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 女王登基六十年 -- 万年看客

2011年4月29日星期五，英国王室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上演一场世界级的节目。威廉王子与凯特.米德尔顿的婚礼几乎在各个方面全都尽善尽美，甚至将王子父母当年的婚礼都比了下去。1981年7月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婚礼尽管像童话一样美好，但是主角却是一位显然不太自在的男性与一位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女性。将近三十年之后，当事人显然有了更丰富的经验，婚礼本身也显露出了一丝不拘一格的神气。这次的婚礼并没有在圣保罗大教堂大摆排场，也没有贯穿伦敦城的游行队列。查尔斯与戴安娜的长子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婚礼，教堂门前摆开了好几排景观树木当做装饰。新近册封的剑桥公爵亲自驾驶查尔斯王储的绿色阿斯顿马丁，将公爵夫人送到了白金汉宫。车上挂着标志新手上路的红色L字样车牌，还贴满了新郎的弟弟哈利王子精心挑选的标语贴纸。一路上就只有夫妻两个。很难想象威廉王子的父亲会如此放松。（不过话又说回来，查尔斯王储恐怕也不会在白金汉宫阳台上趁着皇家空军飞过的时候去掐凯特的妹妹皮帕.米德尔顿的屁股。）

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婚礼是八十年代早期最受欢迎的公共事件。同样，如今这次婚礼也将海量人群引入了伦敦市中心。就像1953年的加冕仪式以及其他王室重大活动一样，这一次也有许多人为了争取最佳观礼地点而露宿街头。尽管天气预报称当天将会降温并且可能有雨，但是实际上天气却好得很。而且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了下去——只不过有一匹禁卫军战马脱缰冲出了队列，此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宾客们离开以后，摄像机镜头拍摄到了一位教堂司事在大厅里作侧手翻的景象。警方提前逮捕了相当数量了无政府主义者与抗议者，并且因此遭到了批评。但是考虑到来自爱尔兰共和派极端分子以及其他各方的切实安保威胁，伦敦警方还是很可以洋洋自得一下的，因为他们的确毫无瑕疵地调度安排了一场足有一百万人参加的超大型活动。

这次婚礼的全球收看人数几乎达到了查尔斯-戴安娜婚礼的三倍。当年的全球观众人数大约是7.5亿，这一次则达到了24亿。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如今的全球观众基数更大了，观众与各路事件的联系也更紧密了。当然这个数字只是约数，必须要谨慎看待。但是假如这个数字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收看了这场婚礼。在美国，大约2200万观众通过主流电视台收看了婚礼转播。这个数字的确少于当年收看戴安娜葬礼转播的人数，但是不要忘了这其中并不包括在线收看婚礼的观众——他们的总数肯定不容小觑。就像曼联足球队一样，君主制也是少数几个依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清晰辨识度的英国品牌。这些王室活动也因此成为了少有的国家展示橱窗。无论我们这些英国人喜欢与否，在中国、加州以及智利等地的人们眼中，这就是英国的形象。二十一世纪的君主制究竟发送出了怎样的信息呢？首先，伦敦有能力在正式举办奥运会的前一年滴水不漏且颇有几分机智地经办并呈现一场极其纷繁复杂的公共事件。婚礼场面电影感十足。男性温莎家族成员身着艳丽的制服。新娘与婆家的女眷们身穿着华丽的英国国产婚纱与礼服。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照亮了哥特风格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居高临下的摄像镜头俯瞰全场，时而宛如飞鸟一般俯冲下来，恰似哈利波特电影的开场场景。根据新工党未能成功实现的愿景，英国本应成为一个奉行平等主义并且由技术官僚来治理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形象与眼前的情景可谓大相径庭。同样从这幅图景当中也看不到衰落或者自我怀疑的迹象。

英国国内大约有2450万观众通过主流电视台收看了婚礼，其中绝大部分看的都是BBC。全国各地总共封闭了大约5500条道路来举办街头派对，如今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了牢不可破的国民传统。伟大的英国作曲家阿诺德.巴克斯曾经告诉自己的同胞们，人生一世，“除了乱伦与民俗舞以外”，其他一切事物都应当至少尝试一次。英国人显然忽视了这句警告的后半部分，因为许多街道上都充满了莫里斯舞者，醉意盎然的英格兰人纷纷向邻居介绍自己，并且跳起了苏格兰回旋舞。人群当中有很多人都穿着T恤衫，上面写着“感谢今天放假”。就连《卫报》都清空了绝大部分新闻版面，浓墨重彩地报道了这一天的情况。

