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hn Cassidy：互联网骗局 -- 万年看客

经济的不确定性并不是唯一让投资者心烦不安的因素。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因素就是看似永无止境的企业贪婪与不义的披露。总部位于休斯敦的能源公司安然成为了第一家露馅的公司。2001年10月16日，公司承认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曾经安排公司进行合伙投资，在这笔投资的款项交割过程中产生了5亿4400万美元并未从公司收入当中扣除的的税后费用。到了11月，安然又宣布在1997年到2001年之间公司将自己的收入夸大了超过50亿美元。作出这些声明之后，安然的股票价格随即崩溃了。债权人再也不敢向安然借钱了，2001年12月2日，安然宣布破产。

单独看来，安然的垮台以及安然高管挪用上亿公款损公自肥等等内幕的揭露已经足以令人惊骇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许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快速扩张的公司也纷纷爆出了各种金融丑闻，例如泰科电子、环球电讯以及世通公司。到了2002年夏天，当局开始调查美国国内声名最显赫的几家大公司的商业活动是否正当，其中包括花旗集团，GP摩根，美国在线以及时代华纳。甚至就连家政女王玛莎.斯图尔特也被卷进了丑闻当中，因为她在一位朋友的公司宣布坏消息之前不久出售了这家公司的股票。

直到安然垮台之前，绝大多数投资者都对美国商业体系诚实透明的本质抱有基本的信心，哪怕他们自己的股票组合遭到了沉重打击。绝大多数人都只会抱怨自己盲目从众，尽管他们也很乐意大力抨击华尔街分析师将他们领上了错误的方向。但是当安然与其他公司的内部交易曝光之后，许多美国人都觉得自己沦为了狡猾骗局的受害人。就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样，企业的内部人士利用了自己的特权地位，从外部人士身上大肆剪羊毛。成百上千万得不到内线消息的普通投资者既不能在IPO当天买到原始股，也无法在崩盘之前将自己的股票及时脱手。

这幅图景并不算完全精确——许多内部人士在股票市场崩盘的时候也遭受了沉重损失——但是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事实来滋养公众的怀疑与厌憎。《金融时报》研究了1999年到2001年之间的25家主要破产企业，发现这些公司的高管总共获取了33亿美元的薪水、奖金、抛售股票收益以及期权收益。环球电讯的加里.温尼克名列榜首，他在公司其他股东血本无归之际将5亿1240万美元装回了家中。就连老牌观察家们也对这些大型公司高管损公肥私的程度感到惊骇。“企业经营简直成了一场竞争游戏，比的就是你能往个人兜里装多少钱。”2002年夏天，曾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这样告诉《纽约时代》。这一年早些时候，沃尔克曾经试图拯救安然的审计公司安达信事务所，但是没有成功。安达信遭受起诉并且很快就关门了。“企业的贪婪远远超过了1990年任何人所能想象的程度。传统道德标准荡然无存。如今的商业文化只看你能挣多少钱。”

要说起弄虚作假的细节，这些公司可谓各有千秋。但是一切丑闻全都与这个国家刚刚经历的繁荣与崩溃循环密切相关。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很多年前就指出，金融骗局与公众对商业人士的不信任都具有循环性质。“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比较放松，更容易信任别人，金钱也很充足。但就算金钱再充足也总有人想要更多的钱。在此类环境下，贪腐侵占的比率也会上升，贪腐得到披露的比率则会下降，于是贪腐迅速增长。”反过来说，一旦泡沫破裂，投资者与审计人员就会开始询问棘手的问题，此前各种不法行为的细节也逐渐浮现出来。“人们眯紧双眼，怀疑地审视着金钱。任何经手金钱的人都被视作唯利是图之辈，直到他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为止。”

安然的垮台尤其彰显了这一模式，尽管安然并不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但在其他方面却的确是一家无与伦比的泡沫公司。安然总裁杰弗里.斯基林经常夸口声称安然并没有多少工厂与机器之类的实体资产。安然的商业模式完全基于所谓的“人力资本”，也就是员工的脑力与积极性。安然的许多员工都是出身沃顿与斯坦福的年轻MBA。在九十年代后期，媒体评论家、商业智者以及华尔街分析师都将安然公司当成了新经济动态的典范，尽管这家公司起初只是一家汽油管线铺设公司而已。1999年安然公司设立了交易宽带传输能力的部门。公司高管声称，随着互联网使用继续扩张，这项业务到2005年将会增长到5000亿美元。就像安然公司大肆鼓吹的许多其他数据一样，这个数据也是凭空编出来的，但是投资者们似乎并不介意。2001年初，他们大肆庆祝安然终于成为了互联网公司，将安然股票市值推上了将近700亿美元，其中一半都要归结于新兴的宽带交易部门。其他电信通讯公司早已铺设了足量的光纤线缆，以至于现在美国带宽供给严重过剩，想要将带宽白送出去都很困难，更不用说销售了。在2001年前九个月安然的宽带部门整整亏损了3亿5700万美元，这笔损失被掩饰了起来，直到公司垮台前不久才得以曝光。

