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 女王登基六十年 -- 万年看客

立宪君主最重要的政治职责就是在现任首相辞职或去世之后任命新的首相。在女王统治的早期这件工作格外难做，因为当时保守党的惯常做法并不会选举新任党首，而是等待新任党首“自行出现”。1953年6月，依然因为不愿退休而气得同事们无可奈何的丘吉尔遭受了一场特别严重的中风。他立刻就被静悄悄地护送出了唐宁街十号，回到了位于肯特郡查特韦尔的私宅去恢复元气，尽管没几个人认为他这回还能缓过来。同年夏天，英国上层阶级的报业大亨们在查特韦尔的草地上一边散步一边商定了一场新闻封锁。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英国人都不知道首相失去了行为能力。女王自然比一般臣民更了解情况，饶是如此她还是亲自给丘吉尔写信，希望他的中风病情“并不太严重，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康复”。丘吉尔的情况的确一度不容乐观，但是他还是凭借着非凡的意志力大致恢复到了很不错的程度，还通过摸索自己的胡茬以及自己打领结来监测自己的恢复情况。最后他终于接受了女王的邀请，强撑病体来到了唐卡斯特赛马会现场，之后又前往巴尔莫勒尔做客。 在这两处地点，在场人群都爆发出了高声欢呼——很难说究竟是为了女王还是为了丘吉尔。同年10月，他在马盖特举行的托利党党代会上进行了发言，直到1955年4月才最终辞去首相职务。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一方面自然是骄傲作祟，另一方面也是担心后继无人——丘吉尔差一点就将新任女王卷入一场政治危机当中。在1953年8月他卧病在床的那个沉寂且漫长的夏天里，哈洛德.麦克米伦意识到丘吉尔将会以加冕之后的各国巡游为借口再次推迟辞职时间。尽管女王也可以通过发电报的方式来解散议会，但是万一保守党内部对于丘吉尔继任者的人选问题相持不下，女王并不能及时出手调解，尽管在麦克米伦看来这种情况其实是“极少数君主依然能发挥作用的危机之一”。级别最高的托利党人也因此忧心忡忡，并且开始讨论他们当中的四五个人是否应当组团游说女王，让她向丘吉尔施压。一贯忠实于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1）认为“只有一个人……能劝说他辞职，这个人就是女王。”也有人咨询了拉塞勒斯的意见，但是他觉得这一招不好使：“如果她当真这么说的话，他肯定会充满魅力地回答道：‘陛下，您能如此体贴真是太好了’——然后就非常有礼貌地将这个话题拨到一边……国王要是还在世的话兴许能成，可惜他已经不在了。”

倘若真有人请求女王去亲手终结英国最伟大战时领袖的政治生命，女王一定会陷入极其难堪的处境。丘吉尔是所谓“大象首相”当中资历最老的一员——所谓大象首相就是指那些经过战时岁月磨练的资深老人们，他们在内心深处隐隐将女王当成了女儿辈分的小姑娘，尽管他们未必总会因此而善待她。丘吉尔、艾登与麦克米伦都可以划归这一类别（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要另当别论）。这么别扭的君臣关系还要再等十年才能有所突破。直到哈洛德.威尔逊于1964年当选的时候，女王的局面才会得到改观。假日丘吉尔提前几年就急流勇退的话，其实对英国更有利。毕竟他已经无力承担首相职责了，而艾登也能多积累几年政治经验。但是指望女王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解决这样的难题未免有些强人所难。别忘了，如果真有人求她的话，谁也不敢说她就能干出什么事来。多年以后有人评价道，能够让温斯顿爵士担任自己统治期间的第一位首相一定感觉很不一般。女王回答道：“哪有的事！就属他最不讲理。”

