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 女王登基六十年 -- 万年看客

大约在十五个月之前，一位衣冠不整而且颇有才气的的《旁观者报》记者亨利.费尔利撰写了一片专栏文章，题目是盖.伯吉斯与唐纳德.麦林恩这两位人脉广泛的叛国者。他在文中杜撰了“上层阶级”这个词，用来描述英格兰社会的权力施行情况。这一次的托利党首相继位事件表明，一个由各路大佬们组成的神奇小圈子依然还在像洗牌那样随意掌控着社会的运作，在威斯敏斯特背后牵引着一根根操纵动作的丝弦。“上层阶级”的确是一个强有力的理念，但是当时已经过时了，而且也并非完全正确。宫廷依然还在举办贵族少女的社交舞会。在阿斯科特赛马会以及王室园林派对上，高顶礼帽、燕尾服与军装依然遍地可见。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内阁成员当中互结姻亲的伊顿公学校友数量多得令人瞠目。麦克米伦经常与贵族朋友们前往巴尔莫勒尔与桑德林汉姆打猎。有一次女王提出在访问印度期间不妨打两头老虎玩玩，这番话激起了一阵媒体界的敌意，使得首相颇感意外。在金融城，圆顶礼帽与手杖伞仍然是标配。白厅内部依然沿袭着半军事化的等级体系。在BBC员工群体当中只有女性打字员才会留长发。但是上层阶级的阶级本能与内在凝聚力都正在崩解——其实这两者从来都不算特别强大。就像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即便是看上去水泼不进的家族圈子也会毁于内斗。比方说索尔斯伯里就是一贯不信任菲利普亲王的旧贵族当中的一员。

现在他又插手了另一场高度敏感的温莎家族困局。这个问题开始于加冕仪式当天。早已将实情猜到七八成的记者们注意到，玛格丽特公主十分亲密地为彼得.汤森上校整理了一下礼服翻领。英国报纸对于这件事勉强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但是纽约的媒体却迅速刊发了女王的妹妹可能不日即将喜结良缘的新闻。加冕仪式结束后十二天，一份主打三俗路线的英国周日报纸《人民报》也以皮里阳秋的的笔法刊登了这条新闻。新闻在字面上将这件事斥为无稽之谈，因为“一位王室公主，排序第三位的王位继承人，居然打算与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这种事情简直无法想象。”尽管这段文字的用意十分龌龊，但是却提出了一个切实的问题。离婚在当时是严重的社交与道德耻辱。根据古老的《皇室婚姻法案》，直到1955年夏天玛格丽特公主满二十五岁之前，她都需要姐姐的批准才能结婚：换句话说还得等两年。而谨守宪政规程的女王又需要政府的认同。女王会作何选择呢？英国政府又会作何选择呢？

汤森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皇家空军战斗英雄。他于1944年来到白金汉宫担任乔治六世的侍从。他在战争期间结过一次婚，但是这场婚姻并不幸福，不久前他刚刚离婚。1947年，年轻的玛格丽特公主在出访南非期间看上了他。尽管他比公主年长十六岁，两人还是很快相爱了。在举行加冕仪式的1953年年初，他将这一情况知会了女王的私人秘书拉塞勒斯。大惊失色的拉塞勒斯将汤森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一顿，说他要么是心肠坏了，要么是脑子坏了。丘吉尔也同意拉塞勒斯的说法。于是汤森就被粗鲁地打发到了比利时，接手了一份皇家空军案头工作，让他远离活泼好动且决心饱满的公主。他在比利时等待着局势变化，满心以为只要玛格丽特公主年满二十五岁，两人就可以不受约束地成婚。但是等到1955年10月，索尔斯伯里告诉自己的内阁同僚，他决不能接受女王的妹妹嫁给离过婚的男人——尽管汤森的确是离婚当中的无过错一方。玛格丽特公主的婚事需要内阁批准，而且假如当初索尔斯伯里把这件事情闹大并且提出辞职的话，必然导致内阁分裂。于是上院诸公们基本上就废掉了这桩婚事的一切指望。

