道一点点。祖母有一天和老妈说过一些往事，祖母当年很爱雷先生，是雷先生教祖母识字的，只因工作的关系，与祖父做假夫妻，后来才成了祖父的真夫人。八九十年代，雷先生从香港回来过几次，他还邀请过祖母和爷爷（我后来的祖父）去香港游玩过一次。一位很慈祥的老头子，花白的头发，笔直并略有发福的身材，隐约有当年的英气，金边的眼镜，言谈间不时的微笑，透澈着书生的儒雅，有一子一女，都是中产家庭。就不知他解放后还是阿共仔否？因为祖母故去后，我们就再没有联系了。

祖母撑这头家很艰难，失去丈夫的女人，在当时宗族势力强大的旧时农村是不祥人的象征，只是战争灾荒年头死人多，村里已无瑕顾及这些陋规，但惦记那几分瘦田的人却是有的。那是村里公家分租出来的田地，每年投银一次，大洋二十（也好象不是这个数），这钱是曾祖父在美国的大姐每年定期寄回来。抗战时期，水陆不通这条线断了，抗战后恢复，但48、48年国民金融崩溃，寄来的钱没到手就成了金元券，村里虽还认，但也缩水很多，曾祖父的堂兄弟则没有这份子银的，他们那房人也没有什么出路，加上世道不好，自然惦记祖母这边的田地来，故祖父牺牲后，两边矛盾也就越来越多，小口角成渐渐变成了大吵架。

祖母在一次上坟的时候，受人背后袭击，后脑挨了一榔头（或是棒子吧），血流如柱，当时就晕了过去，醒来已是深夜，跌跌撞撞回家用草灰包扎一下，总算捡回一条命，但后脑留下一个凹下去的疤。（我小时候与祖母睡觉时，经常去抚摸这道疤痕，祖母也不时讲这故事）虽然不知是谁做的，但祖母心里已有认定，后面的日子小心提防。而对方也再没有动作，估计伤人杀人这事，对方也是一时意气罢，毕竟都是老实农民，事后可能也就怕了，所以这事就没有后来了。

解放后，祖母被定为军烈属，调到县成的火柴厂工作，由于有些文化、工作积极加上祖父的老战友照顾，没几年就成了火柴厂的厂长。父亲则由曾祖父在乡下家里照看，生活也大有改善，只是母子交流减少了。父亲十六岁偷偷报名从军（不记得是考上军校的还是从军后再考上军校了），直到二十多岁探亲时才回来。曾祖父则在57年（大概57-60之间吧）的一天吃点心咽住了，离世，99岁，正好大年初一，村里为他风光大葬，说是大好事（迷信成份，不大清楚是怎样说）。

之后祖母工作之余，开始寻访失散多年的女儿和兄弟姐妹。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在广州战友帮助，终于在芳村那边的村子里找到她的女儿。

关于姑妈的事，解放前的情况我不清楚，下面这些是听老妈说的，解放时，大婆与姑妈已住在天河这边村子里，大婆对姑妈很好，视如己出，51年有个民兵队长看上了可人的姑妈，向大婆提亲，那民兵队长解放前是村里出了名的混混，估计象郭二蛋之流吧，而大婆则是被专政了地主家庭，所以怕得要命，趁这事没成之前，把姑妈嫁给了我现在的姑丈，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我相信这是大婆对我姑妈的最大保护吧。

下面这些就不记得多少了，不知对不对，大概好象是祖母见到大婆时，大婆已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了，虽然祖母相认，但希望姑妈留在身边，祖母也没有强求，况且我们村里也没人知道祖母过去有女儿的，否则这样的克夫命恐怕老早被会扫地出门吧。可能是直到父亲转业回来后，我们家才与姑妈他们有更多的往来。

而祖母兄弟姐妹是如何找到的就不清楚了，庆幸的是一个没少。两个妹妹、两个弟弟都挺过了乱世，并相继成家，我想这都是祖母的最大安慰吧。

如果上半辈子对祖母来说是不幸的话，那么下半辈子还是相当幸福的。曾祖父去世后，组织开始为祖母牵线介绍，再续姻缘，其中就有我后来的祖父。

以为你祖母跑到日本去了，看到后面才明白。我们那儿叫跑反，估计是反贼来了，大家跑出去躲起来的意思。

献花！

祖母与爷爷(我后来的祖父)是如何认识的，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父母，所以这方面是空白的，希望日后与父母交谈了解后再补充吧。