不管怎么说，她并没有向丘吉尔施压。丘吉尔每次觐见女王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他每次都会穿上晨间礼服，戴上高顶礼帽）。根据他的说法，两个人主要谈的是赛马与马球之类的话题，此外他们还会一起针对任何冒犯女王地位的行为表示愤怒。1953年11月《每日镜报》的一条大标题质问道《为什么不向人民开放白金汉宫呢？》。这篇文章尤其气得丘吉尔火冒三丈。同年2月的时候，莫兰勋爵记录了一场很有趣的对话，当时他向丘吉尔抱怨上院可能遭到废除，但是首相大人并没有流露出多少同情心。“上院对他毫无意义。对于温斯顿来说，英国的历史、情怀与国运完全是由王室体现出来的。他看着女王新近拍摄的一张照片，她一身素白，戴着长筒白手套，一脸灿烂的笑容。‘多可爱啊，’他喃喃自语道，‘她还是个小家伙呢。我真怕他们把她逼得太紧了。她现在干得挺好的。’”尤其令丘吉尔心花怒放的是，1954年6月，女王将他封为了嘉德骑士。

不过丘吉尔对于女王丈夫的态度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一位老男人对于小姑娘的迷恋以及相伴而生的妒意恐怕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不过丘吉尔的确早就看着菲利普亲王的家庭不顺眼了。他曾经指责蒙巴顿勋爵要为失去印度负全责。这项荒诞不经的指控提醒着我们，丘吉尔的历史观念当中存在着多么硕大的盲区。他认为蒙巴顿在政治上总体偏左，这项指控倒是不算荒诞。根据私人医生的说法，丘吉尔曾表示自己既不喜欢也不信任菲利普亲王，只希望他不要祸害这个国家。有一个敏感问题最能集中体现丘吉尔对于菲利普的强力反感，这就是英国王室的姓氏问题。

这个问题还要追溯到乔治五世创建温莎王朝的时候。1917年，乔治五世并没有想到英国王位还会传给另一位女王及其后嗣，因此也就没想到温莎这个姓氏将会因此遭受怎样的命运。早在女王开始统治之前，法律专家的意见认为，就像其他家庭一样，女王子女也应当采用父亲的姓氏。菲利普亲王对于自己的蒙巴顿姓氏倒是不算特别在意，因为这个姓氏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发明。他建议自己的子女不妨改姓爱丁堡甚至爱丁堡-温莎。但是他的确希望得到承认。在乔治六世葬礼前夜，蒙巴顿一家在布罗德兰兹庄园举行了一场晚餐派对。席间蒙巴顿勋爵挑起了话头，夸口道目前统治英国的是“蒙巴顿家族”。现场有一位热切的保皇派传统主义者汉诺威的奥古斯都亲王（2），他把这句话传达给了乔治五世的遗孀玛丽王太后。气愤的王太后向首相提出抗议，丘吉尔立刻就站在了她这边。

1952年3月6日，内阁举行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哈洛德.麦克米伦这样写道：“可怜的丘吉尔，他一直以父辈的态度对待女王，这件事一定对他打击很大，他对于未来也一定更加担心了一点……”麦克米伦认为这件事的总后台就是玛丽王太后，她更喜欢温莎这个姓氏“以及这个姓氏对于王室家族真正本土英国特质的强调。显然，公爵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与绝大多数面对强势岳母的男性并无二致，只不过他所处环境的特殊性格外强调了这一点……而且他很有可能已经听说了我们对他的政治立场抱有疑心。”他们的确怀有疑心。改变王朝姓氏之类看似平淡乏味的问题掩盖着更深一层的政治潜流。托利党的大臣们害怕蒙巴顿与菲利普叔侄二人正在暗中盘算发动一场不动刀兵的宪制政变，潜移默化地推动女王建立某种联合——以及更加偏左的——君主制。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这种想法，但是战后的菲利普在人们眼中的确相比传统王室成员更加倾向工党。4月3日，丘吉尔接到回报称女王同意让自己的子女继承温莎姓氏。根据女王的私人秘书拉塞勒斯的描写，丘吉尔当时站在女王面前的派头活像是《大宪章》签署现场的贵族。麦克米伦在日记里刻薄地写道，尽管“这件事情很令人痛苦……但是女王配偶及其家族的影响力这么早就遭到当头痛击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不幸的是，这群掌权者组成的小集团根本没有顾及菲利普亲王的个人感受，而且这次事件造成的创痛似乎很久都没能消退。据说女王也因此感到很受伤，菲利普亲王在新家庭里的身份更是因此遭到了质疑。他曾经很有名地抱怨道，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该死的变形虫一样”。女王可能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站在父亲的记忆与大臣的观点一方反对自己的丈夫，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都非常难看。事后她也试图进行补偿，在1955年2月发起了另一场内阁会议，讨论是否可以将自己的丈夫尊称为“英联邦亲王”——但是加拿大与南非对这个头衔很不感冒。此外内阁里的苏格兰成员也否决了丘吉尔提出的“英格兰亲王”头衔。麦克米伦记述道，女王“依然渴望为爱丁堡公爵争取几个独特的头衔”，因为仅仅就这样光秃秃地将他称作“亲王”未免有些“太马基雅维利了”。

