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本衰人——英国喜剧演员Frankie Boyle自传 -- 万年看客

二十二岁那年我大学毕业，在一家精神病院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这家精神病院位于布里顿附近，马上就要关门了，病人都要打发到社区收容所去。像我这样的临时工负责在精神病院里与病人聊天，带着他们去社区里熟悉环境。精神病院的大楼很破，病人也都没有独立的病房，而是在病床之间拉起帘子形成隔间。到处都是亚麻毡，不仅地面上铺满了亚麻毡，而且离地五尺的墙上也铺得毫无空隙。考虑到亚麻毡的最大好处就是粘上屎尿之后容易清洗，以前这里的环境一定很有趣。精神病院里有些员工已经干了二十年，他们的精神状态比起病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一个来自康沃尔郡的大块头，虎背熊腰活像摔跤运动员。每天早上七点半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为病人放映电视的活动室里，反锁屋门，将十把椅子两两相对拼成一张床，然后一觉睡到吃午饭的时候。

有好些病人其实根本就不该被关进来。他们都是在六十年代遭到收容的，理由包括抑郁症、智商低与酗酒。此外病人当中也有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我最喜欢一个衣装整齐的老头子，经常在腋下夹着一台黑胶唱片机来到活动室里，放上唱片，然后就四肢僵硬地跳起舞来。他舞姿生涩，上身不稳，一边跳一边仔细地打量着屋里的每一个人。其他人都假装他不存在，但是他的唱片上有划痕，因此会循环播放下去。这完全就是意志力的比拼，谁先绷不住就算谁输。还有一位老先生以为自己是超人。他整天穿着紧巴巴的三件套西装，说话的时候总忍不住眨眼打响指吹口哨。我对他的超人幻想非常好奇，有时候也会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一开始肯定不承认，后来才会逐渐告诉我他这是要保护自己的秘密身份。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他没去，我去病房找他，看见他正站在床上张开双臂往下跳。他看见我之后挤了挤眼说道：“这回你知道了吧？”

我也在社区收容所工作过。看到这些曾经在条件如此恶劣的医院里苦熬了这么久的人们如今搬进了环境优美的郊区住所，我心里的感觉真的很舒爽。我的工作包括做饭、打扫卫生以及洗衣服。这些事情我自己在家从来不干，在这里做起来却觉得十分新鲜。我最喜欢晚上在收容所里过夜，陪着大家一起熬夜看电视，一起抽烟，听他们跟我分享各自的疯狂故事。有时候我也会带上他们出去玩，有一个名叫布莱恩的小个子是个紧张症患者。我特别喜欢带他去泡酒吧。他从来不说话，绝大多数时候都只会盯着桌子看。但是偶尔他也会抬起视线冲我微笑，就好像他想听我说话一样。于是我就想起什么说什么，从足球到政治再到我的熟人。如果他心情好，还会冲我微笑点头

有一个周日，有个家伙想去教堂，我就带上布莱恩和他一起去了。此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有些秽语症的倾向，经常捏尖了嗓子说出好些特别不成体统的话来。国教会的法事与天主教会的法事有一点共同之处，就是教士们全都披着基佬紫的长袍。我觉得仅仅从服装品味上来说，教会痛恨同性*恋实在是乌鸦落在猪身上。总之法事刚刚开始这位仁兄就忍不住了，扯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地喊道：“牧师秃头，我有龟头！牧师秃头，我有龟头！”大约听他喊了一个小时之后，布莱恩扭过头来看着我，说出了自从我认识他以来的第一句话：

“这孙子他妈是要疯啊，”他忧伤地说道。

有一项很有趣的理论认为疯狂也是进化策略的一部分，因为疯狂与创造力是一体两面的存在，而创造力则是种族存续的关键。提出这项理论的人显然没有在精神病院干过护工。如果此人曾经不得不花费大半夜时间说服一位裹着尿布的老头不要把一整块合家欢分量的奶酪全部吃完，那么他的理论八成不会这么乐观。

偶尔病人也会逃跑。所谓的逃跑其实就是慢慢走出大门口谁叫也不回来的意思。布莱恩就跑过一次。他走路总是有些哆嗦，他的速度比起僵尸也快不了多少。但是他的身体素质其实很不错，以前他曾经沿着高速公路一路走到沃特福德，被过路人发现的时候双脚的鞋底都已经磨掉了。万幸的是这一次他只是走到了花园最深处而已。最近有个心理学家主张要让患有痴呆症的老年人佩戴卫星导航装置，让他们重拾自由与尊严。我们家的做法并没有这么麻烦。我姥爷自从脖子上套上狗链子之后就再也没有走丢过。当然，他也并没得老年痴呆症。

