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欧美的古典学概况 -- 夏至欧锦

基督教语希腊-罗马传统宗教之间的较量常被概况为一神教取代多神教的斗争，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直白和简单。出版于1999年的《晚期古代的异教一神教》以及2010年的《晚期古代介于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一神教》和《一神：罗马帝国的异教一神教》都探讨了在多神教世界里独尊一神的现象。“异教”对神的理解、定义和想象形形色色，独立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外的一神教趋势在晚期古代日趋普遍。诸如“神为独一，名则繁多”之类的表述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明显具有一神教的特质：神性或神的本质是统一的，只是名不同而已；柏拉图主义认为神有等级，各色神都是“神意”的执行者，并非独立的实体。他们的神性来自“最高神”。又有“至高神”崇拜，铭文写道：“自生，自通，无母，不可动摇，一名无以名之，多名，居于火中，是为该神。吾辈，乃其天使，为神微部。汝等问及神之本性，神曰以太即为无所不见之神，汝等当注视之并于晨曦时向着日出方向祷告。”基督教一神教在发展，“异教”也在思考和重新定义神的属性及人与神的关系。

教会史传统上认为在罗马史上有十大宗教迫害，但绝大部分罗马史学家现在认为迫害基督教并不是罗马帝国一贯的政策，很多时候有些所谓的迫害是局部性的和暂时性的，也并不总是因为单纯宗教信仰的原因。大规模的迫害出现于德奇乌斯统治时期。郭长刚撰文认为罗马政府的宗教政策总的来说是宽容的，而造成罗马政府迫害基督徒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的“偏狭性和攻击性”。但是我们也应注意罗马对于各种宗教的宽容是选择性的，罗马历史上宗教迫害的例子并不少见。最有名的一例是共和时代元老院对罗马和意大利的酒神崇拜团体的镇压。这个事端不但有李维的长篇记载，更有刻着元老院决议的铭文为证。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酒神崇拜团体的罪名和帝国时代对基督徒的指责相比较的话，两者竟是惊人的相似。另一例是公元19年，提比略将犹太人以及埃及的宗教派别驱逐出罗马。据格鲁恩分析，主要原因是名望甚高的日耳曼尼库斯突然猝死，人心惶惶，提比略则采取清场的办法去除任何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也就是说这个举措并非基于宗教教义。

在1996年出版的《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一书中，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引用社会学中分析模式的理论特别是动态人口模式、社会网络理论、宗教市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基督教成功发展的“秘密”。斯达克强调要理解基督教的地位和影响，就必须对基督教的人数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定量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画出动态曲线图。在前人估算的不同时段基督徒总数的基础上，斯达克估计基督徒的人数约以每10年40%的速度增长。大量的基督徒来自受过更多教育和拥有更多特权的阶层，也包括不少犹太人。斯达克关注很多为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基督教传播途径，并指出基督徒的一些行为准则使得他们在人数增长方面有一些内在的优势。由于基督教团体有着极强的互助纽带，因此比起异教徒来，基督徒们更容易在瘟疫、火灾以及其他古代城市中常见的灾祸中存活下来。不仅如此，基督徒照顾病者及弱者，不论他们是否基督徒。这一点使得基督教具有比较广泛的吸引力。反对杀婴、弃婴、流产、多妻，在生育率上相对较高。基督教团体中男女比例并不均衡，存在着妇女过剩的现象，这就导致不少基督徒妇女和异教徒通婚，基督教也通过这些混合婚姻从而对下一代产生影响。斯达克运用宗教市场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殉道现象在基督教早期发展中的意义。所谓宗教市场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运用自由市场理论来分析宗教运动。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各种不同的信仰提供的是不同价值的宗教产品，这些产品有代价也提供回报，它们在市场上的表现和此消彼长也受市场竞争和供求关系的约束。代价越高的宗教信仰，即越昂贵的宗教产品越可能得到增长，理由是代价高购买者获得的价值也高。殉道主义增强了普通基督徒的委身信念，在基督教早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至于君士坦丁大帝的宗教政策及其影响......学者们看法各异。有关君士坦丁的文学史料主要来源于尤西比乌斯的《君士坦丁传》。但这部传记远非客观的人物志，而是以颂扬为基调，以接近于圣徒传的体例写成。吉本和布克哈特认为君士坦丁是个机会主义者，在他那里，宗教是为权力和政治服务的。多伦多大学的古代史教授提摩太·巴恩斯则认为君士坦丁是彻头彻尾的基督徒。在《君士坦丁于尤西比乌斯》一书中，巴恩斯批判考察了各家学说，细致地梳理了原始资料论证。巴恩斯认为，在君士坦丁征服东部帝国（324年）之前，基督教就已经是具有相当影响的宗教，其地位的上升并不仅仅依赖于君士坦丁的支持。君士坦丁本人则从312年开始起一直忠于基督教信仰，担起解放基督徒的使命，至于他那些明显暧昧的宗教态度，其实反应了他的小心谨慎，而非内心的怀疑或犹豫。卡梅隆（Averil Cameron）则强调

从政治、军事、财政和行政方面来解释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认为君士坦丁之所以选择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是一个“成功”和保护力更强的宗教。卡梅隆同时指出，君士坦丁的幕僚也并非多为基督徒。但君士坦丁时期，基督教徒的人数已经相当可观：据估计，当时基督徒大约站总人口的10%，也就是约600万人。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认为，与其说君士坦丁大帝的米兰敕令导致了基督教的最终胜利，不如说这一举措是对壮大了的基督教的一个积极回应。罗达努斯（Johnnes Roldanus）在《君士坦丁时代的教会：神学上的挑战》一书中总结道：基督教具有对各阶层、各群体的开放性，对时下问题也有自己的回答，因此具备大众化宗教的潜质。君士坦丁本人并没有正式成为基督徒，也并没有以激烈的手段试图抹杀多神教，而是采取模糊政策。313年的米兰敕令奉行的是宗教宽容和宗教并存的原则。但这个原则本身是矛盾的，基督教的排他性很快显露出来。基督教教会、神职人员获得特权，地位上升，并在金钱上得到皇帝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