这件事就这样得到了不甚圆满的处理。女王继续对丘吉尔尊敬有加。当他最终离职的时候，她与爱丁堡公爵一起为他在唐宁街十号召开了欢送晚宴。直到1970年哈洛德.威尔逊离职的时候，英国才出现了第二位获得此等殊荣的首相。日后随着丘吉尔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消息接连传来，女王主动提出要在丘吉尔去世后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为他举行遗体瞻仰仪式。正如丘吉尔生前以平民身份在众多贵族当中鹤立鸡群一样，他也将会是唯一一位在身后享受到这等待遇的平民。

这段时间对于菲利普亲王来说很不好过。女王希望他能接手近卫步兵第一团团长（Colonel of the Grenadier Guards）的职务。女王自从少女时期就承担了这一角色并且对其十分珍惜。但是一位特别粗鲁的中校带头挑事，决不让这支队伍落到“该死的希腊人”手里。再次受伤的菲利普亲王再次安静地做出了让步，转而成为了威尔士近卫团团长（Colonel of the Welsh Guards）。后来他的儿子成为了威尔士亲王，按年龄也应该接手领导威尔士近卫团的工作了。于是有人提议不妨还是让菲利普担任近卫步兵第一团团长。换一个心胸稍微狭窄一点的人肯定会让他们戴着熊皮帽子滚到一边去。但是菲利普不仅欣然接受了这项提议，而且直到今天都一直是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名誉团长。但是姓氏问题依然还会造成很多麻烦。关于菲利普亲王的地位问题直到2011年才算板上钉钉。这一年九十岁高龄的他获得了此前一直属于女王的最高海军上将（Lord High Admiral）头衔。

内阁继续在许多看似次要的王室问题上花费了大量讨论时间。在战争期间站在德国人一边的汉诺威的奥古斯都亲王为了争夺财产试图以1705年的一份法案为依据主张自己的英国公民身份。内阁得知，出于某些晦涩难懂的理由，假如这项主张得到认可，实际上就等同于剥夺了蒙巴顿一家的法律地位。根据麦克米伦的记述，如果这件事仅仅牵涉到蒙巴顿勋爵本人，那倒是并不要紧，“反正海军元帅全都是王八蛋。”不过他的弟弟菲利普斯勋爵有可能会因此失去上院席位，“不过那家伙本来就是个混蛋，所以人们都觉得无所谓。”上层阶级当年的尖酸氛围由此可见一斑。这个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根据1705年法案，菲利普亲王显然一直都拥有合法的英国公民身份，蒙巴顿当年为了让他入籍而采取的各种手段根本没有必要。

与此同时，菲利普亲王忽视了自己的失败，并且活力十足地开始了自己身为王夫最成功的一段时光。在这一时期，他总能成为各种民调当中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而且很有可能担任更重要的角色。他全身心地推动着商业与科研活动管理的效率提升，担任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主席，而且在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公开演讲当中，他毫不客气地斥责了英国工业的颟顸平庸，嘲笑了死活不松手的工会保守主义，鼓动人们迸发出更多活力。1961年，菲利普亲王曾经著名地质问道，为什么英国工业陷入了衰落，他认为这是一场国家级的失败，“足以与任何军事失利相提并论……先生们，我认为现在是伸手实干的时候了。”