在这段工作期间我与一帮陌生人同住。我在酒馆里遇到一个贼眉鼠眼的房东，几杯酒下肚之后他就租给我一间房。我的室友是三位夜班电话促销员，全都被成功学洗了脑，把他们那个破烂公司当成了亲爹亲妈，一说话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餐桌上的景象简直就是《学徒》的翻版，我一边听他们自吹自擂今天销售业绩如何可观，一边了无滋味地咀嚼着食物。这三个人的道德水准加起来还赶不上一只猫，猫还知道拉了屎要用猫砂埋起来，他们却将各种坑蒙诈唬的行径当成了往脸上贴金的业绩。好处在于我经常能够一个人在屋里待着，因为他们的老板经常让他们义务加班，他们也经常为了完成业绩指标或者在考核期间刷好感度而通宵不回家。可以肯定，这几个家伙的工作如今都已经外包到印度去了。有一件事我总觉得很好笑：印度抢走了这么多电话服务业务，但是最需要印度人来做的一项电话服务却留在了英国：自杀干预热线才当真应该交给某个家住孟买的穷人来打理。我们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人家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你因为丈母娘要到你家过圣诞节而焦虑吗？人家全家老小都被洪水冲走了。

看护机构里经常能见到一些照顾病人一丝不苟、照顾自己却敷衍了事的人。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的冰箱就像战区一样狼藉。我从没买过被窝，一直用睡袋将就着。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在卧室里摆放了好几个花园地精雕塑当装饰品。我的雇主很喜欢我，因为我经常自愿值夜班。其他同事则不太喜欢我，因为他们都已经成家了，而我只有一间一塌糊涂的廉租房而已。

有一次三位电话促销室友当中的一位恰好与我同一天晚上休假。我在楼上卧室里能听到他在楼下客厅里玩音乐。假如我从客厅出门，那就肯定要与他寒暄到令我作呕为止。于是就像任何一名理智的成年人一样，我决定从卧室窗户钻出去，顺着排水管爬到地面上。结果我刚刚钻出窗户就有热心过路人打电话报警，我刚刚走上马路就被警察逮捕了。我解释了一番前因后果，于是警察反铐着我的双手将我押回了大门口，叫出我的室友与我对质。警察站在一边面无表情地听我在室友面前坦诚自己多么讨厌他，以至于宁肯从二楼窗户跳出来也不愿与他打照面，然后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现场的尴尬气氛简直浓厚得能用刀切开。

从小我就特别害怕警察。我牢牢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妈带我出门，看到十来个警察包夹着一名少年从我们面前经过，那小子吓得全身紧绷，就像一块冲浪板一样被两名警察夹在中间。他的罪名是从路过的卡车上偷了一瓶汽水。话说回来，那辆卡车的目的地确实是警察局的食堂。不过与最近G20峰会的抗议者比起来这家伙还算没怎么吃苦头。YouTube上面警察袭击抗议者的视频简直就像《指环王》里面的删减场景一样。我总觉得只要镜头往上抬一点就会看到英格兰银行大楼顶上有一只熊熊燃烧的眼球。有目击者声称遭到警察殴打的抗议者有率先挑衅警察的举动，那还真是谢天谢地：要是她完全无辜，恐怕早就被警察一枪爆头了。从视频里可以看到，警察挥舞警棍的时候她一直在高呼：“我是女人！”警察一定以为她这是在提醒自己——“哦对了，你是不是想说你个子小、胳膊短、就算还手也打不过我？那我就不客气了。”事后警方再三宣称抗议现场的警察全都受过严格训练，那么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警察能干出什么事来呢？一记头槌把神父撞个脑震荡？

从抗议现场拍摄的视频来看，起码警方并没有偏见，警棍总是一视同仁地挥过去，不管对面是男是女，是抗议者还是过路人。警方发布的每一份报告里“殴打”前面都跟着“显然”，就好像网上的视频都是倒放的，警察实际上是在用裹着粘扣的警棍将自己摔倒在地的抗议者拉起来。如此肆虐的警察暴力丑闻令我怒不可遏，因为互联网上塞满了警察打人的视频，以至于稍微像样一点的毛片都找不到了。

