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欧美的古典学概况 -- 夏至欧锦

罗马帝国境内有多种多样的神袛和崇拜，发源于一地的神袛传播到其他地区以及不同崇拜之间的互相影响并不鲜见。就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而言，最高神袛为主神尤庇特（Iupiter），其他主要的神袛包括其妻尤诺（Iuno）、工艺女神密涅瓦（Minerva）以及战神马尔斯。罗马国家并且正式引进过一些非本地起源的崇拜。比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从小亚引入了大女神（Magna Mater）崇拜。酒神崇拜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在罗马也得到很大发展。帝国时期，来自埃及的伊西斯女神（Isis）及奥西里斯神（Osiris），以及来自波斯的密特拉神（Mithras）崇拜都在帝国境内广为传播。此外，每个城市、社团行会、家庭也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的日期。神庙、神龛、圣林遍布各地。绝大部分的宗教以仪式（包括奉献牺牲、颂礼、祈愿、祷告等）为核心，而仪式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诸神的庇护和恩惠，防止和平息神怒，达到人神和谐的境界（pax deorum）。主要的神袛都有自己的祭司或祭司团，负责庆典仪式。一些皇帝死后也位列神袛。在帝国的东部，在世的皇帝就被作为神袛崇拜。在这样多神教的背景下，作为一神教的犹太教虽然排斥其他所有神袛，但因为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悠久历史，犹太

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传统。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矛盾时有发生，在弗拉维朝以及哈德良皇帝统治时期都发生过大规模的犹太战争。至于基督教，自1世纪在巴勒斯坦地区发源发展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人都不大清楚它为何物，也并不清楚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区别。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曾提到过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只有模糊的认知，并持负面态度。我们在小普林尼与皇帝图拉真的通信中第一次看到罗马统治阶层在如何对待基督徒以及基督教组织上所采用的原则。小普林尼时任小亚比提尼亚省得总督，向图拉真汇报了他所采取的审讯程序：

我首先问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对那些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我再三询问；那些坚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我命令处决他们。我相信无论他们的信条如何，顽固不化足以构成惩罚他们的理由。

图拉真在复函中指示：

不可能定下防止皆准、一以贯之的原则。无须去刻意搜寻基督徒；如果他们确实有罪，则应受到处罚。然而，我们应当宽恕任何否认自己基督徒身份、向我们的神袛祈告，从而证明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人，即便他们曾经受过怀疑，匿名的告密文书不应拿来做定罪的依据。不然只能提供负面的先例，也不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小普林尼《书信集》第96和97）

这表明，早期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徒存有戒心，但并不鼓励采取广泛、系统以及积极迫害的政策。正真较大规模的迫害发生于250-311年间，尤其是公元250年德奇乌斯（Decius）治下、257-260年瓦勒里阿努斯治下，以及303-311年戴克里先及其继任者加勒留斯（Galerius）统治时期。

迫害的基本诱因是因为皇帝希望通过加强传统宗教来取悦于罗马的神袛，以获得神袛的护佑，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保障帝国的稳定。但基督徒抗拒参与官方宗教仪式，尤其是奉献牺牲，从而引发了与政府间的正面冲突。迫害的形式有多样，将基督徒投入斗兽场与被野兽生噬便是其中一种。殉教文化（martyrdom），包括主动献身殉教，一时兴起。鲍埃索克（Bowersock）精辟地指出训教文化植根于罗马帝国的城市文化，并且和城市的节日庆典等交织在一起。法庭的审判过程给殉教者提供了一个向其他市民讲道和展示信仰的机会。而殉教的地点，如市场（agora）和斗兽场等，都是罗马帝国城市生活中公共生活的空间。也就是说，基督教的殉教者们在反过来利用罗马文化中的诸多核心因素来“播撒教会的种子”（Bowersock, Martyrdom and Roma）。经历了公元3世纪的迫害，基督教的影响不降反增。自公元303年开始的迫害为时最长，但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官方迫害。在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itantinus,313-337年）统治时期，帝国对基督教和基督徒的政策最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于公元305年与加勒留斯一起分别接替马克西米阿努斯和戴克里先任西部和东部帝国的奥古斯都。戴克里先退位后，不再过问帝国大政，公元313年终老于斯帕拉多（Spalato，今克罗地亚Split）。但是马克西米阿努斯不甘退位，其子马克森提乌斯同样野心勃勃。公元306年，君士坦提乌斯死后，军队拥立君士坦丁。马克森提乌斯也应声自立为王，占据意大利和阿非利加。马克西米阿努斯也重新加入争夺权力的斗争。公元308年，或正式或自封的“奥古斯都”竟多达8位。经过一番激烈的帝位争夺战，君士坦丁与公元312年击败马克森提乌斯，控制了罗马，并与李锡尼乌斯（Licinius）分治帝国的西部和东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乌斯颁布“米兰敕令”（Edictum Mediolanense），肯定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和基督徒的信仰自由，并要求将被没收和出售的教产无偿退回。米兰敕令从内容上来说是部宗教宽容令，并非独尊基督教。但是这一举措开了罗马最高统治者公开支持基督教的先河。自君士坦丁以后的罗马皇帝除尤利阿努斯（Iulianus，英文作Julian）之外都是基督徒，帝国的政策也从宽容基督教，到打击非基督教、捣毁“异教”庙宇、没收神庙财产、禁止奉献牺牲，直到公元4世纪末奉基督教为国教。教士阶层被授予特权，主教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影响显著增长。随着基督教化的推进，城市的面貌也逐渐发生转变，主要表现在基督教堂数量增加，成为各城市的主导建筑。然而帝国的基督教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直到公元381年，皇帝还保有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的称号。整个4世纪，罗马统治阶层，尤其是元老阶层中的非基督徒所占比例不在少数。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仅仅用“冲突”来简单概括。元老阶层中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通婚并不鲜见。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然而不但人物雕像和异教神像作为地方历史的承载和艺术作品在很多城市被保留了下来，而且新的雕像仍不断涌现。造币上裸体和半裸体的“异教”神袛形象（比如胜利女神等）仍然继续存在。4世纪和5世纪是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大规模正面较量、冲突但又互相影响的时代。基督教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而是教派林立，在教义和主教人选上分歧重重。为了消除教会争端、维护教会统一，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在小亚的尼西亚（Nicea）召集主教会议，决议奉“三位一体”为正统信条，将阿里乌斯教派（Arianism）和其他不承认三位一体的教派定为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