很多忧心忡忡的经济观察员都很认同这段分析。将近十年之前，经济事务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奥利弗.斯迈德利（3）就曾经警告称，“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假如我们的精力、闯劲与适应性继续受到陈年虚饰以及中央控制式计划经济的桎梏”，英国肯定幸存不下来。十年来，针对低效率的工会举措以及限制个体企业发展的企业联盟的批评愈演愈烈，以至于干脆登上了电影银幕。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包括1951年的伊灵喜剧《白衣男子》（6）以及1959年博尔廷兄弟导演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7），后者的主演彼得.塞勒斯在参演《狗腿子》节目的时期也曾经是温莎家族最喜欢的喜剧演员之一。在新闻界，在高端杂志与自由市场学者的圈子里，一直有人在反复鼓吹更激进的财富观念：基于共识政治的“巴特斯克主义”（Butskellism）与衰落主义一直都不缺乏与其作对的异见人士。

菲利普亲王的演讲使得很多人都相信他是个活力充沛的现代人，有能力将陈腐凝滞的现状搅动起来。的确如此。因为失去蒙巴顿姓氏而感到的不快并没有阻止他将白金汉宫的各种陈年定势拉出来加以考察，此外他也很重视局外人对于君主制存在意义的质疑。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这些活动并未惹恼他的妻子，尽管她比他在本能层面上更加偏向保守（不等同于偏向保守党），而且还占据着远远更加明确的公共地位。菲利普亲王真正缺乏的是一套能让他施展手脚的专属机制，从而为他的充沛能量提供分布更广泛的发力抓手。他的工作致使他只能一辈子充当评论家与演说家（他的演说水平确实不错），偶尔当个名誉主席——但是永远当不了执行官。他的长子这些年来也受困于同样的两难处境。

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在菲利普的演讲当中总有一丝“跟我冲”的感觉。当时英国工业继续蜿蜒下行的趋势还不明显。业界巨头联合利华依然还在进口美国的工业与商业技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在五十年代末的研发经费超过了英国所有大学的总和；休.弗雷泽（4）与杰克.科顿（5）这样的铁腕大亨正在零售业与房地产业攻城略地；钢铁与汽车工业基于“大即美”的原则结成了同盟，第一条高速公路即将开通。金融城的作风的确有些颟顸，但是此时也正在试图重新主张自己的国际角色，很快就要在欧债市场上大显身手。英国并没有丧失发明创造的能力。比方说1959年亚历克.伊斯哥尼斯就设计制造了思路激进的迷你车；此前的1956年，曾经的雷达研发人员克里斯托弗.科克勒尔还发明了气垫船。人们对于英国在工业与科学领域的差劲表现感到担忧与愤怒，而菲利普亲王则成为了这种情绪的代表声音。由于日后他有过很多欠妥当乃至不着调的言论，人们显然已经遗忘了他早年提出过这许多明智意见。甚至就连哈洛德.威尔逊的工党都抓住了对于效率与改善管理的时兴热情，将其当做了工党的施政主题。在担任王夫的头二十年里，言辞犀利而且广受欢迎的菲利普亲王具有着很强的存在感。