精神病院彻底关门之后我也因为无聊而辞职了。社区护理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带着老头们去打折店买东西。每天和这么多老头一起呆八小时，不用多久你走到哪里就都会闻到隔夜小便的腐臭气味。我在爱丁堡找到了一处教师培训空缺。就像绝大多数做教职的人一样，我也是因为别的事情全都做不了才做教职的。教育体系的讽刺之处就在这里：青少年时期正是人这一辈子最刻薄多疑最喜欢找茬的时期，一群在社会里混得最失败的人们却要负责教育他们。很多受训的教师之所以做这一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也做这一行。警察的情况也差不多。格兰特.莫里森说得好，英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种姓制度国家。

尤其令我痛恨的是，如今整个教育行业都沦为了政治的肉便器。头两天还有人说要在学校里弘扬英国价值观，要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过几天英国首相就要穿着元帅制服进行导弹阅兵了。学校应当拉近自身与年轻人的关系，测试一些真正用得着的技能——例如被人贩子塞进汽车里之后怎样呼救。有报告称在英国每五名青少年当中就有一人有自残行为。省心的说法当然是认为他们都欠揍，但是要是当真动手揍他们反而遂了他们的心意。戈登.布朗还说他既想根除儿童贫困又想根除儿童卖淫，要我说这就叫首鼠两端。每天都有青少年横死在街头，迫使我们不得不发问：他们的手机是被警察拿回家自己用了呢，还是被警察局收集起来统一拍卖了呢？

还有消息称政府打算将申请协警的年龄限制降低到十六岁。我想这些十六岁协警的权限包括用手指比成手枪啪啪乱射以及看见坏人之后威胁要去找他们的家长。雇佣青少年担任协警的决策向所有现任协警发出了一条明确的信息：他们之所以还没有丢掉工作，是因为用来接替他们的猴子还没训练好。一旦猴子们学会了不能在警盔里拉屎，他们就全都要下岗。话说回来，我觉得如今警察行业内部的拼酒风气如此盛行，也只有青少年的新鲜肝脏能遭得住。

我向来反感中学教育将循规蹈矩捧得高于一切的做法。规矩就是铃声，铃声一响你就要换教室，之前无论你学的是莎士比亚还是暗物质都必须放下，铃声响起你就必须跟着大部队转移阵地，因为学知识显然不如守规矩更重要。我有教授英语的资质，因此接触到了很多教师。他们全都是一帮离开体制就没活路的窝囊废，当年就是因为像他们这样没有主见的人太多，希特勒掌权才会这么容易。这些人肉傀儡远比我更加适应学校里的环境。我与学生们的关系向来不错，只是其他老师让我受不了。这些身穿粗呢外套、手拿塑料饭盒的家伙们或许确实有很多人生经验想要传授给你的孩子，但是他们张嘴说不了三句话你的孩子就会打瞌睡。

在暗自意淫了这么多年以后，我终于在担任教师的阶段正式踏上了单口喜剧的舞台。当时我二十三岁，去的是爱丁堡W.J.克里斯蒂酒馆的“站直了”喜剧俱乐部*。这家酒馆的地下室是一家脱衣舞厅，舞厅一角用三合板围出了一块空间作为表演场地。俱乐部的经营者是汤米.谢巴德与简.麦凯夫妇。就算我用最乏味最平铺直叙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为人，你也依然会认为他们是从狄更斯的小说里蹦出来的。汤姆将自己称作“生意人”，后来我才发现在苏格兰这是“老油条”的同义词。简是俱乐部的主持人，每次登台的时候都是元气饱满而且酒气熏人。她不仅会逗人发笑，也能打动人心。

*【The Stand，http://www.thestand.co.uk/whats-on】

有一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来到俱乐部，问他们今晚我能不能上场。汤米告诉我谁也不能说上就上，必须提前预约。我告诉他我们一共来了十个人而且全都买了票，他立刻改变主意允许我登台五分钟。演出空间很窄，只能容纳三十来个观众。一边是卖酒的柜台，演员更衣要去消防通道，卖酒柜台头顶上还挂着一面大镜子，站到台上的人都能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五官怎样因为紧张怯场而扭作一团。