是遵循成例还是另辟蹊径呢？爱情与宗教孰轻孰重呢？报界陷入了分裂。走大众路线的报纸以及左翼报纸支持玛格丽特公主的婚姻自由。艾登则告诫公主，假如她一意孤行，将会失去自己的继承顺位与王室年俸的额外补充部分，而且还必须搬到国外生活。这个最早由流行报纸捅出来的故事现在得到了《泰晤士报》的总结陈词。10月24日《泰晤士报》刊发社论，认为既然女王是全社会的“普遍表率，在她的身上国民们能够看到自身的理想形象，而且家庭生活也是国民理想的一部分，因此女王的家人也有体现国民理想的责任”。玛格丽特公主最终在压力面前选择了让步，宣布“鉴于教会关于基督徒婚姻必须牢不可破的训诲，以及我本人在英联邦当中应尽的义务”，自己不会嫁给汤森。这件事对她造成了特别沉重的打击。日后她告诉朋友，她尤其责怪拉塞勒斯与丘吉尔害得自己经历了这一番折磨。此后她的心态再也没能完全恢复平和。当然，谁也不敢保证假如她当真嫁给汤森的话就一定会幸福。但是反对这场婚事的人们简直就像野猪一样凶横，他们主张所谓规矩的态度不仅残忍无情，而且多少有点傻气。

女王在这起事件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了解当事人的早期传记作家们相信她与妹妹的困境拉开了距离，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并且特别小心地回避着选边站队。从当代角度看来她的做法很奇怪。毕竟汤森是女王与菲利普亲王的熟人，他们俩都很喜欢他，也希望他和玛格丽特公主都能幸福。难道她不应该更坚定地支持自己的妹妹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她认为自己首先是女王，其次才是姐姐。两年前她在加冕仪式上向教会与全世界宣誓，她要奉行最高标准的基督教家庭生活价值观。她是真心这么说的。她不能忽视自己的主教与大臣们的意见。女王自然并不缺乏个人情感，但是同时她也受到责任的牵扯。而且在她的生平当中，责任的力量总是比感情更强大。万幸地是，汤森事件再也没有重演过。人们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离婚逐渐得到了英国社会的接受。现代君主制总是摆出一副“理想家庭”的架势，但是这次的事件却呈现了不祥的早期预警迹象。真正的家庭总是乱七八糟的。个人感情并不总能稳妥地得到抑制。新闻界追逐猛料的渴望几乎总会帮倒忙。

战时的爱国主义与审查制度强化了谨言慎行的旧习惯，但是如今的报界早已厌烦了循规蹈矩，手脚也越来越放得开了。玛格丽特的婚事未遂早早地敲响了警钟。1956-1957年之间的冬天，菲利普亲王决定单独乘坐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在英联邦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访问。消息一经传出，报界纷纷猜测女王的婚姻也出了问题，迫使白金汉宫不得不发布官方声明：“女王与爱丁堡公爵婚姻产生罅隙的猜测纯属不实。”这项声明的用意固然是好的，但是却过于笨拙，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菲利普亲王也因为报纸报道而气愤不已，他愤恨地向朋友们抱怨过这一点，而且他对于新闻业的看法也越来越怀疑了。这个原本外向乐观、喜爱自我辩白的人逐渐养成了先入为主的戒心，走到哪里都觉得自己会遭人误解。对于英国君主制来说，他的性情转变是一项重大损失，但是大概也没有别的办法。新闻界不可能长期维持恭敬的态度与自我审查的习惯。新闻界是一个油水丰厚的巨大市场，各家报纸都在你死我活地相互拼斗，同时还越来越担心电视行业将要大肆瓜分他们的利润，因此在猛料面前谁也没有收手的心思。

不管怎么说，认为王室成员永远也不会再次行为不端或者所爱非人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将一厢情愿当做君主制的构建基础是很危险的。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国王与女王们的故事永远不会像乔治五世与乔治六世倡导的所谓“家族君主制”那样一味伟光正。史学家一贯喜欢在王室历史当中发掘丑闻。那么女王是不是应当利用她在这一时期的公众支持来反思一下家庭价值观与个人道德作为当代君主制核心支柱的地位呢？这话说来容易，但是倘若当真放弃了这两者，她又有什么合适的替代选项呢？她要怎样推进新理念呢？毕竟当时她是一位幸福的母亲与妻子，在家务事方面全然顺从菲利普亲王。汤森事件之后，她的家庭似乎再也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了。这是一段纯真的时光。