但是并非所有抨击霉腐的批评家或者现代化的支持者都能得到人们的欢迎。比方说有这么两个人，一个人是名声相对不显的约翰.格里格，后来成为了奥特林厄姆勋爵，另一个人则是满脸皱纹的著名记者马尔科姆.蒙格瑞奇。他们俩在同一时期针对君主制发动了火力猛烈的攻击。格里格撰写了一篇原本默默无闻的文章，后来得到了主流报界的宣扬。他在文中攻击了女王的演讲能力，抱怨她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假装小大人的女学生，学校女子曲棍球队队长……”而且她的说话方式“令人脖颈作痛”。蒙格瑞奇则在1957年女王与公爵即将访问美国的前夕在一份美国杂志上攻击了所谓的王室“肥皂剧”，抱怨王室成员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帮面目可憎的保守派贵族。其实他的攻击对象主要还是英国媒体膝跳反射式的甜腻君主主义，但是这篇文章却被刊登在了质疑女王存在必要性的大标题之下。大同小异的各路媒体很快就炒热了这条新闻。回头看来，这件事的古怪之处并不在于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他的言论或许的确粗鲁无礼，理直气壮地表达了一群少数派的观点，但是英国毕竟是个自由国家，不能因此就堵住别人的嘴。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于这些文章的愤怒反应。格里格与蒙格瑞奇遭到了威胁、谩骂、嘲讽与袭击。批评女王在当时依然是不可接受的行径。

但是英国已经踏上了弯道。尊崇恭敬的旧习惯正在日渐消散——这方面的社会变化多多少少受到了女王的第二任首相的灾难性任期的加速。就个人层面而言，王室很熟悉安东尼.艾登。他在一战期间作战英勇，在丘吉尔反对绥靖主义的时候担任过他的副手，此外还是二战期间的外交大臣。1934年他被指派为掌玺大臣，并且在前往白金汉宫接受任命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只有七岁的伊利莎白公主。当时乔治五世正好憋着一肚子火气。社会主义者斯塔福.克里普斯不仅发表了不少反君主制评论，还宣称自己针对“白金汉宫影响力”的攻击并不指涉国王本人。国王向保皇主义者艾登大吐苦水：“他说白金汉宫不等同于我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倒想知道白金汉宫里还有谁？他说得难道是听差吗？你没听见这家伙说到了8月份要进行大选？他算什么东西，凭什么就能决定这种事？真他妈有脸说。”后来到了1947年，在战后紧缩年代最严峻的时期，艾登在下院里一直是君主制的积极拥护者。当时下院里面有人主张应该仿照北欧各国的榜样削减英国王室的规模，艾登则一贯反对这种做法。

1955年，他也成为了一名大象首相，尽管比丘吉尔更年轻，象牙也更光洁。艾登作为丘吉尔继任者的资格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因此女王基本上没有卷入具体交接事务的危险。二战期间他一直位于政府顶层，在国内人望极高。尽管他的首相任期将会是当代英国历史上最短促最糟糕的一届，差点就将女王牵扯进在她统治期间潜在危险最严重的政治乱局当中，但是在他刚刚入主唐宁街十号的时候女王并没有什么理由不去尊敬他与喜爱他。丘吉尔与其他托利党人在私下里都担心他体质太差。假如女王广泛地听取一下保守党内部的意见，她恐怕会惊讶地发现托利党内还存在着支持另一名候选人拉博.巴特勒的强烈呼声。

本书篇幅有限，因此苏伊士运河事件的细节在此就不再赘述了。反正这也是战后英国历史上被人研究得最透彻的事件之一。关键事实在于，埃及新领袖纳赛尔上校在亲英国的傀儡国王倒台之后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而运河又是欧洲各国运送石油与货物的命脉。英国政府说服了法国与以色列提供一个回避国际法的借口，以便入侵埃及。根据艾登的如意算盘——具体计划是英法以三国大臣与部长们在巴黎郊区某别墅举行的秘密会议上敲定的——以色列要首先对埃及动手，这样英法两国就可以打着“隔离交战双方”的旗号进行干涉。

最要命的是，美国被排除在了知情人圈子以外，很快美国就针对英国发动凶狠的批判。艾登眼中的纳赛尔是一个小一号的阿拉伯希特勒，一个必须加以迎头痛击的煽动家。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眼中的纳赛尔则是富有远见的解放者。在英国国内——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艾登的看法得到了压倒性的接受。毕竟他曾经是反对绥靖主义的干将，全国人民都会本能地相信他的声音。但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很快就冒了出来：英国的干涉做法是不是业已过时的帝国主义的体现呢？难道不应该将此类事务留给联合国这位新任国际警察来处理吗？政府是否公开了全部真相呢？英国的行为算不算侵略呢？这些问题先是在自由派报纸上与下院工党议席上冒出头来，然后很快就发酵成了大规模街头抗议。英国就此遭到了分裂。