那天我的表演就是一泡污，但是演出本身还算顺利。每一个单口喜剧演员第一次登台肯定都是这样。这一行的关键就在于试错，在于从失败当中总结经验教训，因此第一次登台的效果只可能是一泡污。我的开场笑话是这样的：“我希望我能提前得知有人想要谋杀我。倒不是说我想要逃命，我只是想利用这最后几天的时间做一些特别奇怪的事情，给《犯罪观察》节目的命案情节重建人员找点麻烦。”在正式表演单口喜剧的第一年里，我的所有笑话讲的都是谋杀与断胳膊断腿，由此可见教职对我的神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我原本没打算再回去，可是汤米与简却找到了我的住处，往门缝里塞了一张名片，告诉我保持联系。几个月之后我们就成了一家人，我也在这个坐满醉汉的小屋里当上了主持人。俱乐部的灯光音响师名叫克里斯.库珀，当时二十六岁，但是长得活像六十二岁。都说中世纪的人寿命短，活到五十岁就算高寿，二十六岁已经是土埋半截的年纪了。克里斯看上去就像是从中世纪走出来的一样。他说话嗓音低沉嘶哑，而且相当性感。还有一位什么活都要干的助理名叫迈克，酒量很大，嘴巴很严。将我们这个草台班子维系在一起的关键在于我们全都热爱“站直了”俱乐部，更热爱喝酒、嗑药以及打炮。

我很快发现喜剧演员分两种。一种是外向型，演出结束之后就跑到观众席上呼朋唤友；另一种是内向型，演出结束后就要立刻回家跟老婆报道。前者喜欢跟女观众玩一夜情，后者喜欢勾引俱乐部里的女招待。“站直了”逐渐发展成了两家全时喜剧俱乐部——在全英国都数一数二，一家位于格拉斯哥，另一家位于爱丁堡。我与俱乐部里的酒吧员工形成了近乎共生的关系。演出结束后依然和他们厮混在一起。当真演出的时候他们从来不过来看，因为他们已经看腻了，而我正是相中了他们这一点。我磕的药全都是他们弄来的。为了不辜负他们的好意，我总是有多少磕多少。如果要我设计一个代表喜剧俱乐部酒吧员工的星座，那么就应该是“鼻孔座”。一个硕大的鼻孔高悬天空，毒品已经在里面结了一层硬壳。就算你的笑话再怎么好笑，这个鼻孔也不会抽动一丝一毫。当然，我不想将酒吧员工贬损得太狠，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我多年来的好朋友；另一些人则很有可能在今后成为我的好炮友。

爱丁堡艺术节正式举办的第一年，我们决定“站直了”要在八月份的每一个晚上都举办一场表演，和艺术节打打擂台。艺术节开幕的时候我们已经连续表演了八个晚上，俱乐部的全体成员都出现了重度酒精中毒的症状。到最后我肚子里的牛黄狗宝全都掏干净了，只得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跑到门外的垃圾箱里乱翻，希望能找点灵感。我找到了一副破烂眼镜，于是戴着这副眼镜完成了下半场演出。

后来汤米决定在演出现场卖高档面包卷，为观众们提供下酒菜，好让他们多喝一点。一般观众走进这么破败的地下室之前都想不到，过一会儿自己居然要在格鲁耶尔蛋卷与法式芥末卷之间二选一。汤米全身心扑在了面包卷销售上面，演出本身反倒成了次要问题。有一天晚上面包卷没卖完，于是迈克和我拿了几个送给门口的流浪汉。他根本不明白这些面包卷都是什么口味：

“这个是布里奶酪加鳄梨馅的，”迈克对一脸茫然的流浪汉说道。“那个……布里奶酪就是淡奶酪，鳄梨就是……就是鳄梨。”

我们的举动简直把汤米气死了。“白送给流浪汉？这么好的东西白送给流浪汉？”他吼叫道。我不得不提醒他，他毕竟是苏格兰工党的代理总干事，顶着左派人士的名头，说话还是要注意一点体面，不要动不动就摆出一副“穷逼都去死”的嘴脸。

汤米参加过《厨艺大师》。像这种真人秀节目都会录制一段参赛选手的背景短片。汤米为自己设计的背景是经常在乡间小路上遛狗的登山爱好者，实际上他是一个晚上喝酒白天睡懒觉的爱好者。因此他找遍了爱丁堡的每一位熟人，费尽力气才借来一条狗，又费尽力气说服简和他一起在短片里爬山。我一边喝酒一边看完了那一期节目，感觉就好像异次元的大门在我眼前敞开了一样。其他选手都在尽其所能地装逼，给自己的菜式起了各种花哨的法语名字，不把舌头拧成麻花就念不出来。但是汤米是个闷葫芦，直接就将自己的作品称作“素馅烤饼”。当时戈登.拉姆齐已经是节目评委了，但是还没有获准在镜头前飙脏话。注意看看他的表情就能发现他憋得多么难受。