爷爷虽不是我的亲爷爷，但在我心目中就是亲爷爷。父亲对他也非常敬重，我们兄弟出生后，父亲就对他称谓也变成了“爷爷”，之前是何称谓我没有问过。

爷爷是四川人，早年父母双亡，有一个弟弟，在村里应是失地流民或长工吧。30多岁时的一天，保长带他去走一趟，说是修灌溉渠，结果是抓去当了委员长的猪仔兵。想来那保长还是很有人情味的，或许只为交差罢。他弟弟后来没再也没有被抓去当壮丁，算是为他家留个后了。

爷爷就这样糊里糊涂上了委员长的飞机，飞越了驼峰到印度，后面就是集训成了反攻缅甸的新军，看历史应是新一军吧。抗战胜利后，又被空运（船运？）到东北与阿共仔争天下，直到后来一天成了阿共仔的俘虏。阿共仔没有虐待俘虏，一轮诉苦大会后，能争取的争取，争取不了的发钱还乡。爷爷那时可能没有高觉悟吧，反正拿钱走人。结果到了四平，发觉前面打得如火如荼，过不去。正在那儿耗着不是办法的时候，遇上一支阿共仔队伍。不知是觉悟突然提高了还是无路可走的原因，反正爷爷成了阿共仔的一员。（这些爷爷都没有说过多少，他平时话不多，说到打仗的事更是一字带而过，眼里充满哀伤，嘴里老说死太多人了，太惨了）

后面就是过长江、战广西，一路解放南下，当小米吃成大米时，战争结束。再后面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成了38军的一名连长(不记得了，也可能是排长吧，想来阿共仔怎样也不可能让目不识丁的老粗做连长的），停战后转业被分配到了我县的农场工作。可惜我没有问过他为何不要求分配回老家，可能他为了服从组织，或可能不想面对当年的人和事吧。

爷爷的枪法很好，他说他当年在印度训练时，5发子弹都上十环。问他消灭过敌人没有，他说不清楚，但俘虏过美国鬼子应是有的，几十年后他还很清晰的记得美军两句话（其实是两个词）：差你死！咩里根！从爷爷这种5-60年代才识字的老粗口中说出来，我完全相信他或他的连是俘虏过美国人的。

其实爷爷也没说多少经历，只是有一次他说过长江时，岸上尸横遍野，不忍心去看。而另一次闲谈时扯到大西南的一场战斗（估计是小诸葛的部队），很苦，战斗结束，能走的俘虏被带走，不能走的敌人伤兵就由得在那山上自生自灭。说这话时，爷爷的声音相当悲凉。

说爷爷是老粗，其实他是粗中有细的人，八十岁时穿针引线还能一气呵成，转业后的一次行动还真能体现他的机警，所分配的农场与其说是农场，倒不如说是劳改场，是通过劳动专门改造委员长那些败军校尉之类的地方，到了六十年代才成为真正的农场。爷爷到农场工作一段时间后，突然一天感觉气氛不对，（至于如何气氛不对，他也没有细说），他发觉得不妥后，找同事商量，最后决定派人装扮成新进宫的成员，以混进劳改队伍。“我们的人是被捆着送进去的，两天后他找到了主谋，后来通过开会公审，把那人枪毙了。”这大概就是爷爷的原话，没头没尾的一句飘过，轻描淡写般瓦解了一次监狱风云……

长辈们的艰辛是我们今后生活的镜子。

这是什么啊？想不出来。

趁还有毅力，坚持写下去吧。祖母与爷爷应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结婚，这些我没有详细问过，是经父亲同意的。父亲是个开明人，不会阻止含辛茹苦养大他的祖母寻求幸福。不过祖母选择了这么久可能与她骨子里那一点点势利和攀比心有关，人性这东西不会因为成了阿共仔就能完全升华的。

祖母是县处级离休的，而爷爷离休时也只是个副处级。而与牺牲的祖父同级并能从血海中趟过来的那些战友，都能在县里、市里有着高级别待遇。记得小时候听过她说过：“如果祖父还在世，你们会有不同的景遇了。”再如八十年代每年生日，她的弟妹都会过来相聚，两个弟弟，一个在香港，一个在乡下农村，路程差不多，但待遇则不一样，香港的舅爷好茶好水好招待，而对乡下的舅爷那随便得多，往往还要下厨帮忙，让小小年纪的我也看不眼。