即便在当时也有很多人怀疑艾登究竟说没说实话。为了把自己的算盘打下去，他不得不向议会撒谎，甚至向自己手下的大臣们隐瞒真相。这种做法之所以为女王造成了巨大的隐患，是因为人们全都假定她看过了来自唐宁街十号、外交部与特情机构的全部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揭示了当时的事态吗？不好说。许多军情六处的高阶成员、内阁大臣与大部分白厅工作人员都被小心翼翼地隔离在了阴谋圈子以外。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在手下官员的帮助下，艾登完全有可能在觐见女王的时候向她隐瞒真相。在事态最紧急的那个月份里，他一共觐见了两次。这种做法对于运作良好的宪制君主而言简直是大逆不道，尽管并非难以理解：一方面是为了使自己免于尴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女王。另一种可能则是女王从一开始就是知道这个危险真相的少数人之一，并且明知艾登在撒谎却一言不发。哪一种情况才是历史事实呢？

女王自己的班子也因为苏伊士事件而陷入了分裂。女王的私人秘书迈克尔.阿迪恩（8）就像他的祖父斯塔福汉姆勋爵（9）一样是一位传统的保守派。他支持艾登，也支持对埃及动武。但是此外两位助理私人秘书马丁.查特雷斯与爱德华.福特（10）持反对立场，这两人在二战期间都曾在中东服役。多年以来一直有谣言称女王本人以及菲利普亲王也反对入侵埃及。1977年史学家罗伯特.兰西在纪念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的著作当中明确提出了这项主张。同时身兼《周日泰晤士报》写手一职的兰西通过蒙巴顿勋爵的引荐获得了大量内部资料。蒙巴顿一直希望这样一本书能够面世，在兰西的创作过程中也为他提供了很多帮助。兰西这样写道：“在朋友与亲属面前，伊利莎白二世对于1956年10月与11月之间以她的名义所作出的一切决策表现出了货真价实的惊讶。”要么她“也是面向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更不用说议会了）——的战略欺诈活动的一部分，要么她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也上了当。”兰西的最后结论是女王当时并不清楚苏伊士事件的全部真相。书稿流传开来之后气坏了艾登，因为他很清楚欺君指控的严重性。

艾登认为兰西一定是听信了蒙巴顿的说法，并且坚称女王“很清楚我们当时正在干什么。”已然身患癌症的前任首相当时在伊顿养病，他决定与蒙巴顿当面对质一番。此时蒙巴顿在他口中已经成为了“老糊涂”与“骨子里的谎话精”。从温莎赶过来的蒙巴顿在日记里写道：“我从未打算过要否认这种事……是作者本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我当时的回答足够老练，不至于导致书中呈现的特定主张。”艾登与当时他手下的外交大臣塞尔文.劳埃德向兰西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更改自己的说法，但是他一直没有改口。蒙巴顿的确是兰西的信息来源，的确是他告诉兰西女王并不清楚攻击苏伊士运河的基础是英法以三国合力营造的骗局。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蒙巴顿究竟是不是在信口开河？这是女王告诉他的吗？还是公爵呢？

当时有一件不为人知的重要事件：蒙巴顿在苏伊士事件期间曾经打算辞去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只是因为当值掌管海军部的海尔什勋爵（12）坚决不允许才作罢。女王当时肯定知道这件事，这一点也使得很多人坚信女王当时肯定知道艾登的图谋，至少也知道情况非常不对。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来，1957年当艾登拖着病体前往桑德林汉姆向女王辞职的时候，女王的确表现出了深切的悲哀情绪，并且向他授予了伯爵爵位。事后她几乎立刻就给他写了一封慰问信：