在苏格兰，我的饮酒习惯并不显得多么出格。其他人都以为苏格兰人特别爱玩爱闹，其实那是爱尔兰人的做派。在爱尔兰人看来我们苏格兰人全都是抑郁症患者。。我发现我越喝越多，我的行为也越来越极端，但是由于我身兼苏格兰人与喜剧演员这两重身份，谁也没注意到我有什么反常之处。老酒鬼的必备技能就是云淡风轻地呕吐，而不是每次呕吐都闹得死去活来。有一天早上我在汤米与简的客厅沙发上宿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看不见了。恐慌了半天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没戴眼镜。在喝到断片之前我隐约记得自己曾经从窗户探出头去呕吐了一阵，眼镜大概就是在那时候掉出去的。于是我探头出去，看到两层楼下面的地面上有一摊呕吐物，一群海鸥正在围着呕吐物大吃特吃，我的眼镜就插在呕吐物中间。这一幕令我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于是五年之后我就戒酒了。

我担任教职的地点是莫尔豪斯的一所学校。这里是爱丁堡最破落的地区，当年《猜火车》剧组还在这里取过景。这座中学里有很多相当聪慧的孩子们。我的校长名叫玛格丽特.赫巴德，是个当真了不起的女性。她率先在苏格兰推行了面向中学生的传媒研究课程，坚持要教育孩子们带着问题看电视，想清楚每一档电视节目的来源与用意。她还曾经在多家小学进行过示范授课，题目是《“邮递员帕特”节目的意识形态解读》教育小学生们如何解析儿童节目的潜台词。上过这堂课的孩子们告诉我，她经常因为背痛难忍而不得不躺在地上讲课，学生们则围坐在她身边。

在这里的工作经历让我真切意识到了“边缘化”这三个字对于许多人来说究竟多么沉重，花团锦簇的主流社会与他们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当然严格说来这里的生活并不算艰苦，但是在过去这里的日子要比现在好过得多。有一天有几个孩子领着我在他们家附近参观了一圈，简直看得我牙都要咬碎了，真没想到这个世界居然就用这么潦草的环境来敷衍他们。这里到处都是精神昂扬的孩子们，可是他们的国家却根本不拿他们当一回事。当然，孩子们也全都不是一张白纸。有一回几个一年级男生跟我谈到了女演员艾拉.菲舍尔。“你喜欢人家是不是啊？”我用我舅舅当年逗弄我的语气跟他们开玩笑。“你还暗恋人家是吧？”有个男生略显困惑地看着我，眨了眨眼说道：“差不多吧，老师。我们其实是想上她。”

下课以及吃午饭的时候是实习老师们的交际时间，我自然也不能免俗。我们这批实习老师里面有三位美女，一个比一个漂亮，每一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我上课的时候经常因为想起她们而不由自主地走神，往往嘴上还在朗诵诗歌，脑子里已经排演起了全套爱情动作片，只有咬紧后槽牙的咯吱声才使得我猛然回过神来。我从来都算不上称职的老师。一想到我这样的货色居然也能成为老师，我就觉得整个世界都乱了套。就算我穿越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家庭主妇的体内，我也不会觉得比我站在黑板面前写大字更奇怪。我的班上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可爱的好孩子。我把剩下那几个不堪造就的刺头的座位安排在了一起，每当我在上课的时候想要放屁，就会不动声色地走到他们身边。无论多么顽劣的学生也想不到老师居然会放屁，因此每次都会像斗鸡一样相互责骂。

三年级的班上有个小个子特别基。当然目前他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但是长大了以后他肯定要走上宁弯不直的道路。有一次我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好运气”。其他学生写得都是希伯尼安队或者哈茨队如何战胜强敌赢得奖杯，或者自己如何彩票中奖。他却交上了一篇四十页纸的中篇小说，情节是一位女性如何在米兰时装界出人头地。她正在设计一套鞋带，同时她的古巴情人正在要挟她与自己上床并且最终得手，在浴室里“狠狠地插了进去”。前面关于时装设计的描写可谓声情并茂，细致入微。相比之下浴室里的情节多少有些应付公事。