选择爷爷可能与六十年代的“造反运动”有关。小县城里祖母也是被批判之列，事后被平调到交通局，直至离休。而那时爷爷已是农场场长，在物质贫乏的六七十年代，每月还能分些四时瓜果、腊肉羊脂之类。估计那时经历过运动的祖母也多少有些气馁，加上年岁不饶人，凑合着吧。婚后分房而睡，相敬如宾。爷爷那时已五十多，只想有个家，也不介意。

或许祖母当过干部的原因，在家也喜欢指使人、争第一，家里的财政之类的事情都由她作主，老妈嫁过来后也一直顺着她。只有我治得了她，幼小的我老是拿她那点小势利来说事，弄得她下不了台，常说：怕你啦！孩子他娘快来管教一下！——因为爱，所以才怕。

爷爷脾气很烈，但从不打人，听老妈说，我们兄弟未出生前，爷爷与祖母经常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祖母口快，爷爷嘴笨，往往吵不过，拿起烧火的木柴往桌子上狠狠敲打，脸红耳赤，就是不打人。而我们相继出生后，爷爷的性情变得温顺很多，然而也有发作的时候：记得小时家里养着十来只小鸡，一天傍晚爷爷赶小鸡回笼，有几只就是赶不回去，跑来跑去，最后惹得爷爷性起，抓住了，一一往地上摔，把那几只小鸡摔死。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一直让着顺着祖母，敬爱着，相濡与沫到最后。真诚所致，情感自然升华，九十年代初，一天爷爷病倒，祖母泪流满脸，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将爷爷治好，最后爷爷挺了过来，留下个肺积水症。

祖母八十年代前身体都很好，却因我年小调皮，一次弄得她摔倒了，落下了关节病，81年因病住院，父亲听信他人说高球蛋白针对人体很好，就买来给祖母打，结果一针下来，身体就垮了，后面的日子经常头晕和出现心肌梗塞症状，直到97年4月一天突然倒下，离我们而去。

那时我出来工作刚好半年，可以说我们兄弟是在祖母和爷爷的羽翼下长大的，八十年代后期家道中落，九十年代更受父亲生意失败的打击，是祖母和爷爷对这个家的坚持，让我们最后学成出来工作。祖母离去的当天，父亲没有哭，办理后事时对来吊唁的人说：老人家80多岁，能这么少受苦就去了，是喜丧，好事……次日清晨我听到他被窝里象小孩般嘤嘤地哭。后来他说，他当时想起六七岁祖母第一次打他，也是唯一一次打他的情景。那时灾荒，食不果腹，一天饿急了的父亲偷偷把家里唯一的几把谷种煮吃了。事后祖母把父亲捆起来，一边哭着一边拿着小竹棒往他身上抽，打完后抱着父亲一起哭。从此父亲再也没有违背过祖母，包括八十年代的婚姻危机，在祖母的力撑老妈的情况下，父亲让步，坚持走了下来。

祖母过世后，爷爷整个人也垮了，变得沉默寡言，动作也不再利索，有时候坐在那儿两眼空空，怎么逗他说话也说不出半句话。两年后病倒，诊断为肺癌晚期，在现代医疗下煎熬了大半年后撤手人寰。治疗期间爷爷躺卧床上痛苦万分，每每护士来扎针，他都要举手去打。我问老妈为何还要维持下去？老妈说这是孝道，而且爷爷不是血亲，更要尽力！我无语，但我真的很想帮他把管子拨掉。

记得当年我2、3岁时因为他身上的大竹筒水烟味，拒绝让他碰我。每当他抱我时，我拼命哭喊撕咬，常常在他的手臂上留下深深的牙印，爷爷最疼我，什么都由得我，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每每想起，追悔莫及。

人已逝，爱别离，劝君珍惜眼前人。

这篇写外公，外公去世得早，我对外公记忆的片断也少得可怜，最深的是4岁时一天我在屋外的地上写字，外公过来走亲戚看见，抱起我夸奖一番，而事隔不久就过世了。从老妈和三舅（与我最要好的舅舅）那儿知道不少关于外公的事迹。三舅说，外公曾经笑叹他的一生可以写成一部传奇。承蒙各看官送花厚爱，下面我就把所记得的娓娓道来吧。

外公出生于华侨世家，父亲继承祖业在荷兰开洗衣店，家庭相对富足，人也高大英俊，少时又受良好教育，可以说是乡里的高富帅人物。家乡是侨乡地带，富户多自然土匪也多。老妈说小时天未黑就家家闭户，外公当时的家是水泥碉楼，晚上经常可以听到外面有陌生人物来回走动。一次土匪冒充熟人赚开了门，外公的祖母开门后发现不对，立马把门闸拉上，门闸是拉上了，但手背也挨了一刀，削掉一块肉。老妈说如果当时关不上门就惨啦，肯定会有人要死或被绑票。