亲爱的安东尼：

你知道我对于你上周的辞职有着怎样深切的感受。你也知道我对你究竟多么同情。我们的国家终于看到了国际局势的天空即将放晴的希望，但是命运的悲剧转折却恰恰在此时击倒了你……在过去的一周里，关于你在下院的表现以及你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成绩，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也写了很多。我非常迫切地想让你知道，你的君主高度珍视你在这段动荡时期留下的业绩，并且永远不会遗忘。

艾登的回信同样感情外露：

毋庸讳言的是，我向来期待每周的觐见，因为我知道我能从陛下您那里获得明智且无偏私的看法，这也是我们这片国土的声音。多年以前，鲍德温曾经告诉我，首相是全世界最孤独的工作岗位……不过由于陛下一以贯之的同情与理解，我并未感到如此孤独。

写下第一段文字的女王显然并没有因为自己被人蒙在鼓里而愤怒，写下第二段文字的政治家显然也并没有因为蒙蔽女王而感到难堪。艾登担任首相期间觐见女王的时间长度总是高于平均水平，而且极其不同寻常的是，女王还在艾登下台以后应邀造访过他的私宅。1994年，反对苏伊士运河作战的查特雷斯为这桩悬案提供了新的拼图碎片。他在接受彼得.亨尼斯录音采访的时候说，女王非常关注苏伊士运河事件，非常担心“这件事情根本上的欺诈本质，以及法国与以色列的合谋……此外她也很担心这一行为……可能影响英联邦与美国的意见”。查特雷斯这里说得是“法国与以色列的合谋”，而不是“英国与法国以及以色列的合谋”。这种说法很有意思。毋庸置疑，蒙巴顿、艾登以及女王的私人班子都想保护她。这三方面也都理解，她对于政府的所作所为拥有至高无上的宪制知情权。

笔者认为，女王应当知道苏伊士事件的内情，但是艾登刻意向她隐瞒了计划当中最令人尴尬的部分，以便在出问题的时候——后来也的确出了问题——不至于将女王拉下水。尽管女王并未做出任何直接表示，但是她想必也很欣赏这种做法。苏伊士危机表明，立宪君主一不小心就会卷入首相秘密炮制的灾难性计划。这件事也暗示着，至少当年女王在首相觐见期间主要还是以倾听与同情为主，并不会多么积极地进行质询或者提出警告。倘若当真如此，这倒也符合她一贯谨慎的个性。来类似的情况下，他的爷爷或者儿子很可能会坚持获取进一步信息，从而与类似筹划更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无论结果好坏。

早期几位首相对女王进行的政治教育接下来就受到了艾登继任问题的考验。女王自然会首先听取建议，得知哪一位托利党人在党内最得人心，最有可能在议会当中获得成功，然后将其任命为首相。但是1957年的时候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作答。谁也不好说托利党究竟想要什么人。各家报纸，包括那些与保守党圈子关系密切的报纸，都认为最终的大奖要落在拉博.巴特勒手里。艾登本人也倾向于巴特勒。但是哈洛德.麦克米伦也是一位很被人看好的候选人。当时的情况并不能随便任命一位保守党，并且指望政府继续运转下去。苏伊士危机重创了议会与国家。托利党陷入了分裂，苏伊士危机的结局使得托利党人们既愤怒又尴尬，指责的矛头到处乱戳。美国人，媒体，艾登本人以及苏伊士行动的反对者都纷纷中枪，而巴特勒也反对过苏伊士行动。这一回白金汉宫可不能站在台下袖手旁观了。