但是政界可是从来都不曾纯真。索尔斯伯里是一名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他与麦克米伦在去殖民化问题上撕破了脸皮，又成为了右翼团体周一俱乐部（1）的第一任主席。到了同年的复活节，索尔斯伯里因为不满意麦克米伦应对塞浦路斯危机的方式而提交了辞呈。他觉得麦克米伦对待叛军首领马卡里奥斯三世大主教的态度不够强硬，并且致使麦克米伦回想起了历史上的情节：“只要朋友或同事陷入真正的危机，塞西尔总会在背后捅他们一刀。”麦克米伦一行人第一次造访巴尔莫勒尔的时候，索尔斯伯里也是随行人员之一。这次会面似乎进展得并不太顺利，麦克米伦试图对女王进行说教，对于菲利普亲王的印象也不太好：“他反对英国成为有核国家。我很不喜欢他的口吻，就像一个油腔滑调且刚刚接触到社会主义的大学生。”麦克米伦的这番话说得很可笑：首相显然曾经被菲利普亲王冒犯过。菲利普亲王尽管总是小心翼翼地秉承着无党派立场，但是平时说话的口吻并不像左派，而更像是主张自由市场与发展商业的激进右派。

麦克米伦成为了女王统治期间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首相。经历了丘吉尔与艾登执政时期的大起大落之后，她终于有余力与麦克米伦结成了更长久且相对而言更平等的关系。某种意义而言，他是女王手下第一位“正常的”首相。早在1955年，女王为了理解政治事态而付出的刻苦努力就为时任外交大臣的麦克米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令他觉得有些诚惶诚恐。当时女王正在研究伊拉克问题。“我竭尽所能地向她解释了当时的局势，并且尽力避免使她感到厌倦。就像她的父亲一样，她也显示出了对于事件细节与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她肯定认真研读了提交给她的电报。”有迹象显示他经常令女王感到厌倦。有一次他阴郁地向女王提到自己可能要被迫辞职，但是女王却“并不特别惊惶”，使得他感到很受伤害。但是无论女王在私下里作何感想，两人的工作关系发展得还算不错。麦克米伦向女王呈交过很多长篇公文，并且经常提到女王阅读公文的态度多么细致，对于他所面临的问题抱有怎样深切同情的理解。阿迪恩鼓励他在每周觐见结束后留下来小酌两杯，而麦克米伦也一直尽可能地在细节方面讨好女王。正如前文所见，为了妥善解决涉及菲利普亲王头衔与王室姓氏的棘手问题，麦克米伦的确出力不小。

尽管英国依仗着新近购买的核武器依旧试图维持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并且还在欧共体的最初实验性阶段骄傲地保持着距离，但是在海外，“变革之风”还是席卷了英国的大部分非洲属地。1959年就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伊安.麦克劳德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将大英帝国的剩余部分进行了一场清仓大甩卖。在这个问题上，女王直接挑明了自己的立场。1961年，女王是否应当出访加纳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女王则在其中显现了崭新的坚定个性。在夸梅.恩克鲁玛的领导下，加纳在1957年成为了第一个赢得独立的黑非洲英联邦国家，尼日利亚也紧随其后宣布独立。女王其实早就想访问加纳，但是上一次访问安排因为她的第三次怀孕而遭到了推迟，致使恩克鲁玛大失所望。但是现在恩克鲁玛已经在加纳共和国建立了个人化的反民主独裁统治。这一事实针对英联邦的存在目的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英联邦究竟应该是团结在女王名下的民主国家联盟呢，还是无论成员国如何表现都加以接纳的大家庭呢？1961年，施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因为不满意麦克米伦的去殖民政策而宣布成为共和国，就此脱离了英联邦。但是很多黑人国家在人权与民主方面也面临着与南非类似的问题。许多认为民主制度高于英联邦兄弟情义的英国政客希望女王取消出访。麦克米伦则担心万一这个问题拿到下院来讨论的话，他恐怕会失败。