外公天资聪颖，十几岁就在镇里帮人管帐，二十岁不到就成了乡里出名的教书先生，三十岁左右就做了学校校长。不记得是他是高中毕业的还是大学毕业的了，外公当时被认为是乡里的举人。（当时科举制已废除，但乡里还是以科举的秀才、举人的等级来对初中高中大学等毕业的人来区分）而且他交游广阔，乡里的年青人皆以他马首是瞻，那些鳄鱼头见了他，也敬让三分地哥前哥后称呼着，甚至希望自己的孩子以他为榜样。

鳄与恶同音，也是凶猛动物，鳄鱼头是乡民对乡里有势力的豪强的一种称呼，有城里达官贵人的亲戚、黄四郎那样的人物、也有卖猪仔去南洋的人贩大家。记得祖母跟我提过，村里有个鳄鱼头，很有威望，但一天一位船家不知怎的得了罪他，他就用几根水草把那船家的船牵在岸边，扬言如果水草要是断了就得赔钱，否则拆船烧船……解放后他欠了条人命跑去了香港，连累他在城里做律师的兄弟被镇反了，他的女儿很漂亮，六十年代被定为乱搞男女关系，抓出改造，八十年代移民国外，往后家乡政府有什么慈善捐助活动一概不参加。相信她也是可怜人，然而在时代巨轮下辗过的何止是这些呢。

扯得太远了，写回来吧。外公能有这个威望可以说完全是他个人的努力，因为那时家道已中落了。1929年经济危机后，外公的父亲以为机会来了，收购他人的店铺扩展营业，结果一败涂地，落魄回来没多久就病逝。家里虽然还有些田地，但能对他的帮助是有限的。好象记得有说他去过南洋的经历，但不太清楚了，或许也没有吧，总之他就是个乱世豪杰。

日本入侵的年代，外公没有参加革命，三舅说抗战后期那两年已四处活动，但他没说是为委员长活动还是为阿共仔活动。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9月的一天外公在家，突然听说一队日军将要路过。如果是以前，外公一定会带人跑反，但这次外公认为日本已投降，日军只是路过到广州受降而已，所以没有采取行动。结果就出事了。

当晚鬼子进村，四处抓人，外婆抱着刚出生的老妈跑得快，躲藏起来。 外公没那么好运气，当场被逮住。日本人用战刀架在外公的脖子上，要外公的祖母拿钱来赎。最后用5根金条（也好象是7根）加一些细软才放人，而外公的祖母与鬼子纠缠中被打断了腿，以后的日子里也只有一腐一拐地走路。

委员长虽然说以德报怨，但也要求脚盆鸡净身出户。估计后期那些金银细软不会有多少能带回脚盆的，相信多会落入不知姓名的国人私囊里吧。而这事件对外公影响很大，以至他后来处事深思熟虑，慎密得令人叹为观止。

抗战胜利后，外公成了乡里学校的校长，也是这个时候正式入伙阿共仔的。我想阿共仔愿意接纳外公这样的富家子弟，除了外公经受得起考验外，还有就是可以得到丰厚粮饷和广大的人脉关系。因为外公的关系，阿共仔在乡里得到很好的发展，鳄鱼头们也睁一眼闭一眼。外公的校长工资和家里的谷粮基本都拿去支援了山里的游击队。在委员长的根据地里打游击可不是件容易事，目前的国史里也鲜有南粤地区的游击战记载。好象46年两党的谈判里就有一项要求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秤慢慢倾向阿共仔，豪强们自然会见风驶舵，到后来阿共仔们在乡里简直是半公开地活动。49年王师渡江后，外公卖光田地，拉上全校教师上山打游击，而家里也没受到委员长的人滋扰。

虽然是到了打落水狗时间，但山里还是很艰苦的。外公说过，当年上山打游击，家里的堂弟也跟了上来，外公发现大惊，因为堂弟是独苗，而且性格拙厚，故特意照顾（其实外公也是独子、有三个妹妹）。然而一次转移行动中，堂弟太累睡过头走散了，外公回原路将他找回，时山雨倾盆，溪水齐胸，公外举枪而渡，每每回想亦是心惊。