有两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个人是女王的私人秘书阿迪恩，另一个人则是罗伯特.盖斯科因-塞西尔（11），第五任索尔兹伯里侯爵，王室家族之友，维多利亚女王最后一任首相的孙辈。他本人也是一位长期任职的保守党大臣，曾经在1938年因为反对绥靖政策而辞职，后来又在丘吉尔手下工作过。塞西尔家是英国的政坛豪族之一，目前的索尔兹伯里侯爵论及出身背景可谓显赫之极。尽管女王并没有正式咨询艾登的意见，但是她的确问过艾登如何调查保守党内部的意见。艾登建议她任用索尔兹伯里来解决问题。阿迪恩是一位老资格的廷臣，也是斯塔福汉姆勋爵的孙辈，自从1936年就在白金汉宫工作。他的政治本能非常老派，还有着腹黑而又忠诚的性格。在服侍乔治六世之前，他曾经在加拿大担任过特威兹穆尔勋爵——也就是著名悬疑小说《三十九级台阶》的作者约翰.巴肯——的侍从武官（他的儿子后来则成为了查尔斯王储的私人秘书）。阿迪恩通知了索尔兹伯里——此前他刚刚花了三天时间与王室家族在桑德林汉姆一起打猎——让他在党内打探一下风声。索尔兹伯里叫上了时任财长的基尔穆尔勋爵（13）。他们两个决定，这件事情最妥善的解决方法就是挨个询问内阁成员究竟更支持巴特勒还是麦克米伦。时任党务总长——一位名叫泰德.希斯的年轻人——将会汇报托利党后座议员的情绪，党主席奥利弗.普勒则会去调查总结基层党员的看法，从而为内阁民调的结果提供参考。希斯与普勒都没有进行民调。这样做合乎规矩吗？显然的确如此。基尔穆尔告诉索尔斯伯里，在下一任首相人选的问题上，奴王可以接受任何她觉得合适的建议，“她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等待党内会议与选举的结果。”

这一切导致了战后英国议会历史上最著名也最为人反复描述的场面之一：内阁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被领进了枢密院办公室与索尔斯伯里面谈。除去两三个人以外，其他人都选择了哈洛德.麦克米伦。代表后座议员的希斯与代表基层党员的普勒也更倾向麦克米伦。与此同时，女王询问艾登是否也应该听一下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平素更喜欢巴特勒，但是真到了关键时刻又是另一回事了。索尔斯伯里陪同着这位重量级人物来到了白金汉宫，丘吉尔是被人用轮椅推来的，下半身还盖着米字旗图样的毯子。他也表态支持麦克米伦。整个过程进行的相当快。1957年1月8日星期二，艾登来到桑德林汉姆禀告女王自己要正式辞职了。两天后的中午，麦克米伦来到白金汉宫，接受了女王的首相任命。

几乎所有研究这场托利党内乱的人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尽管最终结果令报界大为惊讶，也有悖于艾登自己的倾向，但是麦克米伦显然是更好的人选。巴特勒曾经是个绥靖主义者，这个污点在五十年代中期依旧事关重大。更重要的是，人们觉得他在苏伊士危机期间首鼠两端，没有体现出完全的忠诚品质。人们认为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全国各地，巴特勒在托利党内的死对头都比麦克米伦更多。而麦克米伦的确尽快地包扎了保守党的流血伤口，并且令人刮目相看地重新振作了托利党的士气。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尽管索尔兹伯里侯爵出身于贵族家系，也是王室家族的密友，但是他基本上从未掌管过主要的政府部门，而且很久以前就失去了民选政客的身份。让他这样的人采用如此老派的方式来替换首相的确非常古怪，而且也难免使得很多人对于英国的治理方式产生了质疑。

（1）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Wilson,_1st_Baron_Moran

（2）http://en.wikipedia.org/wiki/Prince_Ernest_Augustus_of_Hanover_(1914%E2%80%931987)

（3）http://en.wikipedia.org/wiki/Oliver_Smedley

（4）http://en.wikipedia.org/wiki/Hugh_Fraser,_1st_Baron_Fraser_of_Allander

（5）http://en.wikipedia.org/wiki/Jack_Cotton

（6）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301079/

（7）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9976/

（8）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Adeane,_Baron_Adeane

（9）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Bigge,_1st_Baron_Stamfordham

（10）http://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Ford_(courtier)

（11）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Gascoyne-Cecil,_5th_Marquess_of_Salisbury

（12）http://en.wikipedia.org/wiki/Quintin_Hogg,_Baron_Hailsham_of_St_Marylebone

（13）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Maxwell_Fyfe,_1st_Earl_of_Kilmu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