但是女王已经下定了决心非去不可。根据麦克米伦的说法，女王告诉他“她是女王而不是傀儡”，假如政客们可以命令她不得履行她眼中的职责，那么她“就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了”。传记作家朗福德夫人（2）记述道，女王辩称取消这次出访可能促使加纳倒向苏联。“要是我不敢去加纳，然后赫鲁晓夫去了并且得到了热情接待，我看上去有多傻呀！”在女王出访前夕，加纳首都阿克拉遭遇了恐怖主义炸弹袭击，炸断了恩克鲁玛雕像的双腿。恩克鲁玛的应手则是组织了一场异见人士大搜捕。换句话说，除了政治困局以外，女王的安全也面临着切实的风险。她还是去了，并且在当地演讲当中主张英联邦大家庭应当求同存异，还与恩克鲁玛共舞了一曲。加纳当地媒体盛赞她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君主”。国宴上空置着许多座椅，原本都是为铁窗后面的反对党领袖们预备的。

尽管女王显现了对于自身安全淡然处之的态度——日后这项特质还会得到反复体现——以及将英联邦置于第一位的坚定决心，但是她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核心症结。或者说她的解决方式在很多人看来都不甚满意。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各人层面上，“家庭”内部的问题处理起来都难免要手下留情。作为一个立意高远的组织，英联邦务实地接纳了好几个野蛮且不民主的政权，而不是剥夺它们的成员身份。就像家长应对失足青少年的态度一样，英国的理由也是最好与这些国家保持密切联系，便于对其施加影响。但是严厉之爱与绥靖妥协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呢？麦克米伦放弃帝国架子的做法虽然至关重要，但也迫使女王陷入了更困难的道德选择当中。尽管英联邦内部四分五裂——有些成员国正在日益趋向共产主义者治下的莫斯科而不是君主制的伦敦——但是她依然在努力将自己打造成真正的英联邦首脑

麦克米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总能维持端庄体面的外观，同时为了适应天差地别的不同环境而在水面以下拼命踢蹬双脚。尽管在明面上他总是装出一副从容不迫的派头，但是私下里他一定给女王带来过很多坏消息与惊人的消息，这还没有算上“变革之风”：比方说英国为了维持核打击力量而与美国人进行了尴尬交易；南非脱离了英联邦；美国与苏联令人心惊胆战地对峙在铁幕两边；英国制造业急剧衰退；贸易平衡与通货膨胀问题屡屡复发；英国一而再申请加入欧共体的央求遭到了戴高乐总统令人颜面扫地的否定回答；国内政客深陷于性丑闻与间谍丑闻，等等。对于女王来说，这一切无疑造成了在她统治期间最艰难的一段适应时期。加冕仪式之后人们曾一度乐观地认为一个全新的伊丽莎白时代即将到来，如今这股乐观情绪已经像海浪尖端的浮沫一样在嶙峋冷硬的海岸上拍了个粉碎。