毋庸置疑，对于温莎家族来说这是扬眉吐气的一天。这一天的景象表明，英国民众对于甜蜜的大团圆结局与一个成功自我再生的王朝的前途依旧抱有高涨的热情。唯一的不和谐音符在于，两位尚且健在的工党前首相，布莱尔与布朗，都没有接到参加婚礼的邀请。相比之下，所有健在的保守党前首相全都收到了请柬。官方事后给出的理由是这二位都不是嘉德骑士团的授勋成员，不过这个理由听上去多少有点单薄。私下里有人认为这是克莱伦斯宫对于工党的报复，因为工党禁止了猎狐活动，并且未能下令建造新的皇家游艇。不过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白金汉宫当真忙中出错把他们两个漏下了。不管怎么说，考虑到布莱尔在戴安娜去世之后为温莎家族提供的帮助，不少人都觉得犯下这样的错误实在有失体统。

从更宽泛的角度而言，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前车之鉴曾经将君主制绑上了过山车，华丽的开局伴随着一塌糊涂的收场。因此眼下这场婚礼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避免过分明显地应和上一辈人的先例。事实证明，两场婚礼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在于地点的选择，而在于当事人的精气神。威廉王子的脸上虽然一直挂着腼腆的微笑，但是显然非常愉快；凯特.米德尔顿看上去也落落大方。在婚礼的关键时刻，两人还会忙里偷闲地说几句悄悄话。夫妻二人离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时候，新近册封的剑桥公爵告诉公爵夫人，“这一切都太美好了。你能嫁给我真令我感到骄傲。”哈利王子则在一旁咧嘴微笑，小声鼓励着自己的哥哥与嫂子。这对夫妻的举止轻松而自然，他们年龄相仿，在大学里结识相恋，而且还有过婚前同居的经历——地点是北威尔士。两人曾经一度分手，后来又言归于好。时年29岁的凯特.米德尔顿作为王室新娘而言的确年龄偏大了一点——几乎比戴安娜当年年长十岁——而且她也必然会面临尽快生育子嗣的要求。但是这段多出来的生活阅历对于她来说可谓是千金难买的宝贵财富，而且看上去她也早已具备了戴安娜毕生求之不得的各种品质：坚韧顽强、熟谙世故，以及持久耐力。

回头看来，当年那场婚礼更像是狂热爱国主义的幼稚爆发。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毕竟当时英国的处境相当艰难。记者伊安.杰克提醒《卫报》读者们，在1981年的时候，“英国的矿坑依然雇佣着七十五万名煤矿工人，大量船只依然源源不断地从几十座英国船坞的滑道上滑向海洋，圣保罗大教堂门前轰鸣不止的劳斯莱斯依然安装着英国国产引擎。”但是在另一方面，“身陷囹圄的爱尔兰共和军囚犯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死于绝食抗议，暴乱在英格兰的各个城市里此起彼伏，二百五十万人（这个数字还在上涨）只得依靠救济维生。”福克兰群岛战争此时尚未打响，国民经济的复兴看似遥遥无期，撒切尔主义的全盛时代更是无从谈起。戴安娜的出现就如同数九寒天的阳光那样暖人心脾。尽管当年的人们难免当局者迷，但是今天的我们不难意识到，戴安娜的纤弱肩头承载了太过沉重的希望与期待。更有甚者，当年的英国政坛分界远比今天更加严苛，共和派反对王室婚礼的火气也更旺盛。甚至有些左翼人士不惜乘船前往法国，以免遭受婚礼报道的荼毒。此外来自媒体的嘲讽也比今天更多。

2011年的英国同样面临着许多问题，而且就某些方面而言还比当年更严重。为了偿付悬挂在众人头顶的巨额国债，公共开支一再削减。阿富汗战争久拖不决并且日益棘手。谁也不能说目前的时光很轻松。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此时另一位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正处于个人权威的巅峰。共和主义者们对于婚礼盛景的反对微弱得难以听闻。我们决不能想当然地划分一条看似方便的分界线，将保皇主义者与保守党划归一边，将左翼人士与共和主义者划归另一边。伦敦的人群绝不是单纯的铁杆保皇主义观光客。总体而言，他们相对更年轻，出身背景也更加多样化。只要手里换一面旗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完全可以是夏季摇滚音乐节上的观众，或者投身于反对联合政府削减公共预算的工会抗议游行。许多人都对一位中产阶级女性也能够成为温莎家族一员的事实表达了乐见其成的态度，并且注意到了女王返回白金汉宫时脸上的欣慰表情。笔者曾经进行过一次很不科学的民调，询问这些人有朝一日王室家族会不会接纳亚非裔成员。绝大多数受访者都困惑地耸耸肩，“为什么不呢？”