随着丑闻逐步揭露，一度曾经将泡沫吹胀的同一批媒体现在又号召人们进行报复。小布什政府很清楚这些指控多么逼近大型企业，因此不得不采取行动，成立了一家跨机构企业欺诈特别工作组。司法部向公众展示了好几位遭到指控并且戴上了手铐的高管，尽管他们畏罪潜逃的危险非常小。时任财政部长、曾任美铝公司总裁的保罗.奥尼尔也加入了呼吁复仇的行列，声称只要有哪个高管滥用了公众的信任，“我们就应当在最高的树枝上将他们吊死。”民众对于贪婪高管的怒火如此高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情绪很方便地忽视了贪婪的投资者们在繁荣破灭循环当中扮演的角色。只要股票价格继续上涨，许多美国人都愿意装傻。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忽视了企业不法行为的刺眼证据。早在九十年代后期美国就有多家大型企业爆出过审计丑闻，例如直销公司胜腾集团，小家电公司Sunbeam，还有美国最大的垃圾处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但极少有投资者去询问这些案例究竟是个案还是普遍模式的一部分。找出答案并不会多么费事。

胜腾集团，Sunbeam与Waste Management都是旧经济公司，但是就像许多互联网与科技公司一样，它们也为自己设定了不切实际以至于很难完成的盈利目标。这些公司的高管大多都被赋予了巨额股票与期权，因此面对着两难的局面。如果他们公开承认这些盈利目标不切实际，投资者就会抛弃公司股票，他们的期权也将会遭受沉重打击。与其面对如此灾难性的可能，这些高管宁肯诉诸审计手法，让公司的账目看上去比实际情况更加健康。

采取可疑审计手段的公司当然绝不仅限于这三家。胜腾集团将营销成本之类的日常开支也划作了资本投资，从而使得这部分成本可以在多年内逐渐抹去而不是立刻就从收入当中扣除。经营长途电话业务的世通公司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没有及时入账的成本总金额达到了60亿美元。Sunbeam在零售商催货之前就将货品发送过去，并且将已发送货品算成了已售出货品。环球电讯用另外一种手段虚报了自己的收入。他们并没有拉拢真正的客户来采用自己的网络，而是与其他正在苦苦挣扎的电信公司交换了容量，并且将此类交易视作销售额。Waste Management先后支付了好几笔公司重组费用，然后又偷偷将其中一部分已经销账的金额算进了收入里。身为贝尔母公司的后裔以及美国最受钦佩的公司之一，朗讯科技在收入增长停滞的时候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但是审计花招的效用毕竟是有限的，2000年初，朗讯宣布未能实现华尔街预计的1999年第四季度盈利额度。一天之内朗讯的股票就下跌了25%。这一天标志着朗讯股票开始了令人惊诧的滑坡。两年半之后公司股票的价格就跌到一美元以下，

朗讯并没有受到任何不端行为的指控，但是合法审计手法与非法审计手段之间的界限往往很微妙。《财务诡计》一书的作者霍华德.施利特认为，“朗讯教会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一条道理：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这些蓝筹公司就像小公司一样惯于在审计方面玩花样。”事实上绝大多数大型公司都在夸大自己的盈利。在1996年第四季度到2000年第四季度之间，标准普尔500公司报道称自己的每股盈利能力从38.73美元上升到了54.78美元，盈利能力下跌的公司一家都没有。但是绝大部分增长都是泡影。为了计算GDP，商务部每年都会追踪各家企业的盈利情况。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全国企业盈利在1997年达到了大约8000亿美元的峰值，然后就迅速下跌。到了2001年，美国企业的盈利水平依然远远低于1997年。

投资者们更喜欢关注企业界发布的虚假但是积极的数字，而不是政府发布的真实但是令人丧气的数字。如果他们的作法颠倒过来，股票市场恐怕好几年前就崩溃了。华尔街迎合了这场自欺欺人的表演并且从中渔利颇丰，但最主要的获益者还是通过股票期权盈利的公司高管们。根据咨询公司Pearl Meyer & Partners的统计，1998年美国最顶级的200位公司高管当中有一半人接受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期权，平均价值是3100万。鉴于这些期权包裹的尺寸，只有特别勇敢的CEO才会向投资者说真话——公司盈利受到了挤压。像这样的企业界政治家很少见。用格林斯潘的话来说，更常见的企业家都希望在为时已晚之前“收割”自己的股市盈利。