为了安全地维持君主制的存在，女王将不得不对其加以变革。菲利普亲王对她的帮助很大。经历了奥特林厄姆勋爵与马尔科姆.蒙格瑞奇等局外人针对君主制壅塞凝滞的攻击之后，他的改革理念似乎得到了强化。他积极主张开放白金汉宫举办午餐会与晚餐会，让女王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1957年的宾客名单包括钢琴家蜜拉.海丝，工党议员以及日后的首相吉姆.卡拉汉，长跑健将克里斯.布雷谢，伊灵喜剧的制片人迈克尔.鲍肯，《经济学家》主编唐纳德.泰尔曼，著名诗人约翰.贝杰曼以及知名女星乔伊丝.格伦菲尔。如果说这样做的用意是将宫廷推向更加消息灵通且更加平易近人的方向，那么女王的步幅并不算很大。不过对于那些习惯了她父亲的宫廷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还是太激进了。接下来女王又主动出手，废除了充满贵族阶层虚饰的社交季节仪式。在这场仪式当中，初次进入社交场合的少女们要来到白金汉宫，身穿白色丝质长裙，坐在镀金的椅子上，等着宫务大臣传唤她们到女王面前见礼。而女王则端坐在宝座上，头顶上撑着大红色的帐幕。这项仪式一直延续到了1958年才被女王正式废除。这一年白金汉宫在三天时间里招待了1400名贵族少女。为什么是这项仪式而不是君主制的其他陈年习俗成为了改革对象呢？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交季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血统论贵贱的婚姻集市，阶级意识过于强烈，实在令人难堪。另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个仪式当时已经沦为了笑柄。一贯刻薄的玛格丽特公主曾经刻薄地评论道，“伦敦城里随便哪个小浪蹄子都能过来插一脚。”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有一项意义更为重大的改革：女王勉强同意每年上一次电视。长期以来BBC一直抱有这样的打算，菲利普亲王对此也表示支持。他说服了自己的妻子，利用电视而非广播来进行每年的圣诞致辞。这其实是一场赌博。她的父亲曾经将广播话筒当做刑具，而女王则觉得在摄像机镜头面前发言非常别扭。面对自动提词机，只有具备机敏伶俐的表演本能才能出彩，而女王恰恰欠缺这一点。但是这场赌博还是取得了成功。六十年代早期，全英国几乎一半的人口都会收看女王的电视致辞。圣诞致辞成为了女王与英国国民直接沟通的重要渠道。尽管她的绝大部分发言内容都缺乏惊喜，千篇一律，总是洋溢着适度乐观的风格，但她还是会与菲利普亲王一起反复推敲文稿。她的致辞也经常能登上头条。即便在她的致辞没有登上头条的时候，上百万英国人依然将她的致辞当成了不可或缺的圣诞节组成部分，当女王在电视上致辞的时候，有些观众甚至还会在荧屏前面肃然起立。

当时英国正在经历着飞速的转变，相比较而言这些改革措施的步伐其实并不大。女王的顾问们是否拖了她的后腿呢？对于旧式宫廷当中自得自满缺乏想象力的气氛，奥特林厄姆勋爵与马尔科姆.蒙格瑞奇的批判并非无的放矢。指望白金汉宫走在时代的前方的确不太讲理，但是在现实当中白金汉宫却远远地落在了变革氛围的后面，而且尽管菲利普亲王一直在率先垂范，但是白金汉宫并没有迎头追赶时代的觉悟。身处关键岗位的廷臣如今都年事已高，办事风格谨小慎微，与女王的世代距离太远，与社会上的年轻人更是隔了好几层。女王的本能往往是静待建议而不是主动推进变革。当时的政客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在此时的英国，乔治五世与乔治六世的幽灵已经无法胜任女王的向导了。内阁大臣们同样没这个本事。麦克米伦需要女王来充当平衡局面的争议手段之一，而且他也很喜欢在女王面前扮演叔父长辈的角色。但是女王早晚需要超越他。

麦克米伦的辞职与艾登相比还要更加混乱难看，尽管的确比丘吉尔更利索。1963年夏天，将间谍丑闻、谎言丑闻与性丑闻一锅烩的普罗富莫事件将麦克米伦政府打击得颜面丧尽，只剩下了招架之功。曾经依靠欺骗与蛮力领导托利党的麦克米伦在党内面临着日益高涨的叛乱情绪。同年10月，他被诊断患有良性前列腺肿瘤，无法小便，而且痛感越来越强。医生认为必须开刀做手术。他对于自己的病情采取了最悲观的看法，并且下定决心必须马上辞职，因为肿瘤可能癌变，而且术后康复也需要时间。不过这一回，的确出现了好几位值得认真考虑的候选人。

这一回的候选人依然包括拉博.巴特勒，不过也包括民望甚高的海尔什勋爵；此外还有三颗政坛新星，分别是雷奇.毛德林、爱德华.希斯以及伊安.麦克劳德；最后还有一位看似圈外人的休姆勋爵。由于麦克米伦的确诊时间恰好赶上保守党在黑潭市举行党代会，各位候选人自然难免在广大党员面前竞争一番。巴特勒大概是内阁的第一人选，不过麦克米伦却想阻止他。在爱德华七世国王医院的政府官员专用病房里，麦克米伦将休姆叫到病床前劝说他参选，然后又让他将自己决定辞职的消息带回党代会。与此同时在黑潭市，海尔什一不小心出了洋相，惹怒了好几位保守党大佬。他们认为他的自我推销手段粗俗不堪，完全摆不上台面。打着麦克米伦亲信旗号的休姆趁机开始拉拢支持者。这样一来如何阻止巴特勒就成了下一步的问题。这时候麦克米伦的运作将女王也牵扯了进来。