正如前文所见，凯特.米德尔顿并不是第一个加入君主制核心的平民。伊丽莎白.鲍斯.莱昂女士与戴安娜.斯宾塞女士严格说来也都是平民，因为这二位都没有王室血统。但是绝大多数英国人都不会将她们称作平民。相比之下，凯特的父母都是货真价实的中产阶级。为了适应稀奇古怪的王室圈子，米德尔顿一家耗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从头学起，尽可能避免因为言语与举止的疏漏，尽管期间一直躲不开蠢人与势利眼的嘲讽。米德尔顿一家的经济实力的确是百万富翁的级别，但这笔财富并非来自祖上的荫庇，而是多年打拼的成果。他们家开设了一家上门服务连锁店，主要业务是组织与安排儿童派对。米德尔顿的父亲曾经是一名飞行签派员，她的母亲曾经当过空姐，她的姥爷是个售货员。她母亲家的祖上曾经是苏格兰煤矿的矿工，而这些煤矿的所有者正是鲍斯.莱昂家族。凯特的确上过马尔伯勒的私立寄宿制学校，也坚强地学会了射击、追猎与马球，她出身于奋力打拼渴望成功的中产阶级，而不是坐拥大片土地的地主阶级。千百万英国女性都将米德尔顿和她的母亲当成了自己的化身。在婚礼现场的人群当中，可以看到许多少女挥舞着标语牌，上书“哈利是我的！”她们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在开玩笑。但是等到她们回家以后，难免会觉得这个玩笑其实并不算荒唐。

2011年的这场婚礼其实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而这个故事本身还要继续讲很久。但是这场婚礼的确传递了重要的信息与悖论。威廉王子在正式成为国王以前想必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学徒时期，在此期间他很有必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如今英国人的阶级意识远远不如当年强烈，也远远不像当年那样一本正经。要想维护王室的神秘气质，就必须内敛自守，要想满足民众（而不仅仅是媒体）的期待，就必须坦诚开放。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对于他奶奶来说并不容易，将来对于他来说同样不会容易。比方说讲笑话要讲到什么程度才算恰到好处呢？平时穿什么衣服才最合适呢？他可以参加哪些电视节目呢（假如能参加的话）？他可以接受报纸采访吗？除了安保严密的王室府邸或者偏远小岛之外，他还可以前往其他度假地点休憩游玩吗？目前他是一名皇家空军搜救直升机驾驶员。等他退伍之后打算居住在哪里呢？假如他足够幸运的话，很快就要照料自己的下一代，这样一来在孩子成长的最初几年里他究竟应当承担多少王室职责呢？这些问题都很有年头了，但是今天依然不过时。而且正确答案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新老交替而微妙地变化着。

与父亲以及爷爷相比，威廉王子在伊顿公学与圣安德鲁大学当中接受的教育在许多方面或许要更为“正常”。像他的弟弟一样，他也是伦敦高档夜店的常客。他身边也围绕着一帮富二代哥们，这些人能够为他提供来自“王室集团”之外的支持与安全感。婚礼上的很多嘉宾，包括卡梅伦首相以及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以及许多婚礼评论家们，都是他的伊顿校友。未来国王的妻子以及现任首相的妻子则都毕业于马尔伯勒。只要当事人小心注意，避免给外界留下统治阶级封闭圈子的印象，不要让外人觉得他们全都穿着同一款式的晨礼服，操着一模一样的口音，还抱有大同小异的世界观，那么这个现象本身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女王一直致力于为自己塑造平易近人的形象，让自己成为所有人的君主——这样一位君主固然不能摆脱阶级属性，但同时也不会彰显任何政治倾向。