实习结束的时候学校里搞了一场才艺展示。我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表演了单口喜剧。这时距离我第一次登台已经过去了半年时间，多少积累了一点经验。现场环境相当混乱，因为小孩子们就像周六晚上的醉汉一样喜欢起哄。任何一名喜剧演员如果没有当面打压过一名十三岁男生就不算见过世面。我毫不留情地声称他还没破处，尽管他的床上经验大概已经比我还多了。大多数其他实习老师都令我感到难以忍受，因为他们身上熊熊燃烧的正能量烤得我精神萎靡，只得整天与少数几个表现最差劲的家伙们厮混在一起，一边吸取他们身上的衰气来滋养我自己，一边盼望着实习早点结束。

当时我就很讨厌教师培训，但是如今的教师培训更糟糕。政府打算让金融从业者接受教师培训，这帮人上课的德性可想而知：“好比说我没有苹果，你有三十个苹果，你把苹果都给我，苹果就都归我了。哈哈哈你们这帮穷鬼！你们的苹果都是我的啦！”然后他们就会揣着四百万个苹果的奖金安然退休。有些学校雇佣夜店保安在老师请病假的时候维持课堂秩序。要是学校能像夜店一样不允许穿球鞋入场，那么课堂秩序肯定会好很多。要是学校也像夜店一样不让长得丑的学生进门，校园环境还能得到更大改善。

我的最后一段实习安排完全是一场大失败。科室里的老师全都不欢迎实习生，因此谁都不跟我说话。对此我感到非常舒适。我最喜欢的消遣就是跑到其他老师旁边大肆安利我正在读的迈克尔.摩考克小说——其中包含大量嗑了迷幻药之后才能想出来的情节——而他们则不得不假装我不存在。这部小说里架空了一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世界，大英帝国凭借飞艇技术覆盖了全世界。办公室里唯一一个愿意跟我说话的人是一名同性恋采菊贼。几经纠缠之后我终于发现了能让他回避三舍的语句：“我认为你是一名同性恋采菊贼。”

这里显然不是完成实习的最佳场所，于是有关部门将我打发到了一所小学。我总觉得小学老师不算正经工作，无非就是监督一帮小孩在白纸上乱涂乱画而已。就算没有老师盯着，他们照样会在白纸上乱涂乱画。此外小学生特别轻信，你说什么他们都能当真。我一直强忍着没有告诉他们，万圣节的面部彩绘其实是犹太人在二战期间为了躲避纳粹追捕而发明的：“指挥官先生，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老虎人……那边那个是蜘蛛人。”

如今都说小学教材要修改，好让小学生更熟悉博客、podcast、维基以及推特。我说这么做纯属脱了裤子放屁。如今的小学生坐在电脑跟前比起NASA科学家还得心应手。唯一有资格教育七岁小孩玩电脑的人就是八岁小孩。更新课程的另一个问题在于信息技术进步太快，等到如今的小学生毕业的时候，推特大概就像渡渡鸟一样绝种了——或者说就像MySpace一样绝种了。学习信息技术早晚要取代读历史书这样的癖好。有人可能会觉得惋惜，但是别忘了下一代人将不得不面对赛博战争的威胁。当铺天盖地的巨型机器蜜蜂军团来袭时，懂得如何下载电磁脉冲干扰器图纸的人才能活，只知道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多少年的人就要死。

事实上在小学当实习老师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愉快。全班同学都宽宏大量地忍耐了我这样一个根本不会画画的白痴满教室乱转，对他们的画作指手画脚。不过每周一次唱赞美诗的时候我都要缺席，并不是因为我本人不信教，而是因为班上有个男生的父母都是耶和华见证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异端侵染，于是我就承担了看护他的任务。礼堂里上百个稚嫩的声音齐声歌唱耶稣的时候，这个戴着酒瓶底眼镜的小家伙则缠在我身边不住嘴地询问我过去的各种经历，我的回答从来没能将他吓倒。他一直跟我说他扔球特别厉害——后来我才发现体育才能确实是某些人基因自带的本领——于是有一次我们趁着别人都去唱圣歌的时候偷偷溜到了教学楼后面的空地上，周围半英里都没有房屋。我眼看着他手臂一挥，球就像火箭一样扑向地平线，然后我们就依稀看见了一片玻璃碎裂的反光。我们对视一眼，耸了耸肩，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事就用不着外传了，咱们就假装这事不存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