党内意见调查的结果（今天的人们普遍认为这次调查只是走形式而已）表明，党内各派对于休姆勋爵的支持都出现了令人惊讶的高涨。他也曾经是绥靖阵营的一员并且因此而蒙受污名，但是现在人们都将他当成了可爱的温和派以及温文尔雅的贵族成员。麦克米伦通过阿迪恩安排女王到医院探望自己——这一幕呈现在了电视摄像机与全世界媒体的面前——以便亲自递交辞呈并且就继位者问题向女王提出建议。他在病床上给出的建议是女王应当将休姆召唤到白金汉宫，询问他是否愿意组建新政府。他在彻底或者系统性地征求全党意见之前，麦克米伦的表态就清楚明确地为休姆盖上了王室的认可印章。听说这件事之后，许多最有才干的托利党党员——包括艾诺.鲍威尔与伊安.麦克劳德——都想要以巴特勒的名义扯旗造反，不打算在休姆手下做事。但是眼看着到手大奖再次被人夺走的巴特勒却没能咬牙挺住。或许是出于有些过分的忠诚心，他拒绝参加其他人的抗议。于是乎麦克米伦就这样比艾登更成功地搞定了继任问题。女王自然听取了首相的建议。但是她是不是被人当枪使了呢？我们不能忘记她还只是一位试图从年长男性那里获取建议的年轻女子——这些男性都是他父亲的同辈。后来的一位传记作家本.皮姆罗特（3）这样写道：“当她听到召见休姆的建议时心想：‘感谢上帝。’她很喜欢亚历克——他是个老朋友了。他们经常讨论养狗与打猎的话题。他们都是苏格兰地产阶层出身，就像校友一样是同一类人。”

放弃了贵族头衔，成为下院议员的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原本以为自己是众望所归的候选人，结果却发现自己不得不说服一大帮困惑或者愤怒的同僚接受自己——而且有些人他根本说服不了。休姆是一个直率、温和且贵族出身显而易见的苏格兰地主，平时喜爱垂钓鲑鱼，射猎松鸡。在六十年代，他这样的人已经很难算得上是选战当中的正资产了。休姆的确是王室家族的密友之一——尤其与王太后出身的鲍斯-莱昂家族关系密切。廷臣们也将他视为自己人。当时女王并未因为自己起到的作用遭受直接指责，但是托利党内部乃至全国的民意对于内定结果的作法确实怨气甚重。很可能正是因为女王在1963年选择了休姆，哈洛德.威尔逊才能在次年堪堪赢得选战。

伊安.麦克劳德在《旁观者报》上发动了最有说服力的攻击，指责麦克米伦经营了一个由伊顿校友组成的“魔法圈子”，正是这个圈子的密谋剥夺了巴特勒成为首相的希望。他认为这次事件集中体现了英国政治生活的一切陈腐弊端。比女王更狡猾的麦克米伦毫不留情地将女王当成了实现个人目的的伪装。将休姆传唤到白金汉宫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女王特权。无论是在事前还是在事后，麦克米伦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一直在无休止地强调这一点。女王的参与彻底粉碎了巴特勒抗拒事态发展的可能性。当然，就个人而言女王与首相继位一点关系也没有。无论是她本人，还是阿迪恩，还是白金汉宫里的任何工作人员，都没有关于候选人的问题发表过任何个人意见。摆在他们面前的也仅仅是既定结果而已，只不过伪装成了逢迎上意的建议。年轻的女王本应得到年长政客的保护，但是却遭到了他们的利用。但这种事已经是最后一次了。这次凶猛却短暂的风暴此后再也没有重现过。各党派将会以更加合乎规矩的方式选择党首。政客们将会对她的声誉展现出更加真诚的关照。而女王本人也将会变得越来越狡猾。

（1）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servative_Monday_Club

（2）http://en.wikipedia.org/wiki/Elizabeth_Pakenham,_Countess_of_Longford

（3）http://en.wikipedia.org/wiki/Ben_Pimlo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