好消息在于，威廉王子目前已经显示出了稳健可靠的作风。而嫁给他的那位女性早年曾经被各家报纸的专栏作家们纠缠了许久，早在两人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就送给她一个“死等凯特”的绰号。历经磨练的她要比上一代王妃更加坚韧，也更加富有街头智慧。有些熟识威廉王子的人声称，尽管王子的脸上总是挂着彰显一切正常的微笑，但是直到今天为止，他对于媒体在母亲遇难事件当中扮演的角色依然怀抱着冷冰冰的怒火。倘若此言不虚，谁又能因此责怪他呢？毕竟在那场悲剧当中并没有其他同样显而易见的替罪羊。戴安娜死后，他的父亲温暖而尽责地照顾了他与他的弟弟。如今父子三人之间的关系看上去很融洽，经常相互打趣，而且威廉王子似乎真诚地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高兴，因为他终于从卡米拉那里获得了温暖与支持。在媒体眼中，过去一直是威廉王子劝说自己的父亲要保持冷静，而不是相反。2005年在滑雪度假地克洛斯特斯，查尔斯王储在接受记者照相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与话筒的距离足够接近，结果他的小声嘀咕就成了公开发言：“我恨这一切……我恨这些人……”至于BBC的王室新闻特约记者尼可拉斯.维奇哈尔则得到了以下评价：“这群王八蛋。我简直受不了那个家伙。他太混蛋了，真的。”结果还是他的儿子劝他要保持微笑并且试图缓和气氛。

爱丁堡公爵也曾经是一个坦诚乐观的人，但是后来他觉得记者们存心误解并伤害自己，于是就将自己封闭了起来。威尔士亲王的朋友们都说他在私下里十分幽默爽朗，后来他也撞上了媒体敌意的坚壁，于是照旧将自己封闭了起来.当前的问题在于，能否避免这个模式第三次遭到重复呢？鉴于威廉王子早在少不更事的脆弱年龄就遭受了母亲亡故的骇人打击，随后又经历了全世界关注目光的烧灼，他在长大成人之后展现出来的安之若素的气质简直令人诧异。但是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肯定是父亲与祖父的关爱，而这两位长辈都曾经遭受过某些报纸与一部分公众的妖魔化。因此“安之若素”与“甘之若饴”恐怕是两回事。

2005年，威廉王子与哈利王子的手机短信信箱都遭到了黑客攻击。攻击者是默多克旗下《世界新闻报》雇佣的私家调查员。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次非法窃听手机案件涉及了成百上千名受害者。除了众多政客与名人之外，受害者当中还包括一名不幸死于谋杀的十三岁小姑娘米莉.杜勒，以及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爆炸案死难者的遗属。默多克被迫关闭了这家背负168年历史、生平大部分时间都稳居销量第一位的报界老字号。随着公众怒火的爆发，默多克的传媒帝国也遭到了丑闻的剧烈摇撼，许多积年以来令王室成员愤懑不已的记者与报社高管都陷入了丑闻当中。对于遭受窃听、诓骗或者背叛的恐惧深深地根植于温莎家族的心理当中，而且绝大多数老一辈王室成员都曾经吃过亏上过当。贪心或者轻信的王室小辈们曾经经受过公开的羞辱，最高级别的王室机密也曾经被公之于众。就连温莎家族向来倚重的安保警官都被卷进了怀疑的网罗。

鉴于任何主要王室成员都要在公共注视下度过自己的一部分人生，这个问题绝不能一笑了之。但是这并不是威廉王子一个人的问题。爱丁堡公爵与查尔斯王储的遭遇——用嘲讽讥笑取代新闻报道的作法——不仅伤害了他们本人，也伤害了君主制。他们本人以及作为体制的君主制都因此丧失了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精神与灵活弹性。假如英国人当真重视君主制，至少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报道奠定基调的业界大佬们（如今的新闻已经在极大程度上遭到了微博与博客的民主化）必须扪心自问，针对未来国王纠缠不休的作法究竟是否有利于这个国家。“纠缠不休？”读者们可能会发问，“是谁在纠缠威廉王子啊？难道他与凯特不是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吗？”他们确实是。但是假如二十世纪英国君主制的历史留下了任何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那就是公众情绪总会转变，更艰难的时刻永远都会在前方恭候。过去几十年里，英国新闻界一直奉行着自由放任八方混战的原则。但是2011年某些记者与报社高管的举止表现所引发的公众怒火或许能够终止这一切。继君主制、金融城与议会之后，报纸本身也沦为了无情审查的靶子。无论这一局面带来了多少痛苦，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或许就是这个样子的。尊崇上位者的心态以及将私密寡言奉为美德的信念固然有助于未来的国王与女王们生活得更轻松，但是这两者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说威廉王子的父亲与祖父从未警告过他多加小心的话，那才真是奇哉怪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