总算迎来了王师，委员长在大陆的这一页就这么如摧枯髅般翻了过去，失败得这么快，搬萨苏旧文中所提那样：自古好男不当兵，阿共仔是好男当兵，不赢才怪呢。

接着就是王师整编地方武装，清剿土匪阶段，外公他们成立工作队，负责对土匪收降招安工作。离乡不远有个土匪村，村民世代为匪，那村的一位老乡也是负责招安工作的，去招安，结果掉了脑袋。外公决定再去招安。他独身一人前去，不带武器，用那三寸不烂只舌硬是把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给办成了。最后那土匪村愿意收编，并纳入联防队。

这事我问老妈，外公是如何说服那帮土匪的，老妈说那时外公与他们晓之以理：说阿共仔是穷人的队伍，穷人不打穷人，反而会帮助穷人翻身做主，你们都穷苦出身的百姓，受尽旧社会压迫才落草，只要反正过来服务人民，人民会既往不咎云云……想不到今天听来都起鸡皮疙瘩的荤话，在当年却有那么大的杀伤力，让那样的混世魔王感激流涕、俯首称臣。不是我们不明白，只是时代变得太快了！

招安之后就是打土豪和镇反运动。外公家的那些乡村较为富裕，人也知书识礼，所以阶级矛盾相对平和，试过斗地主的时候，竟然找不到贫下中农来诉苦批斗，受清算的地主在被关黑屋牛棚也时有人去接济。分田地则还是要进行的，外公打游击时把田地卖光，所以评为中农，而买外公土地的人则成为富农，自此以后那位叔伯对外公甚为怨怼，常言外公给他三脚板凳坐。（即四脚板凳锯去一脚，看似稳当,实是坑人的意思）我相信外公对这些是有先知先觉的，下面一一再述。

之后外公亦转回到教育岗位，重操旧业了几年，几位舅舅也相继出生。期间还有一幕插曲，我父亲报考他的学校，结果面试时刷了下来，次年报考才被录取。十几年后父亲上门见家长，外公还能重提旧事，不知是外公记忆力超群，还是父亲当年做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情呢？这事的原因老妈和我讲过，但也没有多少值得我去记住的，所以我认为外公有超强的记忆力。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外公被派遣到古巴工作，美其名曰是游说古巴向着委员长的华侨反正到阿共仔这边来。（可惜这个时间段我没有准确地问清楚）从舅舅和老妈那里收集这段间的信息也很少，因为外公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只有两个片段：

一个片段就是外公说经常和翻译一起到人家家里做工作，会谈期间外公时有长篇大论，而到了翻译那儿却一两句就打发了过去，让外公忐忑不安，老担心那翻译会出卖他。虽然我对当年那段历史了解较少，但也知道那已是卡大雪茄当政，委员长再有影响力，也不可能强到去地球一端威吓另一个共仔政权下的华人吧。况且当时古巴又有多少金山阿伯呢，如果多的话，我想外公也不会聘请翻译了。

第二个片段就是几年后外公回国，过古巴海关时遇到一位老华侨，异国遇乡人两眼泪汪汪，两人畅谈甚欢。到边检时，老人家因拿行李的原因，希望外公帮忙提一下挟在腋下的厚西装，外公婉言拒绝。回到祖国报关，老人把西装摊平剪开，里面藏着一叠叠绿币。外公脊梁凉浸浸，当时古巴实行外汇管制，偷带出境可是要被判刑的。外公时常用这个故事告诫他的孩子，防人之心不可无！

其实这手段一直屡试不爽到今天。好象前年发生在深圳，一女孩过关，包里被搜出一大包毒品。女孩大哭，说包是之前在境外认识的未婚夫交给她的，说一时有事，叫她先过关，稍后再来。后来，没有抓到那未婚夫，女孩则被判了死刑。

很可惜，他的孩子没几个能渗透这句话，有两位舅舅加我父亲都因此栽跟斗，这是后话了。第二个片段不能提供外公多少信息，但可以知道外公是异常机警的。所以我怀疑外公去古巴是小黑兔的干活，那年那国可是世界热点，全人类差点因那儿一点事而陪葬。不管怀疑对不对，反正几年后外公被调回京师工作。外公进阶很快，在他死时级别已高于当年介绍他入党的同志。

可惜俺基本是在父母身边长大，而我们这个小家与祖父母家以及外祖父母家都是远隔千山万水，隔上好几年才能短短一聚。

这一点很遗憾。不够细的历史，难免不真实，因为拿其他东西来添油加醋。

我说过，写这些主要来自对当事人或间接人的口述记忆，有些我也已经记不全了。这段时间也没有询问父母他们补充，一时兴意，姑且写下罢，当然亦有我的理解和猜测在里面了，至于可信不可信就适随尊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